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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8 11:46:1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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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1)(文字版)  

    

    毛太祖有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以这么说,在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的经济建设中,这句铿锵有力的口号功不可没,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句增强必胜信心和力量的口号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在百年以前,有一个“奔六”的老外也就是这样下定决心从宜昌出发,不怕死在川江激流险滩中,抱着百折不回的信念取得了最终胜利的。

    这尊陈列在重庆朝天门历史名人馆的塑像的名字是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1859年,这个来自英国曼彻斯特、仅仅只有21岁的穷光蛋和许多英国人一样,来到中国淘金。起初在香港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1860年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居然胆大包天,远赴上海加入外籍军团、也就是俗称的“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论功行赏,立德乐被清政府授予从三品游击官衔,蓝宝石的顶戴,九蟒五爪的补子,单眼花翎的官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身份。

    这个来自于英伦三岛的立德乐在许多在中国的老外惶惶不可终日、急于离开炮火中的上海之时,却毅然决然的赶来参加“洋枪队”,这就是他命运改变的开端,也说明他骨子里的冒险和果断精神。战后,他与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的女儿阿绮波德(Alicia Bewrick)结婚,这又是聪明之举,谁不知道“朝中有人好办事”,立德乐开设了一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立德乐洋行,开始经商,因享有中外特权并得到岳父的提携,很快这个昔日的穷光蛋便成为上海有名的富商之一。

    清光绪二年(1876年)宜昌开埠,当时位于怀远路(现在的红星路)上的英国领事馆尚未筹建,驻宜领事法格斯还在“金河”兵舰上办公的时候,嗅到了商机的立德乐就抢先登陆宜昌,到海关抢注进口货物和航运报关业务,专事经营煤炭。1878年,深处内陆、封建闭塞的宜昌人惊讶地发现江面上出现了一艘冒着黑烟的庞然大物。这就是立德乐利用外商的特权,由招商局派船保驾护航,雇佣37岁的中国引水王定帮驾驶,成为了开辟长江汉(口)宜(昌)航线上第一艘进入宜昌港的“夷陵”号商船。

    对于酷爱冒险的立德乐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五年后的1883年,立德乐夫妇带上地图、单筒望远镜和火枪从宜昌的镇川门出发,乘木帆船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三峡之旅,不仅第一次欣赏了长江三峡的壮丽风景,也第一次领略了川江的激流惊险;不仅目睹了16人摇橹掌舵、20人拉纤的艰辛,也了解了沿途的水情。当他们在40天后由重庆返回宜昌后,立德乐在他的那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中断言:轮船只须马力大、吃水浅,在川江轮运是完全可行的。

    就和那个名字叫Archibald John Little 又被他夫人称作“小约翰”、来自如今红魔曼联所在的曼彻斯特的英国冒险家的中国名字通常被翻译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也可以翻译成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和阿奇博尔德·列托一样,他写的那本《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 》在中文版的时候,既可以翻译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也可以翻译成为《通过长江三峡:在华西经商和旅行》或者《扁舟过三峡》。

    最新出版的立德乐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中文版的恐怕就是黄立思翻译、云南出版社2001年219页的《扁舟过三峡》了。编辑在内容简介中说:“《扁舟过三峡》是一部日记体载的游记。”“游记的独特之外是描述旅途之惊险,方笔生动。立德不仅写山水景物,也擅长写人,写社会风情。读者可从书中了解到100多年前重庆人的生活状况,交通出游,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工商业发展水平等等。不妨一阅。”有趣的是,在介绍中将立德乐译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但仔细看看《扁舟过三峡》的封面上原著的名字,是不是有些无语。

    在文史出版社2017年发行的《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一书中,有北美宜昌同乡会会长李瑜先生和他人合作翻译的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的《穿越扬子江三峡》的节选,同样也是立德乐的那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的中文版,却因为译文严谨、加之对宜昌历史和文化的了解,除了文学艺术性尚可推敲,在很多地方自然比其他的译本更为准确。那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虽然是在英国首次发表的,却是在宜昌整理完成的。所以在以下引用立德乐对宜昌的相关日记时,所用的就是李瑜先生翻译的那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9 9:20:0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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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2)(文字版)  
  
  立德乐在3月15日,星期四的日记中写了他对宜昌的印象:“宜昌坐落在硕岩峭壁之上,地势比夏季洪水的水位高一些,下面是一道长而低、平坦的沙嘴,冬天的时候,沙嘴几乎占了河道宽度的三分之一。在沙嘴的上游,城墙对面,停泊着一排四川帆船。城市的下游沿着河岸延伸就是宜昌城的郊区河道上停泊着海关的临时浮桥码头。”
  立德乐写道:“所谓的郊区,其实就是一条又长又窄的中国式街道,下端已是废墟,沿着河岸散乱的有一些本地商铺。街道后面,视野之内全是布满坟茔的荒地,地势慢慢的升高到棕黄色的沙砾低山,间杂着一些大圆石和几个小菜园,山坡下下面是一层层的种着水稻的梯田,和用树枝泥巴建起的宽敞的农舍。”
  他接着写道:“宜昌对岸地势陡峭,风景如画。金字塔形的山丘(注:应是指主城区长江南岸的磨基山),临江的一面是几乎垂直的悬崖峭壁,有500到600米高(笔者注:这里似乎应该是英尺),其反面是巍峨雄伟的山脉,连绵不绝延伸到远远的天际。柳树和竹林之间露出整洁的村庄和寺庙,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
  他写了自己1883年初次来到宜昌时的洋人圈:“一名海关税务司的专员和一名海关办公室助理,和两名从事户外工作的海关检查员。这名海关办公室助理是一名医生……还有几名传教士: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和他的妻子,和两名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这就是在宜昌居住的全部外国人。在我来的时候,被任命到宜昌这个港口任职的英国领事还住在汉口。”
  在商言商,立德乐对当时宜昌的商业情况说得很客观:“宜昌的商贸活动几乎完全是转运业务。这是一个坐落在大山之中的贫穷小城,这里的人没有四川人那么富裕,没有钱来消费外国来的奢侈品。宜昌是一个‘府’,是这个地区的首府,它的辖区有许多‘县’。零售业还比较昌盛,但没有大的银行和有钱的批发商号,它们都集中在下游80英里的平原城市沙市。”
  在宜期间,闲不住的立德乐喜欢到处走走,四处看看。他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看过“在虎牙峡和宜昌之间”“被砖墙围在一个种着冷杉的花园里,整体看起来保护得出意外的好”、“非常显眼”的天然塔;望见过“左岸的砾岩岩架下面,是无数乞丐的栖身之地”;当然,也很愉快的和宜昌海关税务司专员摩根(F.A.Morgan)到江南看过很有宜昌特色的水獭捕鱼。
  他接着写道:“爬上一道狭窄陡峭的砂岩山梁”,“我看到了在中国所见到的最美丽最有特色的景色之一”:“在右边我们的脚下是宁静的扬子江和布局分散的宜昌城和它的郊区,有垛口的城墙蜿蜒围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城后的地势升高,出现一系列低矮的小山”,“我们面前的西方和北方,是连绵不绝的陡峭山脉”,“扬子江在经过宜昌城之后就马上消失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中。在我们的左后方,在南方和东方,是一个接一个金字塔形的山峰”,“一条清澈的河流蜿蜒其间,它的沙质河床现在几乎(八分之七)完全干凅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9 16:54:3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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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3)(文字版)  

