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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黄帝内经》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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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X 于 2017/3/7 18:56:5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黄帝内经》演绎

    序言

    本演绎的初衷,就是为了破解一个千古疑难,即:《黄帝内经》这部书到底说了些啥,以及它究竟达到了怎样一个学术水平。

    之所以叫演绎,是因为本书遵循三段论的方式写作。即:从《内经》的第一句话开始,先提出一个公认的普遍原理作为大前提,再给出某一个与之相关的个别现象作为小前提,于是得出一个新的具体的结论,然后再把这个新得出的具体结论作为大前提或者小前提,继续演绎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这样持续地推演下去,一直到《内经》的结尾,或者真相大白。因此,本书也应该算是一部推理小说。然而我们也必须明白,实际上,如果不采取这种极其缜密的逻辑推理的方法,不下点类似于刑事侦探的破案功夫,要想达到破解千古疑难的目的,根本不可能。

    凡中国古代典籍,由于文言的局限,本来都有言简意赅、含糊其辞的特点,再加上古人不讲逻辑,不知定义的内涵外延,故古代典籍的真正本意,虽历代反复研究,也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而古代道家学者,以老、庄为代表,又以委婉含蓄、玄虚神秘为该学派的特长,从不肯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地说一句话。我们看后世道门信徒每每神秘其术,口称“神授天书”,这一方面是出于炫耀,一方面也是由于所有的道家祖师在著述之时都存心不让人看懂,此所以极其晦涩难通。像《道德经》、《黄庭经》、《道藏》这些道家典籍,以及《内经》、《难经》、《伤寒》、《金櫃》这些出自于道家学派的古代医籍,即皆属“神授天书”之类,此所以历代注解不断,反而越注解越糊涂,实际上就是没人能看得懂、解得通。

    然而世界上本没有玄虚神秘的事情,即便是生老病死这些生命现象,以及或针或药等等治疗方法,也应该是实实在在、有根有据的,而描述这些现象和方法,其实根本用不着委婉含蓄、遮遮掩掩,所以,模仿古代医籍中含糊其辞的文言做注解,必然还是语焉不详的文言,注定在古人的模糊概念里原地打转,那就中了古人的圈套。

    因此,本演绎必须遵从下列原则:

    一,白话定义原则。凡《内经》中的概念性词语和专业术语,皆以白话文厘清,予以现代医学的明确定义。

    二,逐字逐句原则。对原著的每句话、每个字都逐个演绎一遍,因为稍一脱节,就可能整体失真。

    三,追究动机原则。古人和今人一样,写一篇文章不可能没有动机,而且每句话都必有其特定的动机,否则他就不会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因此,演绎过程必须如同破案一样,必须首先明确原著作者出于何种动机,然后才可能真正弄清楚整篇文章以及每句话的真正本意。

    本文之所以首发猫眼,有三个原因。一是近期以来,猫眼对时政言论禁锢颇严,以至于没什么帖子可看,而我对猫眼感情忒深,又不忍离去,故而殊觉无聊;二是中医问题在猫眼也算是争论比较激烈且可以自由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内经》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其实一点也不高深,即便在古代的当时,也是赵本山卖拐式大忽悠。那么一旦用白话文表述出来,任何非专业猫眼网友都能一下子彻底明白,此所以古人当初必须以极其枯涩隐晦的文字,才能显示自己的玄妙和高深。实际上,得出这最后一个结论,正是我长期研究《内经》的新成果,所以愿意赶紧奉献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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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7 19:19:48    跟帖回复:
       沙发
    学习了,恳待下文!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7 19:53:54    跟帖回复:
       第 3
        序言2

        中国人都知道,《黄帝内经》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医学著作。中医专业人士则进一步知道,这部书包罗万象,涉猎广泛,属于古代的鸿篇巨著。所以,完全可以想见,《黄帝内经》的创作在当时必然也是一项相当浩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编撰,必然有一个作者群体。也就是说,《黄帝内经》这部著作,其实是一部合集或者合辑。当然,对此一点,后世专家学者基本上也都认同。

        然而,又有许多后世学者认为,《黄帝内经》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必非一时之作,故整个创作过程很可能跨越了几个朝代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从西周、春秋、战国直至嬴秦、两汉),总之是由不同朝代的人陆陆续续不断增益补充而成(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素问》编辑部就持这种说法)。

        但是如果说不同朝代的古人能够不约而同地参与一项跨越几个世纪的系统工程,并且刚好在完成了这项工程(刚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大型医学著作)以后,又心照不宣地嘎然而止,从此便不再完善补充,这就显得有点虚妄了——谁有本事组织、调动不同朝代的人按部就班地做同一件事呢?连秦始皇都做不到!现在的国人,不管内行外行,一提起《黄帝内经》,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犹如天书一般,而且其神秘程度远超《尚书》、《周易》,究其原因,就是这部著作同其它先秦典籍不一样,它的创作年代和创作者身份这些最基本的信息,我们一概懵懂无知——这就是《黄帝内经》留给我们的最大谜团。

        除上述正统说法外,还有黄帝本人创作、外星人创作等等说法,皆缺乏史料和逻辑支撑,虚妄离奇,无助于研究探索,徒增神秘和困惑。

        但是,如果承认有一个作者群体,也就必须承认有一个首席作者。这个意思就是说,任何一部合集或者合辑,如果没有一个第一作者作为倡导者和组织者,就不可能存在。

        按理说,任何已然事物都有一个确定的来路,都是某个具体行为的结果,即便年湮代隔,不过区区几千载,像《黄帝内经》这样的大型著作,肯定有具体的创作者,而且必然是创作者当时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的产物,故必有踪迹可循。所以,只要把它的人文精神提取出来,再镶嵌到某个具体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中,如果能够丝丝入扣,一一吻合,则其来路自明,再无神秘矣。

        因此,我的研究步骤就是,首先提取《黄帝内经》的人文精神,然后再把它嵌入到某个已知确凿的可以相互对照的历史年代,然后再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找出这个作者群体。当然,具体过程必须三段论,因为要想提取一部著作的人文精神,起码得弄清楚它的每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还要搞清楚每一个概念的本义和来源,这些都需要推理。

        然而尽管颇费周折,现在终于可以明确一点:其实《黄帝内经》的第一作者非常平凡,甚至比现代人还要庸俗,只不过他恰恰赶上了一个生产力突飞猛进的伟大变革时代。就和改革开放以后突然涌现出一大批身家上亿的企业家一样,并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的能为,无非是随波逐流、顺势而为,借助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而已,因此也可以说是天意使然。然而开医学理论之先河,毕竟非同一般,故《黄帝内经》的第一作者,亦必然有其聪明过人、胆识不凡之处,乃能顺应时局,发明创新,终成一家之言。是以今日演绎之是非成败,亦唯顺应天意焉。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8 12:49:30    跟帖回复:
       第 4
        《引子》

        在正式演绎之前,还需要对《内经》的创作环境与创作时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建立一个准确的时空观念。毫无疑问,破解任何一个案件,起码得先认清案发当时的时间与空间,如果连这个问题都弄不清楚,其它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了。

        《黄帝内经》其实分为两部著作——《素问》与《灵枢》,只不过这两部著作属于同一个理论体系,而且就其内容而言也恰好紧密配合。即:在一个统一的学术宗旨和方法论的框架下,《素问》侧重于生理和病理总规律的阐释,《灵枢》则侧重于介绍各类疾病的指征和治疗,二者类似于一身套装,有上衣,有下裳,有外氅,有内衬,搭配得非常精当。那么,就如同一身套装必然出自于同一个裁缝一样,《素问》和《灵枢》必然出自于同一个主创者。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总编辑的统一策划和指导下,这两部著作才可能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同时又默契配合、前呼后应。另外,这两部著作在体裁上都是采用黄帝君臣的问答模式,在格式上又都是各自分为九卷八十一篇,这种格式和体裁上的整齐划一,也能够充分证明,如果在整部书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先的筹划设计和一个组织指挥者,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结论应该是:《素问》与《灵枢》既然是姊妹篇,那就离不开一个总编辑,而总编辑的存在,就意味着《黄帝内经》这部著作从筹划设计到组织写作再到编辑完成,充其量是一代人(三、五十年间)的事情,而无须数百上千年的漫长历程。

        再就其整体内容来看,《素问》主要讲述宏观性理论,后世医家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核心和首要部分,予以高度重视;《灵枢》主要讲述具体的操作应用,后世医家往往认为是《黄帝内经》的陪衬和后缀,故相对轻视一点。但是实际上的创作顺序恰恰相反,《灵枢》的创作应该先于《素问》。这是因为,理论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产生,而不可能先验地产生。古人必须先有大量的临床操作实践,从中摸索出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可能从中提炼出系统化的理论。因此,《灵枢》才是《黄帝内经》的核心和首要部分,《素问》则是辅助和后缀的部分。所谓灵枢,即灵魂和中枢,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知道,《灵枢》最初的版本其实叫《针经》或《黄帝针经》,而其之所以最终又以“灵枢”命名,应该就是这个缘故。

