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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28 19:30:5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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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的项羽

    

    菜九最早看到上面的这首宝塔诗,是在一个自称“乌江耻学鸿门遁”的网友的帖子里。后来发现网名江东子弟兵/楚舆楚狂/白登之围/诺*思/肺吸虫/张家传人/项王项王奈若何/项籍/尝观项籍并刘季/爱的错过331等等网友的帖子里都有这个宝塔诗,看来想搞清楚这个作品最初的创作者为谁几乎没有可能了,但项羽深得众心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而且并不是一般的深得众心,那绝对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应该是一种深入骨髓、浸透灵魂之爱。有一种力量叫真诚,这种对项羽的爱正属于有力量的真诚,正因为其发自肺腑、强烈浓郁,所以显示出穿透力极强的震撼力量。我们还可以推想,沉浸在这种爱里的人,既一往情深、无怨无悔,而且也一定是充满了幸福感的。这些人可以看做是无数对项羽顶礼膜拜之极者的代表。我们甚至能够说,这样的超级粉丝是可以完全为项羽而生、也完全可以为项羽而死的。这样的评估,有上面的文字垫底,应该不算是夸张离谱。菜九引此作为开篇,倒不是因为这个宝塔诗好得妙至毫巅,而是受到这种真诚的震撼。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堆砌,它是世世代代无数人的浩渺心思郁结,通过一个可能是年轻学生的人之笔墨,表达出来的无限景仰之情。因此,绝不应简单地将此宝塔诗视作为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闲来无聊捣鼓出来的东西,而是被深深感动激动之余,不可遏止的沸腾热血的自然流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忠诚表白。试想,满怀激情,又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花了相当大量的时间为一个死了两千多年的古人一吐心声,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没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贯注其中,又岂能办到?这也充分印证了那句话,即“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地活着。”后者的所谓活着,即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里。

    在历史的长河里,确实有不少人永久地保存在民族的记忆里,其中自然少不了项羽。而这类永久保留在民族记忆中的人数一多,就难免要排个座次。依菜九的菜鸟见识,如果要争夺排名第一的位子,在那个庞大的人群之中,可能也仅有项羽可以有资格跟孔夫子一拼高下。如果体味一下上面的那个宝塔诗流露出来的激烈情感,我们还真不方便直接把孔夫子排在项羽前面呢。所以说,作为一个永远在人们心坎上活着的人,两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的地位还非常过硬呢。

    可不是吗?自从乌江边上的一场血战,宝马赠乡亲,头颅赠故人,项羽结束了其威武雄壮的一生,也永远地进入了历史的深处,时不时地泛现在人们的心头。从宋代的小女子李清照的“作人杰,为鬼雄”,到今天势力歌手屠洪纲的“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项羽就是这样刚猛霸气地活在了所有不同时代的人们心里。从李清照算起,时间差不多过了一千年,喜欢项羽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一点在网络时代更加突出。仅举含有喜欢项羽成分的网名来看,就数不胜数,例如项籍字羽、战神项羽、我的最爱项羽、人杰*鬼雄、垓下一梦、项王二十八从骑、爱项羽大哥、霸王部将、情断乌江、≮霸王项羽≯、霸王de项家军、神佑项羽、项营死士、我是项迷、王不过霸、英雄项羽、项王归来、一腔霸王血、项羽★再世、生当人作杰,等等等等,这只是菜九在百度项羽吧里随意搜索便找到的一大串丝毫不假掩饰的项迷,未找出来的应该更多。从这些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项羽是何等的深得人心。可以断言,如果项羽真能转世重生,相信这些人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追随他。以项羽拥有如此众多死心塌地的粉丝这一点而言,恐怕孔夫子还真比不了。项羽活在人们心目中的方式主要是震撼性的,一上来就把人给震住了,震得难以呼吸,震得难以忘怀。而且项羽的这个把人震住是没有选择性的,基本上把所有的人都给震了。因此,为项羽写诗作文的,代不乏人,其中不乏大腕巨擘。这说明被项羽感动的不仅仅是一些青年学生,而是包括了所有层面的人。确实,项羽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文人墨客的吟咏对象,而且有些吟咏作品中的上乘之作还相当的多。像大文豪辛弃疾写项羽的诗就不是一首两首,有些题材一首不够,还得再来一首。

    当年得意如芳草,日日春风好。拔山力尽忽悲歌,饮罢虞兮,从此奈君何。

    人间不识精诚苦,贪看青青舞。蓦然敛袂,却亭亭,怕是曲中犹带楚歌声。

    《虞美人》

    不肯过江东。玉帐匆匆。至今草木忆英雄。唱著虞兮当日曲,便舞春风。

    儿女此情同。往事朦胧。湘娥竹上泪痕浓。舜盖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  

    浪淘沙《赋虞美人草》

    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项羽似乎从来没死透。在他身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他还是鲜活地存在着,且时不时地介入人们的生活,勾起人们思古之幽情。确实,对项羽的崇拜非常广泛地存在于各个不同时期、各种不同人群。因为项羽本人确实一身兼具多重令人崇敬的元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项羽的勇力。勇力本身就非常值得人们崇拜,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与勇力无缘,倒是与手无缚鸡之力关系更近。有勇力者,代不乏人,而项羽的这个勇力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像项羽一出场就格杀数十百人,临谢幕又手刃数百人,场面极其暴力血腥震怖,这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要以为这种凶残只会令人恐惧,殊不知,有时它也会令人仰慕。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慑服。一点也没错,项羽的这种血腥杀戮,正是一种慑服。慑服了,就会拜倒在他脚下,不敢仰视,只能顶礼膜拜之。何况这种杀人如割草的暴力场面,并不是使用阴谋,而是全凭勇力,是堂堂正正,与人正面较量,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万夫不当之勇。

    可能人们并没有觉察到,人类的本性中潜伏着一定的嗜杀因子,比如有时候我们看书看电影,看到杀死敌人多的场面,会觉得特别痛快。人们崇敬三大战役,其中也有杀人多的原因。杀人不多,何以称大?而和平解放,则对人们的吸引力要小得多。人们念叨杀无赦这样的血腥恐怖语句时,可能也会特别长精神。而项羽这种所当者破、所击者服的雄盖天下、霸气长存的勇力,其慑服力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对于我等凡人来说,简直是难以望其项背。所以项羽自己讲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只有他配这么说。这种拔山盖世的气质,令人仰视,令人自惭形秽,相形之下,对其顶礼膜拜再正常不过了。

    项羽是力量的化身,而人们出生时的状态,是孱弱无力的,可能从那个时候起,人们自然而然就对力量有所崇敬。而且这种崇敬可能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力量的增强而有所减退,因为人们长大后会发现,自以为随成长而产生的气力,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到了这个时候,只会强化对力量的崇敬。因此,项羽这尊力量化身的神,就自然而然凝聚了最多的崇敬。

    举世难匹的勇力兼雄霸天下的才气,最终却失败了,这样的结局,难免要引发无数的惋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项羽的基本情感就是敬仰和惋惜。这种基本情感应该是构成宝塔诗的主旋律爱的要素。何况无与伦比的勇力之外,项羽身上内在外在的可爱因素之多也是非常罕见的:显赫的家世,绝世的才华,令人眩目的成就,还有美人与宝马,这些都是世上的稀缺资源,真正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持什么样的价值观,项羽总会有一种素质令你心动,令你心仪,先把你镇住,然后把你收服。于是乎,项羽就像大海,吸引了无数爱的小溪向他奔腾而来,形成了非常壮观的文化景象。项羽一个人引发的思古之幽情,就足 以震撼古今。古人写诗赋词,今人写宝塔诗,都是出于那种与被震撼有关联的无限遐思。也只有项羽这样的人,才当得起后人无限的景仰与爱戴。

    乌江霸王祠项羽虞姬像

    

    推究起来,项羽让人难以忘怀的原因,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艺术的一面。而项羽本人既是真实的,也是艺术的。真实的项羽让人敬畏,艺术的项羽让人爱戴。而项羽的情况常常是既超越真实,也超越艺术。是真实之中有艺术,艺术之中有真实。虚虚实实,真假参半,真实与艺术交织在一起,想要甄别何者为真实、何者为艺术,则既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也是一件人们非常不情愿做的事。到了真实与艺术分无可分的情境,项羽就既脱离真实,也脱离艺术,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而一旦成了文化符号,所有与项羽有关的一切事件人物,也就永远会不间断地浮现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并由此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上述宝塔诗中的项羽,就应该是一种文化状态的存在。这样的文化状态常常与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纽结在一起,分无可分。到了这个地步,项羽就以一种震烁古今的形式,突兀在人们的思维之中,永远无法抹平。这样的项羽想不让人爱煞,也不容易啊。所以上述的宝塔诗的出现,一点也不奇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28 19:40:26    跟帖回复:
107
好帖,支持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30 14:59:1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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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项羽的巨大存在本身就让人难以忘怀,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个虞姬,人们的吟咏情怀就益发难以遏止。虞姬的存在,也是项羽历史得分的一大要素,英雄美人,永远是值得讴歌的。项羽这个绝对英雄,有一个四大美人之一的虞美人为其殉情,使得这个英雄更加可爱了。宋人刘克庄的《田舍即事》就记载了虞项赢得广泛同情的场面:

    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

    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  

    其实,如果没有项羽,虞姬就什么也不是。可她依附上项羽之后,在其身后也走出了独立行情。唐教坊曲有虞美人之名;南唐李后主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缠绵千古;像什么虞美人草,就是因为虞姬而得名,其得名时间应不迟于宋代,《辞源》“虞美人”条引民间传说,沈括作《虞美人曲》,此草枝叶皆动。说法较全的可能要属明人杨慎了,其于《丹铅续录》卷十一《虞美人草》论曰:

    《贾氏谈录》云: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花叶相对。又引《益州草木记》云:雅州名山县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应拍而舞。《酉阳杂俎》云:舞草出雅州。《益州方物图赞》,虞作娱。唐人旧曲云:帐中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揽衣。推枕怆离情。远风吹下楚歌声。正三更,乌骓欲上重相顾。艳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泉归去是,仙乡恨茫茫。

    虞美人草确实很美,虞姬的美貌没人见过,但虞美人草的出现,使人们依稀能想见虞姬之美。人美花美,相映生辉,正是最适合的吟咏题材。可见的美,与不可见但可以想象的美,一经联想,就成了极大的创作空间。难怪历来人们对这方面题材的创作热情极高。现征引几则,以与前述辛弃疾的作品相呼应。

    拔山力尽霸图隳,依剑空歌不逝骓。

    明明满营天似水,那堪回首别虞姬。(唐)胡曾《垓下》      

    布叛增亡国已空,摧残羽翮自令穷。

    艰难独与虞姬共,谁使西来敌沛公。(宋)苏辙《虞姬墓》  

    按剑孤营落日昏,楚歌声里汉兵屯。

    当时国士无存者,独有虞姬不负恩。(明)李东阳《虞美人》

    千夫辟易楚重瞳,仁敬居然百战中。

    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清)吴伟业 《虞兮》

    为欠虞姬一首诗,白头重到古灵祠。

    三军已散佳人在,六国空亡烈女谁?

    死竟成神重桑梓,魂犹舞草湿胭脂。

    座旁合塑乌骓像,好访君王月下骑。

    (清 )袁枚《过虞沟游虞姬庙》

    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太多了,项羽本人的经历已足以赚得人们无限的同情了,再加上个英雄美人的情节,人们情何以堪。人们真的不舍得让项羽这样的人死掉啊。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虞姬的存在及其结局,又强化了人们对项羽的崇敬。人们集中抒发情感的焦点,是虞姬对项羽的忠贞殉情,但有关虞姬的这个创作发力点,可能只是一个美丽传说,而并非事实。这个传说存在了千百年了,但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记载这个动人故事,甚至连类似的提示也没有。这就怪了。虞姬、项羽故事原型出于《史记》,但《史记》及《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项分别,而这一别居然流传千古,最为催人泪下。看来有必要追究一下这个传说的源头。据菜九之见,这个源头可能只能追溯到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此书引《楚汉春秋》项羽《垓下歌》的虞姬和歌,辞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项羽、虞姬这两个人,陆贾可能都见过,其记载应该可信。但问题出来了,司马迁是看过陆贾之书的,如果有这个记载,放到《史记》中再合适不过了。日后汉高祖废刘盈的太子地位未果,与戚夫人对唱对舞的动人场面,就在《史记》中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样的互动,是最生动真实的历史记录,这样的好材料,史公岂能放过?项羽与虞姬的生离死别,不仅司马迁没收,班固也没收。班固可是削尖脑袋找材料的,如果能找到一条司马迁没收的历史素材,肯定会如获至宝地收入其书中。没收的原因可能很简单,陆贾的《楚汉春秋》里根本没有这个内容。《史记正义》里的《楚汉春秋》可能是后人托名之作,与陆贾所作不是一回事。但可以肯定,这首五言诗的内容就成为后世虞美人词、曲、剧的主要创意,也是虞姬脱离项羽走出了独立行情的起点。《史》、《汉》二书未提虞姬之死,但这首五言诗中的死意已决,也就成为日后虞姬殉情的创作源头。

    可能所有后人都没有想到,其实虞姬既没有死在垓下,也没有死在乌江之滨,所以她与项羽还是有一别的。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此别,但可以根据项羽垓下突围后的行军路线地名标识,及后人对此路线的确认考证,推算虞项之别的时间地点。《项羽本纪》载,项王歌罢,虞姬和毕,“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注意,这个记载没有留下别姬的时间,显然垓下非别姬之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此地即今安徽定远,距项羽突围之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路程不近。如虞姬自刎于垓下,项羽携其尸身突围于情于理不合。所以,虞姬或厕身于八百余壮士之中。那么,虞项又于何时别离的呢?据《项羽本纪》,项羽渡过淮河后,从者仅百余人,“至阴陵(《括地志》云定远县西北)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可以肯定,虞姬不在二十八人中。东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距虞姬墓葬又间隔一段路程。看来,虞、项失散的最有可能地点为大泽之中。项羽一行由北南下,田父所绐之左,正是向东。陷于大泽之后,虞姬未能跟上项羽。她和多数人一样,仍按田父指示的方向东行,最终死在日后的墓葬附近。因此,霸王别姬的今天模式只是艺术,而非历史,但其所具有的震撼力,仍然是非同小可的,已经流传了千百年了,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通过虞姬故事的传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项羽之可爱,人们会利用一切机会,为项羽之可爱增色添彩。这是因为爱本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屋及乌。我们一旦对某个人投入了深厚的感情,这个人的一切也就都成了我们的爱投射之对象,而且不管有理没理,都义无反顾地将爱投放过去。因为爱,我们会自动搜集与我们的爱有关的一切东西。到了项羽这里,就是与项羽有关的一切,都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了,何况虞姬本身就非常可爱,这几种可爱加在一块,那种力量可是势不可当。而这几种爱的合力作用于项羽一个人身上,那个气象就不用多说了。难怪宋代小女子李清照即使养在深闺,仍然心系项羽,一千多年前的项羽,搅得李清照不得清静,便有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提到对项羽吟咏的诗文,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项羽身后,为其撰写诗文不计其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当推宋人李清照。这也是一件颇可怪也的事。猛然一看,终日里在深闺里结构“人比黄花瘦”之类词句的小女子,应该与赳赳武夫似的项羽绝对拉不上关系。但项羽顶天立地的存在,不知会因什么意想不到的机缘,从意想不到的方位上掣起一道闪电,瞬间穿透李词人的帏幕,重重地击中李词人震住李词人,于是词人便放下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构思,从其婉约语句堆中猛然掷出惊天动地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诗句如同是被击痛的一声惊呼,一下子把世界给震住了。应该说项羽的英武形象击痛了无数的后人,但也只有李清照的这声惊叹,才真正有价值。

