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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hu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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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愧对天津,愧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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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huaxi 于 2015/4/26 6:47:5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法。——纪伯伦

    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我去过29个,只剩内蒙与天津。内蒙的特色是大草原,我觉得它与我生活了43年的黑龙江省拥有的大草原差不多,小兴安岭与大兴安岭更是同血脉的手足,更何况,呼伦贝尔草原还曾长期由黑龙江省代管,出差时车一不小心就会开进内蒙。那民族特色最典型的蒙古包,在黑龙江的蒙族自治县也有的是,里头的烤全羊,蒙族小伙献哈达、蒙族姑娘敬酒的礼仪,也都已领受(虽羊肉照例不碰),于是内蒙可权作“去过”。于是就独剩天津了。

    我1969年经最高领袖批量册封为“知青”,由上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种田,直至43年后从某省直机构退休回沪,在探亲、出差、培训、开会、出国等活动中,曾近百次北往南来,除去天上飞的不算,地上亦曾经常出入北京或路过天津,比起其他省、市,去天津最为顺道方便,最理所当然。然而“落下”的却偏偏只是天津。

    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畸形的政治美学的强烈诱惑,与我与人性中内生的阴暗串通,致使天津一度成为畏途。我先是不敢进天津,后来又似乎觉得有点愧对天津,久而久之,这种微妙的消极心理防御机制由“合理化”即“将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转变成“压抑”——“故意忘却某些感觉或想法”,使我从来没有产生去天津的念头。正是我的这种尾随政治时势的生活态度,使父辈们一段真挚的情谊在我们这一代没能持续下去。

    父亲原籍无锡市北门外北渚镇(现为江阴市马镇)西街朱家场人氏。他在当地上完高小,也算上世纪30年代苏南农村的“知识分子”了,因而不甘心做他哥哥姐姐那样的“泥腿子”,也由于读书勤奋,成绩优良,被其老师清云(化名)女士看好,介绍到她在上海工作的夫君奚幸生(化名)先生处谋生,一如当下时髦的“到上海发展”。

    奚伯伯生于1917年,也是江阴人,1934年考入上海私立惠平中学(因该校停办转入上海南洋模范无线电学校)。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被捕入狱“受国民党迫害”(天津纺织工学院关于他的生平介绍用语);1942年毕业于当时在上海的南通学院染化系(始建于1912年,是中国最早的纺织高校,1927年称南通纺织大学,1928年并入南通大学,1930年称南通学院,抗战爆发迁上海,抗战胜利后回迁南通,1952年纺织科系并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即后来的华东纺织大学,今东华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政府的国营公司,1949年被解放军接管,改为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即后来的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机关原在南京西路靠近国际饭店的华侨饭店大厦,50年代中期迁往外滩中山东一路24号大楼)从事技术工作,并同时在中纺公司技术训练班和南通学院任教。到上世纪50年代,才学淹博的奚幸生先生已是中国印染业最具知名度的专家之一,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很多纺织印染行业、企业的领导人、高级专家都是他的学生。

    由于有奚伯伯的关照,父亲进入后来称上海第二印染厂的印染厂当练习生,学习印染技术(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当时父亲不仅有份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二印”宿舍“三星里”11号还有他一整套楼上楼下的简易石库门房子(1949年以后,房屋紧张,一套房改成两家住,当时我与姐姐都小,考虑上下楼的安全问题,父亲选了楼下。1958年,楼上的“袁师母”一家调往郑州,我家回到楼上)。所以,“无产”的父亲在“解放前”的上海“光景”不错。实际上,当时即使是“二印”工人,也大体如此,只是住房面积小些,建筑格式省略了天井,门牌是从“17号”开始往后延续,等级清晰。我小学5年级时,班主任应馥芬老师曾请父亲到学校“忆苦思甜”,他不肯去,应老师只当是“谦虚”,硬做了安排。他不得不到校后实话实说:“解放前我在工厂里没有受过什么苦,厂里工人们的生活也还不错”,说得美女老师在一旁直锁眉头。后来父亲以一番“要好好学习”的大道理应付了事。这当然是后话了。