        另外,《素问》的这个“素”字其实没有意义,应该是错别字,后世医家每每相信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于是给这个“素”字附会出很多玄虚的含义,委实牵强难通。须知先秦古人的习惯,对书名和篇名从不讲究,只要有个标记就行。比如老子的书名就叫《老子》,庄子的书名就叫《庄子》,他如《韩非子》、《荀子》、《孟子》、《墨子》、《孙子》等等,莫不如此。另如《中庸》、《大学》等,则一律以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灵枢》最初的书名其实是《针经》,非常浅显直白,因为它的第一篇就讲“九针”,而且整部书讲的全都是针刺治病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素”字很可能是后人传写之误,其本来应该是“索”,盖形近也,是则今之《素问》,当初其实是《索问》。

        “索”的本义是线索、头绪,所以又有刨根问底、追本溯源诸种引申义,故“索”与“问”乃同义并列,合起来就是为求索原委而孜孜询问,也就是由知其然而探寻其所以然。很显然,“索问”正好是黄帝君臣一问一答这种文章格式的生动写照,此所以正好用作书名。因此,若以“素”字强解《素问》这个书名,我恐怕终究不合古人本意。不过,《素问》之名流传日久,早就约定俗成,很难遽然改易,只是专业学者总该知道这个书名的真实来历。

        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黄帝内经》肯定与《史记》中的少典之子轩辕黄帝无关。我们只要把《内经》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时在公元前1339年—前1066年之间)以及西周时期的钟鼎文字加以对照,便不难看出,甲骨文和钟鼎文是多么的古拙艰涩,《内经》文字是多么的文雅细腻,二者之间明显存在巨大的文化代沟,《内经》文必然比甲骨文和钟鼎文晚了许多年。

        我们知道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比殷商时代还要再早一两千年,那个时候华夏民族还没有发明文字(目前考古界还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其实即便有文字,肯定比甲骨文更为原始,亦肯定比甲骨卜辞更为古拙艰涩,断非今人所能认得。另外,既然殷商中晚期的王室还在甲骨上刻字,而甲骨文字即代表当时最高的文化科技水平,那么更早一两千年的轩辕黄帝时期肯定还没有发明比乌龟壳和牛胛骨更为方便实用的文字载体,当然也就无法记录诺大篇幅的鸿篇巨著,则即便历史上确有轩辕黄帝,他也不可能有任何著作传世。《尚书*周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是说从殷朝才开始有书籍典册,再早不可能有书籍传世,所以《黄帝内经》必然是晚于殷商西周的后世之人托名所作,可无疑问。

        然而西周以后的人在著书立说时之所以托名“黄帝”,而非其他上古神圣的名号,比如盘古、女娲、有巢、燧人、神农、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这种情况必然与“黄帝”被当时的主流社会确立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因而受到特别的尊崇有关。那就无须繁琐地考证,《黄帝内经》的创作只能是西汉中早期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西汉孝文帝以后,“黄帝”才被朝廷奉为至高无上的帝神,并把黄色垄断为皇室专用之色,而且还突然冒出了一大批打着“黄帝”旗号的学术著作。

        为严谨起见,我们还是稍微考证考证。

        当初,原始社会,人类愚昧无知,普遍信奉万物有灵。但是商周以降,华夏古人最崇拜最敬畏的还是上天,当时的人认为上天有人格有意志并且无所不能,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所以把“天”尊称为“帝”,意思就是宇宙中最高尚最伟大的神祗。《说文》:“帝,王天下之号也”;“王,天下所归往也”。

        甲骨卜辞即有“帝令其风”、“帝令其雨”的记录,意思是一切自然现象都在“帝”的宰制之中。很显然,这个“帝”,其实就是“天”。

        《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诗经·大雅》:“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周易·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上述这些“帝”,其实都是人格化且神化了的“天”,故先秦古籍中又有“天神”、“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多种神化、美化上天的称谓。

        因此,在先秦时代,哪怕是人间社会的最高元首,最多也只能屈居“天子”之位,自认是上天的儿子。这其实就意味着,古代的最高统治者必须努力攀援“天”这门亲戚,把“天帝”奉为自己的直系祖先,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统治权受命于天,从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故《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

        与西周时期的这种观念相比,春秋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则显得有点另类,道家虽然也承认“帝”的存在,但是在他们看来,与“道”相比,“帝”在宇宙中的地位只能屈居第二。比如《老子·四章》:“道……吾不知孰子,象帝之先”。即是说“道”这种东西不是谁的儿子,因其永恒存在,根本没有起源,所以应该比“帝”还要更早一点。于是可见老子心目中的的“道”是多么的高尚、伟大和玄远。

        但是,很显然,从殷商甲骨文到《尚书》、《诗经》,再到《老子》、《易经》、《论语》,在春秋以前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华夏民族最高水平的文化人,最多承认“帝”的存在,却从来没有“黄帝”这个概念。而且,《尚书》是春秋以前追溯历史最久远的古书,其中也只是追溯到尧舜时期,根本没有比尧舜更早的记载。那么,既然春秋时期的人还没有“黄帝”这个概念,那就完全可以断定,《黄帝内经》绝不可能出现于春秋时期,更不可能在春秋之前。

        及至战国时期,思想爆炸,百家争鸣,于是有人独出心裁,突然发明出一套青赤黄白黑“五帝”之说,号称“终始五德之传”,这才有了“黄帝”这个概念。然而这套理论的本意是把“昊天上帝”原有的唯一主宰权平均分成五份,然后以五色分属五行相克方式轮流主宰天下,这分明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发明的新理论。盖因战国时代周朝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日益岌岌可危,本来一统天下的大周朝的分崩离析已成大势所趋,谁都预感到即将改朝换代,而人们地理方位概念亦较之西周时期更为广泛和明晰,故理论上就可以认为上天本该有五位上帝,平时各自管辖东南西北中五方,但是也可以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轮流主宰天下。只不过,很显然,按照五帝轮替理论,黄帝只是有可能轮流坐庄的五位上帝之一,并不特别显贵,起码不是唯一的至高无上,所以《黄帝内经》亦不可能出现于战国时代。

        然而同样按照始于战国时期的五帝终始轮回之说,周朝为火运,应南方赤帝,秦朝为水运,应北方黑帝,由于五行当中的水正好能克火,故秦朝必须代周而尚黑。及至后来秦朝又为汉朝所灭(实际上是被西楚所灭,但是汉代史学家必须抹杀西楚的历史存在),则理论上就必须认为汉朝属土运当旺,因此其色尚黄,其数尚五,其位居中,故汉朝“天子”也就必然认“黄帝”为自己的帝神和直系祖先。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为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可见,秦始皇建立秦朝就是用这套五帝五德五行终始说作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从而证明秦朝的建立和一统天下实乃天意使然。

        实际上,秦朝和西楚都很短暂,故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仍然认为自己是周朝的继任者,故最初仍然沿用秦制,以水德自命,尊奉北方黑帝为上帝,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权不稳,当务之急是平息各地的异姓王叛乱,根本顾不上改制。及至西汉政权稳定之后,“鲁人公孙臣上书(汉孝文帝)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但是由于改制必然有损当朝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出现了激烈争议:“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直到三年后,“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见《史记·封禅书》),这场改制之争才算有了明确结果,于是“黄帝”登上了昊天上帝的宝座,而且从此成了华夏民族最最至高无上的神祗。

        既然事实上的情况是,“黄帝”从一个神话传说中等待轮值的普通帝神,一变为汉朝天子的直系祖先,并奉为国家的最高神祗,是从汉文帝开始的,因此,这个“黄帝”与现代人思想观念中认定的“华夏民族的祖先”其实风马牛不相干。司马迁作《史记》,首先编造一个比尧舜还要早的“轩辕黄帝”,作为大汉民族历史的开端,那显然不是基于什么考古发现,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及人文背景之下,作为御用文人,都必须对当时的皇帝谄媚效忠,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更有义务以编造历史的方式对当朝提供“君权神授”的法理依据。

