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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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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huaxi 于 2014/7/4 7:21:5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文学
                                   被  捕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1967年6月,我作为歹徒被抓捕过一次(至今暂时还是第一次)。那时“一月革命”已经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政府(即市人委)所属机构包括公、检、法都已瘫痪,实际替代公安系统发挥维护社会治安功能的是“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当年威震上海滩的“上体司”。当时抓捕“人犯”虽极不规范,不分逮捕、拘留、传唤,也不用办理《逮捕证》、《拘留证》等手续,但因“上体司”的“专政工具”职责是文革权力当局认可的,那时我刚要满15岁,所以对我而言是惊心动魄的。

    至于案由,开始我自己也稀里糊涂,后来是在审问中“被明白”的。

    我家住的三星里,原是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为了躲避美军在虹口区的轰炸,到市南一片坟场上建起来的,有5排石库门房子,共34个门牌,还有“大汽车间”(即车库)和花园等附属设施,抗战后成为国民政府的“中纺公司”宿舍,1949年以后因主要住户是第二印染厂的职工,就划归了该厂。

    对三星里的孩子们来说,弄堂西面的花园是玩耍的天堂,园里有参天大树,也有灌木、草丛,孩子们在里面一疯就是半天,直至午时或傍晚爷娘扯着嗓门“阿毛”“阿三”地喊叫寻找。大约是1959年我上小学那年,花园里被“劳动车”(一种人力双轮车)送来一车又一车熟石灰渣,花草很快就枯死了,后来小树也都被埋没了,等到石灰渣长成小山的时候,最后几棵大树也完全秃掉了。那时“绿化”还只是口号,没有人追究大片草木被毁,居民们即使想追究也找不到对象,而孩子们在石灰山上照样玩冲锋、捉迷藏,和过去在花园里一样高兴。所以,这个变迁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后来,石灰山被悄悄挪走,沿着原花园的西墙和北墙,搭建了油毡席棚,居委会在这里办起了生产“炭墼”(功能相当于点燃煤球炉时的引火柴,木柴的替代品)的加工场(亦称“煤饼组”),人拉的“劳动车”、脚蹬的“黄鱼车”乃至三轮、四轮的小卡车开始在弄堂里出没,家长们才觉得儿童安全受到了威胁,三星里终于清醒过来:孩子们的“天堂”被蚕食、霸占了!

    于是,家长们孩子们一起愤怒——家长们的愤怒表现在嘴上,孩子们的愤怒落实在行动上。从那时开始,三星里的孩子与“煤饼组”进入了长达数年的战争状态。

    孩子们发动的是游击战,主要武器是就地取材的炭墼。

    炭墼,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技术创新”,每家每月凭证供应30个,主要成分是锯末、煤粉和粘合剂,由人工往钢制的模具中填料,用木锤砸实、晾干即成,近似圆柱体,上直径七八厘米,下直径略小,有二三两重,质地松、软、轻,即使打到脑袋上也只是闹个一身黑。

    每次战斗一经打响,“煤饼组”所谓的“车间”、“办公室”的棚顶上会突然被一批批黑色“炸弹”覆盖,砸得砰砰直响,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心理震慑力很大。有时,“黑色炸弹”还会钻进席棚,击中女职工们的身上,连坐在办公室的领导W老太婆也中过“彩”。那进进出出的人力车,更是令孩子们兴奋的活动目标,从露台上、从亭子间窗户、弄堂的拐角、从一排排层层叠叠的晾晒炭墼的“迷宫”中,会有无数神出鬼没的流弹飞来,将“目标”黑掉,偶尔,头上还可能鼓起纯肉包。

    那些多少有些残疾或行动迟缓的大姐大妈也尝试过捉拿我们,W老太婆更是经常向户籍警诉苦、告状,有时还领着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B同志”去察看现场。但这一切举措在游击战面前几乎都见不到什么效果。

