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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8/13 9:09:1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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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岛根西上,雨果倾注极大热情装饰的两座爱巢,是他写就的“一首真正的中国诗”

    日期:2019年08月12日 20:25:08 作者:范昕

    

    写下《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名著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可谓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世界文学巨匠之一。然而,人们对于他的了解,或许仅是冰山一角。今天,“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特展亮相上海明珠美术馆,以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馆藏的逾200件多样雨果创作及相关作品,揭示首次向中国观众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位“普天之下人类情感的大师”在多元领域的探索。这些展品包含绘画、雕塑、摄影、书籍、书信手稿、室内装饰、日常用品等,其中有很多是第一次在巴黎之外展出。人们将惊叹于隐藏在文豪光环背后、鲜为人知的生动侧面与蓬勃创作,比如,雨果同样是个艺术家,是个装饰艺术家。

    

    “这个展览筹划了三年。今年恰逢巴黎的雨果故居博物馆闭馆,这才得以将很多藏品甚至是镇馆之宝带到中国。”明珠美术馆执行馆长、此次雨果主题展联合策展人李丹丹说。她坦言展览选在今年上海书展前夕开幕是有意为之,“我们希望美术馆能够面向更多的人,不仅仅吸引艺术爱好者前来,也吸引文学爱好者乃至所有的人们走进展厅,了解雨果,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首次集中呈现的绘画原作,折射出文豪被遮蔽的绘画才能

    享誉世界的文豪雨果,原来有着惊世骇俗的绘画才能。艺术大师德拉克罗瓦曾在给雨果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您决心当画家而非作家,成就会高过这个世纪全部艺术家。”雨果的绘画生涯,始于1834年夏季的旅途中,用画笔记录下沿途风景,并在之后逐渐融入想象的成分,进入精神世界的探讨。他这一生创作了3000多幅画作,即便曾一度不得已停止文学创作,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此次展览特设雨果绘画专区,首次集中呈现他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画作原作,从1834年开启的旅行画、带有签名的标志性风景画,到难得一见的为自己小说《海上劳工》所作插画等,让中国读者直面雨果在不同领域的多样才华与生动侧面。

    

    雨果的绘画往往尺幅不大,随心所欲,常常被他作为“名片”或“贺卡”赠给亲朋好友,或是加上自己精心修饰过的画框作为家中的装饰。这样的画,显然是超越功利的,用以平和心绪、安顿心灵,就像他所坦言的,“在写两节诗的中间,得以轻松一下”。这些“小画”中迸发的创造性张力,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雨果的画中有诗,其画作甚至比其诗作更富有无穷的诗意,抒发一切文字难以言尽的情感,并且越到后期,他绘画中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越成熟、越明烈,有的简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又如,雨果把画面当成多种技巧与媒介的实验场。他曾在给诗人波德莱尔的信中写道:“我只是在这些画里混合用上点铅笔、木炭、乌贼墨、煤粉、炭黑,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才能大体上表现出我眼中,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有艺术评论家认为,雨果这样的创作方式影响了法国现代艺术家让·杜布菲。

    雨果的随手画究其内容其实鲜少与其文学创作直接相连,却可被视为他艺术天才彼此相通的两个侧面,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

    

    对于中国心向往之,不禁亲自动手创作中国风装饰作品

    “雨果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他的人生之中实在太过重要。他和他一生的挚爱朱丽叶都深深沉醉于中国的文化艺术。在给朱丽叶装饰她的房子时,雨果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包括瓷器、大漆家具等等。他把中国装饰艺术献给了他最爱的人。”李丹丹告诉记者。

    

    展览特辟的“装饰家雨果与高城居”板块,揭秘的便是雨果这种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高城居是雨果1856年用《静思集》的稿费买下的一栋住宅,位于根西岛。1864年,雨果又为朱丽叶在高城居右边的20号买下一幢小楼,取名“高城仙境”。这两处居所均由雨果亲自装饰设计。由于中国文化艺术是雨果与朱丽叶共同的爱好,在装饰这两座爱巢的时候,雨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想象力,朱丽叶将其称为“一首真正的中国诗”。此次展览带来了雨果借鉴中国元素在装饰艺术领域探索的不少作品,也带来了“高城居”的360度全景影像以及修缮访谈视频,给予中国观众身临其境的立体感受。

    

    雨果曾在《根西岛记事本六册》一书记录,在被他称为“码头”的地方——孤岛根西,他先后48次购买中国艺术品,花费超过3000法郎。他不仅用这些中国艺术品装点居所,更忍不住自己动手,以自己的艺术天赋创作中国风装饰作品。从中式竹质屏风、瓷器和家具中汲取绘制人物、花卉的灵感,雨果曾专为“高城仙境”创作过整整一组总计57幅“中国题材画”,并以此为图案制作木刻彩绘漆板装饰室内,让居所洋溢着中国情调。事实上,这是掺杂着雨果个人理解的中国风,既有仕女、凤凰、仙鹤、麒麟、牡丹、兰草等东方图像语汇,亦加入了法兰西民族活泼风趣的一面,展现给人们一个变幻莫测、华洋混搭的“浪漫幻境”。

    

    18世纪欧洲曾刮起过一股轰轰烈烈的“中国风”,引得当地一批艺术家、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起在作品中表现东方的异国情调,当时洛可可风潮的形成与之不无关联。到了19世纪,雨果对于中国的心向往之,可以说正是延续了这样一种流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雨果对于中国的深爱,不仅仅体现在倾慕她辉煌璀璨的文明,同样体现在对于19世纪下半叶她所遭受苦难的万分同情。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雨果曾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将这次行为定义为“掠夺”,谴责这样的强盗行径,并公开呼吁:“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作者:范昕

    摄影:叶辰亮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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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8/13 10:58:3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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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路遥一本书的距离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13日         版次: 14     作者: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航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11月4日,航宇与路遥在西京医院病房。

    张梦瑶

    对于“80后”“90后”甚至“00后”来说,路遥是一个有些遥远的名字,除了无数次翻阅《平凡的世界》《人生》《早晨从中午开始》这几部写进文学史的著作,我们似乎很难接近这位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他留给当代文学太多遗憾,却成就了诸多文坛故事和奇迹。

    缘起

    我第一次阅读路遥是在大学本科时,那时教授当代文学的老师极力推荐《平凡的世界》,作为课业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没有太多苦难经历的读者,孙少平在极度饥饿、贫寒中仍然奋力求学的形象使我深受触动,而路遥呕尽心血的写作方式也让我不解,一个作家为何如此折磨自己。

    这些细碎的记忆持续了很多年,再次被拎出来时,是读了厚夫的《路遥传》。作为长期浸在现代文学里的学生,重归当代文学时不免有些距离感,但《路遥传》却拉近了我与路遥的距离。厚夫老师的文字厚重扎实,评述公正全面,文中不仅展示了丰富的一手资料,而且还原了路遥的写作时代,揭示了路遥的写作精神,是一部难得的有分量的传记。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觉得格外亲近,这本书的其中一位编辑是我的师兄梁康伟。但我那时何曾想到几年后自己也进入出版行业,师从名编脚印老师,继师兄之后编辑了一本有关路遥的著作。

    这是缘起。

    《路遥的时间》的原稿《路遥最后的人生》是评论家李建军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的。脚印老师第一次审稿时便频频称赞作者航宇的记忆力和描写功力,在充分肯定了这部书的出版价值后,随即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交给我。很快,这本书进入了出版流程。

    书名

    《路遥最后的人生》是一部丰富而痛苦的书,航宇用疼痛的文字展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路遥。

    作为路遥的同乡、同事、朋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他如亲人般陪伴、照顾路遥,也见证了路遥最后的沉重、抗争和无奈——在《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这位风光无限、雄心万丈的著名作家,却突然患上严重疾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路遥不仅承受着十分难挨的病痛折磨,还接连经历了经济拮据、婚姻破裂、兄弟失和等人间痛苦。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路遥还在紧锣密鼓地计划着写作……

    这样一部展示路遥作品和生活裂隙的非虚构作品,如果用“路遥最后的人生”作为书名,不免有些局限。书名一定要提升书的内容,还要有冲击力,能够一下吸引读者。于是,航宇、李建军、脚印老师我们围在一起,反复讨论。大概两三周时间过去,在排除若干个选项后,脚印老师提出的“路遥的时间”被大家一致认可,确定为最终书名;李建军建议,用“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作为副书名,尤其“见证”二字可表达历史化的视野和作者的书写姿态。

    “路遥的时间”,讲述时间之外的路遥,是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命名。航宇讲述的虽然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间,但恰恰是这充满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的日子让我们更加理解路遥,理解路遥的伟大和生命本身的复杂。同时,路遥的作品和人生也是超越时间的。很难想象,在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小说的今天,《平凡的世界》依然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在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名列前五。时间会证明,经典是超越时空永恒的,这便是路遥的伟大。

    献给路遥诞辰70周年

    陕北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延绵不断的黄土之原,历经沧桑,浩茫厚重,经过千年万载的冲刷造就了它的苍莽雄浑,也成就了黄土汉子粗狂、旺盛的生命力。路遥是典型的陕北人。他喜欢洪荒亘古的高原、沟壑纵横的山体、深深扎根黄土的树木以及所有这一切铸就的陕北厚重历史,是黄土高原孕育了他宏大的人生理想和辽阔的人生视野,他也将这种难以割舍的黄土文明沁入了自己的创作中。

    路遥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是这类强大的主体和蓬勃欲出的生命力。路遥笔下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得艰辛,却并不为苦难和痛苦所击倒,他们有西西弗斯的执着,也有斯巴达克的勇气,他们的奋斗让平凡而普通的青年人看到前景和希望,这也许是路遥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厚重、真挚又充满理想主义,他作品所探讨的是人类永远需要思考的“我想飞得更高”的问题,这是贯穿人类始终的问题,所以每一代青年都能在里面找到共鸣。路遥和他的作品像一面镜子,照见现实,也照见我们自己,这也是三十年后我们依然离不开路遥的原因。

    《路遥的时间》是一部情义之作。在路遥从病倒到去世的这段日子里,是航宇一直极尽所能地照顾、陪伴孤独无依的路遥,不厌其烦地送汤送饭,端屎端尿,悉心看护,给了他最后的安慰。航宇的文字充满真情,事无巨细的讲述和大量真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见到了路遥不为人知的一面和复杂的一面。

    《路遥的时间》拉近了我们与路遥的距离,在书中我们见到了真实的路遥、丰满的路遥和最靠近我们的路遥。我有时想,文学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大概是真诚和真情。在这部厚重的情义之书中,我见到了路遥的精神与真性情,见到了航宇的同乡挚友情义,也见到了同门之情、师徒之情。

    时间内外,只有真挚的情感可以穿越,在路遥诞辰7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回到1991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刚刚获得茅奖,他的早晨仍然从中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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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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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古代名人的家底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13日         版次: 14     作者:

    

    《食在宋朝:舌尖上的大宋》

    《千年楼市:古人安心成家方案》

    《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经济生活》

    李开周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方木鱼

    在某一年的年终总结中,李开周曾说:“我是职业作家,靠写书和写专栏养家糊口。最近八年来,平均每年出三本书,写将近两百期专栏,换一些稿费。”这话说得很实诚。李开周说自己近几年“笔不停挥,手不释卷”,“如果把所有读过的书都拿来生炉子,恐怕够烧几个冬天的了。”可能正是因为他读书多的缘故,以至于写起书来,总能找到不同的角度。比如他的《武侠物理》和《武侠化学》就着实令人惊艳。

    以前看武侠小说,常常心存困惑。那些江湖上行侠仗义、气宇不凡的英雄大侠们,动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渴了饿了就找个客栈来10斤牛肉,一坛女儿红,然后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再豪爽地说一句:“不用找了。”这些出手阔绰的江湖人物,他们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

    孔子周游列国的经费从哪里来?唐伯虎和梵高谁更“受弃于时”,郁郁不得志?曹雪芹究竟有没有见证过大观园的繁华?在这本《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经济生活》中,你都能找到答案。本书是李开周以翔实的考据为历史名人算的一笔账,它与《食在宋朝:舌尖上的大宋》和《千年楼市:古人安心成家方案》共同构成了李开周揭秘古人衣食住行的“趣谈古代民生”系列。

    孔子办私学,一般人认为学费是“自行束脩以上”,即至少10条干肉,但李开周却认为孔子办学多年,不可能年年收那么多干肉;且他所处的春秋晚期商品经济相当发达,收干肉做报酬的,除孔子外没有外例。虽然孔子办私学的收入不可考,但孔子在卫国官学教书的年薪,足有两千石粟,即90吨小米,足够280个人吃一年。

    相比孔子,孟子在齐国做卿时年薪10万钟,折合小米15000吨,是孔子收入的100多倍。除了俸禄,孟子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那就是接受馈赠。比如孟子回老家,沿途宋国和薛国国君分别送给他黄金70镒和50镒,一镒黄金可供7500名士兵、100匹马行军一夜,按米价折合,这120镒黄金在如今则价值千万以上。

    相较之下,墨子是相对节俭的一位。作为墨家的始祖,他在生活上倡导“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实际上,墨子在当时很受某些国君的赏识,只不过他原则性强,把发财的机会都放弃了。这种风骨是后面那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小人之儒”永远也不能企及的。

    清官包公其实年薪过千万;岳飞生前既有惊人高薪,又有巨额赏赐,他家向外出租的不动产共有151间房、1400多亩地,以及两所水磨,而在南宋初年四大将中,他的不动产还是最少的;奸臣严嵩贪污之巨约合17.8亿元人民币;海瑞工资不够花,不得不依靠为人写墓志铭等卖文贴补家用;而曹雪芹的家族兴衰史让人唏嘘——落魄之后,曹雪芹“只要能挣钱,又不过于违背自己的性格和原则,什么工作他都干”。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曹雪芹从北京城里搬到山西后,一退伍军人找他帮忙,他当场教人家糊风筝,那军人学会后,开了一家小店,专做风筝,挣的钱居然能养活一家老小。曹雪芹也很惊奇:“风筝之为业,真足以养家乎?”