    

    立德乐去过“城后面小山顶上”的东山寺,“中国人正在这里修建一座三层的楼阁,有70英尺高,花费3万两白银(约5000英镑)。这个最显著的建筑和河对岸的金字塔形山峰(笔者注:磨基山)正相对应,对其产生压制,目的是消除宜昌的学子们在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屡屡失利的坏运道。本地的商人们也认为这座山峰带来的坏运让他们应得的商业利润流到外地来的陌生人手里。这座不祥的金字塔山坐落在宜昌城的正南方向,因此破坏了风水,需要用人工的方法来补救消灾。”

    立德乐在宜期间“雇了两个抬轿子的苦力,用那种用柳条或者藤条编成的适用于山区的敞篷轿子抬着我,另外还雇了一个苦力来搬食物”,去江南看龙王洞(笔者注:现在的石门洞)、去爬文佛山。“在发现‘一只由苦力组成的队伍的行进速度等于其中最慢的苦力的速度’这个道理之后”,立德乐在去往宜昌更远的山区去的时候,就“专门挑了一个最好的苦力跟我出行。”

    笔者认为,立德乐在宜期间的日记写得最好的就是3月17日的那一篇。当他和那个挑着他的铺盖行李和食物的挑夫在峡谷中走到下午三点:“经过一段在石灰岩上凿出来的简易石阶之后,我们来到一个梯田平地,那里建有一个非常高档的中国房屋。”“两位有些害羞的年轻男子从屋里出来,但以那种和外国人接触时穷人常有而富人没有的礼貌,邀请我进屋‘请坐,吃茶’。”并建议这个外国旅行家不要在晚上登山:“因为那小路很不好走,一路上也没有别的人家”,最好在他们家里住一夜明早再走。立德乐“决定接受这意想不到的友好招待。”

    立德乐很详细的写出了他那天晚上在那户农家的见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围坐在火塘边,坐的是中国那种非常不舒服的长板凳。火塘是地上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圆坑,里面烧着木材,烟从火塘上头吊着的一排腊肉中穿过,从屋顶的瓦缝里冒出去。我们坐在那里,把水烟袋传来传去大家来吸,让我感到有趣的是那些种地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走进来,在火塘边坐下来,有的还和他们的主人们挤坐在同一条长凳子上。”

    立德乐的观察很细腻:“由米饭、白菜和豆腐组成的晚饭很快就端上来了,就着茶水吃。仆人们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但他们吃的是旱地里种的旱稻,和在水田里种的稻米比要差很多。做饭的厨妇和被称作‘丫头’的女佣都缠着足。我的东道主的两个妹妹在一边旁观,我在的时候,她们既不坐下,也没有说一句话。”“8点钟以前我们都上了床休息。在中国,所有的旅行者都自己带被褥,客房通常只有一张光板床,而有时连那都没有。”

    从交谈中立德乐得知“两边上坡上的梯田都是”这个地主家的,他们“雇佣佃农耕作这些土地。他们每年的纯收入是700到800担谷物,让他们成为这一方的富裕地主,虽然换算成白银只相当于300英镑。但是这样的家庭有自己的菜园和农田,每年的开销不会超过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把盈余拿来买更多的山地,以及用来维护数不清的梯田的石砌堤坝。政府所收的田赋平均算来占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摘录李瑜先生翻译的立德乐的日记,就是想让各位能读到这篇小文的宜昌读者知道一百多年前宜昌的风景和实际的风土人情,这其中不仅包括男人们相互抽同一个水烟袋的待客之道,也有地主和雇农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和谐情景。只是吃的都是稻米有些费解。因为从很多当年的资料中可以得知,宜昌当时的水田少、产量低,大米是一种奢侈品,更多的还是吃苞谷和红苕,还有土豆。这一点,在同时代的那份《海关十年报告 宜昌 (1882-1891)》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立德乐很欣赏宜昌周边和长江三峡秀丽的风景,他在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很荣幸的在即将接踵而来的大群欧洲游客之前游览扬子江三峡。”“这里的景色如果只是坐在轮船上匆匆而过,没有时间慢慢地欣赏细节,或者在没有把一幅美景深深地刻入脑海里之前就被下一幅景色抹擦掉,那是不能完全欣赏体会它的美丽。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宜昌峡(笔者注:西陵峡口)的照片和图画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表现出它的宏伟,而这正是它最吸引人的特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0 9:30:4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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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第一的立德乐(4)(文字版)  
  
