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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5:38:2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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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9:18:3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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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冯健、周原等几位新华社记者来到兰考。据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本来是采访报道豫东灾区的情况,但听完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对焦裕禄这个前任县委书记的赞扬后,大受感动,随即决定将报道灾区改为重点报道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就这样,关于灾区民众的悲剧变成了关于英雄的喜剧。这时距离焦裕禄去世已经一年半时间。

    在很多关于焦裕禄的叙述中,都认为新华社或者说穆青他们是“焦裕禄”的发现者。作为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指出,焦裕禄刚刚去世,开封地区就下发文件,号召全体党员向焦裕禄学习;随后学习焦裕禄扩大到整个河南省。至少在穆青的“大通讯”出台之前,焦裕禄在河南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优秀党员”。对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并且善于制造“典型”和“榜样”的焦裕禄来说,死后成为一个“典型”“模范”,似乎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张申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根据当时宣传工作的规定,穆青他们采写的“大通讯”在发表前需征求地委意见,或者说“审查”。张申回忆说,当时是周原送来的稿件,他没有见到穆青。看过稿子之后,张申只提了两点,即突出毛泽东思想和加强阶级斗争。事实上,张申看到的稿子与他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稿子完全不同。他对那篇“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使文章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完全是两码事。他搞不清这篇“大通讯”到底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纪实小说。

    这篇“大通讯”开头写道:“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作为提议并力荐焦裕禄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这里虚化为一个“党”字。毫无疑问,张申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而在穆青他们的采访和征求意见中,张申却被轻易地掠过了。另一方面,在整个“大通讯”中,副书记张钦礼却被浓墨重彩地塑造成为焦裕禄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和“亲密战友”。这是令张申感到吃惊的另一件事。

    张申印象中,张钦礼虽然很有工作能力,但权力欲极强。在指派而非选举的体制下,张钦礼一直“李广难封”。王金碧下台后,张钦礼未能如愿升任县委书记,而是空降来了焦裕禄,因此从一开始,张钦礼便对焦采取不合作态度。焦裕禄为此非常苦恼,曾专门向地委提出把张调走的要求。张申从兰考的工作现实出发,给焦裕禄做思想工作,让他克服眼下的困难,不仅不要介意张的抵触情绪,还要团结张一起搞好兰考的工作。

    再说,张钦礼20岁就做副县长,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兰考的情况。从后来的效果看,焦裕禄接受了张申的这番建议,全力支持张钦礼负责的“除三害”工作。在以后一年多时间中,焦裕禄没有再提类似的要求,即使如此,也绝对谈不上张钦礼与焦裕禄之间有多么默契融洽。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兰考工作,颇有成绩。他本以为这次该舍我其谁地成为兰考的一把手,结果再次梦想破灭;空降的周化民成为兰考县委书记,同时还调来了一位新县长。正是在这种怀才不遇的困境中,张钦礼意外地邂逅了穆青一行,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从此彻底改写了他的仕途和人生。在一种个人化的叙述与文学化的写作中,在林彪与毛主席成为“亲密战友”的时代背景下,大通讯营造出一种极为煽情的感染力,焦裕禄被塑造成一个上帝派来天使——“毛主席的好学生”;而张钦礼摇身一变,也成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穆青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播发了这篇长篇通讯。据说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这次声情并茂的节目播出后,整个中国为之感动落泪。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和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在一种统一和唯一的宣传工具作用下,仅仅一夜之间,早已不在人世的焦裕禄就被塑造为雷锋之后另一个神话。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毛主席两次接见焦裕禄的儿女。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接见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不久之后的国庆节,毛主席又接见了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

