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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0 8:49:5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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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斯实验经济学警示:防止市场入侵社会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分析过一个实验经济学案例:为解决家长到托儿所接孩子经常迟到的问题,实验者选择6个托儿所,规定父母如果接孩子迟到将被罚款,这笔罚款既算是对迟到行为的惩罚,也算是对保育员延长看护时间的报酬。实验者本以为,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应该少一些,实际情况却相反,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增加了一倍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取消罚款规定后,与实验之前比较,迟到的家长仍然多了一倍多。
  按经济学的理解,人都有避免金钱损失的倾向,在上述实验中,罚款应该对家长按时接孩子形成激励才对,但实验结果为何恰恰相反?鲍尔斯认为,因为该实验使得“道德因素经济化”,于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进行这场实验前,家长把按时接自己的孩子看成是道德义务(家长考虑到,孩子眼巴巴等着父母来接,辛苦了一天的保育员需要按时休息),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接孩子是不会迟到的,而且每一次迟到,都会让家长内疚不已。但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以及保育员不得不加班,都变成了可以用钱来衡量和“处理”的经济行为,家长不再为迟到感到内疚,因为他们为此支付了费用,保育员也得到了补偿。只要有差不多的理由,家长都不担心迟到,迟到的家长数量因此而翻倍,就毫不奇怪了。即便罚款规定后来取消了,也没有改变这些家长把迟到认为是“经济问题”的意识,所以他们并没有改变迟到行为,他们潜意识中甚至认为,可能是托儿所之间的竞争使得保育员免费延长照顾小孩时间。鲍尔斯由此感慨:建立在自私动机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加以约束,可能会使我们每个人变得没有道德。
  所以,必须防止市场无限扩张入侵社会领域。如果不把市场交易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去为爱心、道德和艺术确定交易价格,市场可能会把我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成冷冰冰的商品。非常不幸的是,市场又的确具有扩张的本能,随着市场范围不断扩张,一些社会领域以至于形而上领域都被迫为市场让道,原来我们认为万分神圣的一些东西,甚至包括人本身,都可能变成工具,都可以计算出价格。
  在鲍尔斯之前,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已经表达了这种担心。法国思想家伯克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得“骑士品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算计者的时代……没有留下任何会激发情感的东西能让我们产生爱、崇敬、赞赏或依恋。”马克思更是明确写道:商品经济的发展,迟早会使人类“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知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每个人对于所有其他人的命运而言都是外人……每个人仅仅以他自己和为了他自己而存在着。”
  大约十年前,一名学者撰文认为,政府为每个矿难死者规定的20万元赔偿标准不合适。他给出的理由是:对于每年赚几个亿的煤老板而言,20万元只是“小CASE”。以前,死人在煤老板看来是家破人亡的大事,所以对安全生产还比较重视;国家出台补偿标准后,许多煤老板就把死人的事,看成不过在其亿万资产中拨出“一点点”,他们因此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与人情味,对保障安全生产更缺乏积极性。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悖论——矿难发生后,经济赔偿对罹难矿工家属而言自然是万分必要的,但赔偿客观上似乎又让有的煤老板更不把矿工的生命当回事儿,这正是原本无价的生命变得“有价”后导致的悲剧。所以,在处理矿难事故时,应当坚持“要赔偿更要惩罚”的原则,煤老板须向罹难矿工的家属支付巨额赔偿,但必须明确,这笔钱不是用来“买”矿工的命,煤老板同时还须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该处巨额罚款的要处巨额罚款,该坐牢的就要坐牢,一点儿不能含糊。这样才能让煤老板懂得矿工的命“无价”的道理,促使他们加强安全生产投入和保障,最大限度避免矿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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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对于【普遍人性】的质疑。这是刘圣贤的权利,不容置疑。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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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0 8:52:3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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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迅速蹿红成为显学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及这样谆谆教导的情境下,首次听到“经济动物”这个词,正如终于读到《葵花宝典》却发现“欲练神功,须先自宫”。所以,虽然并不知晓其原因何在,但听一次能记一辈子。
而今,终于看到一本以《经济动物》为名的经济学著作,不免觉得有些侥幸者的感慨和好奇。更何况该书为“神一般存在”的鲍尔斯(Samuel Bowles)教授所作,而且还花费了这位世间极其罕见的能熔马克思经济学、博弈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于一炉的经济学家将近30年的时间。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自利的人类如何演化出利他道德”,这恰恰是把握经济学核心秘密的一把钥匙。
“自利与利他”似乎过于抽象,即便书中引述的“蜜蜂的寓言”,亚当·斯密笔下的屠夫、酿酒师等经典例证,也终究让人有距离感。
要知道,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还引发了全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几乎都卷入一场价值观、人生观的大讨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曾研究过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共同规律,他发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伴随着流行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贪欲在中世纪就被认为是七宗罪中最致命的一项,但12世纪后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利己主义却逐渐可作为高尚的动机获得认可。其中,以孟德斯鸠“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的名言最有代表性。
显而易见,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增长,国内在价值观上最大的变化也集中于对利他、利己的认识方面。只是,《经济动物》这本书所揭示的要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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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对于【普遍人性】的质疑。这是刘圣贤的权利,不容置疑。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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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0 8:55:5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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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指出:机构会利用卑鄙的动机达成高尚的目的,

