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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斗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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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老烟记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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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斗狼 于 2014-06-12 20:21:4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老烟记事(1)  老烟其人


老烟不是别人,老烟是我父亲。

我是听着老烟的故事长大的。老烟有很多故事,老烟也很会讲故事。这些故事留在我心里,成为我的一笔宝藏。

现在,老烟已经很老了,我也人到中年了。我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他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看到。这是我给他的一份礼物,希望能带给他一些快乐和安慰。

老烟年青时,曾经非常努力地写小说。他那时在北大荒,抽着八分钱一盒的“一枝笔”,整夜整夜爬格子。老烟胸中燃烧着革命激情,立志要写一部中国的《静静的顿河》。农场很重视他这部书,让他搬到厂部专事写作。初稿很快写成,寄到ZQ社,居然一炮中的。ZQ社邀他到北京改稿,并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名有经验的责任编辑老王。老王深悟“三突出”的原则,把他的稿子大卸八块,让他按照新的创作结构重起炉灶。没想到,刚当上职业作家的老烟却一下江郎才尽,下笔无有神了。在北大荒,书中那些战天斗地的人物就生活在他的周围。到了北京,住在ZQ社一尘不染的招待所里,老烟却找不着感觉了,书中人物一个个如泥塑木雕般失去了精气神。不管老王如何深入浅出苦口婆心唾沫乱飞地晓以大义,老烟也爬不上ZQ社搭的架子。折腾了三个月,他连一半书稿都没完成。

这时候,北京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气氛越来越紧张,ZQ社的编辑们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老王也无心管他的稿子。老烟1957年受过“反右”的洗礼,并且因言获罪,从部队被发配到北大荒,所以政治嗅觉比较高。他仔细掂量了一下自己的书稿,虽然通篇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但多少还是带点“烟记”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被人上纲上线,再和他的“反右”言论联系在一起,他可真得“吃不了兜着走”。这样一想,不觉毛骨悚然。创作灵感原本就是非常脆弱的东西,一旦心生畏惧,立刻逃之夭夭。老烟知道自己再也没法按照ZQ社的时间表完成这部书稿,就向老王请假,推说家中有事,回农场继续写作。老王说了点勉励的话,倒也不甚挽留。

这是老烟最接近实现“作家梦”的一次机会。一个作家只要成功一次,他就能获得宝贵的自信。如果他的小说能在那时发表,老烟也许真能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但是上帝涮了他一把:他这点文学天赋不是用来当作家的,而是用来教书的。

1972年,老烟离开了战斗过14年的北大荒,举家迁至西安,在一所厂矿子弟学校当语文老师,我的初中和高中他都教过。一个失败的作家很容易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老烟上起课来天马行空,书中一个个人物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他了解每位作家的文字风格,有时还讲点八卦掌故,很受学生欢迎。在其他语文老师看来,老烟“太有才了”,可也太不守规矩了。他写教学大纲的时候挺认真,可是一上讲台就抛到脑后,兴头起来离题万里,上下五千年到处遨游。他的板书龙飞凤舞,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学生抄下来过两天再看,往往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他尤其不爱教语法,一般都是让大家课外自学。不少家长都知道子校有这样一位“烟大仙”,学问挺大,可是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要想高考拿分,还是不要跟他为妙。老烟倒也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我高考那年成绩非常高,作文拿了满分。老烟自鸣得意,到处做讲座,传授他的教学方法。熟悉他的家长并不买他的账,有时路上见面,先把我夸一通,然后对他说:“可惜我们家孩子不是你们家烟斗,没那个灵性,还是跟着常老师念吧!”老烟退休后曾经对我说:“子校历届考生,语文成绩最高的五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可是一算全班的平均成绩,我比老常总要差一点。老常讲课二十年如一日,一点灵气也没有,我最怕听这家伙的课,简直要睡着。可老常天天琢磨考试要点,对中不溜的学生倒还真管用。”

老烟当上语文老师后,仍不忘整他的小说。他用学校的油印机印了一摞摞稿纸,常年累月,笔耕不辍。小时候我和他同住小屋,他下铺,我上铺。晚上起夜,我经常看到他仍在喷云吐雾,伏案写书。但是他的好运气再也没有回来。每次把书稿寄往出版社时,老烟都会踌躇满志一番。过半个月没动静,他就心神不宁起来。等拿到退稿和退稿信,他就会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过一阵,他又会精神抖擞地重新上阵,印出一摞摞新稿纸,继续爬格子。屡战屡败,他觉得自己的文笔有待提高。于是,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十年中,老烟系统阅读了福克纳、贝娄、昆德拉等人的小说,研习了各种写作技法。讲起大师的作品他头头是道,赶得上易中天品《三国》,但他的文字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越来越无味,每次都让我看得头大如斗。倒是他的家信还算有趣,不经意间透露出一股睿智和豁达。我知道,他真的写不出小说来了。他老了,已经不能再“学习”了。如同一个捧着金饭碗的乞丐,他坐拥大量宝贵的写作素材,却写不出一部能让人接受的作品来。反观不少作家言之无物,却笔法老练,芝麻绿豆大的事说得妙趣横生。我真觉得文学就象一位弱不禁风的MM,弄得太狠就会弄死。