    在新中国历史上,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是两场巨大的民族浩劫,焦裕禄来到兰考的时间恰好是在大跃进之后和文革之前。在这样一个风暴的间歇期,焦裕禄得以完成他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朴素理想。毫无疑问,出身贫寒的焦裕禄始终保持了一种勤俭朴素的美德,因而成为一位恪尽职守的好官僚——“人民的公仆”。这位出身卑微、历经苦难的“县官”面对体制的压力,他更能体察民间的疾苦,对民众保留着深深的同情。当他发现“党的路线”与民众的现实需求发生冲突时,焦裕禄极其灵活地选择了面对现实,这种务实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他不顾“以粮为纲”政策,大胆地支持少退林地,并支持对林业采取包给个人的办法。这些看来完全符合实际和常识的举动在当时的政治层面无疑是充满风险的,这也是焦裕禄的人性之美。

    从另一方面,焦裕禄也是一名“党的好干部”和“毛泽东的好学生”。正如那篇大通讯所言,“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他无力改变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不可能偏离“阶级斗争”和“大锅饭”的所谓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太远。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雷锋般的政治神话,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广为传扬的许多焦裕禄语录与“雷锋日记”具有相似的话语方式,比如“干劲不足的时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时候,就要加紧读毛主席的书”;“有党的领导,有毛主席著作,有几十万人民,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难当中闯出一条路来,一定会改变兰考的面貌”……显然,焦裕禄精神只是官场版的雷锋精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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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9:56:54    iPhone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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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就是个大染缸……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4 14:47:3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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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彦芳是另外一个与焦裕禄相识的当事人,他写作的《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于2009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认为,善于做宣传工作并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到兰考,主要是执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真正为兰考的改变做实事的应当是张钦礼,而宣传焦裕禄的恰恰正是张钦礼。据说,焦裕禄临死之间送给张钦礼一张自己的照片。事实上,焦裕禄生前几乎没有照过几次像,相比而言,雷锋在他最后一年则留下了200多张“好人好事”的照片,简直像个职业模特。

    1957年反右运动中,身为兰考县长的张钦礼差点被打成右派,受到党内处分;1958年大跃进运动,张钦礼因反对放卫星被撤职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期间他曾多次向北京写信,揭露当时的大饥荒现实,并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吴芝圃被查处后,张钦礼于1961年平反复职。在焦裕禄来到兰考后,熟悉兰考现实的张钦礼仍继续负责解决“三害”(内涝、风沙、盐碱)问题。任彦芳认为,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张钦礼实际上将一些自己的事情也安在焦裕禄身上,从而使焦裕禄的形象更加“高大全”。在任彦芳看来,最为人不齿的是张钦礼自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从而借焦裕禄来拔高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反对张钦礼的便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焦裕禄在他离世2年之后一夜成名,兰考成为一个朝圣之地,兰考县委为此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自然由“亲密战友”张钦礼负责。经过长期的官场沉浮,张钦礼或许像另一个“亲密战友”一样幡然醒悟了:说真话寸步难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毫无疑问,死去的焦裕禄为活着的张钦礼带来巨大的荣誉;从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是焦裕禄神话的始作俑者,也就是焦裕禄的代言人。1967年,张钦礼宣布成立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河南第一个革委会。在火热的文革时代,张钦礼达到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成为中共九大代表、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在任彦芳的记述中,张钦礼制造了一个兰考版的“个人崇拜”神化运动,他不仅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也把焦裕禄墓地变成了权力的道场。兰考的官员必须将焦裕禄叫爹,乃至穿上孝服,手持哭丧棒,到焦裕禄墓哭灵以示其忠。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80年,在“四人帮”被审判的同时,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等等。

    在此之前文革中,穆青周原等“焦裕禄”的炮制者也因福得祸。“他(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批为“大毒草”后,这句无中生有的杜撰为作者带来一场横祸。“大通讯”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涌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他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很多年后,大通讯再版的前言中写道:“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作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像那个“亲密战友”一样,张钦礼因为焦裕禄而飞黄腾达,最终又因为焦裕禄而黯然陨落,但焦裕禄没有陨落;焦裕禄失去了“代言人”,但焦裕禄的神话仍然在继续。只是在以后的日子,焦裕禄没有了“亲密战友”。在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中,“焦裕禄”身边只有一个阴阳怪气的“坏人”,或许他就是暗指张钦礼。在那一片历史迷雾中,真实的焦裕禄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经相去甚远。无论制造了焦裕禄的张钦礼,还是成全了张钦礼的“焦裕禄”,都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必要步骤。在这场诡异的官场游戏中,每个人都是难以摆脱其悲剧性的角色,其实都不过是一枚被权力利用的棋子而已。

