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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8/7 21:30:1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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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万种图书 近500位海内外 作家学者 共1273场阅读活动

    最新最快最高  高度深度温度

    徐翌晟

    

    记者 郭新洋 摄

    

    8月14日到20日,第16届上海书展将使上海的酷暑更添热力,一年中书香最浓郁的7天里,16万种图书,近500位海内外作家、学者出席主分会场共1273场阅读活动,活动数量超过了去年的数字,创下历年纪录,也许这个数字还会在书展倒计时期间继续增长。8月12日,楼层最高的书店,朵云书院即将在上海中心52层开幕,拓展更多书展的外延空间。  最新  《辞海》预售献礼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新华传媒将在东一馆入口处设立“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主题图书展销馆,汇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主题图书。

    世纪出版集团将重磅推出两场主题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图书精品展”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20周年精品图书展”。作为新中国成立70华诞的重点献礼产品,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辞海》(第七版)将于年内面世。书展期间,《辞海》(第七版)彩图本预售活动将正式启动。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筹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辞书成就展”,将重点展示和宣传《辞海》历版情况以及第七版特色。此外,在主会场和分会场还将举办“辞书生活七日谈”系列讲座。

    四川首次作为上海书展主宾省,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设立四川出版展团,主题出版类包括《红船精神》《打铁必须自身硬》《伟大的改革开放》《道路与选择》等,还将在四川展馆显著位置,集中展示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映新中国70年成就和实践,阐述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最新出版佳作。

    最快  去“云会场”查询

    通过“上海书展云会场”,读者可以体验书展书目查询、出版社查询、活动查询、书展活动直播、扫码购书等服务。“云会场”的使用入口为“上海书展”官方微信和“新华一城书集”微信公众号。读者在上海书展的微信小程序内可以查询、浏览书籍,书展千余场文化活动涉及的相关图书,都可以通过后台链接到上海新华传媒的线上平台,直接下单购买。

    今年书展,在上海新华传媒承办的各展馆中,读者可以继续使用便捷的移动支付,上海新华传媒还联手上海银联和建设银行,为使用指定移动支付通道的读者送上大幅优惠。此外,在文学精品馆和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少儿主题馆)中,还将放置多台“智能多点触控自动购书机”。读者可以体验到快速、便捷、高效、智能的结算方式,大大提升购书体验。

    最高  朵云书院开业

    作为成立20周年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最具标志性的新型阅读文化空间,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将在本届书展前夕横空出世,于8月12日正式开业。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位于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超高层上海中心的52层,营造了一个将“山水胜境”与“人文秘境”融为一体的书香世界,总面积2200平方米,拥有图书品种1.6万种,阅读区嵌入“豆瓣高分图书专区”“伦敦书评书店专区”和“有态度的书架”。其中“豆瓣高分图书专区”由世纪出版集团与著名互联网文化品牌豆瓣网合作打造,上架豆瓣评分8.5分以上的精品图书近一千种,这是豆瓣网第一次以线下实体阅读空间的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有态度的书架”邀请孙甘露、毛冬华、王寅、朱敬一等20位各行各业人士,推荐各自的10本“人生之书”,成为“一个人的书单”,每位荐书人都有自己的“态度”。此外,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有南北两个宽朗别致的空中花园“好望角”,读者置身其间,既能尽享云间景色,又能饱览纸上风光。作为上海书展重要分会场之一,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将举办2019上海国际文学周“家园”主题展。丰富精彩的“上海之巅”读书会,带给读者高度、深度与温度。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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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重点活动推荐

    ■ 上海书展特别策划:日常之外遇见好奇心

    即日起至8月20日

    静安嘉里中心1-3楼

    ■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辞书成就展

    8月14日-20日

    上海展览中心序馆

    ■ 中国画技法有问必答丛书第二辑新书首发签售

    嘉宾:邵琦 张瑞根 詹仁左 庄艺岭 孙扬

    8月14日 15:30-16:30

    世纪出版馆活动A区

    ■ 上海国际文学周:角田光代签售见面会

    嘉宾:[日]角田光代

    8月15日 12:00-13:00

    上海展览中心第二活动区

    ■ 程十发连环画《胆剑篇》签售

    嘉宾:程多多

    8月16日 13:30-14:30

    世纪出版馆活动A区

    ■ 中国乒乓辉煌七十年——《小球大乾坤》新书首发暨签售

    嘉宾:徐寅生、曹燕华、张德英、周伯军等

    8月16日 13:15-14:15

    中心活动区

    ■ 《阅读上海100胜》首发式

    8月16日 15:45-16:45

    中心活动区

    ■ 《春彦观止》新书首发暨签售活动

    嘉宾:谢春彦、郑辛遥、王震坤

    8月16日 18:15-19:15

    第三活动区

    ■ 诗歌与城市品格——《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新书发布暨签售会

    嘉宾:印海蓉、王幸、林牧茵、陶淳、臧熹、李菡、黄浩、叶子龙、张定浩等

    8月17日 14:30-15:30

    中心活动区

    ■ 国学七天七堂课:骆玉明讲诗经——《诗经》与中国文化传统

    嘉宾:骆玉明

    8月18日 9:30-11:00

    友谊会堂一楼

    ■ 我们的光华岁月——《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山流水”文丛》新书发布会

    嘉宾:陈思和、王安忆、骆玉明、陈引驰、梁永安、凡一平、张秉毅等

    8月19日 14: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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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敬七楷模”讲读会:从《小巷总理》到《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中国基层社会的德治、法治与自治

    嘉宾:俞复玲、夏真、简平

    8月20日 12:00-13:00

    中心活动区



    “再艰难也想去争取一下”

    ——谢文骏而立之年爆发的背后

    厉苒苒

    

    ■ 谢文骏上月钻石联赛伦敦站夺冠 本版图片 IC

    一个月前,谢文骏刚过完自己的虚岁三十岁生日。“健健康康、顺顺利利”是他朴实无华的愿望。  曾经,被掩盖在刘翔的光芒之下。谢文骏一直承担着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期待和压力。但起起伏伏的成绩轨迹,却也注定了他与师兄的不同。在而立之年迎来爆发,人们都说,这是老树焕新芽,但谢文骏自己知道,这只是生活对自己这些年坚守的褒奖。

    刚在沈阳结束田径世锦赛选拔赛,本周末,谢文骏就将踏上再次远征的路程。在他离开前,本报记者来到莘庄基地,与他聊天,听听这位上海汉子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期待·迷茫

    上午11时许,偌大的体育馆里,只有寥寥无几的运动员还在训练。一个人在跑道边的垫子上放松,那是莘庄基地专为短跨组辟出的一块场地,也是谢文骏最熟悉的地方——从当年刚进队,跟随孙海平、看着刘翔练开始,一眨眼,已是十几年时光。

    盛夏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投在竖着栏架的鲜红跑道上,一块明一块暗……就好像谢文骏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也曾有过技惊四座的高光时刻,更多的时候却是在挫折中徘徊。

    如果将职业生涯比作一场110米栏比赛的话,谢文骏的起跑,无疑是极为优秀的。师从名教头孙海平,作为刘翔小师弟的他,刚升入一线队不久,17岁的谢文骏就在鸟巢跑出了13秒51的个人最好成绩,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子110米栏奥运A标达标选手。

    然而,三届奥运会,原本应该完成一个质的飞跃的小谢,却始终在13秒40徘徊。从伦敦奥运会的13秒34半决赛排名第九,到里约奥运会的13秒69无缘半决赛……本该最适合爆发的26岁,却没能迎来预想中的成就,对于谢文骏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反复思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他说:“外界盛传我跑完全运会要退役,但其实我只是找不到方向。”在与上海田管中心领导以及教练孙海平沟通之后,谢文骏决定出国“进修”,改变习以为常的训练方式的背后,是他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孤单·变革

    在国外训练的日子很枯燥,却也很简单,自己借车、自己找房,大半年的时间里,除了辗转欧洲各地参赛,谢文骏每天的生活,就只剩下训练和调整……最孤单寂寞时,一整天下来,谢文骏都找不到一个能和自己用中文聊天的人。但小谢却说,自己很享受这种心无旁骛的生活。“脑海中,只有训练,生活变得更加纯粹。”

    国外的训练内容和国内有太多不同,教练更多关注在核心肌肉群练习上。几个月下来,谢文骏黑了也壮实了——肌肉含量的增加、身体力量的增强,也让他在过栏时体态更为稳定扎实。“就好像地基加强了一样。”

    将起跑技术从8步改为7步,也是谢文骏自我变革的一个尝试。就好像当年的刘翔,2018年年初,28岁的谢文骏也迈出了这艰难而无法预知的一步。

    “以往8步上栏总感觉是缩着跑,直到第五个栏开始去追人家。而如果改7步,第三个栏就能开始发力,提升更快。”

    “因为有期待,所以我才会继续练下去。”这是谢文骏一直告诫自己的话。于是,在这个对技术理解比较透彻的年龄里,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把“八改七”再细化一下,力量方面再上去,速度再加强,并不会比几年前差。事实上,当年刘翔从北京奥运会伤退到重新崛起后,大胆尝试起跑“八改七”,并在2012年曾重返巅峰。谢文骏觉得,自己能跑到三十几岁,“我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坚持·初心

    去年12月,谢文骏开始跟随美国跨栏名教头安杰瑞思训练,后者也正是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梅里特的教练。在凤凰城训练时,小谢每天都和梅里特同场,“他特别乐观开朗,每天都笑嘻嘻的。”

    谢文骏说,每次看到梅里特,就觉得自己这些年的迷茫和挫折都算不了什么:“他的一个肾都没了还在跑,还在坚持。”而自己,所失去的,只是一些徘徊迷茫的时光罢了。

    坚持着,谢文骏说,自己想找回当初爱上跨栏的那份初心。也正是这份为初心坚持奋斗的努力,让他终于在今年迎来了绽放。

    5月的上海钻石联赛上,谢文骏穿上了刘翔的战袍,跑出13秒17的个人最好成绩。7月21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110米栏决赛中,谢文骏更是击败了里约奥运冠军麦克劳德……钻石联赛伦敦站夺冠后,在最新一期男子110米栏世界排名中,谢文骏以1349分名列第三位,这也是继刘翔之后亚洲跨栏选手的最高表现——从2012年刘翔淡出国际赛场至今,被“刘翔接班人”称号“压”了六七年的谢文骏,似乎正从今年开始,真正扛起了这份荣耀和重担。

    熟悉的人都知道,和刘翔一样,谢文骏的优势在后程。屡屡上演逆袭好戏,对于谢文骏而言,这番人生起伏,也恰似他跨栏比赛一般——如今,迎来了后程发力的冲刺阶段。展望10月的田径世锦赛,谢文骏终于有底气地表示:“以前我都是拼世锦赛前八,现在我有信心去进前八甚至更高的名次。”

