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战警》与超级文明社会的覆灭 史泰龙主演的美国影片《超级战警》吸引我的并非是从冰冻监狱中假释出来的警官詹姆斯•巴特与重刑罪犯塞蒙•菲尼克斯(即“黄毛”)之间惨烈的生死搏斗,而是市长卡特博士设计、缔造的那个“超级文明社会”的兴起、作恶与覆灭。
市长卡特博士在洛杉矶子虚乌有的“2010年大地震”的废墟上,将洛杉矶市与相邻的圣地亚哥市整合成一个同样子虚乌有的具有超级文明的现代化城市——圣吉安市。原洛杉矶警官巴特在1996年的一次解救30多名人质的行动中因“擅自出击”招致失败,2年后被以“间接过失杀人罪”获“冰冻70年”的徒刑。2030年,当圣吉安市警局急需一名“传统警官”去制服“传统凶犯”、杀人狂黄毛时,巴特被解冻、假释、恢复职务,使他面临着31年以后就已如“隔世”的先进、文明、富裕、发达的乌托邦——超级文明社会。
圣安吉市看上去蓝天碧透、空气清新,楼宇奇特、通体晶莹,街道洁净、繁华流丽,花木葱茏、百媚千娇,城市环境似乎已经美到极致,如梦如幻;街上的行人个个身披大同小异的卡扎菲式的长袍,头戴伊斯兰风格的圆帽或平顶的船形帽,服装色调趋同,多为褐色或蓝黑,暗示着我们特别熟悉的集体主义价值正在流行;市民们个个相貌堂堂、举止得体,态度谦和、语言斯文,人人口吐莲花;大家按照政府规定的健康生活规约严格修行,全城已经戒烟,高脂肪肉食、薯条等垃圾食物已像毒品般绝迹;民众文化精神生活更是圣洁、高雅,《花花公子》之类精神污染读物已成禁书,再也看不到了——整座城市姹紫嫣红,和谐安详,犹如天堂的入口。
然而,就在这美妙的人间天堂的地下,在“蒙昧”的现代建设的庞大、肮脏的下水道系统中,生活着一群不愿意与政府的强制合作、对超级文明社会的“美好生活”不感兴趣的“边缘人”。边缘人在庞大的下水道系统中过着破衣烂衫、用老鼠肉汉堡摄取热量的穴居生活,同时却不屈不挠地怀着传统的现代性理想,在地下与卡特博士打造的后现代超级文明社会奋力抗争。他们不愿意按照卡特的方式活着,不愿意按照卡特的规定来使用大脑,即什么时候可以想、什么时候不准想,只能想些什么,不能想些什么。正如边缘人领袖菲雷德里的宣言:我“喜欢思考、读书,崇尚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喜欢油腻的食物:牛排、烧烤、炸薯条,还有奶酪,抽大雪茄,赤身在大街上奔跑,看《花花公子》杂志……”因此被卡特博士视为道德乱码的群体,是威胁执政地位、破坏超级文明社会稳定的“敌对势力”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为此,卡特博士心怀叵测地假释了同样在冰冻监狱被判冷冻刑罚的杀人狂“黄毛”,在他头脑中植入了高效杀死边缘人的程序,同时为其注入了强大的杀人能量。
然而,由于植入“黄毛”大脑的程序存在技术缺憾,不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致使杀人狂自主性的犯罪意识顽强显现,甚至出现了不服从乃至危害卡特执政地位的倾向,而超级文明社会的警察,又在谦谦君子化的大环境中完全丧失了制服传统罪犯的能力,连枪支弹药也进了博物馆。因此,卡特博士不得不同意圣吉安市警局的办法,让正直的怀有正义感的传统型警官巴特走出冰冻监狱,用传统的武器和手段去牵制“黄毛”,以期最终实现消灭边缘人、制止革命的目标。
影片主要表现的是传统型警官卡特在超级文明型女警官芮妮娜•郝丝丽的支持、协助下,深入基层,到下水道系统中开展调查研究,弄清了边缘人的基本诉求,掌握了卡特博士缔造的超级文明社会的罪恶,以及指使“黄毛”疯狂杀戮边缘人的证据,进而团结广大热爱自由的边缘人和圣吉安市警局的健康力量,最终铲除了以卡特博士为首、以“黄毛”为主要罪犯的黑恶势力,罪恶的乌托邦——后现代的超级文明社会顷刻崩塌,圣吉安市重新回归主流民主社会。
《超级战警》的故事还没出美国电影的俗套,场面依旧血腥火爆,结果也仍然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然而,故事却引伸出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未来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对发展方向不确定性的深深忧虑。这种思考与忧虑关联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其制度的命运,并且与当今世界人类社会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民主与专制(或威权)相互交织与撕扯,因而超越了一般警匪故事的精神格局。
《超级战警》是一个后现代故事。后现代是现代的继续与发展,然而,即使是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种危险: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致使其不能保证阻断前现代乌托邦的重新表达,前现代专制幽灵很可能借助后现代强大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科技资源,并以美妙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形式重现——如市长卡尔教授设计、建造的看上去是那样美好的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是一种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社会演进的复杂性、“测不准”进行深入思考以后的高度警觉。