《经济动物》也认为自利的人类能够演化出利他道德,但其讨论的起点是:特定的政策和激励措施与道德伦理之间还会存在负的协同效益,并以十多个案例来说明。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是:以色列海法的一家幼儿园对接孩子迟到的家长罚款,结果实施后家长迟到得更多了,而且到达的时间比先前要晚2倍。其原因在于,罚款相当于为迟到定价,父母道德愧疚感就被抵消,他们甚至认为迟到是他们可以购买的一种商品。

这个案例早在几年前红极一时的美国哈佛大学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教授的《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一书中就被讨论过。但桑德尔只分析了不能买卖,鲍尔斯教授更进一步总结了非市场的激励如何改变人们的偏好和行为,并产生了市场之外的平等、法治、公共宽容等。


鲍尔斯教授认为制度取决于个体的偏好,但这个过程是互动的,即制度又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偏好,制度通过群体规范等形式来塑造个体的偏好。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个体偏好和制度是共生演化的。他将激励塑造人的善行的机制分为内生性偏好与情境依赖型(或结构敏感型)偏好两种。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内生性偏好状况下,激励措施会影响长期学习过程,效果可以长达几十年,乃至终身。偏好的形成取决于同他人的社会交流,尽管中年后会有偏好出现调整的可能性,但学习过程在青少年阶段之后会明显减弱。这会让人们在社会中形成新品位、养成新习惯、进行伦理坚守和获得其他优良的品格。


在这种偏好与激励措施的良性互动中,职场的工作环境、职业伦理对于个人的这种学习养成机制的影响最为典型。书中也引述了社会心理学家梅尔文·科恩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职业自我引导经验会对个人价值观、取向和认知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纪伯伦在《先知》中的诗句所示:“你们工作,因而能跟上大地的步伐,紧随大地的灵魂在工作时,你们仿若长笛,时间的呢喃穿透内心化为音符,工作是爱的呈现。”
我进而想到,按照科斯定理,与市场、企业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对应,与市场以价格为单一激励机制不同,组织的激励措施更有利于促进内生性偏好。在一篇论述“看不见的手”定理的文章中,培养出了最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阿罗写道: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道德必须在某些情况下充当价格的角色,而非相反。”


所以,不仅市场提供了定价功能,伦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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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对于【普遍人性】的质疑。这是刘圣贤的权利,不容置疑。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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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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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0 1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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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德行成本分析心理

    论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德行成本分析心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hx/zx_llx/201610/t20161029_3256179_3.shtml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们道德行为选择心理角度切入,研究人们是如何选择善的行为的。本文认为,人们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有成本分析。一个公正的制度体制设计,应当正视且根据人们的这种心理特点,因势利导。在一个公正的制度体制下,德行是有用的,选择道德的行为不仅是善的、应当的,同时也是最明智的。

道德行为是否有成本问题?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是否有成本分析心理因素起作用?为什么说人在总体上是他所在的那个环境的产物?一个公正的制度体制为什么能够引导人们作出善的行为选择?一个公正的制度体制本身又是怎样被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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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对于【普遍人性】的质疑。这是刘圣贤的权利,不容置疑。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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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9/10/10 15:34:48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0 11:43:5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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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0 12: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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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德行成本分析心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hx/zx_llx/201610/t20161029_3256179_3.shtml