   张钦礼病逝于2004年,虽然他活得足够长,但他并没有等来“平反”。张钦礼的灵柩被运回兰考时,恰逢焦裕禄逝世40周年;历史就在这一刻交汇,两个当年的“亲密战友”或者“对手”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据说,当日兰考有10多万民众夹道迎送张钦礼灵柩归葬,人们焚香祭拜,不少人为之痛哭失声。对于这些悲伤的人们来说,不知是同情张钦礼的遭际,还是伤感于那个将人变成神、将人变成鬼的不堪回首的年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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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4 16:25:44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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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我那十五岁初中生,第一次去兰考,滿街都是大字報,有打倒周化民的,有打倒张钦礼的,红卫兵也分两派,有保周的,有保张的,矛盾十分激烈。到如今仍旧话重题,红卫兵思唯复发,一句话可总结,你们都是套中人,周张矛盾是那是激烈斗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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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4 20:21:4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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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由焦裕禄主持制定,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中,依然白纸黑字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一个最好的好人焦裕禄,老焦不在了!”焦裕禄在兰考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几步。一年多时间里,焦裕禄用尽各种方法来巩固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他甚至不惜献上自己的身体,以身先士卒来换取民众对集体和组织的支持与信任。即使现在,也没有人会怀疑焦裕禄的纯洁与朴素,他的心愿是为了让兰考民众过上好日子,起码是可以温饱。然而,残酷的现实将焦裕禄的梦想彻底击碎,一切都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在这种大锅饭体制下,所谓理想和道德都不堪一击,最终只能沦为粉饰权力的伪善道具。对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家机器来说,心甘情愿将自己献上祭坛的焦裕禄无疑是一个最完美的牺牲品。

    从大跃进开始,兰考就以乞丐闻名。焦裕禄来了,迎接他的是乞丐;焦裕禄走了,送他的还是乞丐。焦裕禄穷尽其能也无法让兰考民众扔掉讨饭的棍子。正如焦裕禄经常引用的一句民间谚语:“水牛掉到井里——有力使不上”。无论对于权力,还是对于历史,真实的焦裕禄其实微不足道,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搭了进去,但也未能让兰考改变。与其说焦裕禄死于疾病,不如说他死于饥荒,这对一心想拯救饥民但又必须维护饥荒体制的焦裕禄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即使掌握兰考更为长久更有实干能力的张钦礼,他也并不比焦裕禄做得更好。可以想象,在以后的兰考,或许很难再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尽职勤奋、朴素廉洁的官僚团队。1980年,整个兰考的所有人民公社和大队小队在一夜之间全部解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数十万兰考人就扔掉了曾经用来活命的讨饭棍。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公社化就是中国式的农奴制。思想家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只能演出一出悲剧,这是“剧本”决定的。回首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悲剧,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悲剧。寄托于道德模范与权力清官,就如同将自己命运交给一个虚无的神祗,得到的将是失落与谎言。

    从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中,我们应当深切地感受到启蒙的缺失,这使一个现代社会在制度建设上走向歧途。亚里斯多德说过,“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法律和制度总是比人更加可靠,对于启蒙缺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完善健全的制度建立之前,焦裕禄的神话与张钦礼的悲剧仍然会继续,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出现。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在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专程参观焦裕禄纪念园,还看了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树。在与当地干部的座谈会上,他说:“经过兰考人民45年的艰苦奋斗,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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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5 14: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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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0/15 14:56:33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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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5 19:26:3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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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焦裕禄是1962年12月调任河南省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这个《干部十不准》应该出台在1963年春节之前,具体内容是:

    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

    不准赌博;

