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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叫我如何不想他! 读《胡适、林语堂与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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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1999 于 2015/1/28 22:11: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先读后议。

转贴:http://special.kcis.cn/content.php?topicid=10678581

    周质平 | 文

    胡适和林语堂是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最知名的两个代表,晚年都终老埋骨于蒋介石治下的台湾。自由主义者选择了蒋介石,这毋宁是极近情理的事。尽管民主自由在蒋的手上,也少得可怜,但这少得可怜的一点自由,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寄望。这个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中有多少辛酸和不得已!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一时又成了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不出: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成了近几年来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清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份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还真想不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

    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胡适和林语堂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本文希望随着新史料的渐次出现,在一点一滴重构和重塑这些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接近他们的“本相”。

    一  胡适和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

    1932年,胡适初见蒋介石于武汉,两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整三十年。在两人见面之前,胡已在不同的场合对国民党、孙中山有过多次的批评,尤其以1929年在《新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为激烈,和国民党有过正面直接的冲突。1940年,林语堂初见蒋于重庆,此时,林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在《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出版之后,林在海外的声望,几乎等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并已在美国发表了不少支持中国抗战的文字。至于对蒋个人的评论,林已视蒋为中国最高之领袖。林蒋关系一直维持到1975年蒋逝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胡适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中心人物,同意他也好,反对他也好,他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他的影响,1949年之后在台湾依旧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由胡适倡议成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国民党迁台之后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对拓宽1950年代台湾的言路有历史性的贡献。但蒋介石对批评言论的容忍终究是有限的,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通匪叛国”罪名入狱,《自由中国》停刊,是早期台湾争取言论自由最光荣的记录。至于稍后在台湾学界轰动一时的中西文化论战,也都和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这一论战发生在胡身后,但“胡适的幽灵”却继续在海峡两岸飘荡。

    林语堂在国内的影响没有胡适那么大,但他代表的是知识份子在忧国忧民之外,也可以有幽默闲适的个人空间。在学界的影响,林不能与胡相提并论;但林的幽默小品可能更受一般大众的欢迎。而胡、林两人都身负国际重望,他们选择到台湾终老,对蒋介石来说,自然是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林语堂和蒋介石的关系,没有胡蒋关系那么有实质的内容,但蒋曾多次出现在林的著作中,是林最关注的近代中国政治领袖。林早年对蒋的评论带着一定的揶揄和调侃,1932年10月发表在《论语》的〈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这则短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林觉得蒋说话平实,不高谈主义,平日也还看些王阳明、曾国藩的书,并指出蒋“若再多看看《资治通鉴》,《定盦文集》,《小仓山房尺牍》,《论语半月刊》,我们认为很有希望的”。行文之间,带着居高临下指导性的口气。在同一期《论语》中,还有一则署名“语”的随感〈一国三公〉,也是林的手笔,对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有扼要的评述,他认为:蒋的所长是“善手段”,“机断”,“会打机关枪”;而其所短则是“读书太少”。这一时期,蒋在林的眼中无非只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擅手段的“行伍”,对蒋谈不上有太多敬意,但也没有什么恶感。

    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随着国内形势的更迭和蒋氏权力的确立而有所改变。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的〈结语〉中,林对中国之现况和前景都是相当悲观的,对山东军阀韩复矩能集省长、县长、法官、陪审于一身的做法则表示欣赏,因为他至少给治下的老百姓一个生活的秩序,而这点起码的秩序,对当时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这句老话,道尽了中国百姓的辛酸。在“领袖人物的追寻”(“A Quest for Leadership”)一节中,林语堂提出了“中国好人究竟在哪儿?究竟有几个?”的问题。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有四亿生灵的国家沦为像一群没有牧者的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此时,他显然没把蒋视为四亿人口的“牧者”;而他心目中中国的“救星”(Savior)是一个“大司杀者”(The Great Executioner),他写道:“大司杀者悬正义之旗于城楼,过往行人都必须向正义之旗俯首。并告示全城,有敢违抗法律,拒不向正义之旗俯首者,斩。”当然,林的笔触是带着激愤的,在他看来,一个被面子、命运和人情统治了几千年的民族,只有“斩”之一字,可以稍剎贪污腐败。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林此时所期盼的无非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对中国现况的改变,几乎全仰仗在一个领袖的身上。

    林语堂在1939年《吾国吾民》修订版的〈短序〉中指出:1934年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侵略的威胁,加上领袖人才的缺乏,中国正在走向破败和灭亡;但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他由悲观转向乐观,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出现转机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团结和复兴的起点。1939年版的《吾国吾民》删掉了1935年版的〈结语〉,而代之以〈中日战争之我见〉(“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当中对抗战有许多过份乐观的估计,并视蒋介石为中国复兴最关键的人物。林说:“中国最有希望的一点是有一位领袖,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冷静和顽强,他深知这场战争就如一场二十回合的拳击比赛,胜负取决于最后一击。”他极力为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护,把1932至1935这四年时间看作厚积抗战实力的准备时期。蒋在他笔下是一个“虽全国人之以为非,无碍我之以为独是”,并敢于抗拒群众压力的领袖人物。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对蒋最高的评价,并指出“蒋比吴佩孚、袁世凯更现代,做到了吴、袁两人做不到的在军事上统一中国”。蒋在林的笔下是“意志坚定、掌控全域、头脑清楚、富于远见、果断、顽强、冷静、残酷、工算计、聪明、具野心,并真正爱国”的一个领袖。

    此时,林语堂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最大的错估是真的以为“西安事变”是国共联合抗战的开始,并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的领导。他说:“西安事变可以说为联合战线铺好了道路……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战是准备不足的”;他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中国民主的基石。这些看法,在后来出版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1946)中,都已全面改变了。

    在国难外患空前严重的1930年代,许多人都憧憬着一个“超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加上德国和意大利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独裁的领导下快速崛起,许多留洋归来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等,此时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不免发生动摇,而转向支持独裁。林语堂虽未参加这次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但他显然是较同情于主张独裁的。无论是钱端升所说的“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所主张的“开明的专制”,抑或林语堂所指的“大司杀者”或中国的“救星”,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当然就是蒋介石。

    胡适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而非某一个个人在朝在野能起得了作用。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国难如何深重,“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断然指出:“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至于将国家大小诸事,都仰仗于一人,这决非现代政治应有的现象:

    一切军事计划,政治方针,外交筹略,都待决于一个人,甚至于琐屑细目如新生活运动也都有人来则政举,人去则松懈的事实。这都不是为政之道。世间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领袖,善做领袖的人也决不应该这样浪费心思日力去躬亲庶务。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讲些礼貌,注意卫生。在原则上,胡适是赞成的,因为“蒋先生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过是他期望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但胡同时指出,“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既没有“救国灵方”,也没有“复兴民族的奇迹”,更不是什么“报仇雪耻”的法门。过份夸大这个运动的功效是会“遗笑于世人的”。生活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道德问题,更基本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多少是在给蒋泼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别把生活细节上的改变,当成复兴民族的灵丹妙药;更何况,生活细节改变,需要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基础,一个在冻饿边缘上的民族,是谈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这些言辞虽然只是“仓廪实,而知礼义”的现代翻版,但看在蒋的眼里,多少还是扫兴的。

    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这篇文章里,胡适对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有比较高的评价:在胡的笔下,蒋是个嗜欲不深,生活俭朴,又严于律己的人: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几年前,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卷烟。

    胡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对蒋受洗成为基督徒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信仰基督教对蒋的人格有重大的影响。1950年,胡适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在斯大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说到1936年蒋在明知张学良有谋叛之心的情况下,为什么依旧率领着各级将官深入西安?要想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胡认为必须先认识到“蒋在成年之后,有过从一个纨绔子弟转化成为清教徒的这一过程”。这是一个极有趣的观察。胡认为,蒋之所以冒险入西安,是带着一定宗教上的“感化”的用心的。如这一分析不误,那么,蒋之不杀张学良,或许也多少是基督教宽恕精神的体现。林语堂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从信仰基督教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认为蒋之所以能逃过西安一劫,在于他抗日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张。

    林语堂在《枕戈待旦》一书中,特别提到除了1927年的清党,蒋介石不杀与他共同革命起家的功臣,这不但不同于中国历代的帝王,也不同于苏联或德国式的大规模诛杀异己。蒋处置异己的方式往往是软禁一段时间之后予以释放,胡汉民和陈铭枢就是两个好例子。至于收编其他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蔡廷锴等,这在林看来,应当归功于蒋所特有的容忍与对时机的掌握。当然,能让这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短时期之内“归顺”,蒋在人格上一定也有相当的感召力量。

    胡适对蒋介石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林语堂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六次见蒋的印象是相近似的。在《枕戈待旦》中,蒋在林的笔下也是一个近乎斯巴达苦行主义(Spartanasceticism)的自律者:无论冬夏,每天5点或5点半起床,起床后,早课或沉思一小时,吃过简单的早餐后,8点开始批阅公文,11点和僚属开会。他大概在12点半或1点进午饭,饭间和来自各省的访客交谈。餐后休息,阅读或练习书法。林特别指出,蒋的书法“四平八稳,一丝不苟”,可谓“字如其人”。下午5点,再接见访客,有时也与访客共进晚餐。每晚10点,准时就寝。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文字中,特别强调蒋的准时、爱整洁和吃苦耐劳;并追忆1934年夏天,在牯岭军官培训班上,蒋在烈日下站着连续讲演两小时。有一回,汪精卫也在这样的一次演讲中,觉得苦不堪言。

    林语堂有时也用他所惯用的小说笔触来描述蒋,如他说:

    我特别喜欢看他徐徐搔首的模样,因为这表示一个人在思考,而手指在头上滑动则表示心中有许多主意。我觉得我能看到他心思是如何运转的。就好像看到爱因斯坦用粗短的手指理他一头的乱发。

    类似这样带着文学笔触,稍显轻佻、谄媚的文字,在胡适描写蒋的文字中是绝对没有的。

    林语堂对蒋介石少数的批评之一是认为蒋好亲细事,他建议蒋学老子的无为,在《枕戈待旦》中,他用英文说:“The best rider should hold his reins as if he didn’t.”。我且用“老子体”把这句话翻译成“善驭者若不执辔”。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善骑的人,并不总把缰绳死死地握在手中;看似放手让马驱驰,而坐骑又全在其掌握之中。林指出蒋需要几个得力的助手,给予信任,委以全权,这样他才能真正成为一国之领袖。林的这点观察和胡适1935年在〈政制改革的大路〉中所说,如出一辙:

    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把他自己的权限明白规定,在于他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军事之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烟禁,卫生,中央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个人积极干预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这不是总揽万机,只是侵官。打杂是事实上决不会做的好的,因为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所以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之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

    胡始终认为,中国政治的出路不在某一个个人的升沉,而是民主法制的建立。他特别反对的是“党权高于一切”。在他看来,“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并呼吁:“为公道计,为收拾全国人心计,国民党应该公开政权,容许全国人民自由组织政治团体。”这几句话即使移用到今日中国,依旧是“政制改革的大路”。其实,这也是1951年胡适提出国民党分化以至后来的“毁党救国”这一主张的滥觞(下详)。

    林语堂论蒋介石的几段文字收在他的战时游记《枕戈待旦》之中,书是用英文写的,又在海外出版,口气接近记者的报导,褒远多于贬。而胡适的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这是抗战前夕反映舆论最主要的刊物之一,文章的口气严肃而认真。

    1937年1月3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新年的几个期望〉。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胡对蒋介石的进言。基本上还是他初见蒋时,赠蒋《淮南王书》的用心,要他不亲细事,不揽庶务。此外,他提出宪政和守法:

    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近年因军事的需要和外患的严重,大家渐渐抛弃了民国初元以来对行政权太重的怀疑;又因为蒋介石先生个人的魄力与才能确是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了一种信任领袖的心理。最近半个多月中,全国人对他的安全的焦虑和对他的出险的欢欣庆祝,最可以表示这种信任领袖的心理。但是那半个多月全国的焦虑也正可以证明现行政治制度太依赖领袖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爱惜领袖的好法子。

    这种过份信任领袖的心理正是蒋走向独裁的一个重要诱因。

    2013年,台北阳明山林语堂故居理出了一批林语堂的书信,其中有几件是写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这几封信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林蒋关系提供了新材料。1944年4月24日,林在一封致蒋的长信中,痛陈中共在海外宣传成功之原因,以及国民党在这方面进退维谷的困境,从中很可以看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为当时重庆的中央政府抱屈,林的分析也可以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加上一个来自海外的注脚:

    美国舆论失其平衡,袒护叛党,以共产为民主,以中央为反动,荒谬绝伦,可笑亦复可泣……且自去年,中国稍有美国拨助军火之希望,中共诚恐中央势强,迫彼屈服。故处心积虑,尽逞离间,使华府与陪都日愈冷淡。冀引国外势力,自挽危机。成则可以分沾利益,败亦可稍限中央实力。是故定其方策,争取“民主”二字招牌,同时加中央以法西斯蒂罪名,此其宣传大纲也。

    这时林语堂对中共的看法,已大不同于1939年写〈中日战争之我见〉时的心境了,他已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已成国民党之心腹大患。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他接着指出中央在宣传上的困境:

    中央雅不欲宣传共党违背宣言,割据地盘,破坏抗战事实;共党却极力宣传中央封锁边区。中央不肯宣布共党拘捕国民党;共党极力宣传国民党拘捕“前进”“爱自由”青年。故共党趁机主攻,中央连自辩无由自辩。中央以家丑不可外扬,不欲宣布边区政府之假民主行专制,及其思想统治,禁止自由。中共愈得机自冒民主招牌,故中央始终无法自辩。今日军事上及思想上,确有国共冲突,故有防共事实,若不宣布共党阴谋,则不能宣布何以防共之苦衷,不能宣布防共之苦衷,则无法声辩防共之事实,故对于此点,须稍改方针。

    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对外极力粉饰全国团结,一致抗战,以博取同情和外援。对共产党借抗战之名,行坐大之实的阴谋,成了有苦难言,百口莫辩的局面。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局面,完全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出现在宣传上,以博取美国左翼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因此,他建议鼓励外国记者视察陕北,并做较长时间勾留,“免致为所愚”。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指出国共之争,国民党是败在宣传上,这是很有见地的。

    林语堂对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比胡适早,对由国共两党组成一个民主政府的梦想,破灭得也比胡适早。直到抗战胜利,胡适还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放弃武力,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国出现一个两党政治。1945年8月24日,胡从纽约发了一封电报给当时在重庆的毛,力陈此意: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考虑。

    胡适  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胡适要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放弃武力,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将林语堂1944年给蒋介石的信与胡1945年给毛的电文对看,胡、林两人此时都已看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但似乎都没有料到在短短四五年之内,就可取国民党而代之。胡、林两人都承认现有的政治制度,但都低估了共产党的野心和实力。共产党所要的是全盘推翻现有的制度,重新构建一个体制。这也是当时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份子之间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是渐进改良,一个是流血革命。

    胡适是1938至1942年中华民国官方驻美大使,而林语堂则是民间大使。当时正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能有这样两位身负国际重望的学者仗义执言,对争取到海外的同情与援助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两人对蒋介石都有相当的敬意,并愿意就其所知,向蒋进言。

    1942年6月15日,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受邀到韦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作毕业演说,这一年恰逢宋美龄1917级毕业班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校长麦可雅菲(Mildred H.McAfee)在毕业典礼上宣布成立宋美龄基金(The Meiling Soong Foundation)。胡适在讲词中称扬韦斯理学院为中国教育出了几个杰出的女子,尤其是宋美龄。韦斯理学院所给予宋的教育和她对美式生活的理解,使她成了中国政府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段话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胡对宋的期许[35]。胡在讲演中,语重心长地引了宋在当年5月号《大西洋》(Atlantic)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成长〉(“China Emergent”)中的一段话:

    进一步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少数党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我〔宋美龄〕反对任何制度给某一个党以永久绝对的权力,那是对真正民主的否定。思想自由与进步是民主所不可或缺的,而一党政治对这两点都予否认。

    宋美龄的这篇文章相当长,分作三节:第一节讲战后中国将尊重私有财产,采行累进税制,推广国民教育并实行三民主义;第二节讲中国自古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的民主观念;第三节则强调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美国的民主,而应有其本身的特色[36]。胡适之所以不引其他段落而独引这一段,意在说明:无论如何美化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制度,一党专政与民主是不可能并存的。他引用宋的话来说明这一点,真是煞费苦心!胡适任大使期间应邀所作毕业典礼演说不少,韦斯理学院这篇讲词,双行间隔的打字稿,不到两页半,大约5至6分钟就能讲完,是我目前所见胡适毕业典礼讲稿之中最短的一篇。在整篇讲稿中,我们见不到胡对宋有任何失实过当的赞誉,更没有阿谀奉承的言辞,他藉着这个机会,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再进一言。

    林语堂给宋美龄的信都是英文写的,有的比给蒋介石的信更有实质的内容,显然,林知道写信给宋可能是影响蒋更直接的途径。1945年11月26日,在一封林写给宋报告近况的信中,有如下一段,很可以体现当时林和蒋交往的心境: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请您〔宋美龄〕帮我一个忙,就是向委员长求几个字。如您所知,在我们国家和政府遭到亲共宣传诬蔑的时候,我曾为我们国家和政府仗义执言,我自己也遭到了他们的毁谤。您看到Randall Gould〔1943至1945年上海《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cury)编辑〕的评论,〈解剖林语堂〉了吗?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支持重庆,并不称扬共产党的武装叛变。结论是我的每一个道德细胞都已败坏。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来说这些话的,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或想求得一官半职。我所要的只是委员长“文章报国”四个字,有了这四个字,我死而无憾。这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无论我身在何处,这四个字都将高悬在我家里。这个请求可能有些不自量力,可是您知道我将如何珍视这四个字。此事不急,只要我能盼着有这么一天。这将是对我战时工作的肯定。只要是委员长的手笔,字的大小无所谓。

    写这封信的时候,抗战已经胜利。战时,林在美国确实为中国写了不少文章,《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两本畅销书影响尤其大。他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阐释,容或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但中国文化在林的笔下,绝非好勇斗狠,黩武好战,而是懂得生活情趣,闲适幽默兼而有之的。这样的取向能引起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和同情。换言之,他在给宋的信中,提到战时自己的贡献,并无不当,但看了这样一封信,还是不免让人有“邀功讨赏”之嫌,因而林、蒋之间失去了一个平等的地位。这和他在1932年发表〈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时居高临下的态度,恰成有趣的对比。而在胡适与蒋介石多次的通信中,胡始终自居于与蒋平等的地位,从没有要求蒋肯定自己的工作。胡相信自己的功过,当由历史评说。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5/1/29 9:58:21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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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1/28 22:24:19    跟帖回复:
       沙发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回帖人:
    ny19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1/29 9:30:32    跟帖回复:
       第 3
        转至第231楼第 231 楼 ny1999 2015/1/25 2:29:26  的原帖:这种捣糨糊的文字,实在是难以下咽。

        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权,而不是某一次的选择。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有毛病,有缺陷,有问题,但是,正如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包括美国,在苏联主义的建立初期,美国知识分子也纷纷去苏联;一个工农主政的平等社会,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浪漫情怀,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然,绝大多数的那批美国人,最终还是回到美国,原因就是苏联剥夺人民的自由。而这些人在美国享有自由的先决条件,注定了他们的选择并非困难。反过来,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这种先决条件。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某一次选择是否错误,而是,自由民主本身并不排除错误,甚至可以说是为选择错误而诞生的一种制度。人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自己的选票,进行选择,进行纠正,进行经验积累,并且将这种理性品质和经验素养,加以传承,成为一个国家的永久可以依靠的制度力量。

        选错了,4年以后重新选过。他们的错误选择,本不应该成为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以至于今天我们还要化经历去探讨。

        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把当时他们的选择权,给选择掉了。 似乎没有,对不对?因为当时有人保证是一个民主制度,是不是?