  千万别把立德乐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当作游记来看待,他不仅是尖锐地指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是和她的财富、文明和人口不相对称的,造成这个状况的最大阻碍是不发达的交通、受阻碍的采矿业和内陆那些重复收税的关卡。”而且也强调说:“中国西部非常富饶,而重庆是进入这个地区的钥匙。然而如果没有连接外部的良好的轮船交通,重庆什么都不是。”
  那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被李瑜先生定位于“英国著名的商人,探险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的立德乐的那部《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石破天惊之处就在于那个英国佬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实地考察,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先行者和中国地方政府关于川江不能通过轮船的结论,认为只要马力大、吃水浅,在川江实现轮船运输是完全可行的,由此几乎可以说是重新书写了川江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历史。
  正由于立德乐的此行,不仅使他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也使得大英帝国政府更加坚定了开拓中国西部内陆的决心。弱国无外交,在雄霸天下的日不落帝国的高压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反复交涉和权衡利弊的讨价还价,最终于1890年3月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承认重庆作为对外通商口岸无异。有人说,正是因为立德乐“川江完全可以通行轮船”这句话,成为了开启中国西部的金钥匙,而重庆的近代工业就此萌芽。
  第二年,立德乐一面从事汉口到宜昌的轮船航运,一面试图向清政府申请准许直接通航到重庆。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恐慌,因为谁都明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旦马力足、速度快、载重量大的轮船在川江通航,势必会对当地的木船航运造成极大打击,除了船老板,船工、纤夫,甚至传统造船业都将面临失业或者破产,加上官府也有维持民众生活的义务和责任,就借口民众反对不予答允。
  不答应不要紧,既然答应对外通商,自然就可以做生意。1890年,立德乐在重庆南滨路(现在上新街)开办了自己的洋行,这也是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家外商洋行。第二年,立德乐用“永租”的方式,将南岸上新街、马鞍山、瓦厂湾、九湾十八堡连绵数十里的沿江土地全部占为己有,用来修建厂房、货栈、洋行、别墅等。1892年,他又在这座山城设立了第一家外资运输公司的“重庆有限转运公司”,在南岸开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家猪鬃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有资料显示,立德乐除了是个天生的商人,无利不起早之外,确实是一位精明严谨、重视管理且极具品牌意识的商人。他亲自督造的“鸡牌”猪鬃,因品质极佳,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国际市场上,也能叫出高价并相当畅销;猪鬃厂采取“拣、送、洗、扎”一条龙加工,从起初只有十余名工人,到后来全厂达100多人,产量也由每月二三十斤增加到一万多斤,一度垄断重庆的猪鬃业。
  立德乐极会捕捉商机,1898年前后,先是采取与本地商人合伙开采嘉陵江北岸的矿藏,又多方设法要求地方官府承认英商在境内的采矿权,再由英国领事出面施压,取得那一区域运煤短程铁路建筑权,两项特权期限均为50年。到1904年,当地有识之士也为之感叹:“今吾蜀矿务落于他人手者已过半矣。”相传,当时立德乐洋行门前的江边总是停着一艘英国兵舰,当地老百姓都惧怕其权势,其民谣说:“有理无理,遇着立洋人别理”一语不胫而走。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1 9:34:5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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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5)(文字版)  
  
  1891年5月26日,立德乐租用木船装载黄丝、海带、煤油,悬挂英国旗,由宜昌始抵重庆南岸,成为第一艘进入山城的进口挂旗船。他是一个天才的商人,很快就发现重庆巨大的商机,立刻就在那里做起了进出口贸易。他在重庆大量收购桐油、猪鬓等当地土特产并进行初加工,光是租用用于重庆到宜昌的货物运输的木船最多时就达80多只。但由于木船航行缓慢和载重吨位有限  这更加坚定了立德乐欲驾轮船行驶川江的想法,这就叫下定决心。
  立德乐商业成功的同时,继续做着他的轮船入川的梦想,也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立德乐有过亲身经历,所以对开辟川江航道有着多方的考虑。先是重金聘请他的同胞蒲南田(S C Plant)率测量队深入川江水道绘制航线图并沿江安设标杆、浮标,英国政府除了在外交上给予帮助,又资助他三千英镑,还派遣重庆海关职员率工程人员前往云阳炸毁江中的险滩暗礁,为即将开始的冒险做好充分的准备。
  1885年,立德乐以1万英镑向英国克来德厂订造了照片上的这条取名为“固陵”号、排水量304吨的轮船,并向清政府申请宜昌与重庆之间的航行执照。1888年,立德乐的川江轮船公司将从英国运回中国的“固陵”号轮船在上海装配完毕,1889年2月驶抵宜昌,准备驾船试航川江。英国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发给立德乐的这艘轮船行轮执照,却由于受到四川各界、尤其是依靠木船为生的广大船工的反对而迟迟未能实施。
  于是中英之间的一场博弈又开始了,大清王朝自然要维护自身利益,英方也要保障自己的臣民在华投资经商的安全合理性,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英方承诺十年内不让轮船驶入川江;清政府则责成官办的招商局以12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买下了了立德乐的这艘轮船。之后,那艘“固陵”号加入到招商局轮船公司所正在经营的汉宜航线,直到1926年报废被拆除。
  人算不如天算,189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英国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不仅取得了在重庆开埠的特权,而且还取得了自制木船或雇佣中国木船,挂英国国旗进入川江,上驶重庆,享有在其他口岸或水域所享有的优惠权益。只是那上面白纸黑字写明是木船。可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之后,日本不但要求割地赔款,还在《马关条约》中写明,同意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逆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许诺可以“附搭行客,装运货物”和享有“最惠国待遇”。
  立德乐从《马关条约》中看到了机会,他立刻在上海订造了一艘长55英尺、宽10英尺、载重量10吨、时速9海里、柚木壳、双水轮、以煤炭为蒸汽机动力燃料的木壳平底小轮船,为了适应在滩险礁多的川江航道浅行,特将小船制成平底,自重吃水2.9英尺,满载吃水5.5英尺;谙熟中国文化的立德乐用《易经》中的“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为宜昌话里所说的“小火轮”取名“利川”号轮。
  毕竟在中国呆了快40年,立德乐深知满清官吏对洋人毕恭毕敬之下的畏惧,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因此在“利川”号轮船确定了下水时间后,他就请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杰美逊(George Jamieson)致书宜昌官府,谈及立德乐“利川”号即将从宜昌到重庆一事。杰美逊在信中措词强硬,表示拒绝和“固陵”轮那样与中方进行商议。宜昌府衙在回信中满口答应,不仅允准“利川”轮通过长江三峡入川,还许诺进行保护和协助。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1 14:24:5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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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6)(文字版)  