    游击战具有“非对称”性:大姐大妈老太婆们在明处,我们躲在暗处;那时小学大多半天上课,“指战员”们上下午轮流参战,随时出手,没空便停战,打击来时突然,去时无踪,神出鬼没;我方都是手脚灵便的孩子,“敌方”大多是女性老弱病残,没等她们反应过来、冲出席棚,我方战斗员早就溜之大吉;“炸弹”是从各个方向、高度立体交叉飞来的,那时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发明摄像头(即使发明了并传到了中国,那售价一分钱一个的炭墼,又能拿出多少利润来装备高科技呢),这样,根本就拿不到指控的证据,派出所也认定是小孩子胡闹,没法处理。

    战争就这样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1966年。

    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政府机构在伟大领袖支持的群众斗争面前迅速瘫痪,公检法被“砸烂”,连“B同志”也受了冲击,而我们却在生物学意义上成长起来了,并且受益于党中央“停课闹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有了更加充沛的运动战时间,对“煤饼组”的破坏性越来越大。无奈之下,“敌方”也许受毛泽东“深挖洞”谋略启发(我断定“煤饼组”的主要领导同志W老太婆当时不会有“柏林墙”灵感),便投“巨资”在三星里的居民区与“煤饼组”之间,搞了一道高达4米多的竹篱笆隔离墙,“煤饼组”龟缩一隅,全面进入战略防御。

    当时的社会情势是:大人们都在各自单位早出晚归地“运动”,纠缠于派别斗争或者被斗争,忙于革命或者被革命;长大了的孩子们陆续进入了《犯罪心理学》上的“易罪错时期”,年龄大一点的(满十七八岁的)且出身硬、胆子大的都在学校开“司令部”或砸“司令部”,我们这些既没有革命胆略与策略的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多数闲散在家。不久弄堂内外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团伙,聚众打架斗殴风潮开始出现。为了“保卫自己”,男孩子们开始练习摔跤、杠铃、石担、哑铃等器械,力图以肌肉为威慑,保全自己。

    这时,我加入了弄堂里以“大兔”为首的“杠铃”集团,,若按现今《公司法》的相关条文,我也可以说是“发起成立”人之一。

    所谓杠铃,只不过是大兔与我家楼下的阿康一起,在某工厂堆在淡水路人行道上的废钢铁中扛回来的6个钢制皮带轮,一根铁棒而已,总重量近50公斤。那堆废钢铁被称作“杠铃”实在有点浮夸——“杠铃片”的洞洞太大,它们是乱七八糟地躺倒在铁棒上的,每次练习都要费力移动、整理两边的负重距离,一旦再次落地,那“杠铃”便又在“哐啷”的巨响中散架。

    所谓集团,总共4人:领袖(行为科学的所谓非正式领袖)大兔,长我1岁,属兔;成员:阿康,年长我2岁,属虎,鸭头,好像也略年长于我,我。鸭头非三星里人氏,是我家东邻J家外甥,家住大场附近,在三星里寄住。4人聚在一起也并非偶然:阿康家庭出身最好,是工人,但不知何故他没有献身革命;大兔父亲好像是中医,传说有“历史问题”,儿女即使想革命也会遭拒绝;鸭头对家庭从来不提,讳莫如深;我父亲是市某局的小干部,当时正遇到点小麻烦。总之,我们4人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都游离在革命运动之外。

    集团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领袖身高1米84,人高马大,且家中备有重磅哑铃、拉簧等器械,早练得肌肉发达,并习得几招摔跤技巧,据传在社会上“路道”很粗,是弄堂里尚无人公开挑战的“知名人士”之一。阿康个头1米78,两眼一瞪像老虎,且与大兔早就是校友兼死党,自然也颇具威慑力。虽然“鸭头”和我都还算“老实”,但因与领袖搭上了关系,胆子也开始虚胀。

    那时,每天上午或晚上,我家北面的空地上“杠铃”一响,立刻会有一群弄堂里的孩子围拢上来看热闹,也有的上来比划几下。因为无力购置举重皮腰带,我们主要是躺在长凳上练卧举,附带练习几个简单的哑铃动作,但运动量很大,几个月的锻炼,我的大臂、胸口、腹部等处已经出现小块肌肉(从此这两样器械陪伴了我40多年,持续至今)。虽然集团成员都有所长进,但是肌肉练得真正匀称、好看的还是个头仅1米70的鸭头。