单靠金钱不会把我们变成无私的公民
分析是在社会大众层面展开的,并有两个基本设定:其一,假定社会成员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地位;其二,假定这些社会成员是关心自身现实利益、具有理性能力的广义实利人。
一、道德行为是有成本的
道德行为选择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心理活动基础之上的。这种心理活动不仅仅是通常所简单认为的那种内心善恶搏斗,同时亦是复杂的利益权利计虑过程。权衡是利弊的比较,这种利弊比较借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成本—收益分析。
践履道德行为要有物质、精神、智力、体力等付出,这些付出就是践履道德行为的成本,即德行成本。德行成本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凡是行为者在道德行为过程中事实上付出的都属于此范围。当然,讲德行成本就必然有德行收益相对应。
德行的收益也是广义的,凡是从特定道德行为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情感的、权力的等东西均为收益。
德行成本有绝对成本与相对成本之分。绝对成本指的是同一行为主体就一项道德行为本身所付出的,相对成本则是指不同道德行为主体之间对履行同一道德行为所作出的付出比较,同样的付出,所得可能相差很大,甚至截然不同。
说德行有成本,与说道德是有代价的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一般说来,人们的任何价值选择都有一个代价问题,道德行为选择亦如此。这种代价可以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一,人们在进行价值选择时往往意味着在价值冲突中选择了某些价值而放弃了另一些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单独地看也是有价值且值得追求的。其二,价值选择的要旨是对行为目的、手段及其可能后果的选择。一切行为的可能后果中,既可能有如韦伯所说的“希求性”的,也可能有如其所说的“非希求性”的。
行为选择的客观后果中只有希求性没有非希求性的状况极为罕见。
人们理性的认知并不直接等同于行为本身,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事实上有权衡,并选择那些自认为是明智的行为,所以,对道德行为选择应当且也能够进行成本分析。对道德行为选择运用功利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是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不过,功利主义通过引进功利分析方法,其主旨是对善本身的规定,即通过功利规定善。它总体上关注价值合理性基础,所要确立的是功利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之地位。
功利主义关注的核心是价值体系本身的合理性根据,,设定社会有一个价值体系且这个价值体系是合理的。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之下,个体的具体行为选择问题,即功利分析方法亦可理解为功利—行为分析方法,关注的焦点是个体行为合理性而非价值合理性。
这种分析方法时,有一个基本前提与设定,这就是承认在大众层面,大多数社会成员由于既有的社会价值、道义精神的熏陶内化,通常在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是愿意做一些对他人与公共有益的事情的,甚至也有一些社会成员会具有一种比较彻底的忘我精神。在这个前提下再设定:行为者是理性的实利人(事实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是要对这种行为的可能代价与可能收益进行权衡的,只有在他认为可能收益高于可能代价的时候,才可能选择这种行为)。虽然这种设定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但却是必须的且有自身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同时,正是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规定了道德行为选择成本分析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必须经过其他分析方法的矫正,必须考虑个体信念、信仰的作用。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人在权衡选择时,行为选择的可能后果有三种:


  Ⅰ.成本〈收益,即净收益;


  Ⅱ.成本=收益,即收益持平;


  Ⅲ.成本〉收益,即负收益;


  从利益分析选择的角度来看,Ⅱ、Ⅲ情形可以被排除,因为不符合理性实利人的假设,只有Ⅰ才能使行为选择者作出肯定性选择。这是权衡的最简单亦是最基本的秘密。
现在需对这种理性的实利人假设作某种修正:因为行为者考虑的是道德行为的成本,因为道德声誉本身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收益所能补偿的,所以、行为者至少对出自恶的收益持一种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既然行为者考虑的是道德行为的成本,那么意味着行为者本身在作出行为选择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实利人,他受自身已具有的道德意识的约束,只有在可能收益相当大,或者由于来自生活世界的反复经验刺激、对自身原有的道德意识、信念发生怀疑的情况下,才可能不选择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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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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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9/10/10 15:35:45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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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德行成本分析心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hx/zx_llx/201610/t20161029_3256179_3.shtml