    

    自任船长的立德乐夫妇于1898年1月15日驾着配有舵手、水手共10人的“利川”号小火轮从上海逆江西上,历时3周到达宜昌。2月13日,立德乐一边在宜昌海关办理相关手续,一边 为继续上行准备了驳船1艘,载煤6吨作为“利川”轮的燃料,一边在宜昌采购食品、蔬菜。宜昌官厅也兑现承诺,特派炮艇(载有枪支)1艘(船上配有湘兵12名)、救生红船1艘(水手6名)保护“利川”轮的安全。

    对于已经58岁的冒险家立德乐而言,他梦寐以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二十五)的上午,“利川”船队(包括利川号、炮艇、救生红船、煤驳船)从宜昌海关码头出发。正午时分,船到南津关下牢溪口,送行的人员作别下船,立德乐便把船舵交给司机(舵手)帅某继续上行。准备进舱休息一会儿。谁知那个宁波人帅某在南津关不慎撞上一艘渡船。所幸的是渡船没有倾覆,乘客无恙,仅驾长落入水中被救起。见此不妙,帅某死活不愿再干,竟想下船逃去,好不容易才劝其留下。这就叫出师不利。

    立德乐遇到的困难还刚刚开始。第二天“利川”轮过崆岭滩,因不请人拉纤,老滩夫不肯领航,多亏随行炮舰上的官员说服劝解;第三天过新滩,因水流湍急,立德乐不得不雇请当地纤夫百余人拉纤;第四天,“利川”轮在归州(秭归)江对面滚子角上滩时,随行炮艇的纤绳绞进了“利川”轮的水轮叶片中,越绞越紧,幸好救生红船上一名水手跳入江中,以斧断藤,方才转危为安。

    但这也仅仅只是开始。第五天,立德乐船队在炮艇开路,官员喝令其它排队船只让道的情况下,顺利通过川江三大险滩之一的洩滩漕口,不想船至牛口,因水势激昂,连“利川”轮的船舷都为之淹没。值此行船危难之际,一路随行的救生红船上的水手个个奋勇向前,冒险救护。经过一番拼搏,“利川”轮才再次脱险。回想一路行来,总是救生红船水手转危为安,差点连老命都丢在川江上的立德乐对救生红船的中国水手赞誉不绝,称他们是“功力之臣”。

    转危为安的“利川”船队第六天进入巫峡,由于巴东境内水势平缓,由机械驱动的“利川”轮便拖带船队的其他三只木船一起上行。不料在剪刀峰下,“利川”轮突然撞上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惊慌”。立德乐临危不乱,立刻组织人员堵塞漏洞,并将小火轮顺流驶向江边水势平缓之处设法修补,幸免没有沉没。这就必须有一些毛太祖说的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了。

    好在从宜昌始发的“利川”轮在第七天一路顺利的抵达了巫山县城。关于这一点,1991年版的《巫山县志》中也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一日,英国‘利川’小火轮首航县境长江。是为川江轮船航运之始”的记载。可是第九天,船队上溯到夔门风箱峡口时,因水流滩险,“利川”轮被激流冲得倒退的途中,水轮叶片碰上岩石被撞折三叶,航速大大降低,加上锅炉气压每次上滩常达150磅的压力极限,导致蒸汽机的气缸损伤严重,亟待修理,船队不得不在夔州府(现在的奉节)停留两天。

    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从夔州府再次上行的“利川”船队一路顺风,第十三天就平安抵达云阳兴隆滩下。史料记载:“兴隆滩,滩新出,俨如大瀑,涉险綦难”,船到兴隆滩下必须“搬滩”(将船上货物先在滩下卸到岸上,由力伕搬运到滩上,等空船上滩后,再将货物装回船上,有些类似于旧时宜昌的过载换船,现在的翻坝转运),当时滩下已经停留了数百艘木船正在准备空船上滩。立德乐决定停船过夜。不料当天晚上,有木船悄悄驶近“利川”轮,抛来火球落在船上,点燃了船上的物品。幸亏船员扑救及时,方未酿成大灾,又躲过一劫。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 8:46:2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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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7)(文字版)  

    

    兴隆滩是当时因山体垮塌而新出现的一个险滩,当时正值枯水季节,虽然左岸较为平稳,但水深仅4英尺,而“利川”轮即便是空载,吃水也在3.6英尺,可谓险中又险,但本来就充满冒险精神的立德乐决心要上兴隆滩,雇来本地领港,经过商议,决定凭借滩上回水之力,加上小火轮的机械动力直冲而上。于是“利川”船队离开宜昌的第十四天上午,开始了对兴隆滩的冲击。

    为此,立德乐按照“利川”轮的船重,雇来纤夫300多人。使用三根纤绳,二根由200多人齐力向前拉,另一根由几十人在旁边拽着,使纤绳与轮船保持成直角,唯有这样才不至于使船进入河心面临覆没的危险。就在船上的货物下载完成、纤夫到位,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万事俱备,“利川”轮正要进入兴隆滩漕口之时,那个舵手帅某又突然出现恐惧之色,居然不敢驾船。立德乐只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极力劝慰,除了加大薪酬,还将救生衣穿在他的身上,那个宁波人才算勉强应允。