    肌肉,提振了我们的自信心。

    我们感觉体格强健、精力旺盛,时间充裕,闲得无聊,总想干成点事业。

    阿康胆大,曾到卢湾射击场挖了几次子弹头,回来在厨房的煤球炉上坐个罐头盒“炼铅”,我学“智叟”,教导他弹头灌的是铅合金,煤球炉根本化不开,劝他不要白费劲。可没想到愚公还真的成功了,可正当他得意地高喊:“大胖、大胖,快下来看啊,炀忒啦!炀忒啦!”(即熔化了),突然一声巨响,一颗长弹头爆炸,击穿罐头盒,钻进后门前的界墙。爆炸声惊动了整个三星里和马路对面的居民(晚上还招来了户籍警“B同志”)。当时我正在位于厨房顶上的亭子间看书,更被震得从座上跳起,下楼后只见蹲在被炸灭的煤球炉旁的阿康脸都白了;那期间,大兔与阿康还在外面捉过一只猫,两人在露天宰杀,然后架火尝试着烹饪,并热情招徕弄堂里的孩子们随意品尝(我因自幼对猫深感恶心,未敢靠近),邻居们都在背地里连连摇头,彻底否定这个“义举”;我当然也想自己的事业,一天突发奇想,胡说巨石下水井,井水翻腾一定会超过半小时,阿康将信将疑,便与我领一群小孩将前弄堂树下的长石凳拆除,那已经老头老太们的屁股打磨了几十年的表面极为光滑的2米多的长条巨石,经过我等千辛万苦,被撬到了我家门前的水井旁,然后大家一起奋力推入,结果半分钟不到的井水翻腾,却让三星里的老头老太骂了我3天(“上山下乡”后我从东北回家探亲,有人告诉我,战备时挖井,为打捞那块巨石,下到井底系绳的小弄堂里的“大块头”差点被砸死)……

    后来,集团便开始谋划更大的事业——“煤饼组”W老太婆打造的隔离墙。

    那隔离墙,有效地阻断了我们弹药的来源,打击目标也都被系统地保护起来,战火实际上已被W老太婆的计谋掐灭,席棚也开始演变成砖木结构的固定建筑,我们的领土将要永久丧失。因而,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打破隔离墙!

    一天晚上,我们练过身体,就尝试突破封锁线。原花园的南墙是三星里与元通漂染厂(厂名已经“红卫”)的界墙,隔离墙以它为起点并相互垂直。大兔个子高,他利用隔离墙上竹篱笆的节结为梯,试着登上了较矮的界墙,然后钻进界墙上的铁丝网,顺界墙靠入“煤饼组”范围,然后跳下界墙进入敌占区,从里面打开隔离墙的大门,我们3个带着一帮年龄更小的喽啰蜂拥而入,这下“煤饼组”可遭了秧啦,我们立刻尽情地甩开了晾着的炭墼,成百上千的黑色手雷从我们手中飞出,砸向四面八方!大家在里边兴奋地放手大干,加工场里被砸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干瘪的像猴一样的W老太婆照例又叉着腰领着她的同志们冲着三星里的石库门一通叫骂,我们见她气急败坏,更加开心,隔三差五地乘着夜色摸进“煤饼组”。阿康、鸭头、我都很快掌握了翻越隔离墙的技巧,那道高高的篱笆已经形同虚设。到后来,我们攻进“煤饼组”后也懒得再费劲巴拉地甩炭墼玩了,而是成箱、成排地公然破坏。我们将那一排排产品推倒、翻倒在地,我们近似疯狂地将成箱的炭墼倒入加工场内的下水道,窨井,排水口,倒在W老太婆的办公桌上、抽屉里面……原来初级阶段的甩炭墼,摔坏的产品留下了原料,只需收集起来重新加工,损失还不算大;当战争升级为堵下水道、排水口、窨井的高级阶段,“煤饼组”不仅要重新加工产品,还要常常艰难地疏通排水系统,麻烦与损失就更大了。