Ⅳ.零成本净收益
  可以将Ⅳ看成是Ⅰ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常态下,Ⅳ不可能出现,它只能出现在集体行为中。在一个成员人数相当多且缺少有效社会激励的集团中,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个人从集体公共产品中的得益在结果上是同等的。然而,集团成员将其所投入的成本纳入考虑后,每个人由于投入成本的不同,成本/收益比则可能有较大差别。既然结果是同等的,那么,不付出或少付出成本的可能就是现实的。

在常态下,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几乎人人都希望社会公正、他人善良有正义感,甚至都对社会诸多消极、失范、丑恶现象予以抨击,然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又事实上在做自己所不赞成的行为。为什么会在社会成员中产生这种现象?从行为选择主体的内在心理机制来看,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存在原来是出于这部分社会成员行为选择时的成本分析、理性计虑的所谓明智选择。

一方面,这些社会成员希望生活在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但是自觉个人即使为所应为,其影响甚弱,退而言之,即使少“我”一人为社会公正努力,也无妨大局,待大家都行为规范了,“我”亦行为规范之。另一方面,这些社会成员虽然对诸种社会不良现象不满,然而,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别人如此,自己不如此,或者自己的利益会明显受损,或者由于自己的清白正义反衬出另一些人的丑陋,而遭受众怒,付出甚多,回报甚少,放眼观之,反而是那些丑陋行为成为此等客观条件下从社会获巨利的最为便捷途径。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搭便车现象。

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始终处于社会学习过程中,然而,这种理性能力的发展方向却未必是确定的。理性精神既可以使人在“社会游戏”或者说在生活实践、社会交往中学会发现并遵守行为规则,变得文明,也可以使人在社会交往中学会发现并利用社会结构与规则中的缺陷,变得卑劣,使其卑劣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若由于行为选择者基于德行成本分析而选择丑陋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则表明社会结构及其激励机制有重大缺陷乃至扭曲。

社会只有调整其结构、制度体制及其激励机制,将社会成员基于成本分析的行为选择引向良性轨道,使社会成员从生活经验中感受到德行不仅是美好的,而且也是有效用的,社会的这种普遍失范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克服。即:社会应当向其成员供给一套德行有用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及其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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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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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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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是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们根据商品的成本与预估效用确定其交易价格;而“无价”在于人类意义系统中的道德神圣性;两者本不相干。谁都不会去研究秤盘上的一棵青菜蕴含怎样的道德意义,谁都不会去评估梵蒂冈的教皇每月该领多少薪水。然而,市场与人类意义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与塑造,微妙地建构起特定时期人们的经济活动,让一些居于“神坛”的事物蒙上物质的尘土,也让原本稀疏平常的商品变得“神圣化”。
探析两者间的交互关系,这是经济社会学家们的努力。市场已是“看不见的手”,人类的文化与道德便更为虚幻。是什么横亘在两者之间,幻化为我们最熟悉的实体?泽利泽说,是孩子。当我们弄清楚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时,我们自然而然便清楚了市场与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还有什么比孩子的生命更为神圣的呢?”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进程,才会让人们对一个不过数载的生命灌注以情感或宗教的意义?泽利泽强调,这是儿童价值文化转型。孩子从家庭中异化出来,超越阶级的限制,被定义为情感上无价的资产,与整个社会的神圣价值相联系。
当一个孩子成为情感上无价但经济上无用的道德资产时,人们便需要一种新的公式——儿童情感价值的货币化也由此开始。
子孙,一直是中国家庭传统的中心,也成为当下部分年轻人与家人长辈间最大的分歧来源。直到本世纪之前,中国传统家族观念还占据着“理所应当”的地位。怎样才算是一种志得意满的职业,或一段称心如意的亲密关系?个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被弃置一旁,真正的关键在于能否为孕育孩子奠定基石,传承家族血脉。这种传统的家族观念,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对孩子所独有的情感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中,孩子情感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博弈嵌入在更大的意义系统。与美国在整个社会中赋予儿童个体以神圣价值不同,儿童生命的神圣化依附于具体家庭结构之上,儿童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他在家庭中结构位置的道德价值:母亲的地位、出生顺序和性别。
时间走到今天,关于孩子的不同文化价值交织,构成了中国社会三个主要问题:过度溺爱、过度期望和不愿生育。
一个孩子拥有了情感寄托与家族延续的双重文化意义。一方面,传统家族的情感价值簇拥着每一个孩子成为家庭核心,孩子本就是家庭资产的合理继承者;而另一方面,孩子与成人世界脱离,使他无法对自己所在家庭阶层有一个很好的认知。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超越阶层的过度溺爱现象。
其次,中国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期望表现在过分管束与过度投资上。所谓的“好”是父母在以往历史经验和社会共识下的标准,是宁肯牺牲孩子个人情感与选择权利也要达到的家族荣誉。
当再高的成本都变为理所应当之时,父母倾尽全力投入到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教育成就也就必须值得这笔投资。因此,单纯批评这是自私而虚伪的父爱/母爱是不合理的,巨额的教育资金本身就是孩子情感价值的货币化。但这种中国式的货币象征意义,不在于彰显儿童生命的神圣性,而在于稳固与扩大家族的神圣性。尽管同样在经济上无用,中国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如美国般发生根本变革,他们的收入、声望甚至生命都属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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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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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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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布坎南指出,当我们违背了内置的行为准则时,其主观感受里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不愉快,这种负面效用就是"道德成本"。基于这个界定,由于道德沦丧行为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外在负效用,即来自于自然界的惩罚、法律的制裁、他人的报复等,它是一项潜在的、或有的成本。
信息伪装成本:为了规避法律道德的约束,决策者往往需要掩盖其行为的事实真相,或者需要制造一些掩人耳目的假象,这些行为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支付。当然,相对于可能获取的巨大暴利而言,信息伪装成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惩罚成本:一旦违背准则的行为被暴露,自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惩罚。其中,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经济赔偿等所带来的成本是明确的,但受损害的一方可能实施的报复行为则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