老烟身体一直很好,自信能活90岁,所以在60岁时制订了一个30年的写作计划。这个计划只执行了13年,他就得了前列腺癌。虽然术后恢复得不错,但终究已是骨转移四期,活一天是一天。遭此大劫后,老烟的英雄豪情终于湮灭,再也不搞什么大部头了。他整天拿个相机到处逛,一心血来潮,就跑到浙江去会老战友,到北大荒去找寻旧梦。看着他开开心心的样子,我挺高兴。对我而言,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儿子,没什么可遗憾的。

200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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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2 20:34:0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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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他的家长并不买他的账,有时路上见面,先把我夸一通,然后对他说:“可惜我们家孩子不是你们家烟斗,没那个灵性,还是跟着常老师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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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2 20:52:5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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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3 12:28:2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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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2)  乱世学堂

老烟写有一部40万字的自传,今年年初交到我手,似有托付后事之意。我一直很忙,将此书存在电脑中,从没打开过。上周因写《老烟记事》,忽然想起这部稿子,便翻出来看,慢慢竟看入了迷。这部自传文笔很拙,全不似他那些费尽心力的作品,却有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把我拖回到从未经历过的岁月。

下面这部分内容节选自老烟的自传,讲述的是他离家上中学的经历。

【抗战时期学生的生活十分清苦。三中的校舍建在离镇不远的昌南溪畔,教室都是简陋的平房。竹子编的间隔墙四处透风,上晚自习时点自制的小油灯,经常被风吹灭。伙食很差,三月不知肉味,青菜萝卜中也见不到星点油花。有一回,一名高中生竟在菠菜里拨出指甲大小的粪便来,估计是洗涤不净所致,整个饭厅顿时一片喧哗。同学们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伙食才略有好转。

每天三顿饭,都开在学校饭厅里。这饭厅兼作礼堂,讲台上放着一张饭桌,是专为值班老师就餐设的席位。吃饭时学生很多,闹烘烘的容易出乱子,所以必须有值班老师维持秩序。厨师为老师单炒两盘菜,虽没有鱼肉,但油会放得多些,于是出现奇观:每次老师还没吃完,台下就围过来一圈高中男生,手里拿着碗筷,虎视眈眈地盯住那两碗剩菜,馋涎欲滴。老师就算没吃饱,这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没了食欲,只要一放下筷子,学生们就龙腾虎跃地冲上台来,把剩菜拨进自己碗中,有时还为此打架,如同一群抢食的非洲鬣狗。值班老师如果避让不及时,甚至会被撞倒,所以老教师和女教师都害怕到饭厅值班。常去值班的一名年轻男老师练得身手矫健,筷子一撂,立刻跳下台去。久而久之,学生跟老师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这边下台,那边上台,两幕戏衔接得天衣无缝。

学校每周会供应一次炒黄豆,每桌一大碗。这可是好东西,又美味又经饿,所以时常发生哄抢,抢的结果则是鸡飞蛋打:豆子落了一地,谁也吃不到几颗。后来大家协商出一个解决办法:轮流下筷子,每人一筷,不许争抢。技术好的一筷子叉下去,黄豆能从筷子一头码到另一头,技术差的则叉不到几粒。这方法比较公平,技不如人者除了平日加强训练以外,也没什么可埋怨的。

学校伙食不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晚自习开始不久,胆大的便溜出教室,潜入河滩菜地,偷农民的萝卜白菜。回到宿舍,每人取出一个用罐头盒制成的小炉子,点着里面的木炭,架上洋铁碗,一会儿就能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了。多数学生都有从家里带来的酱和猪油,只须放一点就喷喷香了。我们热中此事,不光在于充饥解馋,也在于整个过程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在地里偷菜要防农民,回宿舍还要防巡查的老师,所以必须在关口设岗哨,大家轮流值勤。干这种违犯校规的事,总会冒出一两个领头羊来,一切听其指挥,从不会出差错。