    于是我们就可以穿越时空,看见一百多年前的那艘已经伤痕累累、动力不足的“利川”的烟囱冒出大股大股的浓烟,船身因为蒸汽的聚集都在颤抖,水轮叶片飞快的转动,蒸汽机开足马力向前步步推移,岸上三百纤夫同时发力,小火轮缓慢冲滩。正当上滩紧要之际,不料纤绳居然二根忽断其一,“势殊危殆”,船上船下众人齐声嘶吼,竭力坚持与激流搏斗竟达12分钟之久!立德乐的决心加上大家的努力终于感动上帝了,轮船慢慢的一点点的上移,“利川”轮终于安然上滩,此时此刻,船上船下数百人为之欢呼,立德乐也终于看到了争取而来的胜利的曙光。

    过了兴隆滩就是万县(现在重庆万州区),从宜昌到重庆航程过半。从此到重庆大部分河面较宽,水流平缓,其它险滩便不足为奇。只是水浅之处,“利川”轮柚木壳的船底经常掠沙石而过而发出轧轧作响,有些叫人提心吊胆;偶尔遇上急流,还需船上水手登岸拖纤以助之。因为轮船入川直接触动了木船这个传统行业的切身利益,所以时常遇有船民向江面抛洒稻草和杂物,使其缠住小火轮的水轮叶片,加上江中的泥沙也常常阻塞水泵,因此“利川”轮不得不频繁停船清障。

    在重庆经商多年的立德乐深知中国官场内幕,知道川江上“川楚八帮”的名声,也知道在四川民间青帮、袍哥的厉害,更知道入乡随俗,到那座山头唱那首歌的机关,因此,但凡“利川”号路过长江边上的城镇码头时,时常身着从三品游击官服,带上自己盛装的夫人,拿着宜昌府衙开的护照去拜会地方官员,同时。也没忘记拜见各码头的袍哥堂口龙头大爷,自然是笼络关系,减少沿途船行的麻烦。

    万县以上的川江两岸山势和缓、人烟稠密,据立德乐回忆:“人们初见轮船,争来围观,常有拥挤落水者。每当岸上人头簇拥,船员会忽放汽笛,以巨声恐吓人们。骤然巨鸣,观者惊恐,慌张乱窜,仆跌互见,船上人每以此为乐。”可惜乐极生悲,一路奔波,从宜昌带来的优质煤已用罄,不得不用当地煤补充。可惜当地煤质差,燃烧后锅炉气压仅为90磅,汽轮机动力不足,航速减半。

    尤其是“利川”轮过涪陵剪刀峡时,因马力不足,只好傍着崖岸而上。不料轮船触到水下暗礁,不仅撞穿了抽板并折断了两根支木,江水大量涌入舱内。危急关头,立德乐一边指挥船员堵漏,一边指挥将船顺水驶出剪刀峡停靠到平缓水面的岸边才得以脱险。停船后,大家有的忙于为“利川”号补漏,有的忙于整理船舱,等到大家忙完,才发现那个在宜昌雇请的舵手帅某,因为一路出错,害怕承担责任,居然悄然潜逃,不知踪影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 21:17:5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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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8)(文字版)  
  
  船至明月峡,虽然峡中产煤,但煤质依然不佳,急于更换燃煤以增加“利川”轮动力的立德乐索性停船休整一天,派一名水手搭乘上行木船到不远处的重庆购煤。水手清晨出发,第二天正午就将煤运回。重庆煤质优良,宜于锅炉燃烧。由于“利川”轮动力较之前大增,此后过野罗滩、铜锣峡都相当顺利。3月8日晚上,船队停泊在距离重庆港仅10英里的唐家沱,离成功也仅一步之遥。
  1898年3月9日(农历二月十七)的天气不错,还有些太阳。英国驻重庆领事事先已得知立德乐的“利川”轮即将抵达重庆,便约请美日领事和有关方面人士50多人,特乘坐官船摇旗相迎,在江中与正在破浪上行的“利川”轮及其船队会合,那个下定决心,屡闯川江,不怕牺牲,不怕挫折,排除万难,九死一生之后终于实现探航成功的立德乐不知会不会心潮澎拜、热泪盈眶?
  重庆府衙也给了首次进入重庆港的立德乐和他的“利川”轮极大的面子:不仅早已派遣炮船张灯结彩在朝天门江边排列守候,还在“利川”船队驶入朝天门码头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加上得到消息的重庆民众也想来看看从未见过的轮船,想来看看轮船是怎么在江中行驶的,自然也早早的聚集在码头上,不说是万人空巷,至少也是人声鼎沸吧。
  从1883年,极具冒险精神的立德乐第一次乘木船从宜昌到重庆到1888年的“固陵”轮计划的中途夭折;从1895年对川江航道和水情的考察,到这一次信心百倍的启航;从南津关的开局不利到归州纤绳被绞,再到剪刀峡被礁石撞破,再到兴隆滩的几欲翻覆;从有人趁夜放火到船民抛物破坏水轮叶片,再到司机(舵手)的不辞而别,立德乐都一次次的扛过来了,所以才有了从宜昌到重庆历时二十二天后获得的成功。不由人不想起毛太祖的那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这位时年58岁的冒险家立德乐的“利川”轮首航重庆成功的消息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不仅意味着西方国家对大清帝国腹地的又一次深入和突破,更意味着中国的又一条黄金水道对欧美列强开放;不仅意味着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西部开始接触世界,也意味着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开始成为欧美列强势力扩张的一片沃土。重庆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利川”轮试航重庆,目的是获取大西南资源,扩大英国产品市场,客观上推动了四川和重庆商业贸易,同时宣告了川江轮船航行时代到来,至少推进了重庆近代化历程200年。
  立德乐不是屈原,他仅仅就是一个逐利而来的商人,可他却能够在“利川”轮上做完感恩节礼拜仪式,上岸参加了英国驻重庆领事举办的庆祝酒会、大家向他表示衷心祝贺的时候和屈原一样,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清醒认识,首航成功的“利川”轮毕竟太小,象征性的意义虽然很大,但毫无商业价值,这自然不是立德乐这个商人所期待的结果。
  就从立德乐带着首航川江成功的桂冠从重庆经过宜昌返回上海,得到更多的赞誉和更多的关注之时,他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止步不前,这个极富冒险精神、而且还有极其敏感的商业头脑的英国佬虽然已是“奔六”的年龄了,却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开始积极着手筹备新一次的商业性航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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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9)(文字版)  