        假如,他们没有把他们的选择权永久选择了,那么,几乎,他们没有做错什么。

        胡适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看清极权,是决不容忍选择权的,即使有人信誓旦旦。可是,有多少人可以有胡适的美国经历和与之而来的显而易见的判断呢?
    转至第281楼第 281 楼 ny1999 2015/1/25 20:18:00  的原帖:似乎,即使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懵懵懂懂,不知所云,讲东讲西,不得要领。

        问题出在:专制与极权,是完全两回事情。

        当有人在光线灰暗的房间里追求光明,而他们努力地进入一个阳光普照的房间后,在一刹那之间,房间完全变黑,所有窗户都被封了水泥。

        49年的知识分子的愚蠢,尽管令人怜悯甚至愤怒,但是,他们的误判,并没有超出当时的norm常态。而自由民主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允许人们不断试错去接近正确的。

        从清朝的租界,到抗日后蒋面对的反独裁的抗议浪潮,我们知道的是:那是专制,是允许存在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空间的专制,也即就是那间光线灰暗的房间;而追求更加光明本身似乎没有错,至于后面的极权,并不是他们所能够预见的。

        当时的人们专注与选择,而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制度保障着可以不断选择的选择权,就是因为这种想当然,成为灾难。

        今天,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选择权的问题,而过去某个选择是否优越或糟糕,本来就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种常态,即使误判,也没什么大不了。

        亨廷顿认为,判断一个政体是否民主的标准是2 turnovers,即政党轮替2次以上。

        所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然后允许试错,保障人民的选择权,让人民在不断的选举投票中成熟和老练,民主体制在政党轮替下,走向稳固,成为我们千秋万代可以依赖的制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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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至第284楼第 284 楼 ny1999 2015/1/25 23:12:03  的原帖:言而总之,当初的人们并没有认知水平对专制和极权加以区别,而在这么惨痛的教训下,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是分不清两者的天壤之别,这就令人匪夷所思,同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思维能力低下的佐证。
    转至第293楼第 293 楼 ny1999 2015/1/26 22:46:42  的原帖:经常看到专制下的,或者更准确地讲,是极权下的“有识之士”,指指点点说:49年选择错了,所以,现在追求民主,也会重蹈覆辙。

        是吗?

        自由民主的宪政民主制度本身就是让人民拥有选择权,一次又一次地去选择,而绝对不是只选一次。

        我们可以剖析一下现代民主制度:

        1. 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和法庭,各自独立。

        2. 立法,行政和法庭有着各自的选举程序。 特别要指出的是,最高院的法官,也有民意注入的程序, 比如,日本的最高院法官要经过老百姓的选举产生; 美国的最高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再有参议院(民意机构)同意,才能获得任命。

        3. 任期。 美国众议员每隔2年就要重新经过选举;参议员6年;总统4年。

        4. 任期限制。总统最多出任2届8年。

        5. 地方自治。 以上1-4,通通在州(省)和县加以复制。

        我们可能认为,三权分立是对权力的牵制和制约,这种认知还显得肤浅。这种权力机构本身,就是一种试错机制,也即,某个选举的重要性被降低,某个选择的错误,绝非致命,无关大局。

        这是一个人才递进,选民和竞选人共同进步成长的机制,它的基础就是来自于选择权赋予的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判断。专注于某一次选择的结果,意义不大。而49年的许多人,确实是为自由的新中国在努力,知识界的人们也希望在新的政治体制里,可以去赢得选举,获得执政的某种空间。

        总之,他们似乎没有错到离谱,只不过是,(用最平和的话语表达)遇人不淑。
    转至第294楼第 294 楼 ny1999 2015/1/26 23:01:07  的原帖:结论很简单:49年的人们,似乎天真+愚蠢,但是,他们的误判没有超过一个本该是民主制度下的常态。更进一步讲,后面所有的一切的什么,极权要负全部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主楼文章,尽管有某种可读性,但是,意义不大,甚至是在颠倒是非,其水平也绝对不在49年的人们的水准之上。
        专制与极权,是完全两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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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2/15 20:14:26    跟帖回复:
       第 4
        转至第856楼第 856 楼 ny1999 2015/2/11 14:35:13  的原帖:有个亚人类又在装腔作势,什么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啦,要吊死我啦。这种以自虐开始,然后寻找内心鼓舞,接下来似乎自我感觉站在某个道德高地,进行亚人类对人类理论概念的絮絮叨叨罗哩罗嗦。这就是典型的亚人类的症状。1840年永远可以拿来寻找内心的鼓舞。

        亚人类讲人类的自由意志,无他,是心理扭曲的发作。

        老老实实去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努力使人的自然性不被意识形态操弄,比如,不要某人一说话就亮剑和清理队伍等等,让人在一个符合自己天性的环境去讲真话,去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迁徙,自由结社。。。,在辩论和异见中使自己的理性得到成长,获得以人为目的的,摆脱自然性束缚的,自由。
    转至第861楼第 861 楼 ny1999 2015/2/11 14:51:46  的原帖:为什么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有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联合国也有人权公约?

        因为这些人权保障,使人成为人,进而确立一个人的概念,而这个人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康德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理性可以展开。

        康德等等西方学者的时代,人们在欧洲专制下享有各种人权,而正是这种人权的天然存在,使康德等根本不用另外着墨人的概念。

        但是,康德等等死后,人类社会出现了极权totalitarianism以及随之而来的亚人类的捣糨糊,所以,非常有必要,不人的概念加以理清。亚人类,你们没有自由意志,你们只有理性造假,这是你们的定义!
    转至第862楼第 862 楼 ny1999 2015/2/11 14:56:47  的原帖:在康德或者同时代欧洲思想家的理论的理解,以及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人类理性的运用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理论,亚人类的理性造假所产生的理解和衍生,是什么? 要理他们吗?
    转至第863楼第 863 楼 ny1999 2015/2/11 15:02:41  的原帖:亚人类絮絮叨叨自由,无法consummate,正如太监义正词严讲什么性爱。

        现代极权,是一种全面剥夺的,全面使屈服的,人类从未在此之前经历过的,专制制度,其结果就是产生亚人类。

        大家扪心自问,亩产三万斤,大家叫好,人人响应,不叫好的后果是什么? 不响应的结果是什么?

        久而久之,人类的自由意志+自主理性就被由于人的自然性被操弄或剥夺产生的心理暗示所左右,人类的自由意志+自主理性因而弱化+钝化+退化,形成理性造假,即接受心理暗示引导的理性判断,成为亚人类。

        比如,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蒋介石从不抗日,胜利后下山采摘胜利果实,有(虚假)事实,有论证,最后有结论,并且整个社会一致认同。 这就是典型的极权下的理性造假,或者说是亚人类的理性的制造。

        这也就是为什么,康德的人的自由意志+自主理性根本不适用,因为他在讲人,非常不幸,他从来就想象不出在他逝去后人类社会会产生现代极权制度,以及与之而来的亚人类。

        一个亚人类口口声声说是给人类上课;一个亚人类在这里絮絮叨叨人类的自由,一个亚人类在这里罗哩罗嗦人类的自由意志,要理他吗?


        1. 自由,摆脱人的自然性的自由,有一个先提条件,就是人类,而不是亚人类。

        2. 社会中的人的自然性受限制,没有错。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起点,是康德或者同时代欧洲思想家,学者语境里的自由。而这个自由是针对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理性而言的,同时,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专制里,有着对自由人的权利的保障,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财产权,公共市场参与等等。简而言之,他们定义的人的自由,有着自由人的自然性被限制的度的确立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人的自然性,尽管为被限制,但是,没有被限制的那部分是存在的,确定的,从而足够提供一个人的概念让康德等等定义自由意志和理性。

        3. 2点中的那部分在康德时代被保障的人的权利,也即那部分没有被限制的人的自然性,极totalitarianism权通通被剥夺了。

        4. 亚人类不是理性没有成长的问题,是因为长期处于自然性完全受控的情况下产生心理扭曲,是人的自然性被有意操弄(比如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就是好呀就是好,及其对人的自然性的操弄或剥夺)后,人的自由意志+自主理性因而弱化+钝化+退化,形成理性造假,其结果就是亚人类的产生。

        言而总之,人类进入宪政民主时代的今天,各国的宪法,都有保障人权的明确规定,其目的,就是要保障人类的自然权利,而这种自然权利的保障,使人的自然性不被操弄或用作意识形态的筹码,从而足够提供一个人的概念让康德等等定义自由意志和理性得以实践。
        久而久之,人类的自由意志+自主理性就被由于人的自然性被操弄或剥夺产生的心理暗示所左右,人类的自由意志+自主理性因而弱化+钝化+退化,形成理性造假,即接受心理暗示引导的理性判断,成为亚人类。

        极权下的亚人类的理性造假,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不懂装懂+一知半解,意图就是想造假,以掩盖自己心理扭曲+肮脏的不堪。

        比如,试图用人类的自由意志,来建立极权之下亚人类也有自由意志,从而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自由,我们也有。

        比如,个人主义。洛克认为,造物主创造了人类,然后又赋予人类以Miniature God小上帝的地位,人可以像一个小上帝,去创造,并且对自己的创造之物进行全盘掌控。个人主义在洛克的语境里,就是上帝创造的小上帝。上帝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给予,所以,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给予,并且,给予本身,是符合我们人类天性的。

        我们人类对同类的感同身受,进行慈善,捐赠和做义工等等,正是我们人类个人主义的表达,是我们每个人心灵隽永的自然流露。

        亚人类一听到个人主义,马上把自己心理肮脏和卑劣化为理性造假的极致,其理性造假无非就是:个人主义必然是自私的,以为利他行为必然与个人主义毫无关系的等等。 亚人类以掩盖自己心理扭曲+肮脏的不堪为目的的理性造假,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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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7/28 23:17:11    跟帖回复:
       第 5
        转至第244楼第 244 楼 ny1999 2015/7/28 10:34:16  的原帖:关于沦陷区或者游击区的政权建立和扩大,关键是

        1. 要证明沦陷区或者游击区的政权建立和扩大,是否对抗日起明显和有效的作用。 不能因为对方军力不能覆盖,就自以为是地认为是抗日的行为和结果。

        2. 这些本来就是真空地区,也即既没有日军又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而之所以日军无法控制,是因为来自正面战场上的战争压力之下,军力不能覆盖。

        3. 把真空地区占领后,假如是为了抗日,其结果终究要反映在851等等数字上。

        总之,不是应不应该在真空地区是否建立某种政府的问题,而是这种建立是否抗日的问题。而是否抗日,要在851等等数字有所反映。
    转至第249楼第 249 楼 ny1999 2015/7/28 10:40:44  的原帖:    851的任何真实性,至少现在还没有被任何其它证据所否定,那么,二战胜利在中国土地上的任何纪念活动,都应该是纪念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在二战中,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浴血奋战所展示的勇于牺牲的精神和勇气。

        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在二战中,就整体而言,打得不好。但是,二战中国战区的战果是谁的,还是很清楚的。纪念二战胜利,不应该是一种文艺形式,而应该是对历史的尊重。

        对历史的尊重,无非就是:对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时刻,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向全世界展示了牺牲生命的勇气和精神,作清晰的理清和回原。
    转至第6楼第 6 楼 ny1999 2015/7/28 10:49:09  的原帖:    作为中国人,纪念二战很简单,就是

        向 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 致敬!