试想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一天到晚忙于找食,哪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次得逞,就想干第二次,胆子越来越大,遇到脾气好的老师上课,从后门溜号是常有的事。寒冬季节,北风从千疮百孔的墙壁窜进教室,手脚冻得跟猫咬似的,领头羊只须递个眼色,一群捣蛋鬼就自行批准,提前放学了。

冬天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到小山包去放野火。每人口袋里都装有火柴,领头羊一声令下,便四处点火,有回竟把一口尚未入土的棺材给烧着了。土葬改成了火葬,吓得大家一哄而散,生怕农民上门找事。一帮人噤若寒蝉,老实了几天,结果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故态复萌。

那时的学生真有点无法无天,不仅在校内打架斗殴,甚至还闹到社会上。有一次,几个高中生在集市上买东西,与小贩发生争执,动手把人打了一顿,激起公愤。小镇居民过去常受学生欺侮,这回新账旧账一起算,傍晚时分,近百人扛着棍棒和扁担包围学校,要抓肇事者。高中生也不甘示弱,纷纷抄起凳子、砖头、拖把棍,站在大铁门后面严阵以待,初中生则在一旁呐喊助威。形势十分危急,械斗一旦发生,学校这些大孩子们肯定要吃亏。幸亏校长临危不乱,先打电话把镇政府官员叫来,再把学生叱退、亲自出门谈判,最终化解了这场纠纷。话说回来,当地居民对读书人蛮尊重的,也就是这帮学生实在太过分,才惹出事端。

由于时局动荡,学生们看不到光明前景,毕业即失业,所以平时也不大可能埋头于书本。学生中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同乡会、联谊会,按籍贯将高初中同学组织起来,抱成一团,一旦某学生利益受损,就可以得到组织的保护。各帮会互相倾轧,争夺势力范围,闹得校方很头痛。

学习不用功的学生,最害怕的是考试,但这个关必须过,怎么办?作弊呗。凡当过学生的,对作弊都不会陌生,通常的方式是抄夹带。但我所经历的一次却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规模的集体作弊。这是由高中同学策划的,要把期末各种试卷尽可能多地偷出来。教务处似乎有所察觉,防范甚严,校工印试卷时文印室上锁,出来则需搜身。而文印室又设在教务处内,平常闲人免进,这时教务主任更派专人把守,以保万无一失。殊不知文印室就在我们宿舍下面!于是高中同学找上门,要我们提供帮助,并答应事成之后,免费赠送一份我们最需要的数学试卷。

条件谈妥,晚上来了两名高中生,从楼板缝中放下一条长绳,绳上挂着鱼钩,不一会儿就钓上几份试卷来。问题是他们要的试卷太多了,钓上来的又多有重复,所以忙活了一夜,也没钓全。并且这样做也不够安全,有几张试卷半空中又跌了回去,散落在地板上,难免引人注意。第二天高中生们又想出另外一条路:通过同乡会把印制试卷的两名校工搞定,校工在印刷过程中,瞅空把衣服脱掉,赤裸后背,将油墨未干的试卷覆盖在上面,这样就能留下清晰的字迹。完后将衣服穿好,扣上扣子,出门时也不用害怕搜身。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要的那份试卷就是用此法得手的。当我看见那名校工来到宿舍后立即趴在铺上,大家一拥而上抢抄试题时,禁不住发笑。校工走后,两位高中生特意传达了“上级”指示:任何人不许答满卷,也不可错在一处,以免露出马脚。

不过这种办法也有缺陷:效率太低。校工每天只能在脊背上反印一张试卷,且与衣服磨蹭之后,容易出现字迹模糊;肚皮上则不能印,因为教务处把门的会撩起衣服检查裤腰,容易露馅,所以后来是两种办法并行使用。钓试卷的家伙白天在宿舍里反复演练,技艺突飞猛进,很少再发生脱钩的事情。校工也里应外合,离开文印室时把试卷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最容易从楼上下钩的地方,第二天进门时又马上检查地面是否有散落的试卷。这样一来,很快便大功告成。

我们心里有了底,数学考试前也不好好复习,晚上在通铺上打闹取乐。俗话说:乐极生悲,当真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宿舍有几个胆小鬼,晚上不敢上厕所,就拿一个竹筒当夜壶,尿完后加塞挂在床头,第二天倒掉。其中一位比较懒,常常两天才倒一回,那晚打闹时竹筒里就装满了尿。几个人疯劲上来,忘乎所以,一脚把竹筒踹到楼板上。塞子开了,尿顺着楼板缝流得一干二净。倒楣的是,尿筒正好落在沈校长休息室的上方。那里面有一张大铁床,铺着洁白的被褥,还挂着考究的珠罗蚊帐。这位校长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斯文儒雅。他在镇上有家室,并不是每天都来学校上班,但休息室每天都有校工去打扫。

