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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17 15:35:4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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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宝列车

    作为省委常委,单羽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加之事出四海,彭书记专门让他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彭书记不提,单羽也有话要说,当年插队时,在农场,他曾听父亲讲过“大破袭”、“大屠杀”,所谓“大破袭”、“大屠杀”的事情……
    那时候,单长卫正在“海原革命根据地”,或者边区,领导抗日斗争,担任根据地“三结合”民主政府中共一方负责人。据他回忆,抗战那会儿,白门的确出现过人口流失,但不是死于战争,而是逃亡,大部分去了东北。
    至于所谓“白门大屠杀”的说法,源于50年代末,一出革命历史题材地方戏,名为《独立寒秋》。该戏以海原抗日根据地为背景,塑造了一位“三突出”人物——丁闽侯,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见强攻不行,日本人改变策略,派出一名绝色女特务意欲勾引之,丁闽侯将计就计,打入敌人老巢,捣毁日军据点,解救大批抗日志士及百姓,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赛金花和瓦德西,或者小凤仙和蔡锷的影子。
    《独立寒秋》由邻省文联、戏曲家协会炮制,那时候不兴个人署名,第几第几创作组之类,集体智慧结晶。目的主要是为了拍该省省委刘姓第一书记的马屁,刘书记抗战时期也在白门一带,某分区政委,戏里的那个丁闽侯,就是以他为原型。具体事迹,美其名曰虚构,其实就是胡编……
    反倒是那个“大破袭”,细追究起来,倒不全是瞎掰。
    1940年秋,浩浩荡荡的“百团大战”打响,海原根据地也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搞些动作、弄出动静”,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可这谈何容易,自从最后一次“反围剿”,苏区遭到破坏,老底子几乎损失殆尽,就连蒋书存、单长卫等人都是九死一生。好容易熬到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根据地刚刚恢复起来,听起来人马不少,大都是些民兵、地方武装,甚至收编的土匪、保安团,硬碰硬无益于送死……
    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南军败局已定,总司令罗伯特·李准备率残部投降。当时,曾经有幕僚劝他,“联盟”在南方各州很有群众基础,不如将部队打散,分散到百姓当中坚持游击,兴许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这项提议,最终被李将军断然拒绝,在他看来,战争是军人的事情,失败不可耻,让平民当自己的挡箭牌才可耻,那是懦夫的行为,不配军人荣誉。
    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正规部队、“片面抗战”玩儿不转,甚至根本就没打算玩儿时,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
    这回也不例外,根据上级指示,此次“大破袭”的重点,是白门境内“河X铁路”以及途径军列。天地良心,根据地、分区确实是尽力了,该做的工作也都做了,收效却甚微。
    抗战全面爆发后,农村的地主、城里的财主,大都跑到大后方去了,日伪政权把“土改”搞得,比土地革命时还彻底。“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刚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不想折腾,用武则天的话说,老百姓只要吃饱肚子,他才懒得管当皇帝的是男是女,是姓李还是姓武呢……
    然而,就在蒋书存、单长卫,以及当年那位刘书记等人焦头烂额之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知是不是有人有意为之,或者说不知其中有多少人为因素,根据地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进行的宣传鼓动,传着传着,渐渐走样了。原本是晓以民族大义(很奇怪的一个词),历数日本侵略者甭管真的假的,反正数不胜数罪行,强调铁路运输线畅通得失,对于整个河山省乃至更大范围持久抗战的重大意义。没想到,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慢慢演变成了一则像模像样的“财宝列车”传说。
    传说煞有介事地声称,不日,将有一趟“财宝列车”,从华东某地秘密驶往中州,车上满载日伪军搜刮的民脂民膏,以及从本土、朝鲜、台湾、关东等地运来的物资。金条、银元、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甚至于美酒佳人,反正是要什么有什么,内部消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一旦过了这村儿,可就再没这店儿了。
    结果……
    这种事,又是这种场合,不好说得太直接。开会之前,单羽反复措辞,腹稿推了又敲,敲了又推,但最终的结果,与会众人,显然还是没能听懂,至少没能完全听懂他的意思……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18 14:50:0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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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选集

    新杨街道“万人坑”,或者说,新杨街道“‘白门大屠杀’万人坑”正式启动发掘的那天,河山电视台卫视频道,专门派出数十人组成的庞大制作团队,浩浩荡荡开赴四海。由当家小生,王牌主持“阿益”担纲,长达两个小时的全球直播,本市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上午十一点,直播圆满结束,节目组二一添作五,大部稍后返回,小部与四海电视台合作,继续跟踪报道“万人坑”发掘,及后续科研活动。中午,市里在“孟家湾”俱乐部做东,款待制作团队成员,还是二一添作五,大部分在一楼宴会厅,由市府办负责人招待,小部分,包括阿益,还有卫视频道芮总监等人,二楼贵宾室,武侃亲自作陪……
    河山省,乃至于全国人民,至少是观众,电视观众,第一次认识阿益,从另一个角度,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2008年,从改名不久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应聘来到河山卫视。如今的行情,像他这种情况,不可能直接当主持人,尤其不可能在核心栏目直接当主持人,先要从记者过渡一下,与别人略有不同,出镜记者。
    2008,对于中国人,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据说年初时,曾有位世外高人预言,这一年中,中国将发生五次大的灾难,正应金木水火土五行,有天灾,也有人祸,都不仅仅是天灾,也都不仅仅是人祸。其中,最为人所熟悉,印象深刻的,还是5月份的“汶川地震”。
    那也是阿益走上工作岗位后,参与的第一次重大采访任务,新闻界有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会主动,记住是主动,奔向灾难,一是消防员,二是记者。当然,灾难之于这两种人,意义是略有不同的,对前者是责任,对后者当然也是,但与此同时,还是机会。当年的阿益就是这样,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次地震,这么讲似乎有点儿发国难财的嫌疑,没有参与对这次地震的报道活动,即使能出名,也不会这么快,用小平同志的话:“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
    不过,这次采访任务,带给阿益的名气,并不是正面的,最起码,刚开始时并不是正面,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当时,作为第一线的出镜记者,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河山电视台派往汶川救灾前线报道组中,唯一一位有出境资格的记者,每天各档新闻中,无论现场报道,还是卫星连线,屡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可能是刚参加工作没经验,也可能是紧张,还可能,肯定是二者兼而有之,直播镜头前的阿益,一而再、再而三口出雷人之语。面对刚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幸存者:“您终于得救了,高兴么?(不高兴,还是埋着暖和)”面对急切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大哥,听说您的爱人孩子依然处于失联状态,希望能活着找到他们么?(不希望,可逮着机会了,野生动物园门票多贵啊)”面对失去亲人,悲痛欲绝的灾区群众:“听说,您有三位亲人都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了,能对着我们的镜头,讲几句感谢党和政府的话么?(就说不是天灾嘛)”面对父母双双亡故,一脸茫然的孩子:“小朋友,叔叔知道,你的爸爸妈妈都没了,别难过,他们现在都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你呢。(你带路)”
    于是乎,阿益火了。虽然中国人素来喜欢找箭靶子,尤其是每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这次没有,一来是理解小伙子初来乍到,也不是故意的,谁若非说故意,反倒显得自己心里脏,至少气量小。二来是台里公关得当,三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多少看在小鲜肉颜值担当面子上。
    现如今在中国,新闻传媒早已成为娱乐圈的一部分,这个圈子里的不二法则,关注度,知名度就是一切,正能量负能量不重要。从纯粹的商业价值角度讲,穷在闹市无人问,一个尽人皆知的恶棍,富在深山有远亲,与一个无人问津的圣贤,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短短几个月,阿益已经从一个除了模样不错,传媒界一抓一大把,毕竟也到不了惊艳的程度,不说前景渺茫,至少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职场新人,摇身一变为河山卫视最炙手可热的金牌主持。别的不说,汶川地震一周年祭,台里又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原本想请他故地重游,可人家已经不稀得去了……
    先前在团省委工作时,武侃曾和这位阿益打过交道,照例,团省委书记兼任青联,也就是河山省青年联合会主席,而后者,直至现在,始终担任青联委员职务。交道不多,更多还是从电视上看到阿益,对这个人,武侃的直观印象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不怎么过脑子,但荧屏上的阿益,始终是以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形象示人。他所主持的,大都是些时政类节目,观点犀利,显得挺敢说话,甚至有些为民请命的意思。每年“两会”,省“两会”,北京就算能去也排不上号,无论官方新闻发布会,还是单独访问,阿益是少数几个敢于当面呛声省领导的媒体人。加上舌头利索,比脑子利索,常常一顿连珠炮,弄得对方满脸通红。在西方,也不止是西方,狭义的西方,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中国,至少今天的中国,正如人们常说的,这里面,毕竟还存在一个跟谁姓的问题。
    然而,此次四海之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键还是酒过三巡,咱们这位阿益,立刻原形毕露。不顾场合地点,先是荤段子满嘴,越说越过分,后来干脆直截了当,让当地接待干部给找地方潇洒。一脸坏笑,一口黑话,其中不少,连接待处那些酒色场上的老司机,都夹三夹四听不懂……
    不过,比起卫视频道那位姓芮的总监,阿益算是,真算是好应付的。芮总监是台里的老人,前前后后,半辈子都扔在河山电视台,年龄比阿益大得多,但二人的经历,却有些相似之处,先是默默无闻,毫无征兆地,一遇风云便成龙。
    那是一年多以前,某央媒综合频道,一档著名新闻评论类节目,播出了一段十分惊世骇俗的采访录像,非专业,或者说,非正常,用隐藏在盆栽植物内的微型摄像头拍摄。录像中的主角,是时任河山省政府秘书长的粟某,录像地点,澳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准确些,澳门一家赌场的包厢内。
    这段录像,是由当时还只是河山卫视某节目中心副主任的芮总监,策划拍摄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受意于省里另一位高官,其实不说大家也能猜到,否则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关键在于是谁。钓鱼执法,芮副主任找了若干专业演员,冒充美籍华人,跨国财团老板,借口来河山投资兴业,将粟某,原本就常去澳门的粟某,骗到这家赌场。
    镜头前,平日里一脸严肃的粟秘书长沙滩装打扮,戴着大金戒指,叼着雪茄,一边美女相伴左右,一边熟练地扔着筹码。双方边玩边聊,对方,也就是芮副主任找来冒充外商的演员,不仅答应大手笔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还同意通过自己在海外的关系网,帮他将大笔财产转移到美国,并寻找既丰厚又保险的投资标的。粟某很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比先前开会视察时真实多了,赌运似乎也不错,在对方的诱导之下,说了不少官场上的掌故秘辛,有河山省内的,有其它省市的,还有北京方面的。
    采访录像一经播出,立刻引发舆论哗然,更重要的是,高层为之勃然。据说,最终剪辑播出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内容,尤其是关于官场的部分,有的送往有关部门,有的被交给相关领导。很快,粟秘书长拿下,而首功之臣,也就是芮副主任,几经升迁,成为今天的河山省广播电视总台副总编辑、卫视频道总监……
    前面说的金牌主持阿益,虽然略显不堪,好歹只是些小节,在多数人,法不责众的多数人看来,只是些小节,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潇洒就潇洒吧,大不了临走时再包个红包,也就这样了。可那位芮总监,就远不是这么好打发的了。
    饭吃得差不多了,芮总监朝武侃笑笑,压低声音,借一步说话。另开了一间房间,也是市领导平时来“孟家湾”固定用的休息室,倒是没绕弯子,也没说黑话,芮总监直接亮明来意,很简单,要钱。不是他个人要,是台里要,至少是代表台里要,一是赞助,给节目中心的,不多,五百万,二是广告,替频道拉的,让四海市给解决两千万。
    武侃有些为难,又不是头一次和省里,甚至中央级媒体打交道,料到这些人不可能空着手回去,也做了些准备,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多。“白门大屠杀”重启申请“记忆遗产”,财政是专门拨了预算的,具体到这次专题节目,一两百万不用划价,三五百万有点儿心疼,东拼西凑也能对付。关键是广告,电视台那边要的,不是普通商业广告,或者说,要是普通商业广告就好办了,而是城市形象广告。这一块,市里倒是也有专项资金,可几个月前都已经一次性付过了,如今凭空又要加这么多,一时让自己上哪儿淘换去?