        一旦汉文帝改制成功,确立“黄帝”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帝神,《黄帝内经》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知道,西汉政权的早期,经历了抗击暴秦与楚汉相争连续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多场小规模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以致整个国家满目创痍、民不聊生。因此吕后以及文帝接手以后的西汉政权,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抑制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肆意掠夺,必须实施一种与民无争的策略,以尽可能地减少各级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盘剥。虽然这种政策对于朝廷来说绝非出于本意,只是万般无奈之举,但是却恰恰与老道学派所主张的恬淡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正好合拍。因此,老道学派就捎带脚受到了朝廷的青睐和鼓励,而当时的老道学派亦为了迎合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心理,遂在本门祖师老子之上又凭空多增加了一个祖师——“黄帝”,而改称为“黄老道”。很显然,经过这样一番改头换面,“黄帝”就不仅仅是当朝天子的直系祖先,同时还是老道学派的直系祖师爷,于是老道学派就堂而皇之地与朝廷拉上了宗亲关系。这种明显的与强权套近乎的小把戏,居然还被西汉朝廷当真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律对道派学者格外开恩,礼遇优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以权力与学术相互勾结的方式,成就了西汉中期盛极一时的“黄老学派”。所以,在西汉孝文帝以后,一下子就冒出了一大批打着“黄帝”旗号,其实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就包括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黄帝内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这种由道家学者主导朝野学术领域,打着“黄帝”旗号大行其道的盛况,在西汉以前是不曾有过的,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道”学派不但一下子失去了政治庇荫,而且其头面人物淮南王刘安还遭到无情镇压,其主持编撰的道家学术巨著《淮南子》则被封杀于秘府,于是打着“黄帝”旗号的著作热潮立马偃旗息鼓,而整个黄老学派的成员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就四散奔逃、销声匿迹了。这就是《内经》在武帝以后的100年以及东汉200年拢共300多年不得流传的原因。至魏晋之时,改朝换代,终于开始流传,但是已经残破不全了。《汉书·艺文志》记录书名的西汉时期“黄帝”类图书不下上百种,目前存世的除了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黄老帛书》,就是这部残破不全的《黄帝内经》,由此可见专制制度对某种文化的扶持是多么的容易,而摧残某种文化又是多么的惨烈。

        综合上述,《黄帝内经》的创作年代,不会早于汉文帝时期,亦不会晚于汉武帝罢黜百家政策之后,则最大的可能即是文景时期。实际上,现在回头一望,史称“文景之治”的那三十多年,由于文帝和景帝都实行道家无为政治和开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的全面发展,正是华夏历史最为光彩辉煌的一页,而这也正是专业学者能够潜心钻研学术,进而创新发明的必要条件。

        当然,把学术成果编辑成书肯定要稍晚一点,那么《黄帝内经》的具体创作年代应该就是对应于汉武帝早期。也就是说,《黄帝内经》的作者与司马迁、董仲舒、刘安这些大文豪恰好生活于同一时代。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史记》、《春秋繁露》、《淮南子》这些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中都没有提到过《黄帝内经》这部书。

        西汉孝文帝为证明君权神授,采纳了公孙臣的意见,引五德终始轮回之说,想当然地认定“黄帝”是主宰汉朝的昊天上帝,把黄色规定为朝廷的服色,而自称黄帝的嫡系子孙,从此奠定了整个大汉民族俱乃黄帝子孙的观念。可想而知,如果当初采纳张苍的意见,汉朝皇帝就一直是黑帝的嫡系子孙,则后世的大汉民族也就跟着成为黑帝子孙了。道家学派幸逢文景盛世,正好见风使舵,也认定黄帝是本学派的开山师祖,而自称是黄帝的嫡系徒子徒孙,由于古代的师徒关系有如父子之亲,所以道家学派与文景朝廷俨然一体。但是很显然,道家学派追认黄帝为最高祖师爷的目的,无非是套近乎,争取朝廷的扶持,以掌握学术主导权,其实骨子里仍然只信奉老子,而黄帝不过是招摇的幌子而已。我们看《黄帝内经》,多由黄帝提出各种问题,再由博学的天师予以解答,便不难理解,“黄帝”在西汉黄老学派的内心深处,其实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没有任何学术造诣。所以,我们务必要清楚,西汉中期热火朝天昙花一现的“黄老道”学派,实质上仍然是正宗的老庄道家。

        以上是《黄帝内经》诞生的大概时间和空间。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9 0:56:47    跟帖回复:
       第 5
        正文

        第一章

        一旦把《黄帝内经》纳入一个真实的时空之中,就可以着手正文。所谓正文,按我的设想,就是对《内经》的正文逐条地演绎、辨析。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我们才可以越来越清晰地领略到,《黄帝内经》到底说了些什么,西汉时期的医学家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的医学水准。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灵枢》是《黄帝内经》的灵魂和中枢,而其创作亦必然早于《素问》,所以,真正有价值的演绎必须从《灵枢》入手,具体地讲,就是从《灵枢》的第一篇——《九针十二原第一(法天)》入手。这是因为,一部大型合集的开篇,具有引导或者纲领意义,就相当于行进队伍最前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必须由最深孚众望的学术权威来执笔。

        但是,《九针十二原第一》开篇伊始的一小段(大约五句话),还不能算是正文,而只能算作序言,因为这五句话讲的都是关于《内经》这部书的创作动机、创作宗旨、创作规模等等编创事项。我们知道序言往往是在书稿全部完成后才加上去的,所以这五句话势必出自《内经》总编辑之手,因此这五句话的作者与《九针十二原》的作者肯定不是同一个人。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小段序言,对于认识《黄帝内经》的创作团队,绝对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毫无疑问,撰写序言的目的在于隆重推出《黄帝内经》这部大作,故这一小段序言虽然只有寥寥五句话,但是每一句的分量都有千钧重,现逐句罗列如下:

        原文1: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演绎:

        作为开篇之语,这句话的涵义其实非常深刻,只是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纳入到《黄帝内经》即将诞生的那个时空之中。我们要知道,对每一句话的演绎过程,都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代入到作者当时的人文背景之中,才有可能。比如这句话,就得先从古人的生命观和疾病观说起:

        原始人没什么文化,都非常迷信,所以上古时候的人普遍地敬奉天帝、笃信天命,凡事都要请示天意。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西周时期的钟鼎文,所有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字及其载体本身,都在明白无误地证明这一点。因为,甲骨在殷商就是王室专用卜筮器具,甲骨文全都是卜筮记录,钟鼎在西周就是王室专用祭祀礼器,钟鼎文全都是祭祀记录,而卜筮和祭祀,正是敬奉天帝、笃信天命、请示和遵从天意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敬奉天帝、笃信天命必然会导致庸俗的听天由命论,也就是把人世间一切吉凶祸福,都看作是上天的预先安排,任何人力也无法改变。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西周的王室成员还都特别虔诚地笃信天命,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春秋时期以前,全社会的人必然普遍认为,疾病以及生命寿夭都是每个人的命中注定,不可能存在什么社会原因,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对政府有丝毫的抱怨(实际上,在古代专制社会,如果对政府公然抱怨,往往会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

        其实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听天由命的疾病观和生命观也没有明显改变。比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年》:“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又如孔子谈及颜回早逝,则云“不幸短命死矣”,又云“天丧予,天丧予”(见《论语.先进》)。而且,孔子还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我们知道,子产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此二人堪称开创春秋时代华夏高度文明之先驱。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即不难推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仍然普遍地信奉天命论,他们对于疾病和寿夭仍然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态度。当然,实际上,在重大疾病面前听天由命未必不是好事,但是天命论的要害在于它能强化民众在等级制度面前听天由命,从而确保无条件顺从,所以必然会得到落后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

        然而我们看到,《灵枢》总编辑显然是一个“另类”,竟然开口就发出一种怪论,他假借“黄帝”之口宣布:人们的疾病与朝廷收缴租税有很大关系!百姓万民的疾病大多是缴纳租税过多造成的!这就把广大民众的疾病与国家税收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了。须知收缴租税只能是国家行为,而且必然出自政府的法令,于是该作者不但一下子把生死祸福乃命中注定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彻底颠覆了,而且还把民众生病的原因公然指向了政府。

        大家看到了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才是华夏历史第一个真正的职业医生。因为,只有把为民众治疗疾病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仗义执言,给广大民众讲述这个前所未闻石破天惊的道理,他的意思就是:“你们的疾病根本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另有原因,因此是完全可以治疗的”。

        于是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在那些贫病交加的广大普通民众听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新颖、非常入耳,但是对于全靠收敛租税生活的上层统治者来说,则势必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觉得非常刺耳。

        因此,这第一句话,后世之人往往理解为表现出“黄帝”是多么的仁慈善良,古代帝王也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然而实质上却是对官民矛盾的深刻揭露,或者挑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既然帝王(也就是句中的黄帝)必须靠收缴百姓万民的租税才能生活,那么,无论他多么仁慈善良,到底是帝王在养活着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在养活着帝王呢?我想这应该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原始森林里的猴子都知道怨愤和抗争,年轻的猴子总要拼着性命把好吃懒做的老猴王撵走,反倒是一些人类却痴迷地笃信,仁慈善良的帝王在养活万民,离了他,万民就活不成——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所谓“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其实是一句极其辛辣尖刻的讽刺语,这与网络论坛上对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内经》总编辑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然而这也就一下子暴露了该作者的真实身份----这种人只能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民间医生,他不可能属于统治阶层。