几个家伙闯了大祸,惶惶然一夜没合眼,商议各种对策。次日天刚放亮,就悄然起身,急冲冲跑下楼去,趴在窗户上看看尿有没有流到床上——这是最让人担心的事。老天爷保佑!尿筒稍微偏离了目标,仅在铁床边留下了一滩湿迹,只要赶在校长上班前擦净即可。但是怎么进屋呢?他们又一次想起同乡会。

高中同乡得悉后,马上去找校工,塞了些钞票,让他进去把地板彻底拖洗几遍,这事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高中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青春蹉跎,快快长大吧,早日升入高中!】

2008-08-03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4 07:55:2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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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3)   参军

老烟生于1932年,在家中排行老小,前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老烟是让我奶奶用几贴麝香膏打下来的,因为她生孩子实在生烦了。我奶奶原本也是YQ县的一枝花,却十年连生五胎,怎受得了这份洋罪?怀上老烟以后,我奶奶下决心要把这一胎打掉。谁想老烟的命很硬,提前两个月出来,却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我奶奶问心有愧,对这个老六格外关照,每晚特许他睡在自己脚头,直到他长到七八岁。

老烟属于“蔫淘”型的孩子,敏感、怕羞、好奇、好动,虽不顽劣,却也调皮捣蛋。他4岁半上小学(虚岁6岁),自理能力很差,有时还尿裤子。老烟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功课马马虎虎稀里糊涂。到了初中,老烟在外县就读,没了管束,成绩更是不行,数理化一窍不通,英语连10分都考不到。唯独作文还有点灵气,曾经让语文老师表扬过一番。老烟从此愈发偏科,天天看小说,学业更加没指望了。

1946年,我奶奶送老烟到杭州念高中。我大伯当时在一所学校任教,便充当他的监护人。不过大伯那时忙着谈对象,对这个小他10岁的弟弟并不十分关心。老烟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天天逃课,在外面四处游荡。那时社会十分动荡,大学生动辄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老烟这类中学生也经常混迹其间,兴奋异常。他见过浙大校长马寅初带队游行,深受感召,朦胧中对“民主”、“自由”充满了向往。不过,老烟那时的革命觉悟比阿Q强不到哪儿去,基本上源于一种无厘头的愤懑与不满,闹完事后照样去街头租看冯玉奇的艳情小说。

然而,成长的烦恼始终困扰着少年老烟。眼看毕业在即,自己却拿不到一份像样的成绩单,将来如何在社会上混?大伯的冷淡和厌烦更激发了他对自立的渴望。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了,老烟唯有走革命的道路。杭州解放没几天,老烟就背着家人,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到苏州参军。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这些毛孩子坐在运河的驳船上,嬉笑打闹,间或一两人脱得光不赤溜地跳到河里游泳。两岸芳草依依,鸟鸣婉转,送着他们朝一片崭新的天地驶去……

老烟参军是靠着一个同学的关系,此君的姐夫在××军的兵站当政委。到了目的地,几个人受到热情欢迎,领了新衣服,又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然后到营房睡觉。他们以为这就算入伙了,没想到两天后被通知去体检。他们当中的钱君小腿落有残疾,走路微跛,没能通过体检,被遣返回校。钱君临走时大哭一场,几位伙伴也跟着落泪。不准革命的痛苦大概与失恋相仿,为了排遣苦闷,钱君在回去的路上找了个“向导女”作陪。没想到晚上当兵的查房,把钱君给揪了出来,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消息传来,老烟等人对钱君这种“不革命,宁堕落”的行为十分不齿,原先那份不舍之情一下跑得无影无踪。

参军成了老烟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他百无一能,如果留在杭州,大概就成小混混了。我大伯毕业于名校,那时已经人模狗样,抽好烟穿名牌,正大踏步迈入上流社会。可是一解放,他的好日子便终结了。我的爷爷奶奶都属于剥削阶级,我大伯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每次运动都被揪出来斗一斗,搞得他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老烟因为参军,成了革命阵营里的一员,之后虽然受过一些冲击,都是由于他多嘴多舌,与家庭出身无关。改革开放以后,我大伯总算摘帽平反,并靠着旧日的海外关系成了市统战对象,但与老烟相比,还是要差一截。老烟于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待遇。这帮老家伙现在是越来越少,已成珍稀动物,医药费实报实销,退休金年年上涨,拿着离休证,坐公汽、逛公园统统不买票。老烟这个红本本甚至连进故宫都没问题,搞得我心里着实不平衡。抚今追昔,老烟感慨万千:要不是当初去参军,哪能有今天这个待遇?革命还是好啊!