    孔子、孟子、墨子、曹操、陶渊明、李白、包公、李清照、岳飞、唐伯虎、海瑞、曹雪芹……李开周刻意挑选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偶像型历史人物,为了勾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他从考证古人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等名人的私生活开始,结合当时人物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等历史知识,从各种史料入手,相互印证对比,替古人仔细盘算工资收入、人情往来、日常花销等收支情况,钩沉出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这些论说,初看上去有如儿戏,但全书虽克制却详尽的注释证明作者并非一时兴起、信口雌黄,而是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能做到让普通读者感兴趣,而非如学术论文一样仅在有限的学术圈子里供人瞻仰不同,李开周很好地处理了学术与畅销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经济生活》既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又是轻松幽默的历史读物。而且作者采用客观量化的方式,以历代米价对比作为尺子来统一衡量不同时代的人物贫富,给人最直观的理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清末重臣曾国藩曾立誓“不靠做官发财”,在大厦将倾的晚清帝国,他以外圆内方的智慧把持住了一个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古代名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中有所启发,秉鉴自查,看见自己,烛照未来。


    旧京中元节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13日         版次: 15     作者:

    

    中元节北海公园放河灯。

    

    中元节,小孩将荷叶反扣在头上,“一柄荷叶绿盖头”,再插上半只小红蜡点着,恰似绿色莹莹一点红。《敬业堂诗集》中有一首京师中元诗:“万柄红灯裹绿纱,亭亭轻盖受风斜。满城荷叶高钱卖,不数中原洗手花。”儿童玩过之后,将荷叶灯放到水面,随波上下,如星光点点,十分好看。

    

    中元节放河灯,成了上元灯节之后的又一燃灯的节日,百盏千盏河灯拥入水面上,随风逐波,时聚时散,宛如银河繁星跃动于水面,又似荷花朵朵竞相开放。图为几名姑娘在北海公园放河灯。

    

    烧法船是中元节的保留项目,法船系大型冥器(纸活,亦称烧活),小者一米多,大者十几米。由冥衣铺匠人用秫秸扎架,以彩纸裱糊而成。船头为猛虎图案,船的桅杆上挂一面旗子,正面写:“盂兰圣会”,背面则写“慈航普度”,还要糊掌舵人和划船人。图为北海公园烧法船。

    

    中元节特有的灯笼

    

    中元节也是购物节,人们在东岳庙前的小摊儿买东西。

    

    中元节恰逢北京的初秋,天凉暑消,瓜果成熟,许多瓜果都被做成样式独特的灯,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述:“镂瓜皮,掏莲蓬,俱可为灯,各具一质。结伴呼群,遨游于天街经坛灯月之下,名斗灯会,更尽乃归。”瓜果绿植物灯以鱼、鳖、鹅、鸭、莲花、荷叶等水族、水禽、水中花为形。苤蓝灯、茄子灯、葫芦灯不悬不挂,以手持、手举及水浮为式。不过,无论何种形式,统称“荷花灯”。

    再过两天是农历七月十五,也就是传统中元节,俗称“鬼节”。中元节因为这个俗称背上了封建迷信的恶名,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旧时北京人过中元节并不阴森恐怖,而是欢乐、喜庆的。

    一般人都认为中元节是一个佛教节日,其实中元节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儒释道杂糅的节令。中元节源于佛教的盂兰盆会,所以佛教称中元节为“盂兰盆节”。盂兰盆会最早是在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由梁朝的开国皇帝、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创办。盂兰盆会因一部名为《盂兰盆经》的佛典而来。这部佛经讲述了“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他发现死去的母亲在饿鬼道,饿得皮包骨头,于是找来斋饭给母亲吃,但母亲拿着食物还未入口,便化成了火炭。目连非常难过,便向佛陀求助。佛陀说,你母亲罪孽深重,你一个人救不了她。七月十五是众僧节下安居、修行圆满的日子,你准备百味饮食,来供养十方众僧。于是目连按佛陀所说,终于把母亲解救了。这个日子便被固定下来,在写于梁代的中国第一部民俗专著《荆楚岁时记》中,便有七月十五“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仙”的记载。

    目连救母故事宣扬的是孝道,因此中元节所宣扬的其实是儒家思想,更奇特的是中元节之名又源于道教。道教经典《大献经》中讲一年有三节,上元节是正月十五,即元宵节;中元节是七月十五;下元节是十月十五。中元节是所谓的“地官校勾,搜选人间,分别善恶……人鬼传录,饿鬼囚徒,一时皆集”,所以要“采诸花果,珍奇异物,幢幡宝盖,清膳饮食,献诸圣众”。

    从有关中元节最早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见中元节应该是一个信仰性和娱乐性浓厚的喜庆之日。事实上,这此后一千余年中元节的风俗确也如此。唐宋以来,中元节便被定为正式假日,百官放假,皇帝亲自主持大型祭祀。宋代《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中元节)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缎带、五彩衣服”,说明那时购物也成了中元节的一项主要活动。

    中元节也是老北京的重要节令。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记述,北京中元节习俗,首先是祭祀、祭扫祖先,“中元祭扫优胜清明”;其次是盂兰盆会,“庵观寺院,设盂兰会”;再者是放河灯、烧法船的活动。据《帝京岁时纪胜》:“锦纸扎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寓意慈航普度、普度众生。据说,民国时中元节于今北海公园天王殿举办追悼阵亡将士的活动,请喇嘛念经,烧的不是法船而是新式的坦克车、轮船和汽车。实际上,这些寺庙的所谓法事活动,后来也演变成吸引游人的表演,从而也繁荣了商业活动。

    购物,也是中元节的一大特色。据记载,中元节期间,东岳庙“士女云集,杂货纷陈”“游人香客,摩肩击背”,所以有人戏言中元节是个购物节。

    对于儿童,中元节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灯了。清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载:“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万点流萤,谓之蒿子灯。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

    陈飞/文

    (作者为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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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谦益如何洗刷“贰臣”名声2019年08月13日   12: 思想周刊/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柳友娟 制图

    1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甲申国变后,钱谦益曾一度寄希望于弘光小朝廷,但腐朽的南明政权一年不到即宣告覆灭。清兵南下,他因迎降被授任礼部侍郎。后来,又因支持反清起义而入狱。出狱后返乡著述、潜心佛教,并继续暗中支持和联络反清复明活动。他曾声称甲申国变后不作诗文,但最终不废吟咏,只是多数诗歌作品情感沉痛、近于哀哭。

    ■常方舟

    宦海浮沉

    钱谦益早有才名,高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钱谦益自视甚高,也确有卓越才情,素以明末文坛宗主自居。他曾写下“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却又坦承“我本爱官人”。然而,由于明代中后期党争之风愈演愈烈,钱谦益饱受宦海浮沉之苦。

    天启元年,钱谦益典试浙江,却卷入“浙闱关节案”,成为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也是此后每次党争中屡屡为对方攻击的弱点。他在主持浙江乡试的过程中,取中一位叫钱千秋的士子,后者把“一朝平步上青天”这句诗分拆在每一篇的结尾,作为跟考官约定的暗号。

    事实上,钱千秋等人确实贿赂了考官,但钱谦益对此并不知情。同时,钱千秋也有一定的文才,同考官将其名次放在第二,钱谦益改到了第四。得知问题后,钱谦益曾主动辩白,却仍因失察得咎,削职返乡。

    天启四年,钱谦益官复原职。但次年,御史陈以瑞打算投靠阉党,为打击东林党而再度用“浙闱关节案”的理由劾罢钱谦益。

    崇祯元年,钱谦益再次得到任用。当时,正值崇祯朝改组内阁,群臣会推阁臣。作为东林党魁的钱谦益一度是众望所归,同时呼声很高的还有周延儒、温体仁两人。史料记载,素来不喜东林党人的温体仁抓住鹬蚌相争的机会,联合周延儒对抗钱谦益,重提“浙闱关节案”,攻讦钱谦益在朝中结党营私。

    性格多疑的崇祯帝素来不喜群臣结党,加之钱谦益难免失察之咎,因此钱谦益的入阁之事瞬间化为泡影,且遭到了削籍返乡的处分。这对原本打算大展身手、实现抱负的钱氏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崇祯十三年前后,赋闲在家的周延儒为争取东林党人的支持,前往常熟拜访钱谦益。因二人皆有志起复,故双方冰释前嫌。钱谦益向周延儒献诗四首,既云“衮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记录两人在山庄饮酒赏花、其乐融融的交游景象,又云“乐饮倾村酿,和羹折野梅”,以“和羹”为喻透露出对周延儒为相治国的殷切期待,展现了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面。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成功入阁,却没有提携钱谦益入朝,反而出语讥讽“虞山正堪领袖山林”。直至明亡,钱谦益再没有还朝,多日筹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周延儒则因谎报军情被赐死,身败名裂,入《佞臣传》。

    红豆之恋

    国变之际,文人士大夫往往热衷于颂扬烈女节妇,以形成男性对家国尽忠保节的某种置换。柳如是虽以名妓之身嫁给钱谦益,节烈豪侠之气却殊有过之,并成为钱谦益谋划反清复明活动的主要支持者和精神支柱。

    柳如是本名柳隐,曾嫁与“云间孝廉”。据陈寅恪的考证,这位“云间孝廉”就是复社名士陈子龙。柳如是诗书俱佳、行事磊落、格调高雅,具名士风流。钱谦益弟子顾苓所撰《河东君传》,形容她“轻财好侠,有烈丈夫风”。

    崇祯庚辰年冬天,柳如是坐船前来拜访钱谦益,两人相谈甚欢。次年,时年24岁的柳如是正式嫁给钱谦益,并在半野堂后面新建一楼,即为江南藏书第一的绛云楼,也作为柳氏日常居处之用。

    为了筹措这笔建造资金,钱谦益忍痛割爱珍藏多年的《汉书》宋刻本,将其以一千金的较低价格售出。但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后来得以幸免于绛云楼的火灾。

    野史记载,顺治二年五月,清兵抵达南京。柳如是劝说钱谦益一同投水赴死,以求全节殉国,但钱谦益并未听从。柳如是决然自投池水之中,所幸被周遭仆人拉住。钱谦益虽然未能死节,但仍有感怀之情,其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心态不时体现在诗句创作上。

    例如,《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中,“日月荒凉大地昏,山川悲啸百神奔”和“喜见陪京宫阙开,双悬日月照蓬莱”,皆以“日月”入诗,合成一个“明”字。这是寄希望于南明政权能够光复明朝,是明朝遗民诗学心照不宣的共同密令。

    顺治四年,钱谦益因资助黄毓琪反清,遭逮捕入狱。此次押解不仅突然,而且来势汹汹,钱谦益本人已做好无法生还的心理准备。当时,卧病的柳如是“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为钱谦益带去莫大的勇气。

    此案了结之后,钱谦益对清廷愈加心灰意冷,与明朝遗民社群之间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和诗之作亦随之增多。他还屡次痛悔自己的仕清之举:“故鬼视近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

    为了弥补背叛家国的举动、挽回个人声誉,晚年的钱谦益打着游历幌子,为了明朝的光复到处奔走。不过,这些政治活动没有什么起色,亦鲜少留下记录,仅在诗歌的只字片语中有所透露。

    对钱谦益来说,柳如是不仅是文学方面的知音,而且是侠侣一般的存在。钱谦益曾命人摘取红豆为柳如是祝寿,其缱绻深情可见一斑。陈寅恪在钱氏故园拾得红豆一粒,亦是促成其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机缘之一。

    但是,世间好物不坚牢。钱谦益过世后,柳如是却由于钱氏宗族发起的“家难”受迫而自缢身亡。正是可叹:“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敬畏史传

