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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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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家国记忆: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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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yla 于 2019/10/4 19:44: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我让青春撞了一下腰(上)

    我历来认为,一个人的信仰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生活。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辩,而是来自于情感的,直觉的体验。

    ——学者  谢小庆

    国学大师王国维讲过,作学问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其实,何止是作学问,从一个最普通人的生命轨迹观察,我看也大体如此。而这三个境界或者说是阶段,是以年龄为坐标的。

    我当年刚刚参加工作时,刚刚21岁。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一家制造精密测量工具的工厂。我学的是机械设计,算是非常对口。干了大约20几年的设计工作,深深爱上这个行业。最大的满足是,自己画的一摞图纸,能变成实物应用或变成产品卖出工厂。那种成就的喜悦至今想起还是一阵激动。然而,当年在做机械设计工程师之时,要谈起小时候的理想时,我还是说想当一名老师,而且是中学老师。为什么?当老师,不能当小学老师,那得是女同胞干得事,那得是母爱式的辛勤付出。我记得,我小学的老师不少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学的学生,毕竟太小,和他们作平等的交流还太早。大学老师,和学生又隔离太远,要么是高徒知音,要么是不近不远,少有乐趣。中学老师和学生可以如兄弟哥们般打成一片,教学玩耍,嘻笑打闹。在一群青春活力的学生中,你也永远年轻!这是当年的梦想,现在中学的老师和学生早被考试分、升学率打的片甲不留。这当年的理想境界可能在当下绝对是天方夜谭了。