        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该向二战中的中华民国致敬。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是忠于历史,忠于民族,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纪念行为。

        二战胜利的任何其它形式和内涵的纪念,都是一种不知所云和滑稽可笑。

        除非,有人可以证明40万vs851等等数字对抗战事实的偏离程度。

        
        千言万语,抵不上一个数字,比如851.

        假如,某家上市公司征才,找高阶管理人员。有个自称在世界500强长期任职,各个方面材料似乎面面俱到。人事部门调查后发现,在过去10年,他的每月收入从来没有超过1千元人民币。 一个数字就将其击倒。

        把自己讲得好,是主观愿望,面对冰冷的数字,是要接地气的。

        攻击851,不能大而化之,而是应该更加细致入微。要把所有851个人员的名字找出来,然后证伪,比如一起死亡的人没有进入统计,比如某个日方确认的战斗没有进入统计等等。不过,这种认真仔细的统计工作,最后的结果说不定也完全可能仍然是: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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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19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7/28 23:17:47   
    6
    转帖
        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队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5/7/28 23:24:46 编辑过

    回帖人:
    ny19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11/17 13:08:5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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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内容先不看,题目就是错的.

        zt揭中国伪军数量第一谣言:哪有数百万伪军

        一般网络文章总喜欢说,二战期间,中国伪军数量世界第一。实际上这个说法不准确,其次,说的不对。那二战哪国才是伪军数量第一,哪国才是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呢?

        抗战到底有多少伪军,我没有计算过,但是实际上所谓的数百万伪军,大部分都谈不上是伪军。除去其伪军政府性质不提,说通俗一点,那就是个居委会下属联防组织的性质。【东风风神AX7特约报道】

        比如1942年11月,日军对华北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期,伪山西公署警务厅公布全省自卫团在全省18017个村子中的8097个村子都组成自卫团,参加人数共867354 户,5297456人。有自卫团团丁470105人,就这所谓的47万自卫团,实际上只有步枪3024只,其他的就是长矛44389只和35000把刀具棍棒。

        他们根本就谈不上是伪军,不过是在日军的高压下,按人口数字,年龄,拉人头的苦力。只有不到1%的人有步枪,其他80%的人连长矛,大刀都没有,全是空手。其实就是一个按人头,摊派性质的组织,连古代农民暴动的武器水准都没有。也就是个花名册上的把戏,啥作用也起不了。

        日军指使伪警察训练“自卫团”(因为只有木棒子做武器,所以俗称“棍儿兵”)。当时在今海淀地区北部44个村和南部各“爱护村”,日伪当局成立“自卫团”,强迫当地青壮年百姓受训,“保卫地方”。

        唯一的作用就是可以收点壮丁保安费啥的。 日军拉这些人不是为了打仗的,而是为了收人头钱,治安费的,所以他们的绝大部分都算不上是伪军和汉奸,就是个被剥削的对象。

        这么说吧,其中的太原的自卫团10799人,才200只长矛。【太原知事常毅夫报告,特字5号,41年12月】。10799人才区区200只长矛,合着 50多人,才能分到一只长矛,这玩意也能叫军队?就是日军和伪政府为了骗钱,收壮丁保安费的骗局。到了日军对华北第5次治安强化的44年6月期间,山西伪自卫团虽然在人数上达到了57万人,但只有火铳9375只,长矛66446只。

        42年5月5日,杨秀锋所写的【反对日寇第4次强化治安运动报告提纲】,和43年1月7日的【抗战日报】也说:日军要在每个村子都建立1个自卫团,但是并没有武器发放。实际上就是把全村的15-45岁的男子,全都算成自卫团的队员,武器自备。其实哪有什么武器可以自备啊,有根棍子就不错了。

        100个人才1个人有步枪,80个徒手,其他给个长矛,棍子,没有番号,没有军官,没有军衔,没有编制,没有武器,没有供应和工资,还要被收治安费,算个什么军队啊?从农村按人头点出1万多人,发200只长矛,另外9800人徒手,就是伪军了???那就是瞎起哄的。

        日军在河北,山西,山东,绥远,热河,东北.........建立了那么一堆的自卫团。不去可以吗?作者只能说很难。因为不是解放区,在日占区,日本人对中国老百姓控制很严,不参加所谓的自卫队,很有可能殃及家人,日本军队的凶残,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本人还会被日本人送上火车,运到东北边境修要塞。

        伪军在北京举行大阅兵,结果全部都是扛着红缨枪,根据地儿童团的装备水平。

        有时,我们看伪军的番号动辄方面军级别,总认为兵力庞大,其实那只是拉大旗而已。那些投降国民党军改编的伪军是个什么规模呢?例如;1941年6月,孙良诚所属伪第2方面军第4军才区区6000人,伪华北治安军第一路军才5000 人,伪自治军第一军第一旅才区区1000人。45年伪军第3方面军所属2个军4个师,才25000人,伪警卫2师才2000人。规模最大的第2方面军实际人数只有6万,下面的军师人数更少,例如汪伪第2军,才7000兵力。基本都是军级番号,旅级人数,要么是师级番号,团级人数。

        那么东北呢?东北伪满洲国有10来个军管区,45年第2军管区只有7700人,第3军管区7400人,第4军管区7200人,第5军管区1.55万人,第6军管区5600人…总共10多万人。这些人是真心要当伪满军吗?当然不是,伪满在东北是强行征兵制,如果不去当兵就要勤劳奉公去当劳工修要塞。

        大汉奸在检阅伪军,人手一杆红缨枪。

        每次征兵,这些东北青年都想尽办法躲避,还有自残的,被征上的人一回家,全家男女老幼就哭成一团。到了部队挨饿被打,更是家常便饭,例如一个叫张德义的新兵一次不小心把水溅到一个中等兵的鞋子上,就挨了30皮带,被打的双手肿的像馒头,三天拿不起东西。到45年8月,远东战役爆发,日本人给张德义所在部队发了新枪,团里还杀了几头肥猪改善生活,想让伪满军卖命,其实大家心里都对苏军打进来非常高兴,等苏军到了富锦,全团一起愉快的交了枪。

        因为多次发生伪满军集体逃跑和刺杀日本军官事件,平时日军对伪满军也不信任,刘树德回忆;日本人虽然也给大家发放武器,但是子弹一发也不给。等苏军打过来了,看有机会摆脱日军的看押监控,团长王秉询一个暗号,全团都跑路回家了。

        日本人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派伪满军的王牌军“靖安军”去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结果在路上伪军士兵就一枪打死了日军司令藤井重郎少将。日本驻东北最高军事顾问楠本将军在视察时,被给他牵马的伪军士兵打伤…。

        伪满军私自逃跑的事件就更多了,光是1933年1-8月,就有4673名伪军逃离军营。

        日本顾问曾经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只起个仪仗队的作用。【数字来自于伪满资料系列-伪满军事】

        可以说大部分伪自卫队和伪军士兵都是被迫服从,一旦有机会就会逃跑。日军苦心积虑发展起来的所谓农民自卫队和伪军,不仅没有跟随或者帮助日军作战的记录。很多都或者公开,或者偷偷的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藏伤员,放哨,搞袭击甚至是偷偷给八路军送子弹。使日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5年日本战败,正规伪军投降,在东北的伪满洲军总共15万,关内不超过45万。【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部第3编第1册第522页】。

        苏联伪军部队。

        这60万人,才是中国伪军的真正数字,但是从中国人口比例来看,数量并不算非常巨大。要知道,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有150万苏军被改编为德军指挥的伪军,他们装备着各式坦克,压制火炮和飞机,非常精良。

        这些原苏军组成的东方营的战士们,甚至有75个营在德国龙德施泰元帅的率领下还参加了抗击诺曼底登陆的战役,在著名的奥马哈海滩上的德军第352师其实就是苏联伪军组成的。

        而伪军数量超过了占领军的则是法国,有当初法国百万大军集体投降做基础【戴高乐一书说是150万】,法国全境的伪军,警察,工厂和乡村武装保安的人数,比德军还多。要知道维希法国的伪军光在北非就有20万。要论,伪军,伪警察等伪军事组织的人数多于占领军,那法国在2战也是一号。维希政府的戴伐尔总理还主动在1942年,1943年动员了60万法国人去德国做工,以支持德国的军事工业。

        所以,二战伪军最多,二战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都不是中国。相反,抗日战争是全中国民族觉悟大觉醒的时代,全民族都投身抗战的大时代。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朝代更替当中,中原居民组成的军队都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所属主体军队,无论金朝,元朝还是清朝,都有一支数量庞大,战斗力很强的汉人军队。例如清朝,清朝在关内的地盘,基本上都是洪承畴,吴三桂,李成栋率领汉军八旗及绿营兵等数十万军队打下来的,实际满蒙八旗很少出动参战。抗战期间,日本人虽然绞尽脑汁,勾引各种民族败类,使进各种强迫手法,但是直到1945年,日本人也没有建立出哪怕1个师可以充当主力参战的伪军部队。

        日军苦心积虑发展起来的所谓百万农民自卫队,不仅没有跟随或者帮助日军作战的记录。很多都或者公开,或者偷偷的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藏伤员,放哨,搞袭击。使日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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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AX7探访烽火战地,70年前,中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激扬壮烈的英雄史诗;70年后,东风风神AX7传承军工血统探访战地致敬抗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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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12/13 12:51:38    跟帖回复:
    8
                转至第368楼第 368 楼 ny1999 2015/11/26 3:18:27  的原帖:    zt中国军队:开枪不瞄准 千万子弹打死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就败,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5000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政府军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有人讲究枪法了,毕竟如今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转至第13楼第 13 楼 ny1999 2015-11-26 15:16:46  的原帖:    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

        ===========

        30英尺=9.14米。 150码=137米。 所以,

        从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整整7个小时,向137米外的目标射击,中间有一堵墙,高9.14米,厚1.81米,一发子弹都每打到。

            1920年,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什么小站练兵军事现代化,在一帮愚昧的人里搞,就是这种中国特色,不是吗?