    惯写凄凄惨惨戚戚的小女子,哪来那么大的气力,发出震撼世界、激越千古的金石之声?莫非是楚霸王的灵魂附体,使这个纤弱之人陡然雄浑起来了。这里面的内涵大了去了,可能能做成好些文章,暂时放下不予讨论。倒是此诗句的历史内涵值得好好探讨。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死后一千多年,宋朝小女子李清照从深闺中掷出的这十个字,可以算是对项羽生前死后影响的最凝练评价,也是对项羽赞赏的最强音。这句艺术性非常强的千古名句,作为评价却非常实在。不仅有艺术性,而且真实得可以当史来读。什么叫人杰?人杰者,人精也,人尖也,人中之龙凤也。项羽就是这样的人,其登场其谢幕都压得人透不气来。确实,从惊天动地、血光四溅的闪亮登场,到令人震怖、尸横遍野的壮烈谢幕,项羽做过的一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酷,令我等常人感到窒息。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就创下了那么大的局面,成就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功绩。也只有项羽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人杰这两个字。

    鬼雄一词也是有所本的。人们以为项羽如此暴悍之人,其死后的鬼魂也是非常强悍而不会安分。《南史•孔靖传》:“累迁吴兴太守,加冠军。先是吴兴频丧太守。言项羽为卞山王,居郡听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厅事,竟无害也。” 《异苑》即云“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视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卒。”(《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萧惠明”引)《太平广记》卷三百一“神”十一引唐戴孚《广异记》:“崔敏悫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悫到州,即敕酒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悫何人,敢夺我居?敏悫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悫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从这些时代不同、来源各异的记载来看,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惊魂却解释不了的事,人们都会非常自然地将其与项羽联系在一起。难怪项羽身后的香火一直相当鼎盛。

    大概项羽身后太不安分,一时间项羽之类的寺庙香火闹得不像话了,因此在唐代就有狄仁杰的废各地淫祠之法令。而这个法令首先就拿项羽说事。

    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曰:

    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元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所会,不知历数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帏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

    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文》

    但可以肯定,像这类法令的效果不会太管用。因为这些项庙固然可以焚毁,但毁了再盖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唐以后项羽的庙并不少,其香火也并不会寂寞。根据项庙的由来及狄仁杰的文字,这些项羽的建立之初始原因应该是怕,然后企图通过供奉、敬祀,对项羽的亡灵进行贿赂。久而久之,怕的原因渐渐淡出,只余下敬仰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都有。有喜欢项羽的,就有喜欢刘邦的,何况喜欢刘邦,还有功利色彩。因为世人觉得项羽的神灵总是不安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人们可能自然就想到了刘邦及其部属。所以,在项羽庙遍地开花的同时,一些刘邦体系的汉君臣庙也随处可见。前些年在沛县开汉文化研讨会,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学者(不好意思,没记住姓名)报告了对江浙一带的民俗研究,其重要发现是,刘邦手下的陈平、王陵等人的庙宇也非常多见。而陈、王诸人与江浙实在没有任何关系。经追究原因发现,凡是立汉将汉相庙的地方,都是潮汛发生严重的地方。而那些潮汛,当地人称霸王潮。结论是,可能人们以为这些汉将汉相是霸王的克星,于是便想通过供奉汉将汉相,平息这些凶猛的潮汛。李清照生活的地方,可能也正是这类霸王潮较为严重的地方,所以她感触颇深,所以有了惊世骇俗之语。

    但受霸王潮之害的人民毕竟总是占少数,更多的霸王庙的作用不是贿赂,而是无限的景仰。并且随着香火的鼎盛,项羽的评价也自然会越来越高。下面引一首乌江霸王祠里无名氏的对联,较有代表性。

    司马迁乃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

    杜师雄真豪士,灵祠大哭,至今墓木有余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 21:19:5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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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的传记资料在《史记》中应该是上乘之作,对项羽的评价也没什么不公之处。但即使这样,到了有强烈拥戴项羽心态的人这里,就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就没办法了。总不能起司马迁于地下,按人们的意愿重写一遍吧。联中的杜师雄也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与项羽的鬼魂有关。传说杜氏科举未果,返乡途中夜宿霸王祠,闻霸王悲泣,便联想到自己一生之坎坷,也陪上一番痛哭流涕,并极力诉说了一番人生坎坷,随后霸王的泣声也停止了。

    项羽生前败给刘邦,死后压刘邦一头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大地。霸王祠的一副旧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漫云天竟兴刘,四百载山河今安在?

    到处人多说项,数千年香火振如斯。

    但菜九以为,尽管项羽得到了天下后世的无尽崇敬,但这里面可能还有个爱非其爱的问题存在。如果真要爱项羽,至少应该围绕李清照提出的“人杰、鬼雄”为焦点来展开,但我们今天的爱,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明明项羽是英明神武,你却爱他有勇无谋;明明项羽心眼奇多,你却爱他缺心眼;明明项羽狡诈无比,你却爱他憨厚梗直;整个跟项羽的秉性反着来,如果起项羽于地下,不把这些人油煎了吃才怪呢。可能这些爱项羽爱到骨头里的人会因此而喊冤了,我爱到连命都可以不要,怎么能这样对我?这只能怨你自己,你把一大堆项羽不认可的素质强加于项羽,相当于给他扣屎盆子,不烹你又烹谁呢?而即以人们对项羽的错误认识,那种充塞天地、强烈无比的崇敬之情,也是没着没落的。那么,对项羽这种广泛的爱,还是有必要追究的。

    早先菜九写《中国人最不认真之项羽如何别虞姬》里曾经写道:

    天下人都爱项羽一事本身就有点莫名其妙。项羽是继暴秦而起的统治者,天下受其荼毒非常之深。但他后世所受到的尊敬与他对世界的贡献很不相称。这就很有追究一下的必要。在菜九看来,天下人尊敬项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家都是失败者,怎么失败的,时不利兮骓不逝,运气差了,所以没干出名堂。而项羽则是最大的失败者,人们从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原来项羽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咱们自己人,不追捧自己人追捧什么人呢。到了李宗吾先生出来说什么不黑不厚,大家就更有共鸣了,原来咱们的不得意是不黑不厚的关系。就如不会有谁认为自己不厚道一样,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其实更多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事后诸葛亮,每每把时机错过,才发现自己曾经英明过,只不过没使出来。这种生不逢时,除了自己,可能没人会当真,所以只能骗鬼。当然,在有连项羽都失败了,我等的失败岂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于是乎,可以心安理得一些。人生贵在能心安,项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可能他本人也要哭笑不得。但后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并快乐着。  

    如果仔细推算起来,天下人爱项羽的原因还远不止这个之一。我们身上流淌着太多的项羽因子,我们简直就是项羽的后代或传人。比如说:

    项羽学书学兵法都浅尝辄止。我们干事也没有太大的耐心,往往今天想干这样,明天又想干那样。因为项羽才气绝高,即使学了个半瓶醋,也足以成就一番事业。而我们这些后人就惨得多了,我们的才气无法与项羽相比,所以往往最终一事无成。

    项羽眼里只有自己的功劳最大,别人的功劳都看不上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看重自己付出,对别人的贡献是根本没眼睛看的。别人的努力再大,也是小事一桩,并且事情再再容易不过了;轮到我们自己稍微干了点事,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是千难万难、千辛万苦才能做成的事。于是,我们很容易将自己那些芝麻大的贡献看的比西瓜还大,就会拿着这个芝麻粒去争功邀宠,一旦未能如愿,就差没去杀人。项羽有力有刀,他可以杀人而且不会被追究;在当今社会杀人犯法,我们便恨得牙痒痒的,私下里恨不能去咬人吃人。

    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所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我们也喜欢武大郎开店,喜欢枪打出头鸟,雨淋出头椽子,风吹秀林之木。别人的成功,我们不是见贤思齐,而是百般诋毁抹黑,巴不得别人立刻倒霉。

    项羽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但凡遇到有利的事就要去争,凡事都要插一杠子。我们每个人也基本上都是自大狂自恋狂,我心中我最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搞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没有金刚钻,偏要去揽瓷器活,最后搞得焦头烂额收不了场。如果有一点专长,或在某项事情上干出了点名堂,那更不得了,就可以对自己有点懂的,自己基本上不懂却以为非常懂的事品头论足。

    项羽眼高于顶,谁也看不上眼,什么张良、陈平、韩信,这些不世出的人才,在项羽那里什么都不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也习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呵佛骂祖,口没遮拦,谁也不在话下,以为自己就是大爷了。

    项羽“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我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是理所当然,多多益善,受之坦然。一旦别人有什么地方不如我们的意,则恨他一个洞,记他一辈子。

    项羽喜欢搞妇人之仁。这一套我们也都会,常常会给人来点小恩小惠,事后就记一辈子,总以为别人欠我们很多,一旦别人在某些方面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就怨天怨地念叨别人如何如何对不住自己。

    项羽喜欢当老大,也有本钱当老大。我们也喜欢当老大,但常常因为没有本钱而当不成老大,而一旦我们哪怕有一丁点儿地位上的优势,我们就会颐指气使、喝五吆六,架子端足,谱摆得比老大还要老大。

    项羽喜欢做表面文章,常常装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这一套我们也人人都会,当人家的面,我们会说无数廉价的赞美之辞,而一转过脸,就可能说些大不敬的话。这也难怪,在我们内心深处,实在就不会拿人家当回事,我们看自己,一定是重于泰山的,而自己以外的人可以说什么都不是,说他轻于鸿毛都算是一种抬举。

    项羽对别人的要求最严,你一定要是圣人,一点也不能出错,一旦出错,以前的功劳一笔勾销。我们也对己宽对人严,自己做的不好,总能找到千条理由;而别人没做到位,哪怕只有一次,也足以将此前的好处抵销一百次,并且即使有天大的理由,我们也不认这个茬。

    项羽失败了,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责任推给了老天爷。我们也非常习惯于委过于人,唯独不找自己的原因。千错万错,只能是别人的错。到了我们自己,那是绝对不会错的。如果实在抵赖不掉是自己的错,那也一定是情有可原,这样一想,不仅心安理得,渐渐地就理直气壮,将错就错,愈演愈烈,错的一条道走到黑。

    反正,项羽身上的优良品质,我们没学到,学不到,也不愿意学,而项羽的毛病,可能一个不少地全部存在于我们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项羽真是我们的自己人啊。有鉴于此,菜九斗胆将太史公的《项羽本纪赞》作个改版来收结这个段子,以纪我们这些项羽的同道同类。只不过史公的《项羽本纪赞》是古往今来最著名的文字,而菜九用以续貂的不入流的货色,则连狗尾也不算不上。但不是如此之滥之菜,则不足以博读菜九者一笑。

    吾闻之太史公曰 “项羽盖好委过于天而不自责者”,又见吾人亦好责人之过者。吾人岂其苗裔邪?不然,何其相似乃尔。夫天赋人权,机会均等,逐名逐利,未敢后人。然寒窗苦读,发愤未已,寻隙钻营,倾心竭力,未尝一日稍懈也。私下里自以为得计,自以为能胜出者,颇不少也。及到头来,好梦难圆,所求不得,所愿难成,欲益反损,凡此种种,直欲说还休,百思不得其解者也。不知自省,师心自用,偶有一得,便顾盼自雄,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小智玩转天下,难矣。蹉跎终身,不亦宜乎?乃引“时运不济,天不助我”,岂不谬哉!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3 22:20:3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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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如果要问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人是哪一个,汉高祖刘邦肯定会被高频率的选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们对刘邦人品的反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那么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汉高祖究竟犯下了何等弥天大罪,时间都过去两千多年了,这种反感怎么还是那么强烈呢?因了这种反感,人们对鸿门宴上没杀了刘邦,真是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恨不得能早生个几千年,那就可以冲到鸿门宴上亲手宰了刘邦。菜九不禁要疑惑,汉高祖招谁惹谁了,怎么结下了如此深的梁子啊?是啊,他到底招谁惹谁了?应该说,汉高祖没招谁也没惹谁。但长期以来,汉高祖的形象之差也是前无古人的,似乎只要一想到什么坏事,都能让人一下子就与汉高祖拉上关系。

    汉高祖没招谁惹谁,跟今天的人更没什么瓜葛,怎么把印象搞得这么差啊?可能人们会说啦,我们之所以讨厌刘邦,都是史书上写的。什么史书啊?司马迁的书。那菜九就更觉得奇怪了,司马迁对刘邦的推崇可不是一般二般的高啊好啊。到底是司马迁的水平太臭,还是后世人们的水平太差,恐怕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回答的上来呢。说后世无数的人水平太差吧,人们肯定不干,一个人搞错倒也罢了,总不能世世代代无数的人都搞错了吧?说司马迁水平太臭吧,恐怕也说不通,世世代代的人不读司马迁的书不行啊。如果让人们开出中国的必读书目,菜九敢断言,无论怎么开,司马迁的书总会排进前十名。那么,司马迁的水平如何,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应该用不着菜九再来饶舌了。只不过如此之多的人,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左,评判起来是不是颇为困难啊?其实一点也不困难,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左的人再多,还不是由一个一个个体所组成,在史学鼻祖司马迁面前,这些个体不过是阿猫阿狗之类角色,一点也不值得认真对待。因此,在司马迁这堵泰山面前,即使这些阿猫阿狗成千上万成群结队蜂拥而来,不过是一地鸡毛而已,何足道哉。甚至放在天平上称,这些成千累万累亿的阿猫阿狗加在一块,应该也不足司马迁的斤两。菜九的话说得一点都不中听,但这是事实。历史上对司马迁说三道四的人多了去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最终人们不还是要读司马迁的书吗?既然司马迁的书人人要读,那些阿猫阿狗之类角色的瞎嚷嚷,也就没有必要去理会了。但这些瞎嚷嚷成天在耳边聒噪,也非常烦人,所以还是要予以痛诋,即使不能让他们住口,不能让他们改弦更张,至少也可以宣泄一下长期以来听够了这些混账话的闲气;至少可以让人知道,与司马迁的结论唱反调,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前两年,有个陈瑞红君因不愤汉高祖被搞得名声那么差,发奋立志要写一本真实的刘邦,以还汉高祖的本来面目,他通过网络知道到菜九也发过一些夸赞刘邦的文字,便辗转找到菜九,想一起写写汉高祖,也顺便让菜九发一笔横财。菜九见财起意,便答应了下来。后来见其稿件的基础不如意,便抽身退出。但为刘邦正名一事,并不因此而放下来。刘邦名声的好坏,实在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这个名声很坏的古人,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这可不是菜九说的,而是司马迁的意思。这就让我们重温司马迁的评价: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序》

    听听这个口气,简直是推崇备至、倾倒不已的口气。司马迁推崇刘邦,人们推崇司马迁,但又非常讨厌刘邦,这种关系怎么那么别扭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菜九对司马迁是要搞两个凡是的,以为凡是撇开司马迁的说法另搞一套的作法,不是浅薄无知,就是痴人说梦;凡是对司马迁结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不是信口雌黄,就是没事找抽。那么,对刘邦的憎恨即使普遍存在,因其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反,也应该属于浅薄无知、没事找抽的行为。当然,人们会说其憎恨刘邦的理由是刘邦人品太差,这又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了。难道司马迁不如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居然把一个人品奇差的人封为大圣。可能人们以为司马迁是汉朝的臣子,对老皇爷说点吹捧之辞也很正常,如果真有谁持这种认识,不免栽入菜九所说的最不认真的坑里去了。须知,司马迁是汉政权的受害者,是刘邦的子孙让司马迁受了腐刑。司马迁并没打算将其著作公之于世,他完全可以在他的地下写作中狠狠地丑化抹黑汉武帝的列祖列宗。但他没有这么干,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也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伟大的作品问世。因此,对刘邦的认识评价,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是非观问题,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差不多人人都以为刘邦是个大坏蛋,这也应该是一桩千古奇冤了。问题是,这个评价本身是既没有定案,也没有谁为这件事负责,相当于一个全民的选择。这里可能又用得着菜九的那块鲜亮招牌了,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嘛。因为不认真,所以免不了爱非其爱,恨非其恨,没有是非,最终颠倒黑白,铸成大错。看看,不要以为不认真是小事,一个不认真,真不知要耽误多少事。

    比如司马迁的书,世世代代都受推重,那肯定是一个好书,一本好经。既然是好书好经,那么总应该认真看吧。但就因为普遍存在的不认真,中国读书人就表现出把好书读错、好经念歪的超强能力,这些人动不动就把司马迁的见解抛到一边,另搞一套,还越搞越来劲。

    像那个非常有名,被选入高中课本的元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就是把好书念错、把好经念歪的典范。这个名声显赫的作品,可能自打问世以来就好评如潮,说穿了,也就是说上一些插科打诨的俏皮话,将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贬得一钱不值。真是灭了大人物的威风,长了小人物的志气。要说有多少艺术性,菜九水平菜,实在看不出来。至于真实性,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其出发点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对原先也是自己一拨子的人,一家伙当上了皇帝,感觉非常不爽,于是将早年的一些糗事抖露抖露出来,一出胸中那口恶气。只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实在提不上筷子。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几百年前的恶搞片段: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锄。

    〔一煞〕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 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 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大家看清楚了,刘邦被此名作羞辱的元素也就这么多,犯得上让天下汹汹,群情鼎沸,人人口诛笔伐吗?