2008-08-05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4 09:26:1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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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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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5 09:17:23    跟帖回复:
9
    

    老烟记事(4)   烟鬼是这样炼成的

    老烟参军以后并没有上前线,而是被当作“文化兵”使用。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老烟入伍时还不到17岁,属于“小鬼兵”,身体瘦弱,打仗派不上用场。第二,老烟好歹混到了高中(差一个月毕业或者肄业),在大老粗云集的部队里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第三,那时华东战事已定,没什么恶仗要打,很多南下的部队已经开始接管大城市,需要大量的政工干部。

    老烟在自传中写道:

    【一周以后,队伍开拔,由苏州迁到了常熟支塘。这是一个小镇,我们的营房不在镇上,而设在一条汇入长江的小河畔。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安置了从各地招来的100多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还有少量的工人。我所在的11班共12人,数我年龄小。由于军政干校处于创建初期,没有正式校址,也没有正规的训练计划,每天除了听中队长指导员训话,念学习材料和报纸,开开讨论会,就无所事事了。时正值炎夏,出门就横贯一条绿漾漾的河流,于是玩水就成了众人唯一的娱乐项目。我们中队又是个清一色的和尚队,即使光屁股上下,也没有什么顾忌。我只会狗刨式,胆又小,只能在岸边玩玩。同班一位广东学员,水性极佳,一气能游出好几里,博得大家交口称赞。他自称是孙科(孙中山之子)的亲戚。另一位洪君,身材矫健,喜欢打篮球,游泳也不示弱,成天泡在水中,结果得了中耳炎,半夜里痛得在床上打滚,第二天就用担架送到上一级医务所去了。】

    可见,老烟当时的部队生活还是蛮惬意的。江浙本是鱼米之乡,又未遭受战争重创(三大战役打完以后,国军已成溃逃之势),生活富足。这些驻军成天悠哉悠哉,被称作“少爷兵”。有时我和老烟开玩笑,说他当年参军纯粹是“投机革命”,与“抛头颅洒热血”根本不沾边,到老了混个“离休干部”,简直发大了!不过话说回来,投机革命比投机股市的风险要大得多,弄不好连命都得搭上,收益自然也要大得多,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老烟当年还没有投机家(speculator)的素质,如果真象对冲基金那样建立个数学模型算算未来的风险收益,老烟那一腔热血恐怕会顿时变得拔凉拔凉的:“参个鸟军?还是接着当杭州小混混算了!”

    老烟所在的部队实行“供给制”,这是十分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不符合“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所以可称作“原始共产主义”。部队就象一个大家庭,提供主要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此外,每人再发少量零花钱,满足一点个人偏好。这样的制度在低收入水平上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而在那个年代,“安全”可是一个奢侈品。加入了“供给制”,就算进了保险箱,一切都有“组织”罩着,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使长期靠母亲兄姐供养的老烟获得了成人的自尊。

    在老烟的班上,就连这点津贴也共了产。班里12个人,除了班长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油子,其余的都是十几岁的新兵蛋子,所以班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家长。每月月初,班长把全班的津贴统一领出来,然后分成三份:首先抽点头贴补家用——这算不得“贪污”,班长的老婆孩子也属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焉能不管?其次买点牙膏肥皂,由各人领用。剩下的钱基本上都拿来买烟了。班长是个老烟鬼,自己那份津贴根本不够抽的。开学习讨论会时,班长就在桌上搁一袋花生米,旁边是两盒家庭手工卷的香烟,一盒50支。班长对这些小鬼说:“抽吧抽吧,反正都是用你们的钱买的,不抽白不抽!”就这样,一个老烟鬼很快培养出11个小烟鬼。

    班长有次坐船回家探亲,快到岸时,突然从树丛里窜出一股土匪。班长穿着军服,却没有带枪,急忙一个鱼跃跳进河里,朝对岸游去。土匪看到是解放军,便开枪扫射,一梭子打中他的头部,当即没顶。消息传来,全班小战士如丧考妣,第一次领略到革命斗争的残酷。

    2008-08-07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6 10:47:33    跟帖回复:
10
    连载2写得太生动了,哈哈,活灵活现呀。现在的学生估计是不敢!