        什么一千几百次的军阀混战?都在放鞭炮,还什么生灵涂炭? 劳民伤财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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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至第3718楼第 3718 楼 ny1999 2015-12-5 12:49:27  的原帖:思维误区1: 北洋军阀混战,很乱。

        乱吗? 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显然,乱得很有底线。
    转至第3722楼第 3722 楼 ny1999 2015-12-5 12:54:06  的原帖:思维误区2:“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有些人据此对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评,如果当初不把秩序破坏掉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混乱局面。虽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个代价不高、成本不高的社会革命,但是打开了一个闸门,从此以后洪水滔天了。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余英时: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一个三岁小皇帝有甚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马国川: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整个政治局面相当混乱。

        余英时: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马国川:其实中国地方社会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余英时: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革命”确有种种不同的意义。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赞成“告别革命”。但若指从下面民间发出群体抗争,要求合理变革,而不使用暴力,则我们反而应该赞同这种革命,否则大家都乖乖不动,不敢冒犯权威,造成混乱,那便是让不讲理的统治者永远主宰老百姓的命运了。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甚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乱杀人。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转至第3728楼第 3728 楼 ny1999 2015-12-5 13:00:04  的原帖:思维误区3: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余英时: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现代型的民间社会的兴起。工商企业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花很多钱做本乡的建设工作。比如说,无锡的荣家后来创办了江南大学,也造了无锡的大桥。所以我们看民国以后的变化,不能仅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为例,阎锡山的建设被很多人看成为模范。另外,像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地方的绅士和商人共同开创的。从民间社会的观点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很可观的。我认为这是社会自己在往前走,并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个计划逼着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计划地全面改造社会叫做“社会工程”,他们对于“社会工程”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识来建立这样的计划,因为一个计划不能适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和每个地方。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自动的进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这个进程打断了。西方的史学家像费正清就曾经对这段进程非常欣赏,惋惜它的中断。从这方面看,民间在动,在一步步往前走,不过是没有一个计划的。有计划,有好处,也有坏处。计划往往会用不好的,如果想把中国翻一个身,此念一起,那就完了,人又不是上帝,凭什么照自己的意志把中国重新改造呢?

        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上每一省都在动,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从钱穆先生的自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许多新观念。他自己还摸索办小学,甚至是受杜威的影响,要照杜威的思想办小学。这是具体的例子。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转至第3744楼第 3744 楼 ny1999 2015/12/5 13:43:02  的原帖:    1. 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年开建,1916年竣工。全长9288公里,一口气奔走地球23%长度,横跨7个时差区,1000多个车站,被沙俄政府宣称为“世界第十二大奇迹”,这条铁路的竣工,也使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头鹰”。不过,作为欧洲比较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沙俄几乎是倾尽国力才承担起惊人的建设费用。1916年竣工,1917年帝国完蛋,尼古拉二世在火车上被逼弃位。

        2. 至1904年秋,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已凌驾日军之上,俄国113万常备军的四成都被部署到了远东地区。悲催的俄国,光阵亡官兵就16万,军费开支68亿卢布(不包括被击沉的俄国舰队),别忘了沙俄给中东铁路的投资也就374955598卢布(打掉了差不多十五六条中东铁路)。麻烦还在后面,俄国这不还没有实现拱产主义,阵亡的官兵也得付抚恤金,伤残的更麻烦。

        3. 1905年11月,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承诺实行“宪政”,并成立杜马召开国民大会,等渡过了危机,沙皇违背诺言重新夺回了大权。俄国1905年宪政追求的失败,已经明确无误的告诉俄国各阶层:改良之路不可能成功,剩下的只有革命一途!布尔什维克谠人趁机鼓吹暴力夺权,以前鲜有听众,现在则不同了。这也标志着俄国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从此揭开序幕,直到1917年推翻沙皇。

        辛亥革命后,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开始,俄国正经历经济失血期和社会动乱期,当1918年建立的苏联还有许多东征西讨要做,这么好的时间窗口,为什么不好好发展日益壮大的现代型的民间社会?为什么要突然引入苏联?
    转至第22楼第 22 楼 ny1999 2015/12/10 1:42:39  的原帖:    现在,许多历史事实证明,当时的混乱局面,是中国地方自治+民间社会长足发展的阶段,假如国父另具慧眼,努力促成这种自由自发的自然演进,使中国民间力量能够在当时的混乱带来的中央控制的弱化和虚化的情况下迅速成长,使人民在地方自治和制宪的情况下,迅速实现自我统治,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这才是建设中国共和宪政制度最扎实的一步,是一个宪政制度世世代代可以依靠的来自于基层的力量,同时,能够有效防御即将到来的赤潮。

        有一个观点,就是当时混乱的局面,是地方自治制宪+民间力量壮大的好时机,而旨在恢复中央强力控制的努力是与这种基层力量的培植背道而驰的,是不智的。而地方自治和民间力量的壮大,是共和宪政制度的稳定成熟和产生制度红利的必由之路。 我个人认为,孙国父对共和宪政制度在认知上有不完整的地方,同时,他也没有跳出中国人当时,现在仍旧,普遍具有的大一统政府的思维缺陷。

        极权主义的苏联是谁的选择,这个历史事实又怎么能罔顾? 你不妨说说孙国父到底看中苏联什么? 苏联看中孙的又是什么?

        为达到一个目的,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有手段上的底线,尽管马基维利有着不同看法? 天下为公,到底是什么,怎么落实?
        回过头去看,这种,至少是不智,导致的令人痛心疾首的宪政梦想的机会丧失,非常值得我们不断加以理清,知道什么才是宪政和宪政带来的,制度上可以世世代代依靠的,人民的自我统治的理性能力和经验的累积和传承。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6/2/24 12:39:25    跟帖回复:
    9
        1937年1月3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新年的几个期望〉。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胡对蒋介石的进言。基本上还是他初见蒋时,赠蒋《淮南王书》的用心,要他不亲细事,不揽庶务。此外,他提出宪-政和守法:
        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近年因军事的需要和外患的严重,大家渐渐抛弃了民国初元以来对行政权太重的怀疑;又因为蒋介石先生个人的魄力与才能确是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了一种信任领袖的心理。最近半个多月中,全国人对他的安全的焦虑和对他的出险的欢欣庆祝,最可以表示这种信任领袖的心理。但是那半个多月全国的焦虑也正可以证明现行政治制度太依赖领袖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爱惜领袖的好法子。
    回帖人:
    ny19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6/30 12:08:5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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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至第81楼第 81 楼 沙田仔 2017/6/30 11:51:08  的原帖:

    极度震惊!我国清朝晚期[span]美国的“义和团运动”——排华曝乱结束后,美国虽然没有割地赔款给我国,但却赔了款给我国!【原创】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当年美国的“义和团运动”——排华曝乱的起因、过程与结局。

        随着1865年美国通过“南北战争”使本国的工业超越南方的种植园式农业,成为优先发展的行业,战后的美国开始了经济腾飞,尤其是其西部的大开发,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清政俯在1869年11月23日生效的中国近代首个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中承诺准许中国公民自由地赴美国务-工、经商、长久居住,双方相互给予对方的国民以最惠国国民待遇,这使华工大规模地赴美务-工,尤其是使中国的儿童、青年进入美国公办的中小学和大学进行学习成为可能。(此前虽然1820年开始就有一些华侨陆续前往美国,但当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俯都把中国百姓这种赴海外工作、生活的行为定为非法行为。此外,正是因为这个条约,使得从此清政俯能够向美国的公办学校派出多批次“留美幼童”) 自此,大量广东、福建的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前往美国西部当“华工”,当煤矿或金矿的矿工。同时,由于当时太缺劳动力,美国的煤矿、金矿还大量地从爱尔兰、瑞典、威尔士、英国康沃尔郡等一些欧洲国家、欧洲地区招募白人“欧工”,但当时他们和华工一样,大多数并不拥有美国国籍,并不能算是美国人。就是这种非美国国籍的欧洲工人,后来成为美国各地的排华事件的主要实施者!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两方面来讲:

        一、主要由福建、广东不识字的农民组成的这些华工,把他们在家乡的一些饮食习惯(吃老鼠)带到了美国(福建龙岩、三明等地的客家人也吃老鼠——“老鼠干”。“老鼠干”是“闽西八大干”——豆腐干、肉脯干、地瓜干、老鼠干、萝卜干、笋干、猪胆干、菜干中的一种)。又加上他们不知道人的”米田共”便和由此招引来的苍蝇会传播疾病,也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细菌这种微生物,因此他们保留了当时中国农民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乱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其实当时中国的高官、精英也不讲卫生,比如李鸿章的袖子就总是油腻腻、脏兮兮的)。这使欧洲工人、白人很怕华工 会成为鼠疫和其它传染病的传播源、传播体,使当地成为瘟-疫的易发地。还有,华侨在下班后,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聚在一起 贝者 博,而不象欧洲工人那样,业余时间的娱乐活动丰富而高层次:跳双人舞或多人舞、欧洲民间舞,弹琴或吹奏乐器以自娱自乐,下棋、看报纸、画报,甚至看小说。华侨的好 [span]贝者
    ,甚至使美语中产生了一个外来词“cas-ino”(“ [span]贝者
    场”的意思)!这个“cas-ino”就是汉语“开始咯(luò)!”的音译!因为华侨在工余,每次开 [span]贝者 时都会喊“开始咯!开始咯!” 这使欧洲侨民和美国国民逐渐地瞧不起华侨,认为华侨都变态、肮脏,都是 [span]贝者 徒!