    1949年以后政权变更,父亲中断了他的“技术路线”,入党后被送到中央华东局的华东团校学习,毕业后做了“二印”的团委书记,实际上他主要是为党做“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及审干的具体工作。期间,抓过一些“反革命分子”如4号里的林先生等人,也整过一批“两航起义”后被安排到“二印”的人员(有的也是三星里的住户);另外还参与打过或错打过一些“老虎”(当时只要有贪污事实就称“老虎”),直至后来调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文革”结束以后那些被整的人几乎全都平反,享受离休待遇,并且大都原谅了父亲)。
    这样,1935年就闹“共产”的印染行业资深专家奚伯伯,这时却成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残余”;而当年抱着我祖母两只老母鸡到上海投奔他的青年农民,此刻却汇入了“共产”洪流。

    阶级身份转变了,两家的关系却还始终保持着。

    奚伯伯在1950年做了上海第六印染厂的厂长,这是一家小厂,当局显然仍不放心,厂长毕竟是一把手啊。50年代初,上海有一批支援内地建设的专家,优先“被支援”的大都是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奚伯伯与夫人被调往天津,同在国营天津印染厂工作,奚伯伯是副厂长(后改任总工)。1961年奚伯伯调天津纺织工学院当教授。

    小时候,家里能经常收到寄自“天津印染厂”或“天津纺织工学院”的来信,信封上都是我所熟悉的奚伯伯遒劲而漂亮的近似楷书的钢笔字。有时,信封上天津来信的字迹变了,我们就知道是清云伯母写的。

    那时,父亲看完的信件都放在写字台上,我们几个已经上学的孩子都会打开看热闹。奚伯伯的信中大多是讲自己的工作、生活、身体以及家里情况。从情绪上看,他对当时的工作、生活还是比较顺意的,有时甚至还有点兴奋。记得在一封信中,用较大篇幅说了他在北京进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以及到各地考察的情况,最后还写到他作为学员代表,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与主席握手的情景,他在信中说“很受鼓舞”。

    偶尔,奚伯伯在信中也附上他的照片。这给我留下了他比较清晰的形象。记忆中,他与那些披着黑呢大衣、曾用胡子茬扎我的“二印”伯伯如1号里的厂长周伯伯(接管企业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知识分子领导干部)、8号里的许伯伯(后调南京工作的领导干部)、3号里的胡伯伯(解放军南下部队的团长,曾任“二印”军代表)等一样器宇轩昂,英俊潇洒。

    长大后,我唯一一次见到奚伯伯大概是在1964年(也可能是1965年)夏天。

    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很早就起床,亲自去菜场买菜(原本家里的“采购权”是下放给我的,父亲每次拨款5元,我负责买菜、记账,快用完时申请再投入),后来甚至连拣菜、洗菜、炖炒等整个流程也没让我们插手。

    奚伯伯是午后到的。我们5个小孩提前被安排吃了午饭,此刻挤在亭子间门口看热闹:只见暗淡的15支光的楼梯灯下,低头上楼的奚伯伯听到我们叫“伯伯”,抬头只微微点了一下头,就转身登上后房间右侧直通前房间的楼梯了。他身材高大,足有1米80,一身白色的西装,白色的皮鞋,一副白色的眼镜,像《红色娘子军》电影里的洪常青;他浓眉威武,目光犀利,表情冷峻,可不像“二印”伯伯们那样和蔼可亲,我家那可怜的木楼梯,在他沉重的白皮鞋底下“嘎吱、嘎吱”地呻吟着。

    奚伯伯进了前房间就再也没有出来,父亲往里端上了大小砂锅和早就预备好的几个家常菜,两人坐在方桌前的藤椅里边交谈,边喝酒。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内容似乎有点神秘,好像怕人听见。