        该作者假借“黄帝”之口,其实是一种自保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观点肯定会得罪权力阶层。实际上,当时托名“黄帝”的其它著作,也是出于这种心理。这和当前绝大多数网友在论坛上都使用化名一样,因为你不知道哪句话会得罪什么人。但是古人托名“黄帝”,实际上还心存弄假成真的幻想。因为,如此大逆不道的煽颠言论,如果出自一个平民之口,其影响力和煽颠作用肯定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被官府查证,势必给本人带来牢狱之灾,甚至被直接砍头,也说不定。但是如果这种话出自正在轮值的昊天上帝----“黄帝”,则即便当朝天子也只能老老实实听着,闹不好会有所收敛,也说不定。这就是未曾开言之前先申明“黄帝曰”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的心里非常明白:谅你们也不敢找“黄帝”去理论。

        这就如同中世纪有一个奸淫成性而脾气暴躁的罗马皇帝,如果你以普通国民的身份阻止他,不让他奸淫,他很可能会以冒犯君主的罪名把你砍头。但是如果你对他念念有词;“上帝曰:不可奸淫……”,他就得老老实实听着,起码不敢当下砍头。

        因此,虽然《灵枢》与《素问》俱标以《黄帝内经》之名,其实与“黄帝”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只是托名而已,而托名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假“黄帝”之名,盛大其事,神秘其术,同时还可以争取到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于是也就可以断定,“黄帝”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朝野公认的最高神主,就相当于天主教的上帝。

        但是,实际上,这第一句话的亮点还在后半部分,即“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说文》:“给,相足也”,本是相对充足,即勉强温饱的意思,那么“不给”显然就是连勉强温饱都无法达到的意思。然而我们务必要知道,如果一个人连勉强的温饱都无法达到,那就很有可能会因为饥寒交迫而贫病交加。

        该作者在租税与疾病之间又嵌入“不给”这个中间环节,是其思维严谨的表现(须知思维严谨是做学问的先决条件)。因为,在现实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缴纳租税以后都会贫病交加,只有那些由于缴纳租税而陷入“不给”的人才会贫病交加。所以,“余哀其不给”的完整意思是:我只对那些因为缴纳租税而陷入贫病交加的人表示同情和怜悯。其言外之意则是,对于那些缴纳了租税以后仍然衣食无忧的人,就没有同情和怜悯的必要。

        “属”是紧密连接,或连续不断的意思,《说文》:“属,连也”。作者为了强调从征敛租税到不能自给再到疾病产生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紧密连接的因果链条,没有前面的因就没有后面的果,故特意描述为“收其租税,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因此,这个“属有疾病”的具体意思就是:百姓万民之所以患病,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不给;百姓万民之所以不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被强制缴纳租税;百姓万民之所以被强制缴纳租税,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以“黄帝”为代表的整个官僚阶层,只能靠横征暴敛,才能维持统治,享受高品位的生活。

        于是,根据该作者生动形象地描绘,我们便可以确切得知,当时的情况是:导致百姓万民罹患疾病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高高在上的朝廷。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这第一句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人的健康需要最基本的温饱条件来保证,而朝廷收缴租税一旦超过百姓的承受能力,造成民众不能自给,以致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而整日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那就必然会产生出各种疾病。

        “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这个风靡于现代社会的口头禅,其实是原始社会天命论的翻版,但是我们看到,在立志于学术创新的《灵枢》作者那里,显然对于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知,《灵枢》这一句开篇语,实际上揭示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朝廷贪得无厌地横征暴敛,是普罗大众饱受困苦的根本原因。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事实陈述,根本算不上什么高深理论,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看透了这个现象,并勇敢地阐明这个道理,这个《灵枢》作者绝对属于当时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

        但是,如果据此以为,这个《灵枢》作者就是这个真理的首创者,而且还是一个无惧暴政淫威,敢于单枪匹马登高一呼的革命勇士,那就高抬他了。实际上,在专制社会,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底层平民都不敢轻易地铤而走险、反抗官府,更不用说有点才学有点名望的医生。

        该作者阐述的这个观点,其实是老子最先提出的。《老子·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此即明确指出,民众之所以饥寒冻馁(也就是本文中的“不给”),是统治者征敛过多的赋税造成的,而饥寒冻馁,贫病交织,自然也是老子的应有之意。因此,老子才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看透统治者本性(也就是后人所谓“看破红尘”)的人,此所以才会被后人神化为“太上道祖”、“太上老君”。然而老子之所以敢言、能言,是因为他生在了那个专制文化最为薄弱的春秋年代,所以才非常幸运地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后人只是引述老子的观点,也就算不上什么特别的大逆不道。

        由此还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1,该作者是老子的私淑弟子,他忠实地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观点,属于正宗的道家学派;

        2,该作者以老子的道家学说作为其理论根柢和学术渊源;

        3,该作者和老子一样非常幸运,他生在了道家学派上升为社会主流学派而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文景时期,也就是说,他当时处在一个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以道家思想作为施政纲领的时代。

        在此还需要特别指出,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学说,也是诞生于春秋时期的一朵文化奇葩。只不过,在春秋战国那个一意讲求武力攻伐的年代,“自然”、“无为”、“贵柔”、“不争”这些论调都明显地不合时宜,故道家学派一直坐冷板凳,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摒弃,以致在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中,道家学说始终都是乏人问津的冷门。因此,以道家学说为理论宗旨的《黄帝内经》,只能在春秋战国以后,在道家学说受到朝廷的重视并大力提倡以后,才有可能出笼,那只能是道家学派成为热门并终于占据了学术界主流地位以后的事情。

        通过前面的演绎,不难看出,只要把握准确的时空观,嵌入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原作者的每一句话都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当时的信息,这就是逻辑思维的好处。

        实际上,这句开篇语的意义并不光是抨击统治者贪得无厌,它还是《黄帝内经》生命和疾病理论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气”字,而《内经》作者又认为“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灵枢·五味》:“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意思是半天不吃饭就会精神欠佳,一天不吃饭就会少气乏力。故在《内经》作者看来,“谷”就是维持健康最关键的要素,长期吃不饱饭就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长期吃不下饭就是最主要的致死原因。《素问》中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以及“人必以胃为本”等等一系列论说,表面上似乎都是强调“胃”这个器官有多么重要,但是其理论根据无非是“五谷皆入于胃也”,这其实就等于告诉世人,再健壮的胃,没有食物也是白搭。

        因此,由租税过重造成生活不能自给,由不给造成饥寒交迫,由饥寒交迫造成各种疾病,《内经》总编辑把“不给”作为前后因果的中间链条,恰如画龙点睛,正是对生命和疾病本质的深刻揭示和高度概括——窃认为,2000多年前的人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很实在,现代人也难以反驳。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0 0:31:33    跟帖回复:
    6
    咋就连个拍砖的都没有?《黄帝内经》不是很招眼的话题么?
    回帖人:
    dyrz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0 1:29:23    跟帖回复:
    7
    请继续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0 3:39:07    跟帖回复:
    8
        原文2:

        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

        演绎:

        鉴于百姓万民因饥寒交迫而患有各种疾病,总编辑随即明确指出,编创本书(当时叫《针经》,其实是泛指《内经》)的目的,就是要发明、推广一种能够高效治病的新方法。因此,这句话的意义就是首先确立编创宗旨,铸造《黄帝内经》的灵魂。

        说起治病的新方法,我们需要简略回顾一下医学的由来和传承,以及确认《黄帝内经》之前已经达到的医疗水平。

        近代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就有“医”这个行业。另据现代人文学研究,我们得以知道,即使没有文字非常原始的土著部落,也有他们自己的医生。由此可见,医学、医生和医疗事业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只不过,人类早期的医生以占卜、祈祷、诅咒、祝禳作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而这种治疗手段的理论基础是天命论和万物有灵论,所以被称之为“巫医”、“巫师”,或“巫”。

        按汉字发源理论,最初的汉字都是基于模拟图形,故称“象形文字”,而“巫”的字形即表明,古代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人,具有上通天界、下达地府的通天、通灵本领,此所以谓之“巫”。另据文献记载,商代的王都兼有巫师职能;而西周以至春秋战国,巫师一直被尊称作“大巫”。这个“大”字,既表示能力强、本事大,也表示社会地位很高,就如同现代社会凡能空手变蛇、意念挪物的,皆号称“大师”,而备受尊崇。另外,西汉以前的职业医生一概称之为“巫医”,其简称或“巫”或“医”,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盖古“医”字本从巫也。然而自打《黄帝内经》开始,乃一律把职业医师改称为“工”,我们看《内经》作者每常以“上工”、“良工”自诩。这种新式称谓虽意在与传统巫医划清界限,以示分道扬镳,但也仍然取其通天彻地巧夺天工之意。《说文》:“工,与巫同意”。

        当然,毕竟巫医在西汉以前至少已经有了一两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这期间肯定会有缓慢的进步,所以,如果仔细分析,占卜祈祷诅咒祝禳等等应该算是早期最原始的医疗手段,砭石和毒药则是后期经过不断探索有所改进的医疗手段。因此,砭石治疗法和毒药治疗法就代表着《黄帝内经》之前人类最高医学成就,只不过其知识产权仍属于巫医,因其治疗理念仍然基于天命论和万物有灵论。