    采访最后,小谢感慨,如今回头看,曾经的挫折和迷茫并非坏事,这些都磨炼了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有些人在比赛中,一落后就放掉了;而我,再艰难也还是想去争取一下。”    本报记者 厉苒苒

    谢文骏这些年

    2008年

    4月 在鸟巢进行的“好运北京”中国田径测试赛上,17岁的谢文骏跑出13秒51的个人最好成绩,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子110米栏奥运A标达标选手。

    9月20日 上海田径黄金大奖赛上跑出13秒47,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亚军。

    2012年

    伦敦奥运会田径赛场上以13秒34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九,以0.03秒之差遗憾无缘决赛。

    2014年

    5月19日,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男子110米栏决赛,13秒23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创造了个人历史最好成绩。

    2019年

    4月24日,2019年亚洲田径锦标赛上以13秒21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冠军,并且打破刘翔在2011年亚锦赛上跑出的13秒22的赛事纪录。

    5月18日,钻石联赛上海站上跑出13秒17,再次刷新个人历史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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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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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心



袁念琪




  袁念琪  在一天的固定时间吃点心,那是在幼儿园。上学后,常与妹妹跟外公去吃点心。知道城隍庙点心多,但一般就近吃。我们多去离家十来分钟路的点心店,在陕南邨对面的陕西南路上,或沿路往北到南昌路口的蕾西。
  吃点心多半两种情形。一是肚皮饿,但还没到吃饭辰光,就吃点心垫垫饥。二是馋痨虫爬出来了,要解馋。吃点心也是有时间的,基本在下午三点左右;中学学农正逢“双抢”,房东下午送点心到田头也是这时辰。而幼儿园要稍早些,午睡后就开吃。
  到店里吃点心,笃笃定定。喊小笼和馄饨较多,这也是干湿搭档;就像吃生煎要配碗牛肉线粉汤。小杨生煎还在吴江路时,部门里叫工作餐,就是这样的组合;汤是装在一个大钢种镬子里。姚明来做嘉宾,也欢喜吃。
  老底子,有牛肉线粉汤一枝独秀,不以生煎的配角出现,而作为一样独立点心登上了上海滩点心大舞台。听“老克勒”讲,四马路(今福州路)天蟾舞台对过,有家小店专卖牛肉线粉汤,没店名却名气响。吃客多是在天蟾舞台演出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吃一碗当点心。常常排队不稀奇,还常常有坐三轮车和开汽车的,端了钢种镬子来买汤。
  珍妃和瑾妃的侄孙唐鲁孙记得,老早在长兴酒店旁边小弄堂里,有家卖牛肉汤的生意好,还有人一清早从沪西赶来。唐先生讲,“每天只卖五十三加仑汽油桶两桶。”不知为何要按汽油桶来说销量,难道牛肉汤是装在汽油桶里?如按英制加仑算,一天卖掉两桶是482.3升。如同一只十字对开门大冰箱的容量,想想不算少。
  上海人往往把点心当早饭,这一点倒与先人相像。在清朝太仓人顾张思记录乾嘉以来江南风俗的《土风录》里,老婆对等早餐的老公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
  做早饭的点心,多是买回家吃。最常见的是大饼油条豆腐浆,升级版是生煎和馄饨。住茂名南路时,每天一早直奔淮海坊的南昌路茂名南路入口,一位阿婆在那卖小馄饨。上海额馄饨分大小两种,小的全肉,皮子平摊掌心,一小坨肉放其当中,五指收拢一捏即成。而大馄饨是菜肉馅子,要折叠包起来,像个肉鼓鼓的官帽。
  在九十多年前,西摩路(陕西北路)南洋新村弄堂口,有卖馄饨的广东阿施。老广把馄饨叫“云吞”,这是粤语发音使然。他家做的是脆皮云吞,皮脆肉也脆。广东老乡、雕塑家李金发交关欢喜,他是雕塑作品入选巴黎美展的中国第一人。“每当神思不属,腕不从心”就去吃一碗,即“性灵大来,得心应手,攸往咸宜。”同行江小鹣说阿施云吞给他灵感,弄得他的学生都去吃,于馄饨中寻寻觅觅。
  不在家吃的,就买鲜肉大包。上海人把北方人叫的“馒头”“包子”都叫“馒头”,没馅子叫“淡馒头”,加糖是“甜馒头”;有馅子的,菜馅喊“菜馒头”;唯独对肉馅的网开一面,既叫“肉馒头”又称“鲜肉大包”或“肉包子”。
  在老上海,做肉包子出名的有无名摊头,如爱文义路(南京西路)美琪大戏院转角,有一卖肉包摊。唐鲁孙说“既非小笼,又非汤包。比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大一号,面发得白而且松,绝不粘牙,纯粹肉馅,散而不滞,卤汁浓厚”。而且吃过不口渴,表明是不放味之素的自来鲜。没想到,在味精风光时已有这等素质的吃客。
  生意从凌晨一点做到上午十点。这里没桌凳的堂吃,要吃排队,其中还有老外。毛泽东称为“金融巨子”的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时常路过;路过不错过,下车吃几只,再去办公。
  也有名店做得灵呃。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近金门饭店的一家五芳斋,专卖大肉包,还有田螺。堂吃总客满,要排队等位。听“老克勒”说,“他们的大肉包也比一般的肉包体积大,肉馅肥美。”包子有肉自然不在褶上,单是有肉还是不够的。
  困难时期的鲜肉大包成了高价小点心,并作为点心里面看形势的一个标志。《上海饮食服务业志》里写道,“从1961年2月到1962年8月之间,已陆续供应鲜肉大包等高价小点心的有207户。”
  在农场当知青时,队里几位农兄,乘徐闵线一到徐家汇,先不忙回家;而是一人买5只肉包子下肚,满足了淡出鸟来的嘴巴和少了油水的胃,这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这个肉包子,就不是一道点心了。
  我欢喜肉包子的肉馅里有姜,欢喜吃包子里贴着肉馅、被肉汁浸润过的;对肉馅大小倒是无所谓。当然也有有所谓的时候,那是在少肉吃的日子。




    布拉迪斯拉发印象

    水央

    水央  在吉尼斯记录中,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和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被认证为世界上距离最短的两个首都。不过在旅行者眼中,斯洛伐克实在是一个太容易被忽略的国家,除了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外,斯洛伐克只剩下一些乏人问津的小镇。但幸运的是,独特的历史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布拉迪斯拉发这座小巧精美的首都,延续了西欧古典建筑的气质,同时与东欧异域风情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每年仍能吸引不少游客到访。

    布拉迪斯拉发隐藏着的惊艳需要你去亲自发觉,细细体察之后,我也不由为自己此前的孤陋寡闻而感到汗颜。

    这里的旧城区,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典建筑风格,静静的多瑙河与城市轨道上缓缓驶过的电车,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日出日落,这种相互缠绵、动静结合的美,不需要任何渲染与夸张。在老城小街,琳琅满目的小店随处可见,临街房屋都是商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当然,如果问我这座城市最吸引人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雕塑。这里各式各样的雕塑充满着奇思妙想,俨然成为布拉迪斯拉发的城市名片。它们伫立于街头巷尾,在你不经意间突然出现。全城几十座街头雕塑全都栩栩如生,有些如真人般大小,因此建议想要前去的游客事先做好功课,以免分不清哪些是真的街头雕塑,哪些是街头艺人所扮。

    老城广场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特别的雕像名叫“守望者”。许多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打卡”,排队等候一张合影。“守望者”是布拉迪斯拉发老城雕像中最著名的一座,由当地艺术家维克托·胡里克创作。这是城中上镜率最高的雕像:一个戴着头盔,身着工作服的维修工,从下水道钻出大脑袋趴在地面上休息。下水道的泥水顺着头盔滑过,维修工望着眼前,嘴角边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出于好奇,我也有模有样地学着水管工,趴在下水道旁的地面上,放眼望去,但见热闹的市场、来往的车辆、熙熙攘攘的行人……城中众生相尽收眼底,想必这位水管工哥们忙里偷闲,探出脑袋来看看风景。据说这座雕塑还有一个名称叫“偷窥者”,水管工脸上的表情,是在偷窥走在路上的姑娘时露出的坏笑。

    在一处街道的转角,一座名为“银先生”的雕塑同样让我印象深刻。远远望去,一座银白色的雕塑被里三层外三层的游客围观,一位绅士打扮的男士面带微笑、手持礼帽,仿佛在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送上最诚挚的欢迎与祝福。这座雕像其实是以一位上世纪中叶的当地老先生为原型,他的祖父是位非常有名的小丑,受祖父的影响,他希望能够为这座城市带来快乐和欢笑,于是就每天穿着高礼帽和燕尾服来往于老城,与女士们打招呼,给人们带来欢乐。

    每座雕像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布拉迪斯拉发这座城市,处处耐人寻味,或悠闲,或热闹,每一面都是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元素。夕阳西下,伴随街头艺人的歌声,街上行人的步履更加匆匆,徐徐而来的有轨电车又载着无数疲惫的身躯,缓缓驶向灯火辉煌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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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自有鹊桥会

    陈华文

    陈华文  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在我的家乡江汉平原,这个节日也叫鹊桥会。小时候,我经常听到鹊桥会不同版本的故事。1986年的鹊桥会,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没有到河沟抓泥鳅,也没有到地里照看西瓜,清早就三五成群地坐在屋前的槐树下,和往年一样期盼鹊桥会的场景在空中呈现。

    可是,喜鹊们依然在村里的屋顶上、大树之间自由飞翔,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一个上午过去了,她们根本就没有去搭桥的打算。我们对此深表失望。中午,碧蓝如洗的空中,“天桥”还是没有出现。邻居家的小海很不耐烦了,拿起弹弓,瞄准不远处的一只喜鹊。

    这时刘叔大步流星走过来,揪着小海的耳朵,说:“你啊你,胆子也腻大了。”确实,在乡亲们眼中,喜鹊是吉祥的鸟儿,怎么能这般非礼?小海知道错了,怏怏地低着头,随便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喜鹊。当然,他画得一点都不像。

    中午,大人们扯着嗓子,喊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我们心有不甘,不肯就这么离去,期待空中有奇迹出现。毕竟,传说中的鹊桥会美轮美奂,对我们有足够的吸引力。可是我们这些孩子每年的这一天,盼啊盼、等啊等,没有眼福见到那一幕。

    就在此时,严大哥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赶过来,吊儿郎当道:“你们错过了,你们错过了,今天的鹊桥会,不是在我们村这边,是在五公里外的神皇台上空,很多人都见到了。”我们非常惊讶,心里又失落又嫉妒。

    话毕,他蹬着自行车准备离开。刘叔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见到鹊桥会了?”严大哥点点头。刘叔皱起眉头,他又摇摇头。此刻我们明白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鹊桥会,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传说。

    回到家里,我问奶奶鹊桥会到底是真是假。她老人家微微一笑,额头上的皱纹完全绽开了,说:“孩子,你长大了以后,就会懂得,鹊桥会在人的心里。”

    这是什么话?奶奶不答,只是说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同时,我也悟出来一个常识:如果说神皇台、张家垸、杨家湾等村的上空都出现过鹊桥会,那天上得有多少场鹊桥会?又有多少牛郎织女?