    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

    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

    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

    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得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

    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

    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

    不准接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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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6 13:25:37   
24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0/16 13:27:0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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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6 18:24:22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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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第20楼第 20 楼 古宋老农 2017/10/14 16:25:44  的原帖: 文革时期,我那十五岁初中生,第一次去兰考,滿街都是大字報,有打倒周化民的,有打倒张钦礼的,红卫兵也分两派,有保周的,有保张的,矛盾十分激烈。到如今仍旧话重题,红卫兵思唯复发,一句话可总结,你们都是套中人,周张矛盾是那是激烈斗爭的产物。三十五年前我们就曾经喜迎过党的XXXX大召开,三十五年后又让我们喜迎XXXX大。究竟是谁“旧话重题”?是谁“红卫兵思唯复发”;是谁要把我们拉回过去那个年代?   你有没有头脑啊?!  难道你不知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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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7 12:43:43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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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第13楼第 13 楼 爱玩猫的老鼠 2017/10/12 16:50:33  的原帖:   附:《焦裕禄身后 我与兰考的悲喜剧》读后感

    得感谢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我对焦裕禄产生了兴趣。因为习近平到兰考对点视察,又掀起学习焦裕禄热潮,一时间,对焦家子女的各种采访、焦裕禄纪录片、焦裕禄电视剧又充斥河南台、央视台。党校、焦裕禄干部学院都在讲焦裕禄精神,据说开封党校一位退休老师因为各地讲座焦裕禄精神与群众路线,已经挣了很多钱,看来追随形势,讲党需要的东西的确能发点小财。说实话,我是不大信现在宣传的这些东西,因此开始在网上扒资料,了解当事人,知道了焦裕禄的生平,知道了地委书记张申、知道了原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副书记张钦礼等一大批当时兰考政坛上的人物以及他们复杂的关系。一同事知道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拿来这本书,我花了一天时间读完。那感觉真是五味杂陈,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克己奉公,废寝忘食,后患肝癌去世,兰考面貌并没有改观。所幸的是他没有经历那场惨绝人寰的文革,因此成了当之无愧、永垂不朽的英雄人物。张钦礼、周化民等人的命运因为文革则完全不同了。张钦礼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口才很好的人,他16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20岁当上了副县长,24岁当上县长,扎根兰考,为兰考治理风沙做出了巨大贡献,曾经因1959年反右倾说了些真话,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下放劳动改造,后来他进京上访,适逢政治气氛宽松,上面在纠偏,张钦礼于1961年9月被平反,回到原岗位-县委副书记、县长,继续工作。但这次经历让张钦礼觉得中国的政治是“虚伪者走遍天下,真理者寸步难行”,从此开始了他的说谎生涯,开始吹嘘自己、抬高自己,仕途也从此不顺。前一任县委书记下台,他没有如愿升任县委书记,来了焦裕禄挡住了他的仕途,他们合作并不和谐,焦裕禄去世,他没有参加焦裕禄的追悼会。然后上面又派来新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他依然还是副书记,怀才不遇的张钦礼该是多懊恼。穆青的到来给了他机会,在宣传焦裕禄事迹中,怀揣私心的张钦礼,利用新华社记者穆青、新华分社记者周原的的大通讯稿《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力宣传焦裕禄,把自己塑造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借机抬高自己。这份通讯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意忽略掉了焦裕禄举旗抓纲的工作,有些文学色彩,有些情节虚构。中国式的宣传英雄事迹大抵都有这毛病。文革来了,昔日那个说真话的张钦礼不见了,文革中的张钦礼利用这篇大通讯标榜自己,焦裕禄是张钦礼树立起来的,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在文革中张钦礼利用这个光环登上权力的顶峰,迫害了一大批反对他的人,继任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不幸成为这队伍中的一个。兰考的政坛派性斗争血雨腥风,都是打着保卫焦裕禄的旗号,焦裕禄成了派性斗争利用的工具,焦裕禄地下有知该是如何悲哀?!文革结束,张钦礼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周化民被平反。