        

        福建的龙岩、三明等地的客家人的“特色食品”——“老鼠干”

        

        清朝晚期美国的华工及其子女

        二、由于那个时代的煤矿常出事故,以及原始森林的瘴气、疠气容易使人生病,所以当时煤矿工作的危险 忄生 极高,因此美国西部各地的欧洲工人常通过罢-工的方式要求资本家、矿主加工资,以匹配他们的工作所承受的高风险,而华工却从来不参加罢-工,而且每次资方在“欧工”罢-工期间都能找到一些华侨当临时工,临时顶替罢-工的欧洲工人,甚至可以把罢-工的“欧工”彻底开除,改雇新来的华侨(当时每年都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华工涌入美国),这就导致“欧工”每次所发起的罢-工,往往都因为华工的不参与而失败,欧工们不仅没加成工资,还被开除,失业了!而且华侨向资方要的工资一向都比欧洲国家的侨民、工人要的低(比如1874年华工初到怀俄明州甘霖县的阿尔密矿井时,要的“日工资”是32.5美元,干满除礼拜天外的一个整月的话,能拿到870多元月薪,而白种人“欧工”要的日薪则是52美元,月薪1400多美元!),渐渐地,大量“欧工”的“饭碗”就被华工 [span]扌仓 走了!于是,上述两种原因加在一起,导致“欧工”们逐渐地仇恨起华工、华侨来!于是美国西部多个地方开始发生“欧工”们强行将当地的华工赶出当地的“排华骚 舌乚 ”!其中最严重的排华骚 舌乚 之一,是1885年9月2日发生在怀俄明州甘霖县的“石泉(ROCKSPRINGS)镇惨-案”(中国一般将其称作“石泉城大屠刹”)。在这个惨-案中,28名“太平洋铁路联合公-司”(这家公-司现在还在,没倒闭、消失)的中国籍煤矿工人被他们的欧洲同事、“欧工”所刹(这家公-司也开采煤矿),15名华工受伤,79 处华工住宅被焚-烧,给华工的财产、财物造成了14万7千7百49美元的损失。这个惨-案就是,由于当时这家公-司的白种人矿工、欧工要求华工跟他们一起向资 方提出加工资的要求(这家公-司在当地的中国矿工的工资倒是跟欧洲矿工的一样),但华工不同意,于是那天早上7点多钟时,十多名白人矿工冲进6号井,阻止华工继续工作,华工跟他们争辩,结果3名华工被打,于是闻讯赶来的白人工头下令暂时停-工。接着,那十多名欧工与聚集起来的其他欧工带着 木仓 返回石泉镇的白人区 鸣钟开会(带头罢-工的欧洲工人——白人们都是当时一家名叫“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全国 忄生 的工会的会员,这家工会在当地设立了分会;当时这家工会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驱逐华工的行动的“十五人委员会”),下午2点,这些人就变成了暴-徒!他们殴打、射刹华工, 去力 掠华工的财物,到晚上9点钟时,太平洋铁路煤矿公-司在当地的所有宿舍和华人棚屋都被欧工纵-火-烧-毁了。华侨纷纷逃到附近的山上去或沿着铁路线,逃往附近的绿河镇。3天后,所有逃亡的华侨在埃文斯顿(Evanston)重聚在了一起,当地居民日夜担忧, 唯恐华侨们再遭不测。这时美国政俯调来了军队保护华侨,并在4天后护送他们回到石泉镇(此前美国政俯也曾在别的“排华骚 舌乚 ”中不得不调动军队,派遣海军,召集警-方,共同平定难以弹-压的排华曝乱)。事后有16名嫌疑人被逮捕,但由于华工按照西部一些州此前出台的法案,无权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所以这16人全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16名嫌疑人全是那家工会的会员,但全都不是美国公民!(插一句,6个月后“劳工骑士团”这家工会又继续实施驱逐华工的行动,勒令华人在限期内离开美国。在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得到了很多“欧工”支持的他们甚至自行武装押解华人们到码头。西雅图警-方予以阻止,护送华工返回唐人街时遭到暴-徒攻击,西雅图所属的“华盛顿州”立即宣布戒俨,随后调派军队入驻当地。不过这一情况在当今的中国却被误传为当时欧工暴-徒“在警-察的带领下”到华人聚居区、华人社区用暴力驱赶华人。还有,起初石泉镇的白人对华人是比较友好的,该镇的一条大街——阿赛大街(Ahsay Avenue)甚至就是以一名华人的名字命名的!)

        

        右上图为,在1886年2月的“西雅图排华曝乱”中,“欧工”们用武力押解华人们到码头,逼他们离开美国。下图为军警将华侨们围起来,护卫在里面,并用 木仓 托 击打外面试图攻-击华侨的白人曝徒。不过这一情况在当今的中国却被误传为当时欧工曝徒“在警察的带领下”到华人聚居区、华人社区用暴-力驱赶华人。

        

        另一幅表现美国的“义和团运动”——排华曝乱的美术作品

        事后,白宫拨款14.7万美元对“石泉镇排华曝乱”中遇难、遭受损失的华工进行了“救济”,也可以说是美国政俯对其保护华侨不力,保护华侨不及时,所作出的赔偿。这笔钱,白宫是交给当时大清帝国驻美国的公使馆,再由中国驻美使馆分发给遭受损失的华工的。(因为这场曝乱发生不久,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就代表中国政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最终,在中国驻美公使馆和清廷“总里各国事务衙门”援引《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中[span]两国政俯须尽力保障对方国民旅居本国期间的安全的条款,多次跟美国政俯进行外交 交涉的情形下,美国政俯还对发生在乌卢公-司槐花园、姑力煤矿等处的另外8个排华事件也进行了赔偿,又赔款27万6千6百美元给中方。加上石泉惨-案14.7万美元的赔款,美国政俯共赔款42万3千6百多美元给中国!当时的42万美元可比现在的42万美元值钱多了!

        或许正是由于美国政俯对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低素质有了切身的感受、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它才会决定把美国退回给中国的部分庚子赔款,指定用于中国赴美-留学生的留学费-用,包括创办和维持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营运。这一点,从1907年12月3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所写的“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中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白人种族主义者当中流行的“黄祸论”认为黄种人,包括日本人 脑容量小,智-商低,但随着日本的崛起,以及清华的学生和其他中国学生大量地赴美国留学,而他们在美国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往往名列前茅或非常优异,美国民众中一些人对中国人“智商低、不讲卫生、素质低”的偏见才逐渐得到消除)

        当年美国各地此起彼伏、“遍地开花”、源源不断的排华事件使美国政俯疲于招架,不胜其烦的美国政俯才不顾美国资本家们的反对,出台了对每年美国接收华工的数量作出了很大的限制,也停止接收新的华侨入籍美国,给予美国国籍的“排华法案”。(在实施排华法案的几十年里,美国政俯甚至一度完全禁止再有新的中国劳工进入美国,拒绝再接收新的中国劳工。此外,华工要的工价、工资低,从不罢-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作效率高,吃苦耐劳,美国资本家当然是乐于雇佣华工的,可是资本家又受不了工会发动的此起彼伏的暴-力-骚 舌乚 ,受不了白种人工人源源不断的“烧宿舍”、“打刹华工”的暴-行,而且每次有华工被刹,如果陪审团无法给凶手定罪,那么被刹的华工的抚恤金就得由他们出,由他们付给遇难华工的亲属。中国输出华工给美国的中后期,华工往往是老乡、亲戚,一伙一伙地结伴到美国去务-工的。况且当时中国人,同村的老乡往往就是跟自己同姓、同祖宗的远亲。另外再说一句,当时美国西部一些“欧工”多的地方的陪审团,其成员中就有很多是工会的会员!)

        楼主追记:1881年至1886年期间任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的郑藻如,与他的继任者——1886年至1889年任中国驻美西秘公使的张荫桓,为当年促使美国为“石泉镇惨案”等排华事件而向中方作出赔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恰恰是在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期间,中国驻美公使馆帮华侨在美国开办了华人学堂和华人医院,因为根据1968年签订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平等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规定,中美两国国民有权在对方境内开办学校,设立宗教设施!(美方一般是它的[span]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教会学校”,例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

        

        1875年,加州 特里尼蒂(Trinity)县威弗维尔(Weaverville)镇上的妈祖庙与华侨。这个妈祖庙是1874年,在前一年一场大火将其烧得所剩无几后重修的。当地华侨主要来自于广东的台山,大多在附近的金矿当矿工。此庙现在仍“健在”。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镇上最后一名华裔老人迁往夏威夷与子女同住,这个小镇就再也没有华裔常住人口了,但当地的白人仍象以前华人在时一样,保留了每年庆祝春节和中秋节的习俗。《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以《过华人节日的美国小镇》为标题,对这个小镇进行过报道、介绍。

        

        郑藻如

        

        张荫桓

        

        当年大清帝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外景

        

        公使馆的内景
    详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7/2 14:41:14    跟帖回复:
    11
        转至第355603楼第 355603 楼 youRtheOne 2017/7/1 15:58:43  的原帖:    罗马帝国(西罗马)崩溃后,基督教没有崩溃,并且为日耳曼蛮族所接受。 天主教建立的基督教大一统体系,早期的教皇,有许多是叙利亚人。 埃及叙利亚是罗马帝国和基督世界的一部分。 这里有着许多历史文化上的渊源。

        宗教上,ysl,基督教,犹太教,都来自旧约中的Abraham。 Abraham是三大教的同源, 三大教通称为:Abrahamic religions。 ysl并不否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只不过认为穆是最后的先知。

        简单讲,Abraham与佣人hagar生的儿子ishmael成为了ysl; Abraham与正妻Sarah的儿子isaac成为了犹太教,这是旧约。 基督教在旧约基础上,又有了新约。

        
    转至第355604楼第 355604 楼 youRtheOne 2017/7/1 16:02:31  的原帖:    为什么说,基督教是最大的白左?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上衍生出来的宗教。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本民族宗教,是他们与上帝的契约和建立的特殊关系:

        1. 割礼。 犹太教小孩子一出生就要接受割礼,因为这是上帝与犹太民族的建立的契约的象征。

        2. 限制性食物食材。 犹太教对食物有严格规范和宗教程序。

        3. passover等等。 上帝对犹太民族或者族裔的出埃及的拯救。 宗教节日和礼仪。

        等等。这是圣经里的旧约。

        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他一开始是犹太教教内的一个教派sectarian,他的跟随着通通是犹太裔。但是,他和他的犹太裔的跟随者在旧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约,打破了上面所讲的3条等等,从而打破了犹太教的族裔限制。

        基督教用对他人的爱和责任,打破甚至背叛了犹太教的与犹太民族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从而使基督教成为了跨越民族跨越地域的,以爱和对他人的责任感为教义的,世界性宗教。

        最大白左,简单陈述结束。
    转至第355605楼第 355605 楼 youRtheOne 2017/7/1 16:07:37  的原帖:    耶稣被罗马用十字架处死后,十字架写得是:Jesus of Nazareth, King of the Jews拿撒拉的耶稣,犹太人的国王。

        罗马法律规定,国王只允许罗马议会授予,自称国王要处以死刑。 耶稣从来没有否认他是犹太人的国王,最后因为有人出卖,被罗马处死了。

        一个犹太教的教派领袖,被同样是犹太裔的跟随者认为是犹太人的国王,创立了一个摆脱了本民族和地域的束缚的,以关爱他人对他人负有责任的,世界性宗教。 总而言之,他背叛了自己的族裔和本民族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为的是普世的基督精神和价值。 小测验,向罗马当局告发他的是谁?