    教授痛心疾首地强调,中国人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长期喝着狼奶,所以性情中隐藏着狼性的凶残,这真是民族人性整体的不幸。现在想来,那些大姐大妈甚至“老太婆”(就是现在所说的女性“四零五零”)大都来自我们这个居委会范围内、三星里围墙外那些艰难栖身在歪歪斜斜的棚厦简屋中的贫困家庭,那可是中国统计口径中的“最贫困人口”啊,她们每天五角钱的工资本来就不好挣,夏天一身乌黑的煤泥,冬天伸出手就是流血的黑色裂口。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再冒着“敌人的炮火”,来挣那可怜的几角钱呵。而我们,这些本来与她们“同根”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却对她们进行着无情的“相煎性”打击。如果不是被“对外开放”“渗透”进来的现代性价值观唤醒,我一定还在被狼基因修改过的精神动力机制中亢奋着呢。

    也许,就在这时,W老太婆想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力挺的“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上体司”。

    那天半夜,我父母还没有回家,我家姐弟5个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砸门声、喊叫声惊醒:“X大胖!X大胖!快点开门!”听那动静,来人在使劲地摇门,楼梯上那扇没有门框的门像要被摇下来似的。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惊恐万分,抖抖索索地下楼开门。只见四五条汉子凶神恶煞般地挤在楼下:

    “你就是X大胖?一点也不胖嘛!”他们连我的名字都没弄清楚,喊的是加了姓的乳名,那是50年代就因历史问题被发配郑州的邻居Y先生的夫人Y家姆妈给我取的,我父母以及弄堂里的大人孩子都这么叫。

    我胆怯地点点头。

    “我们是‘上体司’的,现在跟我们走一趟!”一个人随即抓起我就往外拽。当时不需要出示证件,也确实没有假冒的。我自然明白“上体司”就是如今的“公安局”,所以早吓傻了,连头也没回,就身不由己地就跟着他们走了。

    走到弄堂口,只见马路边停着一辆三轮卡车。

    “上去!”背后有人推了我一下,厉声喝道。

    我爬上卡车一看,哎呀,不好,大兔和阿康早就在车上低头坐着了,连领袖也被他们捉来了!我心头不免一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俩抬头看了我一眼,面部毫无表情,居然像是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也许这是被捕的规矩?顿时,我更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上体司”在上海是曾刮起过“红色台风”(现在的“从重从快”就是那时候的上海发明的),可那是抓流氓歹徒的啊,抓我们干什么?再说,最近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啊,大兔在外边“路道粗”,我难道是受他牵连?

    我心里正犯着嘀咕,胡思乱想着,鸭头也被押到了。

    至此,整个集团全军覆灭。

    三轮卡车“突突突”地往瑞金二路开,从建国西路折向陕西南路,然后开进了上海市体育馆(老馆,后改为卢湾区体育馆,再后来就被拆除了)。

    从车上下来后,我们立即被分别带进4个“房间”。我观察我那房间应当是在一个很大的空间用胶合板间隔出来的,三米高处就是联通的钢架结构的共同屋顶了,所以房间相互之间似乎不隔音,我能还能隐约听到大兔与审问者的对话,但听不到阿康和鸭头的动静。

    审问是彼此站着进行的。审问我的是一个上穿红色长袖运动衫、下穿一条草绿色军裤的消瘦青年,他脚蹬一双浅褐色的高帮翻毛单皮鞋,入夏了,那双冬鞋在我看来特别刺眼。他个头虽比我略高,但看上去并不比我强壮,他是在“组织”的,是机构的人,且拥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无穷力量,我自然没敢尝试反抗。

    “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他似乎和颜悦色。

    “我不知道。”我轻轻答道。

    “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吗?今天不坦白你可别想出去!”他脸色一翻,突然凶了起来。

    “知道、知道。”我慌忙回答。

    “老实说!偷没偷过皮夹子?”他用力踢了我一脚。这也许相当于林冲挨的“杀威棒”,可对我这完全是多余的,我的胆量早就崩溃啦。

    “没有啊。”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小偷呐,我想一定是弄错了。

    “没有?没有我们怎么会半夜三更请你到这里来?是我们发神经病了?”他显然是在诈我。

    “真的没有。”我想你发没发神经病我怎么知道,但没敢说。

    “真的没有?”他冷笑着走到我身边,抓起我的右手,仔细看了看手指头,然后没好气地扔下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检查你的右手食指与中指是否会自然收齐,那可是小偷的习惯。

    “那你干了什么坏事?老实交代!”他又给了我一脚。

    实话实说,这两脚好像并不很重,没有多少疼痛的感觉。可这时候突然传来了隔壁领袖的哭声:“哎喓哇,哎喓哇,呜呜呜……呜呜呜……”大兔也挨打了!