    坐等楼主继续放续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6 20:02:31    跟帖回复:
11


    老烟记事(5)   喜儿打胎

    老烟一伙在支塘镇没呆一个月,忽接上级通知:军政干校准备并入华东军政大学,部队全体开拔,立即奔赴南京。这真叫“天上掉馅饼”,不光能进大城市,还能进大学堂,可把他们给乐坏了!出发那天,来接他们的是一列拉煤的火车。一路上,他们被飞舞的煤屑包围着,“黑得赛张飞、不让黑李逵”,但个个高唱军歌,兴奋异常。到达南京时,天色已近黄昏。由于各路人马来得太多,军大校园一时住不下,他们这支部队就在马路上露宿。老烟象个刚刚受洗的信徒,满目全是造物主的赐福,胸中充满对共产党的感恩。他在自传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队长马上整理队伍,领大家到一条较僻静的柏油路,头顶被两侧粗壮的法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所遮蔽,成了天然的拱穹,路灯透过绿叶洒下大大小小的光点,增添了夜色的神秘气氛。我们以班为单位,挨个解开背包,整好被褥,就早早躺下了。这种生活带给人以新鲜感,且有点罗曼蒂克意味。有些人已被旅途劳顿所征服,发出有节奏的鼾声。我则出现亢奋状态,毫无睡意。忽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悦耳动听的嬉笑声,从她们的口音中我听出这批女学员来自上海。她们渐渐地走近,用流利的方言发出轻微的责怪,嫌我们留的过道太窄,但又感到好玩,因为她们的纤腿要从我们的脑袋边擦过。我仰天躺着,只见一条条五颜六色的裙子飘拂而过,还伴随着阵阵幽香……

    我透过树叶,凝望满天闪烁的星星,对自己生活的剧变感到难以置信。今天的我已脱离了家庭,自立了,不再倚赖母亲和兄姐,这是最大的收获;也不必再去啃那些味同嚼蜡的教科书,不用再过那些最令人头痛的考试关了,这是第二个收获。一句话,我获得了真正的身心解放!】

    老烟入伍以后,一直过着散漫闲适的田园生活,所以头脑中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想法,对于革命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进了华东军大政教班,老烟终于开始领教共产党的看家法宝——思想改造。那时班上学员有一多半是学历较高的“旧知识分子”,虽然都已投身革命,但与老烟这种不学无术的中学生比起来,他们的思想和经历要复杂得多。党要用这些人,必须先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老烟的历史则属于白纸一张,本人又积极向上,深得组织器重,被当作骨干分子培养,年内入了共青团。老烟十分热中这些政治活动,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把自己变成纯度高达99.99的共产主义者。

    【那时的学习方式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洗脑”的东西,这是准确而形象的说法。学习《社会发展史》是为了批判剥削阶级享乐腐化思想,进行忆苦教育的形象教材是《白毛女》和《血泪仇》。我记得第一次看这两个剧是在南京大学礼堂。喜儿最后是挺着大肚子上台的,怀的就是黄世仁的孩子。她看见厅堂内张灯结彩,以为黄世仁要跟自己成亲,流露出幻想,这当然有损贫下中农的革命形象。《血泪仇》有一场面触目惊心:在还乡团的刽子手按下铡刀时,割破猪尿泡里灌满的红墨水,刹那间舞台上“鲜血”四溅,令观众心悸不已。

    看完剧,回来就得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揭露封建地主的罪恶,好象当时不太提资产阶级,可能一是学员中非无产阶级出身中属地主阶级的占大半;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强,以至我们在讨论中可联系的实际不多。在当时,我们都把地主阶级和享乐腐化划上等号,而享乐腐化又必然跟玩弄女性紧密相连,所以《白毛女》中黄世仁跟喜儿的关系就和我们在脑海中对地主的道德鉴定完全吻合。可是喜儿被奸怀孕后对主子产生幻想能对头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过在讨论中是不能亮出自己这一看法的,尽管作者如此写可能有其现实依据。当我第二次看此剧时,聪明的作者已将喜儿“打了胎”,删去了后面的情节。由此看来,革命文学中的素材和人物是作家手中的一块面团,可以根据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当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极其模糊,直至数十年后,通过许多作家的沉浮和自己在创作中所走的弯路,才逐步领悟到,这是一个很深的陷阱,它使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只能写出平庸而不真实的作品来。】

    老烟对“喜儿打胎”的评论不太厚道。《白毛女》原本就是一出政治剧,当然要为政治目的服务,哪儿能完全写实呢?如果这个“阶级杂种”生下来,他的成份还真难划定:他身上既流着剥削阶级的血,又流着被剥削阶级的血。这无疑会给血统论者出难题,也会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打胎”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老烟受党教育多年,又长期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个中奥妙知道的门儿清。我上初中时学《王贵与李香香》,老烟给全班布置作文,要求把这首长诗改成一篇小说。在描写崔二爷吊打王贵时,我别出心裁地来了一句:“王贵痛得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尿了裤子。”老烟在一旁加注道:“不妥,有损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这篇作文我才得了75分。

    2008-08-09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6 20:13:2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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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第10楼第 10 楼 狒狒喵 2014/6/16 10:47:34 的原帖:    连载2写得太生动了,哈哈,活灵活现呀。现在的学生估计是不敢!