    

    立德乐重新在英国定制了一艘新的轮船,这艘船和首航川江成功的“利川”轮一样,都是在上海组装完成的。这艘轮船比“利川”轮大得多,长达54.86米,船宽9.14米,自重331吨,最大承载量150吨,双烟囱,往复式蒸汽机,马力1000匹,时速14海里,可载货150吨。也可以说是一条特制的汽船,重心低、吃水浅,马力大,比较适合在水流湍急、滩险礁多的川江上航行。原来的“利川”轮与它相比,那就叫小巫见大巫。

    立德乐把这艘新的轮船命名为“肇通”号(英文名Pioneer ,又被译为“先锋”、“先行”号)。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不再自任船长,而是聘请前面已经亮过相、露过脸的他的同胞蒲兰田为船长。(实话实说,在写作中,笔者数次恍惚,把在“利川”轮上数次挽狂澜于既倒的立德乐当成了美国系列影片《加勒比海盗》上的那个杰弗瑞·拉什扮演的海盗船长巴博萨。)

    山缪尔 康奈尔 蒲兰田(Samuel Cornell Plant ,又被译为普兰特)(1866-1921年),英格兰人,从小就跟随祖父和父亲在大海上漂泊,成为一名海员。和立德乐一样,蒲兰田后来跑到中国淘金,参与了川江航道的绘制和测量,更重要的是认识了立德乐,由于对征服川江的共同兴趣,两人趣味相投,自然相见恨晚,成了好朋友。1899年,蒲兰田欣然担任为立德乐出资创办的溥安公司(即扬子江贸易公司)“肇通”轮的船长,和那个雄心勃勃的立德乐一道,开着那艘明轮从上海开始了对川江的新一轮的挑战。

    立德乐上一次驾着“利川”轮首闯川江最大的教训就是季节不对、对水情了解不够,二三月份春水还未下来,河道里还是枯水,所以险象环生。这一次“肇通”轮从宜昌出发的时间选定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7月6日,查了一下《清史稿》,在那以前的一个月,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在那以前的两天,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这张照片不是“肇通”当时首航川江的照片,只是一张水粉画,喜欢上了那句“千万宾客过峡江”)

    上一次“利川”轮在云阳乌龟沱被不满的船户包围,仗着船体坚固、马力强大,直接撞沉渔船两只、致死六人之后,方才冲出重围。不料随后船户和渔民在上游郭家沱邀集数千人执篙持桨,欲与“利川”死拼。云阳官府闻讯派出兵丁,驱散群众,立德乐进行了赔偿才算了事。所以立德乐这一次乘“肇通”轮上行,不仅带有川鄂两地官府要求沿江州县对其进行保护的通告,还在轮船上搭乘了一队清兵,沿途凡是与当地发生纠纷和矛盾,都由清兵出面弹压,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由于“肇通”轮船大马力足,也由于七月汛期到来,满江大水;由于船长蒲兰田对川江航道的熟悉,也由于汲取了“利川”轮的经验教训,所以途中除了在秭归泄滩及牛口二处借助人力拉纤,其余全部由船只自身的动力通过。从宜昌出发历时9天、实际航行时间仅73小时,“肇通号”就于7月16日顺利抵达山城重庆。这是进入川江、并能成功抵达重庆的第一艘商船。美中不足的是,正值洪水季节,“肇通”轮在狭窄的川江航道上横冲直撞,还是造成撞沉小船2只,淹死2人的事故。

    “利川”轮的成功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而“肇通轮”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川江航运可以高效快捷,而且还可以极大的降低运输成本,西方各国商人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都开始躁动不已,于是,在“肇通”轮之后,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了建造轮船、从事川江航线运输的激烈竞争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3 16:27:3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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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10)(文字版)  

    

    商场如战场,谁能抢得先机,就能在四川那块大蛋糕上分得更多更大的份额,德国商人抢先建造了一艘比“肇通”轮更大、马力更为强劲的“瑞生”号轮船,满载客货,准备驶往重庆。不想因为诸多因素,1900年12月27日,踌躇满志的“瑞生”轮从宜昌开出的当天便在西陵峡中的崆岭滩触礁沉没,12名乘客遇难,货物水损严重,船长自杀身亡。这一事件对于热望开辟川江商业航运的老外们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当时正在打仗,川江航运事业由此沉寂了八年之久。

    那艘很荣幸的成为了入川第一条商轮的“肇通”轮首航峡江成功之后名声大振,正准备大展宏图。不想该轮自重庆返回宜昌时,恰逢华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抗英运动。远在大西洋的大英帝国虽然战船无数,可惜鞭长莫及,便以白银廿四万两对立德乐的这艘船进行了战时收购,在宜昌紧急将“肇通”号商轮改装成“金沙(Kinsha)”号炮舰。那艘“金沙”号炮舰先在川峡江内执行威慑巡逻任务,后加入到长江中段舰队。

    打开了宜昌到重庆川江航道的立德乐本来就想通过长江水道进行轮船运输,不仅加快对外贸易货物的周转,也极大降低从宜昌到重庆高得离谱的木船运输成本,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斗却使得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计划的继续实施,转把目光投向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异想天开的想开辟一条顺着长江从重庆到泸州,再通过沱江直达成都的轮船航线,同样也因为中英关系吃紧而告吹。

    其实,除了开辟川江轮运,立德乐在重庆的工厂、矿山和对外贸易使他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这个年龄已经有些苍老的英国佬还在重庆开了家“利川保险公司”,主要经营重庆与宜昌之间“挂旗船(简称旗船)”的货物运输保险和船舶保险。1893年1月,英国领事法雷斯函告成都将军和四川总督:英国商人立德乐筹备资本,拟在重庆设立利川保险公司,为客货保险。并函附利川保险公司章程。这是明显的在外交层面上对立德乐的支持。