    睢景臣的文字虽然俏皮,但还不是对刘邦形象影响最大者。对刘邦形象损害最大的,当属魏晋时人阮籍。阮籍过广武战场有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可能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骂刘邦的语言,也是开了骂刘邦之先河,打响了对刘邦发难的第一枪。这在当时以及稍后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了让人耻笑的话柄。

    李太白登临广武战场,写下了《登古战场》的诗篇,与阮籍所言就很有针锋相的意思。其诗云,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直斥阮籍之语为狂言。

    对此,苏东坡以为阮籍所称竖子,非指沛公,而是指他同时代的达官贵人。他在《广武叹》中说: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闻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与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

    苏东坡至此仍意犹未尽,又评论李太白的广武战场歌,曰:

    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以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按苏东坡的意思,阮籍对刘邦也是了解的,不会辱骂的。后人是否就对阮的话信以为真了呢?有可能。因为刘邦被李宗吾先生直斥为又黑又厚,他能是好人吗?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出来后,或再也没有以刘邦为好人者了。因为毛泽东在信中就引用阮的话,其用意应该和苏东坡理解的阮氏狂言相同,只因在传达解释中,没有指出阮籍此言对否,故一般人都以为阮说得对。

    苏东坡兄弟对刘邦的推崇也不是一般二般的高,因而其将心比心,以为阮籍也绝不会存心轻慢刘邦。应该说,苏东坡对阮籍的开脱是出于宽容之心,实际上与《高祖还乡》的作者一样,阮籍可能还真的不以刘邦为然呢。何以这么说呢?看不懂《史记》、曲解《史记》的事情实在是太普遍了。像后世的李宗吾《厚黑学》就把刘邦当了靶子猛泼污水,也可以说其此举是出于对当世人物的不屑,但更多的是没看懂《史记》、没看懂刘邦。如果看懂了《史记》,如果对刘邦的历史功绩哪怕有一丁点儿尊重的话,就会对刘邦有敬畏尊崇之心,断不至说上一大堆不三不四的俏皮话,更不会把刘邦作为靶子狂贬。因为以他们的才华,并非不将刘邦作为靶子就做不起文章,就使他们在狂贬那些他们看不上眼的人物时发不出力道。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4 20:48:2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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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是颇看重语言的魔力的,以为语言对人的控制,其力道之大,非常人所能设想。这里的控制力是不分好话还是坏话的。不要以为只有好话才有力量,混账话同样有力量,很多歪理邪说大行其道,就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菜九的看法绝非无稽之谈。因此,不要小看阮籍的刘邦评价,只有区区九个字,但其杀伤力真是非同小可。而在这区区九个字里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字,竖子。正是竖子这两个字,就硬生生地把颠秦踬楚的大英雄汉高祖,从神坛上拉了下来。《现代汉语词典》对竖子的解释是,小子。其中的贬义非常明显,应该含有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玩艺儿,不是东西,等等元素。那么,后世对汉高祖的痛恨,多多少少与这个用词有绝大关系。一个大英雄转眼之间变成了竖子,对于广大读者、广大历史看客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竖子这两个字,如同给所有的人免费发放了一副有色眼镜,人们透过这副有色眼镜去打量刘邦,确实怎么看怎么像一个痞子,一个无赖。而无赖这个词,也正是从刘邦嘴里说出来、为自己未发达前定性用的。只是当时的无赖,与我们今天的无赖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其真实含义是,没有生活来源,刘邦即以此形容自己当年一介无业游民、待业中年的窘境。到了我们不认真的后人这里,就认了今天的真,这可是你刘邦自己说的自己承认的,不是我们强加给你的。你已经是无赖了,那么顺理成章也就是流氓了。无赖加流氓,还能是什么好东西?往你头上泼点污水,加点仇恨仇视,再正常不过了。

    菜九在这个段子里已N次说到不认真了,那些与菜九观点相左者难免要心中不爽,觉得委屈。其实菜九还有更进一层的发现,即越是不认真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特认真,而且一听说菜九的不认真之论,立即就会跳起来破口大骂。唉呀呀,中国人何止是不认真,还会在不该认真的地方瞎认真。比如对号入座的劲头特别认真,这一点菜九也是要承认的。只不过看上去像是皮球掉进汤锅里——说它是浑蛋,它还一肚子气。比如持刘邦是个大坏蛋观点的人们可能会说啦:我可不是随便骂的啊,都是司马迁的书里写了刘邦狗屁倒灶的事,所以才骂的。那么司马迁评刘邦为大圣,人们据司马迁之书骂刘邦,用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反对司马迁作出的结论,真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架式,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有点高明啊。这样的做法是否会陷司马迁的结论于矛盾之中呢?菜九以为根本不可能。因为司马迁提供的对刘邦形象不利的材料,如果不是偏执地看问题,就根本动摇不了司马迁的结论。但那些不知道认真为何物的读书人哪管这些,由着性子信口雌黄向刘邦泼污。近期田秉锷兄告诉我说,有一个菜九的本家,据说颇有名望的历史家周予同曲解司马迁强加于司马迁的的原话:刘邦,据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所描写,他是一位十足的流氓。一般的人也没看过《史记》,以为这些专家学者的话大概错不了,于是就让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给忽悠了。孔夫子说,恶紫,恐其乱朱也。紫朱之辨,就是以假乱真,似是而非。周予同之类的读书人就是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向社会灌输其错误理念的。司马迁的书里确实写过刘邦的一些不上路子的表现,但这些表现是否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能用来给刘邦定性上流氓罪名,恐怕还是很成问题的。现在互联网很方便,网友刘长奇将这些描写汇总了一下,让菜九省了点劲:

    仔细分析一下,说刘邦是“流氓无赖”,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一是刘邦“生有异象”。据说,刘邦的母亲曾经在一个大水湖的旁边休息,梦与神龙交合生下刘邦。二是刘邦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喜欢游手好闲,结交社会闲散朋友,且好酒及色。三是说刘邦“弃子抛父”。一为楚汉相争时,刘邦彭城兵败,只身逃走,由于后面楚军追赶急迫,刘邦嫌车重太慢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二为一次项羽为了要挟刘邦,将刘邦的父亲抓去做人质,两军阵中项羽将刘父推至阵前,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吃了,刘邦不为所动。四是说刘邦脸皮厚,喜好大言不惭。一次沛县县令好友吕公,为避仇携带家眷来到沛县投考朋友,城里众官吏前往祝贺,刘邦身无分文却在自己的贺柬上手书“贺钱万”,并不谦让,做了宴会的第一嘉宾。五是说刘邦为人倨傲,轻侮儒生。据可知的事例来看主要有他“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史记·高祖本纪》)再就是书生郦食其求见刘邦时,刘邦的侍卫对郦食其说:“(刘邦)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当众把这些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撒尿。”待郦食其获见刘邦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史记·高祖本纪》)  

    除了以上可见的刘邦的所谓几处“无赖”做派之外,其余再也很难找到刘邦的“无赖”之处了。如果据此就武断地说刘邦是“无赖之徒,流氓天子”,实在也不值得一驳。

    当然,这样的归纳并不完全,还可以增加几桩,但性质上并没有多少变化。比如欠账不还,比如胜利后得意忘形,比如骑在臣子头上撒野。这其中有几分率性而为,有几分不得已,似乎都不牵涉到品质问题。比如汉高祖欠债不还钱的主要原因是还不起钱,而非有钱不还。这是汉高祖仗义疏财的秉性决定了的,明明没有钱,还要充老大周济接交他人。好在古人不同于今人,当时没有文化的人也知道爱惜人才。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村姑村妇也知道刘邦的欠钱不还,决非存心赖账,而是实在还不起。刘邦的平素为人大概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村姑村妇私下里清理掉刘邦的欠账,又继续对其赊账。与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相比,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实在是没脸见人。那些村妇本身就不宽裕,但知道为社会爱惜人才,即使自己的真金白银消失于无形,也没有怨言。而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倒好,汉高祖可没欠你一分一文啊,居然恨不得把人家给宰了,真不知是中了哪门子邪噢。

    司马迁记录在案的刘邦的那些“不良记录”,是他长期以来收集到的,想来在刘邦生前,这样的“不良记录”应该更多,更广为人知。但为什么有这样不良记录的人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追随他干事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与刘邦的数不胜数的良好记录相比,这些区区不良记录实在算不上什么。再说了,人的一生当中,谁没几件不光彩的事呢?谁又没几件非常出彩的事呢?如果只看出彩的事,则肯定个个都是圣人;相反,如果只看这些不光彩,那么全世界基本上就没什么好人了。世界哪能都是由坏人构成的呢?刘邦踢子女下车的记录确实不好,摊到其他人身上就一定能做得很好吗?当今社会,歹徒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甚至调戏人们自己的亲友,也没什么人敢于出面制止,就很能说明问题嘛。不过就是怕挨歹徒的老拳嘛,基本上还不牵涉送命呢。刘邦为逃命扔下子女不管,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啊。他如果能舍命相救当然更好,如果做不到也很正常。如果说刘邦不够英雄,应该没有一点问题。如果因此说刘邦卑鄙无耻,就有点过了。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本性,这样说没什么不好意思。能舍生取义的人永远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为了能活下去,比刘邦逃命更严重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大饥荒年代的易子而食。谁想这么干,还不是没办法吗?在生死问题上,人可以做的选择非常少。只要不是舍生取义,一般都会表现得非常龌龊,做人难,难做人,在这里得到强烈的体现。除非你不想活,想活就得龌龊。人生的尴尬莫过于此。刘邦最不光彩的事就是逃命,换了其他人会怎么做,恐怕差别不会太大。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代的人并不会因此背他而去。

    因此,刘邦那些被我们今天的人深恶痛绝、铭记心底的不良记录,在其生前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并且,与我们今天对刘邦的看法奇差正相反,刘邦生前的口碑可是好到不能再好了。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一开篇的那些好印象,应该是来自于刘邦同时代的人。其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总体来说,取得最终成功前的刘邦是个老少皆宜的人,乡下人对他印象好,城里人对他印象好;基层干部对他印象好,楚国的高级干部对他印象好;自己的部下对他印象好,敌人阵营里的人对他印象也好;简直就是个万人迷。难道这些与刘邦相处的人都不如我们今天根本没见过刘邦、却泼口谩骂刘邦的人有见识?没准那些骂惯了刘邦的人还真的这么认为的呢。顺便说一下,那些骂惯了刘邦的人通常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完全有资格骂任何人。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个人的定位,这种定位,他们相互之间也是不认可的,而且也是很容易相互谩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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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家都对刘邦印象如此之好呢?因为刘邦一贯以来的所作所为,为其赢得了一个长者的名头。长者就是厚道老实,与我们今天的评价差距实在太大了。刘邦当时拥有的这个长者名头,听起来很一般,但这可是刘邦的金字招牌,也是对后世不懂事的人的错误观点的最有力批判。司马迁也是这样给刘邦定性的,他在《高祖本纪赞》中这样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德如草。刘邦一个人的作风,就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刘邦是什么作风?肯定不是现在人所认为的流氓作风、无赖作风,而是一种长者之风。什么是长者之风?当然少不了“仁而爱人,喜施”等特点,也少不了大度,公正,仗义,敢担戴等特质,少不了一有可能就让大家受益的禀性。早年刘邦欠了一大堆酒债,基本上就是充大爷请客用的,目的在于施惠于人。这种做法固然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但他不是恶意的。一旦出了纰漏,刘邦是勇于承担责任的;一旦捅了娄子,刘邦是很愿意自责的。像押运民工进京劳役,一出发就发生了大批逃亡,刘邦就把剩下来没跑的也给放了,自己跟他们一道逃亡了。起义之初,没有人敢于出头干沛县反秦武装的首脑,刘邦也就勉为其难接受了这一重任。错误地处罚了萧何,刘邦立即向全国人民谢罪。估计刘邦生前,像这类事件非常多,如果将其一一记录在案,那是很容易就能做成汉高祖先进事迹汇编的。楚怀王心主持战秦大局时,就看中了刘邦的长者素质,让他收集陈胜、项梁残部扶义而西。看来,楚怀王也看出秦政之暴虐,需要用仁厚来纠正。他选择了刘邦,正是选择对了人。

    从记录来看,刘邦绝对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但他又具备从善如流的品质。别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立即就能得到刘邦的重视重用,再加上刘邦战胜予人功,得地予人利,你有一点功劳,就被他牢牢记住,并设法在日后报答,所以在刘邦手下做事非常爽。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结果,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这样一来,刘邦的胜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的这些主张,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为长者的定性,而刘邦对老子的主张,应该是实践得最好的。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史记正义》为此“忠”字加注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拨乱反正,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拨乱反正,原本是孟子加之于孔子的,只是孔夫子的拨乱反正是纸上作业,而汉高祖的实践,才是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民的真正造福。 历史家司马迁可能就是基于这些考量,才封刘邦为大圣的。是啊,刘邦的拨乱反正,使社会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符合三个代表精神。哪三个代表啊?无非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两个率先,这些我们今天非常推崇的执政理念,两千年前汉人的老祖宗刘邦就提前实践了,而且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能人们会说啦,刘邦杀韩信、诛彭越,也是其人生污点,这话应该没大错。但在家天下的时代,这样的做法正是一种正常的做法,圣明如刘邦,也不能超越时代嘛。

    想不到拨乱反正为民造福的汉高祖,在两千多年后,还要由菜九为其名声做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不争气的后人造的孽。人们固然可以说,对刘邦的印象之坏,是司马迁的书上,刘邦的那些负面形象白纸黑字地记着呢。而深究评估一下其社会影响,这些负面形象不过是干了一些丑事,还远远谈不上是坏事。这些丑事,除了杀韩信、彭越属于损害他人,基本上都是于己有损、于人无害的,自己给自己抹黑脸,是用来娱乐大众与后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刘邦的憎恨,实在是有点来历不正、莫名其妙了。