  信誉成本:一旦造成负面的社会舆论及影响,随之而来的损失将是无可估量的。社会道德约束虽然相对含糊,但同样存在对人们行为的惩罚机制,道德感自然地使人们对不道德行为采取不合作,使其遭受更大的损失。交易双方的履约机制是基于交易主体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其前提是交易主体之间的重复博弈:如果企业存在永续经营的理念,那么博弈双方目前的交易是未来交易的一部分,双方就具有信守承诺的充分激励,从而采取合作的态度。这就是信誉成本对企业道德行为的无形约束。

违背内置的行为准则,看上去是由伦理道德的匮乏引起的,但也意味着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从博弈论角度看,企业经营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多方博弈过程,博弈各方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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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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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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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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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塞罗德的博弈试验

  罗伯特·艾克塞罗德在《合作的进化》中的模拟竞赛实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竞赛要求每个参赛者写一个计算机程序,竞赛时与一个对手进行博弈,如果双方都采取合作策略,则双方各得3分,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则各得1分,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则非合作方得5分而合作方得1分,什么时候结束游戏是未知的,个人可以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企图进行程序设计。
  在参赛的各种不同的策略中,有随机策略程序、一直都采取合作的程序、一直都采取不合作的程序,等等。其中两个程序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不善良的"哈灵顿程序,它的对策是:首先合作,当发现对方合作时就突然不合作,如果对方立刻报复,它就恢复合作,如果对方仍然合作,它就继续背叛;另一个是"以牙还牙"程序,其策略是:第一局采取合作策略,以后每一步都跟随对方上一步的策略,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其特点是:(1)善良的,即从不首先背叛;(2)可激怒的,即对于对方的背叛行为采取报复;(3)宽容的,当对方改为合作时,便也采取合作。
  各个程序运转300次的博弈结果是,得分最高的是"以牙还牙"程序。艾克塞罗德还按照试错、遗传、学习等进化思路,对博弈过程进行了进化迭代模拟。结果表明,"以牙还牙"策略原来在群体中占1/63,经过1000代进化后,结构稳定下来时,它占了24%。另外,一些程序在进化中消失了,"不善良的"哈灵顿程序一开始表现出色,但当"以牙还牙"之外的其它程序开始消失时,它就开始衰退了。
  实验揭示了一个哲理:一个策略的成功应该以对方的成功为基础。"以牙还牙"在两个人对策时,每次得分都没有超过对方,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很牢固的,它的总分最高,是最终的胜利者。哈灵顿程序在自己得到高分时,对方必然得到低分。它的成功建立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当失败者被淘汰之后,这个好占便宜的成功者也就被淘汰了。
  所以,合作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关系要持续,一次性或有限次的博弈中,对策者是没有合作动机的;第二,对对方的行为做出"互惠"的回应,即对待友好行为,人们通常会非常友善,且更加合作,而对待敌意行为,人们通常会更鄙视甚至是残忍无情。一个永远合作的对策者会受到别人欺负,而一个完全自私的族群也因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利他的存在使人与人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如果合作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者损失的进化优势。
  西蒙的研究表明,当全世界由自私自利型和互惠型人组成时,人们相互影响,在不完全契约竞争市场中,互惠型人将决定全局结果,并能增强集体行动和加强社会准则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司合作、共赢但并不软弱的决策,即使并非能获得每次决策的最大值,却能使其获得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是一种长期的理性决策。而违背道德规范的非合作行为虽能获得短期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则要付出道德成本的。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自觉培育企业的道德感及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应当成为企业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不遵守游戏规则,或者依据自身的强势地位制定有利于自己而损害他人、甚至损害社会大众的游戏规则,从近期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收益、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最终结果往往是带来更大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的成本代价,巨大的道德成本可以彻底摧毁企业的经营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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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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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德行成本分析心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zhx/zx_llx/201610/t20161029_3256179_3.shtml


论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德行成本分析心理
二、道德行为选择中的“明智”

  道德行为选择中的成本分析基于“明智”心理。要理解德行成本分析心理,必须理解行为选择中的“明智”心理。明智就是在洞察事理基础之上、经过利弊权衡而作出理智行为选择的能力与生活的智慧。明智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哲理性与技巧性两类。关于生活哲理性智慧的明智是善的品性,关于生活技巧性智慧的明智则是一种好的谋划。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作为技巧性谋划的明智。明智的选择就是在行为主体看来具体场景中的最佳选择。这种选择虽然可能事后被证明是错误乃至荒唐的,但对于行为主体而言,至少在作出行为选择时自认为是明智的。对于一种行为方式,只要行为主体以为是不明智的,一般说来伴随着的必然是其态度上的排斥与否定性选择。

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借用康德术语表达,可有本乎律令与合乎律令两种情形。通常说来合乎律令的道德行为是一种生活的谋划与技巧,但它的结果却是正当且善的。一个社会应当希望其成员的行为建立在本乎律令基础之上,然而,一个社会的现实立足点只能是民众合乎律令的行为选择。一个良序社会,是一个能够向社会成员提供良好活动环境的社会,在这个环境中,选择德行被认为是明智的。这不仅需要有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更需要有善的社会结构与公正的社会制度体制。

事实上,就常态、大众层面而言,人们往往并不是因为不知道是非善恶而越轨作恶,而是明知故犯。这固然可以通过行为主体意志力薄弱及其它原因来说明,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更多地是与行为主体自认为明智的选择有关。在一种广义成本—收益比较中,明知是恶,但有利可图,得大于失,所以在一些人看来选择恶较之选择行善更为明智。即虽是不合法、不正当、不道德的行为,但却是利弊权衡下的明智选择。