        基督教是最大的白左。

        
        中国人看得懂白左? 不要太有自信啊。

        比如, 即使是再十恶不赦的死刑犯,在美国,死刑执行的那一天,总是有一帮白左举标语抗议的。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西方世界,这就是基督世界,不必定要与你们一样,也不一定要你们理解。

        但是,就是这种自由开放貌似混乱的社会,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科研单位,也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科学技术成果和创新,也给与着平民子弟最多机会的地方。

        假如细分一下,美国的白左老本营,比如加州,纽约,新英格兰,芝加哥,华盛顿州,恰恰是美国科技创新的集中地。 这是事实。 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你要有本事。

        看不懂白左,只能闭着眼睛喷,还能怎样呢?

    回帖人:
    ny19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8/17 19:34:26    跟帖回复:
    12
        转至第1楼第 1 楼 万里如虎 2017/8/16 0:07:35  的原帖:甲午战争清军弹药消耗量远高于日军十几倍,为何杀敌却极少

        甲午中日战争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因此国人对于这场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相当透彻,相关著作不胜枚举。

        然而最近在阅读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一个细节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和不解,那就是根据双方的记载,在每场战斗中清国军的弹药消耗量都要远高于日军,而且高出十几倍之多。但是杀伤日军的数量却非常少。

        

        这个细节就不太符合很多人的常识了,我们很惯常的一种认识就是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弹药是要比日军困难的,很多影视作品中反映的都是清军英勇抗敌,打着打着却发现没弹药了,因为买弹药的钱被太后拿去修园子了,被官员贪污了,所以清军经常是在缺少弹药的情况下败给日军的。

        然而却有史料显示几乎在每场战役中清军消耗的弹药量都远高于日军的,这不就说明实际上清军的弹药比日军还要富裕?这哪像是缺少弹药的样子。像缺少弹药的八路,都是恨不能把敌人放到眼前再开枪。

        

        ▲甲午战争要图

        那么这个不太符合常识的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是不是清军平时的训练水平低,枪法太差,所以疯狂开枪也打不着几个日军呢?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甲午战争期间,清军士兵朝天放枪。这并不是“鸣枪示警”,而是因为他们以前用弓箭用习惯了。射弓箭的时候不就是先瞄准目标,然后向上抬一定的角度再放箭嘛,因为弓箭的轨迹是一个抛物线。晚清的这些士兵虽然改用了洋枪,但没有接受过西式的军事训练,以为枪也是像弓箭那么用呢。

        缺乏军事训练可能确实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甲午中日战争中,承担陆战任务的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自诞生之初就是使用火器的,配备了先进的洋枪洋炮。而且根据以往的战绩来看,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还是中法战争中和法军作战,淮军都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不至于枪法差到耗弹量超对方十几倍却打不着几个敌人的程度。

        而且淮军玩枪可比日本人早多了。

        

        ▲甲午战争

        淮军是1862年建军的,当时太平军围攻上海,而曾国藩的湘军又腾不出兵力来支援上海,因此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李鸿章请缨组建一直淮军支援上海。

        由于李鸿章思想非常先进,对洋务也非常了解,所以淮军在建军之初就配备了先进的火器。而且由于上海是重要的通商口岸,淮军保卫上海也符合西方各国的利益,因此淮军的在建过程中得到了西方各国的大力支持。所以淮军是当时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支军队。

        而日本军队开始玩洋枪都是1877年以后的事儿了,在日本西南战争中,日本军队才逐渐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所以说即使淮军枪法比日军差,那也差不了那么多。

        

        ▲西方关于甲午战争的漫画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看破天机的还真是西方人。

        甲午战争的每一场战役几乎都有一群“吃瓜洋人”在围观,他们并不是鲁迅笔下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那种看客,而是各国政府派来的观察员。

        当时中日两国大打出手,这正是西方列强喜闻乐见的。战前这两个国家一个搞洋务运动,一个搞明治维新,都是因为受了洋人的气才想着要发奋图强的。大清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要“脱亚入欧”,西方各国本以为这两国要找自己报仇,没想到他们互相掐起来。正好顺便评估一下清日双方的战斗力,以帮助制定未来对日、对清的战略决策,看看这两国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军官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

        关于每场战役中清军弹药消耗量远高于日军的现象也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清军消耗的弹药量远高于日军并不是因为清军战斗力差,训练水平低,而是故意为之。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

        说到这里插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大清朝的军队有一种特别奇葩的现象,就是每打一场战争就要练一支新的军队。

        和平时期军队的腐Bai似乎是大清朝解决不了的顽疾。当年横扫神州大地的八旗兵,入主中原以后迅速腐化,很快就上不得马拉不开弓了,以至于到三藩之乱的时候不得不依靠绿营兵。

        好在康雍乾三朝还都有仗可打,所以绿营坚挺了一阵子。几十年无事,绿营也马上腐Bai不堪无法使用了,到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时候就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八旗、绿营就全成摆设了,只好再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淮军,最后才平定太平天国。

        每打一场仗都要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大清军队的怪圈。而淮军也摆脱不了这个魔咒,仗一打完,很快就腐化不堪,战斗力低下。

        当时很多淮军将领不愿意在战场上和日军拼命,又不敢直接抗命。他们完美诠释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善于搞变通的“优良品质”。军官告诉士兵们,战场上只要看见日军的影子,就枪炮齐鸣,玩命招呼。把子弹炮弹用最快速度打光,然后跟上级说自己弹药用尽,撤下去补充,这样既不违反军令又能尽快脱险。

        一营官兵撤下来,就得有一营官兵填上去。填上去的官兵也不傻,这点小把戏谁不会玩呢?所以每支军队都这么干,一场仗下来必然是弹药消耗量远高于日军,但是根本打不死几个敌人。

        

        ▲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

        这种军队就算武器先进了不还是一样打不赢敌人吗。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其实是略高于日本的,咱们说的是陆军啊,当时日本装备的还是青铜炮呢,清军已经大量的装备克虏伯钢炮了,这就已经构成代季差距了。

        凡是要讲中日甲午战争,一般都要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讲起,因为这两场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而且都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最后一场战争下来,日本赢了,清朝输了,逻辑上就很容易得出来一个结论——日本的明治维新要比清朝的洋务运动成功。甚至说清朝的洋务运动没有取得成功还不够,我们一定要说他“破产了”。洋务运动真的破产了吗?他建立起来工业结构并没有消失啊,后来的工业化进程也还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的啊。

        实际上按照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并不如大清,至少没有绝对优势,日本的工业化水平突飞猛进恰恰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所以说并不是因为日本近代化程度高于大清所以才打赢了甲午战争,反而是因为日本打赢了战争,赌赢了国运,才开始远远把大清甩在身后的,《马关条约》的赔款为日本节省了数十年的发展时间。

        

        ▲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

        当然我们这里指的近代化程度是指工业上的近代化,并不是指文明的开化。日本的那些新式工厂跟清政府兴办的洋务企业的规模是没法比的,因为日本长期以来都很穷。农业社会的财政收入就是靠农业税嘛,而日本才有多少土地呢,本来国土面积就小,还多山。不是说你想文明开化就能做到的,要办工厂,要办学校,这都需要钱,钱从哪来呢?从天朝抢来的。

        所以甲午战前日本“硬件”上的近代化程度是不如大清的。但从“软件”上看日本确实是把大清甩在身后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在制度上比大清先进了,文明程度上更是远超大清。

        【雪松说事 专栏】 历史堂团队作品文:林雪松
        zt中国军队:开枪不瞄准 千万子弹打死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就败,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5000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3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150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30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政府军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有人讲究枪法了,毕竟如今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回帖人:
    ny1999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2 18:35:28    跟帖回复:
    13
        转至第1楼第 1 楼 来自月球 2017/10/2 0:00:17  的原帖: 文:猫斯图 |  图:孙绿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是一个在历史上和现代欧洲政治舞台上都扮演着刺头角色的地区。这里和西班牙中央政府常年离心离德,一言不合就要搞公投独立。

        搞独立的现场

        ▼

        

        你确定不是来看妹子的么

        ▼

        

        这个地区何以认为自己配得上独立国家,这一地区的独立传统又从何而来呢?请看今天的文章。

        

        多变的殖民地

        ▼

        加泰罗尼亚的早期历史和环地中海的蛮族居住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就是被各个崛起的优势文明轮番殖民的历史。

        地中海西北角的

        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

        ▼

        

        来自北非的迦太基人和来自东南欧的罗马人相继用武力踏上了这片土地,每一次都让这里成为了帝国的边远行省。

        

        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其他蛮族邦国一样,那时的加泰罗尼亚在无奈中接收着强势的文明输出。

        后来此地丰富而强烈的特立独行倾向还远远没有在这个时代被开发出来。不仅文化形态上和今日人们所知的加泰罗尼亚大有不同,连当时此处的首府也还不是巴塞罗那,而是今日已经沦为次级城市的塔拉戈纳。

        罗马统治之下

        伊比利亚半岛的主干道

        ▼

        

        现存于塔拉戈纳的罗马渡槽

        ▼

        

        5世纪初,受到匈人挤压的哥特人叛变,横扫已经油尽灯枯的罗马帝国。伊比利亚作为边远行省的边缘地区,也从帝国管理系统中失控。饱尝了罗马城辉煌的西哥特人在帝国的默许下,选择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生存。

        描绘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战争的石窟

        ▼

        

        这个王国在长达近百年的征战中,基本使整个半岛脱离了罗马帝国的管控,扼守了西北地中海沿岸的贸易通道,国力大盛。

        西罗马帝国最终倒塌

        废墟上建立起哥特人的王国

        ▼

        

        那时整个半岛全境和法国南部的一小部分都属于西哥特王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加泰罗尼亚自不例外。名城巴塞罗那也是在西哥特人的扶持下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一举成为地区首府,并把这个崇高的地位保持到如今。

        西哥特王国版图

        ▼

        