    刚进工厂那时候,还在“文

    -革”时期。正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喊的震天响。我们则是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人。进工厂也是“灰溜溜”的。口号归口号,现实归现实,一进工厂,马上和工人融成一片。不管是比我年轻的,还是同龄的,年长的。那时工厂正逢“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的高潮迭起,我们一群年轻人投入进去,立刻成了一股生力军。工厂还是要拿产品和产量说话。北京在1949年前,没有什么工业,印象中只有同仁堂(还是个手工作坊式的),石景山炼铁厂(日本侵华时建立)还有个清河制呢厂。1949年之后,北京的工业蓬勃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仅机床厂就有8个。49年后,北京工厂的技术工人,有东北、上海和天津调过来的,有50年代苏联专家培训出来的。“文——革”中,把钻研技术的工人说成是“白专”(只管学技术,忽视政治学习,忽视阶级斗争)。然而,工厂毕竟是技术的园地。有技术的中年工人和老工人仍然受到重视和尊重。带过我的几个师父很有意思,一个来自天津,一个来自上海,一个是北京土生土长。三个人各有绝活,无外呼是几十年积累的手艺和经验。这在工作中绝对不可或缺!举个例子:那时电力不足,经常停电,工厂费了老大的劲,从军队买了一台坦克发动机来自行发电。有一回,那位上海老师傅生病请假。正赶上发电机启动,一帮子人怎么也启动不起来。全厂各路神仙都来了,鼓捣了半天,谁也玩不转。工厂只好派车从家里去接这位师父。上海师父一来,两只小眼睛眯缝着透过深度的眼镜镜片仔细查看机器,一言不发。他让几个年轻人再发动一下,好听听机器的声音。一阵“突突突”响过。上海师父对几个年轻人说:“把电瓶卸下来,去充电去”。几个年轻人还想争辩,因为他们已排除了电瓶没电的的可能。上海师父眯缝着眼笑着:“快去,快去!”电瓶充电回来。再次启动。发电机立刻正常运转起来。说到那位天津师父,是我进工厂的第一个上级——钳工车间主任。他不苟言笑,平时讨论点工作或技术问题,若是和他争论,他会立刻沉下脸,忽而变得铁青,很吓人。他不容我们这些毛头小伙跟他有任何丝毫的挑战性讨论。我们跟他讲话总要胆小甚微地。他在工作中善于思考,经常对工艺、工装有巧妙的改进。他毕竟是没上过多少学的老工人,画图和计算不行,我就顺利成章成了他的下手,帮他画图,计算。搞了几项改造。和这位天津师父熟识起来。我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一项工装的改进想法提了出来。他仔细听了我的想法,沉思了半天。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说:“你还得解决这地阶儿的问题!”他指出我的方案中的一个不足。不管怎样,他是同意我搞了。这项我进工厂的第一项设计,在天津师父的支持下成功了。我离开这个工厂多年后,有一次回厂子看看,这个工装还在用。而天津师父已退休多年了。北京土生土长的师父,是个奇才,工厂的车、铣、磨、刨(四种机床)无所不能,他上过工人业余大学,能画非常漂亮的图纸。从整体上他要高出上海、天津师父不少。他的经验极为丰富,几乎所有的高难技术问题他都能非常合理的解决。甚至工厂产品的商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那是一个X状的伦敦标准米尺的断面,外有一个圆圈,表示地球,外面一个椭圆型的卫星轨道线。对于精密测量工具,这商标设计的简洁美观,寓意丰富。可是,当时商标管理部门不批准,说是中国还没有卫星。真叫人哭笑不得!工厂费了一番周折,商标得以使用。真巧,过了没多久,中国卫星上天了。我对他说:“还不找他们算帐去!”他笑笑,说:“这帮人没水平。”那时工厂成立了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他领衔。他看我年轻,干活儿挺卖力,也能画点图,于是挑我加盟。搞机械设计,那个时候最烦人的是计算。那时没有计算器,繁杂的数据计算(都是几位数的大乘大除)全靠手算。一天下来算的头晕脑涨。北京师父找来一个打算盘特别好的人。帮我们计算。大大提高了效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几项攻关项目,全都顺利完成。而且在实际生产中应用。北京师父性格开朗,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有说有笑。天津师父的“师道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工厂有一局行话:“这不叫活儿!”用现在的话,就是干出的活儿不漂亮,不规范,不严整。北京师父的口头禅是:“这不叫活儿!你这活儿不是师父教的,是师娘教的!”我们年轻人最怕自己的活儿遭遇这种评价。跟他干活儿,格外小心!老工人的技术经验,在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比较善于学习的年轻人面前,优势很有限。我进工厂四、五年后,已经和一帮同伴可以设计比较复杂的工装设备,从事技术性很高的工作。知识的力量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自觉,年轻人有着更高的优势。可我们仍然对老师傅保持着应有的尊重。有些技术问题,明明我们很清楚,我们也故意去问老师傅,给他们一种心理满足。和老师傅之间,我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师徒关系。

    工厂对一个年轻人的最大考验,是一个处在活蹦乱跳年龄段的人,必须把他摁在一个非常单一的工位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重复着极为单调的动作。而且绝大部分是全天站立,体力付出很大。这在工厂叫“熟练工种”。车间里几十台机床一开动起来,爆发出超过90分贝的噪音,弥漫着机床冷却液的油雾。我说话大嗓门就在此刻练就!夏天,车间热的像个烧透的砖窑,我们必须穿长袖的厚厚的工作服,以防火红的铁屑烫伤。冬天,冰冷的机床手柄,用手一握,寒彻入骨。在这儿,确实是一种近乎残酷的环境。不过,那时的工人也很满足,工人有稳定的收入。能吃上饱饭。比家家户户都有的,在农村插队的同样是年轻的人要好到天上!当时工厂里比我小的,是1970年中学毕业分到工厂的学生。一批几十个,全是女生。当年俗称“70届的”。她们的文化水平连小学毕业都未达到,(“文革”开始,全面停课),简直就是“童工”。一群脸上还挂着孩童稚嫩的女孩子。穿上肥大无比的工作服。走上机床。开始了她们的“职业生涯”。对于她们,最可怕的是要两班倒,每两星期要上一星期夜班。16岁的女孩子,身体还在发育中,从下午六点中干到凌晨两三点钟。没过一年,这些如花似玉的孩子,脸上便失去了青春的光泽。