社会就必须创造出这样的条件,使那些恶行同时就是不明智的行为。这样,在德行与明智相一致的社会结构、制度性安排之下,社会成员就可以通过生活体悟与理智认识,感受到践履社会正当、善的行为规范,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当时条件下最明智的。正当、道德的,同时就是明智的;不正当、恶的,不仅是不应当的,同时亦是不明智的。这种善、正当与明智的一致性,以正当、善与利益的一致性为现实背景。如是,正当、善行就不仅是应当的,同时又是这种社会结构,制度场景中自然、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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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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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基于德行明智所作出的道德行为是合乎律令,不足为贵,因此也往往为人们轻蔑。人们习惯于赞美本乎律令的行为,因为那是一种高尚的品性,是一种德性。然而,在学理上始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们高尚德性是先天的?如果不是则又是如何形成的?基于德行明智的行为选择动力定势,能给这个问题一种可能的回答。
在“明智”这一理性作用之下,德行与德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德性是养成的,这在今日已成共识。那么,德性养成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明智”这一选择能力与生活智慧上来。如果人们生活在一种公正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社会结构所作出的制度体制性安排及其运作机制注定了人们在利弊权衡之下,只有选择德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人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所作出的德行选择在最初确实是他律的,然而,如果这种社会结构是稳定的,人们会在这种稳定结构的行为选择过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选择图式,久而久之,这种行为选择图式会成为一种如黑格尔所说的人的第二本能,那么,此时,人们的心理结构本身就会发生重大的跃迁。在长期他律、习惯性行为过程中,有可能使人们养成在自觉考虑社会行为准则规范要求背景中考虑个人的正当利益,而当这种思考本身也变成一种习惯时,人们的心理认知结构、情感内容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再仅考虑纯粹的自我,而在增进共同利益、合乎善的要求中考虑自身利益。这种心理认知结构的变化是由他律转化为自律、自由的最隐蔽机制,是道德境界提升的真实依据。一种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简单的行为动力定势,更重要的是心理结构的这种结构性跃迁之可能。明智的计虑,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会成为他律向自律过渡的中介。德行与德性原本可以相通。
任何非学究式的社会控制与价值引导,都应当借助于人的理性精明计虑而因势利导。如果说社会成员的德性水准也是教育的产物的话,那么,这种教育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生活实践自身的教育。生活就是教育,生活的过程本身就是教化的过程。
只有当社会能为其成员提供如黑格尔所说的“活的善”的社会客观关系结构及其实在化的制度体制时,其成员才能表现出普遍的善美行为选择。因为此时对于社会成员而言,选择德行不仅是道义上应当的,而且也是最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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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德行成本问题的认识就应当进一步深入:由原初的个体道德行为选择心理机制,深入到影响、制约社会成员个体道德行为选择心理机制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