    也就在这一年,作为退伍军人的邻居刘叔,不满足天天围着几亩水田忙活,决心到遥远的深圳打工,赚钱养家。他离开村子时,精气神十足,俨然一名战士,昂扬地背着行装。刘婶哭得泪人似的,刘叔说:明年鹊桥会,我回家团聚。这句话,让刘婶吃了定心丸。自此,刘叔成为村里第一个去南方打工的人。

    第二年鹊桥会,我们已经没有兴趣翘首空中的鹊桥会,而是陪着刘婶和小海,齐刷刷站在村口,等待刘叔归来。当时,喜鹊们一如既往地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中午,刘叔没有出现,刘婶和小海微微低着头,有些失望。“刘叔这一走快一年,谁能保证他就一定回来呢?”严大哥在一旁说着风凉话。奶奶厉声道:“你这个伢,怎么就是乌鸦嘴。”大家默不作声。

    下午,太阳渐渐沉到老树下,大家伙都散了,刘婶和小海岿然不动,满头汗水。我在不远处偷偷地瞅着,想看看热闹。顿时,传来拖拉机的声音,一路尘土飞扬。刘叔回来了!他依然那么神采奕奕,穿着浅蓝色的工作装,拖着一个行李箱。刘婶喜极而泣,一家团圆了。

    刘叔之所以晚归,原来是火车汽车一路晚点。刘叔曾在部队专门修车,到深圳后,在一家私营企业继续干老本行。后来连续几年,刘叔和刘婶总会来一场现实版本的“鹊桥会”。每逢这个日子,村里很是热闹,老的小的都会得到不同的见面礼。

    刘叔凭着吃苦的干劲,不断钻研修车的手艺,日子越过越好。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开了一个小修理车间,尔后还办起了修理厂。其间,他们举家南迁深圳,在那里扎下了根。相反,严大哥好逸恶劳,靠油腔滑调娶妻进门。没几年后,他也外出务工,可他没有回家,音讯全无,妻女忍无可忍只好远走他乡……

    伴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觉得奶奶说的“鹊桥会在人的心里”,具有多么重的生活分量,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鹊桥会,我们相信爱情、无论富贵或者贫穷,只要两厢厮守、不懈奋斗,吉祥鸟儿“喜鹊”必然会为我们搭建幸福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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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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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娃打卡博物馆



俞昌基




  俞昌基  外孙女小伊伊两岁多时,我们二老带她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她又蹦又跳地进馆,左顾右盼,问这问那。突然一条龇牙咧嘴的大恐龙甩着又粗又长的脖子,对着我们大吼;娃儿怕得抱着外婆差点儿哭了。经过我们好一番解释和安抚,小丫头片子才知道这是假的,破涕为笑。后来她又看到自己喜爱的熊猫、猴子、大象和海狮,还去“非洲大草原”做了一回客……
  小伊伊有点怕恐龙,我们就特意在售品部给她买了两条会摇头摆尾的恐龙宝宝,还买了本介绍恐龙的科普图书。回家后,她经常玩小恐龙,与它们“过家家”。我们也给她讲解画册,渐渐地她喜欢上了恐龙,还能分辨出霸王龙、三角龙、翼手龙等十多种。后来娃儿提出要再去自然博物馆。这当然好咯,小妈小爸买了自然博物馆的年卡……如今她已去过N次啦。
  我们带萌娃在小区里闲逛时,经常会有意无意地给她讲讲停在路边的小轿车的车标,什么大众呀,丰田。她听多了就记住了,还要发问考我们。春节时,咱一家老小去嘉定的上海汽车博物馆参观。哟,这可真是个汽车世界呀!敞开式的三大楼层和公园里陈列着数以百计的古董车、经典车、大牌车,看得我们一家子都惊讶而兴奋。这里还有一个专为少儿设计的乐高教室,小伊伊看得玩得“乐不思家”了。临走时,我们又给她买了几辆小车模和一本汽车画册,满载而归。从此,我们经常陪伊伊翻看画册,才几天她就认识了消防车、救护车、工程车、叉车……几个星期后还练就了一个“绝活”:能认出北京现代、Lamborghini等三四十个logo(车标)呢。我真有点嘚瑟呀!
  小伊伊四岁以后,我们带她去外地旅游。在嘉兴,我们参观了粽子文化博物馆。她了解了端午节、吃粽子、挂艾蒲、佩香囊等习俗,还看了村姑们表演飞快地裹粽子。第二天打卡西塘纽扣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古今中外的各式各样的纽扣,有个红木做的“纽扣王”高一米八,重四百多公斤呢。小伊伊最感兴趣的是看几位身着唐装的美女阿姨给游客演示“盘扣”的制作过程。一根根布条丝带在她们手中串来绕去,不一会就编出了一个个美美的纽扣结。外婆买了一个漂亮的盘扣给娃当衣饰,她爽歪歪咯。
  前几天看报道,说上海现在已经有130多家博物馆,一些博物馆还启动了“夜游”模式。于是,不少场馆都成了少年儿童的“香饽饽”。
  咱也将继续带娃去博物馆看看看,买买买,让她做个快乐的“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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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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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简生活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08日         版次: 08     作者:
      

       ▲余元和男友展示了今年以来两人产生的不可回收垃圾,他们习惯用把垃圾装瓶的方式记录自己的“零浪费”生活。




    

       ▲这两双鞋都是“二手货”。其中,白色帆布鞋是她男友“凑”出来的:一只是二手市集淘的,一只是哥哥给的。




    

       ▲余元打开衣柜展示自己和男友的所有衣物,其中大多数都是二手市集淘来的。这件新买的白色T恤特意选择了纯天然有机材质。




    

       ▲余元每次路过楼下的垃圾桶,都会观察分类情况,进行二次分拣。




    

       ▲牙膏、擦脸油、身体乳等日用品,余元都会用无添加的原料亲手制作。这些是制作牙膏的全部原材料。




    

       ▲余元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拒绝塑料制品,厨房中储物的容器均为玻璃材质。




    

       ▲玻璃水杯、不锈钢吸管……“零浪费”生活理念已经彻底改变了余元的生活。她还用自己种的薄荷叶泡水,尽可能自给自足,减少浪费。




    

       余元去菜市场买菜,会随身携带布袋,礼貌拒绝老板给的塑料袋。




    

       ▲余元会将日常厨余垃圾制作成黑金土肥料。为防止异味产生,她会用不锈钢容器将垃圾攒起来,放在冰箱中冷藏。




  
    文/摄 本报记者 潘之望
     半年只产生一小罐垃圾,几只30寸行李箱就能装下所有家当,衣服几乎都是“二手货”……“90后”女生余元是“零浪费”生活理念的践行者和倡导者。通过近3年的实践,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实现了减少垃圾的初衷,还让余元的生活更加高效愉悦。
     走进余元在北京租住的房间,几件简单家具一目了然,不大的空间显得格外宽敞。拉开衣柜,衣物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其中大多数都是二手市集淘来的。
     余元随手拿起一双皮鞋说,“这是我几年前从国外的跳蚤市集买来的,合人民币才4块钱。”
     余元的男友同样是“零浪费”生活践行者,一只毛绒玩具从小陪他长大,一双帆布鞋都是“凑”出来的,“一只是二手市集淘的,一只是哥哥给的。”
     这样的极简生活,在3年前还不可想象。余元说,她曾像绝大多数爱美的女孩一样,喜欢网购“剁手”,在此前居住的15平方米出租屋里塞了上百件衣服,来个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然而,堆积如山的衣物不仅挤占空间,还浪费时间精力,“每天早上光选衣服穿就要花上十几分钟。”
     改变从一条视频开始。
     2016年,余元偶然看到美国一个四口之家一年只产生一罐垃圾的视频,深受触动,“我就这样接触到了‘零浪费’生活方式。”
     所谓“零浪费”并不是绝对不产生垃圾,而是倡导“6R”:Refuse、Reduce、Reuse、Repair、Recycle、Rot(拒绝、减少、重复使用、维修保养、回收、分解堆肥),鼓励大家从源头做到垃圾减量,而不只是依赖回收。余元在一次搬家中,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淘汰了大部分闲置物品,通过各种尝试在日常生活中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不点任何外卖,不用塑料瓶、塑料袋……如今,余元出门吃饭会带上自己的便当盒和餐具;去菜市场买菜,会用随身携带的布袋代替塑料袋;牙膏、擦脸油、身体乳等日用品,都会用无添加的原料亲手制作,做出来的东西可以降解,不会产生垃圾。至于日常的厨余垃圾,她会用一个不锈钢容器攒起来,放在冰箱中冷藏,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异味产生。7天到10天后,再倒进用收纳箱做好的堆肥桶中,将厨余垃圾与泥土、干树叶搅拌混合,待自然分解后就能变成黑金土肥料。就连女性用品,余元也找到了可循环的方式,“我发现了一种能反复使用12年的卫生巾。这种卫生巾每次只需要用热水消毒3-5分钟,就能循环使用。真的很好用,可以帮助我减少非常多不必要的垃圾。”
     “我大多时候会考虑购买二手物品,如果买新的也会尽可能买一些可以反复使用或者纯天然材质的,这样可以自然降解。”下定决心“零浪费”后,余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拒绝别人的好意,“如果网购我会告诉店家我不需要包装,朋友送我塑料制品我也会拒绝。一开始别人会不理解,但慢慢也能影响到他们。”
     在养成理性消费和使用二手物品的习惯后,余元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取舍,也更加专注,我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希望我要什么。”
     为推行“零浪费”生活方式,影响更多人,余元与男友创办了“THEBULKHOUSE零浪费生活”,通过淘宝店售卖不锈钢吸管、水杯、餐具、用有机纯棉制作的布袋网兜等生活用品,主张零浪费零包装理念。店铺吸引了许多和余元志同道合的人,为推广“零浪费”生活方式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谈及当前全国正在推行的垃圾分类工作,余元说,破解城市“垃圾围城”的难题,不仅需要政府和相关企业的积极作为,更需要每个个体和全社会的参与。希望有更多人了解“零浪费”理念,每天能减少产生一点垃圾,从源头减少垃圾,为我们的环境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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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京的槐树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08日         版次: 15     作者:

    

    槐树成荫的胡同  况晗作

    

    景山公园槐中槐   题图/视觉中国

    梵雁平

    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极冷之时寒意逼人,酷热之时连非洲朋友都会中暑,不少抗冷耐热的植物在北京都可以栽植生长。但是,北京毕竟属于北方,长势好的植物多为适应北京本土气候的乔木。在诸多乔木中,槐树深受老北京人的喜爱,质朴而坚韧的性格,浓郁而蓬勃的生机,似乎特别适合陪伴这座历经沧桑的古都。

    文学作品的“常客”

    槐树之于北京就如梧桐之于金陵,堪称京城的文化符号。如张恨水在《五月的北平》中所述: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

    不仅是张恨水在作品中不惜笔墨描述槐树,邹静之干脆以槐为题写了部《五月槐花香》。这部作品以民国为时代背景,讲述发生在北京琉璃厂古玩街上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一生的恩怨,展示了老北京古玩行中的百态人物和故事。而用《五月槐花香》作为作品的名字,再适合不过,这五个字就已然把老北京的味道渲染到位。作品中的国槐多是阳历6-8月开花,阳历4-5月开花的为刺槐,即洋槐。刺槐原产于北美洲,清代引种到北京。

    从这些优秀的作品中,可见京城人有着很深的槐树情结。因为它见证了世代京城生活的沧桑百味,有着朴实的烟火气。“古槐、紫藤、四合院”是旧时京城人家特有的风貌,浅白微绿的槐花与一串串蝶形花冠的紫藤,点缀着胡同里的春色,让人在清香中迷醉,深植于京城人的情感记忆中。因此,1987年3月,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市政府建议,确定国槐、侧柏为北京的市树。

    国槐又名紫槐、家槐、豆槐、白槐,是长寿树种之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槐树被人类赋予深厚的人文情怀,自古以来是官职的代名词。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因此,在《周礼·秋官·朝士》中有述:面三槐,三公位焉。后人便以三槐喻三公之位,并广植国槐,以表达对官员夙夜在公的敬意,体现着美好的政治寓意。由此,古人把皇宫称槐宸,宫廷称槐掖,宰辅大臣叫槐宰、槐岳、槐卿。若是赞誉公卿德高望重,则称为槐望。

    思乡之情的寄托

    对于槐树的栽植,自古有之。《山海经》中有“首山其木多槐……条谷之山,其木多槐”的记载。两汉魏晋时期的洛阳,遍种槐树。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作《槐树赋》云:“唯中堂之奇树,禀天然之淑资。超畴亩而登植,作阶庭之华晖。”曹植、挚虞、王济等魏晋京洛名士也都写过《槐树赋》,曹丕写过《槐赋序》,盛赞槐树的美德。西晋左思《三都赋》载:“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可见当时无论宫廷或城市道路两侧,已遍植槐树,青槐碧水让京洛显出一派生机盎然的风貌。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亦曾作《槐树赋》。西凉建国之前,河右地区没有槐、楸、柏、漆等树木。前凉张骏在位时,从秦陇引进种植,后来大多死了,而酒泉宫的西北角有槐树生长,李暠于是作《槐树赋》寄托情怀。

    到了隋唐时期,都城更是槐树遍地。唐代郑世翼所作《登北邙还望京洛》中“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左右多第宅,参差居将相”便是印证。唐代的长安槐树被称为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荫盖广阔。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易倾倒,便为行道树首选。唐朝时将国槐作为行道树,与今人的理由大有不同。唐朝出于维护治安的考虑,原本不允许栽植行道树,但因百姓无柴可用,便鼓励百姓遍植国槐。国槐侧枝少且长势快,又便于伐木作薪,顺理成章成为行道树的主流树种。

    宋代《本草图经》亦有关于槐树的记载:“槐,今处处有之。”到宋金时代,槐树做行道树仍有所见。长安的大街称为“天街”,由于有槐树夹道,又名“槐街”。

    自明清以来,槐树尤其得到京城人的青睐。老北京人喜槐,不仅是因为槐树实用,更是因为其有着浓厚故乡情的寓意。民国《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徙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置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久远,槐树无存,亦发贡于兵燹。”由此,槐树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故有“问我故乡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

    北京西郊门头沟斋堂镇的爨底下村村民多姓韩,据传是明代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先民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爨底下”“爨头”,祈盼后人在此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同时又有荫庇群生之意。这里的大槐树牵系着数百游子的思乡之念,有着诉说不完的血脉之情,成为迁民心底的依偎。他们将大槐树栽植于村口或十字路口,以此表达对故土先人的怀念之情。

    京城在明清时期国槐数量增多,槐树也渐成了京城的名片。尤其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国槐因其怀念家国故土的寓意备受海外游子的喜爱,成为国家凝聚力的象征之一,亦与北京的首都地位相符合。国槐之所以能成为代表北京风物的树种,除了因为它有人文象征、深受百姓喜爱,还因为它的根系深扎土壤,可以很好吸收养分。同时既喜阳又耐旱,抗寒耐高温,极适合北京的气候。

    京城名槐知多少

    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说绿色才是北京固有的颜色:“过去的北京人都在院子的空地上种花、种树,树的树冠往往高过房脊,一家家地连成一片,从景山上俯瞰,除了黄琉璃瓦,只能看到一片绿色,几乎看不到房子,这可以说是北京最美的景色。”——其实珍藏在老百姓记忆中的不仅是院门口、胡同口的那些老槐树,还有栽植在园林景观中的名槐。在北京各个历史时期,京城内都栽有大量的国槐,时至今日,它们已成为古都历史沧桑、风云变幻的见证。

    国槐与北京城大约有千余年的历史渊源。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古柯亭院内,有一棵“唐槐”。古槐种植于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为这棵唐槐,清乾隆皇帝下旨盖了古柯亭,有《御制古槐诗》为证,诗中云:“庭宇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寻嘉树传,当赋角弓歌。”据说,现今的国槐是唐槐的变种之一。京城人对唐槐极有感情,如今闲游四九城内,在许多老胡同里看到用栅栏围住的古槐多是“唐槐”。

    种植于唐代的古槐还有景山公园的千岁唐槐“槐中槐”。公园观德殿西侧,有一棵粗壮的槐树静默伫立在一隅,它遥拜着远处的万春亭,似在诉说和缅怀那段悲戚的历史。虽然其外侧部分树干迸裂,主干中空,但主干中又生了一株小槐树,形成“槐中槐”(亦是“怀中槐”)的奇特景观。在京城类似这样的奇景还有很多,比如昌平有“槐抱椿”、密云有“槐抱榆”,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西侧有“槐柏合抱”,皆是令人称叹的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

    相比“槐中槐”,在景山公园更为出名的树木便是“歪脖槐”,位于景山五亭之一观妙亭东侧山坡之上。老北京的孩童大概都听老人讲过,眉(煤)山上的一棵歪脖树上有个皇帝上吊了,这自缢的皇帝便是崇祯皇帝。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逃往景山。他深感有愧祖先基业,对不起百姓子民,便寻了这棵脖颈有些倾斜的古槐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清顺治帝定都北京后,给古槐扣上了“罪树”的帽子,并命人用铁链将其锁起来。“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枷锁”说的便是这事。今日,“歪脖槐”已成为游客游览景山必观的一个景点,只是原来的“歪脖槐”在“文革”期间已被毁,游客所见为补栽的槐树。

    “歪脖槐”不只在景山公园,在北植卧佛寺东南曹雪芹故居门前亦有“歪脖槐”。这里伫立三棵古槐,东边的是歪脖槐。香山北植一带曾有唱曲: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流水野芹麻。因此,这棵歪脖槐也成为了此院是曹雪芹故居的一个证明。在故居的北边有座龙王庙,庙前有棵周长近五米的巨槐,世人称其为“龙王槐”。

    要说古槐中名字最为霸气的便是故宫御花园中的“蟠龙槐”,此槐堪称龙爪槐之最。我国宫廷中栽植槐树的历史可追溯到周代,所以槐树又有“宫槐”之称。巨大的“蟠龙槐”位于故宫御花园的东南角,其树冠上的几个大枝向外沿水平弯曲延伸,似数条巨龙凌空飞舞,无数的小枝弯曲如钩,如虬爪拿空,故人称“蟠龙槐”。

    除了蟠龙槐,在故宫武英殿断虹桥畔还有著名的“紫禁十八槐”,皆种植于元代。据《旧都文物略》载:“桥北地广数亩,有古槐十八,排列成荫,颇饱幽致。”它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明清两代,王公大臣和宫人们出入西华门都要走这里,慈禧去颐和园也要经过十八槐。这里古槐成林,树木直径大多两米有余,姿态苍老、饱经沧桑,见证了紫禁城的风雨兴衰。

    京城中知名的古槐,还有国子监和贡院的槐树。自古以来,国槐乃是吉祥典雅的象征,且被认为与文运有关,因此国子监和贡院会栽植槐树。过去北京的贡院里有一棵“文昌槐”,相传它和考生的文运有关。国子监里古槐尤多,其中最知名的是彝伦堂前西侧的双干古槐,名为“吉祥槐”。据说它是元代国子监第一任祭酒许衡所植,距今已七百多年。相传它在明末已枯,但到清乾隆年间忽又萌发。有乾隆诗作《御制太学古槐诗》为证:皇宫嘉荫树,遗迹缅前贤。初植至元岁,重荣辛未年。《日下旧闻考》对此事亦有记载:国学古槐一株,元臣许衡所植,阅岁既久,枯而复荣。当辛未一枝,再茁之出,适慈宁六旬万寿之岁。槐市众生,传为瑞事。

    讲了这么多古槐,却都不是北京最古老的槐树。“古槐之最”非怀柔柏崖厂村东、雁栖湖上游西岸的“汉槐”莫属。它已在此默然伫立两千余年,见证了数朝的兴衰。据传,古槐曾遭遇两次火灾,一次是被雷击起火,一次是场院着火。经历如此劫难,古槐上部原树冠已枯死,但主干四周树枝形成的新巨冠枝叶茂密、葱茏叠翠。细思量来,古槐遭此劫难却依然枝叶繁茂,大概是因其根部接近水源所致。现在的柏崖厂古槐默默地屹立于雁栖湖畔,犹如一位历史老人,在向人们讲述着湖畔事物的古往今来,成为雁栖湖畔的一景。

    难忘胡同槐花香

    自元代建大都城起,国槐就始终在北京行道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到了明清两代,北京的行道树多为国槐。现在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正义路、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南池子、北池子、南长街、北长街等保存最古老的行道树多为1935年至1938年栽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城里开始大规模种植国槐,很多北京市民都曾参与这个种植行动。时至今日,每逢微风吹过槐花纷落如雨时,街头巷尾、胡同深处、朝暮之间,总会勾起几代人最美好的回忆。晚秋之时,槐叶悄然飘下,黄灿灿的叶子铺满街头巷尾,便成了京城秋天最美的画面。