    可芮总监不管这些,见武侃犹豫,把脸一沉,省台对你们四海可是不薄,有什么事随叫随到,配合搞个什么宣传尽心尽力,就这么点儿要求,还推三阻四。我不是吓唬你,一般,只要这么一说,甭问,后面都是吓唬,这一两年,关于四海市的负面消息,不说层出不穷,想抓也是随随便便一大把。看在关系不错的份儿上,台里一直帮忙压着,真弄翻了,我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倒是小事,真正吃亏的,可不是电视台这边。
    不自觉地,武侃点点头,又笑着微微摇摇头,点头的是关于交情,所谓的交情,还有芮总监的手段,知道你是干什么发家的,摇头的是关于负面消息,不好不认,也不好全认,所以是笑着摇摇头,笑着微微摇摇头……
    正僵着,秘书敲门进来,拿着手机,副市长王阳,启动仪式,以及直播节目结束后,留在“万人坑”挖掘现场扫尾的副市长王阳,打来的。电话里,王阳语气还算镇定,具体什么事也没细说,但急茬儿是肯定的,只讲这边出事了,让武侃过来一趟,马上过来一趟,先别和任何人说,务必马上过来一趟。
    武侃看看芮总监,这样吧,赞助没问题,就今天,无论如何也让你们把支票带回去。至于广告,都说了不薄,咱也别矫情,按理不该这样,但我做主了,先认一半,剩下的慢慢商量。芮总监想了想,也明白不可能一点儿折扣不打,能这样就不错了,符合预期。看起来,人家也确实有事急着走,都是为工作,理解万岁吧……
    刚才席间,光顾着招呼别人,统共没吃几口,现在也顾不得了,让司机直奔新杨现场。俱乐部倒是挺用心,副驾驶位置上放着一个纸袋,有快餐,也有饮料。
    “怎么回事?”武侃走下车,看看四周,显然比刚才冷清了不少,临时主席台还没来得及拆,孤零零立在一旁,观众早就作鸟兽散,考古发掘人员大概也都吃饭去了。但与此同时,一股峻峭,甚至于有些肃杀的氛围扑面而来,原本一条警戒线变成了三条,外围执勤的干警,反倒比上午更多。
    王阳迎上来,把武侃拉到一边,将手中一个小布包递给他:“你看看这个,刚挖出来的,”虽然周围十几米都没有旁人,但音量依然很低。
    “什么啊?”听说是“万人坑”里的东西,尽管一贯胆大,可武侃多少还是有些小忐忑。用手捏了捏,方方正正,打开布包,愣了一下,眉头微皱。是一册《毛泽东选集》,好像是第四卷,封面沾着些灰土,翻开,内页纸张已经泛黄,但很新,没有使用过的痕迹,隐约散发着些许油墨清香。
    王阳没说话,始终朝向武侃,眼珠却不时左右扫扫。
    “这…… ”翻到版权页:“是从…… 坑里找到的?”
    “准确说,是坑边……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尝试性发掘,“万人坑”大致范围和规模,已被初步摸清。午休时分,工作人员离开现场准备集中用餐,一名来自河山大学历史学院的考古专业研究生偶然发现,距探方边缘约二十米处的地表土似乎有些异样。试着挖了几锹,不深,是一道沟,几十厘米宽,刚好能放下一册书。
    “就这一本?”
    “要是一本就好了,”王阳苦笑:“一套四卷一摞,码得倒挺齐,挖了几十米的样子,前后不见头,说不定坑有多大,沟就有多长,”他伸手简单比划了一下位置和方向:“多亏是中午,人不多,记者也都走了。我听说后,赶紧叫人把现场封锁了,好在影响没扩大,到现在为止,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考古队和政府这边七八个人,算上咱俩。”
    武侃点点头,又是不自觉地点点头,虽然还没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依然有些后怕,要是刚才直播的时候……
    “我就说嘛,看着也不像解放前埋的,”王阳喟然。
    早在“万人坑”刚被发现时,就已经有参与现场勘测的研究人员提出过异议。如果真是屠杀,好歹应该有刀伤、枪伤之类的留下,甚至七零八落,遗骸不可能都这么完整。
    尽管还没来得及进行无机盐、蛋白生物学或者氮含量测定,但根据骨骼表层深层颜色、空洞状、风化崩解及紫外荧光反应等直观手段,综合当地土质、气候、湿度等因素判断,掩埋时间应该在上世纪60年代初前后。不排除上推几年的可能,但若要追溯到二战时期,则略显勉强。
    组织、肌腱、软骨虽然都消失不见,骨骼也已充分去脂干燥,但相当部分尸体上的衣物并未腐烂、土样化,有的还很完整:“我见过几件,虽然都是粗布,可明显是中山装的样式,抗战那会儿哪有这个…… ”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19 14:52:3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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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勒紧裤腰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场即便不说前所未有,最起码古今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甚至不可能有定论的大饥荒,猝然降临中国大地……
    纵观全国,河山省的灾情算不上最严重,但也够一呛。以1960年度为例,全省因天灾人祸,或者人祸天灾,造成粮食作物减产约三十亿斤,且分布很不平衡,总体来讲,南部情况稍好,可以勉强自给自足,甚至略有盈余。北部各地市就比较麻烦了。这里旱田居多,地力贫瘠亩产偏低,一有风吹草动立刻亮红灯,较正常年份水平减产自三成至一半不等,个别地方几乎绝收。
    算笔总账,即使按照维持生命的最低热量消耗计算,河山全省次年度口粮缺口,至少也在十五亿斤上下,为此,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整天泡在北京,各种关系都用尽了,最终也只争取到八亿斤。其中马上可以调拨的只有两亿,另有两亿明年初陆续到库,其余都是“期票”,要等夏粮下来再说,到时候贴不贴现,贴现率多少,还不一定呢……
    10月底,河山省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州召开。
    会议开始前,省委主要领导先内部碰了个头,将赴京“公关”成果,以及省内粮食征收工作的最终数据,进行了简单汇总。其实,算不算大家心里都明白,省委手中掌握的机动粮,现货期货都加在一起,与实际需要比起来,乐观些左支右绌,悲观些杯水车薪。
    而这,省内那些受灾严重的市县领导,显然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的。他们无一例外,都背负着父老乡亲望眼欲穿的期望,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心态,踏上赶赴省城讨要救命粮的征途。
    以四海市为例,灾情最严重的白门县,虽然刚收完秋粮不久,但仍然天天在饿死人。作为重点区县党政一把手,县委书记盛纪和县长孙敬先,应邀随市领导一同赴会,离开白门以前,全县上下近万人夹道饯行,解放前就在这里打游击的盛纪“妆泪红阑干”,当场给老少爷们儿跪下了,要不到粮食,绝不回沙家浜……
    可没想到,会议刚一开始,风向就变了。
    事情的转折点,是时任河山省副省长兼粮食厅(后并入商业厅)厅长蒋书存的一次发言。发言中,他讲了刚刚从妹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
    蒋书存妹夫姓关,早年间留过洋,建国后进入外交部系统,派往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任秘书。
    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让当时尚未建交的中美意识到构建沟通管道的必要性。两国随即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大使级会谈(直至尼克松破冰),地点定在华沙,由双方驻波兰外交机构直接负责,蒋书存妹夫也有幸参与其间。
    60年代初,获悉中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肯尼迪总统通过美驻波大使比姆(兼会谈全权代表),向中驻波大使王炳南转达口信,表示愿意低价出售五百万吨小麦。如果确有困难,甚至可以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比如曾被朱自清拒绝的那种救济包。
    王大使不敢自专,密电回国请示,随即告知比姆,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其实本就微不足道的困难,省省吧。美方一再表示,粮食交易或救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价格和付款方式、期限也都好商量。王炳南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霸气的幽默口吻,传达毛主席原话,好意心领了,实在用不着,相反,如果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需要帮助”,我们倒是可以“勒紧裤腰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比姆瞠目结舌,王炳南和其他与会中方外交官哈哈大笑……
    蒋书存是在河山省粮食工作会议开幕,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按常规,虽然身为主管官员并担任会议主持,但以他的身份,本轮不到第一个发言,毕竟书记省长还在那里坐着呢。可不仅如此,刚刚讲完这则似乎和主题并无直接关系的风闻,蒋书存就在众多代表的面面相觑中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休会一天,后天一早继续开会。
    显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要给大家一个充分消化和思考的时间……
    事实证明,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些突兀的做法,其效果,是明显、甚至超预期的。原本嗷嗷待哺,个顶个眼睛冒绿光,看意思若讨不到救命粮,随时可能改成明抢的各市县代表,经过两天沉淀,无一例外,口风和立场全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反转。拍卖一夜之间变成了投标,从你追我赶哄抬物价,变成争先恐后打折清仓,能少要绝不多要,能不要绝不少要。
    按照来省里开会之前的测算,即使再怎么打肿脸充胖子,遭遇大面积绝收的白门县,明年粮食缺口至少也在五千万斤以上,拿不到这个数,肯定要出大乱子。为此,主张人定胜天的县长孙敬先,与坚持实事求是的盛纪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一度动了手。
    在四海市领导的斡旋之下,最终,还是孙敬先占据了上风。他“代表白门数十万百姓”庄严宣布,自己的困难自己克服,绝不向省里伸手,绝不给国家增加额外负担。至于那五千万斤的口子,市里答应想办法给内部解决一千万,剩下的,就只能靠“主观能动性”了。
    除此之外,孙敬先还别出心裁地玩儿了个新花样,他在会上提出,虽然白门县决定一粒救济粮都不要,但与此同时,希望省委能提供点儿“精神食粮”。具体说就是,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全四卷本,如果省里可以给战天斗地的白门县干部群众来上它几万套,一定事半功倍。林副主席后来不是说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么,眼下这点难关又算得了什么?
    孙敬先的这个创意,理所当然受到省委领导高度评价,一度登上《河山日报》头版,成为那次粮食工作会议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为他自己的飞黄腾达埋下伏笔……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20 14:37:5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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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避魔圈

    外援断绝后,白门县本就不多的粮食库存,刚到年初就见底了,即使加上从市里挪过来的那一千万斤杂粮,也只勉强熬过了春节。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进入3月,下属各公社全线告急,紧接着就是更为恐怖的“青黄不接”,县委县政府几部摇把电话整天响个不停。起初还在要粮,后来知道要也是白要,直接报个数字,再这么下去,连收尸的人都找不到了,看着办吧。
    先前说过,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门就成为整个河山省最老牌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按理说,这里的百姓应该觉悟比较高。可当人一旦饿成了野兽,无论是所谓的优良传统,还是那几万套“毛选”,似乎都不再起作用。各地饥民在吃光田里、路边一切能吃的东西后,成群结队,先是洗劫了其实早就空空如也的县属粮仓,进而“得陇望蜀”,大批涌入四海市其它区县,甚至于相邻地市。说逃荒讨饭也行,说明火执仗也没错,反正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奸、奸不如被奸……
    这下,四海市的领导们可坐不住了,将盛纪主动请求调离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孙敬先拎到常委会。当初又不是我们逼着你充大个儿的,饶着风头出了,现在一推六二五,想让别人擦屁股是不是?
    孙敬先也红了眼,把党章和工作证摔在桌子上,撕开上衣,亮出抗美援朝时留下的伤,据他讲是M1加兰德打的,战友私下说是朝鲜妇女咬的。指着墙上马恩列斯毛赌咒发誓,只要市里再给他一百万斤,哪怕是麸子皮都行,自己以祖宗八辈担保,决不让一个灾民离开白门县境范围一步。
    市领导合计再三,也是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相信你最后一次,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再出问题,谁也救不了你!”