    凡是给老百姓好处的人,后人都会纪念他。故直到元代,刘邦的庙中香火始终很盛。田秉锷先生告我,元以前的皇帝通常都要供奉八个先人,他们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加上刘邦。前七人的具体记载不多,最可参照者,刘邦而已。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刘为参照为楷模,来难验证自己的统治是否得人心。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供奉刘邦一事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刘邦也不是他们的老祖宗,凭什么要供奉他。原因很简单,因为刘邦所做的事,那些善举,对人民与社会的贡献,是历代统治者想做而未必能做到的事,所以他们要以他为楷模。因此,刘邦的存在相当于树立了一个标杆,衡量着当皇帝合格与否的尺度。由此可以看出,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这就是刘邦,是竖子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13 11:43:3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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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是老中医出身,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下诊断。在菜九看来,人们对刘邦的这种无比憎恨应该算是一种病态,菜九就忍不住要对这种病态下个诊断,看看这个病是怎么生起来的。

    对刘邦深恶痛绝的首要原因肯定要归咎于中国人一惯以来的不认真。因为不认真,所以在看书时没抓住要害,以偏概全,只看小节,不看大节。而即使是刘邦的小节,也是以长者风范为主的,只不过这些良好小节,那些不认真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的。当然,造成刘邦人人喊打的根源,不应该由全体不认真的人来承担,而只能让文化程度较高的读书人来承担。普通老百姓很少会去读《史记》,那么普通老百姓对刘邦的认知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知识分子影响的。马克思说过,人最可以原谅的弱点是轻信。轻信当然也是不认真。但普通老百姓不轻信知识分子怎么行呢,总不能人人都去研究司马迁的书吧。当然,知识分子也不是一边倒地全是骂刘派,像某些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如苏东坡兄弟就是典型的拥刘派。但这些人数量较少,又沿用司马迁的推崇,没啥新意,而且讲一遍就算。倒刘派则不然,常常花样翻新、怪话连篇,颇聚人气,且不依不饶、不死不休。于是,久而久之,影响深远,大行其道,深入人心。又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而俗儒陋儒满世界都是,且代有传人。难怪刘邦一见这些人就忍不住要下他的帽子,大尿一泡,实在是太可恶了。

    天下的读书人差不多齐刷刷地讨厌刘邦,难道都是不认真?这个问题深究起来,话就长了,一旦扯开懒婆娘的裹脚布,难免又臭又长。但不扯开,就不能识得小脚的真面目。于是,菜九就尽可能选择较短的那条裹脚布,试着把它抖落开来,看看除了不认真之外,人们讨厌刘邦的内涵还有哪些。

    读书人中存在的对刘邦的普遍厌恶情绪,可能还牵涉到同气相求的问题。因为刘邦有往腐儒帽子里撒尿的记录,人们往往会以为刘邦从骨子里厌恶知识或知识分子。既然你对我等不仁,休怪我等对你不义。何况人们还以为刘邦是个大老粗,不是读书人的自己人。加上唐人章碣作了一首《焚书坑》的诗颇有名气,更使人恍然大悟,怪不得刘邦要这样对待读书人,原来整个一个没文化。《焚书坑》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本诗的立意不是在贬抑刘邦、项羽,而是在讥讽秦始皇焚书坑儒没达到目的。菜九没什么鉴赏力,没看出此诗有什么好。自忖其之所以出名,恐怕是在其结句“刘项原来不读书”上。“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句子深入人心,刘项不读书的名声大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劣迹反而被人忽略过去了,如果章诗人地下有知,可能也要哭笑不得了。可能正因为这个因素,在一般人看来,刘项二人没受什么教育,没教养,是老粗。这里肯定有极大的误会,很难想象一两个老粗能打平天下。记得儿时正在闹文革,没书可看,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册台湾的高中国语课本,其一开篇就是项羽的《垓下歌》,接下来就是刘邦的《大风歌》,并且评价极高,是不是还有什么诗歌之祖之类的评语。如此成就,又岂是不读书的人所能达到。

    所以,说此二人不读书,如果是误会,肯定是天大的误会;如果是误解,则是深入人心的误解。应该说,刘项原来都读书,只不过都不以学问见长。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太差,这方面只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即使他所受的教育不如刘交,但以其天资聪颖,其所得或不会在刘交之下。而项羽未出道之前,就有学书学剑学兵法的记载。这三件事除学剑外,少不了要多读书。因此,这两个人不仅有政治家、军事家、权术家的身份,同时也有文人的身份。既然是文人,就脱不了文人相轻的特点。而有了这个特点,就难免得罪人,得罪了当时的人也就算了,但物伤其类,后世的读书人就很不是滋味,会有什么后果就用不着说了。一般来说,真正的老粗反而不会看不起知识分子。你会的他不会,他怎么会看不起你,只会敬重你。所以凡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看来,你会的他都会,凭什么要看得起你?所以他要看轻你看低你看扁你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而刘项既然都读书,他们有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劣迹,又有什么奇怪呢?

    相比较而言,刘邦轻视知识分子在面子上,而项羽轻视知识分子是在骨子里。刘邦大骂儒生为腐儒,历史留下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等等不良记载。这里的情况可能要探讨一下,刘的这些无礼举动,可能与那些顶着知识分子称号的人没有真才实学有关,像那些大骂刘邦为流氓无赖的读书人,刘邦肯定是看不上眼的。只是刘邦往人家帽子里撒尿之举,也太酷、太有个性了,怎么会想得出这么一招呢?菜九以为,可能那些不懂事的读书人特别能烦人,他们提供不了什么有益的知识也就罢了,却会一个劲的自说自话,尽说一些听起来很在理、实际上行不通的鬼话,不仅耽误工夫,还损害脑细胞。刘邦的时间何等宝贵,哪能让这帮没眼色的家伙瞎耽搁,而一旦给他们缠上了,就没完没了。刘邦可能也给他们逼急了,只好出此绝招,让他们知难而退。于是乎,刘邦一看到这些人就有气,这些人一看到刘邦就开骂,两不亏欠,非常公平嘛。知识分子尤其好个面子,刘邦如此不给面子,就难免给人留下“慢而少礼”的印象,于是,“士廉节者不来”矣(陈平语)。只是这陈平的这个话要修正一下,是那些见识不高、肚量不大的读书人不陪刘邦玩了。而那些水平高,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愿意陪刘邦玩的,反过来,刘邦也是很买账的。比如张良、萧何、陈平、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知识分子,刘邦怎么也不会对他们的帽子里撒尿啊。刘邦的这副德性,菜九就很理解。早年菜九写过歪诗,自以为颇有气象;在古籍出版社干了十几年,自以为能读懂点古书;打熬党史一生,自以为尚属精通之辈。所以菜九一看到有人说他会写诗,菜九就等着说你那两下还好意思说是什么诗;一见到老中医自承熟读经史,就准备看他出丑;一听有人讲述中国革命史,就等着看他出错。其情状就如《笑傲江湖》里,江南四友中的丹青生,一听说令狐冲会使剑就一脸的不相信。看来有点所谓道行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倾向。以己度人,刘邦的情况大致如此。而一旦你讲出些有道理的话,他也就会另眼相待。最典型的还是陆贾,他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刘邦一听,立即就收敛起原先的傲慢态度,让陆某将前朝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这表明,如果你有真本事,刘邦还是认帐的,况且从善如流也是他的招牌式特点嘛。但菜九就没有汉高祖的那个肚量了,如果看到哪个大牌人物说了无知无耻的话,哪怕他在别的方面很有特长、非常正确,菜九也是忍不住要往他头上撒尿的。只不过,这些人也照不到面,就只好在网上刻薄他们啦。

    既然说到项羽,刘邦遭人厌恶的原因与项羽关系也不小。因为爱项羽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人们有多爱项羽,就会有多恨刘邦。只不过这个对项羽的爱与对刘邦的恨,基本上都文不对题,属于自说自话、强加于人的爱与恨。

    在痛恨刘邦的病态上,与不认真因素相邻相关的因素就更多了。

    菜九以为,刘邦遭后世人痛恨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人性中的自视甚高元素在起作用。人总是自以为是的,总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总是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最牛的,对别人的突出总是心怀不满的。谚语说,鸟恶其网,民恶其上。这个其上并不仅仅是说管着人们的那个上,而是包括了所有地位高出于人们的那个上。有了那个上,人们的感觉就会不爽,因为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才是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最了不起、最正确的,而那些个上的存在,就严重破坏了人们的良好感觉。即使圣明如司马迁,人们的心里也是非常不愿意买账的,只不过不方便骂上门去罢了。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刘邦,似乎是为了满足人们犯上冲动而出现的。所以人们一看到刘邦这个汉高祖的这个高,心里就有气。就凭你那些个不入流的德性,跟高又如何能拉扯上关系,应该是汉低祖才对啊。这样一来,又启动了人的好骂人之天性,不骂人难过啊。而一旦骂起人来,当然是来头越大越好,越过瘾越解气。像刘邦这样一个显赫人物,一眼望去似乎处在一个道德可疑的位置,这就给了一向平凡的人一个好机会,可以彰显自己的所谓崇高或高明了。于是乎,一下子就群情振奋,蜂拥而上,以己之长,较人之短。至于自己是否有这个长,别人是否就是那么短,不在考虑也。因为人所具有的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天性,决定了人总是对他人要求很严,而对自己要求很松。别人的错是罪不容诛,自己的错是理所当然。人性中还隐藏着小泥鳅掀大浪的原始冲动。小泥鳅掀不了大浪是一句古话,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小泥鳅就要掀大浪。与刘邦等声名显赫人物相比,我等芸芸众生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一旦抓住或自以为抓住他们的错误,即使是疑似错误或偶尔出错,那可是机会难得,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家伙就来劲了,扑过去又撕又咬的,形同发疯,何其畅快。

    与自视甚高元素关联最密切者,当属人性中的不服气元素,不服气的普遍存在,又强化了对刘邦的痛恨。刘邦起义之前,社会地位微不足道;起义之后的历年战事中,看上去也不像有多大本事,居然把整个天下打了下来。这不免要让人们犯了红眼病,醋坛子一打翻,什么污言秽语都刹不住车地奔涌而出。何况大文学家阮籍说世无英雄什么的,那么刘邦不是英雄就肯定无疑了;那么他这个得天下就是走了狗屎运。这么一桩大便宜让一个竖子得去,不骂这个竖子,又将去骂谁呢?

    当然,除了阮籍的竖子评价之外,人们不服气汉高祖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刘邦自己造成的。因为他的那个对汉三杰点评太经典了,经典得太深入人心了,给天下所有的人,包括刘邦自己都下了套了。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看了刘邦的这个评价,人们就很自然地会以为汉高祖屁本事也没有,人们就会以为汉高祖的成功也太过容易了,文靠张良,武靠韩信,再加上萧何等人的帮衬,是个人就能成功。显然不认真的因素在这里又开始起作用了。问题在于,如果你没两下子,人家能让你靠吗?如果你就是那个有本事的人,愿意让无能的人靠吗?帮衬一件两件事还问题不大,但要全心身地帮那个没本事的人,恐怕任谁也没那个雅兴。当然,脑子坏了的人除外。只是张良、韩信、萧何等人,怎么看也不像是脑子坏了的人啊。张良说过一句话,可能注意的人不多,或者说咂出味来的人不多。张良说:沛公殆天授。此话很有分量,也能解释很多东西。所谓天授,也就是原本没有什么基础,但一经点拨,就很有气象,表现得水平不是一般二般,非常人所能及,就像一直以来就很在行一样。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什么叫才能,这就叫才能;什么叫天赋,这就叫天赋。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水平、才能、天分都极高的人,从不会到会再到精,这个过程非常之短,还常常一举超过老师。但汉高祖也因为他那个永垂不朽的汉三杰点评,被后人骂为低能无用,只是这些骂人者骂错了对象,骂汉高祖干什么,干脆骂张良、韩信、萧何等人是一点眼色也没有的蠢蛋更好。

    刘邦与项羽作战的成绩实在太差,可能也强化了人们对刘邦无能的认同感,尤其是项羽也是常常被后人认为弱智的。你连弱智都打不过,你就只能更弱智了。实际上,项羽根本不是弱智,其才华之高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刘邦打不过项羽,实在是因为项羽的才气,为刘所不及。但放眼当时,也只有刘能与项抗一膀子,其他人还都不够这个斤两。因为刘邦的最后胜利,使人忘记了项羽的才华,这也是刘邦之所以被低估的原因。尽管刘邦的本事不如项羽大,但也不是轻易就可以被打发的。当时有句行话叫做智勇俱困,说的就是刘项相持不下,形成僵局。这个智指就是刘邦。本来刘邦的聪明才智是在项羽之下的,只是项羽的勇力太出色了,只好把这个智这一特色让给刘邦,何况刘邦说过,宁斗智不斗力。项羽智过刘邦,勇过刘邦,势力还大过刘邦,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将刘邦拾掇下来,刘邦的这个本事之大,实在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打过天下的人,评价打天下的人,很难说到点子上去。刘邦的问题也是这样。后赵高祖石勒的一席话可能会对如何理解汉高祖的水平有帮助。大概是石勒的臣子将石勒比作轩辕皇帝一般圣明,石勒知道自己重几斤几两,与轩辕皇帝没啥可比性,只自认其资质处于两汉开国皇帝之间。其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 嘿嘿,这个敢与韩信、彭越争勇斗狠的家伙,还非常愿意在刘邦面前低下其高傲的头颅。这个打天下的英雄的评价,较之根本不知道打天下为何物的人的评价更值得重视。原因很简单,打天下不是玩嘴,也不能事后诸葛亮。不打天下而只会事后诸葛亮的人,无论怎样胡说八道,都不必负任何责任;而打天下则不然,那可是稍有闪失,就可能满盘皆输。所以,刘邦的成功,岂容易哉?有了石勒的这个评价作为参照,不认真、不懂行、连纸上谈兵也谈不好却非常喜欢说三道四的人的那些屁话,可以休矣。

    关于痛恨刘邦的这个毛病,菜九可以开出的诊断大致如此。总病根是不认真,其他相邻相关的种种症状基本上都可以归咎到这个总病根上。换言之,不认真是纲,其余都是目。一般的人可能会认为,不认真是小节,算不上什么大的过错。其实不认真这种品质是非常误事的,一个不认真,就将拯民于水火的汉高祖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即使那些真正犯下了弥天大罪的人,可能也不会落到像刘邦这样遭人恨的地步。而人们也绝非仅仅在刘邦问题上不认真,如果一一清点,那个损失可就不敢想喽。看啊,一个不认真,耽误多少事哟。回到刘邦问题上来,病根找出来了,治疗就非常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司马迁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说,千万不要别出心裁。费事一点的方法,如果对司马迁的界定还不敢放心大胆接受,只消把司马迁的书再看一看,盘点一下,刘邦的那些劣迹究竟损害了谁;与刘邦对社会的贡献相比,那些劣迹占到什么比例。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得到持平之论。其实,在转变观念方面,人们最看不上眼的刘邦正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刘邦自我感觉一向最好,也最有主见,但别人只要有一点长处,他就认可;别人的建议只要比他高明,他立即就能放弃自己的原有主张,择善而从。苏东坡说汉高祖是“圣人无我”,岂虚言哉?当然,人们已经老子天下第一惯了,连司马迁都不放在眼里,连司马迁的话都当了耳旁风,菜九的这番私得管见,又如何能听得进去。菜九可不管人们能否听得进,只管把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说出来,也算是对司马迁、对汉高祖尽到一份心意。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24 5:36:0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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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田秉锷先生向我出示新作一篇,既可以充分说明刘邦的当下意义,也表明菜九为刘邦的声名不懈地做漂白工作,绝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很有现实意义。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汉高祖刘邦的“遗产”点击》,为刘邦梳理出近二十条当代积极意义。这个段子即以此作结,以志我与田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刘邦这个课题的努力。这近二十条当代积极意义具体如下:

    第一,汉高祖刘邦给华夏族群留下一个“汉”的文化符号。“汉”,原为地域符号,如汉江、汉中。刘邦由“汉王”而“汉皇”,让“汉”的符号突破空间意义而具有了国号、族号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臣下劝“汉王”登基称帝,“汉王”三让,不得已,乃曰:“诸君以为便,便国家。”(《史记·高祖本纪》)“便国家”三字,最终使“汉”的符号获得国家级、民族级升华。

    第二,他留给中国人一面大红旗。秦二世元年九月,刘邦应陈胜号召于沛县起义,称“沛公”,“祭蚩尤于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史记·高祖本纪》)又据《史记·封禅书》,汉高祖微时,曾斩蛇(白帝子),故被称为“赤帝子”。汉元年十月入关灭秦,“因以十月为岁首,而色尚赤”。汉朝建,服制虽有尚黑、尚黄之变,但至汉文帝时,服又尚赤,旗帜则一直红到底。

    第三,他给中国人留下“五星”吉照。如果给“五星”以红旗背景,说“五星红旗”不为无据。汉元年十月,沛公西征军攻入关中,“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五星同色,天下偃兵”,“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史记·天官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新疆古精绝王国汉锦出土,上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是为“五星红旗”的前兆伏笔。

    第四,他留给中国一个“一国两制”的政治模式。据《汉书·地理志》,汉代“郡”领“县”1432个,约占全国91%;封“国”领“县”142个,约占全国9%。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不悖,相互依存,垂延为历代不变的政治分权模式。

    第五,他留给后世一个祭孔尊儒的政教传统。汉十二年十月,平英布之乱后,刘邦回沛县宴父老乡亲,此后又带伤北上曲阜,以“太牢”(祭天)之礼祭孔子,开后世帝王祭孔及封爵孔氏之先河。至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尊儒始作俑者,实为刘邦。重用叔孙通、陆贾等即为显例。

    第六,他留给中国一个民族和亲政策。汉八年,刘敬献和亲政策,建议汉朝廷选皇室公主远嫁匈奴,以利胡汉和好。汉九年,汉高祖选皇室女嫁匈奴单于,民族和亲政策正式启动。(《史记·刘敬列传》)而在汉七年当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平城、被匈奴主围困之时,陈平的计谋里已经有和亲政策的雏形。

    第七,他留给国人一个重农政策。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即罢兵归田,后又推出一系列鼓励农耕政策。(菜九按,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国的治国口号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八,他留给国人一个低税制。从汉初的十一之税、十五一之税,到汉文帝、汉景帝时的三十一之税,创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税制低谷。低税制藏富于民,是为善政。

    第九,他的后代创造了一个“退税制”、“免税制”。据《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朝廷接受晁错进言,“令民入粟授爵,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这证明,文帝时代既有退半税政策,又有免税政策。“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看来,“退半税”是文景之治的经济德政。

    第十,他留下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汉高祖称帝后,听太公家令言,尊父亲为“太上皇”,以彰显孝道。后来,汉朝皇帝皆以“孝”字追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

    第十一,他创了一个“三公”分权的文官政府。汉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权鼎立,各有分工,承担了行政、军事、司法等政府综合职能。皇帝垂拱而治,相对反而轻松。(菜九按,菜九的老乡唐德纲先生对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相当推崇,以为除了西方现代文明政府之外,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第十二,他留下一个“五行”生克的命相哲学。“五行”学说,虽起于战国邹衍,但秦灭六国后,兵戎极烦,“五行”之说复又沉沦。汉王刘邦在兵出三秦后,见秦人只祭四帝,便以“北畤”(黑帝)自任。这标志“五行”正借“五帝”而复苏。后来,五德终始之说大倡,实由汉高祖刘邦推动。

    第十三,他留下一个军功封爵制。汉高帝六年,洛阳分封群臣,主要看军功,故汉初将相文化水平不高,但战功卓著,都是老革命。文景后,老革命先后辞世,朝廷这才通过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组建了文官政府。

    第十四,他留下一个采风、采诗的“信访制”,“汉乐府”借此而生。菜九按,汉高祖与戚夫人的楚歌楚舞,场面感人,汉高祖本人应该也是创作演艺界的行家。他不仅仅停留在自娱自乐上,典型的与民同乐啊。

    第十五,他留下一个平民变革自身命运的梦想。汉高祖刘邦为布衣帝王。反秦起义前,为秦泗水郡沛县泗水亭长,四十八岁,副科级干部,放在今天已不能提拔正科级。七年反秦灭楚的战争实践,让他做了皇帝。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为布衣将相。在反秦起义前,或为平民百姓,或为“股级”干部;七年征战,他们出将入相,为后世一切有志者树立了建大功、立大业的人生榜样。

    第十六,汉朝留下一个人口大国。汉初,中国人口一千万多一点,经二百年休养生息,至西汉末汉平帝时,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五千万。汉朝将中国缔造成一个人口大国,汉高祖刘邦功莫大焉。

    第十七,他留下一首千古绝唱的《大风歌》,留下一座歌风台,留下一座泗水亭。(菜九按,汉高祖的这首《大风歌》,与项羽的垓下歌齐名,也是上了台湾的高中课本的,排在《垓下歌》之后。好像也上了各种中国古代文学资料。)

    第十八,他留下一幅手提三尺剑、马上取天下的英雄画像。人们习惯于将他与项羽比,好像少了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其实,纵看两千年,在皇帝群体中他是亲临战争第一线次数最多、受伤最重而又从不轻言退却的马上帝王。去世前半年,他以六十二岁的伤残之躯,亲征悍将英布,再次于两军阵前受伤,带伤看乡亲,带伤祭孔子,都是千里跋涉。这样的英雄气概,历史上绝无仅有。

    第十九,他留下帝王的“龙图腾”。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他是母亲感龙而生的,又屡屡写到他身上的龙云、龙象、龙气。此后,二十四史每写帝王生平,都少不了要交代“龙”的背景,故知这一切皆取法乎汉高祖模式。中国正史,第一位“龙的传人”,就是刘邦。

    当然,十九之后还可以列上若干条,“九”为大,不再详述。即以“遗嘱”而论,在帝王圈子里,他的遗嘱也是最明智的。先预言萧何为相,再预言萧何死而曹参继为相,复预言曹参死而王陵、陈平共同为相。验之历史,分毫不爽。吕后等再问王、陈二人后安排,刘邦发脾气,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何等的清醒。(菜九按,这么多遗产出自一个人人以为其无赖、流氓之人,其本身就足以骇人心目。)

    这么丰厚的一份“遗产”,要全面认识,要理性把握,要照单接下,要平心处置,可以作镜鉴,可以再评析,唯戒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以“大批判”态度当洗脚水一泼了之。

    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

    幼时读《三国》,诸葛亮出场前就有许多渲染,当时流传其自比管仲、乐毅,但水镜先生向刘备举荐时认为,诸葛亮的自比并不恰当。刘关张等人揣测是不是比高了,谁知水镜先生说是比低了,应另拟两人才更恰当。这两人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兴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子房就是张良。当年帝王将相被统统逐出了生活的全部角落。至此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不禁令人神往。幼时的心灵猛然会冒出了个念头:这个张良能耐那么大,干吗不自己弄个天下耍耍?难不成他是个活雷锋?估计世世代代包括现下的成人也会有类似的想法。究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可能到头来不过是还他个高风亮节完事。不是有一句老话这样说的吗,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老共产党人菜九段偏偏要给这句话续个下半句,道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认真。可能更加合适。这个话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不舒服,但放眼望去,最不讲认真的事情已经是多到不计其数了,这个帽子还跑得脱吗?张良问题应该是中国人不认真的典型表现。前些年,菜九曾发布一短帖道是“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现将其细细拾掇,看看中国人的这种不认真造成了多大的历史误会,或者会因此而误人误己也未可知。

    1. 张良地位无限拔高的基础

    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就肯定了其历史功绩。汉定天下后,胜利者君臣在探讨成败得失时,刘邦有一段非常精彩有名、且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表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汉人好大言,其中又以刘邦为最。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刘邦信口开河于上,以下人等胡说乱道就更加不可收拾。刘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有点意气用事,有点信口开河。而他信口开河的直接后果是给自己上了套子,这个套子是,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完全是因人成事,但这不是事实。为什么说他是信口开河,因为后两人的事迹还与事实接近,尤其是萧何的事迹与本事确实是刘邦不具备的。而摆明了被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张良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评价,显然得不到具体事实的支持。张良的事迹俱在,可还真没有哪一桩能当得起这个评价。于是汉高祖给张良特制的这顶帽子太大,帽子底下没人。这顶帽子不仅把张良罩没了,也把天下后世的人全给罩进去了。

    对于汉王朝的建立,张良无疑是有功之人,但要说他有过什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计谋,也确实指认不出来,即使想牵强附会也很难办到。张良的功劳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下简称功臣表)里记得清清楚楚,“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国。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解上与项羽之郤。汉王请汉中地。常计谋平天下。侯万户”。这里的功劳也是虚实夹杂,其实者是可以指认的,而其虚者也是可以指认的,最明显的虚就是以韩申徒下韩国。但张良的世家记得清清楚楚,他与韩王成每得一城,旋即被秦军夺去。所以这个下韩国,更确切地说是战韩国。真正下韩国的是刘邦的西征军办到的。但刘邦与张良的关系好,他要把自己的功劳算给张良,谁还好意思说长道短。至于“常计谋平天下”,则可大可小,在平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的事是有的,谋大谋小,谋好谋歹,则可另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计谋,否则就直接讲就是了。比如前面提到的“言上张旗志。秦王恐降”,就是个出谋划策的作用,但又是真假参半的事,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回事。破武关后,张良设计“张旗志”,使得秦军懈怠,促成了沛公的胜利,但把“秦王恐降”也安到他头上,就明显过了头。所以,如果真有什么决胜千里的计谋,《功臣表》里应该不会不记。之所以不记,是确实没什么可记,只好空缺,留给后人无限想象,大家胡编乱道可矣。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在《功臣表》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这两条功劳都不小。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但也只是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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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地说,张良的真实功劳在《功臣表》只被记下了两条,即解鸿门刘项冲突及讨要汉中一郡。这两条功劳都不小。但推算起来,刘邦得张良之助事应该有四起,一是下南阳,二是攻武关,三是鸿门解难,四是多要了汉中一郡。这四件功劳确实非常人所能及。但也只是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而不及其他,与决胜千里挨不边。

    2. 铁哥们的关系不够铁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与张良非常投缘,两人出道的时间差不多,但刘邦的气象一开始就比张良大。《留侯世家》称(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但没搞出什么名堂,而刘邦与秦作战已是连战皆捷,对秦作战取得了全胜,甚至击毙秦泗川守的战绩,这是史载战场上丧命的秦国最高官衔者。张良在投奔楚假王景驹的路上,在留遇沛公,两人一见如故,沛公拜良为厩将。尤其是“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此前张良也为他人说过这些,但都如石沉大海。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 《留侯世家》说:“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实际上刘张二人还是去见了景驹,张良找到刘邦是找到了依靠,但刘邦找景驹的目的不是投靠,而是借兵收复被雍齿占领的丰,所以刘张相遇无助于解决刘的问题,见景驹还是免不了的节目。

    《汉书·高帝纪》称与张良一同见了景驹,这一点有《汉书·楚元王传》为佐证,其称同去见景驹的还有萧何、曹参。故《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史记》作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此班氏改正《史记》之失也。《高(帝)纪》明言沛公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可见良亦见驹。但自此决意从沛公耳。”所以,张良遇刘邦即不以个人身份去见景驹而是以刘邦从属的身份一起见了景驹。景驹的地位高于刘邦,但以张良之英明,只需扫一眼,就知道景驹没什么前途。所以见过景驹后,他仍跟定了刘邦。不知是不是因项梁立楚怀王,勾起了张良的故国情结,他鼓动项梁 :“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于是项梁将找到韩成的事委托给张良,终立韩成为韩王。从此张良以韩申徒之职,与韩王成带着项梁襄助的千余人,西向旧韩攻城略地。至此,刘张相得的关系出现停顿。张良可能想在故国的旗帜下建功立业。这种举动与张良的一贯行事轨迹毫不冲突,因为他家祖上几世都为韩国效力,他这样做正是沿续前人的事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以张良的材具难道就不想自己弄一番事业,非得依附于人不可吗?如果在见到刘邦之前,张良或者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看到刘邦的事业红红火火,张良的心里或者会痒痒的欲有所为,毕竟他还时不时地指点过刘邦几招嘛。而他在刘邦这里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因为刘的才气大,张的本事显不出来。所以,张良怂恿项梁立韩应该有双重目的,既可继续为韩国效力,又可取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对张离开别去,另求发展,刘邦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肯定不爽,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张的理由还是相当正当的。刘只不过是怀王以下、项梁的一偏将,还不能与徒有空名的韩王成相比。

    但事实证明,张良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刘邦能干好的事,张良未必能干得好。果不其然,历史记得清清楚楚,张良与韩王成“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即使这样,里面可能还有溢美之词以遮掩张良的窘态——即他与韩成不是什么为游兵,而是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项梁襄助的人马可能打得所剩无几了,还游什么兵呢。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韩信卢绾列传》,“项梁败死定陶,(韩)成奔怀王”。之所以以前没有奔怀王,实在是因为没脸见人。给了你千把号人,打得没剩几个,见了人又能说什么。难不成还好意思再开口索要兵马?但项梁死后,情况有所不同。毕竟怀王不是项梁,可以再开一次口。史书上没有明确说怀王襄助了人马,但沛公击秦时,韩地武装又再次活跃于故地这一事实,说明韩成肯定又得到兵员补充。这一补充只能来自楚怀王。否则,他怎么奔去没留下,肯定是得到新的增援,又重新开始作战。

    对秦作战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也不是非刘项就不能有所作为。这里可以将韩地的情况与魏地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魏豹也得楚助数千人,但在没有其他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魏豹攻占了二十几城,这个成绩是张良统领的韩国武装没法比的。在同样得到了楚的援助的情况下,韩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即没有一块实地,始终在流亡。这一点对张良的形象非常不利,但也没有办法,谁要你连个立足之地都拿不到呢。这个旧韩之地,还是到了刘邦西征时才得以征服。刘邦西进击秦在洛阳受阻后,转道旧韩从武关入秦。刘部一入旧韩,就强势作战,连破秦军,为张良这条地头蛇出尽鸟气。从此,刘张二人得以再续前缘。只是刘邦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刘邦——兵强马壮,气吞万里;而张良却还是当年甚至不及当年的那个张良——穷困潦倒,无所依傍。此情此景,不知张良将作如何之想。估计是像做梦一般,虚掷了光阴。让张良、韩成吃尽苦头的秦南阳守军被刘部打得龟缩在南阳城内作困兽之斗,刘邦便想弃城轻进。这时,张良的作用就出来了。他劝告刘邦不能置自己于进退失据的险境,刘邦何等聪明,一点就灵,掉头猛攻南阳。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应该说张良在这个问题上立了一功,也可以看出刘张相得甚欢,刘并没有因为张助他人而心存芥蒂。这与刘邦的胸襟有关。刘的立场一贯是,来去自由,去了不妨再来。革命不分先后,即使中途退出,也不影响继续加入,还一样受重用。重用张良一事很快就有了回报,《功臣表》上记的那个“张旗志”破秦的事,就有张良的重要贡献。但应该看到,刘邦不止张良一个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者多多,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比如克武关是怎么一回事,就很不清楚。菜九曾作《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其中就倾向于将功劳归于张良,但也没什么把握,毕竟《功臣表》上没这么记,只得存疑。