    坐等楼主继续放续文!
谢谢!都是饿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7 19:34:3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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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烟记事(6)   洗脑逸闻

    关于军大的思想改造,老烟在自传里作了详细描述,有些事情十分滑稽,现照贴如下,权作解颐:

    【指导员每天要听取各个班的学习汇报,从个人联系实际的发言中找出富有教育意义的生动实例,在全中队作典型报告。这样的活动经常搞,可我只记得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支塘学习时水性特别好的广东籍孙君的发言。他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的远房亲戚,因为家境欠佳,让他姐姐到孙科公馆去帮工,估计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吧。从孙君的长相可以推断其姐的相貌不凡,因而被孙科看中了。某天夜晚她正要就寝,孙科推门而入,将其拥抱接吻,她拼命反抗,孙科害怕家丑外扬,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过不多久,她就被辞退回家了。

    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除了经常性的小组讨论(这是从老大哥国度传来的学习方式,叫做“习明纳尔”)外,还要组织几次小高潮。下面记录的就是我印象最深,富于戏剧性的一段插曲:

    这次上级安排的是以批判地主阶级享乐腐朽思想为主题的向党交心运动。古人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以说,这个课题重点在“男女”上,几乎人人有份,而改造的标准,似乎应以柳下惠为样板。

    卢政委的启发报告用去半天,下午是典型引路。将会是谁登台亮相,现身说法呢?这是全政教班人人关注的焦点。学员们对卢政委有点“个人崇拜”,深信他选中的典型,必定是个百里挑一的人物,他一发言,产生的威力不亚于广岛挨的那颗原子弹!

    两时正,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喇叭里播放的音乐使得会场气氛分外肃穆而压抑。在主角出场前,须有人领头呼“打倒万恶的地主阶级”、“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之类的口号,领呼者多为政工干部,如果有哪位指导员这方面已出了名,那么他一举臂,全场就会热血沸腾。有一回在校本部广场召开“反对美帝武力阻止解放台湾大会”上,有一位指导员领着全政教班800名学员一气喊了10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嘹亮有劲,把整个会场镇住了,真是出足了风头。他不仅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更重要的是充沛的情感招之即来,极富于鼓动性,所以每次都能收到“群情沸腾”之效。

    这次呼口号却是各自为政的,待声音渐渐平息下去,众人拭目以待主角的出现。

    突然,全场一片哗然。上台的竟然是张君,老学员中思想改造的楷模,全政教班仅有的几名学员排长之一(当时军大各学员队排长均从野战军连队工农出身的排长中选拔而来)。张君细述了自己由于背上了“进步分子”的包袱,以至在这次交心运动中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经过组织的帮助,提高了觉悟,决心与地主阶级腐朽思想彻底决裂。他声泪俱下地向大家坦白:在投考军大离沪前夕,将同父异母的16岁妹妹奸污了……

    张君对每个听众都提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连如此隐秘的丑事都敢端出来,你为什么还要观望动摇呢?”

    正在这时,坐在我身后的李君递过一张字条:“小烟,请马上跟我出会场,有要事相告!”我立即去向排长打了个招呼,就和李君走出会场。这时口号声大作,其中自然有“向张××同志学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之类的内容。

    我俩在离会场20米处一棵法国梧桐旁坐下。

    李君是杭州××大学学生,祖籍四川,身材矮小,性格孤僻,不大敞开思想,有些清高,不过跟我还谈得来。他的外语水平挺棒。这时他神态有些紧张,以至话音发颤:

    “方才我听了典型发言,受到强烈震动,决心向组织彻底交心,可是又害怕自己待到大会结束后发生动摇,所以请你出来,趁热打铁,先向你公开!”

