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季老先生的逝去，说说大师的话题。

      大师总是有缘由的，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摆脱了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悲剧，有了更多可自主的空间，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直至今天），学术思想很大程度上附庸于政治， “政治正确”或者是“政治不错误”依然是成为“大师”的前提。无疑，这样的大师总是可疑的，毕竟知识分子思想者的基石无外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因此，在以前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里，我才遗憾的写到：当巴金，季羡林成为我们知识分子的精神标高时，被劳役者，被放逐者，最坚强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已经在俄罗斯享受至高无上的尊崇。这么一个区分，也许正代表其后两种精神文化不同的指向。

      成为“大师”是需要原因的，尤其是这种目的明确，带有某种巡游式表演式，弘扬某些特定的的精神的大师们，换言之，就是所谓的“造神”，其实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利益交换过程。它把你尊为“泰山北斗”，树为“大师”，成为“国宝”，以及一系列具体的实利，比如好的职务，高的行政级别，强大的学术权力，高物质收入等。是需要回报的，简而言之，是它需要树立这么一些“大师”，而恰好某些人符合了，于是交换的链条就形成了。
拿出一些顶级“大师”，譬如巴金，钱钟书，季羡林等人，为何是这些人成了大师？简要的分析，其一，这些人确实在各自学科领域具备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其二，他们的言说、观点、思想，之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既不掉格，也不具备多少充分的美德。譬如说巴金，作为其最高成就的《随想录》，号称敢说真话，这种真话，若洞见，比之于顾准，差之万里；若直白锐利，比之于林昭，遇罗克，有云泥之别。
      如果深入发掘，亦可寻求他们之间的某些共性特征：

      其一：就是在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比如所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比如对真相的坚守，比如对个体价值的坚持等方面有不足，却具备某些妥协，中庸的品德，用一句很没要求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可以在不会害人的前提下进行合作。  

       其次：他们在一些次级道德上，比如待人接物之和蔼可亲，对学生之谆谆教诲，生活简朴之类具有鲜明的特征。并没有如同某些掌握莫大学术权力的人士，成了学阀学霸，而是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极尽人事。

       再次：他们所涉及的学科，多是硬知识的，考究求证之类的，而较少人文关怀，价值判断（三人中即便是从事文学的巴金，其杰作《随想录》，更多的也是对毛时代往事的回忆复述，那种对当时极权体制这个结构的解剖分析，整体性批判，可说连苗头都不敢冒出来）。概而言之，就是多知识，少思想，

       “造神”的标杆性意义在于，一方面，说明了对极权时代的惨痛历史确实有局部反省。另一方面，则表明了政府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尊崇，展示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姿态；其三，标杆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树立了一个严格的标准，提供一个曼妙的尺度，巴金，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就是你们的榜样，过犹不及啊。譬如顾准，这位中国这一百年以来，真正具备原创思想，构建了自身体系的思想者却远未获得与其思想相匹配的地位。
            巴金，钱钟书，季老先生等等，若是放置于历史长河中，单就“知识分子”四字而言，无论是思想的而原创能力，还是之于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自由人格而言，亦只是中人之姿，离出类拔萃尚远。也只能算是符合一时形势只需要，各领风骚几十年的时局下的知识分子。

              在一个老人逝去的时候说这些话是伤感的，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季老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却并未被这种册封性的荣耀击倒，无论是对“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辞让，还是对北大某些无良学阀的逼仄的不合作，都保持了一个学术老人的清醒和理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季老先生对这种学术所面临的体制性压迫的拒绝。

            人间已去，天堂尚远，季老先生的离去，标志着这种政治谱系的大师系统的终结，然而，新的系统却尚未建立起来，中国也将进入大师的“丛林时代”，张五常，茅于轼，金庸，王朔、王朔，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罗大佑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在这个资讯时代，大师们首先成为明星，各自拥有一干拥趸，在网络社区、博客网站，杂志报纸，电视手机等公共区间，进行一番血战，谁也不服谁，你的大师可能只是我眼里的垃圾，乱象纷呈，却也精彩不断。

            季老先生的死，如果一定要作为一个标志的话，我以为，是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的“学术—权力”系统的瓦解，一个“造大师”时代的终结，而大师丛林时代的乱战，最大的意义在于，是当学术思想知识摆脱政治一元化的语境束缚，在公共区间以最接近其本身的姿势运作，而如此倘若能够形成一种自发生成的社会秩序和学术系统，可谓幸甚，如此产生的大师才可能放置于历史长河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