    我刚进工厂之时,父亲还在挨整,带着弟弟上了河南的“干校”,妹妹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农场。一家四口,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在北京。由于父亲还在挨整,我自然得背着出身不好的黑锅。拼命干活是我唯一的快慰和价值的证明。可我最怕的是过年过节,同伴们都回家了,简陋破旧的集体宿舍一片寂静,工厂地处昌平沙河,工厂四周都是农田。没有去处。没有电视,没有书读。心情感到无限的凄楚和悲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上学时背的“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可真知“愁”滋味。

    工厂里有一大批同龄的年轻人,分散在几十个工种上。要干点技术改造类的活儿,要各种工种的加工,要四处求人。这种同事加哥们的相互帮助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再有本事,不可能各种工种都能对付。而且,这帮年轻人在各自的工种上技术各有千秋。离了相互的帮助是绝对不行的。这无形中形成一个技术高超的年轻人的小群体。一有要帮忙的活儿,自然想到他们。这种工作上的协作,自然也延伸到生活中去了。那时工人普遍生活清贫。家里要有个婚丧嫁娶,全靠同事哥们儿帮忙。帮着盖小房子,打家具,是经常的事儿。那几年利用星期日,我帮着同事盖结婚用的小房儿可不少。那个阵容,可不得了:木工,瓦工,电工,油漆工,抹灰工一应据全。而且都是高手。工具自然全从厂子借出来,还能从厂子“偷”来些边角废料。盖小房这活儿特别累,一间小房子,要在一天完成全部土木活儿。一般要从早上五、六点钟干到晚上十点。完后有一顿平时难见的“好饭”,自然是被帮忙的同事“宴请”,也是同事中善做饭的上厨颠勺。冷热浑素好歹也能凑上一桌。大伙非常难得地喝上一回二锅头。一帮灰头土脸的年轻人,似乎忘了一天的劳累,连打带笑,十分热闹。简直忘了第二天还要上班!当年,有几个同事,专门会干打家具、盖小房、办婚礼甚至办丧事之类帮忙的活儿,我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红白事儿主”。这个外号他们也欣然接受。

    那时的工厂,简直是万花筒,各界人士都有被塞进来“改造”的。我所在的工厂,来了几位部队文工团下来的人。后来又来了一批北京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同样穿上工作服,走进“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队伍。当然,他们也有用武之地。逢年过节,厂子搞演出,自然他们是主角。我那时也写个歌词之类的东西。被总政文工团下来的一个乐手谱曲,登台演出。感觉自然不错!工厂里的文艺演出,水平一下提高不少。给单调的工厂生活带来不少趣味。

    在工厂,当年政治运动不断,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搞这些批判,也要有点文学、历史知识。例如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小说《水浒》。对这些,老工人自然也就跟着走走过场。但有一项几乎年年搞的阶级教育,是全员上阵。这就是所谓“忆苦思甜”。这活动一般是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给年轻人讲旧社会给资本家当牛作马的悲惨生活。往往听得满会场一片哭泣声。会后,还要趁热打铁,吃忆苦饭。一人一份野菜汤,一个糠窝头。据我观察,这种阶级教育方法对年轻人也是走走过场。对我来讲,远远要差过读一遍《骆驼祥子》或《祝福》更有的深刻震撼和教益。过了几年,这种忆苦思甜也不搞了。后来听了个时髦的词汇:“代沟”。或许,这里也隐藏着类似“代沟”的东西。现在常常看到,一个母亲刚刚要开口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马上说:“不听!不听!不听忆苦思甜!”如今,这种所谓代沟问题,好象普遍存在。我的看法是,不同环境的体验,获得的一定是不同的内在感受。在一个人身上根本无法统一,更别说是在两个人身上。