    我听后心情也很激动,抓紧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劝慰他,并答应为他保密。因为指导员已在骨干分子会上向我们交过底:有些人的事可以不在小组会上交代,只须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组织即可。李君听完我的话,变色的脸庞渐渐恢复了常态。

    这次他交代的是如下一个内心秘密:

    他家在成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说有点像巴金小说《家》那一类大家庭)。15岁时,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姨妈(寡居),挑唆他发生了性关系。虽然仅一次,但已造成了他久久难以摆脱的负疚感,由此性格大变。怪事无独有偶,今年夏季,他脐下一寸处长出一颗豆粒大的脓疮,久治不愈。他胡思乱想,怀疑姨妈有性病,自己受到传染,梅毒螺旋体潜伏数年后,终于“脱颖而出”,他为此忧心忡忡,羞愧得无地自容,已失眠一个多月,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火城”度暑,却不敢脱长裤睡觉,患部因不能及时消毒治疗而引起溃烂,他更以为梅毒已进入第二期了。

    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两眼充满企盼地看着我。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抚慰他说,这件事你不负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次能主动把沉重的包袱卸下,非常好,今后就可以轻装前进了。可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我按常理推断,他那颗脓疮决非梅毒,应该抓紧去门诊部治疗,我答应陪他同往,后来证明果真是虚惊一场。

    这次交心运动结束时,每人要写一份思想小结,李君坦诚地把此事写了进去。这虽然不用在小组会上宣读,却要装进档案袋里伴随终生。李君很清楚这点,但并不因此而动摇。

    那时大家的心态值得作一番分析:一是感到人生应追求象婴孩一样纯洁的思想境界,如要实现就必须涤荡心灵上的污垢,象张君和李君所做的那样;二是对组织的信任胜过父母,其间的关系可比之虔诚的教徒与上帝。我的这种信任感也导致我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险遭灭顶之灾,从而失去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我对组织的信赖。】

    2008-08-11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8 20:20:5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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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7)   摄心大法

用今天世俗的眼光来看,老烟这辈人简直就是一群傻冒。那些丑事假如自己不往外说,有谁能够知道?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要向组织交心;组织也许诺:只要交待清楚,再大的问题既往不咎。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大家都在“比学赶帮超”,看谁改造得彻底,形成一种十分独特的氛围。除了少数老谋深算之徒外,象老烟这类阅历不深的年轻人很容易向组织掏心掏肺。那时的党组织也确实言而有信,不随便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所以深得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有硬的一手。随着大小城市被接管,旧政府的众多档案落入新政权,各级部门加快了对“革命新成员”的甄别工作,内查外调,网越收越紧,使那些想隐瞒历史的人越来越恐慌。如果不主动交待问题,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不管自愿还是被迫,每个人最后都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接受洗脑。

洗脑堪称“摄心大法”,具有骇人的力量,它能够逼出一个人灵魂深处的“罪恶”,其干净彻底可与灌肠相媲美。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控制个体的超我。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亦称“里比多”(libido),乃是原始的心理能量,其表达方式为“爱”与“恨”。自我掌控理性选择,其表达方式为“是”与“非”。超我掌控道德审判,其表达方式为“对”与“错”。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位一体,它们之间的协调直接影响到人格的健全。如果把本我比做一匹拉车的马,自我就是车夫,超我则是乘客。马提供动力,车夫负责驾驶,乘客决定前进的方向。

本我是与生俱来的,自我和超我则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超我在成人的精神世界中居支配地位,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父母、老师等权威者赋予;超我形成之后,这些具象逐渐隐去,不过权威仍在。一旦本我或自我背叛超我,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它们造成的痛苦有时会强烈到让个体选择自杀。

所谓政治洗脑,就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对个体的超我进行重塑。重塑完成以后,超我就会对个体重新进行道德审判,所有与超我相违背的思想都会受到排斥。在这个阶段,个体会产生巨大的精神恐慌,强烈的罪恶感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为了摆脱焦虑,他需要找人忏悔。忏悔意味着皈依,所以接受忏悔的人必须是超我的化身,如同基督教中的神父——老烟在前面就扮演了李君的神父。政治洗脑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各种“表忠”、“交心”活动也与宗教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成千上万信众按照同一方式行事,即使再荒诞的仪式也会变得神圣起来,这时个体往往会放弃任何怀疑和理性思辨。新的超我一旦植入,就会牢牢控制个体的思想,其效力有如魔教的“三尸脑神丹”、神龙教的“豹胎易经丸”。事实上,《笑傲江湖》与《鹿鼎记》均作于文革最烈时期,充满了政治影射。其中众教徒阵前高呼口号的做派,象极了手举红宝书的红卫兵。只不过金庸先生会做人,不愿说破而已。

2008-08-12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4-06-18 21:32:5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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