    这一回,孙敬先是真下了狠心,回到白门,他立即将全县基干民兵和联防队员召集到一起,把市里咬牙挤过来的粮食,连同武装部库存武器一并分发下去。从县落实到公社,从公社落实到生产队,分头日夜把守住全部出县道路,倘若跑掉一个,老子死之前,一定先拉足垫背的。
    据曾参与过此次行动的民兵、联防们回忆,村庄被围后,一般都会经历四个阶段:最初是鬼哭狼嚎,之后消停一些时日,接下来几个月,村里常常会不定期地飘散出一种有点酸、有点臭,又似乎有点香的奇怪味道,再然后,就彻底没动静了……
    不久前在新杨街道发现的这处“万人坑”,原本是一座防空洞,50年代中期挖的,因设计不合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经过专业设计,施工技术又差,自建成之日起就开始塌方,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原以为“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不想短短几年以后,“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遂被废物利用,也算是“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了。
    类似的群葬坑,在60年代初的白门,以公社为单位到处都有。据说,还曾因此闹过一阵子鬼,亦或用今天的话说,灵异事件:
    就以这座防空洞为例,那年秋天,新杨公社负责人按照孙敬先的指示,准确说是“指示精神”,安排人手,趁夜将附近几个生产队的饿殍集中搬了进去,再点个土炮,将本已摇摇欲坠的防空洞彻底炸塌。
    原以为完事大吉,可从此,这一带就没太平过。每到日出黎明时分,本来宁静安详的旷野上,隐隐传出阵阵歌声,有时是“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有时是“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有时比较昂扬:“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平等的制度都死亡…… ”有时比较悠扬:“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但一般,都会以“红日照遍了东方…… ”开始并结束。
    新杨公社的干部们很想见怪不怪,可实在是有太多人听到过,也包括他们自己,虽然一直不敢承认。后值县里开会,大伙儿摸着石头一聊,这才发现,唱歌的事原不是个例,白门县下属十来个公社几乎都有,且词曲内容大同小异……
    唯一的例外,是位于全县最西端的芝圃公社。
    这里地广人稀,又以种植高产作物为主,灾情本就偏轻。芝圃的公社主任姓潘,刚从军分区复转下来,利用自己的关系,争取到一些国防建设的机会,以工代赈。可即使如此,芝圃公社当年仍有上千名社员“非正常死亡”,集中埋葬前,潘主任按照部队上的习惯,想法子给每人弄了套相对整齐点儿衣服,又在胸口别上一枚印有毛主席头像的铝制像章……
    从县里开会回来,新杨公社的头头儿们随即听说,“万人坑”附近更热闹了,原先只是清唱,现在可好,带上了配乐,似乎还是交响。
    这么下去实在不是事儿,社里几位主要负责人关起门来合计了一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什么独独人家芝圃那边没有“万户萧疏鬼唱歌”?最终得出结论,应该是毛主席像章在起作用,他老人家后来不是说过么,党内出了鬼,自己要当钟馗,这次大概是小试牛刀。
    60年代初,毛主席像章还是个稀罕物,不似后来那样泛滥,芝圃的潘主任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搞到的。新杨公社的干部都是土包子,没人家兵哥哥门路野,嘬着牙花子想来想去,突然记起来,去年孙敬先去省里开会,没弄来粮食,不是带回好几万套“毛选”么,分发给各公社,一直在宣传队那边扔着。
    因陋就简,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可问题在于,人家芝圃公社是下葬之前先佩戴好像章,新杨这边,人都埋了两三个月,防空洞也塌了,总不能再重新“开棺见尸,斩立决,发冢见棺,绞立决”吧。翻翻“毛选”,只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使用说明书,要么说进口商品必须粘贴中文标识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重道远。
    最后,还是公社文书,回家请教年轻时跟着曲艺班子跑江湖的父亲后,出了个似乎比较靠谱的主意。《西游记》中,孙悟空不是曾经给唐僧画过一个“避魔圈”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根据拓扑学原理,内与外都是相对的,既然能把妖魔鬼怪挡在圈外,同理,困在圈内应该也不是难事。
    就是它了,这一次,为表虔诚的公社干部,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亲自动手,反正活儿也不多。在防空洞周围又挖了一道“护城河”,像砌城砖一样,将左右也派不上其它用场的“毛选”,整整齐齐码了进去……
    你还别说,自从有了这个“避魔圈”,甭管真的假的,反正闹鬼的事情是再没发生过。当初,孙敬先带着“精神食粮”从省里回来时,大家虽然嘴上不好说什么,心里估计没有不骂他的,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难怪人家的官儿越当越大,不服不行,就是比咱们站得高看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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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放开那姑娘

    罗旭已经在马桶前站了快半个小时了……
    想来,应该会让很多为瘦身发愁的男男女女艳羡不已,从记事起直到现在,罗旭就从来没胖过。他的胃口并不小,饮食结构也偏于高热量,且素来不爱运动,按理说,体重超标的因素都占全了,可人家就是怎么吃都不长肉,人比人气死人,真真。
    然而,罗旭自己却并不认为这是个优点,从小瘦弱的他,性格又内向,胆子还小,没少被人欺负。
    上中学时,学校里一伙儿不良少年,也不知怎么的,专专看上从不惹是生非,见着他们历来绕着走的罗旭,有事没事总找他麻烦。记得那应该是初二前后,这伙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损招,每到课间,都会尾随罗旭至厕所,不打他也不骂他,只笑嘻嘻站在身后。待罗旭解开裤子,刚要小便,趁其马上就会尿出来的一瞬间,突然从身后拍他一下,条件反射,刚挤出来几滴,硬生生憋了回去。
    循环往复,拍一下,罗旭哆嗦一下,身后传来一阵哄笑…… 刚把“感情”培养得差不多了,又拍一下,又哆嗦一下,又传来一阵哄笑,直至上课铃声响起…… 那段时间,罗旭真是羡慕小时候曾被自己笑话,不会站着撒尿的女生,方便时都是“独门独院”,闲人免进。环境险恶、敌情复杂的男厕所,就那么一道溺池,有限的茅坑也不带门,且每次怎么躲进去怎么被揪出来……
    好在低级趣味并没持续太久,大约半个学期之后,不良少年们就玩儿腻了,或者说换了其它新鲜的玩法。可对于受害者罗旭来说,影响却远不止于此,正是从那时开始,只要身边有人,无论认不认识,也无论尿有多急,一滴都不出来。
    这件事,罗旭没主动对别人提过,上大学时偷偷去医院看过,大夫说叫什么“尿等待”。检查之后,既没结石亦非感染,前列腺也还算正常,应该是纯粹的心理问题,矫正治疗罗旭没去,开的那些杂七杂八的药倒是吃了,好像也不管什么用,看来,这毛病是要跟自己一辈子了……
    近几年,尤其是和朱红琪结婚以后,罗旭的“尿等待”,似乎比先前略好了一点,自己感觉。
    以前,不管在家还是外面,上厕所时必须严格“清场”,直至听不到任何杂音为止,一个人闭气凝神待在小隔间内,即使这样,能不能尿出来还得看运气,害得他从不敢多喝水。而现在,只要周边,甚至厕所里的其他人,别弄出太大动静,经过一段时间充分酝酿,最后的胜利通常还是会属于他的,即使不能彻底一吐为快,至少也聊胜于无,空间换取时间。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罗旭寻思,应该和自己正在编写的这个专题有关……
    本周,《寰宇时报》网络版,也就是罗旭工作的“寰宇在线”,策划了一次议题讨论,分析几年来东北经济全线溃败的原因,并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献计献策。不知是不是考虑到东北女婿的身份,总之主编点名由他负责。
    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为此,罗旭查阅了大量史料。果然是一看吓一跳,他惊奇地发现,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从经济民生到社会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居然是日据的“伪满洲国”那十几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苏军踏平关东,用斯大林的话,报日俄战争一箭之仇,短短十四年间,东北地区人口,从三千万猛增至四千五百万。顺便说一句,朱红琪的姥爷,也就是高盼的父亲,原籍四海,就是这一时期全家跑去关外。经济发展令人侧目,总量约一百五十亿美元,超过日本本土,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工业产值更是相当于整个“中华民国”(除东北和台湾外)总和的近二十倍……
    一阵阵酸胀从小腹传来,罗旭双腿发抖,不断用头撞击着卫生间墙面……
    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从有人类活动之日起,东北亚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甚至有些封闭的自给自足空间。无论人种,还是文化、经济、社会形态,只要以全息视角观照,纵观数千年历史,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西伯利亚、朝鲜半岛,甚至于日本的关系,远比仅通过一条“辽西走廊”窄窄相连的“华夏”要紧密得多,即使19世纪下半叶“闯关东”大迁移之后,依然如此。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解放以后,国门关闭,大一统计划经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随即确立,东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强行拉近关内的“一盘棋”中。
    建国初期,东北在全国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地位,用“半壁江山”形容毫不为过,远了不说,最早的十五个直辖市中,居然有七个来自东三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就像后来的香港之于深圳、珠海、广州,台湾之于福建、浙江、上海一样,东北地区既有优势慢慢被榨干,布局不合理、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则开始浮出水面……
    忽然间,罗旭想起诱发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个“波士顿倾茶事件”……
    自17世纪殖民北美后,英帝国当局出于对其独立倾向的担忧,始终坚持将这一地区的经济纳入其整体版图,不惜以畸形发展为代价,甚至明目张胆地予以掠夺。
    举例来说,由于航海技术的提高,随着太平洋航线开辟,北美从原产地东亚直接进口茶叶不仅成为可能,成本优势也日趋明显。可英国政府出于其政治目的,悍然禁止北美殖民地跨太平洋自主采购茶叶,舍近求远,必须通过“国有”东印度公司,经东南亚、印度、过好望角经西非(传说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横渡大西洋,绕行四分之三个地球,高昂的费用全数转嫁给北美消费者。
    西方人可不吃这一套,1773年底一个深夜,在后来领导“列克星敦枪声”的亚当斯和汉考克组织下,六十名“自由之子”摸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三百多箱茶叶尽数倾倒入海中…… 一年之后,北美独立战争打响…… 两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 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罗旭几乎快要哭了出来,中午东道,请几个同事聚餐,被硬灌了几杯,现在全都“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甚至能直观地感受到膀胱内的鼓荡,以及前仆后继的冲击如何被早已火辣辣般胀痛,却仍旧“人在阵地在”的那窄窄一条括约肌执着地挡回……
    满头大汗靠在墙角,罗旭听到卧室内,朱红琪正在同老家那边通电话。
    近年来,随着全国整体经济持续降速,本已病入膏肓的东北,愈发雪上加霜。就拿朱红琪父母所在的那个机械厂为例,成本高企,难以创造利润,产品大量滞销,去库存遥遥无期,连营收都少得可怜,整个城市陷入经济寒冬,就业市场举步维艰,青壮年人口大量逃离。和新杨街道“万人坑”一样,日本人想做,据说想做,费尽心思却没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轻轻松松便做到了。
    当初,朱红琪离开家乡到四海“闯荡”,做“暗门子”的事,一度闹得满城风雨,没少被口才出众的关东父老嘲笑。害得高盼整天抬不起头来,自己年轻时那点“花花事儿”也被挖了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耗子生儿会打洞。
    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如今,定期大笔寄钱给家里的朱红琪,俨然已经成为当地风云人物,街坊邻居莫不“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每次回家,除叔叔阿姨们“争来集”、“问都邑”外,但分平头正脸点儿的大姑娘小媳妇,纷纷向组织靠拢,希望她将自己带出去。
    如今的“孟家湾”中,已有不少女孩儿是朱红琪弄来的。按规矩,她们头半年算“学徒”,挣的钱一半归“介绍人”,依照传销界的说法,这似乎应该叫“被动收入”……
    罗旭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尿出来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可能是他记忆中最畅快的一泡尿,憋了大半天,“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罗旭也顾不上脏不脏了,开足马力,志得意满地甩动着身体,任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推雪”。
    卧室里,朱红琪笑得很开心:“禽兽,放开那姑娘,让我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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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话、随风申命

1.杰利蝾螈

    大约半年以前,河山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发改委、住建厅、国土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向各地市下发了一份十分令人费解的文件。文件要求,本省范围内,今后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住宅小区”,也就是有围墙那种,正在建设的,尽可能重新规划,已经建成的,择机按具体情形拆除。对于这项新规定,省里给出的解释是:解决城市拥堵,打通微循环,集约、高效利用土地。
    接到文件,各地市无一例外感到莫名其妙,都说拍脑袋决策,这回不知道又是哪部分积水压迫神经了。围墙岂是说拆就能拆的,如今的商品房,楼面价格构成中都包含公共用地,换言之,小区内的道路也好,绿地也罢,是人家花钱买的,物权法理层面,使用权属于全体业主,凭什么让你“集约”了去?