德行有用这一命题及其所包含的德行有用思想似乎是平庸的,然而这一命题却不能被简单对待。这一命题可以从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与社会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就行为者个体而言,德行有用这一生活的技巧性智慧确实凸现了强烈的市俗性一面,确实有一个思想境界、操守品性提升的问题。不过,一方面,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人总是食人间烟火的,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境界提升也仍然有一个内在作用机制问题,其行为及其内在操守也仍然有一个如康德所说的他律与自律关系问题,故,即使是在个体层面,对此命题也不能简单否定。至于从社会角度,则此命题包含了充分的合理性:一个社会的结构应当如此构建,在这个结构中,德行是社会唯一的通行证(此“德行”是广义的,既包括善,也包括正当、合法),社会应当为其成员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是广义的“生活环境”),应当建立起公正的社会制度体制及其激励机制。
康德以揭示人为自己立法而著称。那么,循着康德的思路,就应当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要为自己立法?道德对人究竟有什么用?道德原本就是人为了自身的。道德不仅仅是人的精神提升与享受,同时也应当是人物质生活方式中的一个有机内容;它不是简单用来平衡人的所谓理性与感性对立、用理性驾驭感性的工具,而是使人的存在及其全部现实活动都作为人而存在。
道德的实践品性主要不在于它的内心修养性,而在于它的现实行动性冲动;道德也不仅仅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配享幸福的学问,而是如古希腊哲人多次揭示的那样,是关于人如何获得包括物质生活在内的幸福的一种智慧生活方式。
善与利益的不可分离性,不仅在于它的本质,根源与利益直接相通,同时还在于在现实生活层面上,它与民众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利益的直接相通性。为善,令人仰慕,获得崇高之精神价值,这是美的,但善仅仅是美的尚是不够的。
善若仅仅是美的而不同时也是有用的,那么,这善自身则既是软弱的,也是不充足、分裂的,故也难以被真正称之为善。善的分裂,就是存在的分裂,就是利益的分裂,就是社会结构的分裂。
黑格尔当年在评价康德时曾提及一种当时人们感觉到的经验现象:有道德的人常常遭受不幸,而不道德的人则往往是幸运的(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第141页。)。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出了问题,它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安排上是不公正的,它为那些不道德的人安排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它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安排上是不公正的,它为那些不道德的人安排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它的激励机制是在鼓励人们不道德。善如果仅仅是美的而不是同时亦是有用的,那么,此善虽然可能是令人仰慕的,但却可能同时又缺少强烈、普遍、持久的行为感召力与激励力,因而事实上变得软弱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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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中,德行应当是有用的。善只有变得有用时,才能成为民众的普遍自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德行是有用的,不能简单理解为社会直接依一个人的“品德”、“德性”或行为的合乎道德、善进行利益分配,而是说,社会运作规则、制度性安排应当合乎善的规定,使人们只要通过正当合法的行为,即可得到自己应得的正当利益。这样的社会结构告诉人们要想得到自己所欲想的,应当且只有通过何种途径、须付出多大努力;告诉人们社会利益分配并不依其所言,而依其所行;告诉人们向社会提供同样结果,会得到同样的报酬。在这里,德性必须转化为现实的德行,必须转化为现实的行为,是德行而非德性、且是德行之结果而非其动机作为社会利益分配的直接依据。
这里就隐含着一个结论:由于社会成员能力间的差异,由于德性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复杂中介环节,一个人的物质收益并不能直接等于其品性,不能以物质收益来衡量一个人的品性。故有必要对德行有用的社会结构作进一步修正性规定:个人通过德行从社会中的收益是一种广义收益,物质利益仅是其中之一,精神的褒奖、舆论的赞扬、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等,均属其列。德行有用是立足于社会宏观结构、制度体制角度而言的,其核心是德福一致。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想家,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罪恶不公的同时,孜孜不倦追求“合乎人性的环境”的自由人联合体,更是将社会结构、制度性安排的德福一致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