    破秦之后,刘邦的感觉超爽,可能想大大地骄奢淫逸一番了,这时旁人的话也听不进了。我们想都能想出来,灭秦后的刘邦是何等的嚣张跋扈。那些天,可能天王老子都不在他眼里了,你们这些凡人还想来掺和什么?难道臭秦始皇能享受的东西,我沛公就不能沾边吗?难道我们这些受尽秦政鸟气的楚国佬就不能在皇宫里撒撒野、撒撒尿?难道我们这些胜利者不该在皇宫的龙床上打打滚?这也不能,那也不能,那我等打天下所为何来?穷棒子翻身,扬眉吐气很容易变成张牙舞爪,这也是人之常情,换了你我,也决不会有什么两样。所以樊哙的劝说成了耳旁风也就不奇怪了。还是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更铁,所以张良让刘按樊的主张办,刘邦也就遵从了。大概刘邦已经过了把瘾,浅尝辄止了,从善如流了。其实张良这件功劳绝不小于什么运筹帷幄,但又与运筹帷幄无关。如果任刘邦在秦始皇的宫里胡闹下去,什么夺天下的梦想都不会有,有也不会成。

    接下来,张良为刘邦做的事,就是功劳簿上记载的鸿门宴解郄与分封多要一郡的事了。这两件事,非张良做不来,张对刘做这些事不仅是尽铁哥们的本分,其中应该包括酬谢刘邦的知遇之恩的成分在内。但是不是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就肯定做不成,当然不是。菜九倾向于张良在这里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得这两件事容易办了。因为既然刘邦决心拱让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项羽杀他的理由就不成立;而汉中本来就在刘邦掌握,项羽也不一定就非得将其从刘手中挖出,便宜章邯、司马欣等人。当然,如果没有张良,这两件事办起来都很棘手,而有了张良,刘邦的事就如愿以偿了。退一步的如愿以偿,也是如愿以偿。所以功劳簿上,这两件功劳写得实实的。设想,如果汉中落入项羽势力掌握,刘邦想出巴蜀直难如登天。

    就在摆平了这两件事后,张良又与刘邦分手了,这次的理由还是韩王成。但在菜九看来,总是怀疑里面有投机的成分。项羽分封后,不让韩王成之国,给出的理由是恼恨张良助刘邦。这叫什么理由嘛?项羽不遣韩王成之国的真正理由,更是因为他想贪这块地。因为项羽对魏豹早先已占之地还要巧立名目将魏改封西魏,而将魏地攫为己有。正好韩王成在反秦事业中一事无成,所以对韩国如法炮制,不让他之国归封,其他人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就如项羽将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的原因一样。所以这里不牵涉受张良助汉王牵连的因素。但《史记》记载的这种说法到底是司马迁的揣测之辞,还是旧有说法。如果是前者,则可不予计较。如果是后者,可能就要追究抛出这个说法者的居心了。依菜九之见,这个记载更像是张良为他与刘邦的第二次离别制造出来的假话。以项羽的力量,真要处置刘邦,并不是做不到,难道因为张良帮刘,他就不便处置?显然张良还没那么大的面子。如果真正对张良反感,张良与项羽单独在一起达四个月之久,处理起来也方便得很嘛,为什么没处理?设想,连无辜的韩王成都能说杀就杀,为什么会对张良网开一面?如果说项羽杀刘邦还有点下不了手,那是因为他们早先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但杀张良可没什么交情要顾,难道项伯的面子就那么大?所以这里面的事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只得存疑,以待有识教我。

    那么,张良为什么要制造这个假话呢?我们不妨来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菜九以为,张良看刘邦被派发到巴蜀汉中,以为刘邦的气运也就是老死川中,所以他要另谋出路。我们来看看他为刘邦出的馊主意。他让刘邦入汉中后烧绝栈道,以示永不东还,消除项羽之戒心。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刘邦可能真的会老死川中,这一下可真遂了项羽的心愿。项羽和范增为刘邦规划的未来,不正是让刘在川中幽囚自生自灭吗?这一下可是你刘邦自绝东还之路,怨不得别人。如果不是赵衍指出一条暗道,刘邦就是想出川也办不到。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都是后人敷演出的鬼话,当不得真。这也是中国人最不讲认真的典型事件。所以菜九做成语词典时,对这个条目下的措辞是“传说”,与其他辞典均不同。连《现代汉语词典》都是错的。菜九的尾巴老是乱翘,也多拜中国人一贯的不认真所赐。但对张良离开刘邦的理由还不敢乱翘尾巴,但提出问题总是可以的吧。认真一番就这么难吗?总不能张良怎么说,后人就怎么信吧。

    如果张良有什么如意算盘的话,那他跟着项羽算是他走了眼。因为项羽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张良与项羽就没能套上近乎,连韩王成的命也没能保住。说项羽目中无人,是因为他既不用张良,也不怕张良会去助别人,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所以张良在那里还蛮自由,所以张良再次投奔刘邦也没费太大周折。而张良的这次投奔刘邦的时机值得注意,那是在刘邦已打出汉中,基本上荡平三秦的时候。换言之,刘邦已从那个仄逼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又显示出一派大好形势。张良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投奔,正其时也。刘邦对张良的归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他立即封张良为成信侯,而这时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还没封侯。这是刘张关系铁的明证。

    岂知天道好还,张良有过主动离开刘邦的前科,就受到被刘邦两次抛弃的报应。刘邦在荥阳、成皋两次被项羽打得夺路狂奔,一次带了陈平,一次带了夏侯婴,没提到张良,看来多半是撇下不管了。所以说铁哥们有时也不够铁。刘邦丢下张良及其他人,任其自生自灭。好在天助刘邦,那些被撇下的将领及张良都自行找到了出路,然后再继续追随刘邦打天下。但大概抛下军队只身逃跑是楚军的传统,黥布落败时是这样,刘邦落败时是这样,到项羽落败时还是这样。局中之人也就见怪不怪了,无怨无恨了。而就张刘两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扯平了。实事求是地说,刘抛弃张的两次也有人之常情在其中,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遑论其他。刘邦打败仗时,情急之下,连子女老爹都顾不上,铁哥们又岂能比儿女老爹更亲?所以,张良对刘邦抛弃他的作法不会有太多的反感,抛之坦然,跟之坦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比照张良被刘邦两次撇下的记录,那个运筹什么决胜什么更像是个笑话。这既可以理解为刘邦善意地开了历史的一个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刘邦为了使张良能多得封地而编造的幌子,以堵天下悠悠之口。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9 8:53:0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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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张良的自知之明

    张良出道前的事迹中有一受老父兵书事最令人神往。按说他占有天下第一奇书,以他的不世才具,取天下当如反掌。但岂知事又有大谬不然者。张良一出道就有百十号人,与刘邦走出芒砀山时差不多,也与彭越的人马相仿佛。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备领袖资质,所以试了几试。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张良吃足了苦头之后,就知道自己不是单干的料。如果我们后人认可韩信的说法,将刘邦将兵的本事定为不超过十万,那么,给张良将兵本事定个不超过千应该是个准确的定位。到了千人,则左支右绌,手忙脚乱,不成体统。所以他的官衔是将军,但他从来不带兵。他的理由是身体不好,但这个理由不成其为理由。

    司马迁因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的评语,“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但张良虽不甚魁梧,身体肯定不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记他击秦始皇失手后,隐居下邳“尚任侠”,也就是说好打个抱不平,大概与人动动拳头的事也没少干。这种打架斗殴的事,没有身体做底子,又岂能办到?再说指挥作战,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刘邦击黥布时就是在担架上完成的指挥。所以说,张良的身体不好是免于带兵的托词,以便藏拙。否则所有人都知道你精通世上第一流的兵书,不露两手出来岂不是不合时宜之至。但这两手以前也不是没露过,再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把戏就怕穿帮,神话就怕戳破。在张良而言,或者唯恐天下人提及他有天下奇书一事。刘邦是装神弄鬼起家的,跟张良关系又非常铁,犯不着去逼鸭子上架。你说身体不好就不好吧,你要歇着就歇着吧。反正也没什么非你不可的事,大家就这样抬着混,就这样一直混到革命成功,皆大欢喜。

    有一点可能所有读者都没有注意到,刘邦在张良没有加入本方阵营前的作战中,从未吃过败仗。倒是张良跟了刘邦后,刘在与项羽的作战中一直在吃败仗,而张良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张良在指导作战一道上肯定没有作为。刘邦击三秦,张良还没有回到身边,也是全胜。由此可见,刘没有张,即使称不了帝,还可以有不小的局面,而张没有刘,则无所措其手足,整天逃命不暇。这一点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当然,即使没有刘邦,张良也被历史记下重重一笔,其博浪击秦始皇一事,已为秦记录在案,只是没有结案就成了一个无名英雄。

    刘邦与项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项羽是人之过无所忘,刘邦是人之功无所忘。刘邦一直感念着张良对他事业出的大力,尽管出大力的人不少。他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虚词给张良定位,就可以厚封张良。所以刘让张自择三万户,这在当时可足以抵一个小王。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只得六县之地,或不足三万户。当时居功第一的曹参所封也只得万六百户,让张良得三万户,足见刘张关系的铁。但天下也不是刘邦的私产,所以他厚封张良也不是信口而占,而是有依据。早年他曾有号令,道是以一郡降下者,封万户侯。张良为刘邦讨得的汉中一郡成了最后胜利的起点,仅此一条就足以得万户侯。何况张良的功劳还不止这一条。所以刘对张的偏爱是于公于私都能站得住脚的。而张良的头脑何等清醒,他哪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接受这样的封赏。他乖巧地只要了与刘邦初次会面的留为封地,而此举不仅是为了铭记这次君臣风云际会,更是真正地为刘邦排忧解难。当时天下平定,地正不够分呢。留作为楚汉决战的最后战场,其户数肯定非常之少。但谁让他们是铁哥们呢,他不帮刘谁帮刘?张良此举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有了张良这个参照,那些功劳不及者又怎么好意思胡乱争功?

    张良的可数得出的功绩基本上都是在楚汉战争前立下的,功劳簿上也正是这样记的。到两边开战后,他反而淡出了斗争的舞台,转向了谐调刘邦集团内部的事了。于是张良其人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低调,直至胜利后,闭门不出,修道辟谷,与世无争,与世隔绝。根据张良的行事,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条轨迹:刺杀秦始皇(什么都敢干)——乱任侠打抱不平(什么都想掺和)——逐鹿中原,带兵作战(雄心勃勃,尝试建功立业)——运筹帷幄(能不掺和就不掺和)——闭门不出(什么都不想掺和),典型的一条有为向无为退缩的轨迹。大概也就十五年光景,张良从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蜕变成了个不食烟火的隐居者,感觉上蜕变得也太快了,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换了菜九这样的寻常之人,多半不会轻易甘拜下风、认赌服输,一遇挫败总是向外找原因,怪张三怪李四,惟独不怪自己,非得碰得头破血流、焦头烂额、灰头土脸、原形毕露、山穷水尽,才不得不罢手。而张良何等高明,只需试一下,就知道自己与世界的水深水浅,没那个金刚钻,就不去揽那个瓷器活,岂止是不揽,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不看?看了心烦。而如菜九一般的寻常之人,分明揽不下瓷器活,肯定还要忍不住在边上大言谵谵,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让自己来干又如何如何。

    应该说,张良对自己的认识与定位基本上是准确的,他辞谢刘邦的三万户之封的说辞就很中肯,他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幸而时中,可以看成为是谦词,也可以看成是事实,也就是说有的计谋对了,也有的计谋不对。出谋划策有对有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算无遗策,怎么解释张良自己单独干不成事。所以说,张良的这句自评,可以看作为对刘邦评价的回应。运筹帷幄云云,有对有错耳,不得据此将刘邦的成功归功于张良,尤其不能据此评价而将张良的地位无限拔高。但后世不认真的人却在为张良的地位大争特争,无休无止。

    这也难怪,人性的特点就是好为他人作主。一般来说,如果他人不反对或没法反对,人们就强行替他人作主了。张良的情况好像就是这样。反正张良也不会说话了,大家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也不管对不对,也不管是不是合张良先生的意,先说个痛快。可能人们反感刘邦的人品,所以最不服气张良与刘邦的君臣关系,于是从张良指点过刘邦一事,并自承为帝者师一事,引发出帝王师的概念,令天下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为之心醉神往。历代的人都在为张良助刘邦找各种借口,表示助刘非其本意本心。如:“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耳。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及高祖兴义师,诛项王,则高祖之势可以平天下,故张良助之。良岂愿臣哉?无其势不及。”(《历代名人论刘邦》引《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遗书》卷十八)“程子醇儒也,知小义而不知大义。夫张子房以五世相韩,报秦于博浪沙中,义也,以祖父事韩君也。身事韩王成而楚杀之,若汉王西归,释羽弗击,虽叩头流血以争之可矣。程子以为不义,且曰不义甚矣。此何哉?夫楚汉之事,英雄相竞以智力耳。此固难以儒者之道论。即以儒者之道论之,程子之说亦非也。请详言之。项羽弑义帝,汉王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告诸侯曰,寡人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今若与项羽约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于天下也。夫君子为义,当务其大者,项羽剽悍贼害,汉王与战,不能当也。幸其失计 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时卷土再来,楚汉之成败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涂炭,亦未知何时而已。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较之失小信于项羽,孰大孰小?救民于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弑君,大不义也。汤武行之,大易以为应天顺人,孟子以为诛一夫。项羽屠杀之惨,桀、纣亦不至是,区区失小信而取之,不义亦微矣。救民于水火之中,犹贤于汤武之放杀也。”(《钝吟杂录》卷九)历史上有关刘张的笔墨官司牵涉面颇广,但古人也有能明事理者,如宋人吴曾说:“宋景文公云,或讥汉高祖,非张良陈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于良平,乃能听其谋,项羽不知用范增,败矣。予以为景文徒知其一耳。独不见韩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至论其长,信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嗟乎,不知高祖胸中能著几韩信耶?”(《能改斋漫录》卷九)

    菜九一开篇就说,“历史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与他的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经以上分析后,这句话用在张良身上可能要做点微调,可能这样说会更好:历史是不会把荣誉平白无故地送人,但得到高人的提携后,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张良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就是与铁哥们刘邦的刻意提携分不开的。刘邦对三杰的评论,就很有为张良个人造势的成分。张不仅是三杰,而且是三杰之首,其功劳总高不过萧何吧?刘邦本拟以萧何为首功,但碍于众武官的情面,只得让战功大的曹参居首功。所以,张良居三杰之首里面的猫腻就大得很。刘邦再三说运筹帷幄,就是有对铁哥们的照应成分在内。与张良对刘邦的帮助相比,刘邦如此力挺张良,后者是得了大便宜了。中国历史上得天下者多矣,又有几个人能比得了张良的名气。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不服气张良为刘邦臣子的人也应该感谢刘邦了。所以,菜九原先的那个“张良的地位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之作,也应该改成“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才更对头。