    3月27日,《申报》也曾载文:“立德乐洋行利川保险公司,近因江水浅涸,无甚险阻,投保者甚是踊跃,闻立德乐已携眷东下。”4月4日,时任大清邮传部长的盛宣怀函告轮船招商局,一方面要求招商局“三日内议复”,与其有没有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也透露:“查下游通商各埠,均各设有保险之举。重庆既为通商口岸,自难阻其设立保险公司。”招商局自然心领神会,4月6日答复说:“英商立德乐所设利川保险公司与仁济和保险公司(招商局子公司)利权尚无多大威胁。”

    所谓“挂旗船”一般是指外商雇佣中国木船在长江航行,只要向海关完税,领取船照,并将关旗及雇主洋行的行旗悬挂船上,所经过的沿途关卡仅呈验海关船照而不受其节制。其中的好处另文详说。可是挂旗船越多,立德乐的保险公司亏损就越大,据统计,1891年进出重庆港的挂旗木船是607艘次,到1899年,进出重庆港的挂旗木船已经多达2908艘次。而幸灾乐祸的招商局的分析结论是,立德乐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低估了川江的风险。

    1904年,早已赚得盆钵满盈而且已经66岁的立德乐似乎厌倦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华的不断冒险和商业打拼,加上人老以后思乡心切,打算携夫人回国休养,便把立德乐洋行的所有业务交给帮办聂克省打理;到上海后,他又来信指定将自己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均由隆茂洋行进行接管。(关于英商隆茂洋行,又是一个比立德乐单枪匹马独斗更加波澜壮阔而且规模宏大的故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4 10:25:3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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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11)(文字版)  

    

    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还是因为有未尽之事迟迟未了,或者是对中国这个呆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度恋恋不舍,反正直到1907年,立德乐夫妇才正式启程返回英国。史料中说,回国不久之后立德乐就在1908年去世了。这也很好理解,除了老来的许多病痛,还有失去奋斗目标以后的失落感,既然没有了新的梦想,还不如长眠不醒,到上帝那里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史料中,立德乐被描写成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雇佣军,更是一个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的流氓商人。尤其是随着立德乐首航川江成功,大批外国商人涌入中国西部开办各种公司,赚取高额利润;太古、怡和等英商争相在川江上开通了客货运输,因运输快捷、收费便宜,较之原来的木船运输不知胜出多少,使得沿江船帮饱受冲击,生意一蹶不振。川江两岸才会发出愤怒而绝望的吼声:“洋船入川,大河水干”、“新滩生得陡,发的外来狗”。

    同时,因为商埠开放,越来越多的洋纱(布匹)、洋花(棉花)和廉价日用品随着外国洋行大量涌入中国内地,导致传统的土花、土纱价格大跌,原来那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许多手工业被迫纷纷倒闭,也加深了广大民众因为自己切身利益受到重创、产生了对步步退让的官府的痛恨、对趾高气昂的洋人的仇恨,于是才有了影响深远的四川护路运动,这直接成了摧毁大清帝国的导火索。

    但是,那些高鼻凹眼的洋商在带走中国的山货土产和生产原料的同时,也不仅带来了闹钟、洋伞、洋车、香烟、啤酒、颜料等商品,也带来了现代工厂、流水线、计件制、工业革命和城市建设;洋人在大肆收购内地低廉的土特产的同时,也提升了那些商品的价值;在压榨劳工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中国第一批真正的无产者,包括宜昌、重庆在内的那些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城市,才开始成为世界大市场的一部分。重庆产的猪鬃能够成为美军战略储备物资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在渺如云烟的史料中,立德乐是一个很矛盾的人,除了会捕捉商机,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老板,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稍有过错,不是打骂就是开除;对川江上因为各种事故死去的船工和纤夫,除了给钱了事就是冷冰冰的催促继续前行。重庆江北流传的民谣说:“江北龙王硐,来了立洋人。开家煤炭厂,铁路要修成。刚刚才动手,打死三个人。袁官来验尸,命价一封银。”这也可以看出立德乐当年在江北开煤矿时留给民众的印象。

    有史料记载,因为在长江两岸不停回旋,加上在中国摸爬滚打半个多世纪,立德乐这个“中国通”也会入乡随俗的。每到年终,他都会和国人一样腌腊肉、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每年春节歇业前员工会餐,他会逐一给下属敬酒;春节期间,会给员工小孩压岁钱;农历正月第一天上班,他也要请全体同仁喝春酒。在这些方面,不能不承认这个英国老板很会打感情牌。

    《大不列颠名人录》至今仍称赞立德乐是“开发中国西部的第一人”;《重庆历史名人录》也把立德乐列为可以与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的史迪威、“飞虎队”队长唐纳德、“韩国国父”金九比肩、在渝留下业绩的12位外国友人之一,就是2006年,在重庆朝天门广场负一楼建立的重庆名人馆,其中遴选出的200位在历史上对重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影响的名人中,也有立德乐的身影。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4 19:18:2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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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第一的立德乐(12)(文字版)  

    

    作为第一个在重庆开办洋行,第一个驾驶轮船从宜昌通过三峡到达重庆、证明川江可行轮船,第一个将宜昌和重庆的商机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赚得万贯家财的立德乐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冒险家,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入侵川江的急先锋,也可以认为是宜昌、重庆商埠的开拓英雄、川江轮船运输的引导者,中外交往的著名活动家,当然也是李瑜先生所认为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结束该文之前,似乎还有三点意犹未尽之处需要补遗的。其一就是蒲兰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也就是立德乐在英国老家见上帝去了的那一年,中国官商合办的川江行轮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蒲兰田就是该公司在上海打造的那艘适合航行川江的“蜀通”号客货商轮的船长。1908年9月14日,蒲兰田驾驶着“蜀通”轮从宜昌启程,经过九天航行顺利抵达重庆,打破了川江轮船自立德乐的“肇通”轮成功之后停航长达八年的沉寂。

