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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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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邓聿文:中国语境下的“人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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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碧玉 于 2017/6/2 17:30:5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最近,“伍继红事件”再次让“人大校友”出现在中国的舆论场。

    伍继红是一个六个孩子的母亲,有着不幸的婚姻,患有精神疾病,家徒四壁。如果只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虽然让人心生同情,但很可能引不起太大关注,因为在中国,类似这种处境的人不少。然而,她还有另一身份——曾经就读于人民大学,是这所名校的毕业生。此种戏剧性的冲突一下子吊起了媒体的胃口。正是伍的出现,使“人大校友”上场了。

    但这不是“人大校友”第一次现身中国舆论场。上次的出场,是在一年前的“雷洋事件”,“雷洋事件”之所以能够从一起普通的“嫖娼致死”案成为2016年的轰动性事件,“人大校友”的声援“功不可没”。在“人大校友”关于雷洋之死的声明中,雷洋的死被描述成警方“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从而将雷洋之死与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起了联系,引发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共鸣。

    如果说,“人大校友”第一次出场,更多是以中产阶级代言人的形象出现,通过强调对真相和公义的追求,赢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么,其第二次出场,则是以关怀和帮扶“滑落的师姐”形象而赢得了校友群体的更多认同。一位人大校友在其微博中就写道,“当我一无所有,至少还有人大校友”。这两次出场,使得“人大校友”在中国的诸多校友群体中,大放光彩。

    校友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现象。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智识、禀性、背景、思想和主张都不同,甚至都不曾打过交道,只是因为在同一所学校求学,就成为校友,有了某种关联性,以后若有麻烦和困难,将能获得帮助,这就是校友这一组织的奇特处。中国有几千所大学,每个大学都有一个校友会。但在“人大校友”出场前,鲜闻其他大学的校友会为本大学校友发声和帮扶的事例。

    在中国,校友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的,恐怕要算各类商学院的MBA学生了。因为MBA的学生都是一些事业有成,或者有志于在商业上一拼的人士,这类群体校友意识最强,因为他们需要社会资源,而这一群体本身的社会资源也最多。事实上,商学院MBA的学生,大多数的目的并不是来商学院取经,而是为建立人脉和关系。

    在“人大校友”出场前,中国的校友会可能是以上面提到的MBA校友的方式存在的,用一个哲学词汇来形容,是一种“自在”形态。“人大校友”使中国大学的校友会从“自在”形态开始向“自为”形态转变,初步意识到校友会的共同体性质。

    而“人大校友”之所以能从诸多的校友会中脱颖而出,可能跟人大这个学校的特质有关:人大从建立起,就是一个政治意识颇强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有着高度的精英意识,对体制有高度的接纳度,对学校有高度的认同。伍继红当年的班主任和现在的学院书记在见到她后,就鼓励她重拾专业,重新归队,表示“娘家人来看你了”。这里“归队”和“娘家人”的表述,实是一种下意识的精英意识和对学校的认同,其潜台词是,人大培养的学生不能落入伍继红这种状态,即使因某种原因掉队,也要把他/她拉上来。

    不过,“人大校友”所代表的校友共同体意识目前来说还只是初步的。原因在于,一是从校友会的整体而言,其素质和共同体意识参差不齐,有些无疑还没有这种意识;二是从“人大校友”来说,共同体意识也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外界也即中国社会的总体环境,不利于它成为一个明确的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社会组织。

    “人大校友”的两次出场,第一次是为校友维权,给外界展示的形象,是类似于维权组织。且从雷洋事件的社会效应看,“人大校友”对雷洋的维权已经溢出了单纯的个体,唤醒了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它以校友共同体的形式,起到了一个民间组织的抗议者的功能。也正因此,“人大校友”在中国的舆论场中,变成了具有一定敏感性的词汇。故在雷洋事件的后期,官方对“人大校友”也就格外“关注”,施以压力。

    “人大校友”的第二次出场,则是帮助一个“落伍”的校友,它给外界展示的,是一个救助者即扶贫组织的角色。救助是在解决官方的困难,所以它这次没有遇到官方的阻碍。

    中国比较活跃的民间组织,基本由这两类构成。不过,对政府来说,这两类组织由于对社会所起作用不同,对政府构成的压力不同,政府对它们采取的态度和手段也就不同。对前者,政府是取压制态度,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打压,因此维权组织在中国生存艰难。对后者,政府也严格把它限制在慈善和扶贫的范畴。虽然政府知道,慈善和扶贫组织对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大有好处,但政府也警惕它们借慈善和扶贫附加其他目的;另外,即使是纯粹的慈善和扶贫,如果事情本身会让舆论做政治化的解读,也是政府所不允许的。总之,对一切民间组织,政府都是持不信任态度,必须千方百计把它们掌控在政府手里。这就是中国当下民间组织的生存状态。

    官方为什么害怕民间组织?说穿了,有两点:一是担心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蚕食政府的空间;二是担心放手民间组织发展唤醒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对政府构成挑战。在公民的诸权利中,结社权是形成公民社会的一个基础条件,也是官方最担忧的一种权利。要想民间组织自由发展,建设一个合格的公民社会,就必须允许公民自由结社,而唯有公民组成一个一个的小的共同体,并在这众多的小共同体中去进行民主与自治的锤炼,那么,由这些小的共同体联合起来的大的共同体即国家才会是合格的。可这也是官方最担心的一点,它害怕大众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个政治性的维权组织,脱离自己的控制,甚至挑战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因此,才会对很多民间组织尤其是维权类组织进行打压,将它们视作颠覆自己的敌对势力。

    从这个角度看,有过雷洋事件的教训,“人大校友”的维权功能今后基本不可能再出现。其他校友会要想仿效“人大校友”也不大可能。“人大校友”所能做的,将是回归传统的校友会功能,以及偶尔的对弱势同学进行救助和帮扶。

    在一个强政党、强政府和强国家的体制下,公民自治是没有空间的,包括校友会这类准民间团体,会匍匐在官方的管制下。指望“人大校友”真正发展成为超越自身校友层的公共组织,就社会的公共话题发言发声,具有公共情怀和社会关怀,是不现实的。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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