    钱谦益曾任翰林院编修,提出过编修明史的主张。他的丰富藏书之中,相当一部分典籍就是为了撰史而广泛搜集、添置的。

    入清后,钱谦益曾充任明史馆副总裁,协理修治明史。由于绛云楼发生火灾、藏书尽毁等原因,撰史一事亦复作罢,但他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份撰史的热望。

    在写给友人的诗中,他曾直言:“逐客已非周太史,故人犹是鲁朱家。”一方面,他出身翰林,居史官之位,对著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撰史的迫切心情与其政治生涯、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不仅重视史传文学,而且非常了解史传传统的撰述规律和社会影响,对自己在国变历史之中的负面形象有着无比清醒的认知。

    显然,未能在庚寅年死节,已是愧对故国故主;面对士论于他“贰臣”身份的指摘,更是抱有极其深切的道德焦虑。于是,他渴望亲自执笔书写历史,为自己剖白辨析,却又对历史的客观书写充满敬畏和恐惧。

    甲申国变之后,明代士大夫难免每对故人思故国。传统上,歌伎等人物往往是故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历史亲历者,因而频频成为诗文寄寓感伤情怀的对象。

    顺治三年,在清廷礼部侍郎任上刚待了半年的钱谦益饱尝被冷落的滋味,遂告假南归;途经淮安见到旧识歌伎,写下四首绝句诗,其中有云“临觞莫恨青娥老,两见仙人泣露盘”,意指共同经历了甲申国变和南明政权失败的两次亡国体验;经过金坛时,又赋诗“莫欺鸟爪麻故老,曾见沧桑前度来”,同样抒发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

    他还曾写诗告诫跟随他人北游入京的歌者王郎:“休将天宝凄凉曲,唱与长安筵上人。”这说的是,希望他不要将明朝过往的历史轻易卖作谋生的内容和手段。

    这些诗文和历史记载印证了晚明士大夫的游冶风气,以及与艺人之间的频繁唱酬。钱谦益之所以看重这些民间艺人,并慷慨地赋予他们以历史见证者的角色,正是出于对史传传统的敬畏和尊崇。

    同时,宋元之际的琴师、遗民汪元量曾创作百首实录性质的组诗,被誉为“水云诗史”。对此,钱谦益也心向往之。因此,无法堂堂正正用朝堂史官身份记载正史的钱谦益,转向了民间和江湖的野史。他渴望用诗歌在青史上留下与正史具有同等效力的文本,以洗刷自己降清的名声。

    总之,钱谦益虽才高八斗却在云谲波诡的党争风波中屡战屡败,在政治运作和察举识人方面又过于天真和稚嫩,导致仕途蹭蹬。一念之差做下的降清、仕清之举,更是成为终生悔之不及的道德症结。

    所幸有柳如是红粉做伴,聊堪慰藉。到了晚年,他又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筹划联络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在正史的记载中背负着“贰臣”的骂名,但他的诗史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流传下来,为他进行着辩白。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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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岭西村:陈年标语显风霜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3日        版次: 34     作者:

    

    抗战期间,只有百户人家的黄岭西村有36人参加八路军,组成著名的“黄岭西排”。

    

    老宅外墙上,和抗战有关的标语随处可见。

    ▌岳 强

    听说我对年代久远的标语感兴趣,一位研究京西民俗的朋友建议我去黄岭西村看看。他说,那个隶属于京西斋堂镇的小山村,街上到处是标语,每一条标语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且,在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黄岭西村榜上有名。那里不仅历史遗迹众多,风景也美,是影视拍摄基地和美院学生的写生画苑。

    我驱车西行80公里后,被一道大门拦住了。原来黄岭西村纳入了爨(cuàn)柏景区,进村须购景区门票。爨柏景区的门票上有一行小字:国际大都市文化休闲胜地,中国古村落首席度假体系。我的黄岭西村之行就这样进入了文化休闲范畴,并且被定格在首席度假体系。

    一位村民告诉我,爨柏景区包括爨底下、双石头、柏峪和黄岭西四个古村落。在这四个古村落中,西北方向的爨底下开发最早,名声最大。爨底下距景区门口大约五公里,去那里主要是看古建筑,村里的七十多套明清四合院保存完好。从爨底下穿过一公里外的一线天可到柏峪,柏峪村也在西北方向,是最远的一个景点,距离景区售票处大约10公里。那里是明朝屯兵的地方,是一座军事重镇,亦兵亦民的人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柏峪村家家户户都有照壁,照壁上的题字和水墨画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距离景区售票处最近的景点是双石头,大约一公里。双石头村的看点一是石上屋,二是关帝庙。石上屋最有意思,一块完整的石头上盖了三间房子。双石头、爨底下、柏峪都在西北方向的同一条线路上,只有黄岭西村在西边,距离景区售票处大约三公里。黄岭西是古驿道上的一个小山村,形成于明朝,幽静得就像世外桃源。

    我说,我想看看从前的标语。那位村民朝西一指,那就去黄岭西村吧。黄岭西村因山势而建的古民居高低错落,临街的木板大门、迎门而立的影壁、翘起的屋脊、联脊的砖雕、古老的宅院、山墙上的太极图,都很有看头。而且,街道两边的墙壁上几乎都有标语,有抗战时期的,也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年头儿都不短了。

    抗战元素随处可见

    通往黄岭西村的柏油路是新修的,整洁而寂静。村口的牌楼造型简单,却别致有趣,顶部的红漆木板上写着“黄岭西村”四个金字。我停车拍照时,才发现写字的一面刚好逆光。走到对面去拍,又没有字。也就是说,进村时可以看到牌楼上那四个娟秀的金字,出村时就看不到字了。出村时看到的牌匾是空的,那块涂了红漆的木板上没有写村名,也没有写“欢迎再来”之类的客气话。于是,我猜想牌楼设计者的心思:一是出村时已经知道了村名,不必再提示。二是愿意来的不说“欢迎”也来,比如我本人﹔不愿意来的说“欢迎”也未必来,比如那些对古村落,尤其是对古村落里的标语没有兴趣的人。

    村口的大型浮雕上是持枪冲锋的军队,活灵活现地再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

    对面的墙壁上画着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三个军人和一面军旗,军旗上有“二十九路军”字样,旁白是:拥护二十九路军抵抗日本强盗!几步开外还有一幅漫画,画面上那两个打着绑腿的军人像是在商量事情,旁白是:团结一致,抗战到底。

    如果说墙壁上的漫画略显直白的话,那么路边的一处雕塑则通过母子惜别的场景含蓄地表达了抗战主题。一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在家门口与年迈的母亲相拥话别,他的妻子站在门前百感交集地注视着他们。那情景,使我想起《在太行山上》里的一句歌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旁边墙壁上“军民合作,驱逐日寇”的大字标语与雕塑相呼应,抗日救亡的烽火迅即在我眼前燃起。

    我就在这样的抗战氛围中踩着脚下的坡路往上走,整条街上只有我一个游人。路边的几位老人坐成一排,默不作声地看着我。我想,以老人们的年纪,可能并未参加过抗日战争,但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们一定对村子里的抗战先烈们耳熟能详。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黄岭西村是京西抗战堡垒村和模范村,1938年就建立了党支部,领导村民抗击日寇。1940年,八路军在黄岭西村征兵时,这个只有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下子就有36名青年应征入伍,成立了著名的“黄岭西排”。他们当中有15人先后牺牲在抗日前线,另有3人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

    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立献出了年轻生命的英雄儿女们成为黄岭西村的骄傲,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歌唱英雄,纪念先烈,弘扬优良传统,并将其纳入红色旅游范畴。据说,黄岭西村还将修建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了解“黄岭西排”及黄岭西村的革命斗争历史。

    古槐旁边的水泥墙上,“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大字标语依然清晰可见。标语用繁体字书写,笔画刚劲有力。街边新修的英雄墙,在一片老宅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青砖墙面上巨大的红星,红星上方迎风招展的红旗,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令人对先烈们肃然起敬。

    上街东侧的一处标语已经残缺不全,但因为字写得大,仍可看出内容:民族生存,在此一战。显然,这是一条抗日标语。几株秫秸花在墙根下不屈不挠地生长,已经长到标语的高度。高高低低的花朵在陈旧标语的衬托下,愈发鲜艳夺目。这种学名叫做蜀葵的植物生命力极强,道路及院落的边边角角,随处可见其红艳艳的花朵。据说,蜀葵的花语是温和,引申一步,便是和平。炎黄子孙是爱好和平的,但又不畏惧邪恶与战争,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会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绽放一朵朵鲜红的英雄花。

    黄岭西村的标语历史跨度很大,除了抗战时期的,还有大跃进时期的,如:“人民公社就是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反修防修时期的,如:“备战备荒为人民”﹔改革开放初期的,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文化内容的,如:“忠厚传家”以及一座老屋山墙上的梅兰竹菊图。当游客游览结束,离开黄岭西村时,还会在村口的土墙上看到一条用红漆书写的标语:毋忘国耻,自强不息。

    标语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残留着那个时代的温度。黄岭西村保存的众多抗战时期的标语,瞬间将游人的思维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奋勇抗战的动荡年代。促使人们去回顾中华民族那段风雨飘摇的沧桑历史,去怀念那些于国家危难之中勇敢地站出来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英雄烈士们,继而更加明白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当我试图从黄岭西村的标语上寻找到某种表情时,一种沉甸甸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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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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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出于浙 翠染世界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14日         版次: 16     作者:

    

    青花轮花纹绶带耳葫芦扁瓶

    

    中东地区的仿龙泉青瓷鱼纹洗

    

    宋 龙泉窑青釉碗

    

    宋 龙泉窑青釉盘口瓶

    黄婵媛

    三伏之中,暑气弥生,恰适合品赏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其青翠釉色能给人送上阵阵清凉。

    龙泉窑是中国著名瓷窑口之一。此次展览不仅是历次龙泉青瓷展览中体量最大、涵盖面最广——将历代、各地的龙泉青瓷及仿龙泉青瓷产品汇聚一处,亦从龙泉地区的烧造历史、龙泉窑与宫廷用瓷的关系,至广销海内外的龙泉青瓷产品,以及各地对龙泉青瓷的追仿风尚这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龙泉青瓷的发生、发展,以及与海内外文化交融的历程。

    成就中国青瓷的巅峰

    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瓷器起源于中国浙江地区,且以青瓷为之发端。自夏商时期出现原始青瓷,汉代成熟青瓷烧造成功,唐五代时期有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以至宋元明时期名满天下的龙泉青瓷。在中国近三千年的青瓷史中,龙泉青瓷奏响了最后的乐章,成就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龙泉地区开窑烧瓷的历史可追溯至晚唐年间,距今已逾千年,仍窑火不绝。在龙泉地区制瓷初期,其产品的造型、装饰技法仍带有浓烈的越窑、瓯窑、婺州窑等周边青瓷窑场的风格。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随着政局变化,在北方制釉技术南下的影响下,龙泉厚釉青瓷脱胎而出,在江南青瓷窑口中独树一帜。此类产品质量最高者被喻为粉青、梅子青,装饰风格也一改此前盛行的刻画花风格,几乎纯素面(仅少数饰以弦纹等)而专以造型之规整及釉色之绝丽取胜,向为文人所称道,尽显宋儒风雅。这些宋代龙泉青瓷对后世影响深远,乃至在宝物无数的清宫藏品中亦被珍视,乾隆帝专绘名器图谱以彰之贵。

    元代龙泉青瓷则走向了更粗犷的风格,装饰也开始繁复起来,有贴塑、印花等;还有部分元代制品饰有褐斑(日本称之为“飞青”),为一大特色。器类多见储茶罐、品茶所用的成套托盘和盏,以及部分酒器用具等。这些实物恰可与元代墓葬壁画中侍酒奉茶情形相互比对,富有生活的细节。明代早中期部分龙泉青瓷延续元代之风,质量仍很高,多见刻画花及印模装饰,但釉色已不若宋时之清美,常见黄绿色。明代成化、弘治之后,龙泉青瓷质愈见粗糙,更趋于世俗化的发展。正如《龙泉县志》所载:“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矣。”

    伴随宫廷皇室绵延千年

    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也就是说,龙泉青瓷至晚自北宋宣和年间起,就已进入宫廷的视野之内。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相信了解美术史的人对宋徽宗都不会陌生,其在艺术上的造诣及极高的审美层次,促使龙泉青瓷走向了更素雅的方向。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与宫廷的关系更为紧密。南宋都城遗址以及南宋六陵的出土器都表明了南宋宫廷日常使用中就有大量龙泉青瓷,如龙泉青釉葵口碗、盘,有些内底还印有“河滨遗范”四字,应取自《史记》“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或即以瓷来表宋室所承之正统。