    有一个活动,虽然政治色彩浓厚,但我是乐此不疲!那就是拉练!大约是1970年冬天,当时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命令全军进行野营拉练。文件送到毛泽东处,毛批示工厂的工人也要拉练。所谓拉练,就是象军队行军一样,背起行囊,在山野间行走野营。我一听,立刻报了名。当时北京数百个厂矿,组成无数的军团,在北京,河北,山西的大山中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拉练。每人背一床被子,一个军用水壶,一个杂物书包。一般是一千人的规模一个团。我所在的队伍,北上延庆,翻山越岭过昌平到密云,告别了整日喧嚣的车间,来到广阔的原野,美妙无比!而且一期就是一个月,简直就是野外度假!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一路行走,九、十点钟就到了宿营地的村子。帮助房东老乡挑满水缸,扫完院子。炊事班已经烧好了洗脚水,烫烫脚。剩下就可以睡觉、或在宿营的村子里游玩了。我那时虽然工作繁重,但我仍然每天坚持长跑3000米。体力状态良好。绝不吹牛,拉练每天的走得路,我还没走上瘾,目的地就到了。队里一个和我同龄的北京戏曲学校毕业小伙子,他6岁学戏,学的是小生,练了十几年,戏没唱成,连走路也成了舞台风格。你想,每天几十里山路,他走的是舞台小生步子,当然累的人仰马翻。当然,还要照顾队伍中还有四、五十岁的老工人,也要照顾身体单薄的女工人。对这两个群体,最困难的是翻山和夜行军或急行军。我们这些体力较好的,这时候很愿意帮他们背背包,以减轻他们的负重。可是那时以把背包交给别人为一种“耻辱”,往往几个男的围着一个“小妹妹”连哄带逗,虽然她已精疲力竭,坐在地上。我们还是半天拿不下她紧抱的背包。她们很坚强!吃了几次闭门羹,索性我也不去抢背包了。只管自己走!走到后来,小女孩们也很自如了。锻炼还是有用。一次拉练完成,我盼望第二年的。可是第二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拉练由控诉、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替代了!

    那时,在工厂还有一项活动,就是读“禁书”,因为还在“文革”中。所有的文学名著,都列为“封资修毒草”之列。费尽心机,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借来。偷偷在下班后读点这类书,像是作贼一样,东躲西藏。特别是当时住集体宿舍,看这类书很不方便。都是把书包一个皮儿。遮住书名偷偷看。我当时和老婆在谈恋爱。互相借点名著看看是最时尚的传情方式。她当时在厂里操作一台非常精密的磨床,在一间单独的房子里。机床自动化程度很高。每次走上刀,要等2个小时。我找来一本妥斯托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借给她,就可以在走刀时看上一阵。(当时读报被默许)一次,看到关键处,她禁不住伤心地在机床旁哭了起来。正赶上车间主任碰上。上前厉声询问。我老婆还算机警,顺手藏书,掩饰过去。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

    我让青春撞了一下腰(下)

    在工厂的第一个十年匆匆过去了。我离开了这个工厂,到了另一个工厂。开始了我工厂的第二个十年。这时,我进入了工厂的技术部门。渐渐发现,我和身边的同事年龄距离在悄悄拉大。过去“小高,小高”不绝于耳。如今是“老高”“高师父”已上了口头。身边逐渐聚起一群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一般小我七、八岁。这时,“文革”已过去。工厂的空气空前活跃,业余生活也丰富起来。踢球,滑冰,游泳,看球,听音乐会,业余时间项目不少。最有趣是和一帮年轻人骑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从三里河到工体看足球比赛。球场上喊的口干舌燥,再结伴在北京夜半的街道上边骑车边讨论刚过的比赛。一般到半夜才余兴未尽地回到家。

    “文革”结束,文坛也开始活跃,一批又一批的新作家涌现出来。工作之余阅读讨论一些小说,成了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和年轻同事们经常互相推介作品。记得我有一次读到路遥的《人生》,迫不及待地介绍给几个年轻的同事,几个人也争先恐后地阅读。大家都非常喜欢。一位年轻的同事也向我介绍了最早进入大陆的琼瑶的《烟雨朦朦》,可我读不下去,不喜欢。还是介绍给我老婆去读。她很喜欢。

