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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8:23:41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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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13装死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9:54:2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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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9:58:2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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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的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没有博士头衔,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 “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创立了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1926年6月,陈寅恪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不要学分,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

    陈寅恪的“四不讲”: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学问贯通中西,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陈寅恪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日军派人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拒绝。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

    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的所长,然而他却拒绝了。陈寅恪认为: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自己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叫黄萱的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直到“文革”开始,黄萱被赶走。

    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文革”的劫难,遭到残酷折磨。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当陈寅恪接连得知自己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夫人唐筼挺身而出保护他,屡屡被殴打。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

    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学贯中西、融汇中外的史学大师、“国学”大师,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就这样在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至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三十四年才后终于入土为安。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15:38:3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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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陈寅恪这样可以公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接受思想改造,不宗奉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还真没几个。然而陈先生不但做到了,还基本上安然无恙。他这颗“刺儿头”不但没被剃掉,反倒是中共高层还对他关怀备至,礼遇有加。就连饮食起居这类生活小事,也有劳身为“封疆大吏”的陶铸亲于过问,又是送牛奶,又是派护士。在那个就连陈毅元帅都吃不到苹果的“三年困难时期”,陈家居然“鸡鱼等肴馔甚美甚丰”,让前来探视的老友吴宓感慨不已。这才真是怪了!于是人们就很想知道,陈寅恪这“瞎老头”受此优待,究竟凭的是什么?

    疑团很快就因史料的披露而冰释。原来这陈寅恪并非等闲人物。他的祖父陈宝箴,未出道时就为曾国藩所器重,后来官居湖南巡抚,是戊戍变法时推行新政的风云人物。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早年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晚清四公子”,晚岁则以诗文著称,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何况陈寅恪本人也十分了得。他十二岁时就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回国后与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而1925年吴宓举荐他任此教席时他才三十五岁。他学问大得吓人,据说外语就懂十几门(也有说二三十种的)。名气也大得吓人,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还专门问起。英国女王也曾来电问其健康。这些都让人啧啧称奇,哎呀连声。如此之多的光环加之于身,被推介给大众也就不足为奇。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16:40:5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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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在学术上的意义又如何?他的学问、学识、学养、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无疑是顶尖级和超一流的,要不怎么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郑天挺语),公认为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旷世奇才?早在二十世纪中叶,陈寅恪便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其学术成就则涵盖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视为一座丰富的文化矿藏。但学问大不等于成就大,成就大也不等于意义大。陈寅恪的学术意义究竟有多大,我可没有资格来妄说,而且也认为并不重要。因为陈先生的学术意义再大,也构不成他成为热点人物的原因。史学毕竟不是显学么!对柳如是、再生缘感兴趣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这些课题,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犯得着大家都来过问?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2 9:33:2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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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会有倒吸一口冷气的感觉。

    尽管陈寅恪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不是最触目惊心的,也尽管该书作者陆键东尽量用了一种平实的史笔来讲述那发生的一切,但还是看得我惊心动魄,而印象最深者,除陈寅恪的清高自负外,就是他的孤傲与倔强,骨气与胆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不算。他还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如果只是他陈寅恪一个人或中古所搞点“特殊化”倒也罢了,他还说“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这就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了,岂非存心“逆历史潮流而动”?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岂非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况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热的康生康大人?虽然对康生的拒绝是“有礼貌”的,理由也还说得过去:陈先生病了,正在卧床休息。但当真愿意一见,也还是可以见一见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不见康生,也不见别的人。不见也就罢了,他还要赋诗云:“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地步。

    是陈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吗?不是。陈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长(如陈序经)、教授(如冼玉清),还有护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认为“不好接触脾气大”的陈寅恪,对老校工梁彬却十分客气热情,信任有加,不但称他为“彬叔”,还让他参与一些家事。陈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陈寅恪讨厌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吗?好像也不是。陈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见,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好,和胡适的关系也不错,而胡适可是做过“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国民党,且“死而后已”。这里也无关乎国共两党之争。因为陈寅恪也和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内心深处敬重他们,比如陈毅、陶铸、杜国庠、冯乃超。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2 10:48:2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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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为陈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实,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看似激昂实则艰涩的10个汉字,原本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标志。在我看来,“独立”与“自由”似乎都可以归结为“自由”——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还应该扩展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独立”与“自由”从来都似乎只能局限于“精神”或“思想”的层面,而且换取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代价往往又是那么的高昂。在此基础上,我宁愿相信:一切引导人们朝着真、善、美的境界迈进的行为,固然可以称为“高尚”;而那些有助于争取和维护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动,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现实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陈寅恪曾经活着并将继续活着的意义才不至于被阉割。这意义就是:必须有这样一种声音,它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今天你高尚了吗?”

          ——张求会:《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2 18:03:52    跟帖回复:
38
    陈寅恪在1949以后是不怎么积极合作,更不要说“靠拢组织”。他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从不进京,对思想改造之类的运动更是语多讥讽,能不理睬就一概不予理睬。但这只是他的“独立立场”所使然,与他对国共两党的爱憎好恶毫不相干。他要当真喜欢国民党,当初怎么不跟着到台湾去?事实上陈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话虽然是冼玉清说的,却很能代表陈寅恪的心声。早在谈到王国维之死时,陈寅恪即有“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的说法,他自己当然也不会囿于“一党之恩怨,一府之兴亡”。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事实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陆键东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2 18:22:03    跟帖回复:
39
    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1:53:4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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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

    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1:57:31    跟帖回复:
41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

    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6:54:00    跟帖回复:
42
    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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