    元、明文献中均有记载处州(龙泉)奉命烧造青瓷的情形。《元史》有云:“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从实物来看,龙泉青瓷在元大都及四大汗国属地皆有出土。譬如,元察合台汗国都城新疆阿力麻里古城、窝阔台汗国都城蒙古哈喇和林城,均发现了龙泉青瓷碗、盘的踪影,而现伊朗和土耳其所藏的传世龙泉青瓷应来自伊尔汗国,东欧出土的龙泉青瓷碎片则应属金帐汗国。这些龙泉青瓷的种类大致相同,是以瓷器为媒介见证了元代中央政府与四大汗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至于明代官样龙泉青瓷,更是在中央管理体系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定式发展。《大明会典》有详实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此类器物,其中,直径达六十多厘米的大盘最为吸引人,推测应作为祭器使用;另有执壶、壮罐等,与景德镇所烧青花瓷进行对比会惊奇地发现二者在器形、纹样上有着一致性,这些都说明了龙泉青瓷是明初御用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龙泉青瓷作为郑和下西洋所携礼物之一,承担了国家层面的对外交流之任,今冲绳地区(注:明时属琉球国)出土的官式龙泉青瓷即是其中一例。

    至清代,龙泉地区烧造青瓷虽已不尽如人意,但是仍有诸多由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的仿龙泉青釉瓷器,说明宫廷未曾停止对此类青瓷风格的青睐,亦可视之为龙泉青瓷的影响在千年未间断。

    得享欧洲名剧主角光环

    龙泉窑位于浙江西南隅,瓯江贯穿其中,顺流而下,即抵温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港口。龙泉青瓷由此出海向东可至高丽、琉球与日本。

    新安沉船正是其中的经典例证——这是一艘从杭州出发驶向日本的元代船只,不幸沉没于朝鲜半岛新安海域。其上满载各类货物,而独以龙泉青瓷数量惊人,有各式碗盘、小罐、荷叶盖罐、三足炉、纸槌瓶、长颈瓶等,足见当时东亚地区人们对龙泉青瓷的喜爱。相比于此,那些幸运到达目的地的龙泉青瓷,更是拥有传奇的经历。例如赫赫有名的“马蝗绊”青瓷碗,起初它是日本将军平重盛由杭州带回的一件珍宝,在经两百余年的流转之后,碗底不慎出现了璺脉,但当时的持有者足利义正依然不惜重金要求锔补,最终因锔钉形制的特殊使之更显稀有,为世人所珍赏,今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龙泉青瓷向南运输则到达了东南亚各国。发现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的“龙泉”沉船中,龙泉青瓷在所有装载货物中占有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可见龙泉青瓷的影响力。而在菲律宾、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临近海域中发现的大大小小12-15世纪的沉船中,基本都可见龙泉青瓷的身影。

    龙泉青瓷继续向西则远达中亚、非洲,甚至霍尔木兹港(注:波斯湾入口处的重要港口)因出土的龙泉青瓷数量之多,而获得了“青瓷坟场”的名号,足可见当时运输至此的龙泉青瓷体量可见一斑。它甚至远赴欧洲。传说当龙泉青瓷初到欧洲时人们为其色泽所惊叹,却不知该如何称呼它,而因当时名剧《牧羊女亚司泰来》的主角衣服颜色近似龙泉青瓷的釉色,就以主角之名代称龙泉青瓷,这便是“雪拉同”(celadon)一词的由来。

    从融合南北技术形成自我风格,到走向天下,毫无疑问,龙泉青瓷影响了世界陶瓷史的走向,其跨越了地域局限,联结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为陶瓷制品染上了一抹独属的青翠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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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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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与国漫40年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4日        版次: 36     作者: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形象

    

    《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形象

    

    动画片《我为歌狂》

    ▌冬惊

    哪吒的形象变化与票房神话

    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于7月26日上映,三周以来票房已经突破35亿,排名中国影史票房前五,超过2015年上映的国产动画《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成为中国影史上的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一部动画电影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你去电影院看一场3D IMAX的《魔童降世》,八成会为国产动漫的新水准而震惊。 特效方面,《魔童降世》可谓不惜血本,一共用了20多家公司来制作,其中哪吒与太乙真人在《山河社稷图》中遨游的动态场景五光十色、玲珑剔透、变化无穷,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3D技术的支持下令人身临其境,足以让人对中国电影的特效制作水平刮目相看。

    哪吒的传说曾不止一次被搬上银幕,1979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早已成为中国观众心中的经典。《哪吒闹海》取材于《封神演义》,故事也较忠于原著:哪吒为灵珠转世,为救陈塘关的女童而大闹东海,打伤巡海夜叉,打死龙王之子敖丙并抽筋扒皮,因此遭到龙王的报复。影片画风深受中国传统美术手法的影响,李靖的人物形象类似《韩熙载夜宴图》中的达官贵人,而哪吒则像是年画上的童子,又多了几分中性的清秀。

    40年过去,《魔童降世》则对传统的哪吒形象进行了大胆的改动,除了哪吒还是陈塘关李靖的儿子,由李靖的夫人怀胎三年所生并拜太乙真人为师以外,别的设定几乎都改了。龙族变成了不得不被囚禁于海底的妖族,而敖丙成了灵珠转世,由《哪吒闹海》中没出场多久就被扒皮抽筋的反面角色变成了一个独孤而善良的美少年,颇像日本动漫中的悲情美形男二号;倒是哪吒由《封神演义》中的帅小伙儿变成了一个魔丸转世的黑眼圈“熊孩子”。除此之外,《哪吒闹海》中仙风道骨的太乙真人变成了《魔童降世》中肥胖、嗜酒的搞笑角色,懦弱的李靖则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伟大父亲。

    相比《哪吒闹海》,《魔童降世》确实在画风和叙事上深受流行文化的影响。《魔童降世》的主题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侧重表现亲情和友情,多了几分幽默搞笑和少年热血。太乙真人的设定让人想起诸多迪士尼动画中的搞笑担当,比如《花木兰》中的木须龙,《狮子王》中的彭彭和丁满。搞笑角色似乎是迪士尼动画的标配,现在也逐渐成为国产动漫中的标配。哪吒母亲殷夫人那纽扣一般的大眼睛亦像极了美国动画片中的女性角色。

    人物形象的改变为《魔童降世》引来了不少争议。有观众评论说“剔骨还肉”是哪吒的最感人之处,闹海又体现了他反权威的精神核心,而“逆天改命”则落了俗套。其实,“逆天改命”是这几年来玄幻文学和国产动漫的一大主题,《魔童降世》将哪吒大闹东海、上天入地的反叛改为一个“恶童”在众人的误解中寻找自我、改变个体命运,最终与父母和解的故事,使其变成了一部适合全家人一起观看的温馨戏码。因此有人说这是一部反映了普世价值的“现代化电影”。

    在笔者看来,以《哪吒闹海》的精神内核为标准来要求《魔童降世》似乎有失公允。因为40年来,中国动漫发展的客观情况已经使“改编是否应该完全忠于原著”这一标准日益弱化。

    从儿童节目到全年龄IP

    在不少老一辈心目中,动漫始终是小孩看的东西。2000年以前的国产动画受众确实以儿童为主,八九十年代的《黑猫警长》《海尔兄弟》《蓝皮鼠和大脸猫》《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经典作品也是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随着日本动漫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国产动画的思路也随之打开,第一次有了“动漫”这个概念。除了《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这类以儿童为主角的日本动漫,《灌篮高手》《美少女战士》《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忍者小英雄》《中华小当家》等日本动漫的引进让动画的主要观众从儿童拓展到青少年,甚至一部分青少年儿童的家长也会被这些精彩的故事吸引。

    在题材的广度上,国产漫画首先受到启发,《卡通王》《少年漫画》《北京卡通》等杂志挖掘和扶持了大批优秀的漫画作者,推出了大量青春、校园、古装、玄幻、科幻题材的作品,其中还有些(如《我为歌狂》)改编成了动画。长大了的动漫迷也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使动漫从一种亚文化拓展到了一个全方位的、有众多铁杆粉丝的“二次元世界”。

    随着网络的普及,国产动漫的发行渠道愈发广泛。从传统的院线、电视、杂志到网络平台(如AcFun、哔哩哔哩)和动漫APP(如腾讯动漫、微博动漫、快看漫画、漫漫漫画等),国产动漫不断脱胎换骨,内容的深度、广度以及制作水平都有了大幅提高,出现了一批达到国际水准的动漫作品。

    有不少动漫是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例如《全职高手》《斗破苍穹》和《魔道祖师》。玄幻题材动画《魔道祖师》从2018年夏天开始在腾讯视频热播,这部作品先在晋江文学城进行了小说连载,随后被改编为动画、漫画、广播剧,还推出了动漫人物系列的冰激凌,2019年又被改编成电视剧《陈情令》,逐渐被打造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大IP。

    在笔者的中小学时代,日本动漫经常被人们视为“教坏小孩”,那时国产动漫还处于起步阶段,电视上播放的国产动画一度以寓教于乐的儿童节目为主,动漫展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参展作品、售卖商品和cosplay(角色扮演)也是以日本动漫为主。而今全国各地的漫展越来越多,国产动漫和衍生品愈发丰富,许多coser(cosplay演员)和动画、广播剧的配音演员都颇受追捧。

    中国动漫正随着网文一起出海,打入欧美、日韩和东南亚市场。继连载英文版网文的起点国际(Webnovel)之后,阅文集团又推出了腾讯动漫APP的海外版Webcomic,把中文版上连载的漫画翻译成英文、韩文等推广到海外。

    笔者近年来去过两次泰国,在曼谷商业区的书店经常看到引进版的中国言情小说和《全职高手》等漫画作品。而在曼谷市中心的大型连锁书店Kinokuniya中,引进自中国的动漫和轻小说几乎与日本漫画和欧美漫画三分天下。二次元的世界正在像当年的金庸、琼瑶一样影响着更多的当代年轻人。

    国产动漫题材有待拓宽

    院线电影方面,近年来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白蛇:缘起》等动画作品在不断冲击着观众对于国产动画的认知。

    随着技术的进步,国产动画在形式上不断创新,中外合作也在不断加深。十多年前中国团队参与了《功夫熊猫》的制作,在给美国动画融入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学习好莱坞的模式。《大圣归来》可以说是近来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动画电影,《人民日报》认为该片是中国动画电影10年来少有的现象级作品。该片的制作耗时8年,将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融入在中国传统神话之中,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的一个标杆。其中开阔的动画场景、诗意的山水田园和江湖意象都颇具中国元素。可以说,神话传说、玄幻魔法、山水风景这些元素一直是中国动漫的特色。

    在《哪吒闹海》的年代,中国动画电影长片并不多,大部分以短篇小故事为主,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都是脱胎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故事。从1999年的《宝莲灯》开始,中国才有了好莱坞式的动画大片。《哪吒闹海》《九色鹿》《宝莲灯》《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在豆瓣的评分分别为9.0分、8.8分、8.0分、8.3分和7.9分。原创题材的《大鱼海棠》和《大护法》评分分别为6.8分和7.9分。《大鱼海棠》被诟病的一大原因是缺乏逻辑的剧情,而《大护法》因为较为深刻的思想性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虽然完成度不如《大圣归来》,亦是国产动画的一大突破。

    尽管中国动漫、动画电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内容与技术层面,现今的国产动漫还是有着明显的不足。首先是缺少优秀的原创剧本,题材较为局限,近年来票房最高、影响最大、好评最多的动画电影都是由神话传说改编,而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如2018年的青春题材动画《昨日青空》《肆式青春》)则反响平平。反观日本动漫,其题材非常丰富,单单是体育、竞技题材就有无数作品,从十多年前的《棋魂》《网球王子》到近年来的《舞动青春》《强风吹拂》,作者对他们描绘的领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当下相当一部分国产动漫是由网络小说改编,导致题材上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和套路化,不少穿越、重生、打怪练级、霸道总裁、痴情王爷、特工王妃和宫斗题材看起来都似曾相识,铁杆观众读者之间也经常因为谁抄谁而争论不休。另外,越来越多的TV版动画采用了3D技术,虽然制作愈发成熟,场面愈发华丽,但还是存在着人物肢体动作僵硬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中国动漫在这4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画风和制作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始终需要更多足以和日漫、美漫比肩的经典作品和原创题材,需要在思想性上进一步深挖。

    小说《封神演义》原著叙事宏大,故事精彩,亦有许多深入人心的神话形象,如何改编得好是一门学问。2019年的电视剧版《封神演义》因为剧情和人设过于离谱而恶评如潮。《魔童降世》也对原著做了不小的改动,但改编后的故事依然有完整的主线和灵魂,因此不会给观众以“雷人”之感。看完片尾彩蛋,笔者已经在期待着下一部《姜子牙》了。同样,中国的“封神宇宙”也让人期待。

    可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制作技术的进步都为中国动漫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兼具思想性、逻辑性的好故事似乎才是赢得观众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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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3
   不再深耕革命谍战题材《潜伏》原作者龙一
现在迷上科幻小说