    至于刘邦的人品才具究竟如何,菜九另有专论,不在这里讨论了。可参见《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及《解读项羽》等篇什。网上都有。搜索一下即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11 9:19:5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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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
菜九写的《张良的历史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这个段子,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人们据以为反对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张良,刘邦根本不可能成功。但很少有人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刘邦,张良能干什么。尽管不同意菜九,但有两个事实是驳不倒的。一是张良自己没干出个名堂,这一点他就不如魏豹、瑕丘申阳与司马卬了;还有就是张良与刘邦一起时,在荥阳这个地方吃了两大败仗,差一点当了俘虏。可见张良能决胜千里之外,但不能决胜于眼前。人们大概会以为张良只善于远程发炮,拼刺刀则非其所长也。姑且认为这也是世事难料原理吧。

仔细想来,人们反对菜九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讨厌刘邦。因此说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一听之下就令人恶心。如果肯静下心来认真一思索,可能就不会那么反感了。因为人们公认张良是一个大英雄,而大英雄又岂能随便找个什么人就去寄人篱下。能让大英雄追随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即被追随者是一个更大的英雄。如果想明白了这个环节,一切心理疙瘩就全部解开了。但人们的认识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哪能说转变就转变?再加上敝帚自珍、自以为是的人性因素,这种转变就更不容易了。于是菜九寻思,如果换一种形象一点的说法,可能更容易理解两者的关系。这个所谓形象一点的说法,就是股评家与操盘手的关系。

刘邦力捧张良的名言是:“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顺着这个话,人们认定刘邦全靠张良才取得的胜利也很正常。其实张良自己对此事也有个很中肯评说:“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因此,评价张良的历史作用时,应该把这两句话综合起来看才好,即在运筹帷幄之后,补上个幸而时中,其作用就恰如其分了,这也表明其主要工作应该是出谋划策。我们现在说运筹帷幄,基本上指的是决策,但出谋划策与决策并不是一回事。张良的作用肯定不是决策,与我们心目中的距离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股市比较火爆,我们不妨用股市的原理来类比刘邦与张良的关系。仿之于股市,投资人与股评家的关系与刘张关系很有一比。只要介入过股市的人,对股评家应该都不会陌生,而张良在刘邦阵营所起的历史作用也确实与股评家比较接近。

天下共同反秦时,相当于一个大牛市刚刚开张,张良自己也整出了一个小盘股,加入进上市的大潮。一开始遍地都是黄金,资金面宽裕得很,但张良的股本就是没有扩张,在股市上没什么赚头。于是就边炒股边搞股评。但股评也不易找到好的听众,直到遇上了刘邦,张良的头号股评家的地位才显现出来。史书上说,张良无论对其他人说什么,人家都理解不了,而刘邦一听就很投缘,一点就透。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其实不是刘邦耳根子软,而是因为水平高。张良的水平很高,跟没水平的人说,人家当然听不懂,听不懂自然就没兴趣,再再正常不过了。刘邦就不同了,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于是乎,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张良走不好的股票,刘邦就能走好;张良不敢做的波段,刘邦就敢做;张良看好但不敢持有的股票,刘邦就敢满仓。于是乎,刘邦的股本就急骤扩张,很快就成了股市里的一个强庄。后人以为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误会,这两人只是不以读书见长,并非没什么文化。张良是当时第一流的学问家,如果没文化,两个人也谈不到一起去啊,张良再闲得发慌,也犯不着去开导一个文盲啊?

大概看到刘邦在股市里赚得盆满钵满,张良心里或者也老大不是滋味。他可能以为自己没能发起来,是因为本钱太少。如果有足够的本钱,也未必发达不了。于是乎,他想到了融资,发行了一支韩国股票,其招股说明书肯定是写得相当的好啊,证监会主事的项梁与楚怀王很快就批准上市,并提供了一笔开张资金,等于借钱供他炒股。但张良可能只会写招股说明书,而不太会经营股票,刚一上市,他这支新股就开始走熊,连昙花一现都没有过,很快就由绩优股,沦为ST了。这一下张良知道了,股市上挣钱非常困难,原来做股评与炒股还不是一回事。于是金盆洗手,专职股评,坚决不炒股。如果有谁动员他炒股,一律以身体不好为理由坚决推掉。

灭秦之后,所有的股票都空前利好,新股票不断推出,但张良持有的韩国股票竟然被暂停上市了,搞得张良怪没劲的。怎么办呢?他只好跟股市的另一个强庄项羽搞到一块。图个啥呢?无非是想让他持有的股票从笼子里放出来,因为项羽此时还兼着证监委主席一职。但项羽是天字号第一牛人,不听股评也能霸庄。于是乎,张良的股评一句也没发生作用,甚至张良持有的韩国股票被搞到摘牌,搞得张良连寻常股东也当不成了,怪郁闷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良一气之下,又跑到老哥们刘邦处重操老本行。而最气人的事就在张良走后发生了。张良前脚走,项羽后脚就把倾注了张良无数心血的韩国股票转给他人——新受封的韩王郑昌重新上市。这不是成心怄张良吗?好在张良已对持股票坐庄没有太大热情了,否则真要给气晕过去。

张良投奔刘邦不久,刘邦就斥巨资一口气将那个不属于张良的韩国股票打到跌停板上,然后彻底并购。不久又将其资产重组,交给韩王信坐庄重新上市。刘邦是非常清楚张良与韩国股票的渊源的,但他没有将这支股票交给张良这个发起人,可能不是怕张良坐大,而是怕张良炒不好。毕竟知人善任是刘邦的强项嘛,毕竟张良有业绩不佳的前车之鉴嘛。千万不要以为刘邦此举是嫉贤妒能,凭他与张良的交情,让后者持有一支股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让张良持有,也是为他好。

到了刘项强强对话,比资金,比凶悍,比手段时,张良的股评似乎没发挥什么作用。刘邦这个股市高手强庄,碰到更高更强的项羽,就一点辙也没有了。刘邦有几次被打到跌停板,清仓离场,血本无归,就是有张良在边上支招也没有用。看来张刘两人的实力与头脑加在一块也不是项羽的对手。但刘邦的特点是愈挫愈奋,每次给铲庄,都能很快就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募集到巨额资金,重新杀回股市,继续向项羽叫板。而项羽每次胜利过程中消耗的资金得不到补充,最后庄也坐不成了,被刘邦清仓出局了。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到张良的作用何在,即使历史存在的若干记载,也都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或者那些决定性的作用因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就一条也没记下来。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张良与刘邦在秦末的股市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受够了行情的起起落落,终于一庄独大,封住涨停,享受暴利。刘邦建立了四百年的王朝,张良得到了第一谋略大师的历史荣耀。语言大师刘邦创造的运筹帷幄这个词真是有不小的魔力,好像这么干的人注定就是个大赢家,而且一赢就轰轰烈烈。菜九说过,刘邦这些话是为了给张良多分红而给人们下了一个套。结果呢?不仅人们上了刘邦套,刘邦自己也上了刘邦的套。好像决策都是张良的,刘邦自己倒只是个跑腿干活的。实际上,运筹帷幄只有与决胜千里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运筹帷幄本身是个中性词,表示一个人在私下里谋划什么,没什么了不得。比如早先菜九在家里盘算着要买什么股票,憧憬着发财的前景、美好的未来,也属于运筹帷幄,但股市也不是菜九开的,菜九运筹帷幄有个屁用。事实上,菜九一入股市就尽显绝对菜鸟本色,即使天天运筹帷幄,其结果也只能是屡战屡败。所以金盆洗手,只看不练。基于此理,菜九以为,张良先生运筹帷幄的事情肯定会有,但决胜千里,就只能存疑了。比如菜九就倾向于将攻破武关的功劳记在张良名下,但没把握,只得作罢。

菜九在前面说了,刘邦的运筹帷幄评价,要与张良的幸而时中评价联系起来看才好。而运筹帷幄与幸而时中恰好就是时下里股评家的作用所在。只要与股票沾边的人都知道,股评家会一口气推荐好些个股票,其中有说准的,有说不准的(成心诱人上当的不在其列)。但听了股评而发财者的比例并不高。多数情况是,人们从股评家推荐的众多股票中选了一支或几支,结果没选中的都涨上去了,而选中的不涨反跌。好像千选万选,特意把那个不涨的给选出来一样,让人哭笑不得。张良给刘邦出主意,肯定也不是一条两条。为了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张良肯定是绞尽脑汁出谋划策,解读业绩报告夜以继日,K线图画个不停,基本面资金面分析个不休,于是乎好股票与坏股票同时存在一点也不稀奇。张良只管推荐股票,具体操作的好坏还是刘邦的事。刘邦的高明就在于他能慧眼识珠,一下子就能把一大堆荐股中最有价值的那个挑出来并一路持有。刘邦的伟大也因此而显现出来了。我们听了股评而发财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人感谢股评家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人性总是看重自己的、看轻别人的。这不,那些听股评而发财的人也就把功劳往自己头上一安,关股评家屁事。伟大的汉高祖就不同了,他只记住了你的推荐的好股票,至于你推荐的烂股票,反正最终成了大赢家,也就在所不计了。于是乎,不仅你的功劳是你的,刘邦自己的功劳也不妨分一点给你,比如张良的功劳本上记其下韩国,就是刘邦率部完成的。这与霸王有质的不同,项羽专门记别人的过失,谁要有个闪失,就揪住不放,搞得在下边干活的人心情很不好。其实这个项羽,实在是我们的同类。比如,我们最喜欢记别人的不是,别人的功劳在我们眼里分文不值;别人的过失罪不容诛,自己的过失理所当然;所以我们都特别讨厌刘邦。但我们恰恰忘记了,没有刘邦,也没有今天张良的崇高地位。

其实这个段子的正确题目应该是投资分析师张良与庄家刘邦,但不如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顺口。就这么着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24 16:54:3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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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吕太后的婚前协议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此为《诗经》开头第一篇《关雎》,《毛诗序》认为它旨在歌咏“后妃之德”, 以往的解释甚至于具体到,指认这首诗说的是周古公求偶之事。其立意是找老婆非常重要啊!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兴衰啊!当革命成为新潮之时,这些过去的老旧观点难免被认作为无稽之谈。明明讲的是一个青年对一位容貌美丽姑娘的爱慕和追求,写他求而不得的痛苦和想象求而得之的喜悦,怎么扯到后妃之德上去了呢?于是乎,现在通常认为,它是我国爱情诗之祖,不仅反映的是令人喜闻乐见的爱情题材,还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岂能不懂爱情?岂能连这首诗里的爱情因子都看不出来?但无论看出来也罢,没看出来也罢,都绝非孔夫子将这首诗放在开篇的理由。不是说孔夫子不可以把爱情题材放在《诗经》的第一个,但他老人家搞了一辈子克己复礼,在选编《诗经》时也应该是有政治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用通俗的说法即是,找老婆非常重要啊!找老婆是人生大事,当然重要啦。但孔夫子所说的找老婆重要,则指的是国君找老婆,国家找老婆。为什么孔夫子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老人家是第一个历史学家嘛,看得多了,从春秋以前到春秋时代,成功的政治联姻使得家族发达,失败的政治联姻给国家酿成大祸的事多了去了。当初周族的先人为了家族的兴旺,靠着与姜氏、任氏联姻,终获发达。而王室及各诸侯国因为老婆找的不好,而造成国家动荡衰弱的事,更是多不胜数。估计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司马迁也将这一诗句用在《外戚世家》中了。

    各位看官可能要说啦,不是要说吕太后的吗,怎么关关雎鸠了起来?不要以为关关雎鸠与吕太后没什么关系,吕太后是不是窈窕淑女,司马迁没写,菜九不敢妄言,但她非常符合找孔夫子赞许的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个政治标准。而一旦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她不是什么窈窕淑女,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可能要问啦,吕太后怎么就符合这个标准了呢?这可不是菜九说的,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时称,高后佐高祖定天下。可是如菜九所知,刘邦起兵造反时,吕太后在家带孩子;直到高祖当了汉王,杀回关中,再杀到彭城,也没与吕太后见面;最终在彭城被项羽杀得落花流水,狼狈西逃时,才路过家乡与吕太后匆匆见上一面。之后吕太后就做了项羽的俘虏,直到战争胜负的天平完全向刘邦倾斜后,才将吕太后从战俘营中接了回来。整个战争期间,吕太后没出上一点力,怎么就佐高祖定天下了呢?是不是司马迁搞错了呢?据菜九的一点私得,凡是对司马迁结论有疑问的时候,千万不要怀疑司马迁,错的肯定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定天下的内涵相当复杂,并非一定是打江山才能称得上定天下,坐江山时消除内忧外患的贡献,也应该算是定天下。比如,众所周知的杀韩信、杀彭越,就是吕太后的手笔,这两个人都是刘邦放心不下,又非常不方便出手解决的人。而吕太后果断出手,就为刘邦排了忧解了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太后佐高祖定天下,也不算离谱。但菜九在这里要说的是,刘吕联姻之初,就打下了助刘邦开创事业的基础,而其中起作用的应该是孔夫子所信奉的找老婆非常重要啊。通常人们认为刘邦是个大老粗,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孔夫子的这些主张,可能刘邦早就领会其精髓。所以刘邦这个大英雄,在远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深知找老婆非常重要啊这个原则,于是乎,在已有老婆的情况下,仍然与吕氏联姻,而正是这个联姻,推动了他事业的成功。

    人们可能不相信刘邦会如此深谋远虑,因为《史记》不是这么记的嘛。刘吕联姻的过程,在《高祖本纪》里记得很清楚,其曰: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从这个记载上看,应该是吕氏主动与刘家联姻,但其可信度还是有问题的。吕氏善沛令一事的记载,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意识制造的一个传说,并不能得到相关记载的支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官场上,县太爷的地位比刘邦小小的乡派出所所长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果刘邦夺自己所在地父母官的所爱,跟捋老虎的胡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想不想在当地混啦?以秦法之峻,县令如果要修理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所长,简直是易如翻掌,刘邦似乎并没有遭受什么不测。像这样得罪县令,即使县令没什么特别表示,作为最讲政治的官场人物萧何、曹参、夏侯婴之流,还会与刘邦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吗?刘邦总会有顶头上司吧,在这种情况下,能不给刘邦穿小鞋吗?而刘邦如果在官场上受挫,对其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不小的影响的。所以这个记载非常不合理,而凡是不合理的地方,应该存疑。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记载,就会发现,这个存疑还是有道理的。吕后嫁刘邦一事或者并非那么玄。吕后之妹吕嬃嫁给了樊哙,樊哙的社会地位比刘邦又低了若干,不过是个杀狗的,与社会闲杂人员也差不多。比之于吕嬃嫁给樊哙,吕后嫁刘邦,应该算是嫁到好人家去了。因此,上述记载中吕父的高瞻远瞩并不能站得住脚。

    如果认可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么个原则,菜九以为,刘吕之间的联姻,更可能是刘方采取的主动,理由无他,只因找老婆非常重要。可问题是刘邦原来是有老婆的啊。民间有句老话,道是:先过门的媳妇大过后进门的婆婆。而刘邦原本有妻,难道吕后嫁过去当小老婆?这显然不符合找老婆非常重要的信条。从此前的那个老婆甚至连个名字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一点,可见其地位不甚重要,对刘氏的兴旺发达没什么帮助。而与吕氏的联姻,至少在人脉上,给了刘邦极大的支持。上面提到的樊哙,后来成为刘邦阵营的得力干将,可能就是通过刘吕联姻而得到的人才。刘邦当时是官场上的人,而樊哙不过是个狗屠,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呢。从这一点来看,吕后的娘家也不像记载中那样有地位,只是个寻常人家。一个寻常人家的两个女儿或嫁与亭长,或嫁与狗屠,可能在当时正是合适的婚配。而刘邦逃亡后,樊哙也加入到隐芒砀的队伍里去了,其中可能就有这层姻亲的关系起作用。