    立德乐初到重庆,当时规定外国人不能在我国购置地产,于是假借他的中国帮办卢序东的名义,一次性付给业主一笔租金后使用99年,期满后可续租的手段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保”的地皮实行永租。在那里兴建了洋行、货栈、码头、别墅和工厂。后来在离开中国的前夕联同宜昌、乃至全国的全部资产移交给隆茂洋行,隆茂洋行之后再转给太古和怡和洋行。原本属于立德乐的那些建筑解放后因为一场大火烧毁了一部分,其余建筑由南岸区政府接管并使用,曾经是原区府的统计局、物价局、工商局、文教局、科委、广播局等单位的办公地。

    根据陶灵的《川江记忆》一书所述,川江的治理从2000多年前李冰建都江堰的时候就开始了,经过了历朝历代对这条“天险通途”的治理也未见多大起色,即便是建国之后,新政府曾经花大力气对川江上重点滩险进行治理,也还是发生了1971年12月30日,“东方红104”号客轮夜航到故陵沱触礁沉没,死亡10人的重大海损事故。川江航道的彻底改观还是在葛洲坝、三峡大坝两大水利枢纽建成后才得以实现的。如今,航行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航道上的那些万吨巨轮,才真正的能体会到乘风破浪的风采。

    这篇《永远第一的立德乐》其实是笔者在写作《让我再看你一眼之和光里》之前收集宜昌沿江大道100号原隆茂洋行相关资料时所发现的有关立德乐的往事,本来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类,可转念一想,如果能稍加整理,也是对宜昌和重庆的一种回忆,也是自己对立德乐那个敢为天下先的英国佬的一种敬意,所以就有了这篇谈不上文史资料、也谈不上文学创作的作品。需要感谢的有李瑜、李明义、代昊先生提供的相关资料和预审纠错,更感谢众多在笔者写作中默默奉献的朋友从全国各地给我提供的相关插图照片,所以还是那句话说得好“朋友多了路好走。”(2017年5月)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4 19:27:18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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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猪不顾历史事实!

事实上,满洲作为鞑子老窝,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并不是中国的土地,所以孙中山这样做不足为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5 10:32:2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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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1)  

    

    报载:马绍尔群岛(RMI)已成为全球仅次于巴拿马的第二大船队注册国,而截止到2016年10月,这个位于太平洋中间的岛国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油船船队挂旗国,客户遍布希腊、美国和亚洲,更是希腊航运业的首选挂旗国,其中当然也有不少日益壮大、走向世界的中国船队。

    所谓的“注册国”“挂方便旗船”就是由于航运公司的运输工具都具有流动性,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可以分离,注册地又可在第三国。因此,航运公司出于自身对降低成分、减少税负的考虑,通常会在某个除了收取一部分注册费外,对挂旗船并不实行财政性或其他控制的国家办理船舶的登记手续,并悬挂该国的国旗。

    据统计,我国航运业在2014年就有62%的远洋运输船队成为挂旗船,而且越来越多。为改变此现状,交通运输部2016年就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并作出相应承诺,鼓励那些现在称作“方便旗船(Ship of Flag of Convenience)”的航运公司的挂旗船能将注册地回归祖国,传闻效果不太乐观,有些甚至置若罔闻。其实,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尤其是长江流域,也存在过大量悬挂方便旗帜的船队进行过航运。要从头说起,就又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国原本是没有国旗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那个晚清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1823—1901年)在各种外交活动中见别国政府都挂着自己的国旗,而中国却没有,便向那个晚清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1835—1908年)上奏,请求制定国旗,并呈上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多种国旗图案,慈禧最后选定金龙旗作为国旗。而中国第一首严复(1854-1921年)作词的国歌《巩金瓯》还要等到清王朝覆灭的前几天(1911年10月6日)才面世。

    于是,1888年,为了使外国兵船“一望即知为中国官船”,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第一次有了“国旗”这个新概念:“按西洋各国,有国旗、兵船旗、商船旗之别。大致旗式以长方为贵,斜长次之。同治年总理衙门初定中国旗式,斜幅黄色,中画飞龙,系为雇船、捕盗而用,并未奏明为万年国旗。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重订旗式,以崇体制。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龙”意为“真龙天子”、“黄色”代表“炎黄子孙”,所以又把这面旗称为“黄龙旗”;辛亥革命后有了“五色旗”,南京政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新中国是“五星红旗”。

    那位创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万万没想到,在他死后仅仅40年,来自东南沿海的隆隆炮声就震碎了大清帝国的黄粱美梦,那些原来曾不屑一顾的蛮夷、来自遥远国度的洋人用洋枪洋炮教训了他的皇子皇孙,不仅在他的紫禁城里举行阅兵仪式,而且还很傲慢的用枪口顶着他的那些平庸的后代、那个篡权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和那些鼓吹洋务的大臣签下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5 21:12:2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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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2)  

    

    各种条约是战争的结果,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一种约束和索赔。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使得西方列强在中国获得的特权越来越多,同时中国所能掌控的主权也就越来越少。而那个曾经被说成是“卖国贼”的李鸿章1901年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十一国签订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就是其代表作。

    《辛丑条约》中明文规定,清政府答应赔款白银4. 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保,就是让列强直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就是从政治上保证了西方国家在华的利益不受侵犯;清政府承诺拆毁大沽炮台,允许西方列强派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就是直接解除了京师的最后武装;而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这就是“洋人特权”的象征。对于丧失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自主权的大清帝国,其实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平均国人每人一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加剧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极端贫困和经济衰败;各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国境内,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最为恶劣的是,那以武力为后盾的外国公使团开始凌驾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之上,不仅彻底改变了清政府在对外交往的主体地位,而且强化了列强各国向中国政治上的发号施令、经济上的欺诈勒索的不法权利。就和李鸿章所沮丧说的那样: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康乾盛世的“闭关锁国”到咸丰道光被迫做出的“门户开放”是一场巨变,而在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国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受到打击的不仅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传统行业,还有国人对晚清政府俨然成了“洋人的朝廷”感到的那种失望,逐渐变成离心离德,所以距离大清王朝的覆亡就已经为期不远了。不过不得不承认,在那场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里,也出现了很多新思路、新事物,其中就包括“挂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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