    大兔的哭,完全出乎意料,我心头顿时一沉:平时那么高大、自信、强枉,整个世界都像不放在眼里的大兔居然在哭!我转念一想,这一定是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而实施的策略呢。还是领袖高明啊,我虽害怕,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招。

    于是第二脚上来以后,我也立刻调谐,转换成了哭腔:“呜……呜……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啊”,并且尽量作可怜状。我的确认为没干坏事,因为进“煤饼组”胡闹,在文革中实在算不上什么问题,学校、工厂、各行各业,打、砸、抢,哪里不比我们干的更热闹?都是革命行动,合法的嘛。

    “没有?”他的皮鞋这一次重重地踹到了我腿上,我身子一歪,倒到地上。

    “夜里进没进过里弄生产组?”

    我终于明白了案由,也领教了初夏翻毛皮鞋的功能,呜呜的哭声变成了哇哇,唯唯诺诺地答道:“进去过的,进去过的。”

    “给我站起来!”他命令道,然后在办公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厉声喝道:“进去都干了些什么好事?老老实实都交代出来!”

    他说那就是干坏事,我哪敢争辩,何况,隔壁的大兔也已经开始在招认破坏“煤饼组”生产的罪行了,我也就乖乖地一五一十地开始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我在交代的时候支支吾吾的,没有什么条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翻毛皮鞋”似乎对这一切都不大感兴趣,他坐在办公桌上只顾自己抽烟,两只皮鞋悠闲地一前一后来回晃动着,也不打断我的话,也不提出问题。

    “没有了?”等我讲完他问道。

    “没有了。”

    这时,他一言不发,跳下办公桌,开门走了出去,连门也没关。

    很快,他回来了,对我喝道:“出来!”

    我被带到一间更大的房间,里头居中集中摆着4张办公桌,像是比较正规的办公室。后来,我的3位战友耷拉着脑袋像萎灶猫一样,先后被带了进来。

    办公桌旁边,坐着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圆头圆脑的汉子,像是个头头。其余几个有坐在椅子上的,有坐在办公桌上的,还有一个抱着双臂,靠在墙上。

    “你们几个搭(给)我听好了”,头头模样的人开始训话:“根据刚才你们4个人的交代,你们的罪行是严重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肆无忌惮地破坏里弄加工场的生产,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应当从严处理!但是,你们交代问题的态度还比较老实,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现在你们回家去写交代材料,要把刚才讲过的和没有讲过事实都详细写出来,明朝下半天,哦,不”,他看了看手表:“今朝下半天3点钟准时送到这里。根据你们的书面交代情况,再决定如何处理。听清爽了伐?!”

    “听清爽了!”我们4个回答。

    我们被释放了。走出体育馆,大概已经4点多钟,天都有点亮了。在市体育馆门口,我没有看到那部三轮卡车,便有点疑惑:“不送阿拉回去了,要自家走回去啊?”结果招来大兔、阿康一顿数落、笑话。

    回家后,我被父亲臭骂了一顿,但母亲却站在我一边,认为“上体司”“是乱抓人,还打孩子!”她自恃是某研发机构的政工干部,联络了大兔母亲“P师母”(三星里所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起到市体育馆去讨说法:一是抗议乱抓;二是要求“平反”,结果不了了之。当然,她们也没白去,办案人员对她们说:“交代材料就不要送啦”。

    后来,我们虽然发誓要将战争继续下去,但实际上却再也没有发起进攻。再后来,杠铃集团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散掉了。

                                                    2014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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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兔的哭,完全出乎意料,我心头顿时一沉:平时那么高大、自信、强枉,整个世界都像不放在眼里的大兔居然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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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1967年6月,我作为歹徒被抓捕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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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即市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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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当年威震上海滩的“上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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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抓捕“人犯”虽极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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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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