    武汉晚报讯(记者周满珍)很多人知道天津作家龙一,是因为电视剧《潜伏》。但对龙一来说,短篇小说《潜伏》,只是他2006年写的第一部革命史题材习作,“我是沾了电视剧的光。”
    龙一告诉记者,最开始学习写小说时,他选择的是唐代历史小说。因为喜欢研究古代生活史,研究古代人的衣食住行,使他的历史小说非常生活化。没想到这些生活化的努力,却意外地成全了《潜伏》和《借枪》。
    龙一认为,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影响力这么大,除了服装、化妆、道具讲究,“还因为在剧中引入了生活细节,如唐代的食物、服饰。这说明我们的历史剧,已经从对历史故事的陈述,从概念化、戏说,转向真正的生活化。”
    《潜伏》因同名电视剧大热,《借枪》也口碑不俗,但龙一却拒绝在革命谍战题材上深耕。“我只写了一个短篇,坦白讲《潜伏》还是我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学习作品。没想过会被拍成电视剧,也没想到拍成后会这么火。我的名声是《潜伏》的导演姜伟带给我的,沾电视剧的光,才能被大众熟知。”
    一直追求写作新鲜感的龙一,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积累,五年换一次题材,“我害怕枯燥,想写得高兴。”2013年,他开始转向科幻小说,学习了四年多后写出了小说《地球省》,2018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非常欣赏刘慈欣,多次在微博上表达对刘慈欣的欣赏,“他的短篇在科幻小说中,文学性最强,富有哲学思辨性。见贤思齐,佩服一个人是要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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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上午揭晓《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兄》五部作品获殊荣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6日        版次: 23     作者:

    本报讯(记者成长) 今天上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今日进行第六轮投票,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作品正式产生,它们是:《人世间》(作者梁晓声,中国青年出版社)、《牵风记》(作者徐怀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上》(作者徐则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角》(作者陈彦,作家出版社)、《应物兄》(作者李洱,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国内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最高荣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于2019年3月15日启动,2019年4月30日结束。经审核,初步认定共有234部作品符合参评条件,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五轮投票,选出10部提名作品。
    今天摘得茅盾文学奖的《北上》由北京出版集团下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故事,既是关于“一条河”的大书,更是关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书中包含作家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是一部极具温度与力度的作品。
    作者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他是当下文坛“7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是此次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北上》日前刚刚获得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





    名画里的

    风雅世界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6日        版次: 33     作者:

    

    李白的名篇《关山月》与华岩的《天山积雪图》是完美的互证。

    ▌薛晓源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画报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我主编的《藏在名画里的唐诗》、《藏在名画里的古文》。拿到样书,我很兴奋,发现丛书的封面用精美的彩色宣纸印制折叠而成,突显中国绘画的质料底蕴,封面开启的几个彩色天窗,蕴含着中国名画的信息与踪迹,体现着珍藏的处境与意味。封面的质料与设计,体现了“名画与珍藏”的无限意蕴。摩挲良久,让人玩味不已。拿到样书欣喜之余,送给挚爱亲朋,得到满满的赞誉。称赞有余,人们总是不解,问我为什么要花巨大的心力和时间去主编这套丛书?

    一是为中国观众和读者不能零距离观赏名画抱憾。二是为图书不能图文并茂抱憾。

    司马迁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千古诗文,万般情致,千古风流,万种风雅,谁来吟咏,谁来传递?我想我们要在出版界找到一条通往真正实现文学与艺术互动、图文并茂的展现形式之路,制作和发现最美的书,让人们在艺术鉴赏中去领略中华大地高山峻岭、大河大川、荒漠高原、秀美村落,从而去感受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人情美、人性美、诗性美。

    文学与绘画本来就是孪生姐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生发。面对中国的璀璨文学传统,后世的画家,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用五彩斑斓的画笔去展示文学瑰丽的梦境、诗意的境界,从顾恺之到仇英,时间跨越1000多年,几千位画家孜孜不倦,留下丰富的作品,建构了令人心驰神往的风雅世界:

    《诗经》三百篇,有南宋马和之妙笔全绘,到清代有部分遗失,目前存世有200余张,马和之学习北宋李公麟而有所变化,表现人物所用线条较为短促,多用“兰叶描”运笔迅疾,风格独特,笔法飘逸高古。《楚辞》中的《九歌》,有众多绘画大师用不同笔法描绘,唐代有吴道子,宋代有李公麟,元代有张渥、赵孟頫,明代有文徵明、清代有陈洪绶。《汉赋》有仇英精心描绘青绿山水卷《子虚赋》、《上林赋》,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有多人绘制,曹植的《洛神赋》,从顾恺之到丁观鹏,无不匠心独运,再现天人相遇之神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从李公麟到仇英,有上百张作品精心绘构,不乏佳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相关诗作也是画家集中绘制的中心。宋元以来,有多位画家精心创作100多幅画作,尤其是到明末的石涛还专门绘制册页,以表对陶渊明的敬仰之意。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燃起了从李昭道、李公麟、仇英无限创作激情,绝品竞现。《藏在名画里的唐诗》展现他们的杰作有九幅至多,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唐诗的语言和意境之美。唐诗、宋词、元曲,更是明清画家着意表现的主题。清代著名画家王时敏还专门创作了《杜甫诗意图》12张。中国古代绘画虽然山水画界画(神仙画)占70%篇幅,但是还是有很多名篇巨作描绘《诗经》之风情,流连《楚辞》之风韵,展现老子、孔子等圣贤之风骨,呈现历代美文之风采、勾画唐诗宋词之风神,风流倜傥,高山仰止,所以更为后人珍惜留恋。这些文化典籍所绽露和呈现出来的风情、风韵、风骨、风采、风神、风流,构成了中国绘画的风雅世界,让人仰慕、让人流连。这是我们汉民族的审美基因,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国人自信的文化根基。

    欣赏名画里的风雅世界也有三种境界,对配图编辑和主编提出很高的要求,而欣赏者也要提高修养,要具备丰富的想象力。第一境界是图文互证,力求图文对应,真实无欺。姜夔的名词《扬州慢·淮左名都》所配的绘画展示的只能是扬州场景,而不是有些图书随意配插的江南小景。第二境界是图文互动,力求图文境界拓展,绘画语言与诗文语言相互激发。诗文媒介是语言,汉语寥寥几个字就可以叠加无限的意味,绘画的媒介是线条和色彩,通过有意味的线条和适宜的颜色,可以建构一个意味深长的无限空间。元代盛懋绘制的《三峡瞿塘图》完美地展现郦道元先生的千古名文《三峡》“高猿长啸,空谷传响”的意境。第三境界是图文并茂,力求情采并应,色彩与文采并茂。李白的名篇《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它与华岩的《天山积雪图》成为相互完美的互证。高如天际的白雪,忧愁的戍客,瘠瘦的骆驼,暮色中的大雁,白雪与红袍、白雪与乌云形成了完美的色彩反差和对比,孤独的大雁与长叹的戍边人完美演绎了“思归多苦颜”的意境,该画作可以说完美地呈现了李白的千古忧愁。

    百闻不如一见,还希望读者诸君亲自翻阅浏览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藏在名画里的唐诗》、《藏在名画里的古文》,在诗文书画里感受和体验中国文化的风雅之美。




    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人生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6日        版次: 36     作者:

    

    杨朔

    

    刘白羽

    

    秦牧

    ▌白杏珏

    “散文”是什么?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文学界始终有着不同的声音。郁达夫曾言,中国古代并没有“散文”,这一概念是从翻译中产生的。实际上,“散文”一词在南宋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中便有记载,恰与“诗骚”相对,指的是没有押韵的文字,即为魏晋六朝时所提出的“无韵之笔”。

    不过,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确是进入现代后的新生产物,尤以“五四”文学革命时提倡“美文”为标志。郁达夫便提出,现代散文与古代文章不同,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这一时期,散文注重个性,其性质多为“抒情性散文”。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散文的观念有了极大拓展,在抒情性散文之外,更囊括了“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报告文学、特写),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杂文、杂感)。有时,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写实性的史传文学,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散文出现了最初的“复兴”现象,老舍、丰子恺、叶圣陶、沈从文等名家均有佳作问世,而杨朔、秦牧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香山红叶》《社稷坛抒情》等代表作品。

    1961年1月起,《人民日报》在第8版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发表了老舍、李健吾等人关于散文重要性的文章,提出“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老舍《散文重要》)随后,《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多种报刊均加入到这次“散文大讨论”中,掀起了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因此,很多人将1961年称为“散文年”。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的一段话,足可概括60年代散文复兴的追求:“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微、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朝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

    在“散文复兴”的浪潮中,杨朔、刘白羽、秦牧是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三位作家。作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他们有着相似的创作主题;作为探索散文技艺的先驱,他们各有独特的创作风格。可以说,他们以散文写就了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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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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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将现实酿成诗意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6日        版次: 36     作者:


    杨朔散文集《荔枝蜜》






    杨朔散文集《亚洲日出》





    作为“散文三大家”中成名最早的一位,杨朔引起瞩目的文章当属1956 年发表的《香山红叶》,这篇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的《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名篇,都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形成了当代散文创作的“杨朔模式”。在杨朔的代表性文章中,读者能直接感受到“诗意散文”的韵味,可他的立意不止于写景,而是关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具备鲜活的“生命感”。
    1961年,被学界称为“散文年”,其实亦可以说是“杨朔年”。这一年,杨朔的《雪浪花》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也正式提出了“诗化”散文理论(《东风第一枝·小跋》),激发文学界内外对于散文新样式的讨论与思考,更带动了刘白羽、秦牧在内的一大批作家进行散文创作。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杨朔正处于散文创作的高峰期,而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或许与他所负责的亚非地区外事工作有关。这一时期的杨朔担负着“文化外交”的职责,一边亲历着祖国发展,一边探索着异域风光,这种文化的碰撞或许给他带来了别样的体会。这一时期的散文集《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既有丰富的见识,亦有蕴藉的诗意,可谓是杨朔散文的典范。
    冰心曾如此评价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杨朔的文字内蕴而富有雅趣,体现出古典文学与现代“美文”的气质,这是“杨朔模式”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因。正所谓“文如其人”,据曾与杨朔共事的资中筠回忆,杨朔“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也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英文也很流利。”杨朔为人之谦和、为文之细腻,几乎让人忽视了他也曾是一位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就辞去了平稳的洋行工作,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并与1942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担任要职,还曾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亲赴抗美援朝战场,写下许多反映战争现实的战地报道,并以此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资中筠曾回忆,“我开始知道(杨朔)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因此,杨朔最初是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人们所熟知的。
    如今我们熟悉的杨朔散文,是一种兼具细腻与平实的“诗化散文”。所谓细腻,是着眼点小,往往从细微处荡开,用“不蔓不枝”的笔触描写事物。比如在《茶花赋》中说:“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对比之下带人进入“花的世界”。《雪浪花》中,借姑娘的疑问,引出老汉“礁石被浪花咬”的趣论,又进一步对世事沧桑的感想和慨叹。所谓平实,是写人物生动可感,如在目前。比如《香山红叶》写“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荔枝蜜》中作者和老梁的一番对话,寥寥数语,蜜蜂的生存状况,便由养蜂员和盘托出,从而引发作者思考。
    杨朔散文不仅关注生命,更关注人和万物。他时时刻刻注视着人群,关怀普通人的命运。这一特点在杨朔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便可窥见端倪。像《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等文章,都从百姓真实生活入手,表现对美军的同仇敌忾,及其他们饱受战乱之苦的生活。这种真实而细腻的描绘,建立在杨朔多年的记者经历上。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杨朔是一位“在现场”的创作者,正是有了记者的阅历、目光与胸怀,他才能在散文作品中体现出独到的洞察力。《雪浪花》的老渔民,《蓬莱仙境》的婀娜姐姐,《香山红叶》的老向导,《樱花雨》的君子……所有这些鲜活的人物,是一个人,更是一群人。
    写个人,是为了书写一个时代。杨朔散文虽然以诗意著称,却从来不会遗漏时代的宏大命题。他往往通过带有“个体性”的小切口,建立个人与大时代的关联,力求“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从美丽的茶花想到祖国的欣欣向荣,从辛勤的蜜蜂联想到劳动者的伟大,从红叶显示出老者的饱经风霜、历久弥坚的风貌……凡此种种,已经将文章的主旨,引向更宏大的方向。如果说优美的语言是杨氏散文的外在特征,那么,始终注视吾土吾民,正是其创作的内核。
    “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杨朔正是将那饱含着血与汗、泪与笑的生活,酿成了回味悠长的清甜。



    刘白羽:以笔冲锋 战地高歌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6日        版次: 37     作者:

    

    刘白羽《红玛瑙集》

    

