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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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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wu 于 2018-09-02 12:45:4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

    美国独立时,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州,与今天的版图相去甚远。从18世纪末开始,一场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迁移和进行开发的群众性运动拉开了大幕,历时长达百年,史称“西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美国的国境线一直往西推进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直面两大洋的大国。广大的西部土地并入美国,让美国变得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外国移民。这使其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很快就摧毁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1894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品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 1/3,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通过“西进运动”,美国在一百多年中开发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这对使美国成长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西进运动”是一场改变美国国运的运动。没有“西进运动”,也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地理位置作为自然环境的一个要素,其本身就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它既可能为一个地区提供某种机会和条件,也可能严重限制该地区的某些经济活动。从全球范围来看,地理位置是导致一个国家内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西进运动”对于缩小美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协调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供了经验。中美两国分居太平洋的东西两端,所处纬度相近,国土面积也相差不大。虽然没有美国东西面临两大洋的优势,但中国也有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区,而且同样存在着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也发生过三次“西进运动”。

    中国的第一次“西进运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的工业内迁。近代中国工业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布局极不合理,一开始便大部分建在了交通便利、开发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东部地区的工矿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政府组织了沿江沿海国营和部分民营企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地。最初选定的工厂内迁目的为武汉,后因武汉的陷落,国民政府又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并明确指令工矿调整委员会迁移战时工业时,要以四川、贵州、湖南省西部为主。据统计,到1940年底初告结束时,内迁的民营厂矿共计639家,拆迁机器材料总重量12万吨。同时,还有一批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例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资源委员会内迁的厂矿有18家。这次工业内迁被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战前中国西部工业几乎为零。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共有工厂237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资本1520.4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4%;工人3.3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34%。而且,在这些少得可怜的工厂中,大都是作坊式的工厂,只有极少数几家算得上是近代工厂。大规模工厂内迁及大后方工业基础的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工厂数量迅猛增加。据统计,到1940年,西部地区工厂合计达1354家,并形成了若干工业区域。大后方的工业仅仅在5年之内,就已远远超过其过去30年近代工业发展的总和。在西部工业超常规发展的基础上,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在交通运输方面,通过改善旧路和修建新路形成了以贵阳、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公路网,并使之与西北公路连接起来;大力扩展和开辟长江、嘉陵江等航线,开展水陆联运,大大改善了西南的交通状况。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就指出对于西部地区的农牧业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开发利用,并能以科学的方法改良畜牧和农地,进而把西部地区建设成真正的“最大食物之生产地方”。自民国以来,诸多有识之士不断设想开发西部,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沿海工厂大规模的内迁,西部经济依靠“战争之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次工业内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布局向合理化迈进了一步,奠定了西部地区工业的门类和发展的框架,使西部地区的工业在战时短短的几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几十年甚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并为之后的工业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

    中国的第二次“西进运动”是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方安全形势恶化;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妄图“反攻大陆”。当时中央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范围包括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含今重庆)、西北三省(陕西、青海、甘肃乌鞘岭以东)、以及京广线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广西的河池地区和山西雁门关以南等省自治区。

    “三线建设”的规模比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要大的多,有效地缩小了东西差距。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来到大西南、大西北,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全国的13.26%。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通过大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了起来,开始改变了落后面貌,步入工业化时代,几千万人收益。

    但是也应该看到,“三线建设”是一种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过分强调了“靠山、分散、隐蔽”原则,布点过于分散,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建成的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这种模式违反基本的经济规律,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而且,国家将资源大部分倾斜在三线,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导致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加拉大。因此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

    中国的第三次“西进运动”是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上世纪末前后,西部地区的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大体相当,GDP却不到东部五省市总和的40%,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也分布于这一地区。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中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为了“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中央政府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的奠定基础阶段;从2010年到2030年加速发展阶段;从2031年到2050年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主要设想是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阳)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初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就是兴建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四大超级工程。据统计,从2000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8.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累计安排西部地区累计超过1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约40%。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多年来,对于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各领域都成果斐然。但是也应该看到,西部大开发现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很大部分是政府部门努力的结果,民间资本并没有成为西部开发的主力军。在西部大开发十多年以来,排除政府性的因素之外,大部分资金、人才、技术仍然向东部流入,“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在东部的地区投入同样的资金、人才、技术,可以产生比投入在西部更大的利益。据估计,从目前各方面条件看,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甚至有人估计目前在西部投资的收益只及东部地区的1/5。如果有一天中央的投入不再持续时,今天西部迅猛发展的势头很可能会因为没有后劲而停滞。

    比较中美两国的“西进运动”,最大的差异在于主导力量的不同。在美国一百多年的“西进运动”中,政府虽然在开疆拓土、政策引导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经济建设主力军却是民间资本。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自发、自愿地从美国东部甚至全世界涌向美国西部地区,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响应政府号召、献身边疆,而是在价值规律的指引向去寻求更高的收益。因此,美国“西进运动”真正的推手其实是市场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西进运动”中的梯度开发战略能持续一百多年,各地区根据其自身的资源优势逐步实行开发的升级与深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建设浪潮。

    反观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虽然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是每一次开发政府都担任主角,拥有绝对的主导权。这样做的好处是短促有力、立竿见影,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弊病是对政策的依赖度太高,一旦政府的支持无法持续,开发的进程就有可能放缓甚至停滞。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地方权利意识的增强,中央政府所掌握的要素资源必将逐步减少,单纯依赖中央政府的集中投资和政策倾斜来确保西部获得超常规发展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想彻底改变西部的落后面貌,需要的是经年累月的持久战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大会战。因此在西部开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另辟蹊径。

    阅读《中国应迁都重庆》的更多章节,请浏览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566598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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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09-02 12:57:3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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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纵横凯迪多年,自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帖子能打动我,没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这样一篇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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