    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儿时曾经住在白塔寺能仁胡同。能仁胡同往南走到头儿有片叫“大空场儿”的开阔地,连同一棵老槐树形成一景。那里只有这孤零零的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许是这棵槐树太大了,容不得其它树再在这里生长。每逢槐树开花,便是郁达夫《故都的秋》中所述京城“最有味儿”的时节:仲夏落雨,槐花儿开放的时节。当风舞槐花之时,似漫天飞雪,美了这世间。

    入夏后,槐树的浓荫覆盖了多半个空场儿,槐花香气弥漫。夏日傍晚直至入夜的空场儿,常上演小伙伴们的大联欢,大家在槐树下玩着花样迭出的游戏,如丢手绢、找朋友、老鹰捉小鸡等。最可乐的是玩“胡子逮匪”的游戏,一个孩子被蒙眼几分钟,其他孩子各自四散躲藏,被蒙眼的孩子解开蒙眼布后便四处寻找躲藏的孩子们。有些躲藏的孩子为了不被逮到就越跑越远,有的干脆跑到了北海、西单,于是游戏也就自然收场。所以,这类活动往往作压轴游戏。

    那时,大一些的孩子爱在槐树花雨下玩耍打闹,再小一些的孩童则依偎在槐树下母亲的怀里,渐渐入了梦乡。老人也喜欢踩着满地的槐花遛弯,或在槐树下摇着蒲扇乘凉。

    京城老人认识不认识的,喜欢聚在一起下棋。夏天家里热,外边凉快,有老爷子便在胡同口的大槐树下摆个棋摊,旁边放壶茶。下棋的人边品茶边对弈,有时因为一旁看热闹的未做到观棋不语,胡乱支招儿,偶尔打起来的情况也是有的。于是,这摆壶下棋抬杠便成为老北京的胡同景观,只是这番情景今日鲜见了。

    听老人讲,有些胡同里的古槐冠幅大一些,树下的空场也会变成小舞台。夏日的傍晚,一些热心肠的老爷子会找街头艺人在大槐树下唱戏,胡同四周的人家都会来看热闹。大家看戏多少都会给些赏钱,既是一乐,也是乐善好施的一种行为。这老百姓的日子也因此过得平凡而有趣。

    好吃的人则在春夏之交盯紧了槐树。大槐树每逢初夏开出小白花时,花香味儿便在整个胡同里弥散。有人会摘下一串串银盏般的槐花和面蒸着吃或烙饼,也可以用槐花裹面摊个鸡蛋吃,味道香甜,且有槐花蜜的滋味。

    除了这些温存的记忆,相信大多数人或多或少有着大槐树下避雨的经历。尤其对于小孩而言,大槐树既是凉棚,也是把巨伞。天空下了雨,只要不打雷,玩耍正酣的孩子们会撒腿跑到最近的大槐树下面躲雨。偶尔会有些雨点透过槐树繁茂的枝叶罅隙滴到孩子的额头或是衣衫上,孩子们也不以为然。倘若是别的树木,冠幅不够大,枝叶不够茂盛繁密,定是保护不了雨中的孩子。

    北京有很多古槐,亦有很多古树。千百年来,它们与这古都万千百姓一同守护着这一方水土,静默安详。现在,这些树木已然成为北京鲜活历史的存在,镌刻着古都的印记,并且将继续抒写着自己和北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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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幽灵粒子”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08日         版次: 16     作者:

    

    王贻芳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察看设备安装情况。

    

    外国专家参观北京谱仪装置。

    本报记者 任珊

    宇宙大爆炸时,在第一秒钟内就产生了无数的中微子。这些中微子却是基本粒子中人类了解最少的,它们就像飘散在空间中的“幽灵”,没有人知道它们如何在空间中存在。

    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它们。18年前王贻芳回国,同国内的科学家一起推动我国的中微子实验研究,实现从无到有,走到世界前列。

    如今,王贻芳正在谋划建设大型高能加速器,“对于粒子物理的研究,我们从以前的追赶到实现并跑,而现在是最好的机遇,决定着我们能不能领跑。”他坦言,捕捉“幽灵粒子”,自己正面临“背水一战”。

    科技之星

    王贻芳

    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曾参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并担任北京谱仪分总体主任。他组建技术团队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在世界粒子物理学领域首次发现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还提出并牵头开展了江门中微子实验。

    做自己的中微子实验

    捕捉“幽灵粒子”,关键要有大的科学装置。中国到底应不应该建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个问题,曾引发物理界的大讨论。杨振宁、丘成桐等物理学家围绕建大型对撞机是否必要、300多亿元人民币的预算是否太高、技术方案是否可行等展开过激烈辩论,可谓针尖对麦芒。

    作为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王贻芳坚称,“开建大型对撞机,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

    对撞机有什么用?王贻芳解释,它可以将两束电性相反的带电粒子加速到很高的能量,然后让粒子迎头相撞,继而产生希格斯粒子。通俗点说,有了加速器,将方便科学家理解神秘的希格斯粒子,探索宇宙早期演化等一系列未解的物理规律。

    但到底要不要建,国内的争议还在持续。今年1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公布了环形对撞机(FCC)的《概念设计报告》,他们计划投巨资分两步建超级对撞机。“我们和欧洲的方案都准备建周长100公里的环形轨道,走先电子对撞、后质子对撞的技术路线,这也验证了我们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王贻芳说。

    王贻芳的立场来源于20多年对粒子物理学的研究。

    1984年,王贻芳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正赶上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系里推荐了王贻芳参加。顺利通过考核的王贻芳,毕业后赴欧洲核子中心开始参与丁肇中领导的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物理实验。

    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瑞士日内瓦,王贻芳在丁肇中的指导下度过了从研究生到博士后的11年,在正负电子对撞的研究上积累了经验。

    王贻芳是个喜欢挑战的人。1996年,他开始关注许多科学家在捕捉的中微子。

    什么是中微子?王贻芳打了个比方,就像盖房子需要砖,基本粒子就像是构成物质世界的砖块。砖块一共12种,其中3种就是被称为“幽灵粒子”的中微子。“宇宙大爆炸时,在第一秒钟内就产生了无数的中微子。它是基本粒子中人类了解最少的一个,也是破译宇宙起源与演化密码最重要的钥匙之一。通过研究中微子,才能知道宇宙是如何形成的。”

    1996年,王贻芳加入了国外一个中微子实验项目,并成为小组的骨干成员。

    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的,可以轻易穿过地球的小粒子,它在飞行过程中还会不断变身,犹如川剧的“变脸”——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变为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3种中微子之间可以发生三种振荡。这在物理学的术语里,被称为中微子振荡。

    那时候,包括王贻芳所在实验组在内的许多实验组都在寻找中微子振荡。

    王贻芳这一待又是5年,直到中微子振荡被别人抢先发现了。虽有遗憾,但他迎来了另一个机会。

    2001年,王贻芳接到中科院高能所的邀请。那时候,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提交的《我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确定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的发展战略。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能物理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要回国!做一个自己的中微子实验。”随后,王贻芳做通了家人的工作后,回国加入中科院高能所。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升级”

    虽然当时国内科研环境和条件比自己出国时已有很大进步,但王贻芳发现,推进中微子的研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最关键的是,没有合适的团队。

    机缘巧合,北京谱仪建设需要负责人,王贻芳决定,暂时放下中微子,投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重大改造项目中。随后,他担任起大型粒子探测器第三代北京谱仪分总体的主任,全面负责装置的设计、研制、调试和运行工作。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也是高能物理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虽然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但这次改造可以说是第一次自主设计如此大型、复杂的科学装置。

    完全自主创新,就意味着全部从零开始,从系统原理、物理目标、设计思想起,一步步开始。

    作为第三代北京谱仪的关键部件之一,超导磁铁的研制至关重要。由于测量电子对撞产物需要很强的磁场,一般需要通过加大电磁铁线圈缠绕圈数、加大电磁铁电流等得到强磁场,但过多缠绕线圈又会导致磁铁体积过大、温度过高等。如果有了超导磁铁,超导磁铁就可以利用导体在一定温度条件下电阻为零的现象,给磁铁中加入强电流,从而得到强磁场。

    可国内从未做过这么大的超导磁体,高能所的经验几乎为零。

    一家公司找来,希望承包这项研究。为了少走弯路,按时完成任务,王贻芳和他们谈成了一个特殊的条件,“让他们参与,但只能在高能所进行,由我们的人参与研制。相当于我们多花不到5%的钱,请他们带着我们的技术人员研究。”王贻芳说。

    超导磁铁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无法做中间试验。“几千万元的东西全部做完,通上电测试,成就成,不成就毁了,钱也就打水漂了,风险巨大。”当时,王贻芳每天提心吊胆,下班前总会去转一圈看一看。

    缠绕线圈时,对线缠绕预应力、内部洁净度等要求很高。技术团队24小时不停地钻进磁铁内缠绕、刷低温胶,整整干了3个月。技术团队采用了一种特殊的低温环氧胶,这种低温胶渗透力很强,技术人员虽然戴着橡胶防护手套,但手上还是脱了皮,后来通过通风除汗、橡胶加棉手套双层保护,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经过3年多的努力,磁铁总算装起来了,但还是出了问题,低温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经过修改,还是没有效果。那家公司选择退出,剩下王贻芳带领团队“孤军奋战”。整整半年,他们通过仔细分析,准确找出了问题所在,于是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改造,终于将温度降到零下270℃左右,实现了超导。

    最终,这个直径3.4米、长度4米、电流3000多安培、最大储能达到1000万焦耳的超导磁铁,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而它的价格还不到国外的三分之一。

    除了大型超导磁铁,王贻芳带领的第三代北京谱仪还在漂移室、阻性板探测器、晶体量能器、铍束流管等研制上实现技术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锻炼机会,通过这个项目培养出了一支能干的科研团队,不然也不会有后面的大亚湾实验了。”王贻芳的内心,并没有放下中微子。

    艰难曲折的“大亚湾实验”

    2002年,国外通过实验确认了中微子振荡的存在,寻找第三种振荡模式成为中微子研究的新热点。2003年,王贻芳决定行动起来,他提出,在大亚湾附近的山体内建造中微子探测器。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从提出想法到项目组正式成立,王贻芳花了3年时间。首先是人才问题,靠着第三代北京谱仪项目,王贻芳召集了一批国内优秀科学家。而国外也看中了这个大型实验的科学潜力,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研究人员也参加了项目组。由王贻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开辟了国际实验合作模式,并掌握了实验的主导权。

    还有一个问题是经费。经过王贻芳多方奔走,最终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与国外科研机构共同出资,支持力度在当时也是空前的。

    2006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成立。第二年10月,该项目正式动工。

    选址经过了多番考虑。大亚湾核电基地有6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可以为实验提供源源不断的中微子。

    与此同时,韩国和法国两个实验组也在进行相同的中微子实验,这无疑给项目组带来巨大压力。尽早获取数据,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三个实验大厅共放了8台中微子探测器,每台探测器高5米、直径5米,装满透明的液体闪烁体,重达110吨,都要“泡”在10米深的水池中。

    怎么保证这些探测器不进水?