后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自然要由那个社会的人们自己解决。《超级战警》的解决方案依然是以暴制暴。当然,这种暴力是有限的、微乎其微的,是“精确制导”、“斩首”式的,是前现代癌症尚未在整个美国现代肌体中扩散开来之时的“靶向治疗”,因而只涉及了市长卡特博士、杀人狂“黄毛”及一小撮喽啰,连市长的“铁粉”、一身肥肉的鲍勃尔先生也归顺了“革命”以后的主流社会。所以,《超级战警》还是不赞成普遍暴力和 “全面专政”的。然而,这种疗法只是在后现代的美国国情下的一种特色疗法,也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暴力革命究竟能否避免,还要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制度文化“自组织”的最终机缘。
然而,《超级战警》的故事引发的思考还是颇具进深的:
一、历史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当今世界,主要冲突仍然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冲突,即民主与专制的冲突,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即使已经进入后现代,都还身不由己地都处在这种冲突之中,它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只要具备条件,专制社会就会卷土重来,卡特教授能在美国打造超级文明社会这个故事,是在支持波普尔和哈耶克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批判,是在说明历史发展方向的曲折、不确定性、“测不准”,是在强调按照已经过去的历史的某些所谓“规律”来占卦人类的未来,尤其是遥远的未来,的确是宿命论的,反科学的。
二、“不确定性”预示着前现代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变革会更为艰难、曲折。世界上有些国家的社会生活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现代,而只是在前现代的地基上利用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生产力这种“工程技术”以及现代的精神、道德、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某些“砖瓦”、“建材”,在顽强打造新颖的前现代大厦。由于借助了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和现代先进的“建筑材料”,致使新型的前现代大厦可能会有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某些“相貌”,可能造得比历史上的前现代大厦更宏伟、坚固、漂亮,也提高了一点抵御现代性风雨冲击的承受力,因而成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的“特色”,进而产生了自信的幻影。然而,站在前现代的立场理解现代、后现代,与站在现代的立场理解后现代、前现代,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整整一个时代的差距,“特色大厦”的地基即核心或本质特征是前现代,是腐朽的、落后的,所以倒塌或迟或早终将发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将付出更多的苦难、艰辛,变革的道路会非常曲折。
三、极权社会、后极权社会与专制制度的主要斗争方式是不服从、不合作。极权是专制的现代、后现代形式,由于它借助了强大的现代、后现代的物质力量,因而如果以“大革命”的暴力方式推倒它,后果将极为严重。因而,《超级战警》中下水道中的边缘人(实际上是指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武装革命,而只是以群体的方式转入地下生活,采用对政府不服从、不合作的方式来抗争:他们在地下自由地赤膊,自由地吃老鼠肉,自由地读《花花公子》……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只不过是在地下突然伸出先进的喷涂设备,在超级文明社会的建筑物墙上“涂鸦”。圣吉安市的边缘人是幸运的,他们有现代社会建造的“城市的良心”——庞大的下水道系统作庇护,因而可能成就一种集体不服从、不合作的斗争方式。然而,在某些一遇大雨暴雨城市就变成泽国的前现代国家,显然没有庞大的下水道系统可供庇护,但是,不服从、不合作的方式却同样有效。不服从、不合作,既包括觉醒的知识分子个体性的不服从、不合作,也包括在道德崩溃的大环境中,民众或因失去信仰而追逐利益的“享受至死”,或因失去希望而追求娱乐的“欢乐至死”,这都是不服从、不合作的常态,都是对极权社会的一种“自然磨损”。在阿伦特看来,极权社会、后极权社会的大厦往往是在这种自然磨损的状态中突如其来地轰然倒塌的——虽然有时需要一丁点儿外力来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超级战警詹姆斯•巴特及其战友,如前苏联或东欧的某些国家军队调转枪口的男儿。
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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