        所谓毒药治疗法,就是服用以后让人中毒,导致上吐下泻、昏迷不醒的一种治病方法。盖古人所谓“毒药”,与今人概念不同。今人往往把“毒药”理解为谋害性命之物,与治病救人正好相反,而古代巫医恰恰觉得利用毒药的毒性可以治病(让侵入体内的邪灵中毒,然后以污物形式排泄出来)。因此,古代的“毒药”概念有点类似于现代医学的抗肿瘤化疗药——既对人体生理有一定的毒性,也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遥想当初,上古之人,茹毛饮血,浑沌愚昧,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未知和莫明其妙的恐惧,故当时流行万物有灵的自然观,这也正是所有的原始土著部落都盛行图腾崇拜、降神驱魔以及各种巫术迷信活动的原因。按照这种自然观,人之所以罹患各种疾病,无非是被自然界的各种魑魅魍魉附体作祟所致,而欲驱除这些附体的灵异鬼魅,除了诅咒祈祷之外,就只能采取以毒克邪的方法。所以,上古之人没有药物滋补的概念,凡是治病的药物必具有攻杀邪魅的功能,也就是必须带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凡能够使人中毒的矿物、植物,都可以当作驱除邪魅的药物来使用。正如《素问·藏气法时论》所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因此,西汉以前的古人,哪怕你是秦始皇,如果要想治病的话,就必须有点豁出去中毒的精神,要敢于以命相搏才行。《尚书·说命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就是说药攻人疾,最好能使人昏聩眩晕(其实那是大脑神经中毒的症状),然后方可瘳愈。《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由于神农是传说中的药物发明者,故由此亦可见上古先民选择药物的标准,就是必须有致人中毒的作用。

        因此,很显然,以“毒药”治病,其实就是以生命为赌注,死马当活马医,做孤注一掷。那么,即使终获病愈,其对健康的损害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中毒而致残致死的事情,势必是时有发生。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民智渐开,理性萌生,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高以后,这种比较危险的治病方法就必然会受到质疑和抵制。这就是文化空前繁荣发展的春秋时代。

        《论语·乡党》:“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季康子是鲁国权贵,他给孔子送去一包毒药,完全是好意(“馈”就是以美食相赠的意思),只是他还固守着上古时代的陈旧观念,以为毒药既是“攻邪”所必须,而“中邪”对每个人都在所难免,则毒药就属于居家必备之物,所以才会把比较高档(毒性稳定且毒性适中)的毒药当作礼品相互馈赠。然而孔子大约已经意识到邪魅附体的事情比较荒诞,而以“毒药攻邪”的治疗方法危险太大,断不可贸然服用,所以只是出于下级对上级的尊重,恭敬地接受了他的馈赠,同时也很坦诚地告诉他:“丘未达,不敢尝”。这个意思就是:药留下,但不会吃。

        《灵枢》总编辑所谓的“毋使被毒药”,其实和孔子是同样的观念,只是他用“毋使”这个词更加明确地表达出对这种治疗方法的反感和否定。盖创作《黄帝内经》的目的,唯在于给普罗大众介绍一种疗效可靠且没有明显毒副作用的新式治病方法,那就是针刺治病的方法,而《针经》也正是《灵枢》的本名。

        所谓砭石治疗法,就是用坚硬锐利的石头治疗疾病。其内容包括两项:一是刺切疮疡排脓去腐,二是刺破静脉血管放血。然而之所以刺切脓疡和静脉,仍然是因为认定了那个地方是邪灵的集聚所在,故施以锐器刺泻的方法,仍然以污物形式把它释放排挤出来。即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难经》:“其受邪气,蓄则肿热,砭射之也”。

        我们不难想象,由于砭石取自天然石料,其形状必然粗钝蠢笨,用于刺切肉体,其痛苦程度,断非常人所能忍受,由于西汉时期已经发明出钢质针具,其坚硬锐利程度以及所能达到的精巧细致程度,已非砭石所能比拟,故不但刺切肉体的痛苦程度降至最低,而且还能刺入肌肤软组织深处,用来“通经脉,调血气”,进而调理和改善内部脏腑的生理功能,于是有可能向深在的内科疾病发起挑战。所以,我们看到,该作者同样用“无用”这样明确的否定词来表示他对“砭石”的唾弃。

        我们知道,真正的医学必须彻底摆脱天命论和万物有灵论,才能产生,而《内经》总编辑作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必然是传统巫医巫术的叛逆者。所以,“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的意思非常明确,那就是:创作《黄帝内经》的初衷,就是坚决和巫医对着干,跟他们彻底分道扬镳。

        鉴于砭石和毒药的低效和毒副作用,该作者接着提出:“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虽然这话的具体含义有待深入探讨,但是大概其意思已经无可置疑,那就是:在果断否决了毒药和砭石这两种治疗方法以后,总编辑已经明确认定,只有使用“微针”针刺的方法才能高效率治疗疾病。于是我们也就可以随之确定:“微针”就是《黄帝内经》的灵魂、针刺治病就是《黄帝内经》的最高宗旨,于是也就限定了《黄帝内经》实际上只能是一部关于针刺治病的医学专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总编辑并没有提及灸法,这就是说,他不认为灸法可以与针法并列为先进的医术;2,和巫医巫术的最高医学成就(毒药法和砭石法)相比,用钢质针具治病在当时肯定是一门新鲜事物。故而总编辑以及其他《内经》作者,其实就是最早采用钢质针具从事针刺治病的那一批人,我在后文将一律称他们为“针医”,将他们创立的医学称为“新式针医学”或简称“针医学”。

        说到针刺治病,还有必要回顾一下针具的发展历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钢质毫针的诞生。因为,微、毫是近义词,“微针”本来就是毫针的代称,而毫针又是《内经》的灵魂,所以,不了解毫针的演变过程,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内经》。

        毫针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是最常用的一种针具,但是很少有人想过,毫针是怎么诞生的。

        泛泛笼统的说,毫针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是从新石器时代的燧石、砭石一步步演化过来的。

        我们知道最原始的医用器具就是砭石,而砭石只是燧石的一种,故其最初对应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期。由于砭石其实就是一些带尖带刃的石头,而石头的韧度明显低于金属,故作为针具的砭石必然形体粗笨,只能勉强用来刺切肌肤表面的脓疡或者粗大明显的浅静脉,而绝不可能刺入软组织的深处。

        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以后,当然会用青铜来制作针具,但是青铜的硬度和韧度仍然不够(有人说近年出土的先秦青铜剑能削铁如泥、弯折180度,我也不跟他抬杠),所以青铜针具虽然比砭针稍微纤细一些,但是仍然显得粗笨,无法刺入肌体深处。只不过,无论如何,在刺切脓疡和放血方面,青铜针总比砭针要好用的多。

        其实人类用金的历史比青铜还要悠久,大自然本来有天然纯金(俗称狗头金),无须冶炼,故金的发现和使用肯定比青铜时代要早,因此也对应于新石器时代。只是纯金太软,不能用来砍、切、削、刺,所以主要用来做装饰品,因为金饰品确实漂亮。

        但是古人也知道青铜其实是铅锡铜合金,当他们意识到合金总比单体金属能够明显地增加硬度、韧度以后,当然会尝试制作金银合金或者金铜合金等等金合金,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金针”。金针不但色泽艳丽,而且硬度和锐利度都比青铜针有所加强,所以金针比青铜针更加纤细,可以刺入软组织更深一些,其形状与毫针已经有七八分相像。

        但是金针仍然不是毫针,因为其硬度和韧度仍然不够。金针必须靠粗度来保证其坚挺,所以金针比钢质毫针要粗得多。大家可以网上搜索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刘胜墓金针图片,进行比较,那是正宗出土文物,而且肯定是刘胜生前经常使用的针具。

        毫无疑问,象刘胜常用的那种金针,如果刺入软组织很深,一般人肯定会象受刑一样疼得受不了,而且肯定会对软组织造成严重的物理损伤。所以,金针的主要作用还是用来静脉放血,以及穿刺脓疡,而不是作为毫针使用。所以说,尽管外形已经近似,金针仍然算不上毫针。

        另外,我们还要知道,金这种贵金属和金针这种高档医疗器具,是王公贵族的专用品,而《内经》作者本是底层的民间医生,他们根本摸不到金针,因此,《黄帝内经》肯定与金针无关。我们看马王堆也好,刘胜墓也好,虽然墓主人都是西汉时期的王公贵族,虽然那里都有金针出土,而且还陪葬了很多简帛书籍,但是都没有《黄帝内经》的只言片语。

        因此,针医必须耐心等待,等到铁的出现,然后是熟铁以及钢材的出现,只有等他们能够制作出足够纤细而且能够保证足够锐利和足够坚韧的钢质毫针,才可能为广大的人群扎针而且能够为普通人所接受,于是才可能在积累了丰富的扎针治病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一系列针刺治病的理论。