    至于所谓的打通微循环,听着似乎有道理,实则一厢情愿。就小区里“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那几条步行道,怎么可能和交通网连接,那得多出多少红绿灯和岔口,还嫌城里的搭桥手术做得不够乱是怎么着。更不容说副作用后患无穷,现在的小区治安大都是自力更生为主,围墙一旦拆掉,小商小贩还挡得住么,进去盗窃抢劫的谁负责。对此,上级并未给出必要说明,文件落款,甚至根本就没有交通厅或者公安厅签名用印。
    出于以上这些考虑,各地市有关部门,对省里面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大都采取抵制,或者准确些说,装聋作哑的态度。这些年来,类似情况倒也时常出现,无非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般来讲,过段时间决策者自己就翻篇了……
    可这一次却有些特殊,省里似乎很关注停建、改建封闭式小区的事情,尤其是好像跟微循环、土地利用之类没什么关系的组织部,几次三番下文或派人询问进展,大有变尸位素餐为越俎代庖的架势。
    眼见各地动作缓慢,甚至根本没有想动的意思,终于沉不住气的省委组织部,干脆将地市一级组织部长悉数召集过去,关起门来开了三天的内部会议。这才让大家弄明白,人家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先前那份看起来有些突兀的文件,追本溯源,缘起于去年省城中州发生的一件事:
    中州市西关区,有一条省内外闻名遐迩的“石和路”,南起旧城西门外一座不知名汉白玉石桥,北至十几里外,某封建帝王“乘兴南游不戒严”时住过的行宫。明清时代便是官道,虽然没什么人走,修得却很宽阔,路况也不错。
    上世纪初,河山大学、河山科技大学、中州大学,当然是前身,相继在此建立,抱团取暖,遂成为高等学府聚集区,沿途渐渐热闹起来。至80年代,科教兴国热潮兴起,得天独厚的石和路一带,凭借其智力资源优势,很快蜕变为极具吸引力、辐射力的科技园区以及经济增长点。
    时至今日,原本位于郊区的石和路,已经成为中州当地比老城区更加繁华的第二中心,人员密集,高楼林立,园区仅仅十几二十平方公里,却贡献了相当于全市一半、全省十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一如光明背后总是黑暗,作为河山省名片的石和路,也有着自己的顽疾,那就是交通。发展过快,缺乏统一规划,石和路,甚至于整个西关区,人多车多,道路拥堵,即使是非高峰时段,若想从南到北把这几公里走通,没两三个小时的耐心绝下不来。
    近年,新上任的中州市班子,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斥资二十个亿,准备沿石和路建设一条高规格轻轨,南北四线,全封闭,设计时速九十公里,日最大发送能力,一直觉得这个词挺恐怖,可达百万人次,暂定名为“十号线”。
    按理说是好事,却不成想,规划一经推出,立即遭到当地居民的巨大反弹……
    石和路沿线,地价高得吓人,市里之所以迟迟下不定决心,主要是受困于建得起、拆(迁)不起,而这一次,规划中的轻轨线路全程高架,不直接占用土地。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石和路地区建筑物密集,高架轻轨虽然避免了拆迁的麻烦,却带来了噪音污染,不少路段几乎与居民楼擦身而过,数百上千吨的大家伙轰隆隆开将起来,最密集时一两分钟一趟,搁谁也不干。
    按照当地居民的设想,石和路最适合建的,是地下轨道交通,既不占地,又没有噪音问题,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听证会倒是开过几次,都被有关部门驳回了,理由是成本,地铁每公里造价至少轻轨一倍,运行速度却只有一半。
    话虽然这么说,可实际上,相关领导心里,打的却是另一副算盘……
    《西游记》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一遇到需要水中作战时却每每推脱,“水里勾当,老孙不大十分熟”,找借口让天河水军元帅八戒,流沙河里趴过活儿的沙僧去。这些说辞,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水下功夫不灵,当初怎么还能到龙王那里敲诈勒索?
    对此,曾有一种比较厚黑的解释,认为表面看来大大咧咧的猴儿哥,其实是个十分谙熟职场法则的人,或者猴子,可能是在五行山下那五百年间想通的。职场中,老板最喜欢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可最不吃香,恰恰也是这种人,做事要在领导眼皮底下做,不然累死也是白死。
    空战陆战不等招呼,悟空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师傅在那儿看着呢,日后论功行赏都是按劳取酬。水战就另说了,打个天昏地暗也没人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
    猴儿哥究竟怎么想的咱不清楚,但中州市的领导,确实是有这方面考虑:
    轻轨沿绵延十余公里的高架桥东西两线展开,从石和路旁高耸入云写字楼,和鳞次栉比住宅小区间穿行而过,“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或东鳞西爪、神龙见首不见尾,或山重水复、回头下望人寰处,既壮观又浪漫,简直就是将科幻大片里未来世界的情景挪到了现实之中。
    这种逆天工程,想想都让人血脉贲张,花多少钱也值。“十号线”一旦建成,别说在河山蝎子拉屎,就是拿到全国都有的一比,真能把这活儿练漂亮了,不知要有多少人受益不尽。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原本还算开明的中州市班子,在石和路轻轨规划问题上显得异常强硬。已经拖了这么多年,议而不决等于不议,打算像以往一样,利用公权力强行推进工程……
    可这回,老百姓表现得更强硬。
    石和路是全市全省有名的精英聚集地,居住在这一带的,大都是些高学历、高收入阶层,权利意识强,又很具有组织纪律性,一呼百应。轻轨“十号线”奠基典礼那天,左近几万居民倾巢出动,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虽然并没有过激举动,还是将困在其间,几个小时脱身不得的省委省政府大员吓了个够呛,当场拍板改建地铁。原本志得意满的中州市领导,烧鸡窝脖,这个眼,现得确实是大了些……
    与轻轨项目被搅黄相比,更让官方吃惊,以及担忧的,是此次事件中,当地居民表现出的动员能力。
    自建国以来,大中型城市中心城区的行政建制,采取的一直是市——区——街道——居委会四级模式。可近些年,这一执行了半个多世纪,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结构,至少在某些地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以石和路科技园区为例,与旧城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居民区不同,新建住宅小区都是商品楼盘,老式居委会、党支部那一套,在这些高知人群中根本行不通,勉强建起来也是空架子。
    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业主委员会”,起初只是用以和开发商、物业部门沟通交涉的协调机构,可慢慢,“业委会”承担的职能越来越丰富,甚至蜕变成为居民自治组织。上回基层人大改选时,临近河山大学的几个社区,还曾经联合提名推选了自己的代表,抵制“十号线”工程,之所以如此令行禁止,就是他们从中串联组织……
    中州市将以上情况,汇总成了一份材料报到省里,很快引起了后者的警觉,上头不是总说要“抓早、抓小、抓苗头”么,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虽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前景可怕。现在居委会已经被架空,甚至在“权力机关”中还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区级人大一旦成了这些人的天下,接下来就是互推市级、省级人大代表,再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插手政府领导选举任命了,再再接下来……
    常委会责成省委组织部,针对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限期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由负责基层组织建设的二处牵头。折腾了一个多月,处里倒是连着报过去几个方案,都被打了回来,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想取缔,或变相取缔业委会,这在当前根本不可能,只会引火上身。
    组织二处处长姓乐,早年丧偶,身边就一个女儿,在河山科技大学读大三。小丫头功课不错,一心想毕业后出国念书,最近正忙着考托福,房间里堆满各种乱七八糟的参考书。姑娘大了,闺房轻易不让进,乐处长党政爹妈一肩挑,趁女儿不在家帮着收拾收拾。有时闲来无事,顺手拿起本辅导书随便翻翻,栽花插柳,就这么翻着翻着,还真翻出点儿灵感来:
    英语中有一个专有名词,Gerrymander,指“为本党利益不正当划分选区”,由姓氏“Gerry(杰利)”和“salamander(蝾螈)”拼合而成,也叫“杰利蝾螈”。
    19世纪初,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位州长,埃尔布里奇·杰利(Elbridge·Gerry,麦迪逊时期当过副总统)。某次地方选举中,为确保民主共和党(当时还没有分裂,与联邦党相对)候选人当选,杰利操纵选区划分,使波士顿某选区,地理外观上形成十分不规则的蝾螈(娃娃鱼)状,故而得名。
    这则其实很适合用于攻击西方选举制度虚伪的故事,极大地启发了陷入死胡同的乐处长,将现有居民区打散,新式商品住宅小区同老式居民区混搭,原则上后者占多数,成立新的基层组织。如此一来,用不着取消业主委员会,照样可以保证基层行政通畅,以及权力机关永不变色……
    会议结束,各位组织部长回到本市,将省里最新的指示精神上传下达。
    无论拆围墙,还是组建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工程浩大,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按照四海市的统一部署,远郊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几个县暂时不动,其余九个区,每个区先拿出一个街道作为试点,具体到青山区,选作试点的,就是罗小满所在的五湖街道。
    该街道,原有大大小小居委会二十四个,就近原则,重组为十五个新式社区。以五一浦这片为例,东里、西里、北里、桃花源四个小区,两两相加,东里、西里整合为“五一浦第一社区”,北里、桃花源整合为“五一浦第二社区”。
    朱红琪这个儿媳,罗小满依然不认,不光现在不认,将来也不会认,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认不认先放在一边,原以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小区,围墙一拆,合并到一起却是真的,而罗小满自己,也有了新的职务,从幕后走到台前,“五一浦第二社区”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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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几个石头磨过

    两年多以前,单羽转任四海市委书记,由中组部党政干部局,也就是干部二局副局长,和省委组织部长一道,陪他来四海上任。宣布完任命,照例让本人讲几句,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一次正式见面,单羽讲得很简单,也没说虚的。初来乍到,又是父亲当初战斗过的地方,不该,更不会空着手,给自己两到三年时间,为四海做十件实事,没说大事,实事。
    掐指算来,时间差不多了,十件,甭管实事还是大事,已经完成了九件。最后一件,承诺中的最后一件,眼看也有了着落:
    “大数据”,近年来很火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尤其是官场上,每当有新名词出现,懂不懂不重要,关键要第一时间学会运用。什么叫看齐意识,这就叫看齐意识,正如林副统帅曾经说过的:“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了解”,或者更直白些:“即使错,也要比别人先错”。
    上次党代会,省委彭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战略眼光对待大数据浪潮,使之成为实现我省跨越式发展的新动力。随后的人大一次会议上,《河山省大数据产业规划纲要》讨论通过,和前段时间的“拆围墙”工程类似,选择一个市先行先试,成立综合试验区,经过激烈竞争,靴子最终落地四海。
    四海市上下,当然明白这个机会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成立“四海市大数据发展暨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市长武侃亲自担任组长,两位常委副市长、市府秘书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市委市府直属各部局委办主要负责人、区县政府负责人、市内主要大专院校负责人、各大电信运营商四海分公司负责人、各大商业银行四海分行负责人等等。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本周一,“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揭牌仪式,正式在距离“五一浦第二社区”不远的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举行。
    省委彭书记、省政协荀主席出席仪式,与市委书记单羽、市长武侃一起,各牵红布一角,为综合试验区揭牌。彭书记行程紧张,能露个面就不错了,和当初的单羽一样,只简单说了几句,匆匆返回省里。反倒是相对清闲的荀主席,几天前就早早来到四海,尤其昨天下午,市政府大会议室座谈,一席话,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前说过,这位荀主席,外加原来的荀书记,都是中州人士,来自当地那个绵延数百年的荀氏家族。与单羽,准确说是他的姥爷苟保,理论上远亲,当然,这门子亲,“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双方都是不认的。
    诗礼传家,荀主席学者出身,“文革”初年成为停止招生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学院)从缝儿里挤进来的“关门弟子”。虽然有学籍,可一天课也没上过,或者说没正经上过,或者说在该正经上的时候,没正经上过。
    荀主席读书时,还没有如今十分流行的“复合型人才”这种说法,然而,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实践都是先于理论出现的,因为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除本专业外,荀主席在政治理论方面也有很高素养,毕业进入中央编译局工作,几乎每位公职人员书柜里必备的新版《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看不看另说,其中某些篇章,就出自他的手笔。
    历任中央一级社会科学、党校、文献研究、党史研究等机构要职,几年前,荀主席到了该离开一线岗位的年龄。尊重本人意愿,回到家乡河山,担任省政治协商会议,准确说应该叫政治协商会议省委员会主席。
    学术背景如此,无论当年在北京,还是现在在河山,荀主席一直被认为是左派的重要代表,政治立场、主张偏于保守,所谓的保守。
    虽是政坛前辈,又常年在“后一翰林,昏天黑地”一类衙门口任职,但实事求是地说,相比那些老夫子,荀主席应该算是视野比较开阔,比较能跟得上潮流的。尤其善于将看似早已过时的理论,同新事物,当然,按照马哲原理,不排除是披着新事物外衣的旧事物,相结合……
    “我国现行的绝大部分教科书、理论著作中,都将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称作‘生产资料’。这个译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具体是谁先提出的,我就不指名道姓了,怎么说也是党的早期理论家,”荀主席多次对学生们谈及,这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最失败的翻译案例之一,至少很容易误导读者。