    在技术部门搞设计,最担心自己画的图纸出错。因为出了错,要浪费很多材料,还要在众多的工人面前无地自容。所以,设计室一有车间打来的电话,我们无不胆战心惊。我的经验是和车间的师父搞好关系,用现在用语就是建立良好的沟通界面。首先是要很尊敬他们,其次是和他们平等讨论技术难题。这样,我的图纸有错,工人师父一经发现,提前告知。避免了情况恶化。我让年轻的同事们也照此办理。可有的人就是连这么点事也搞不好。他的图纸出了错,工人发现也不言声。直到一大堆废品出现。让他无比难堪。

    不知不觉,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工作了20多年。我和比我年长的,同龄的,比我年轻的同事共事。丝毫没有觉得年龄差异会带来什么隔阂。从来都是单刀直入,进入讨论的主题——就事论事。我天生喜欢年轻人,或许这是我的优点。我喜欢和他们讨论问题,喜欢和他们一起玩耍娱乐。甚至争论、争吵!有时为一点小事吵的简直要反目为仇,我老婆说:“你跟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也能打的不可开交……”还是她从中迂回斡旋,让我们重归于好。

    又打又闹,一帮年轻人还是和我很要好,一到过年过节。已经成家的我,成了香饽饽。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年轻人,又吃又玩又闹。打都打不走。他们似乎也没把我看成年龄太大。从工作到生活的琐事,都愿和我聊。我的年龄被他们“弱化”了不少!

    鲁迅先生在1919年,写下《现在我们怎样当父亲》,实际,离他真正当父亲早了10年多。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年轻人的思想活力给予热烈的赞颂,对老朽的对待年轻人的态度进行了评击。可见如何对待年轻人的问题,并非新问题。那时还没有“代沟”这个时髦词。后来,鲁迅先生写了小说《风波》,更是把个顽固不化,什么都是老的好,整天哀叹“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奚落一番。我喜欢年轻人,没有鲁迅那样的高度。只是觉得,他们就在我身边,自然的交往。他们喜欢的活动,我也喜欢。而且在一块玩,也能跟上趟。不被当累赘。自然也就融合在一起。

    在第二个工厂,我的设计工作由过去的搞工装设计变为产品设计。主要是用于生物、医药行业的无菌工作台。这种产品在生物、制药类的电视新闻节目中经常出现。特别是在“非典”期间的电视新闻中几乎天天见到。让我时时回忆起那时的工作。搞产品设计很有意思。常常是那些学历不太高,但很有灵性的年轻人搞得设计产品特别好。产品设计,不单是性能要求。要有外形、色彩、整体比例、结构方面的综合要求。一句话,要有美学理念。很多年轻人爱好广泛,这无形中给设计带来创造素材。和他们合作,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从来不觉得向他们询问技术问题会什么“掉价”,虽然我比他们大了不少,他们都叫我“师父”。我也毕竟在工厂混了十几年。对他们有时也有用处。有一次,一个能力不错的年轻设计人员,搞了一个复杂的产品设计。可是,一个阀门泄漏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他的产品设计的很不错。阀门设计毕竟是第一次。而我搞过多年的液压设计,对阀门设计有一定了解。我动手帮他解决了阀门问题。我和他的这种合作让我很高兴。

    我在第二个工厂呆了也整整十年,1989年,我调到中关村的一个工业控制计算机厂。虽然这个工厂各种条件强过前两个工厂。但我的专业在这里无用武之地。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外行。过去在机械厂当技术人员的风光一去不返。工业控制计算机,和PC不一样,用的还是汇编语言,8位单扳机。学起来非常困难。和主机相配套的各种接口板有100多种。技术指标,性能指标有成千上万的数据。我干的是销售部的经理。干了20年的机械设计,对于产品,总想从技术层面搞清楚。这时是绝对不可能了。好在又是一帮年轻人在作劲。我时时向他们讨教,再看了一堆技术书籍。还不错,销售任务完成了这个厂建厂后第二高点。也有趣,这个厂和联想有想当密切的关系。早在计算所时,就为计算所制造磁心板。那是没有半导体存储器时的计算机存储设备。比小米粒还小的磁环,要穿过四根导线。无数的磁环被导线穿起来,镶进一个框,象一个镜框里的艺术品。当我进入这个厂,我们依靠厂里的硬件加工能力为联想加工打印机的主板,和程控机的板子。那时,我对联想就有了些了解。