    刘白羽《红玛瑙集》手稿

    ▌白杏珏

    “散文三大家”中的刘白羽是北京通州人,大运河赋予了他奔涌的激情与一往无前的气魄,也赋予了他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年仅15岁的他就在爱国情怀的促使下,毅然投笔从戎。可惜的是,部队驻扎绥远时,他却因染上伤寒被送回家中休养。尽管暂别军旅生涯,刘白羽心中仍有着革命的火种。笔,也是一种武器,他不甘于休憩,而是全心投入到学习中,考入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用文学和思想“武装”自己。

    “十九岁那一年,我在北平文津街图书馆系统地研究宋词。由于我有一段旧军队当兵的生活,有一天望着北海碧绿的涟漪,灵感突然而发写了一篇小说,我贴了半分邮票,寄给上海的《文学》。我并没想真正会发表,寄出去便也忘了。谁知有一天在图书馆阅报室看报,从《申报》一则《文学》的广告上,竟发现了我的名字。”1936年,是刘白羽的文学启航之年,他凭借着旺盛的创作力,在《文学》《中流》《作家》《文季》还有《大公报》副刊上都发表了作品。次年,这位文坛新秀受靳以之邀前往上海,结识了巴金先生。据刘白羽回忆,“他们是大作家,但对我这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却视如兄弟。”畅谈之时,巴金提及要将刘白羽的作品编入“文化生活丛刊”,刘白羽喜出望外之余,却意识到自己没有带来作品。巴金听闻此言,只是微微一笑,竟拿出了一个纸包,说书稿已经编好,只消刘白羽过目审定了。这个“意外惊喜”,就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老作家对于新作家的关怀与提携,让刘白羽更有信心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冲锋”。

    1938年春,已修得“一身武艺”的刘白羽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到达延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曾向刘白羽提出去教书的建议,但是一心从戎的刘白羽却回答道:“我要去敌后打游击!”几天后,毛主席亲自给他下达了去华北敌后的任务。刘白羽开启了战地记者的生涯,冲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线战场——战火纷飞中,他用双眼观察、用双脚探索、用双手记录,见证了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此后,他又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身份来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一线,亲身经历了解放东北、华北等多次战役,后又随军南下,直到解放战争全面胜利。抗美援朝时期,他依旧是那一位拿着笔冲锋的战士,两度奔赴朝鲜前线,以第一手资料写就了战地通讯和小说作品。

    多年的战斗生活,不仅磨练了刘白羽的意志,更使他的文字具有金戈铁马、气吞山河之魄力。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刘白羽主要写作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中散文尤以激越的情感、壮阔的气势树立了个人风格,以《红玛瑙集》《平明小札》两部散文集为代表的作品,是他“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

    什么是“新的美”?是一种带有战斗气息的壮美,是一种见证新中国诞生的激情,是独特的散文之美。在《长江三日》中,刘白羽写道:“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猎猎,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雾,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长江,在他笔下是如此激昂,而这大自然的气魄更让他感受到“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 这一次从开阔到狭窄,又复归开阔的旅程,使刘白羽产生“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长江,是大时代的化身,是新中国奔涌向前的象征。

    战地经历是刘白羽一生的创作源泉,也让他开辟了与杨朔不一样的散文风格。杨朔的散文内蕴而优雅,刘白羽则外放而激情,经常采用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相交织的构思模式,借助战地意象来宣泄激越的感情。刘白羽曾在《〈早晨的太阳〉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志愿,只不过想给广大读者做个通讯员,从现实生活中,通过我的观察,写出一些通讯,传递一些为读者所关怀的信息而已……它是生活所诞生的,它是河流冲激出来的浪花,它是钢铁撞击出来的火花。”

    作为一名文学界的“战地通讯员”,刘白羽散文的内核是眼之所见、身之所历、心之所想,外部则是火一样燃烧的革命热情。终其一生,他都在以笔冲锋,为祖国、为人民而高歌。







    秦牧:包罗万象的“副刊式”散文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6日        版次: 37     作者:

    

    秦牧散文集《花城》

    

    秦牧散文《秋林红果》手稿

    秦牧是“散文三大家”中唯一的南方人,童年时期随家人侨居新加坡,而后短暂回到故乡广东澄海,辗转至香港就读高中。抗日战争时期,眼见祖国陷于危难,他毅然中断了学业,于1938年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秦牧移居重庆,负责《中国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不仅积极投身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也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杂文。这一时期的秦牧也常参加枣子岚垭的文协聚会,在那里经常见到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人,并在叶圣陶的帮助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文集。以文会友,不亦乐乎,这一段宝贵的经历,激励着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中依然坚持写作。

    相较于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融合。他擅长从日常的生活场景切入,向读者娓娓道来一处景观、一家物什背后的历史,脉络清晰而文笔优美,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中收获知识。

    “我以写作散文为主,和我的创作经历有密切关系。”秦牧散文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或许与他多年从事编辑工作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秦牧居住在广州,曾任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那时,他主要负责一套丛书“中华通俗文库”的编辑工作。这套书的内容涵盖童话、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诸多领域,“以趣味的笔调介绍了各种比较正确的知识”,可谓是包罗万象。(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编辑这么一套“趣味百科”,秦牧需要掌握不少知识,这也为他散文写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相较于图书编辑,秦牧更重要的身份是报刊编辑。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秦牧就长期在报刊工作,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羊城晚报》的工作经历,更是成就了他散文创作的高峰。秦牧在自述中说道:“报纸的工作,在我生平所干过的一切文化工作中,是最沉重的一种。但是报纸给人以严格的锻炼,我衷心感到获益不浅。”高强度的审稿工作,锻炼了他对文字的感知力,而晚报副刊的办报风格,更催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如此慨叹:“写文章,副刊更是包罗万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大千世界的诸般事物,都可以汇诸笔端。”(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在办报和写作中,秦牧都发扬了这种“切实可亲”的文章风格,形成了自己对散文的独特理解。

    “优秀的散文,应该言之有物,思想健康,文笔优美,富有个性,独具风格,饱含感情。我认为题材丰富和手法多样,文笔潇洒自如,才是较高的境界。” (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这段关于散文的观点,也是秦牧散文风格的写照。秦牧散文往往由眼前景、身边事出发,荡开思绪,一点点带出背后的知识与思考。这种“旁征博引”的写法颇得古代笔记之妙。以《花城》为例,秦牧在书写百花争艳之奇景时,顺带介绍了各类花卉的性格、产地及生活史,更将百花与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讲述了各地的插花习俗、特色花卉,语调亲切,文笔流畅,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地写就了一篇花卉民俗史。

    秦牧散文不仅注意知识性与趣味性,更强调“言之有物”,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激发读者的家国情怀。这一点,无疑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散文作家的共同特征。在《土地》中,秦牧从对于土地的感觉谈起,讲述了春秋时期重耳逃亡的故事,由此追溯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的风俗习惯。在《社稷坛抒情》中,秦牧更是借助社稷坛五色土的深远寓意,再次抒发了自己对“泥土”的深情:“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口;有人远从异国归来,俯身亲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

    在秦牧的创作生涯里,他总是一边忙碌地工作,一边“偷闲”地写作。散文是他钟情且擅长的体裁,也是他播撒知识的种子、分享思想之光芒的媒介。自然万物,人文历史,民俗生活……秦牧散文恰似一扇又一扇小窗户,不断为读者带来新鲜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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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人的财富与正义及智慧——梭伦诉歌 | 肖有志

    日期:2019年08月15日 20:48:12 作者:肖有志

    

    雅典学院(壁画)拉斐尔

    据普鲁塔克记述,梭伦早年作诗并无严肃目的,只为了消闲。可后来他曾试图撰写与雅典人有关的大西洋大故事,虽然最终因年老而放弃了这一雄心,仍可以看出其作诗绝非仅仅因为诗带给人愉悦。他甚且在诗中插入哲学格言与政治见解,以替自己辩护,并对雅典人劝善规过。而其诉歌的辩护与劝谕意图均与其立法作为相关(《雅典人梭伦诉歌辑语》)。如此,梭伦诉歌明显具有政治目的与政治品格,以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普鲁塔克(《梭伦传》)、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等大作家在讲述其生平与功业时无不处处援引其诉歌以说明其高尚心志。

    梭伦既是古希腊最著名的立法者,又是诉歌诗人,更被希罗多德、苏格拉底、普鲁塔克等视为智慧之人,在拉尔修的哲人列传中梭伦位列七贤之一,仅次于泰勒斯。梭伦的身分看似越来越复杂,实则他主要用心于政治伦理而非自然哲学。其诉歌中关于政治伦理的表达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财富或财产。

    

    梭伦(公元前638年——前559年)是政治家、立法者和诗人

    梭伦政治生涯的顶峰始于当时雅典贵族与平民长期敌对、冲突难以解决之时。他时年大概44岁左右,也就是他所说的第六个七年及以后。

    第六个七年里,男人的心智调度一切,

    不愿轻举妄动,也不肆意非为。

    而在七和八个七年里心智和口才最优,

    在这十四年间。

    梭伦以七年为一个个的人生阶段,其生命的鼎盛年却是雅典政治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刻,多数平民被少数贵族所奴役。许多穷人以人身作为担保借贷,往往因此从穷人变成奴隶。一些贵族暴敛财产,目无法纪:

    [你们]贪财无度且无比傲慢。

    针对贵族们的不义之举,梭伦的第一个举措是推行《摆脱债务法》,赎回许多人的人身和财产,使其重获自由。他又根据财产的多寡将雅典人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按可估价财产的价值担任相应的职务。由此可知,在梭伦看来,财产首先事关人身自由,更是设计统治秩序的锁钥。而梭伦制定这些法都是出于正义德性之渊薮。

    这些凭借力量

    结合强力与正义一道行事,

    且直抵终点正如我承诺。

    而我写下同时对付坏人和好人的法规,

    安排对于每个人公平的正义。

    梭伦的改革凭借其强力与正义,更依其成熟且非凡的心智制定适合于善善恶恶之人的正义。在此意义上,梭伦是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哲人。这类哲人关怀且热爱人世,并且孜孜不倦地探究人事中的善恶、美丑、正义与不义问题,不知老之将至。在给诗人米姆奈尔摩斯的信中,梭伦留下了千古诗行:

    吾老来为学日勤。

    从其遗存的诗行中,我们看到哲人梭伦主要关切雅典人的财富问题,进而,财富关联个人与城邦的正义。梭伦的改革与立法着力于劝诫贵族们节制对财富的贪欲之心。贵族是城邦的领导力量,其德性败坏必然导致城邦的政治与伦理秩序的崩塌。

    你们平息心胸里坚硬的心吧,

    你们这些家财万贯、丰衣足食之人,

    把你们的高大心智放置于中庸(或节制、公正)之度;

    因为我们将不会听从,这一切也将不会合你们意。

    梭伦的劝导包含着强力与抱负,其正义既由血气激发又凭理智指引。他也渴望财富,但不会欲求不义之财,倘若那样,有朝一日必遭惩罚。作为政治人的梭伦出身与威望都极高,但财产只居中等。他没有把自己心思用于获取多余的财富,但也没有过分地轻视那些必需的、使生活安逸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梭伦天生热爱比财富更为宝贵的美德:

    因为众多坏人变富了,而好人变穷了,而我们不交换这些

    以美德换财富,因为前者恒久稳固,而今儿这人明儿那人占据钱财。

    人群中天性各异,欲望更是奇奇怪怪,有人爱欲恒久不变的东西,有人把飘忽即逝的东西看成永远的。梭伦爱欲美德,源于传统的神义观念:

    而神们所赐予的财富,伴随男人们

    恒久稳固,从根底至顶部。

    承上所述,梭伦显然把美德视为恒久的财富。而此时,邦民与领袖不义的心智被金钱所迷惑,企图摧毁伟大的城邦,而他们将因其狂放的肆心遭受种种苦难。反之,正义与心智结合,进而与节制结合,可能就是梭伦所谓的古传美德。拉尔修听说梭伦是“勿过度”这一句著名箴言的作者。梭伦所立的良法(eunomia)清晰地依据苏格拉底所谓的灵魂学。

    良法让所有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而且,经常给不义者戴上脚镣。

    梭伦让雅典人习用其法律百年不变。他甚至祈祷宙斯把美好运气和荣誉赐给这些法律。但梭伦清楚地知道:

    推行伟大的事业,难以取悦所有人(或者让所有人饱足)。

    什么原因呢,一则因为

    最难的是认识看不见的认知的尺度,

    唯独它处于万物的终点。

    如此,梭伦把自己立法的问题与认知万事万物的本性联系起来。与此相关的是:

    不朽的心智对于所有人来说是看不见的。

    梭伦的法律一开始实行,每天都有人到他那里去,称赞或指责那些法律,或建议加上或删除某种条文。也有很多人询问、请教他说明各条的目的和意义。梭伦赶忙找借口乘船离去,离开雅典十年,各处漫游。这段时间可能在其第七个与第八个七年期间,这意味着为雅典立法之后,梭伦再度学习去了,游历塞浦路斯、埃及、萨提斯……与泰勒斯、比阿斯、厄庇美尼德斯交游……