    吕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丁兴旺。按说老刘家的兄弟也不少,但这几个兄弟多是多矣,真要来事时,却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刘邦的大哥死得早,二哥刘仲大概相当平庸,刘邦得天下后,平白送了一个王爷的荣华富贵给他,一遇战乱,就立即逃了回来,一点风浪也担戴不起。弟弟刘交是个书生,也不是个能打拼的主。自家的人不顶用,当然要想办法借助外力啦,而借助外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姻亲。刘邦的原配妻子刘肥之母的娘家,估计也没什么力量可借用。所以要借助姻亲的关系成大事,只能另想办法。老吕家的人丁颇兴旺,吕泽、吕建成兄弟之外,还有吕婴。不仅如此,吕家纽结社会关系的能力也颇强,像什么王陵、雍齿等人都与他们家有不错的关系。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刘吕联姻。因为要借助姻亲之力,吕太后虽然后进门,但其地位却高于刘邦的原配,吕氏所生子女所享用的尊宠,也高于原配之子刘肥。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吕氏一门可以为刘邦的事业助力不小。当然,在刘吕联姻之初,刘邦不可能高瞻远瞩到想到得天下的前景,但不排除刘邦想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个事情就少不了要拉帮结派,而人丁兴旺的吕家不失为是一个重要依靠。于是,可能作为是外来户的吕家,需要在当地找靠山;而刘邦则需要依靠可靠的人手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根基;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一桩婚姻。刘邦年纪大,又原来就有老婆,吕氏嫁过来非常吃亏。怎么办呢,事先约定,后进门的媳妇名位居前,吕家的人要为刘家的事出力。这一切当然不见于任何记载,但事态的发展显示,这一推测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预先就设计好了的结果。

    果不其然,到了天下大乱、刀兵蜂起的时候,这桩看似不甚匹配的婚姻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吕家一方在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吕后的兄长吕泽。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在《史记》的主要记载中,却基本上看不出吕泽的作用,只有在刘邦彭城战败后,才在《项羽本纪》里带了一笔, “是时,吕太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至于其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则完全阙如。这种记载的缺失,与评价的奇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于是无实际战功的极高的评语,根本不足以服众。后人难免会想,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否则的话,就是另有隐情,即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幸亏司马迁还做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功劳,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个表尽管看起来非常枯燥,但因资料可靠,所以非常重要,如果参照这个表的话,很多历史认定都将重新修正。比如,根据这个表上的某些记载推断,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吕太后当政时,追封其为悼武王,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这些封号确立的时候,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还都健在,如果这些封号名不符实,则非常不合适。菜九曾专门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尽力探讨了吕氏的战争之功。在此不再一一追述吕氏的战争之功,而是着重讲一讲战争期间吕氏与刘邦的关系。通过这种比较,说明刘邦的事业借吕氏之力处既多且大。

    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与刘邦一样,在天下反秦之初,就投身其中。刘邦起兵反秦前是在芒砀山躲藏,估计吕泽等人也在其左右。当刘邦走出芒砀山进攻沛县时,吕泽并没有跟随,而是就地拉起了一支队伍,就近攻城略地,因为其作战范围甚大,应该组织了一定规模的骑兵。吕泽的作战与刘邦有分有合,但相距甚近,当无疑问。在灭秦以前,两人分开的时间居多。在分开的时间里,吕泽为刘邦的事业招揽了大量将才。可以基本划为出身于吕泽部的比较显赫的战将应该有:王陵、陈豨、信武侯靳歙、丁复、蛊逢、靳强、朱轸、雍齿。陈豨、靳歙,在《史记》中有传;陈豨与刘邦很投缘,靳歙是汉军的常胜将军,一生没打过败仗。王陵的传记附见于《陈丞相世家》。丁复、蛊逢无传,但其位列于汉初十八诸侯,因军功封赏户数在十八诸侯中也是位次靠前,其中丁复的受封户数仅次于曹参与周勃,而高过樊郦滕灌。靳强无传,但为参加鸿门宴者;朱轸灭三秦时俘虏了翟王。雍齿则先背叛刘邦,后加入刘邦的地点正好不在刘邦的作战线路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将吕泽的身份定为“客”,甚是准确。这个表里身份为客者不少,但只有吕泽才是名符其实的客,即与刘邦没有主从隶属关系。因为吕泽不仅基本上单独行动,且建立了有别于刘邦部队的军功爵位体系。刘邦用的是秦制,而吕泽用的是楚制。如丁复的官衔是大司马(刘邦直辖的军事集团可没这个军衔),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因此,吕泽在刘邦的事业中,不像是个下属,而更像是合伙人、大股东。也只有这样的身份与实力,才能谈得上“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同时,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身份、实力与贡献,才能体现“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里记载的吕氏事迹,反秦时的居多,如下东郡、会战钜鹿等等,按其功劳,项羽分封时,完全可以封个王,当时封王者有十八人之多,像瑕丘申阳、吴芮的功劳就不大于吕泽。吕泽至霸上,即被封侯,而他的功劳不是封侯所能解决的。因为他可能的部下陈豨、靳歙也封了侯。可能是出于对吕氏功劳的补偿,刘邦又封吕泽之父吕公,也就是刘邦的岳父为临泗侯。须知,在众多有功将领都没有封侯的情况下,给无尺寸之功的吕公封侯,等于是给了吕氏一帖安慰剂。按说吕泽能力超强,部属众多,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自己单干的念头或行动。怎么没有搞成自己单干的局面呢?看来这类始终追随刘邦的行为,也应该是刘吕两家婚前协议的一部分。如果有这样的协议的话,其内容应该有吕氏竭诚帮助刘氏的事业,而刘氏则应最大限度地保证吕氏的利益。这个利益应该包括吕太后的地位,吕太后子嗣的地位,吕家其他人的地位。当然,这个所谓的婚前协议史无明证,不过是从事理上推测而得。比如前面说过,吕太后长期在项羽的营里当俘虏,于此期间,刘邦身边的女人有许多,其中更有若干为刘邦生育了子嗣,但吕后的地位丝毫没受到影响;刘邦在与吕氏结婚前就有了儿子刘肥,但还是将吕氏所生之子刘盈立为太子。这一切现象都提示应该有个类似于婚前协议之类的东西存在。如果确实如菜九所言有什么婚前协议的话,那么,吕氏为刘氏的事业出力,而刘氏尽可能照顾吕氏的利益,总体上相当和谐嘛。

    当然,这种总体上相当和谐的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保持和谐状态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是人就会有私心,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当价值评判发生冲突或私心杂念大盛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汉定天下后,吕泽没有被封王,卢绾有什么功劳,不也封王了吗?比如刘邦曾很动过一番废太子的念头与手脚,至于事情没能如愿,则是另一个话题了,此不赘。但菜九以为,可能正是这两个不谐行为,成为吕太后日后乖张行为的导火线。因为这类举动,确实与那个可能存在的婚前协议不协调。那么,既然你可以不仁,休怪我不义了。吕太后未来的行为,是否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呢。我们接下来再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9/24 16:56:5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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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妻莫如夫,以刘邦对吕后的了解,他可能通过未能如愿的废立太子事件,看出吕后对权力的欲望非常人可比。一旦自己不在人世,这个女人可能会大肆抓权,其后果是什么,也只有天知道。有鉴于是,他又与大臣们共同订立了一个约定,即白马之盟,其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至于这个信誓旦旦的庄严约定,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也只能走着瞧。

    事实证明,刘邦的担心是大有道理的。刘邦死后,吕太后果然不安其位,一下子就把朝廷的大权揽入手中。等到其子汉孝惠帝刘盈死后,吕太后干脆称制,公然将所有的权力都抓了过来。说来也非常可奇,吕太后的权力是随着死了皇帝老公、死了皇帝儿子、到了皇帝孙子时代一步步增大的,大到与任何皇帝相比都毫不逊色,只差没干脆称帝了。也不知是觉得吕氏在战争中的功劳与所受封赏不相匹配,还是因大权在握很方便给娘家人更多的实惠,总之,吕太后动了给娘家人封王的念头。如果站在吕氏的立场上来看,她的这种做法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吕氏诸亲分享她的无比荣耀;二是娘家的吕姓之人尽可能多地封王列侯,将大大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三是往更远一点说,这样做的结果,潜伏了刘氏天下转变为吕氏天下的可能。无论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这种做法肯定不符合刘吕婚姻的任何约定,也与当朝君臣的心理状态不相符。

    如果认可吕氏对刘氏事业的卓越贡献,刘邦对吕氏的安置是否有偏低之嫌呢。因为历史久远、资料奇缺的缘故,我们无法评判这个是非。当然,如果硬要评判的话,也可以勉强做一下这个事。即根据现有资料,我们认为刘邦对吕氏的待遇应该说是大致公平,还过得去的。即使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也不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何况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的看法并不管用,因为依人性的特点,总是看高自己的作用,看低自己的待遇。就在刘吕两家的官司中,在当事人心里,也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高估自己的贡献或作用。一旦出现这样的自我评估,由此产生不爽的感觉也再正常不过了。人有了不爽怎么办?要么隐忍不发,就这么过下去;要么找机会发作出来,找回平衡。从事态的发展上来看,正好老吕家出了这样心怀不满的人,这就是吕太后,而且还是掌握了最高权力吕太后。那么,在这之后发生了一连串找回平衡的事情,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吕太后大权在握,那岂是一个爽字了得。长期以来,她生活在刘邦的阴影之下,刘邦的很多事看不下去也只得看,忍无可忍也只得忍。因年老色衰而被刘邦晾在一边若干年,也不知有多少女人享受了原本应该由吕太后享受的恩宠,并且生出了若干儿女。当时吕太后恨得牙痒痒的,也无可奈何。现在好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吕太后首先就要快意恩仇了。好像司马迁也只记下了吕太后所干的最惨绝人寰的丑事,毒死赵王刘如意并将其母戚夫人斩去手足刺瞎眼睛、刺聋耳朵、剜去舌头,弄成怪物。其他没有记录在案的事估计也少不了。司马迁在《外戚世家》里提了一笔“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足见受吕氏荼毒者多矣。

    难怪司马迁会说,怨毒于人大矣。这种长期积累的怨毒,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吕太后干伤天害理之事,也干“光宗耀祖”之事。之所以要将“光宗耀祖”这几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其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其所要做的事,就是孙悟空所说的“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事,做是做了,最终却功亏一篑。可能在吕太后的心里,吕家帮刘邦打天下,出力够大,这主宰天下的风光,也不能让老刘家独享,吕家完全有资格取而代之。而取而代之的过程,也不适合一蹴而就,也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封吕氏为王,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吕太后的算计大致没错,即使仅仅动了封吕氏为王的念头,就开始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对。而这个重臣不是旁人,正是与吕氏渊源颇深的右丞相王陵。王陵说:当年高祖皇帝与我们杀白马为盟,达成“非刘姓而立为王,天下共击之”的共识。现在提出封吕氏为王,属于违约之举。看来这类老家伙都属于保守派,保守派的特点就是非常不情愿动老规矩,不知道与时俱进。天变了,道亦应随之而变,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吕太后碰壁后并不甘心,又去问左丞相陈平与绛侯周勃,二人回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太后听后大喜,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精明的吕太后并不会因为陈、周二人的回答满意就采取措施,她也能猜出,这些老家伙其实是一条路线上的人,上述言辞,完全可能是口是心非,用来敷衍自己的。怎么办呢?双管齐下——先调整王陵的工作,将其升为皇帝太傅,让出其手中的实权;陈平升任右丞相,顶王陵的窝子;吕氏的亲信审食其升任左丞相,顶陈平的窝子。再封吕泽的老部下冯无择为侯。接着,将自己女儿的儿子、原赵王张耳的孙子张偃封为鲁王。这些事大致算是名正言顺,旁人还真说不出什么。然后,追封自己去世的哥哥吕泽为悼武王。虽然封吕泽为王不合规矩,但一来吕泽确实战功卓著,二来谁还会跟死人、先烈计较这些名份上的事。看来吕太后做得很巧妙——用名正言顺的封王,来替不那么合适的吕氏封王作陪衬。

    这一番事情得手后,吕太后又如法炮制,在封吕氏子侄为侯前,封了几个功臣为侯,并将刘邦的长孙齐王刘肥之子刘章封为朱虚侯。经过这番操办,封侯后的吕氏子弟,距王的位置又大大接近了。在将惠帝的几个儿子,即吕太后的几个孙子封了王之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封了几个吕姓王。这种循序渐进式的方式,大大减少了朝廷之上的冲突,差不多等于慢火煮青蛙,等到青蛙觉得烫,一切都晚了。大臣们尽管非常反感,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吕太后一步一步实现她的计划。等大臣们看出吕太后的险恶用心,一切都已成定局。吕氏王的数量,就快要与刘氏王持平了,而吕氏王所掌握的权力比刘氏王更是多出了许多。至此,以吕代刘的格局,已初见端倪。

    按说,吕家女儿嫁到刘家,就是刘家的人了,一切应该以刘家的利益为利益。但吕太后偏偏不这么想,她的屁股完全是坐在自己娘家这一边的。不知吕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分析一下,可能是刘吕联姻本来就是政治婚姻,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何况后来分多聚少,感情更加疏远。兼之刘邦在吕太后做项羽俘虏期间并没有设法搭救,反而另结许多新欢,这一切都让吕太后会择机报复。而报复之极致,就是将刘邦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转到自己娘家手里。现在吕太后所要做的事,正是要以吕代刘,要皇帝轮流做。仅仅是吕氏王人数上不处下风还不够,吕太后还要对现有的刘氏王实行控制,于是便有了吕氏女儿成群嫁给刘氏王侯的景象出现。而因为有吕太后的强权撑腰,这些为人妇的吕氏女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搞的刘氏王混不下去,有人甚至自杀了断。而一旦刘氏王暴毙,吕太后立即将空出来的王位封给了吕氏子弟。看来吕太后为娘家谋利益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吕易刘的政治局面也只是早晚发生、无可更改的事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吕太后毕竟不能长命百岁,在她撒手人寰的时候,吕氏垄断了朝廷的相当多的权力,但其安全却毫无保障。原因何在呢?就是吕太后对其娘家人的提拔太过分了。当时打天下的功臣还都在,而刘邦定下的规矩就是非军功不得名爵,这是相当合理的。而吕氏子弟无尺寸之功,个个位高权重,大臣们心里如何能服气呢?吕太后活着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给点面子,而且吕太后的铁腕统治因其尊贵地位无法撼动,大家只能无限期等待,静观其变。吕太后的死,使得朝廷缺少强权人物,吕氏子弟的位高权重就显得虚浮不实,不足为虑。于是乎,吕太后尸骨未寒,众大臣便集体发难。没几天工夫,吕氏一族人头落地,被斩草除根。吕太后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本来是想光大门楣,让娘家人鸡犬升天的,到头来,一场空,而且惨烈无比,不仅仅是吕家的功劳由此一笔勾销,也把这段无比壮烈的历史搞的支离破碎,难以复原。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吕太后能够遵守刘吕两家的婚前约定,如果刘邦不是那么花心,如果吕太后命再长一点,谁知道历史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历史不允许如果,只能照它原有的样子呈现。吕太后的悲喜剧,就从咄咄逼人、志在必得,到灰飞烟灭、满门抄斩。老子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辱。诚哉斯言。可惜,只争朝夕的吕太后不屑听、没听过,再也听不着了。

    吕太后尽管差点将刘氏江山折腾成吕氏江山,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小的。何以如此呢?吕太后固然恶名昭著,但其腥风血雨、人命横夭的把戏只限制在宫闱之内上演,并没有蔓延到社会上去。所以司马迁对其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以说,吕太后继承了刘邦与民休息的政策,造成国泰民安的良好政治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所说的刘邦老婆找的好,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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