    自己毕生的一个重要所愿,就是将其改正过来,可惜惯性太大:“马克思本人在用到这个词时,主要是德语和英语,德语是‘mittel’,英语是‘mean’,都是日耳曼语,而且同源,本义为‘中间的’,引申为‘手段、工具’。所以说,‘生产资料’,‘prodktion mittel’或者‘production mean’,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生产手段’,更直接点儿,“生产工具”…… ”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与动物,最主要,甚至根本性的差别,当然,这个说法近年来受到了来自生物学研究越来越多的挑战。之所以如此强调工具的重要性,说到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哲学服务于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工具,既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标志,也是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核心要素。
    制造使用工具,毋庸置疑,是人类对抗自然的一种进步,可与此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一种异化。从此之后,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的力量,而是工具这个中介,也就是“mittel”,也就是“mean”。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劳动,进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几个石头”、“铜铁炉中”开始,人类不断赋予“工具”以新的内涵。农业社会是土地,近现代是资本,几次工业革命,又加上了技术、知识……
    “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少奇同志主持,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报告中提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阶级属性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与会众人,有头有脸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者、大科学家,欢呼雀跃…… ”
    只可惜,这些人并没能高兴太久。会后,周恩来就会议进程,尤其是自己的讲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特别讲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在当时,这可是个重大,且前所未有的提法。
    听后,毛泽东沉默良久,没说话,周心知肚明,不说话,就是不同意,自己唐突了。该提法随即搁浅,会议纪要删改,文件不下发,直到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邓所作开幕词中,才重新得以恢复……
    “小平同志不是说过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如果从逻辑上讲,承认了这一点,其实就等于是承认了,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
    几年前的换届,除中央外,各级政协主席相继“退常”,不再兼任同级党委常委,也可以说是不再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进行这项改革时,中央给出的说法是,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只有脱了钩,才敢说话:“科学技术,知识,是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哪个组成部分呢,是要素,是工具,是‘mittel’,是‘mean’,而不是劳动本身。当然,劳动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知识,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专门以获取、传播、改进、扩张知识为业的人,将它或直接、或间接地投入生产环节,并以此参与社会分配,不是劳动者,不是工人阶级…… ”
    学会制造使用工具,从而异化了的人类,将自己装进自己创造的牢笼中,外化的工具,真正成为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实现经济、政治乃至于人身统治的手段。任何时代概莫能外,农业社会掌握土地的地主阶级,工业社会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科技社会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
    而到了信息社会,信息,也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成为了新的“mittel”,新的“mean”。当今,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谁掌握土地,谁掌握资本,谁掌握知识,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至少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土地饱和,资本泛滥,知识爆炸,数据,成为新的增长点……
    “以往,每次社会形态的切换,都是由暴力革命完成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到了信息社会,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新的经济模式,数据经济,取代旧的,以资本、技术占主导的经济模式,新的阶级,掌握数据制高点、主动权的阶级,成为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形态中掌握劳动,掌握国家机器的阶级。这个切换,不再像先前那样,以暴力革命形式完成,而是温水煮青蛙,慢刀子杀人,但同样是深刻的,是影响深远的。”
    白话了半天,云里雾中不知所云,更不知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与会众人,党课早就上得够不够的与会众人,虽然出于对等级的本能尊重,没有敢开小差的,或者说没有敢让荀主席看出自己在开小差的,但无一例外,全都心不在焉。内行看门道,同样是打拍子,拍没拍在板上,同样是叫好,叫没叫在眼上,同样是点头,点没点在裉节上,区别可大了去了。
    没想到,话锋一转,还真有那么点儿高屋建瓴的意思:“五十年前,毛主席曾说过,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不在我们共产党人手中。那么现在呢,谁占三分之一,谁占三分之二?统计局不是有数据么,我是外行,你们自己去看。这是经济,政治呢,远了不说,就拿咱们河山为例,究竟是谁在掌握政权,谁在决定干部的任免?是省委么,是组织部么,还是资本家,无论是那些‘排行榜’、‘首富’,还是那些控制了国有企业的财阀、‘蒋宋孔陈’?”
    不管先前是漫无目的,还是心悦诚服,这会儿,怕是没人再敢点头了。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需要时机,需要大势,有人幻想再来一次,我告诉过他们,不可能。然而现在,机会来了,敌人不是想和平演变我们么,风水轮流转,也该到我们演变演变他们的时候了,”荀主席越说越得意,渐渐有了些许魏武挥鞭的架势:“大数据时代,我看是个机会,是个我们重新把那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拿回来的机会。”
    有来晚的,只听到最后这段,左右看看,坐立都不是,估计吓得够呛。
    “这方面,我们有优势,四大电信运营商,都是国营的,随时招呼,让干什么干什么。听说美国也是四大,”荀主席看看身后的幕僚,没等得到答案就重新回过头来:“甭管几大,都是私有的吧?法治法治,我看是作茧自缚,弄个窃听,马上出了斯诺登,放在中国,多大点事儿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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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哑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揭牌,仪式本身虽然只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但组织,尤其是安保组织工作,早在一周以前就已全面铺开。两位正部级高官,会场又在室外,四海市、青山区两级公安机关严阵以待,协警、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也闻风而动,确保万无一失。
    刚刚进入五一浦第二社区工作的罗小满,也奉命参与其间,跑前跑后,早起晚归,折腾得精疲力尽。终于熬到揭牌仪式结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足足睡了将近一整天,才勉强休息过来。可事实上,对于罗小满,或者说对于近期的罗小满来说,这反倒是件好事,因为她已经有段时间没好好睡过觉了……
    “有段时间”,大约是两个月左右吧,不知为什么,罗小满突然,其实也不是突然,总觉得有某人,某些人在跟踪,或者说暗中监视自己。是谁?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某人,某些人,在跟踪,监视自己,暗中的。
    罗小满随即陷入一种奇怪,却似曾相识的状态,有些惴惴不安,又有些莫名的兴奋。在家待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或者说没被谁招没被谁惹,猛然间从床上、沙发上跳起来,冲到玄关拉开房门,有时还会往外追上一段。在办公室待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或者说没被谁招没被谁惹,猛然回头,断喝一声“谁在那儿”,每每将居委会中其他人唬得一激灵。
    更多时候是在大街上,上下班途中,也可能是出门买东西,办什么事情,总之并无规律。“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西方哑剧表演技巧中,看人不用眼睛,用鼻子,鼻子指向哪里,眼睛跟到哪里,罗小满正相反,看人也不用眼睛,用额头和眉毛,额头和眉毛指向哪里,眼睛跟到哪里。“脚步迈得多轻健,透出侦察家的精明,虎视眈眈查敌情,留下威武矫健的身影”,一旦锁定目标,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管有事没事,着急不着急,马上转身跟上去,不绕到气喘吁吁不算完。
    半个多月下来,“敌情”倒是天天,甚至时时有,可“敌人”,哪怕是疑似的,一个也没找到。有那么几回,反而让别人把罗小满给告了,报警说她无端地一路跟着自己,不知有什么企图……
    几次三番,罗小满倒还识趣,总算是不再满大街跟踪与反跟踪了,转而开始怀疑,有人在自己周围,安装了什么窃听设备。
    办公室的写字台、转椅、文件柜,乃至于门窗,全让她给翻了个够,每天到班第一件事,就是上上下下摸一遍,这倒不错,清洁工省事了。家里更不用说,地毯也掀了,地板也撬了,吊灯也卸了,各种电器也都给开膛破肚了。好在人口不多,除了罗小满就是长卫,后者还像往常一样,什么都不问,更不可能发脾气,瞪圆眼睛,好奇地看着她忙前忙后,有时毫无征兆地“叽叽叽叽”笑一阵,有时不笑。
    罗小满现在用的手机,是去年过生日朱红琪送的,当然,拿给她时,罗旭只说自己买的。儿子孝敬,罗小满用得挺在意,配了个套,还去天桥上贴了个膜。如今也顾不得许多,先是自己把能拆的部件都拆了,又拿到专卖店,央告人家把主板给起了。
    告知什么可疑部件都没有,还是不信,认为问题出在软件上。专卖店是不好意思再去了,在小商品城里找了个维修部,左右给钱怎么都行,格式化了重装,再格式化,再重装,直至连机都开不了。当初应该记住总共倒腾了多少次,也算是为生产厂商做的极限测试……
    怀疑完了陌生人,罗小满又将斗争大方向转移到熟人身上,看谁都可疑。无论别人说什么,哪怕只是寒暄,在她听来,都是话里有话,拐弯抹角向自己刺探着什么,只是没想过,自己究竟有什么值得人家,或者人家代表的势力刺探的。
    一向活泼开朗,甚至于碎嘴子倾向的罗小满,开始变得惜墨如金,进而沉默寡言起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生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被别人将底细摸了去。有时回家,还要将这一天以来,她同谁,说过什么,谁同她,又说过什么,一一回忆誊录下来。再详加分析,看看有没有走漏什么,该如何补救,旁人又有什么企图,什么她第一时间没能察觉的企图,该怎样应对。
    俨然回到了小时候,对内对外,阶级斗争为纲,放眼世界,风景这边独好外,除了帝,就是修,各式各样的帝,各式各样的修:“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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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彩民俞厅长

    “四海市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暨“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之下,与设在发改委的办公室平行,还有如下几个机构:
    首先是“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同信息中心合署办公,除原有的电子政务网络运行维护外,制订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开发重大核心数据库,提供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由国资委全资设立,今后择机推进股份化改革,作为产业旗舰,建设运营“云上四海”系统,管理发展基金,搭建投融资平台并孵化培育相关企业。“产业研究院”,着力人才队伍、基础设施、教学基地、研发团队、数据中心、管理机构建设,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
    另有一所“大数据实验室”,暂定为省(科技厅)市共建性质,待时机成熟申请重点实验室资质。行政归口“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方面,由于本市相关学科力量较为薄弱,主要依托河山大学,“领导小组”组长武侃亲自签发聘书,聘请该校数学研究所副所长田义教授,为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尽管年纪不大,但在大数据技术研究方面,至少河山省内,田义堪称权威,甚至先驱。他与“大数据”结缘,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本世纪初……
    当时,河山省国家安全厅,新任命了一位姓俞的副厅长,是从检察院系统调过来的。业余时间,俞厅长喜欢玩儿彩票,猜数字那种,瘾挺大,一有时间就琢磨。符合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俞厅长买彩,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所谓的高级,从外行到内行,所谓的内行,的过程。
    起初,和大部分门外汉一样,机选,守号,甚至还买了台小型模拟摇奖机。再不行就凭灵感,有那么段时间,俞厅长的生活完全由数字组成,准确说,是在他的眼中,生活完全由数字组成。白天想着的是数字,晚上梦着的是数字,街边的路灯,要数数多少盏,车上的乘客,要数数多少个,食堂菜里的肉片,也要拿筷子扒拉扒拉,一度弄得伙食科长挺紧张。甚至于女同事向他汇报工作,虽然一直告诫自己非礼勿视,可眼睛还是不听使唤地往人家胸口瞄,上一期是三十二还是三十三来着?