    如今,我爱库普罗斯出生的女神、狄奥尼索斯

    以及缪斯们的事业,他们给人们带来欢乐。

    上了年纪的梭伦把自己的生活安置在婚姻和哲学的宁静之中。

    作者:肖有志

    编辑:谢 娟

    上海相信一种美,那是艺术与爱情

    日期:2019年08月17日 10:00:58 作者:何建华

    

    “我这一生中接受的唯一的一次热吻,也是我一生中接受的唯一的一个男人的吻,就是可铮的吻。”著名钢琴艺术家、年将九旬的王逑老师写下这句话,并将这句话庄重地印在新著《为艺术为爱情》的封底上方。

    王逑老师怀念“与温可铮在一起的日子”的这句话,刻心铭骨地表达了爱情的神圣纯美,同时记录印证了一对艺术家夫妇携手风雨人生的相懦以沫。这本新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为“克勒门文丛”付梓面世,上海书展将在今晚举行签售活动,届时由温可铮弟子演唱老师教过的名曲,同时推出著名作曲家陈钢的戏曲风三重奏《情殇》乐谱与唱片,并由昆曲艺术家沈昳丽当场表演《惊梦》,“克勒丽人”阎华担纲支持,为本届书展平添“克勒精神”文化魅力。

    

    在为这本新著撰写的序言中,陈钢老师点评,《为艺术为爱情》是普契尼歌剧、爱情传世名曲《托斯卡》中的咏叹调,王逑老师以此为书名再也恰当不过,因为艺术与爱情是温可铮也是王逑的生命支柱和终生追求。一眼看上去,这本新著装帧素朴甚至于谈不上考究,却给读者一种厚重感。一页页翻开细读,文字朴实无华,情感凝练厚重,细节真实感人,表述精准实在,不见夸张煽情的形容词,也不见偏执定性的情感宣泄,就像一位慈祥长者不紧不慢与你讲述着一个个故事,为你徐徐展开一幅历史与人生的画卷,是情感沉淀到深处的自然释放,是返璞归真达意境的内在力量,字里行间释放出的艺术与爱情的能量会直击你的心灵。

    

    被誉为低音歌王的温可铮,他的歌声给无数人传递过温润的艺术享受。在王逑老师看来,温可铮的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终生献身于他热爱的声乐艺术事业。他常说:“音乐是我生活的唯一意义。我所有的自尊、自信都来源于音乐,我活着就是为了歌唱。”事实上,温可铮不单取得音乐艺术的成就,同时也收获风雨同舟、忠贞不渝的爱情。从新著中可以读到,温可铮与王逑老师可以说是天造地设一对才子佳人:一台音乐会上初见时,他19,她17;在五光十色大上海有情人终成眷属时,他23,她21;其后一个唱、一个弹,携手艺术人生50多年,一切都如初见。借用阎华富有诗意的评论,这就是爱情最好看的样子。

    

    哲言说,没有经历磨难的人生不完美。对温可铮与王逑老师这代人来说,时代变迁、斗争风云、命运多厄成为人生的必修课。王逑老师在新著中以无数细节,记载了历经风雨磨难中艺术与爱情的点点滴滴,其中感人至深的是,当温可铮在不堪凌辱后作出生死抉择时,用爱与艺术对他的守护感化、挽留支撑——

    “你不想活了,我陪你一起死。但死之前,我们要把话说清楚。我记得你父亲说你一年级的时候就写作文,将来要成为一位伟大的歌唱家,是吗?”

    “是的。”

    “你是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誓言不当上歌唱家,不当上教授,不回家,这才得到你父亲勉强同意,你才考上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是吗?”

    “是的。”

    “这是你血的誓言,你的理想实现了吗?”

    “没有。”

    “你常跟我说世界上著名的、好听的歌太多了,那你现在觉得唱够了吗?”

    “没有!”

    “你很喜欢教声乐,也很喜欢你的学生,那你教够了吗?”

    “没有!”

    “那你能甘心死吗?!咬咬牙挺过去,我一直都陪着你,支持你。”

    

    多么震撼灵魂的对话!生与死抉择关头,是艺术与爱情让温可铮在抽泣声中向死而生,重新振作起来,度过磨难迎来声乐艺术的春天。他能流利地运用俄、意、德、英、法等多种外国语言演唱“歌剧咏叹调”“古典艺术歌曲”“俄罗斯浪漫曲”等,在国内外举办了将近2000场各类音乐演出活动,其中个人独唱会不下300场,堪称世界之最。他被公认为中国当代德高望重的声乐艺术大师,享有“当代的夏里亚宾”“乐坛里的一棵常青树”“中国人的骄傲”“亚洲之宝”“声乐艺术王国的得道者”等美誉。

    人生往往带有宿命色彩。正当温可铮与王逑老师收获艺术与爱情的丰硕果实时,温可铮偶染风寒感冒发烧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瞬间,每日曲不离口的可铮无声无息不见了踪影,令王逑老师深感天塌地陷、痛彻心肺,以泪洗面、忧虑担心,未来无助、人生无望。此时此刻,没有亲爱的人与王逑老师进行心灵对话,紧紧相拥搂抱到天亮。是众多好友的亲切关怀、学生的照料劝慰,使王逑老师从迷惘中警醒:可铮一定不愿意我在悲切中消沉。我是可铮的妻子,是他事业的传承者,有责任把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声乐成果整理出来,有义务把他演唱的声乐作品和声乐教育经验传播发扬。

    这是源自于艺术与爱情的本真,激发了王逑老师坚韧与激情的力量。整整一纪12个年头,王逑老师将自己无尽的思念与爱融入默默耕耘中,把温可铮演唱的外国歌剧、古典艺术歌曲以及中国歌曲的录音,从一切可以找寻的地方发掘出来,进行复制整理,梳理千丝万缕,回想点点滴滴,不停顿地找着,写着,奔走着,坚持着。在社会各方人士助力下,《生命的咏叹——低音歌王温可铮声乐艺术集成》于2015年春天顺利出版,如今《为艺术为爱情》得以面世。王逑老师慈祥温润的心田里感到欣慰自豪,因为她承受了生命中的艺术与爱情之重。

    

    事实上,对我们后辈来说,阅读王逑老师的回忆录《为艺术为爱情》,并不是简单地欣赏艺术、品味爱情,而是阅读上一代人的历史轨迹与人生哲思,难免会感觉到沉重,有时甚至于感到有些压抑,这种阅读体验正是这类作品的价值所在。历史是伟大人物与英雄谱写的,更是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人谱写的。人人记录下历史,就会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正是回忆录作品的魅力。有学者认为,在当下过于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一切典雅精致、纯粹清流的东西变得稀缺珍贵,比如艺术与爱情。王逑老师的《为艺术为爱情》却带给我另一个启示:作为工商业城市基因的上海,精神内核里相信一种美,那就是艺术与爱情。(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作者:何建华

    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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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奖众评委解读:为什么这五部小说今年获奖?

    日期:2019年08月17日 09:33:39 作者:许旸

    

    这一届茅盾文学奖为什么这五部长篇小说格外受青睐?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茅奖评委。在评委们看来,这些小说无不饱含着充沛丰盈的生命气象,升腾出精进力量与家国情怀。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此次评奖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更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昨天在北京揭晓,梁晓声的 《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五部作品获奖。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评选一直备受瞩目,这一届为什么这五部长篇小说格外受青睐?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茅奖评委。在他们看来,这些小说无不饱含着充沛丰盈的生命气象,升腾出精进力量与家国情怀。恰如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副主任李敬泽所说,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此次评奖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更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

    从“首位70后”到“史上最年长”:大跨度年龄格局折射不竭创作力量

    茅奖结果一出,评委邱华栋直言“很励志”——从41岁到90岁的得主都有,年龄跨度相当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学是继往开来的志业,也是永远不老和永远年轻的事业。”

    从历届获奖者年龄来看,上一届茅奖得主王蒙获奖时81岁,如今九旬徐怀中再次打破纪录,成为茅奖史上最年长的一位。他戎马半生,笔耕不辍,《牵风记》基于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19岁殒命的壮烈故事,血色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闪耀着人性芳华。宝刀不老的徐怀中很清醒:“对像我这样一辈的老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用减号。减什么?减去数十年来头脑中有形无形的概念化口号化观念,回归到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上来。”因此,他的写作意图并不是正面写战场,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凸显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而41岁徐则臣是迄今首位70后茅奖得主,昨天他在上海书展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多场活动,听到最多的话便是读者和出版人的频频道贺。“投身写作22年来,我一直感谢这条有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致敬的方式就是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小说。”《北上》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间的百年“秘史”,试图开掘这条运河对民族延续的重要意义,烛照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与中国沧桑巨变。徐则臣期待《北上》不仅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同样通过一个侧面折射时代变迁的,还有《主角》这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小说以扎实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一路拼至秦腔名伶的沉浮史,主人公近半个世纪的际遇也再现了秦腔剧种由兴盛到衰落再到转型兴起的全貌。全书近70万字篇幅,时间跨度40余年,偏爱为小人物立传的陈彦坦言:“我的写作,就是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煌煌三大卷《人世间》以周氏三兄妹经历为主线,书写东北人家近50年来生活经历,既是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小镇青年不懈奋斗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书写“好人文化”的向善史。全书长达120万字,梁晓声全靠手写,将近三千几百页大稿纸的工作量,让他颈椎病越来越重,眼睛花了,手也不听使唤,虽有难以承受之重,梁晓声铁心要完成这份沉甸甸的“致敬”。“120万字规模凸显了梁晓声超强的叙事能力和耐心,《人世间》不以人物情节大开大阖、跌宕起伏取胜,它更像一条小溪,缓慢地沁入我们心田。”评论家孟繁华说。

    李洱写《应物兄》,耗时13年,传承了《儒林外史》《围城》等小说的优长,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当代人的言谈举止,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许多灰尘、失败和希望,具有强烈的反讽色彩。漫长的创作中,李洱写坏了三台电脑,也经历了至亲离世的痛楚,但他也经常换个角度看待这部“难产”的作品——“至少说明我是比较认真的作家,愿意对文字负责任,愿意对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负责任,愿意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困难、他们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任。”

    从精准现实描摹到动人浪漫情怀:长篇小说为时代画像

    精准叙事、人文情怀,是不少评委提及获奖作品时的关键词。

    在评论家刘大先看来,《人世间》细节扎实,富于质感,结构谨严而壮阔,情感体恤而温柔,复杂的社会分析和细腻的人性剖析形成圆满的结合,气象正大而浸润深沉的道德,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传统就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蕴含着强大感染力。梁晓声站在苍茫的人间大地上,热眼注视着时代车轮改变世界样貌的同时也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由此,他所创造的这座北方城市打开了我们理解东北老工业区兴衰变迁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多重向度。”评论家岳雯认为,《人世间》继承了我们分外熟悉然而久违了的19世纪文学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以“善”为底色,无可辩驳地说服我们相信有更好世界的存在,而这个更好的世界,不在彼处,正在人世间。

    

    用作家之眼默默观照社会生活,为时代画像,也是《主角》的魅力所在。评论家季宇告诉记者, 《主角》把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有机结合,对世相描写到位鲜活,直指人心,表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和掌控复杂人物的叙事能力。

    长篇小说中凝聚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能量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也是文学一直在求索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这样评价《北上》:“真切再现百年来运河命运,引领读者重新打量那些生长在运河内部、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能量。运河显示了它隐含的巨大文化能量,这是源远流长的时间之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是抵御外族入侵,同时也是开放包容的文明之河。它是实在的,也是象征的,它实在地穿越我们的土地,滋养我们的成长,也象征了民族奔腾不止的生命能量。”在她看来,《北上》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认识运河以及运河文明,了解到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欣慰是什么?是给予养育他的土地与河流以回报,将之写在纸上,使无数人想念并成为更多人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徐则臣没有辜负养育他的那条运河,《北上》做到了。”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坚持着某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尺度,在上下求索中将个体命运缝合进家国历史,并在世界史的视野中重新勘探、厘定和塑造中国人的文化种姓和现代意识,将艺术性和思想性熔为一炉,充分展示了70后一代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把握和开拓。

    

    如果说现实主义书写在当下仍焕发强大生命力,颇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小说创作则显示出文学的更多可能性。徐怀中《牵风记》和李洱《应物兄》给评委杨扬留下深刻印象——前者从1962年开始动笔,经过时间的沉淀,再一次书写,其间的岁月蹉跎并没有减弱徐怀中式浪漫主义的战争书写;《应物兄》多方面多侧面展示了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和生存状况,融汇了多种小说元素,使这部小说不仅有镜子的作用,也具有文学上的前瞻性。

