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悦/文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一直很困惑，那些致力于讴歌“西汉盛世”的人是没有看到《汉书》里不绝如缕的“人相食”记录吗？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算至车船，租及六畜”，①税至3岁孩童，以至许多贫困家庭“生子辄杀”，②整个国家因为无休止的兵役、徭役而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③甚至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武帝晚年“天下之众，亦减半矣”……这样的社会状况如果还能称之为“盛世”，那综观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不是“盛世”的时候大约寥寥。

    后来读书读到这样一句话：“史实是唯一的，而阐释是无穷的”。之所以有无穷的阐释，也许是因为我们所站的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于是得出不同的结论。

    西汉王朝无疑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好的时候，国家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国民性也尚未经历长久战乱、长久饥疫、长久政局混乱的摧折。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华民族朝气蓬勃而富于开拓精神。

    那么，这个时代可以被称作“盛世”吗？当然，从某些历史视角而言，她无疑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盛世”，特别是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南讨两越、东平朝鲜、征服西域，开疆拓土，地广万里，直让帝国的军威无远弗届。用今天被人们引用烂了的一句话来总结，即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是一个辉煌的“盛世”，是帝王将相们的“盛世”。

    但我们需要再看看“盛世”的另一面。

    汉武帝威服四夷的战争是谁打下来的？当然是一个又一个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无名无姓，完全无足重轻的汉军士兵。武帝“军征三十余岁”，每一战每一役直接走上前线拼杀的将士都是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而后方为他们转运粮草辎重的男丁更需要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

    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小农经济对土地上拥有充足劳动力的要求非常高。当战事频仍，而皇帝又穷奢极欲，热衷于修筑各种宫殿园囿时，大量青壮年男丁都被抽调去服兵役、徭役了，于是土地上留下的只有老弱妇孺。

    比如持续4年的汗血马战争，西汉王朝两次共计派出十万以上的汉军远征大宛，而为他们转运粮草物资的人力更是多达几十万，“天下骚动……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而发天下七科适（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④

    根据汉代的赋税制度，同样面积的土地，无论收成好坏，农民都必须上缴同样多的赋税。老弱妇孺的生产能力当然无法与青壮年男丁相比，再加上汉武帝执政中后期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在《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一书中有专章论述）。比如上述汗血马战争期间，严重的蝗灾就威胁着整个国家，“关东蝗大起，西飞至敦煌”。⑤

    天灾人祸之下，大量的农民在沉重的兵役、徭役、赋税压迫下破产，脱籍成为流民，有的甚至揭竿而起，成为官修史书中的“盗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民起义。就在汗血马战争胜利后不久，《汉书.酷吏传》就记录下了南阳、楚、齐、燕等地爆发的大量农民起义。整个国家，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所以，《汉书》中汉武帝执政后期的真实社会状况是，“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⑥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下，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民众完全无法抵御，而耗尽国力用于支撑前线战争的皇帝也没有充裕的粮食用于救灾。于是，在《汉书》里汉武帝治下的半个世纪成为了西汉历代帝王中“人相食”记录最为繁多的时候。（关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相食”记录，在《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一书中有专章论述）

    可以这样说，大量青壮年男丁在前线用鲜血和生命为帝王将相换来了煌煌“盛世”，而留守在土地上的老弱妇孺们却在天灾人祸中承受着“盛世”的代价——人相食。

    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代史家对汉武帝的评价会如此之低，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甚至在各自的著作中将汉武帝与暴虐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直斥其为“有亡秦之失”，而仅仅免于“亡秦之祸”的暴君。

    从司马迁、皇甫谧，到司马贞、司马光，他们并非不渴望国家的兴盛，不期待“大国崛起”。他们仅仅只是，不希望以灭绝人民为代价换取帝王将相们的“盛世”功业。

    两千多年过去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从相同的史料出发，究竟是看到帝王将相们的“盛世”功业，还是着眼于万千黎民百姓沦为“盛世”的代价，这其实早就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①《汉书.西域传》

    ②《汉书.贡禹传》

    ③《汉书.昭帝纪》

    ④⑤《史记.大宛列传》

    ⑥《汉书.西域传》

凯迪原创作者、公号“游历史”作者莲悦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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