    “我们想到用钢罐把设备封起来,避免漏水。但没有人做过直径5米的真空级别的钢罐。”王贻芳解释,这要求钢罐本身精度要高,变形要小,特别是要保持表面的平整度。用于真空密封的O型圈要既兼容水,也兼容油,市面上没有,只能自己做。最后,光是为了16个O型圈,他们就花了几十万元,从模具开始,再加工出特殊的真空密封O型圈。

    类似的技术难题,王贻芳和技术团队遇到很多。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王贻芳决定以8个中微子探测器中的6个提前取数。在2011年12月24日至2012年2月17日的实验中,项目团队利用55天观测到的中微子,完成了实验数据的获取、质量检查、刻度、修正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微子第三种振荡几率为9.2%,误差为1.7%,首次发现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

    历时近10年、花费2.5亿元的中微子实验终于迎来重大突破,而该结果也被称为“粒子物理中极基本、极重要的参数”。该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自树其帜助中国科学领跑

    凡事预则立。

    王贻芳的所有科研项目都不是按部就班、完成一个再接一个这样进行的。北京谱仪还在研制的时候,王贻芳已经在谋划大亚湾实验。同样,2008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第二个大型中微子实验项目列入了他的计划。

    2013年,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开启。

    虽然有了大亚湾实验的铺垫,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难度和技术挑战却并未减少。“江门实验主要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和中微子混合参数,探测器的规模一下子从100吨扩大到2万吨,土建工程的规模大约是大亚湾项目的3至5倍。” 王贻芳解释。

    “我们建任何一个装置,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运行还要十几年。而建装置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所以从科学目标的角度规划,自然要提早二十年。”做科研时,王贻芳一直强调前瞻性。

    现任中科院高能所青年特聘研究员的钱森,从求学到工作的15年间,一直跟着王贻芳从事大科学装置建设工程。

    钱森还记得,当时做学生时参加北京谱仪建设项目,每周五中午是雷打不动的学生例会时间,不管多忙,导师都要召集学生聚到一起讨论进展。钱森说,有一次小长假他偷懒没及时收心,导致实验没什么进展,在例会上他看到老师低着头、闭着眼睛,以为能蒙混过关,就把之前汇报过的研究结果又说了一遍。没想到,老师立马抬起头,严肃批评了他。

    “做基础科学的研究容不得半点马虎。”王贻芳曾说过,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砖头,虽然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可能坍塌。

    做事严谨的王贻芳,如今正在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奔走。“关键技术的攻关,项目的选址,还有国际合作,都需要做完整、全面、彻底的论证,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按照王贻芳的规划,中国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时间是2022-2032年,而欧洲核子中心公布的是2030-2040年。

    学者当自树其帜。

    “到目前为止,在大科学装置上,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填补空白和拾遗补缺的工作。”王贻芳认为,建超级对撞机,中欧前后相差了10年,这会是中国高能物理学一个能够领跑世界的机会,大家只有“背水一战”。






电视剧孤城闭
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梧老。是处瓜华时节好。金尊倒,人间彩缕争祈巧。

    立秋日,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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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黄浦江畔的战斗青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驻沪中共中央机关2019年08月08日   10: 朝花周刊/夕拾·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1.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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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少伟

94年前的今天(1925年8月8日),张治中在广州太平馆西餐厅摆了两桌,向朋友宣告周恩来邓颖超结婚了。当时的宾客有邓演达、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等。曾在法国与周恩来一起留学的李富春、蔡畅夫妇那天刚好抵穗,也赶来贺喜。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互敬互爱携手走过伟大而艰险的人生之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仍在黄浦江畔并肩战斗,随时准备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邓颖超晚年这样追忆峥嵘岁月:“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深夜十一二点回来。”

在敌人眼皮底下办公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于9月底至10月初重返申城。邓颖超提前由鄂抵沪,“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邓颖超返回黄浦江畔,立即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她很快恢复中共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8人。大家开会时,以“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因而她用谐音“伍美”作化名。

1927年11月,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常委;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旋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等,在上海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各机关的逐渐完善,设立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简称“直支”,代号“植枝”),由邓颖超担任书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此前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建国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已来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此刻,他又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那时,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观众熙熙攘攘。在它的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融为一体),三开间门面,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他把楼上的3个房间用于出租,在底层办起“生黎医院”。熊瑾玎经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他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熊瑾玎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与周生赉商定租用楼上的3个房间。

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安全,邓颖超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到实地察看。她步入“生黎医院”,上楼打量着3个房间,对在旁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不久,“福兴”商号正式开张。中共中央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建国后曾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来做“老板娘”。邓颖超嘱咐朱端绶:“你和‘熊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的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熊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熊瑾玎、朱端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很快心心相印。

1928年中秋节前一天,熊瑾玎写了一首诗给朱端绶,其中有“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之句。次日,周恩来对两人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天下亲人团圆赏月光,你们结婚吧。我做月老,好不好?”他们欣然答应。

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和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在敌人的不断搜寻下历时三年而安然无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1931年4月,熊瑾玎、朱端绶退租搬离该处。后来,底层开了商店,楼上成为民居,并扩建“假三层”。如今,它的外观虽发生变化,但建筑结构尚无太大的改动,仍为几户居民合住的住宅。

周恩来一直争分夺秒地工作

1928年夏至1931年春,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设于上海北成都路丽云坊(今成都北路741弄)54号,系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石库门房屋。当年,曾在此做干事的黄玠然(建国后曾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寓居前楼,他后来回忆:“此处后楼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地点,周恩来一直争分夺秒地工作。”

周恩来在清晨或深夜,常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办公。除了大量常规工作,在困境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都会找到这里,由国外返回的同志通常也先抵此报到,这些干部分配工作后,周恩来总是尽可能亲自找他们谈话,从政治形势到工作怎样开展等都谈得很透彻。各地来报告工作的干部要求见面,他也尽可能满足要求,并耐心地听取汇报,指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热忱给予具体指导。

周恩来曾叮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的重要原则,对加强白区党组织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多次秘密培训干部(每期一二十人参加,时间约一个月),如1929年9月在上海开纳路(今武定西路)的一座四层新楼房里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恽代英、余泽鸿分别担任班主任、副班主任,周恩来、陈潭秋常前往指导。

那时,党内阅读的刊物很少。邓颖超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她经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成员商量,决定创办一份《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热忱支持,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向“直支”建议:“必须注重一般同志所需要所欲求解答的问题”,“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1929年1月26日,《支部生活》在沪问世,每月出版一至两期。该刊发表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加强党的机关工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城市建设中,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原建筑已消失,它的遗址位于今静安雕塑公园。

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在中共中央驻沪期间,上海曾有一个“中央办公厅”。据黄玠然回忆:“1928年,那个时候中央刚刚搬到上海,党的工作刚刚开始,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的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

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后门牌为石门一路336弄9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这里用于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黄玠然曾说:“那时候,周恩来和邓小平每天都来这里办公,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邓小平作为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处理解决机关事务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的事情。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周恩来能解决的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他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

根据“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要求,“中央办公厅”也以住家的形式为掩护,彭述之夫妇、黄玠然夫人杨庆兰、陈赓夫人王根英等,均以房东或房客的身份寓居于此,参加机关工作。

那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于上海愚园路享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该刊的稿件都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派人送到“中央办公厅”,经审定再交给党的秘密印刷所印行。

在城市建设中,“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原建筑已消失,它的遗址位于今石门一路、北京西路东南侧。

党的工作的重要运转基地

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处是上通下达的重要枢纽。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27年“年底(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善于统一调度、合理安排,保证秘密机关在险恶环境里正常运转,直至1929年夏被派往广西工作。

从1928年夏开始,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设于上海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24弄)11号,它们均系坐北朝南、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屋。这两个地点,也是中央直属机关支部的活动场所,邓颖超在此开过“直支”会议,商量过《支部生活》编辑事宜。周恩来常来此检查工作、起草重要文件,或与别的中央领导一起参加组织生活,并指导编印刊物《秘书处通信》,还多次提议制定相关规则。

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分成文书科、内部交通科(也称内埠交通科,简称“内交科”)、外部交通科(也称外埠交通科,简称“外交科”)、会计科、翻译科。有的科还设立二三人的小机构,如文书科下有收发处、药水密写处、缮写油印处、文件保管处等。它“总揽中央各种技术性工作”,主要任务是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文件,通过秘密交通网与各地党组织联络,收集、管理和汇兑党的经费,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等。在此工作过的张纪恩(建国后曾任华东煤矿管理局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晚年仍清晰记得,小沙渡路遵义里是油印处所在地,负责将中央文件用药水密印在字画、手绢、线装书等的背面,由交通员传递出去。而在青海路善庆坊,恽代英“踏进工作地点,坐下椅子,就立即动手写稿……一篇《每日宣传要点》,从开始动笔,到印好,不到半小时就完成”。

好多年前,我赴医院探望病中的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王尧山,这位建国前在沪开展过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回首往事时说:“当年善庆坊、遵义里的中央秘书处机关,是党的工作的重要运转基地。”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两个旧址均已在城市建设中消失,其遗址分别位于今上视大厦旁绿地和恒隆广场。

打入敌人心脏的中共中央特科

在中共中央从武汉回到申城后,决定在沪成立情报保卫机构,并由周恩来负责。1927年冬,他筹建中共中央特科。它的一个秘密机关,设于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假三层”新式里弄房屋。

中共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处叛徒、特务,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同志、做安抚工作等;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打入敌特机构内部,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三科为行动科,负责保卫中央、镇压叛徒;四科为无线电通讯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

1928年11月,周恩来鉴于通过秘密交通网、交通站进行联络速度缓慢,决定由中共中央特科筹建电台。周恩来面对一无专业人才、二无电讯器材的情况,找来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的李强和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要求两人钻研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到1929年秋,经李强、张沈川的努力,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落户于大西路福康里9号(后门牌为延安西路402弄9号,遗址位于今美丽园大厦)。翌年,驻沪中共中央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实现了无线电通讯。