    大约两个半钟头后,父亲先下来给他打开楼梯灯,然后领着他下楼,省略了让我们说“伯伯再会”的程序,把他送走了,从时间上看,父亲是一直将他送到了某个电车或公共汽车站——那时上海的市内常规交通线路只有七八十条,我家附近只有打浦桥的17路电车、43路汽车、41路汽车,卢家湾的2路有轨电车。

    后来,有一次清云先生到上海出差,回天津时,我父母带着我一起到北站,将她一直送到开往北京的卧铺车厢里。伯母显得很年轻,肤色白皙,也戴着一副眼镜,儒雅温婉,看上去比我35岁的母亲大不了多少,也比奚伯伯和蔼可亲,眼里满含笑意。告别的时候,她拍着我的肩膀对我父母说:“孩子们都长大了,有机会应当让两家的孩子互相认识一下。”我父亲连连点头称是。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记得是在我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前一年的一个半夜,睡在后房间的我听见板壁那一边父亲对母亲说:

    “清云来信,幸生自杀了!”

    “哎呀呀,真格啊?”

    “嗯。”

    “断命,‘罪过人’的!‘罪过人’的!”这是母亲的无锡话,意思非常可惜!

    虽然那时经常会听到谁谁谁跳楼了,谁谁谁上吊了,谁谁谁服毒了,可一听说“认得”的奚幸生先生竟也自杀了,心头还是一惊。现在想来,那真是刚烈之气不可牢笼啊。当时我很久没有睡着,眼前不断浮现一个我见过的血淋淋的自杀现场:那是在我每天的上学之路上,我与围观的路人一样挤上瑞金二路靠近建国西路的一栋新式弄堂房子室外的水泥楼梯,就可看见天井里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下,一块芦席盖着一具露出卷发的女性尸体,席边是一大滩凝固了的黑红色的血。显然,她是横下心、头冲下,从二层楼直扑下来赴死的。当晚只要一闭上眼睛,那芦席底下的女尸,便在我脑中化作一身白西装白皮鞋的男尸,血,还在汩汩地流,鲜红鲜红。

    实际上我至今也不知道奚伯伯是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

    1969年4月下旬,我们被告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规定“68届”初、高中生全部上山下乡,要实现所谓的“一片红”。于是,我明智地看中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每月发的那32元钱,当时,那是一份在上海都可以独立生活的稀缺资源啊,便“自愿”报名到黑龙江“干革命”。父亲也大力支持,他说“黑龙江蛮不错的,我去过好几次,那里7角钱一大盘牛肉,一个人根本吃不落。”他说的是“镇反”期间,几次到黑龙江提审在押“反革命分子”的情景:“当时那里还有零星土匪出没,大家都带着手枪,心里还吓势势的。现在应该是安全啦。”

    我开始憧憬黑龙江那7角钱一大盘牛肉的美好生活。不料班主任周老师却通知我政审没通过,并说你只能选择黑龙江的国营农场或非边境省份插队了。虽然,国营农场也有32元月收入,可上海的中学生都知道,那是发配“黑五类”子女的地方啊。我追问具体原因,周老师说好像是外调材料说你父亲正在审查,主要问题是与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并且已自绝于人民的人有密切的联系!

    眼看相约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的同学都先后收到了那粉红色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兵团”的《批准通知》,我便着急起来,告诉父亲可能是奚伯伯的事影响了政审,要赶快想办法,否则就只好到去国营农场啦。父亲立即到单位“抗议”,刚被结合进“革委会”做了副主任的俞伯伯立即驱车赶到五十五中学,说明对我父亲的审查已经结束,近期就能重新工作的情况。学校当时就将那张粉红色的纸头给了俞伯伯。

    虚惊一场。

    第2天我去指定的卢湾区工人俱乐部领取了统一制发的服装,那天气温超过了30℃,我赤着膊,将一捆绿色的棉大衣和棉袄棉裤背回了家。两天以后(1969年5月12日),我如期登上了停靠外虹桥码头(香港路四川北路附近)的船上船下哭成一团的“工农兵18号”沿海客轮,经大连转火车,到了虎林县的4师33团。