    还好,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没过多久,俞副厅长对彩票的理解,就由感性阶段上升为了理性层次。重码、边码、对望码、斜连码,差值、和值、极差、位差,冷热、跨度、邻孤传、复隔中,振幅、胆拖、缩水、矩阵…… 书房,卧室,甚至办公桌上,摆满各种分析图表,红的蓝的黑的白的,点状的线状的柱状的饼状的,一般人别说懂,看一眼都晕。
    甭整那虚的,但凡买彩票,没有不想中大奖的。俞厅长也不例外,检察官起家,乱七八糟的钱从没碰过,但若说不想改善生活,小而化之伪君子,大而化之唯心主义。只可惜,不知是命里没有横财,还是老天爷,或者组织上,也可能是二者合谋,故意要拿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考验考验他。自打上了彩票这条道,俞厅长中过最大的奖,就是一期“排列三”,那时还没从七星彩中分离出来,一兴奋,请客倒贴了二百多。
    几年彩民生涯,说是量力而行,小打小闹,里里外外算起来,少说也扔进去两三万,妻儿的冷嘲热讽,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形资产损失,尚没有统计在内。报纸上说,彩票所得利润,其中一个固定比例,将被用于公益和福利事业,比如街边、小区里那些健身设施。
    这不,自己住的家属院就有不少,没错儿,上面还贴着标签呢,体彩基金,这不是故意在笑话老子么?俞厅长身体一直不大好,累了心口就疼,平时不怎么敢剧烈运动,可自从装上这些健身器材,甭管会不会用,总要上去捣鼓几下。当然,是在脚踝被夹伤之前,听几个玩儿得挺遛儿的大妈说,那东西叫什么太空漫步机,难怪呢,就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嘛……
    俞厅长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自小阙内训”,父亲怕他受委屈,始终没续弦。心口疼的毛病,记事起就有,那时还不算太严重,可犯起来依然冷汗直冒。
    父亲也是警察,交警,级别不高,戳大岗的马路吸尘器,工作没早没晚,生活上也很粗枝大叶。每次心口疼发作,都让他喝一点儿白酒,刚开始时是拿筷子蘸,逐步改成瓶盖、铝勺、汤匙、小盅、大杯、瓶子本身,说心里觉得暖了,就好了。
    回忆挺温馨,可实话实说,直至成年,心口疼的痼疾一直没怎么见好,酒量却练得惊人。即使是在高手云集的公检法系统,酒桌上也从没吃过亏,多新鲜呢,人家有童子功垫底……
    这次也一样,或许俞副厅长注定就是个有意不开、无心成荫之人,几年彩票买下来,奖没中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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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犯

    “业务”关系,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作为彩民的俞厅长,一直在同数字打交道,尤其是够了一定段位之后。本行偏重文科,但悟性却是相通的,马克思不止一次说“算术我一向很差”(1858年1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却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手稿。
    俞厅长很快发现,数学这个东西,的确奇妙得很,尽管没有帮自己圆梦发财,却能在生活工作的时时处处找到它。还是马克思,曾一语中的:“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发展到能与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度,那就说明,该学科还未发展成熟”。
    自己所从事的国家安全工作也是一样,半路出家,先前一直在省检,对国安事务不甚了然,常有盲人骑瞎马之感。一次偶然机会,俞厅长在某彩民论坛读到一篇文章,文章本身是讲概率分析的,但其中引用的一则案例,却引起了他格外的注意:
    长期以来,洛杉矶警局一直为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捉襟见肘的警力所困。如何使有限的警务资源发挥出最大效力,简单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降低犯罪率以及犯罪烈度,用中国这边的话,保一方平安,始终是摆在其面前的重大难题。
    后来,该局与加州大学某研究团队合作,开发了一款旨在“预测犯罪”的应用软件。将既有犯罪记录输入系统,利用相关数学算法,找出其中规律,进而预测,或者说推测出哪些时段、哪些地段,犯罪发生的概率较高,以便有针对性地调拨警力。听着挺玄乎,可事实是,该软件投入使用后,确实有效地达到了降低犯罪率的目的,至少可以使警员尽早抵达现场,防止事态在初期急剧恶化……
    受此启发的俞厅长,暂时将彩票的事情放了放,收集相关资料,写成一份报告。建议洋为中用,借鉴洛杉矶警局有益经验,照方抓药也搞个什么软件,人家是预测暴力犯罪,它山之石,咱们可以用来预测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的发生。
    报告递上去后,迅速得到国安厅以及政法委领导的支持与赞许。那时候,维稳压力虽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初露端倪,省里连续出现几次恶性事件,传统应对手段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不足和局限性,急需新观念、新思路。
    这个主意就不错,既紧跟世界潮流,又结合我国我省实际。厅常委会很快通过,就由俞副厅长牵头,联合相关力量成立项目组,尽快拿出成果,暂时先挂在技术侦查处和综合情报分析处下面……
    自从调到国安厅任职,专业背景所限,俞厅长只能分管政工,偏他素来就不是个只会坐办公室的散官,业务插不上手,开会发言总怕露怯,难免觉得矮人半头。终于捞到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当然全力以赴,班子很快就搭了起来,除厅里的相关人员外,科研技术力量主要来自河山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以及数学研究所。
    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与应用数学系,以特招生身份毕业不久,从事数理逻辑和分析数学研究的田义也在其中。读书时,他所做的毕设,就是数理统计和概率精算方面的,后来参与的几个重大课题也与此相关。
    不负俞厅长厚望,短短三两个月,项目组首战告捷,开发出名为“家园”,英文缩写“HOME”,全称“危险目标评估模型(Harmful Objective Model of eva1uation)”的应用系统。该系统以特定的人为对象,即所称“目标”,建立算法,在海量数据资料中,搜索每一个人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之事件的关系,并将其分为五类:白色“无害目标”,蓝色“关注目标”,黄色“可疑目标”,橙色“危险目标”和红色“极其危险目标”。
    省国安厅技术侦查处,对外称“十四处”,与综合情报分析处,也就是“十五处”一道,原本就有电子信息监控职能,是河山省内唯一一个,对来自商用电信、交通、广电、航空航天甚至军事网络,及其相关数据拥有侦查权的机构。只不过,具体手段依然停留在重点监听、人工分析的原始阶段,和康生、李克农“中央社会部”那会儿没什么本质区别。而“家园”系统的问世,既充分利用了该处在获取信息资料上的便利,又施展自身优势,弥补其数据挖掘方面短板,强强联合。
    只可惜,这个曾被寄予厚望,名字起得也恰到好处的系统,最终并未真正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应有,或者说计划中的效力。事实上,就在它第一次试运行后不久,“家园”便被束之高阁,项目组也随之解散……
    1948年12月25日,第二天就是毛泽东五十五岁生日,中共对外公布了一份反复酝酿的国民党战犯名单。据新华社通稿称,尽皆“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从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开始,直至陶希圣(“高陶事件”主角之一)、曾琦(毛泽东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人)、张君劢(徐志摩大舅子),总共四十三人(一个月后又补充了十四个)。
    其实,这四十三,或者五十七人,本不需要什么“酝酿”,更不用说“反复酝酿”。原因很简单,该名单,包括名单上的排序,基本就是国民党中央主要领导,按照一百单八将座次排名,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他蒋某人开始,一个个捋下来,和台湾的“不分区立委”选举类似,确定一个人数就妥了……
    当年,彩民俞副厅长力主开发,凝结着他无数心血和期待的“家园”系统,未正式提交厅里审核前,先内部与“十四处”服务器联网,搞了一次试运行。也真亏了多年彩票投注,历练出有备无患的工作作风,多个心眼,搞了这次试运行,否则麻烦就大了,远了不说,现在的他,不会,至少不会这么容易坐在省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
    试运行刚开始时,“排异反应”很严重,“家园”数度死机,经反复调试,总算是应付下来了。第一次运算,先将相关数据库过去一年中公开、半公开的信息检索了一遍,那时候,处理器运行速度都很慢,普通个人电脑,开个机都要两三分钟,何况是以几何级数计算的海量数据。前后消耗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最终锁定了一份名单,其中,红色,也就是“极其危险目标”十一人,橙色,也就是“危险目标”近五十人,余者不计。
    接过那张热乎乎(设备已经快要烧了)、湿漉漉(喷墨打印机)的A4纸,俞厅长的心情可想而知,比每次开奖时还要激动,可仔细一看,当场就傻了。
    不知是不是模型不够精确,亦或是太过精确,不知是不是数据不够丰富,亦或是太过丰富。名单上被列为“橙色”,“危险目标”的近五十人,有现任副省级干部,刚刚退下来的原主要领导,省内大型国企、民企负责人,还有个别演艺界明星、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之类。而“红色”,也就是,至少在理论上,至少在“家园”所认为的理论上,本省范围内,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那十一个“极其危险目标”,刚好就是当时河山省委的十一位常委,连次序都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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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百千万

    田义所领导的实验室,可能是“河山省大数据(四海)综合试验区”旗下主要机构中,最早成立运转的,半年以前,“试验区”正式揭牌前半年,相关研究活动已经展开。
    虽然名义上是教授,但在河山大学,田义没有什么教学任务,主要是科研,哪里办公都一样。已经四十大几的他,至今都未成家,在中州也是“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担任“大数据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后,倒有大半时间常住四海……
    附带说一句,当初俞副厅长辛苦搞出来的那个“家园”,虽被厅里搁置,却不料墙里开花墙外香,多年以后,在另一个领域得以发光发热:
    那是在这一届省委班子组建后不久,已是常委、政法委书记的“俞副厅长”,左右时过境迁,当作一个笑话,同与之关系密切的组织部赵部长,聊起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想赵部长听者有心,将尘封已久的“家园”系统要了过去,请相关技术人员略作改动,主要原理和算法没变,不过是加了几条筛选条件。比如年龄、学历、特定职务级别任职年限等等,作为组织人事系统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当然,是内部掌握的标准之一。
    “目标”,或者说对象,依然分为五级,五种颜色。白色,“无关对象”;蓝色,“一般对象”;黄色,“考察对象”;橙色,“培养对象”;红色,“重点培养对象”……
    “大数据实验室”成立后,首当其冲的课题,是要为整个四海市干网、核心数据库建立一个基础模型。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操作系统,既是其它应用软件的运行平台,同时也为全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标准。
    这是个大工程,按计划要两到三年才能最终完成,任务分拆给实验室下属的各个研发团队,或者进行外包。首席科学家田义的任务,先期为整个模型设计框架,之后主要是监督进展,检查各团队成果,解决问题,纠正偏差。
    几个月以来,课题本身,进行得很顺利,但田义自己,却始终有些心神不宁。按理说,中州四海两地,相隔只百余公里,环境气候、风俗习惯几乎一样,不该有水土适应方面的问题,何况田义早年在四海生活过。可自从搬到这边工作,他就开始浑身不得劲,俞副厅长是心口疼,田义则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也说不出是疼是痒,反正就是不舒服。
    去医院查过,去了若干家医院,查了若干次,早在十年前,田义就已经被列入“百千万人才工程”,医保全报,再说他也不缺钱,查呗。甭管挨不挨边,也无所谓挨不挨边,照田义这个难受法,也无所谓挨不挨边,凡是院里有的仪器,除了妇科,当然还有产科,全试了个遍。该找的专家也都找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没病,至少没有他所说的病……
    从读书到工作,虽然不善辞令,也几乎没有朋友,可无论当年的同学、老师,还是后来同事、下属眼中,田义都是个挺好相处的人,至少找不到什么不好相处的理由。可自从“得病”,他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不一定是脏东西,性情大变,总朝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发脾气,找机会发脾气,连自己都承认,是找机会发脾气。
    田义素来口讷,语速稍快就结巴,进入河山大学工作,原本是在数学系任教,无奈有货倒不出来,站在讲台上吭哧瘪肚,这才挪到研究所专搞科研。外加没什么发火的经验,每次动怒,别人还没怎么着,自己先憋得面红耳赤,类似相声里的“扑盲子”,天上一脚,地下一脚,想起什么说什么,前后都不挨着。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刚说了一半,马上又切到另一句话、另一个词上,别人发脾气是迁怒,无名邪火,骂一顿就痛快了,田义却正相反,越说越急,越急越说不出来。
    同事们摸不着头脑,见他这副样子,想笑又不敢笑。刚开始还能说几句完整的,或者有实际意义的,或者能让人听懂实际意义的,越来越短,越来越语焉不详,直至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张开嘴,又闭上,喘息一会儿,似乎是在构思,觉得差不多了,又张开嘴,又闭上,反复几次,挥挥手让大家散了……
    还好,几个月之后,“久病成医”的田义,突然自己找到了“病根”,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
    和当年的俞副厅长一样,也是意外获得的灵感……
    在四海时,田义独自住着一套大四居,面积之外,装修也很讲究,家电齐全朝向好,挺舒服。就在实验室,发改委以东,隔一条街的“桃花源”,是“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给他租的。生活方面,田义一贯邋遢,每周,有时候两周,去超市买一趟必需品,不定期,实在下不去脚了,叫小时工来收拾一次,仅此而已。
    那是个周六,冰箱里徒四壁立,刚买不久,记得刚买不久的洗发水也找不到了。田义拉了个单子,吃一堑长一智,先前每次采购,不是买少,就是买重了,来到离家,也就是现在住的大四居一箭之遥的超市,一家已经快让网购挤兑黄了的超市。
    刚进门,当头迎上来一个小男孩儿,看样子十岁左右吧,穿着挺整齐,不像丐帮,或者说,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丐帮,可张口就朝田义要钱。
    那两天,田义又开始浑身脑袋疼,正烦呢:“走,没有。”
    男孩儿很执着,追着他:“十块就行,要不五块。”
    想得美,一毛也没有。
    “铁公鸡,你别后悔。”
    我后什么悔。
    “行,你等着,”对方发出威胁。
    小时候,田义最怕的就是这句,毕竟今非昔比,看了看,似乎没有帮手,不说朗朗乾坤之类,量你一个小屁孩子,能把我怎么样?