        总之,钢铁冶炼技术的发明,以及钢材的普及应用,就是毫针诞生以及普及应用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黄帝内经》诞生的基本物质条件。根据华夏冶金史,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冶铁,但只能生产铸铁,而铸铁显然不能制作毫针。及至西汉早期,炒铁(熟铁)、炒钢、百炼钢,相继涌现,据此推断,当时民间能够获得的钢材,尽管质量比较低劣,但总算具备了制作毫针的基本条件。

        后世很多人都把艾灸疗法当成针刺疗法的伴随手段,而并称“针灸术”、“针灸学”,其实是一大误会。

        实际上,灸法的历史比砭石疗法更为古远。因为,自打人类发明用火(与之对应的是旧石器时代),就可能在烤火时产生某种舒服的感觉,而烤火正是灸法的起源。《灵枢·官能篇》:“经络坚紧,火所治之”,即是把肌肉痉挛的部位靠近火源,或者把火源靠近痉挛部位,就可以迅速缓解的意思。于是不难理解,灸法(烤火)必然也是上古巫医常用的一种治疗手段。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也能够证明,在《黄帝内经》之前,当时只有灸法,还没有针法(这两个《十一脉灸经》都没有提到腧穴)。因此,灸法治病在新式针医看来,绝对是巫医巫术,非但不能与针法并列,而且必须还划归到毒药、砭石之列。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整部《内经》中,所有的作者对灸法基本上都是无视、蔑视的态度。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放血疗法和艾灸疗法都不是针医的专利,作为一门新兴医学,《黄帝内经》真正的独创性发明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毫针深刺治疗法。

        所谓毫针深刺治疗法,就是用通体纤细圆滑的钢质毫针,刺入人体某个部位(名曰腧穴),并达至软组织深处,辅以提插捻转,以获取针感(使针下局部产生或酸或麻或胀的感觉)的一种治疗方法。在总编辑看来,这种治法就具有“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的效能,此所以能够治疗巫医只能徒唤奈何的各种内科疾病。很显然,毫针疗法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熟铁和钢材,而与之对应的年代必须要等到西汉。因此,按照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的认识规律,针医理论只能诞生于西汉,而针医这门新兴医学亦只能把毫针治疗作为学术重点。实际上,我们都非常清楚,现在的中医“针灸科”医生,都以毫针治疗为主业,那就是《黄帝内经》的灵魂一直在传承。

        总之,《内经》总编辑看来,凡人体一切疾病,若挨个具体分析,实际上都是患者自身的经脉不通、血气不调所致,这才是真正的致病原理,而邪灵鬼魅附体作祟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以毒药来戕残脏腑,以砭石来戮肉切肤。正是因为对病理机制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飞跃,所以也就完全可以另换一种方法,用“微针”来“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治疗各种疾病。那么这句话显而易见的言外之意就是:微针与毒药和砭石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根小小的钢质毫针,既能通经脉、调血气,解除各种疾病,而且安全无痛,起码不至于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

        这句话中的“微针”,其本意就是指毫针,因为毫针不但是针医的特色发明,也是“九针”中最为微细的针,更主要的是,毫针就是针刺医学的灵魂,《灵枢》讲疾病治疗主要就是讲毫针的应用。但是在这里,总编辑显然不想把针刺治病的核心技术一下子抖落出来,所以编造了“微针”这样一个含混名称,以作为新式钢质针具的代表。这样就使读者一时半会闹不清针医的核心技术之所在,况且仅仅是一部书的序言,也不需要对细节问题说得特别明白。

        另外,由“余欲毋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一语,也不难看出,总编辑所处的时代,不但毒药疗法盛行于世,连最原始的砭石尚没有完全淘汰,而毫针疗法则刚刚诞生,还没有推广普及开来,所以那正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剧烈变革时期。总编辑之所以把“九针”列为皇皇开篇的标题,除了确立《黄帝内经》这部著作的灵魂所在,同时也是为了刻意强调新式针具的发明和应用对于医学领域的科技进步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于是可想而知,那些针医先驱一旦掌握了新式针具并成功地应用于疾病的治疗,随之而来的便是迫切需要总结、创立一套关于针刺治病的方法和理论,一方面告诉人们真正的病理机制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针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新式针刺疗法的优越性,以尽快推广普及这个新生事物。显然,这正是《黄帝内经》所承担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认,《黄帝内经》的初衷就是用新式针刺医学革传统巫医巫术的命,这就必然引发两个派系(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0 4:40:20    跟帖回复:
    9
    写的不错丫,居然从头至尾看完鸟。小时候学过中医,读过内经,不太明白,当然也没记住什么。。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1 0:46:33    跟帖回复:
    10
        原文3:

        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

        演绎:

        这句话以及下一句中连续出现的几个“令”、“必”,都是使令、要求、必须的意思,明显带有发布指示的口吻,故应该理解为这是总编辑在确立了《黄帝内经》的创作宗旨和中心任务之后,紧接着又对撰写和编篡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那么,这几个使令词即足以显示出他对《黄帝内经》创作团队负有组织、领导责任,因此其身份实际上就相当于总编辑。

        其中第一项具体要求,就是对《黄帝内经》的所有文稿撰写者提出一个学术标准。把这个学术标准翻成白话,大致就是:既然明确了医学的宗旨和任务,就要本着对世人负责的态度,把各种治病的原理和方法明明白白阐释清楚,既要精辟深刻,还要通俗易懂,让人一学就会,一试就灵,以期世代流传,永为纲纪准绳——这真是一个极高水平的标准。

        但是我们务必要知道,提出这样一个高难度要求只是表面花架子,仅仅作为外宣口号,实际上内部并不打算实行,而且也根本无法实行。这是因为,写这个序言并提出这个标准的时候,绝大部分文章都已经撰写完成,不可能按照这个标准再做修改;更何况,标准订得如此之高,也不可能有人达到。实际上,如果用这个标准严格衡量现代医学家的著作,我恐怕也没人能够达到。

        如果当初《内经》作者们都按照这项要求,把所有的医学原理和各种治疗方法都明明白白表达清楚了,我们今天又何苦逐字逐句地演绎,费劲巴力地探寻他们到底说了些啥呢?

        实际上,道家学者的一个通病,就是不会明明白白地说话,故所有的道家理论,都是云山雾罩、玄虚隐晦,而一旦涉及具体应用,则愈发含混笼统,绝不可能交待清楚。比如总编辑所说的“微针”,就是一个让人无从认定的隐晦词。须知,“九针”本来是针医学派引为自豪的标志性旗帜(所以才列在《针经》第一篇),可是针医学派正式确认的“九针”中并没有“微针”这个名,作为当时针医学派的领军人物,总编辑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然而他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九针”中的某个针具名称,反倒是生编硬造了一个谁都没听说过的名称,那就只能解释为:他本人也不想把针刺治病的原理和方法明明白白地表达清楚。

        但是,“必明为之法”确实就是必须把治病的原理和方法讲清楚、讲明白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还是第一项要求的重点所在。那么,该总编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连他自己都不认可的高标准呢?这背后肯定另有原因,请留待下文一并讨论。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1 2:20:41    跟帖回复:
    11
    写得很好,开眼界了。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2 1:57:43   
    12
        原文4:

        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演绎:

        “异”,繁体做“異”,本义是分开。“别”的本义也是分开。《说文》:“異,分也”:“别,分也”。故“异”与“别”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盖文言写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特别忌讳词语重复,故必须用同义词来回交替。“章”,通常用于指书籍的篇章,但是“异其章”的意思则是把一部大型著作划分为上下两集,故其真实的本意是“异其集”,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上下集的“集”这个概念。《说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裏,衣内也”。“表里”,原指衣服的外表部分和衬里部分,在此则代指理论与实践,虽然本来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但是在文字著述的时候,又必须分别开来。盖讲述实践的部分犹如衬里,必须侧重实际应用;讲述理论的部分犹如外氅,必须侧重纹饰华丽,故“异其集”就是“别其表里”。

        故所谓“异其章,别其表里”,即第二项创作要求。是说《黄帝内经》的编篡,目前已经征集到了许多文章,琳琅满目,精华荟萃,但是同时也显得杂乱无章,故需要按照实践与理论的侧重予以归类,并按所属类别划分为上下两部子集。故总编辑的本意是,凡侧重于实践的著述都集中到《灵枢》,凡侧重于理论的著述都集中到《素问》,这样才能表里分明,便于搜览。

        因此,由“异其章,别其表里”就可以知道,《黄帝内经》这部大型著作的总体架构以及所含两部子集按内容性质进行划分,这些都是由编辑预先筹划好了的。于是我们才能看到,《灵枢》、《素问》这两部书既能够交相呼应,又能够保持各自的鲜明特色。