        但很快,穆斯林开启了北伐。整个阿拉伯帝国历史上最具有扩张性的倭马亚王朝在公元8世纪前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另一个为东方的大唐)。

        这个帝国在北部扩张并不顺利,被拜占庭帝国和高加索山民死死拖住,但西北线的扩张势如破竹。由帝国的埃及总督主导,阿拉伯人用两波进攻摧枯拉朽地摧毁了西哥特人的王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倭马亚王朝的新边疆。

        倭马亚王朝的数次扩张

        661-750年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

        ▼

        

        关于西班牙伊斯兰化的故事

        ▼

        

        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故事,此时才刚刚开始。

        缓冲的边陲

        ▼

        阿拉伯人在加泰罗尼亚统治了20年,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北扩张,甚至打到了当时的法兰克王国。

        本以为可以轻松征服欧洲的阿拉伯人在这里遇到了名将铁锤查理。这位加洛林王朝的奠基人在图尔生生挡住了穆斯林的进攻,并在之后几十年陆续把战线推回了西班牙境内。

        铁锤查理

        ▼

        

        法兰克王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

        图尔战役(又称普瓦提埃战役)

        ▼

        

        铁锤查理与穆斯林在图尔激战

        ▼

        

        正与法兰克王国接壤的加泰罗尼亚成为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前哨阵地,受到了查理的孙子查理曼大帝的重视。大帝在此建立了很多缓冲用的小封地,让他们监视阿拉伯人的行踪,并向法兰克国王汇报。其中最重要的封国,便是巴塞罗那伯爵领地。

        查理曼大帝

        ▼

        

        查理曼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欧

        ▼

        

        由于法兰克王国很快一分为三,继承者们还打来打去,本应拥有对加泰罗尼亚地区控制力的西法兰克王国(现代法国的雏形)丧失了对此地的控制权。

        法兰克王国

        《凡尔登条约》后三一分为三

        ▼

        

        巴塞罗那伯爵趁机坐大势力,从巴塞罗那出发,通过一系列的联姻和局部战争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权威。加泰罗尼亚由此成为了游离于西班牙和法国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实体。

        这时候的巴塞罗那伯爵,名为爵爷,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小王国的君主。在伯爵们膨胀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影响下,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始排挤法兰克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重点培育了本乡本土的语言文字。

        今天的加泰罗尼亚人之所以排斥主流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历史源头就在这里。在他们眼中,加泰罗尼亚语是比卡斯蒂利亚语更具有历史,更具有文学性的语言。

        12世纪书写的加泰罗尼亚文字

        ▼

        

        这一文化改造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公元1137年阿拉贡国王将其女儿与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联姻,导致阿拉贡同加泰罗尼亚合并。

        这是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此时的加泰罗尼亚终于和一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王国发生了互动关系,并在之后成为了加泰罗尼亚不情不愿并入西班牙的基础。

        加泰罗尼亚与阿拉贡联姻

        伊比利亚半岛开始逐步整合为一体

        ▼

        

        但加泰罗尼亚人对阿拉贡王国还是很有感情的。

        今天的巴萨罗纳俱乐部盾徽上,右上角的黄红相间的纹章便是所谓的阿拉贡条纹。在政治上,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区旗和盾徽也应用了这种花色。

        巴萨罗纳俱乐部盾徽

        ▼

        

        对条纹的蜜汁膜拜

        ▼

        

        连闹独立的两个版本的旗子也少不了

        ▼

        

        

        可以说经过这一场政治联姻,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基本成为了同气连枝的两个地区。

        叛逆的陪嫁

        ▼

        加泰罗尼亚并入阿拉贡王国之后,后者实力大增,获得了和北方的法国讨价还价的机会。经过几十年的谈判和威胁,这个原本形式上附属于法国的王国在路易九世的承诺下独立了,获得了重组的机会。

        1469年,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与占据着西班牙主体的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结婚,并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渐被同化。现代西班牙的雏形于是诞生。

        两人的结婚照

        ▼

        

        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联姻

        将加泰罗尼亚也带进来了

        一同消灭南方残存的伊斯兰王朝

        ▼

        

        加泰罗尼亚成为了国王的陪嫁,也跟着阿拉贡被纳入了卡斯蒂利亚人的管辖之下。

        二王驱逐穆斯林时,加泰罗尼亚出人又出钱,赢得了国王的信任,被赋予很高的自主权利。

        

        但毕竟在历史上加泰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两个地区相隔甚远,在文化上难以相容。尽管已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主权,加泰罗尼亚人的脑后还是开始生出了反骨。

        矛盾的巅峰便是爆发于1640年的收割者战争。这场战争吹响了此后几个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对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反抗号角。

        ▼

        

        当时三十年战争进入白热化,西班牙中央政府为了和法国持续作战,疯狂地从靠近法国的加泰罗尼亚收钱征粮。

        被中央政府的逼得忍无可忍的加泰罗尼亚农民手持镰刀攻进了军营,把中央军赶出了加泰罗尼亚。

        ▼

        

        随之,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这也是在并入西班牙之后它的首次正式独立。但来自法国的援助并没有持续很久。

        战后,西法两国互换了一部分领土,做了政治上的妥协,加泰罗尼亚就被作为牺牲品还给了西班牙。第一次独立惨遭失败。

        三十年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以后,好不容易太平下来的欧洲又一次波云诡谲起来。当时统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君主卡洛斯二世绝嗣。

        卡洛斯二世——绝嗣

        ▼

        

        按照欧洲王室的继承传统,法国波旁王朝的腓力公爵和奥地利大公查理都有很高的继承顺位。为了西班牙这块肥肉,当时欧洲几乎所有的君主国都选边站好,双方在欧洲大陆上又打了十几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

        

        口服心不服的加泰罗尼亚人终于在战争中又找到了独立的机会。他们一开始选择支持腓力公爵,并在公爵承诺维持地方特权后宣誓效忠。

        但是随着战局进入僵持,法国开始显露出疲态,加泰罗尼亚人的心思又活跃起来。趁着法国一个不注意,加泰罗尼亚从公国自行升格为王国,和法王都平起平坐了。

        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加泰罗尼亚

        ▼

        

        如果战事持续下去倒也没什么,关键是一向反法最积极的英国为了对付北方的俄国突然撤兵了。本就各怀鬼胎的反法同盟于是解散,腓力公爵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仍然继承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倒霉的日子算是来了。

        1714年战争结束之时的加泰罗尼亚

        ▼

        

        为了警示叛变的下场,新登基的腓力国王撕毁了之前承诺给加泰罗尼亚的所有自主权,并禁止加泰罗尼亚语的使用。加泰罗尼亚,迎来了加入西班牙之后最沉重的文化黑夜。

        背运的赌徒

        ▼

        虽然跟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关系冷硬,加泰罗尼亚人似乎对君主制还是有着出奇的好感。

        当法国大革命的烈火向南燃烧到加泰罗尼亚时,当地人的抵抗不输给任何其他西班牙人。

        无奈势单力薄,拿破仑最终还是把这里纳入囊中,并将其划分成了四块区域。这便是今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四个省份的雏形。

        1812年的法国地图

        加泰罗尼亚为其中一部分

        ▼

        

        在19世纪初大革命浪潮和君主制的互相倾轧中,加泰罗尼亚终于获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尽管中间还是爆发了诸如卡洛斯战争这样的小规模战事,但总体来说附近再没有一个大国有足够的精力去制约此地的发展。

        加泰罗尼亚在经历了万马齐喑的几十年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发展的高潮。

        伴随着地方文化复兴的,是快速发展的工业。很快,在19世纪下半叶,加泰罗尼亚就成了整个西班牙境内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这一优势一直保持至今。

        繁荣的加泰罗尼亚海岸

        ▼

        

        2014年的加泰罗尼亚

        国内生产总值为西班牙最高

        图为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

        ▼

        

        有钱了人就容易想折腾,加泰罗尼亚人对相对穷困的西班牙内陆越来越感到不满,民族自立的呼声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了此地的主流。

        再加上得到了北方巴斯克人的呼应,加泰罗尼亚的左翼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很可惜,这个以站错边为传统的民族这一次又站错了。

        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

        遥相呼应的两个独立旗手

        ▼

        

        在二战先期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加泰罗尼亚为了争取独立自主的主动权,加入了共和国军。尽管选了这个边,但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只要求总统阿扎尼亚保证加泰罗尼亚的诸多自治权利。

        阿扎尼亚

        感觉并不能成事儿?

        ▼

        

        看似站在正义的一方

        却不一定会成功

        ▼

        

        然而最终获胜的却是大独裁者弗朗哥麾下的叛军,所有战时加入共和国军的势力全部遭到了清洗。受到牵连的不光是那些左翼联盟的社会人士,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两个民族都作为整体受到了惩罚。

        关于弗朗哥在巴斯克的罪行

        ▼

        

        和波旁王朝时代的政策一样,弗朗哥独裁下的加泰罗尼亚又一次被剥夺了几乎所有自主权,沦为独裁政府的奴隶。文化上的消灭和同化当然也要同步进行,加泰罗尼亚语又一次成为了不可描述的语言。

        每次都站错队的加泰罗尼亚人又一次为错误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西班牙内战中的巴塞罗那轰炸

        ▼

        

        一直到了弗朗哥死后,西班牙开始进入民主化轨道,加泰罗尼亚的民族独立倾向在矫枉过正的左翼思潮下又一次泛出水面。

        

        1978年西班牙重新修宪时,加泰罗尼亚人积极参与其中,拉着左翼政党往宪法里塞了很多可以利用的后门。新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拥有了很高水平的自主权,甚至有自己立法和选举行政长官的资格。

        虽然在目前的宪法框架下,理论上所有的独立公决都是不合法的,但加泰罗尼亚人从未放弃修宪的努力。

        任期从2016年1月14日开始

        的加泰罗尼亚政府人员

        ▼

        

        事实上,身在议会的很多政党为了争取加泰罗尼亚的选票和“赞助”,正在严肃考虑赋予各自治区独立公投的权利。

        这可是覆水难收的决定,一旦把潘多拉的魔盒打开,等待着西班牙的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噩梦了。

        

        END

        本文来自自媒体地球知识局,不代表

        凯迪网立场。
    好文。有许多早期罗马帝国到现代疆域分布,包括蛮族占领地带。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2 19:18:5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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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2 19:20:5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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