中共中央特科在险恶环境中保卫了中央大多数秘密机关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共六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会议在沪顺利召开。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共中央特科诞生仅两年,就巧妙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如钱壮飞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胡底分别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天津长城通讯社掌管国民党特务机构情报事务,他们互相配合,被称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掌握重要机密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将乘船赴南京供述,当地国民党特务向徐恩曾发电报邀功。电报落入钱壮飞手中,党组织及时得到了消息。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指挥各重要机关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5月,周恩来和妻子到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亲戚家隐蔽,邓颖超后来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们当然只能是内紧外松、处危不惊,否则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必影响大局。”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

如今,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基本保持原貌,属于居民住宅。

在周恩来、邓颖超结婚94周年之际,回眸这对伟大伉俪早年携手奋战于申城,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不禁令人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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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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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州的“外来者”陆文夫聊天2019年08月08日   11: 朝花周刊/综合·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刘放

    到今年7月,作家陆文夫先生去世已14个年头。近年,我每天上下班骑车,途经带城桥路、过银杏桥时,都能望见陆文夫依水而居的住宅,仍能清晰如昨地回忆与他聊天的一切。

    那是国庆节前,报纸版面上要刊发文化名人专访,由我采访陆文夫。开门的是管毓柔老师,听说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老陆在楼上的书房里。

    陆先生二楼的书房很宽敞,其实就是一个大房间,带有典型的书房与会客厅合二为一的功能。从后窗口能看到河面,并能望见银杏桥。大约是见我有些拘谨,陆文夫笑着对管老师说:“刘放的管阿姨”,去给客人泡茶吧!并对我说:如果顺着“校友”的思路说,那么,我与你可以称为“社友”,因为我和你管阿姨都是报社的职工。这几句话脱口,立马让我轻松了很多。

    陆先生婉拒了我的采访。他说,还是去采访那些有话可说的人吧,他自以为此前受访说不出多少新感受来,何必浪费版面。但他欢迎我去他家玩,串门聊一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譬如那天,他跟我谈一个外地人写苏州,当然比本地生长的苏州人有短板——不知道风俗习惯,不知道方言俚语中的特殊含义,就不便将民俗中的人情世故徐徐道来;但也相应地有本地人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新鲜感,对于有些苏州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本地人看来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但外来者却感觉非常有意思,顺着探究下去,就能有过人的发现。这就是“居幽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没有过多的羁绊能够轻松上阵,却有大胆的好奇和质疑,这对于写作是有很大好处的。

    陆先生谈外地人在苏州写作的优势,其实有鼓励我的成分,更多的也来自他的切身体会——他本人就是一个苏州的外来者。苏州中学是面对全省招生的,他凭考试从苏北泰兴七圩(今属泰兴虹桥镇)考进苏州中学读高中(后来据他的同班同学告诉我,陆文夫原名叫“陆纪贵”,名字是他进高中时自己改的,意思明白无误,就是不想做大富大贵的达官贵人,而甘于做“一介文夫”)。陆文夫初进苏州中学时不会说苏州话,相比之下,泰州话的江北口音比较土气,不知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才导致瘦高的他不大爱讲话,只是忽闪着聪敏的大眼睛,静静地听人家说话。陆文夫与那些辗转到异地后成长的作家一样,多了一层另有的“乡关”文化背景或曰“胎记”,他们说着地道的当地方言,“潜伏”着,却有着“杂交”的优势,不知不觉就成了一枝独秀。而今,陆先生与我讲普通话,比较标准。

    陆文夫还将作家中的范小青与苏童作过比较。他说,范小青对苏州的人情世故很熟悉,她其实也有外地人的文化背景,作品平静中蕴含大气,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童倒是地道的土著,当然,他是天才,他的《妻妾成群》写的是江南古城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却写得血肉丰满,活灵活现,大大超越了自己的生活阅历,前途不可限量。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陆文夫对苏州文化的理解。他说,苏州是一个最讲求精致的地方,苏绣很出名,苏州的园林、小巷、玉雕木雕、轻工产品和美食,都有着苏绣的韵致。他写小说,信奉的就是“小说小说,从小处来说”,不贪量多,一定要写一篇是一篇,像苏州的名菜馆那样,要有人家念念不忘的招牌菜,别搞成“快餐”盒饭,吃完盒子一扔就忘记了内容。他的短篇《围墙》不过一万多字,从初稿到最后改定,前后写出的字数起码在五倍以上。他引用孔夫子《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论点,说今人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理解,一种理解为主张吃的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另一种解释是不要因为食物做得好吃而吃得过多。其实在他看来,这种精致还可以理解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比如作家编辑的手下活就应该越精细越好。所以,他在古稀之年主编《苏州杂志》,不但每稿必看,一些修辞和标点不准确,他都要动手修改。我也明显感觉到,他这也是对我这个报纸副刊编辑的勉励。

    看得出陆文夫先生对报社的那段生活是挺怀念的。他忆及在报社里做摄影记者工作,用的是当时性能比较差的照相机,有时想要有俯瞰的镜头,就得爬树,骑到树杈上拍摄。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边做新闻记者边动手写起了小说。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叫《移风》,当然是“移风易俗”的寓意,题材是写乡间禁赌,人物塑造和叙述语言明显带有新闻通讯的痕迹,但文里文外均意气风发。到1956年他28岁时,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便在全国一炮打响,并凭此华丽转身为专业作家。小说通过一个曾被卖入娼门的妓女在新社会中的新生历程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大胆拓新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受到好评,并一举奠定了他“小巷文学”的水之源、木之本。后因受政治迫害,陆先生被下放到工厂、农场劳动二十年,吃尽生活艰辛,但同时也使得他用更深邃的目光盯着生活的深处,在塑造人物和开拓生活的深度上作了新的探求。古城小巷,依然是陆文夫解剖社会和人生的标本。

    那天下午谈得很多,如果我据此整理出一篇专访非常容易。但我尊重陆先生的意愿,一开始就答应了他不写专访,他才愿意与我无所不谈的。我依约没有写专访。

    此后,还与陆先生有过几次相遇,看到他身边有人在交谈,不便打扰,不过彼此微笑着点头,算是打招呼。有一次太湖边笔会,陆先生坐在轮椅上,上电梯时,我本想抢先一步得到与之亲近的机会,但看到一旁的苏童,还是知趣“让贤”。陆先生也笑着让苏童背他进电梯。我从背后望着他们,联系起了关于他俩原名的细节。陆先生原名“陆纪贵”,苏童原名“童忠贵”,他们都天性不爱慕富贵,但都不约而同地用他们的心血和才智,给了他们的母亲城以高贵。

    在我的理解中,陆文夫是深爱苏州这个第二故乡的,他不但用他的“糖醋现实主义”(作家王稼句语)写出苏州的神韵,还推荐电视艺术名家刘郎来执导《苏园六记》,由“央广”名播音员方明、林如配音,结果大获成功。人们都津津乐道于他的小说《美食家》《井》《小贩世家》《清高》,这也归功于他对每一篇作品都极为用心投入。就说他最早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献身》,提出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命题,以知识分子的自觉献身、催人奋进形象,显示了作者不随俗的艺术眼光和超前半拍的艺术自觉。相对于那些“将一手好牌打坏”的作家,他总是能将一手一般的牌打得不错。若是一手好牌,他就更要打得出神入化。就像食材相同,端上桌的菜肴却大相径庭,好厨子总是能演绎出什么叫精致。

    2005年7月9日,陆先生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古城苏州。那天,一位上海的作家同行前来苏州吊唁,打动了许多人。这个作家叫陈村。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情景,甚至没有见过照片,那时无法像现在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信手拍照上传。我是从一个文友的电话中得知情形的。他说,上海的陈村一个人扛着一只花圈,佝偻着腰,坐火车到苏州,赶到陆老师的灵堂。花圈的经幡状纸带上有字迹,一边是“陆文夫老师千古”,一边是“晚辈陈村敬挽”。陈村当年腰椎不好,没法伸直腰,昂首挺胸也形同一个“?”号,形同时时处处鞠躬。他自己还幽自己一默,写有一篇《弯人自述》随笔,苦中作乐地自嘲窘迫,却妙趣横生。苏州作家陆文夫去世,陈村这一路弯着腰从上海到苏州,形成巨大的象征,将一个作家书斋内的伏案劳作,变为了书斋外的特立独行。

    我特别问到,不是到苏州后直接在苏州市面购买花圈的吗?对方说,不是,是陈村从上海专门扛来的,坐着火车来的。我想了想,感觉这还真的符合陈村的个性。也只有作家发了戆劲,才会这样不知圆通。这只从上海带来的花圈,不说感动了一座城,起码感动了这座城中的文字工作者。直到14年后的今天。

    我曾经到北京的地坛公园寻找《我与地坛》的意境,在古柏丛中静坐半日。那时史铁生还坐在他的轮椅上经受做人的苦难。我问过数名公园工作人员,居然全不知道史铁生是谁。我也在高邮的出租车和宾馆问司机以及服务员,知不知道他们这座城市的汪曾祺,答复是不晓得。我当时非常失落,但如今,我释然了。读者,只需要记住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作家的名字其实并不太重要。

    但作家彼此之间,一只从上海经火车到苏州的花圈,纸质花圈,却向他们的书里书外,传递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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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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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外话2019年08月08日   11: 朝花周刊/综合·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王瑢

    记忆中,我奶奶很喜欢用报纸卷一种晋北乡下特有的土烟卷儿来抽。烟叶当然是自己地里种的。当地人习惯把烟叶称为烟丝,一种旱地里(非水田)见缝插针种植的烟草植株。成熟后采摘,就摊在自家房前屋后的角落里阴干,晒干后,把一片片大烟叶子细细揉碎,用马粪纸卷起来吸。称“烟丝”其实并不准确,我觉得叫“烟沫”更恰如其分。东北地区似乎习惯把这种碎烟叶称为“旱烟”。奶奶揉烟叶,总喜欢加几滴香油进去,说是更适宜长期保存而不必担心发霉变质,抽起来喉咙更润更香,还不觉嘴干。

    幼时我家住学校大院,偶尔会来一次“防空演习”,总是在午时。饭碗才刚端起,窗外突然警报大响,尖锐声中,我跟哥哥胆战心惊,奶奶眼皮都不抬地来一句:“癞皮狗挨了打,偏要咬死老母鸡,慌甚慌?吃饭。”演习其实很简单,就是家家户户裁了报纸,往自家门窗玻璃上贴。

    报纸除了看,能派不少用场。小时候我曾跟着父亲在农场住过一阵。那年给房子刷大白,父亲用报纸折帽子戴,我戴一只超小号的,跟在他屁股后面学唱刚刚听来的小曲:“头戴尖尖帽,口里吹洋号,四面无依靠,大风吹不倒。”我半夜迷迷糊糊醒来,发现父亲瞪着一双大眼盯看天花板——我们住的屋子,仰尘是父亲用旧报纸糊的。仰尘即顶棚,眼下时髦的说法是“吊顶”。