    1973年5月,我第二次回沪探亲。父亲对我说起,清云先生来信,说你去了黑龙江,来回都会路过天津的,邀你到天津下车去她家玩呢,说下一代应当结识一下了,以后两家也好有个来往。

    那时,我正着了魔似地在积极争取入党——那个时代,争取入党是先进青年的精神标配。当时入党虽然不像现在一样,可能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是无论怎样“斗私批修”,私欲在人性深处还是潜藏着的。这大概就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认定的:“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那个被说成是英雄辈出的年代,我和大家一样,正追求着在阶级斗争大风浪中脱颖而出的“承认”,这是一种政治“美感”激励的欲望。

    当然,也许人性实际上还远不那么简单。

    一想到当年的“政审不合格”我心有余悸,便对父亲说:“我可不敢去天津。奚伯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并且已经自杀了,假如我可能入党,肯定要内查外调的,审查得一定比去建设兵团还严呢,会有麻烦的!”

    父亲于是没有再出声——他当然比我更清楚他党“政审”的厉害。

    事实上,直到我后来离开建设兵团的连队,也没有被连队的党支部所“承认”。

    后来再听到奚伯伯家的情况,是我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后。那时听说《复旦学报》将在全国率先试复刊(邮局并不发行),我便写信让家里给我买了寄来。父亲来信说,刚收到天津来信,幸生的儿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被选送做了“工农兵学员”,几天前也来信要《复旦学报》,正好,他可以同时买了给我们分别寄来。

    以后,每当我翻开每期《复旦学报》,就会想起同时会有一位未曾谋面的年长于我、出身于书香之家的弟子,也在读这份刊物。我不知道我读不懂的那些东西,他是否都能读懂。显然,他“读”的结果比我好得多,“文革”结束以后,听父亲说他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又听说他出国了,好像去了美国。我想,他一定早已成为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学者、专家了。无论他后来是否“海龟”,这都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很好的归宿。

    我则没有“读”好,在做了8年中学物理教师之后,不愿意继续当时那贫困潦倒的“孩子王”生涯,便削尖脑袋转转了行,先是在某大型二类国企做了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先后调入了国家部委或省级政府的直属机构,继承父亲的“传统”,做了个没有什么专长并且同样一事无成的小“干部”。

    就这样,清云伯母关于两家的后代应当友好交往下去的美意,在我这里仅剩下一段未曾荒废的往事的记忆。汪涌豪先生说:“对那些未曾荒废的往事的记忆,恰似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乃至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照面。”“它们不封存在羊皮面的史册里,但连通着厨房的烟火,酒窖的地气,江南冀北历落的市声,所以最容易永久地存续在人心里,以致无须调动太多知识修养,就能让人回到历史的现场”。而我一旦经由这条路径回到历史的现场,就会看到混在其中的我明显不怎么正直,那是因为我本该温良美好一点的人性中了邪啊。

    假如时空真的可以“穿越”,而我又能“穿越”到红色官宦侯门里,我想,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我即使没有勇气像薄熙来先生一样果断地踢碎父亲几根肋骨,以示革命,也一定会有与走了政治背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政治觉悟。

    事实上我该愧对的,也许不仅仅是天津。

                                             2015年4月4日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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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法。——纪伯伦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4/26 7:00:0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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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是在我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前一年的一个半夜,睡在后房间的我听见板壁那一边父亲对母亲说:“清云来信,幸生自杀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4/26 7:05:5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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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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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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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内蒙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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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的特色是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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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与我生活了43年的黑龙江省拥有的大草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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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兴安岭与大兴安岭更是同血脉的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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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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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伦贝尔草原还曾长期由黑龙江省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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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时车一不小心就会开进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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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民族特色最典型的蒙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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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龙江的蒙族自治县也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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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头的烤全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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