    这个厂的厂长,和我同岁。有名的北京101中毕业,在山西农村插队7年。回城后,从街道借了2万元,办了这个厂。安置了一部分回城的知情和街道无业人员。我来的时候,工厂已有一千多万元的资产。工厂拥有了很不错的计算机硬件加工能力。厂长在北京也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父亲是北大的历史教授。他有很好的国学功底,桥牌也打的不错。他很有经营头脑。他让我当销售部经理时,我很有为难情绪,因为我不懂产品。怕干不好。他非常沉稳的说:“现在实行商品经济,干干销售体验一下,对人很有好处!”我感谢他的器重和任用。两年的销售我得到了锻炼,见识了比设计工作更广扩的天地。我刚到这个厂的时候,他交给我的事可是更具有挑战。当时,工厂生产用的元器件,全都是进口件儿。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厂子不能有外汇帐号。换来得外汇放在进出口公司,等于自己的钱放在别人的口袋里。很不安全。我受命去买10几万美元的外汇,找个地方存起来。我先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和一个年轻的女主管谈了两次。第二次去,开始她还是死活不同意给我们立外汇帐号,因为按照规定,我们不够条件。我不卑不亢地和她谈了半天,她最后痛快地说:“那就给你立一个,快去办。”当天我就办成了。我走出银行办公楼,马上去找个公用电话,兴奋地通知厂长。他简直有点难以置信。接着,我到外汇市场上去找外汇卖家。这更令人担心,卖家的底细谁知道可靠不可靠?我找的是一家在虎坊桥开饭店的日本外资企业。我和那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外企女职员约好。我拿人民币支票,她拿外汇票据,同到银行办理。我到了她的公司,她又变了卦,要求我先打入人民币,而后她再存入美元到我们的帐户。我拿着60多万元的支票。心怦怦地直跳,犹豫不决。生怕出漏子。还是司机帮我下决心,他说:“据我观察,问题不大”。果然,第二天,10多万美元到了账上。我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然而,这个厂子好景不长。毕竟是有无数的“婆婆”管着。它地机制与中关村新型的公司的竞争不在一个游戏规则之下。厂里的个别技术人员盗窃厂里的技术成果,然后卖到小公司去。厂里的销售客户名单也被偷走。厂长心急如焚,然而束手无策。好端端的厂子衰落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无奈和心疼的份儿。我了解厂长,他绝对是个廉洁奉公的人。我离开这个厂后,知道他最后的奋力一博,还是颇见功力。通过种种努力,他保住了厂子的资产,进行了艰苦的改制。现在,他可以舒舒服服天天研究《易经》。当年他就说过,退休研究《易经》,想不到提前实现了。

    当我进到联想,已近天命之年。我在联想的故事,已在《似水流年》中写出。这里要叙的还是年轻人。岁月不饶人,我进联想后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不少已和我是两代人了。我羡慕他们的幸福。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享受了共和国成立后无任何干扰的完整的学校教育。其中不乏的佼佼者。我还发现其中教师的子女很多,还是个挺值得研究的现象。联想事业蒸蒸日上,提供给年轻人的舞台也无限广阔。

    我从来没有象我的同龄人那种“青春无悔”之类的豪言壮语。我有的只有一句歌词:“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痛楚也好,踉跄也好,爽快也好反正是感受,是收获,是思考。当然希望这种撞击似的敲打或提醒时时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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