功利主义认为个人履行常识认可与规定的义务就可以获得他自己最大可能的幸福,试图以其特有方式寻求个人快乐(幸福)与他人、社会快乐(幸福)统一的德性精神。而功利主义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前提:既然将个人履行义务视作获取个人快乐(幸福)的方式与途径,那么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德福一致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只有个体的德行才是广义社会利益分配的依据。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具有一个善的社会结构时,功利主义的理论主张才有逻辑上的彻底性,从而才有可能具备学理上的完备性。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在表达了其正义的两个原则后,分别回到制度与美德两个方面加以验证,从而证实其正义的两个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事实上是在表达一个基本思想:社会公正优先于个体善,个人的美德、情感只有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才能形成(注:参见罗尔斯《正义论》,第8章), 从而亦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德福一致,且社会结构正义安排对于个体善的先在性。而他在经过来自社群主义的诘问以后,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正义论》中的良序社会范畴作了修正,他不在伦理学的立场而是从政治学的立场来讨论具有不同道德意识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组成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他所关注的不是道德意识的共同认同,而是基本制度的共同认同。他这样做并不是否定道德认同的意义,相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基本制度的认同与道德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他这样做只是要突出社会结构,制度性安排本身的极其重要性。人们在其共同认同的社会结构体系、制度安排中,只要做这个结构、制度安排所允许做的,就是正当的。这一方面就能够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就能够保持这种社会结构、制度的稳定性。事实上,他是从突出社会结构的角度强调德福一致的现代意义。

麦金太尔强调:社会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每个人的应得赏罚是根据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标准而作出的,换言之,在麦金太尔看来,这个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社会结构、制度性安排本身是正义的,它以德福一致为其内在规定(注:参见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章。)。

德行有用、德福一致,这一命题应当基于社会宏观结构及其运作设计的立场上被把握,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一个社会应当努力构建起依靠赏罚分明机制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的社会结构,在宏观上创造出“老实人”不吃亏的合乎人性生长的良好环境,保证德行是社会的通行证。使社会成员从生活体悟与理性思索两个方面均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德行是获得自身正当利益的基本途径,即使社会暂存有诸多缺憾,德行也是人安身立命所不可缺的、它不仅可以给自己带来良心的安宁、人格的自尊和社会的赞誉,甚至同时也可以带来某种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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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刘圣贤的口头禅,就是道德与德行。德行德性,由此必须深入讨论。


    首先,已经讨论了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紧密关系。那么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癔症与经典十大案例20讲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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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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