    男孩儿掏出一部手机,左右瞧瞧,选择了不远处一个打扮挺时髦的美女,给了田义最后一次机会:“别后悔。”
    英雄无悔。
    行,算你小子狠,那就别怪我不江湖了。男孩儿溜到美女身后,一把掀起虽然室外天寒地冻,但本来就很短的裙摆,拿起手机对着里面,也不知真拍假拍,拍了一张照。在美女的尖叫声中,朝田义高喊:“二舅,成了,快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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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入我裤中

    自从和“桃花源”小区合并,地下室办公的五一浦北里居委会,也有幸鸟枪换了炮。紧挨着院墙,当然现在已经拆了,有一座三层小楼,“桃花源”项目建成入住前,是售楼和业主接待处,按照最初的计划,本来要改成多功能会所,种种原因始终未能付诸实施。一层租给了商户,二层由物业使用,三层空着,新组建的五一浦第二社区居委会,不能总处于地下状态,正好趁虚而入……
    快到十点,罗小满打着哈欠,一边和来往同事、邻居打着招呼,一边晃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刚掏出钥匙,只见楼梯口吵吵嚷嚷。一伙儿半大老头儿老太太,“半大”,一般用来形容年轻人,“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如今生活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大幅增加,同样可以用到中老年人,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不符,内在年龄与外在年龄不符的中老年人身上,推着一个小伙子,看上去的小伙子,相对于他们的小伙子,张牙舞爪走上来。
    “快点儿,磨蹭什么…… ”为首的,是居委会治安组组长,姓刘,人称刘大姐,超过六十的大姐,不是半大是什么。
    “小伙子”低着头,看不清模样,但耳根都已经红透。
    “老实点儿,”人群中,不知谁又照后脑勺给了一巴掌,虽然目测上去,似乎并没什么不老实的表现。
    “谁啊?”临近办公室,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性,不知是出来办事,还是专程看热闹,罗小满低声问。
    表情有些复杂,既像是鄙视,又像是好奇,既有鄙视,又有好奇:“那个露体的‘流氓’,抓住了…… ”
    前几天倒是挺别人说过,近来,五一浦周边,出现了一个“流氓”,所谓“流氓”。
    “小伙子”的说法,源自目击者,大冷天,光腿穿着一条出场裤,也叫排扣裤,就是篮球运动员比赛时,在替补席上穿的那种。两边裤腿外侧只用扣子,不是纽扣,搭扣连接,出场时不必费力脱,只需一拽,整条裤子,其实严格讲,不过是两片在裆部相连的布,就下来了。走在大街上,突然把裤子扯掉,里面什么都没穿,一溜烟猛跑,很快没影儿了。
    如上情况,类似于精神医学上的“露阴癖”,属于性变态的一种,但又不尽相同。一般来讲,露阴癖在他人面前裸露私处,为满足某种常人,正常人无法,至少不大容易理解的性快感,通常会选择年轻异性下手,时间大都是晚上或者清晨,人少又容易逃脱的环境。可“流氓”,近来在五一浦出现的“流氓”,却不是这样,虽然都是暴露身体,但他似乎没有针对的特定对象,不是向某个人,而是向所有人,时间不定,好像和性也没什么关系。
    闻讯后,社区相关部门,第一时间通知了管片,五湖街道派出所。所里也听说了,一直没采取行动,一来警力不够,没工夫管这闲事,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抓住又能怎么办?不同于台湾地区,或者曾经的韩国,现在的美国某些联邦州,有“妨害风化”类似罪名,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流氓罪”也早就取消了。即使抓住,充其量只能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批评教育为主,屡教不改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然后就是精神病院的事儿了。
    再说了,不就是没穿衣服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叫“赤子”,无论从整个人类,还是某个个人的角度,谁不是从那一天过来的?
    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中,有位刘伶刘伯伦,就是“杜康造酒刘伶醉”那个刘伶。史书记载:“身长六尺,貌甚丑悴”,一米四几(汉尺合约二十二厘米),长得其丑无比,还有个特殊爱好,光着。《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还不错,是在屋里,注意啊,不是自己的卧室,只要进屋就光着。“人或讥之”,别人笑他,他还有理:“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以入我裤中?”天地就是我的房舍,房舍就是我的衣裤,不是我穿错了,是你们走错了,走到我的裤裆里来了……
    派出所不管,没关系,社区这么多人,闲着也是闲着,自食其力。前面说的那个刘大姐,治安组组长,正好负责此事,召集手下众人开了好几次会。“流氓”神出鬼没,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作案频率也没什么规律,缺少线索。于是又联系了居委会里另一个职能部门,信息组,每人一个红箍,通常不戴,负责收集情报那种。
    顺便说明一下,罗小满,先前“社会安全特聘信息员”,五一浦第二社区成立,正式登堂入室,却并不属于这个信息组。和过去一样,她的身份还是非公开的,名义上主管环境卫生,和派出所小邵,小邵调走了,现在是小冯,单线联系,就连居委会真正有编制的那几位,主任副主任、支书副支书,都不知道她的真正功能。
    罗小满同信息组,或者说,信息组与罗小满的差异,有些类似于本级纪委和上级纪委派驻机构的区别。举例来说,四海市教育局,内部有两个相互平行的纪检部门,一是市委教工委纪工委(很拗口,但就得这么叫,全称更拗口:“中国共产党四海市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加挂教育局监察室牌子,二是市纪委驻教育局纪检组。简而言之,前者是教育局(教工委)进行内部,或者对下级单位进行监督的机构,后者是市纪委用来监督教育局,再进一步,教育局主要领导,不受内部监督的领导的机构。
    甭管谁监督谁吧,反正这一次,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又起了作用……
    小伙子不住求着饶:“大爷大妈,我错了,您就放了我吧。”
    “叫谁大妈呢?”刘大姐身后,一个比她年纪还大些,前不久刚纹完眉的老太太一脚踹上去。
    小伙子愣了一下:“哦,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放了我吧,下回不敢,真不敢了。”
    “叫谁大哥呢?”刚才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又是一脚。
    “大爷大姐,大爷大姐…… ”
    “少废话,走,”无论大爷大妈,还是大哥大姐,敲打小伙子时,不约而同,也不管平时习惯左手还是右手,用的都是戴着袖标的那只。其实,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抓住这个“流氓”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可往往,越是这样,越会用凶神恶煞的外表,来弥补内心的彷徨,甚至慌张。
    “大爷大姐,饶我这回吧…… ”小伙子几乎要哭了出来。
    一行差不多二十人,浩浩荡荡地,从罗小满身边推搡而过。拧开房门,刚要进屋,她突然觉得,这个小伙子的声音非常耳熟,却想不起来是谁,曾经非常耳熟,现在想不起来是谁,禁不住回身,凑过去仔细看了看。
    小伙子也正好抬起头,立刻呆住了:“您…… 您是…… 罗老师?”
    “李义…… ”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17 14:42:3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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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幻光

    这个李义,罗小满口中的李义,其实就是田义,“大数据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田义,论年纪,单纯论年纪,已经不能再算作“小伙子”了。田义原是四海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本名李义,初中毕业后南下深圳,投奔早年间去那边打工的舅舅,户口随即迁了过去,姓也改了,跟着舅舅,也就是母亲姓,沿用至今。
    当年的李义,现在的田义,与罗小满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只有他们两个知道的陈年旧事。这段陈年旧事,如果不是今天再次偶遇,她都已经快要忘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打算再次想起……
    那还是三十年以前,刚刚师专毕业的罗小满,在青山二中科任英语,同时负责初二某班班主任工作,而李义,正是这个班上的学生。
    就读青山二中之前,李义就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甚至有点儿神童的意思。记忆力好,尤其对数字敏感,心算能力超强,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与计算器(计算机只有科学院才预备)以及珠算较量。
    据说,李义的天分是早年间被一个姓史的街坊,偶然发现的,此人在省教育厅直属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恰好是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在当时还是个满新鲜的前沿学科。史老师闲下来爱下棋,和李爸爸是棋友,常来家中做客,职业习惯,有空就在一旁观察满地爬的李义。
    那时候,李义还不是什么神童,甚至被怀疑过智商,别人一岁左右会说话,他都快两岁了,还吭哧不出一句整话。运动能力也不怎么样,会坐、会爬、会走、会跑,都比其他孩子晚得多,连个积木都搭不起来,只会杂乱地划拉来划拉去,很不受李爸爸待见。自己就是个抡锤的大老粗,本盼着能在李义这一代转基因,看来也没什么指望了,说不定卖力气混饭都难。
    好在史老师慧眼,否则今天的李义,或者田义,也或者不会成为田义,可能正在某工地搬砖砌墙。通过长期观察,他发现,这孩子摆弄积木时,乍看上去杂乱无章,细细体会,其中是有规则的,似乎是在进行某种运算。为此,史老师专门请来几位同行,准备对李义进行测试……
    家里养猫狗的人大都有类似体会,这些小东西,只要尝试过哪怕一次,那些国际大品牌知名宠物食品,以后再喂别的什么就都不吃了。人家能称雄市场,绝非偶然,每年都会不惜成本地拿出大量物力财力,专门研究适口性,也就是宠物口味偏好。
    测试当年的李义,和研究猫猫狗狗同样困难,因为二者都不会、或者还不会说话。但行家就是行家,带来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道具,围着李义摆弄了足足两三个小时,最终得出结论,果不其然,这小子是个数学天才……
    李义家中,至今摆放着数不胜数的奖状、奖章、奖牌、奖杯,都是他学生时代,在各级奥数比赛中得到的。1980年秋天,河山省为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数学竞赛举行选拔赛,代表四海市出战的李义,不仅是整个小学组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所创造两天六题全满分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然而,像他这种类型的所谓天才,一般都有另一面,发展往往不够全面:
    1917年,罗家伦报考北京大学,作文满分,数学零分,被蔡元培破格录取;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英文、国文特优,数学十五分,被罗家伦破格录取;1930年,臧克家报考青岛国立大学,作文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零分,被闻一多破格录取;1931年,吴晗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特优,数学零分,被罗家伦破格录取(知恩图报);1934年,张充和(卞之琳恋人,沈从文、周有光小姨子)报考北京大学,作文满分,数学零分,被胡适破格录取。
    李义与他们正好相反,数学,甚至和数学相关的理化生云云当然没问题,但文科,却始终是他的阿基琉斯之踵。尤其语言类,两岁才会说话、五岁才认得第一个汉字的李义,上学之日起,就没得过比及格更高的成绩,若非如此,他这样一个市长都亲手抱过的天才少年,也不可能屈尊就读“大拨儿轰”的青山二中……
    升入初中之后的李义,依旧常常出现在各类数学比赛中,并屡有斩获,但与此同时,文理科“剪刀差”也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新近的英语课程,对李义来说更可以用灾难来形容,连母语都说不利落的人,要是能把第二语言学好,反倒奇怪了。对此,二中的老师们早有心理准备,齐桓公不是说“且人故难全,权用其长者”么,能为学校争光便好,至于别的就活该了,直到他遇见罗小满。
    李义所在的班级,是罗小满工作后接手的第一个班,刚离开大学校门,“他不羁的脸像天色将晚,她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洋溢着对未来的浪漫憧憬,以及对阳光下最美丽职业的无限热爱。头一次当班主任,就能碰到李义这么特殊的孩子,在她看来,不是李义幸运,而是自己。
    很快,罗小满便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了这个孩子身上,碰巧自己就是教英语的,空闲时间都用于辅导李义。那时罗小满还未结婚,家又不在市内,没什么额外负担,住在二中后面,用于安置单身年轻教师的简易楼里。两人常常忘了时间,一直点灯熬油到深夜,有时太晚了,干脆就把他留下,当年的初中生还不像现在这么早熟,没什么可忌讳的,拉个帘不费事。