    在评论家何弘看来, 《应物兄》不以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来推动叙事,而是通过随手拈来的知识、对话、言说、调侃来展开作品,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文学创作的锐意探索,既为阅读者、评论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也能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评论家李朝全评价,《牵风记》描述战争年代重返青春岁月的爱情,跳出了一般传统的军旅题材书写,“丰盛激越的青春底色,打开了一扇战争中袒露人性的窗户。”徐怀中延续了自 《我们播种爱情》对于战争和人、战争下人性舒展绽放、美好爱恋主题的表现,但又在九旬高龄有所探索创新,显示出老作家一贯执着的文学理想与抱负,令人感动。

    作者:许旸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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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工作服坐在楼梯上听讲座

    一位厨师爱读书的故事

    徐翌晟

    

    与上海市作家协会毗邻的作家书店,每逢周末下午读书活动时,店员们常常发现一个坐在楼梯上的背影,白色的工作服上有时会沾着一些醒目的油渍,有时候他会来得晚一些走得早一些,有时候即使来得早一些,他也不愿意入座,依然固执地守在楼梯口的位置上(见下图),请他入座,他却腼腆地一笑,拒绝了,“不要影响周围人”是他的理由。  爱听作家讲座

    时间久了,店员们了解到,这位醒目但不声不响的读者李志明,是一位在静安宾馆工作的厨师。厨师的工作时间一天10个小时,下午两点到四点,正好匀出了一段空暇时光,而这段时间又恰恰掐着作家书店读书活动的时段。所幸的是,静安宾馆离书店不远,李志明骑上一辆自行车,十分钟就到了。停好车,一路小跑上楼,厨师的工作服来不及换,且下午还要继续进厨房上班,制服不换也无妨,只是唯恐上面积淀着挥之不去的油烟气,会让周围人不适,李志明从一开始听讲,就选择坐在了楼梯上。“要是下午时间允许,不用接着上班,我会换上普通服装的。”李志明笑着说。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成为了李志明的固定充电时间:“我想把过去的时光夺回来。”但这样的“夺取”只能靠自觉。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李志明,遗憾于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阅读范围有限,只能翻看一些小人书,参军到了部队之后,住在绍兴路上的家人常常给他寄一些《钟山》《收获》《青年一代》等杂志,让他的军营生活渐渐有了文学的滋润。相比较同时代的作家,他更偏好巴金与靳以的作品,那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作家的所写所感,现代人还能感同身受。

    李志明还记得去年作家书店开业那天的滂沱大雨,因为打那天起,他就开始参加这里的读书活动,“氛围好,还能走进书店,逛逛看看,与店员相熟了,就经常交流,他们会告诉我今天又来了什么作家讲座。”

    文学只是爱好

    自从参加了作家书店的读书会讲座,在李志明的工作之余,附近的文学讲座他基本都跑遍了,静安区文化宫、巴金故居、思南文学之家……他都是常客,读书会指导他读书看书,在行业报纸上时有文章发表,并参加了一些征文活动。

    若干年前,李志明曾经担任过一阵子《青年报》的通讯员,但是他终究没有把文学作为职业,“文学只是我的爱好,厨师是我养家的职业,我不会把爱好当作职业,否则我连爱好都没有了。”

    喜欢靳以的书,却又碍于高昂的书价,每一次李志明在作家书店都默默地翻看其中的几个章节,终于等到了打折,买下书来。去年的上海书展上,借此机会结识了靳以的长女章洁思女士,几番交流,让李志明更欣慰于书本给自己打开的广阔天地。

    今年,正准备去逛上海书展的李志明会给妻子买点绒线编织、烹饪等实用书,给儿子买一点金融类的工具书,妥贴细心的他,以此稍作抚慰,好让家人长久地支持自己安静地看书。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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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德式告诫

    陆春祥

    陆春祥  海明威十几岁的时候,就显现出了他的文学天分。16岁,他读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的书后这样吹牛:西塞罗就是个传声筒,我双手捆在背后都能比他写得好。

    然而,即便是天才,写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必须脑手脚并用才行。我在美国作家布鲁姆《整个巴黎属于我》海明威的传记中,看到他的只是苦恼、努力和挫折。他苦恼,那些题材那些语言,并不听他的话,遂他的愿,排列成好看的队伍迎接他,他在给一位编辑的信里这样写: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而他第一本书《在我们的时代》出版后的影响力,好比河畔的两条狗打了一架造成的震动;他努力的时候,似乎疯狂,192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他夜以继日地码字,写了很多的故事梗概和短篇小说,他的第一位妻子哈德莉说,有时候和他拥抱亲热,会听到背后有书页翻动的声音,他是一边拥抱一边看书;挫折自然接连不断,他在巴黎的赤贫时期,向每一个人借钱,去讨每一枚没被攥紧的铜子,饥肠辘辘,整天不吃饭,不是节食,是没得吃,甚至去公园偷袭鸽子,拿回家炖了吃。

    1931年的一天,已经三十多岁的海明威去见了大作家埃慈拉·庞德,他想从这位“文学助产士”那里得到帮助。1948年的诺奖得主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的副标题就是:献给埃慈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艾略特的这首长诗,就是庞德编辑的,他删掉了三分之一,并力争帮他发表。庞德还帮助乔伊斯出版《尤里西斯》,也帮助过年轻作家如劳伦斯、福斯特等,帮他们找出版,写书评,甚至付房租。

    这一回,庞德和海明威聊了好久,哈德莉也在场,她估计,那一天,海明威至少喝了十七杯茶,因为,庞德有很多话叮嘱这位年轻的作家:创造惜字如金的语言,形容词不可信赖,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多余的词语,也不能纯粹耽于描写,“别搞那么多场景”。另外,庞德还向海明威开放他的海量藏书,提供了一份必读书单,古代名家作品必须读,尤其是荷马和孔子,必须“通读”,但丁和伏尔泰也要研究。

    人们把庞德对海明威的这个指导通常称为“庞德式告诫”。

    海明威把作品交给庞德看,庞老师非常严厉,拿回稿件时,作品上满是蓝色铅笔修改的痕迹,大片的形容词被删掉。这种告诫显然起了作用。在海明威的作品中,相比形容词、场景和描写手法,他的叙事与动词元素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柏金斯,这样评价《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想把一个震撼人心的现代世界蓦然摆在大众面前,不加任何抚慰人心的风格修饰,用野蛮,褪尽了浮华的文体,写出赤裸、血腥的内容,他的文字中没有荫凉,没有一个形容词能为读者遮挡炽烈的太阳。

    庞德的告诫中,核心要点是语言的运用,他自己也是实践者,这位意象派大师,他的名诗《在地铁站内》只有两行十四个单词: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外界事物映射主观大脑瞬间成像,人面和花瓣对应叠加,在他面前一一闪过。这种意象,得益于庞德平时的努力阅读,日本俳句、法国象征派及中国古典文论等诸多营养而集大成。

    海明威的成功,自然不仅仅是庞德的告诫。1952年,他强势回归,只用八周时间就写出了《老人与海》,《生活》杂志当年9月刊发完整作品,杂志发行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就卖出了五百万册。1954年,海明威被授予诺奖,不过,他没有出席颁奖典礼,只是寄去了简短的演讲词:一位真正的作家,应该不断尝试做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或者别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事。有时候,天遂人愿,他会成功。

    别人未做过的事,就是现今所谓的突破禁区,冒犯已有的规则,也包括他当记者时训练成的电报式语言,精简、集约、有节奏感,努力找到自己的语气,每一个单词都经过了呕心沥血的筛选与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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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8/17 21:46: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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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的转折点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17日        版次: 14     作者:

    ▌张弘

    郭建龙在《汴京之围》中描述了北宋从盛世到灭亡的三年。其间,北宋由强到弱,由兴盛到灭亡,其中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

    首先,宋徽宗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宋徽宗1100年2月即位,1125年年底金兵大举进犯时传位给宋钦宗。当时,契丹人建立的辽国逐渐衰落,女真人完颜阿骨打的势力逐渐崛起。完颜阿骨打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对辽国的战役中,金军势如破竹,频频奏凯;而辽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

    此时,宦官童贯掌握了北宋的军事大权,他在做监军时,帮助宋军在西北打了几次胜仗。宋徽宗和他的大臣们一直对于燕云十六州落于辽国之手心有不甘,于是联系完颜阿骨打结盟,一起进攻辽国。

    应该说,联金灭辽这一巨大的战略失误,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宋金辽三国中,金国军事实力最强,辽国次之,北宋再次之。此时的局面,与三国时代颇为相似。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上策是坐山观虎斗,让金辽相争,发展壮大自己军事实力,以图渔翁得利。中策是联合辽国抗击势头正猛的金国,以图保全自己。但北宋采取的却是下策:联金抗辽。

    这一重大的战略失误,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双方对辽国的进攻中,金兵攻无不克,而宋军则在辽军面前不堪一击。辽国降宋的郭药师攻入燕京后得而复失,童贯等人只得请求金兵攻占燕京。结果,为了收复燕京,不得不忍受金人不断加码的敲诈勒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此过程中,让金兵看穿了宋军的无能和不堪一击。

    其次,考虑不周,心存侥幸。宋徽宗君臣一厢情愿,只想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完全没有考虑到联金灭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并组织强大的防御体系。可以想见,无论是金国消灭辽国,还是辽国击败金国,对于孱弱的北宋而言,胜出者都是强大的敌人,都必须严加防范。

    第三,宋徽宗君臣不知己不知彼,轻启战事,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以军事实力而论,宋朝军队战斗力极差,与辽国军作战历来都是败多胜少,而女真军队的实力犹在辽军之上。可以说,宋徽宗君臣是以最弱的军事实力,奢望谋求最有利的后果。无论是宋徽宗的个人才干,还是北宋军队的实力,都不足以支持他与金、辽发动战争,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在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面前,只能“徽宗妙计安天下,赔了金钱又折兵”。前朝对北方民族作战败多胜少,“澶渊之盟”的经历并没有让宋徽宗及其君臣在军事实力上形成清醒的认知,相反,赵佶雄心勃勃,企图完成先辈皇帝没有实现的心愿。

    第四,北宋缺乏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在战与和两端摇摆。北宋君臣在外交上没有原则,也没有长远的外交考量,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无常,明知军事实力不如金军,但又要谋取更多的利益,背弃与金国签署的盟约。最后授金国以柄,丧失了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行动没有为自己构筑防御体系赢得喘息的时间。

    第五,在军事上用人疑人,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种师道饱受掣肘,缺乏必要的权力和基本的作战资源,如最基本的粮草等等。这使得他们在作战中无法自主,缚手缚脚,极其被动。

    凭借军事力量上的优势,金军对北宋敲骨吸髓,不仅榨干了北宋首都汴京的金银,而且掳掠了几千名妇女到北方,宋钦宗被废黜,和宋徽宗一起成为俘虏,被押到北方。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失去自由的囚徒,个中滋味,惟其自知。

    赵佶不是一个好皇帝,在个人品行上极其不堪。他不惜民力,挥霍财产的作为,与他的祖宗宋太祖有着天壤之别。

    作为一个杰出的书画家,赵佶的艺术造诣之高,不仅在当时少有人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正是因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赵佶的穷奢极侈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他品位高雅,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他是一个建筑园林专家,大局建设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1122年,为了将一块高15米、重约30吨的太湖石从太湖运至汴梁(开封),他委任朱勔专门负责此事。朱勔动用了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造大船,数千人拉纤,无法通过时拆桥梁,拆城市的水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几个月时间才完成任务。这块太湖石被放到赵佶建造的皇家园林艮(gèn)岳内,赵佶为之命名“昭功敷庆神运石”,并封之为“盘固侯”。朱勔也加官晋爵,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赵佶的奢侈,无疑给北宋的财政制造了巨大难题。正因为善于为皇帝理财,蔡京才得到了重用。他通过发行纸质的交子和盐引,让宋徽宗获得了大量收入,却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汴京之围》(324页)显示,赵佶每五到七天必须用一个处女,幸一次进一阶。到他退位时,遣散的宫女竟然有6000人之多。皇帝的后宫,人们历来用“三千佳丽”作比。而赵佶的骄奢淫逸,大大超出了平民的想象力。

    在艺术上,宋徽宗可谓大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他几乎就是一个儿童。然而,在古代的君主制下,缺乏政治才能的赵佶偏偏成为了皇帝,整个北宋天下莫不受到赵佶决策的影响。赵佶的战略失误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自取其辱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无辜牺牲的平民,还有那些被金兵带到北方,死于路途以及活着受辱的女子,他们遭遇的痛苦,难道不都是宋徽宗造成的吗?《汴京之围》(271页)显示,金兵勒索汴京妇女带回北方经过南熏门,有女子对着北宋的大臣大骂:“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大臣们不敢搭话,避头不敢看这些女人。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赵佶作为失势者的悲惨遭遇令人同情,从政治人物的责任来说,宋徽宗却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即便他有盖世才华,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对文人士大夫很宽容,那也不能掩盖他昏君的本质。《汴京之围》带给读者的思考,还有很多很多。(《汴京之围》,郭建龙 著,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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