        “为之终始”,即第三项创作要求。“终始”的字面意义是有头有尾而系统完整,中间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这是说虽然把《黄帝内经》划分为理论医学与实践医学两部子集,但是这两部子集还要相映成趣,互为砥砺,共同组成一个圆满完整的医学体系,同时每一部子集也要面面俱到,力求圆满完整。

        然而“终始”不仅仅是面面俱到有头有尾而圆满完整的意思,在古代它还有“始于一终于九”以及“九九八十一”的自然数意义,故“为之终始”具体是说《灵枢》、《素问》这两部子集的篇目都要从一至九排满九卷而且每卷都要排满九篇文章,也就是一共要凑成两个八十一篇的意思。所以,这第三项要求实际上是总编辑对两部子集的架构规模作出的明确规定。

        盖道家的意识形态,也是极具特点,除崇拜自然之外,唯崇拜自然数,尤其是从一至九这九个数字,皆一一赋予相应的自然属性,认为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唯一象征。那么引申到人类社会,凡人事组织、文章架构、建筑单元,亦必力求合乎九数,才算得上自然、圆满、完整,方可称之为“终始”。如汉代官制就是三公九卿制,汉代宫廷皆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作肩六八为足(其中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种自然本体)的格式建造,等等。而九九八十一数又是最为自然、圆满、完整的体现,故以九九之数规范《内经》的架构规模。

        这种数字崇拜的思想观念亦是源于老子,因为老子提出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独具特色的本体观,暗示自然数与大自然之间有内在的匹配对应关系。而且《道德经》即划分为八十一章,这本身就意味着,必合九九之数才能构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总编辑作为虔诚的道家门徒,当然也是这种观念的笃信者。比如:他把《灵枢》前九篇文章分别予以“法天”、“法地”、“法人”、“法时”……等等效法自然本体的标记,其实都暗自对应着一、二、三、四……这些自然数。又:《灵枢》第九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终始第九”,即表示至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架构单元(也就是最初的一卷)。又:据《汉书·艺文志》,最初《黄帝内经》拢共十八卷,若拆分为上下两集,则《灵枢》、《素问》必然各为九卷。另外《灵枢》最初还有几个别名,如《九卷》、《九灵》、《九虚》,都带个“九”字,这些标记和名称其实都是意在表明这部书是最合乎天道自然、最完整系统的一套理论。

        “令各有形”,即第四项创作要求,然而实乃神来之笔,是总编辑发布的最有科学价值的一项指令。因为,用现代语言,“令各有形”的意思就是必须要经过实践检验。也就是说,按照这项要求,所有编创人员,凡提出一个学说,或得出一个结论,都必须同时提供实打实的实验证据,谁也不许胡说八道。

        《说文》:“形,象形也”,其本义就是客观形象,也就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可视可扪的物质实体(请参考后文之“粗守形,上守神”)。故“令各有形”这一条标准,就是强调学术观点必须出自于实践,而且要经得起实践验证,以确保客观性、真实性。我们知道,真正的学问家、科学家必须脚踏实地认真严谨才行,所有的结论都容不得丝毫的臆测,所以也最忌讳捕风捉影荒诞无稽华而不实纸上谈兵,《内经》总编辑既然肩负着学术创新的重任,其目的在于创立一套效率高而副作用低的新式医疗技术和完整系统的医学理论,故“令各有形”当然是必须的要求。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总编辑所处的那个西汉年代,“令各有形”其实也是过分的高难度要求。因为即使排除巫医们所鼓噪的魑魅魍魉这些明显荒诞无稽的歪理邪说,仅就针医学派内部来说,也是以阴阳家、五行家居多,我们看《素问》的文字,几乎全是阴阳五行这些玄虚理论,即使侧重于临床实践的《灵枢》之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脏腑、经脉、腧穴理论,而要求所有这些理论都必须“令各有形”,必须提供实验证据,必须经得起实践验证,显然是太超前了。因此,这第四项要求,与第一项要求一样,实际上都是外宣口号,并不打算真的施行。

        序言中之所以提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口号,其实只是为了揭露巫医的丑陋。

        这是因为,在《黄帝内经》没有公开发布之前,广大民众肯定不了解新式针医到底有没有什么优越性,但是广大民众肯定早就知道,巫医巫术的特点就是特别虚头巴脑,巫医不但从来不会给患者提供实验证据,而且其治疗过程就是装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哼哼哈哈、咿咿呀呀,或者连说带唱,但是究竟念叨些啥,比外语还难懂,一句也听不清。所以,治疗方法要明明白白(必明为之法),以及理论观点要有客观依据(令各有形),这两项标准,在当时都是巫医的软肋,就好像现代医学所主张的“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是当代中医药的软肋。

        大凡新兴的学术,出于争夺生存空间的需要,往往对传统学术具有天然的反叛和攻击心理。但是,巫医自打商周以降,一直附着统治阶级,隶属强势集团,不但垄断整个医疗市场,还直接参与朝政,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故西汉早期的大巫也是出車入辇,使奴唤婢,其权势堪比王侯。所以,出身于草根阶层的新兴的针医学派要想和传统巫医学派抗衡,如果不采取一个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但是由于巫医也有两条最致命的软肋,所以,总编辑在序言中所强调的:发布的任何说辞一定要提供实物证据(令各有形),采取的治疗方法一定要说得明明白白(必明为之法),这两项学术标准,确实直击要害,一下子就要了巫医的命。于是我们看到,自打《黄帝内经》发布,原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巫医就逐渐走下坡路,乃至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虽然还有少量巫医流窜于乡野民间,亦无非苟延残喘而已。这就说明,针医对巫医的反击策略相当成功,所以才终于赢得了社会主流的承认,占据了最广大的医疗市场。

        虽然针医学派自己在这两方面做得也不怎么样,但是相比较而言,针医理论总比巫医理论要靠谱一点,故针医势必也觉得自己占领了理论至高点,此所以有和巫医抗衡的勇气。

        “先立针经”,则是对当前工作的部署。也就是说,即便所有的稿子都已经集齐,但是当务之急,仍然是先编篡《针经》。由此可见,《针经》肯定是《黄帝内经》的上集。

        由此项决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当初一日,《灵枢》本来叫作《针经》;2,创作《黄帝内经》的初衷就是要编撰一部论述针刺治病的专著,并没有考虑中草药治疗和艾灸方面的事情;3,《灵枢》的创作肯定要早于《素问》;4,这个“先”字表明总编辑还有后面紧接着编篡下集——《素问》的意向;5,虽然“先立《针经》”,后立《素问》,只是编辑工作的先后次序问题,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总编辑对临床实践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理论解说。

        “愿闻其情”四个字,按字面意思,应该是总编辑觉得自己对当前的状况有些疑虑或困惑,想听听另一位智者的教诲或指点,以便让自己明白,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但是既然前面的话语都是指令性口吻,说明这些都属于他自己已经认定要做的事情,根本不容商量,那就不存在什么困惑、犹疑,需要请教、讨论和商榷。因此,“愿闻其情”这四个字就显得有点莫明其妙,在逻辑上讲不通。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总编辑刚才还在发号施令,怎么突然间又迷惘困惑了呢?有什么事情让他吃不准?他到底想咨询哪方面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留待下文一并讨论。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3/12 12:59:29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2 10:27:20   
    13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等待咱们中国有学问,懂实践的人出现。

    等来东郭先生不少,砖家叫兽遍地。

    楼主如此博学客观的人物,精通经典史籍,治学严谨,当今之世,凤毛麟角。

    所出必是名门。

    当篇宏论,可为中医院校学习经典之辅助教材,不可多得哇。

    沐浴静听,愿闻其详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3/12 10:28:44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3 7:48:26    跟帖回复:
    14
    春合木,为肝,着青色。80年代,流行性甲肝多发于春季,这个也客观上证明了春季与肝的关系。至于青色与肝的关系,似乎与吃有关。比如吃一些青色的野菜会护肝,看看青色的景色,以抒肝气;肾属于水,为黑,四时属于冬季。冬天因为生命代谢不活跃,又需要藏精气,所以像一些肾病会集中高发,结石类的肾病也容易沉淀长大,有心肾综合。有肾病的人,尿液,眼圈会发黑。肾是生命的滤清器,始终和水有关,这个不难理解。

    但是这些五脏六腑是如何合乎于音律,宫商角徵羽,还和数字有关,这个和易数又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啊,请赐教。
    回帖人:
    BFX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3/13 10:37:33    跟帖回复:
    15
    楼上网友:请恕我直言,你可能看帖不仔细。我的观点已经很明确,阴阳五行都是玄虚理论,不可当真。下面我再把这部分内容重发一遍(因为有所修改)。
        原文4:

        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演绎:

        “异”,繁体做“異”,本义是分开。“别”的本义也是分开。《说文》:“異,分也”:“别,分也”。故“异”与“别”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盖文言写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特别忌讳词语重复,故必须用同义词来回交替。“章”,通常指书籍的篇章,但是“异其章”的意思则是把一部大型著作分割为上下两集,故其真实的本意是“异其集”,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上下集的“集”这个概念。《说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裏,衣内也”。“表里”,原指衣服的外表部分和衬里部分,在此则代指理论与实践,虽然本来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在文字著述的时候,又必须分割开来,专题讲述。盖讲述实践的部分犹如衬里,必须侧重实际应用;讲述理论的部分犹如外氅,必须侧重纹饰华丽,故“异其集”就是“别其表里”。

        故所谓“异其章,别其表里”,即第二项创作要求。是说《黄帝内经》的编篡,目前已经征集到了许多文章,琳琅满目,精华荟萃,但是同时也显得杂乱无章,故需要按照实践与理论的侧重予以归类,并按类别划分为上下两部子集。故总编辑的本意是,凡侧重于实践的著述都集中到《灵枢》(当时的命名是《针经》),凡侧重于理论的著述都集中到《素问》(当时还没有开始编篡,所以也没有正式命名),这样才能表里分明,便于搜览。

        因此,由“异其章,别其表里”就可以知道,《黄帝内经》这部大型著作的总体架构以及所含两部子集按内容性质进行划分,这些都是由编辑预先筹划好了的。于是我们才能看到,《灵枢》、《素问》这两部书既能够交相呼应,又能够保持各自的鲜明特色。

        “为之终始”,即第三项创作要求。“终始”的字面意义是有头有尾而系统完整,不能出现任何瑕疵纰漏。这是要求《黄帝内经》的内容一定要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力求建立一套圆满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

        然而“终始”不仅仅是面面俱到有头有尾而圆满完整的意思,在古代它还有“始于一终于九”以及“九九八十一”的自然数意义,故“为之终始”具体是说《灵枢》、《素问》这两部子集的篇目都要从一至九排满九卷而且每卷都要排满九篇文章,也就是一共要凑成两个八十一篇的意思。所以,这第三项要求实际上是总编辑对两部子集的架构规模作出的明确规定。

        盖道家的意识形态,也是极具特色,他们除崇拜自然(道)之外,唯崇拜自然数,尤其是从一至九这九个数字,皆一一赋予相应的自然属性,认为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唯一象征。那么引申到人类社会,凡政府组织、建筑单元、文章架构,亦必力求合乎九数,才算得上自然、圆满、完整,保证不出纰漏,方可称之为“终始”。如汉代官制就是三公九卿制;汉代宫廷皆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作肩六八为足的格式建造,其中的数字代表各种自然本体,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后世堪舆学即以此为基础)。而九九八十一数又是最为自然、圆满、完整的体现,故以九九之数规范《内经》的架构规模。

        这种数字崇拜的思想观念亦是源于老子,因为老子在《道德经》就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种独具特色的自然本体观,暗示自然数与大自然之间有内在的匹配对应关系。而且《道德经》即划分为八十一章,这本身就意味着,必合九九之数才能构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宏伟理论。总编辑作为虔诚的道家门徒,当然也是这种观念的笃信者。比如:他把《灵枢》前九篇文章分别予以“法天”、“法地”、“法人”、“法时”……等等效法自然本体的标记,其实都暗自对应着一、二、三、四……这些自然数。又:《灵枢》第九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终始第九”,即表示至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架构单元(也就是最初的首卷)。又:据《汉书·艺文志》,最初《黄帝内经》拢共十八卷,若分割为上下两集,则《灵枢》、《素问》必然各为九卷。另外《灵枢》最初还有几个别名,如《九卷》、《九灵》、《九虚》,都带个“九”字,这些标记和名称其实都是意在表明这部书所阐释的是最合乎天道自然、最圆满完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一套宏伟理论。

        “令各有形”,即第四项创作要求,然而实乃神来之笔,是总编辑发布的最有科学价值的一项指令。因为,用现代语言,“令各有形”的意思就是实物证据。也就是说,按照这项要求,所有编创人员,凡提出一个学说,或得出一个结论,都必须提供充分的实物证据,谁也不许没根没据地信口胡说——这其实就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真理标准。

        《说文》:“形,象形也”,其本义就是客观事物的外部形象,也就是可视可扪的物质实体(请参考后文之“粗守形,上守神”)。故“令各有形”这一条标准,实质上就是强调学术观点必须经过实证,或者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才能确保其客观真实性。我们知道,真正的学问家、科学家必须脚踏实地认真严谨才行,容不得空想和臆测,所以也最忌讳没根没据地捕风捉影荒诞无稽华而不实纸上谈兵,《内经》总编辑既然肩负着学术创新的重任,其目的在于创立一套造福人类的新式医疗技术以及圆满完整的医学理论,故“令各有形”当然是必须的一项要求。

        由此可见,即便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能提出符合现代科学的真理标准。这是因为,归根结底,真理标准其实就是辨别是非对错的标准,而明辨是非趋利避害又是人类天然具有的能力和追求,我们知道天然能力没有古今之分,此所以古人也具有和今人一样对科学标准的强烈追求。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总编辑所处的那个年代,“令各有形”其实也是过分的高难度要求。因为即使排除巫医们所鼓噪的魑魅魍魉这些明显荒诞无稽的歪理邪说,仅就针医学派内部来说,也是以阴阳家、五行家居多,我们看《素问》的文字,几乎全是阴阳五行这些玄虚理论,即使侧重于临床实际操作的《灵枢》,也充斥着大量的脏腑、经脉、腧穴理论,而要求所有这些理论都必须“令各有形”,还必须提供实物依据,必须经得起实践验证,显然是太超前了。因此,这第四项要求,与第一项要求一样,实际上都是外宣口号,并不打算真的施行。

        总编辑在序言中之所以提出这样激动人心的真理标准,其实只是为了揭露巫医的丑陋。

        这是因为,在《黄帝内经》没有发布之前,广大民众肯定不了解新式针医到底有没有什么优越性,但是广大民众肯定早就知道,巫医巫术的特点就是特别虚头巴脑,巫医不但从来不会给患者提供实物依据,而且其治疗过程就是装神弄鬼,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哼哼哈哈、咿咿呀呀,或者连说带唱,但是究竟念叨些啥,比外语还难懂,一句也听不清。所以,治疗方法要明明白白(必明为之法),以及理论观点要有实物依据(令各有形),这两项标准,在当时就是巫医的软肋,就如同现代医学所主张的“大样本随机双盲试验”是当代中医学的软肋一样。

        大凡新兴的学术,出于争夺生存空间的需要,往往对传统学术具有天然的反叛和攻击心理。但是,巫医自打商周以降,一直附着于统治阶级,属于社会强势集团,故能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不但垄断整个医疗市场,还直接参与朝政,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以西汉早期的大巫也是出車入辇,使奴唤婢,其权势堪比王侯。所以,出身于草根阶层的新兴的针医学派要想和传统巫医学派抗衡,如果不采取一个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但是由于巫医也有两条最致命的软肋,所以,总编辑在序言中所强调的:发布的任何说辞一定要提供实物证据(令各有形),采取的治疗方法一定要说得明明白白(必明为之法),这两项学术标准,确实是直击要害,一下子就要了巫医的命。于是我们看到,自打《黄帝内经》发布,原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巫医就逐渐走下坡路,乃至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虽然还有少量巫医流窜于乡野民间,亦无非苟延残喘而已。这就说明,针医对巫医的反击策略相当成功。

        虽然针医学派自己在“必明为之法”和“令各有形”这两方面做得也不怎么样,但是相比较而言,针医理论总比巫医理论要实在一点,靠谱一点,故针医也就觉得自己占领了理论至高点,此所以有和巫医抗衡的勇气。今天人类所拥有的巨大科技成果,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先立针经”,则是对当前工作的部署。也就是说,即便所有的稿子都已经集齐,但是当前的第一项任务,仍然是先编篡《针经》。由此可见,《针经》肯定是《黄帝内经》的上集。

        由此项决定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当初一日,《灵枢》本来叫作《针经》,或《黄帝针经》;2,创作《黄帝内经》的初衷就是要编撰一部论述针刺治病的专著,并没有考虑中草药治疗和艾灸方面的事情;3,《灵枢》的创作肯定要早于《素问》;4,这个“先”字表明总编辑还有后面紧接着编篡下集——《素问》的意向;5,虽然“先立《针经》”,后立《素问》,只是编辑工作的先后次序问题,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总编辑对临床实践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理论解说。

        “愿闻其情”四个字,按字面意思,应该是总编辑觉得自己对当前的状况有些疑虑或困惑,想听听另一位智者的教诲或指点,以便让自己明白,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但是既然前面的话语都是指令性口吻,说明这些都属于他已经认定要做的事情,根本不容商量,那就不存在什么困惑、犹疑,需要请教、讨论和商榷。因此,“愿闻其情”这四个字就显得有点莫明其妙。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总编辑刚才还信心十足地发号施令,怎么突然间又迷惘困惑了呢?有什么事情让他吃不准?他到底想咨询哪方面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留待下文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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