    李义的父母,一个工人,一个“天然同盟军”,郊县农民,都没什么文化,只知埋头干活,不善于表达情感。至于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基本停留在得了奖吃回纯肉馅饺子,考了不及格抽出皮带揍一顿的阶段,从他们身上,李义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体会过家和爱的温暖。而罗小满,恰恰给予了他很多本来该由父母给予的东西,李义清楚地记得,梦中,自己常常会喊她妈妈……
    尽管罗小满把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李义本人也不遗余力,但他的文科成绩始终未见起色,语文还勉强凑合,好歹及格,英语就有些惨不忍睹了。转眼间,已是初三第二学期。
    李义的情况,二中领导心知肚明,事先也和家长沟通过,愿意保送他继续读本校高中,前提是能顺利通过会考,拿到毕业证。这对李义来说可是个难题,上一次英语大考及格还要追溯到两年前,万般无奈,罗小满和校办以及教务部门商量,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能出下策了……
    那年的会考,是在劳动节三天假,当时还没有黄金周,结束后进行的。周一是两个主科,周二上午政治,开考之前,罗小满来到教室门口,把李义叫出来,低声告诉他中午吃完饭来自己宿舍一趟,别跟别人说……
    把门打开一条缝,罗小满将李义让进来,不大的房间内,白天却拉着窗帘,指指一旁的椅子示意李义坐,罗小满赶忙又回到书桌前奋笔疾书。
    “您写什么呢?”李义凑过去。
    “下午英语考试的卷子,也就是你,校长才同意冒这个险,”罗小满头也不抬:“我帮你答个七八十分的样子,一会儿悄悄带进去,两个监考老师,一个是咱们学校的,你见过,教高中生物的闻老师,也知道这件事,另一个是外校的,换卷子时小心点儿…… ”
    李义呆呆地站在一旁,大脑一片空白。80年代还不兴什么“男神”、“女神”的说法,可在他心目中,罗老师就是自己的女神,温柔、善良、慈爱、正直,当然还很漂亮。李义做梦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干这种事情,虽然都是为了自己,但他宁愿留级、失学,也不希望心目中刚刚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就这样崩塌……
    “换完卷子,别在那儿傻坐着,也象征性地写点儿什么,东改改西改改,回头,你把我这支笔拿走,保持颜色一致…… ”专心答题的罗小满,并没有意识到李义的变化……
    脸色慢慢涨红,李义耳中嗡嗡作响。一直以来,他都是个很老实、很听话,甚至于有些傻乎乎的孩子,除了某些科目的考试成绩,从没像其它男生那样,因为调皮惹祸挨老师说、挨父亲打。可这一次,全身发抖的他,渐渐感觉到失去对自己的控制……
    “教务处给你调了座位,最后一排,把角,别的同学一般看不到、也不会注意你,盯住外校的监考老师就行。我跟闻老师打过招呼,她会想办法分散那人的注意力,看准机会,果断点儿…… ”罗小满将各种嘱咐“临行密密缝”,已经事无巨细来回倒腾好几遍了……
    李义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以至于变得有些沉重,眼睛直勾勾地盯住罗小满,喉结不断上下耸动……
    “你…… 你怎么了…… ”罗小满终于意识到,李义似乎有点儿不大对劲,转过头:“你…… 你看什么呢…… ”顺着他的目光,赶忙捂住自己微微敞开的领口……
    狠狠咽下一口唾液,李义猛然扑向罗小满,房间就那么大,纠缠两步便到了床边……
    “你干什么…… ”直到上衣被撕开,胸口被咬出几个红印,完全蒙住的罗小满才开始挣扎。虽然是成年人,但对手毕竟是男孩子,又正值一切皆有可能的青春期,气力逐渐不支的一方,自然是她……
    李义像疯了一样,一边如同笼中野兽般低声嘶吼,一边在罗小满身上笨拙而粗暴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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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话、万物资始

1.此数者愈善

    同中央一级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或《求是》)”一样,河山省委也有自己的机关报。直属宣传部总共三种,刚好也是两份报纸、一本杂志,一天一期《河山日报》,隔天一期《寰宇时报》,外加一周一期《国际内参》……
    苏联时期,苏共中央两大机关报,被称作“真理报上无真理”的《真理报》,和被称作“消息报上无消息”的《消息报》。这两份报纸,来源略有不同:创办于1908年的《真理报》,托洛斯基一手缔造,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多数派,1903年分裂)喉舌;而稍晚创刊的《消息报》,最初本是孟什维克阵地,十月革命后,才被苏共中央接收改编。
    《河山日报》与《寰宇时报》的情况与之类似,前者诞生于建国前夕,河山全境解放后,和绝大部分省级党报一样,报头由毛主席亲笔题写,原件藏于省图书馆,虽然只是张稿纸,却被列为一号藏品。至于原名《曙光报》的《寰宇时报》,历史倒比《河山日报》更为悠久,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由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旧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河山省委员会创办。日据时期处于半非法状态,光复后,根据重庆谈判和“旧政协”相关决议,民盟一度成为河山最大的党派,在政府以及参议会,席次甚至超过国共,同时也是《曙光报》的黄金时期。
    苏联解体后,《真理报》、《消息报》命运迥然不同,《真理报》很快遭到取缔,后虽数度尝试恢复,均因缺乏读者基础无功而返。与此相反,《消息报》转型成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它没有蜕变为娱乐附庸,保持其严肃本色,至今仍是俄罗斯最大的平面媒体之一……
    建国初期,《曙光报》改由各在河(山)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合办,50年代末划归省委统战部,60年代中期转至宣传部,至此彻底变为机关报。尽管如此,该报注重品味,以知识分子及中高学历阶层为主要受众的办刊方向始终未变,80年代市场化大潮中,又率先垂范,改名《寰宇时报》,邀请专家学者、社会人士撰写评论文章及专栏,也曾红火过一阵。
    一直以来,河山省委“两报一刊”中,若除去机关单位之类的财政订户,发行量排名第一的,始终是《寰宇时报》。接下来一般是周刊《国际内参》,人如其名,改革开放以前,本是服务于特定人群的内部文献,副处级以上才能订阅,刊载一些普通媒体上很难见到,特定年代普通媒体上很难见到的境外时政消息,还有专供老同志阅读方便的大字本。
    虽说口径略有差别,受欢迎程度也分个冠亚季军,毕竟都是党报党刊,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对于这三份报刊的内容立场,本省百姓有个十分形象的概括:《河山日报》——咱河山最好,《国际内参》——全世界都说咱河山最好,《寰宇时报》——全世界都嫉妒咱河山最好……
    尽管不大被普通人待见,可存在即有其合理性,“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各安其分,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近几年来,“两报一刊”中的《寰宇时报》,突然成为河山新闻界引人注目的一匹黑马,一改机关报深宫内闱、大家闺秀的印象,屡屡成为舆论焦点。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位胡主编,胡赐同,执掌该报开始的……
    胡赐同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当然,他读书时还叫西安外国语学院,该校最老牌的俄语系(前身西北俄文专科学校)。除主修外,其它常见斯拉夫语族语言,连比划带说,也能勉强交流,毕业后进入新华通讯社系统,成为一名驻外记者,隶属欧洲总分社。
    中世纪以后,巴尔干半岛就因其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各种矛盾的焦点、冲突的策源地,尤以南斯拉夫为甚。一个政党(南共联盟)领袖(铁托)、两套文字(拉丁和基里尔)、三大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四种语言(塞克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马其顿语)、五个民族(塞、克、斯、马和黑山)、六个加盟共和国(塞、克、斯、马、黑和波黑)、七个邻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八个联邦单位(六个加盟共和国以及伏伊伏丁那、科索沃自治省),便是它真实的写照。
    进入90年代,这个原本就是由强权高压人为拼凑起来的国家,终于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内战动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胡赐同被派往硝烟中的南斯拉夫,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乱世,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灾难,对于英雄,或者自以为英雄的人,却是满眼的机会。
    那时候,中国新闻界流行一句口号:“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而胡赐同,在一篇赖以成名的手记中,将这句话掉了过来:“有我们的地方,就有新闻。”后来,胡赐同长期担任国内各大新闻院系客座教师,无数次对学生谆谆教诲,在自己眼中,记者分四等:愚蠢的记者追逐新闻,平庸的记者发现新闻,优秀的记者挖掘新闻,卓越的记者制造新闻。在南斯拉夫战地采访那段时间,胡赐同充分实践了这一理论,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我们创造困难,也要上。
    客观讲,他拿出的报道,也就是时至今日仍引以为傲,公文包中常备,随时准备拿出来送人的专辑——《镜头穿越火线》中那些内容,其他记者别说做,想都不敢想。但与此同时,几年间,胡赐同也曾被交战各方,各级军政组织多次宣布“从事与其记者身份不符之活动”。限期离境、驱逐出境都是家常便饭,甚至数度被扣留或羁押,说实话,这家伙真是天生吃这碗饭的,每次都能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手段化险为夷。
    后来,就连总分社的领导,都实在看不下去了,将他调离南斯拉夫,历任基辅、索菲亚、华沙、布拉格各社,哪里都没干长。任满回国,胡锡进辞去新华社的工作,当过独立撰稿人,合伙办过刊物,也曾在多家地方性媒体任职。其间,还忙里偷闲读了个硕,拜入现河山省政协荀主席门下,对这个学生,荀主席很是赏识,几年前调来河山,找个机会将胡锡进也带了过来,出任《寰宇时报》主编……
    政治理论中,所谓“左派”和“右派”的划分,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年召开的“制宪会议”上,第三阶层(市民)代表坐在会议主持人左侧,而第一(教士)、第二(贵族)阶层代表则位于右侧。时至今日,左派,通常指那些代表社会中下层,或者说多数人利益,提倡平等,观点激进,要求变革,持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立场的政治势力。右派与之相反,代表社会上层,少数人利益,强调等级,观点保守,主张维持现状甚至于复古,持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
    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内,原本并无正邪,甚至于是非之分的左右,被贴上了特定的有色标签,只要是左,错的也是对的,只要是右,对的也是错的。因而,直到今天,无论何方妖孽,都愿意以左派自居,比如《寰宇时报》,或者说,胡赐同入主之后的《寰宇时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民族主义慢慢抬头,优越论、仇外这一套,变得越来越有市场,而《寰宇时报》,正好迎合了这些人的胃口。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一望而知,该报的立场,不仅右,而且是极右,可胡赐同,却偏偏要自我标榜为“左翼阵地”。
    《寰宇时报》旗下作者,至少其中相当部分,如果从纯技术层面讲,水平不可谓不高,似乎也很好地继承了它重于思辨、强于论证的传统,“吾马良”、“吾用多”、“吾御者善”。只可惜,从一开始就把方向搞错了,“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
    河山省内,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某次开会,休息时,一名记者从主席台旁走过,一时忍俊不禁,放了个屁。恰好被台上一位领导听见了,问身边的秘书:“这个记者是哪儿的?《(河山)日报》的还是《寰宇(时报)》?”秘书没说话,拾鼻子闻了闻,皱眉摇摇头:“估计是《寰宇》的”。
    领导笑:“怎么还有拿鼻子认人的?”秘书正色:“《日报》的屁,一般都是响屁,声势惊人,理直气壮,可细闻闻,却没什么味道,即使有,一阵风也就过去了。”领导点头:“有理,那《寰宇》呢?”“《寰宇》的屁,全是蔫屁,似乎不声不响,可稍过几秒再闻,好家伙,估计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又酸又烂,什么叫沁人心脾,哪个叫余音绕梁。‘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花馀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总而言之,怎么就那么臭,怎么就那么拐着玩儿地、转着圈儿地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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