    回首那段历史,无论焦裕禄还是张钦礼、周化民们,我都不想去歌颂或谴责他们,他们其实都是悲剧人物 ,在领袖人物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年代,可以把人变成神,也可以把人变成魔鬼,更容易把人踩在脚下,人物的命运完全被政治所操控,不能自己。如果有制度约束,张钦礼人性恶的一面可能会受制约,我们不能相信人人靠道德能约束自己。制度是制约权力最好的方式。至今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仍然缺失,很多时候仍然停留在口号治国上,停留在领导人的讲话上,但凡领导人讲话了,都是重要讲话,都是治国方针。如果没有制度建设,如果不崇尚法治,树立再多如焦裕禄一样的典型也没有用,焦裕禄不过是又被利用了一次而已。还有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可能还会轮回。    

                                               (录自“微风的博客)
    附:任彦芳所著《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向你展示出一个历史真实的焦裕禄,一个全面的焦裕禄,和以前出版的写焦裕禄的作品不同的是有新的真实内容;写出被封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的真实面目,他如何从说真话而打成右倾下放农村,走向了说谎而演出了人生大悲剧;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在兰考大地流的血比流的汗水还多,他被打成了不悔改的走资派,曾在人民日报点名,最后由中央批示平反;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刁文,演出的一幕时代喜剧,他所在的这一届县委使兰考百姓扔掉了讨饭棍;他提出了制度的思考;而另一个年轻的书记,正在向上奔的时候,因为酒后失言,说了一句一提焦裕禄精神就烦的真言而被免职,也是一种悲剧。作家本人因在兰考说了真话,曾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又在兰考演出一幕大喜剧。兰考的悲剧和喜剧,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缩影,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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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8 14:18:1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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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1979年被平反 张钦礼1979年被判刑

  
   上世纪60年代河南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1959年,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10月,正在兰考农村劳动改造的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总理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进京反映真相,几经周折,周总理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随后,刘少奇具体主持了对信阳事件的处理,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但这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仅50人,受处理的大部分都是执行上级人物的基层干部。吴芝圃得以从轻发落,在停职一段时间后,于1961年7月改任河南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升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张钦礼则重回县委领导岗位,1962年12月起与焦裕禄搭档,担任兰考县委分工,1966年文革爆发,张钦礼一度被批斗,但是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于九一三事件后,当选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

    对于信阳事件的责任,吴芝圃曾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他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开始后,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到了四川,把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吴芝圃抓到郑州进行批斗,称他是“****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不久,吴芝圃“含冤”死于1967年。

    人的命运往往一波三折。1979年1月24日下午,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平反昭雪,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平反追悼会,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不知是不是有意安排,同是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罪状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与张钦礼一道,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张钦礼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2004年4月7日,张钦礼溘然长逝。回兰考安葬时,整个兰考县城万人空巷,为这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好书记、如今的刑满释放犯送行,据称,有十余万兰考群众自发聚集,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场面震撼。

  

    附:(参见百度百科“吴芝圃”)

    吴芝圃批潘复生的右倾,促使河南大跃进的到来;反过来,大跃进又加速了对右倾的清算。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巿、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它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吴进而准备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稿,强烈要求清洗潘,同时把住院的潘拉到会上,让光荣地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河南省常委批斗。八大二次会议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王廷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全省掀起批斗潘、杨、王的群众运动,省报发表批斗“潘、杨、王”的消息,写了社论。结果,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吴芝圃任河南书记期间对河南造成重大伤害,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致使河南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教育方面,将重点大学河南大学部分科系拆分外省,对河南教育造成的创伤影响深远


                                    
                                       (网友:佚名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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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8 17:41:17   
28
    附:大跃进及饥荒中的五虎上将李井泉、吴芝圃、舒同、曾希圣、张仲良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未完待续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0/18 17:42:14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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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9 15:39:00    跟帖回复:
29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

    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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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9 19:44:36    跟帖回复:
30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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