    记忆中,奶奶家老宅边上的祠堂里有一个古戏台,顶子是一个拱形的天花板。暗红色边框,一块一块白色的粉板组合,上面分门别类画着二十四孝图。我一直以为,晋北人家的仰尘就是这种拱形,且勾绘有图画的天花板,而且是祠堂里才特有。南方乡下的房屋似乎没有天棚或天花板一说。一楼二楼之间是楼板,顶层上面是瓦顶。《醒世姻缘传》里有这么一句——“他催着晁夫人把那里间重糊了仰尘。”看来仰尘一词,并非现代才有。

    记忆中,晋北乡下的老房子除庙宇之外,大多都是平屋顶。尽管墙体有实剪、表砖、土坯以及四明砖柱之分,但每家的屋顶用料,质地优劣,价格高低,一眼看去,天壤有别。人坐在屋子里抬头看,梁檩椽板一览无余。屋子通常都前低后高,纵横交错,本就很不整洁,再加上当时乡人们的不少活计,比如编席子、缚笤帚、筛糠谷、剥玉米,大都喜欢在室内进行。深秋隆冬,家家户户烧土炕,会有大捆大捆的秸秆柴禾抱进屋,时不时抓过一把塞进坑洞,可想而知,一年到头尘土飞扬,烟熏火燎,屋顶上永远黑乎乎一片。灰尘满吊,看着就不舒服,住着能舒坦?打过仰尘的屋顶,平展白净,不仅减少灰尘大量积聚,人一进来,亮堂堂的,关键还保温隔热。可谓一举两得。

    打“仰尘”的主要材料苇秆、茭棍、麻纸,全部就地取材。苇秆要挑那些粗细均匀笔直不弯的,丈许来长最佳。茭棍则要选不粗不细越直越好那种,若是曲里拐弯也没关系,父亲用煤油灯熏烤一下,立刻平直许多。麻纸在晋北乡下金贵,要花钱买,父亲就用旧报纸来替代。钉子当然必不可缺。早前铁钉是铁匠铺打制的四棱钉,俗称笨钉子的,三寸来长,后来多改用机制的圆钉,俗称洋钉子。材料备齐,最后一步也最关键——打浆子。我奶奶叫“撮浆糊”。水与火候必须恰到好处。火太大,锅底的面糊会焦,太原话叫“扒锅”。火若太小也不行,面糊不熟则粘合力度大打折扣。父亲做过画匠,裱糊经验丰富,就是烧一壶滚烫的开水直接冲。这样一来,面糊既可以被烫熟,又保证不会扒锅底。前几年,有一次我在超市发现有手工浆糊卖,买回去,父亲瞥一眼,说:“如今所谓匠人,偷奸取巧图省事,加烧碱撮浆糊,用当然是能用,但一返潮,白纸会泛黄。丑死。”父亲一直都自己撮浆糊。浆糊撮好后邦邦硬一块,用的时候临时掺水,调稀配稠,黏性非常好。

    农场那间屋子的仰尘渐渐脏了、旧了、破了,取下照样大派用场——糊笸箩。我奶奶手很巧,糊出的笸箩都带着盖子。若是赶上村里谁家办喜事,来请父亲去做画匠,他把已经积攒一摞的笸箩通通带去。用作画剩下的油漆,把笸箩里里外外漆上几遍,立刻柳绿花红。面目全新的报纸笸箩分给三邻四舍,拿来放针头线脑,实在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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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沈园2019年08月08日   11: 朝花周刊/综合·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黄惟群

    出鲁迅故居,天塌下来一般,压迫得紧。

    深灰的颜色,暗淡,浑浊。四周一切都被这厚厚的灰染得模糊、迷蒙。气压很低,空气凝固住了,带着潮湿水气。

    去“沈园”,坐的是乌篷船。船,细细小小一条,像儿时纸折的船,窄窄水道中,撩起涟漪,悠悠行,似有所思。

    同样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池塘,同样的曲径、茂叶、修竹、草木扶疏……“沈园”,因为《钗头凤》一举闻名。

    当年,与前妻唐婉沈园邂逅,抚今思昔,百感交集,陆游在园中石墙上挥笔草书: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后来,唐婉看了,伤心人再填伤心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同样是闷,此闷非那闷,此闷闷得凄美,让人伤心,想哭,却这哭,到头来,为的还是美。

    世上好诗无数,有的因气概、胸怀,让人佩服、尊敬;有的因意境、氛围,让人感同身受而叹息;有的因深刻尖锐,让人顿悟、仰望;有的因精细、微妙,让人喜欢而吟咏,玩味不息……然而,真正能够打动我们,能让人整个身心感受深重撞击乃至感动流泪的,还是情!

    情,看不见,摸不着,人皆有之,却并不时时激发,它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所掩盖、所模糊。是文学艺术家们将隐藏砂石中的金子提出,将人们身上分散着的情思集中,并予强烈再现。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怕人询问,咽泪装欢”。两首词中,最重要的是这两句,它们是灵魂,写出的是一种无奈、一种深憾、一种扼腕之痛。想念向往的就在前面,却走都不能走近;心里明明千般委屈,却还得假作欢愉。世上最该尊重的是人心,而人心恰恰又最难被尊重。每颗心有每颗心的难言之苦,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限制。

    好词好诗好文章所以牵动人,是因其写得准确。准确,使得没显示的部分,暗中实已有了导向。读者纵然没这般经历与深情,照样能因看不见的暗中引导而体会,而感受,而产生共鸣。

    人与人间的情感,有时不能道破。感情的产生可以自发,而感情的加剧,则靠信息的反馈来促进。

    离异后的陆游、唐婉,即使有着彼此的共同思念、共同抱憾,可毕竟都已是重有新伴的人。新生活是一方淡化剂,满意程度越高,淡化作用越大。更何况,分手后的他们,尤其在新的组合后,各自的感情仅止于各自,谁都不知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不知对方对自己的感情。

    陆游把模糊的情感明朗化了,把本可掩盖、通常也均被掩盖的情感揭发了。“错、错、错”;“莫、莫、莫”——语态如此强烈。

    本可平静的唐婉不能平静了,本有一分思念一分痛,又添一分。因明确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多愁善感、重情重义的她越发多愁善感、重情重义。

    之前的唐婉有的是伤心,陆游的词使得伤心的唐婉开始滴血。

    同样,即便陆游的词有一时感情喷发之因素,唐婉的回应,使这份被提取的情感因被肯定而加重加剧;而唐婉的郁郁而终,使得这份情感最终定格。

    是悲痛,是伤心,也是美丽。

    心被填得满满,因装上了另一颗纯属自己的无保留的心。

    因为感情的揭发与传递,成全了这个千古绝唱。

    这个故事中,不提陆游的续弦,也得一提唐婉的后夫赵士程。那个时代,自己的夫人和其前夫偶遇,不仅不回避,不生嫉增恨,还能让他们单独相会,再叙旧情,其心胸肚量、开明通达,岂是这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所能比拟?!

    更要一提的是陆游与唐婉,两人都已是人夫、人妇,依然能够无所顾忌,一诉衷肠,告“不可告人”之想他人之妻、思她人之夫之白,其坦白、勇气、情感之真之大,又岂是这小小的沈园所能装下?!

    最真实的,往往是最动人也最怕启齿的。

    灰色的天空开始下雨,雨细如沙,飘飘悠悠,湿了沈园。

    江南的雨,一点点凉意,一点点温柔,却无尽缠绵,无尽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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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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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的“半睡眠”现象作者:吉安·加斯通·马塞蒂(Gian GastoneMascetti)《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8日 14版)

    

        1994年,尼尔斯·C·拉滕堡发现绿头鸭只用半边大脑睡眠,以此防范威胁。单半球睡眠研究或许可以解答,一个物种如何在享受休息带来的好处时,还能保护自己避免遭到捕食。使用一边大脑睡眠是解决这种困境的绝妙答案,因为动物可以同时处于清醒和不清醒的状态。

    

    【环球科技】  

    在睡眠时,动物的各种感官失去了感知周边环境的能力,运动也减少了。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动物会让自己一连几个小时处于丧失基本感觉和运动能力的状态,任由自己成为捕猎者的目标?

    一些动物发展出了一种特殊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让一半大脑进入睡眠,同时让另一半大脑维持警觉—一种名为单半球慢波睡眠的中间状态。动物身上半睡半醒的现象为睡眠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当研究处于睡眠状态的半边大脑时,另一半就成了实验必要的对照组。如今,都市人倍感焦虑,失眠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动物睡眠方面的研究很将有助于了解人类的睡眠疾病。

    1.睡眠周期和醒觉周期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地球上的生物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生理和行为已经适应了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大脑的生物钟与环境信号同步,机体的生理变化也多以24小时为周期,即昼夜节律。也就是说,大脑神经回路的动态变化重演了地球的自转。为了平衡休息和生存,鲸豚动物、一些鸟类演化出了独特的睡眠方式。它们可以只用一半大脑睡眠,同时让一半大脑保持清醒。

    “睡眠—醒觉周期”是一种典型的昼夜节律。醒觉的特征是感觉活动和运动;在睡眠期间,生物的感官不再与周围环境互动,运动也会减弱。这种周期性意识缺失在脑电图(EEG)上有非常清晰的信号 :深度睡眠时,大脑主要进行高振幅的慢振荡。相反,觉醒时,大脑主要进行快速的低振幅振荡。然而,还有很多与睡眠有关的谜题尚未解开。为什么动物会让自己一连几个小时处于丧失基本感觉和运动能力的状态下,任由自己成为捕猎者的目标?这个问题在水生哺乳动物身上尤其重要,因为它们需要在睡眠时调整呼吸并维持体温。令人惊奇的是,有些动物发展出了一种特殊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只用一半大脑睡眠,让另一半大脑保持警觉,即单半球慢波睡眠(uniheimisphericslow-wave sleep,USWS)。还有一些生物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用USWS,但有时也会让整个大脑参与睡眠。海洋哺乳类﹑鸟类和一些爬行类动物能进入半清醒半睡眠的状态,有时候会在这些间隔期间中睁开一只眼睛。最近,研究人员甚至在人类身上发现了一种退化形式的单半球睡眠。半睡眠现象为睡眠科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前景。研究处于睡眠状态的半边大脑时,另一半就成了天然的对照组。海豚和一些鸟类在缺少睡眠时也能正常存活,或许能为治疗人类睡眠障碍提供新思路。

    2.似睡非睡

    半脑大脑睡眠的研究始于 1964年。当时,备受争议的研究员约翰·C·利利(John C.Lilly)观察到海豚在白天休息时,只闭上了一只眼睛,他因此提出海豚可能只用一边大脑睡眠。利利推测,海豚在睡眠的时候仍能观察和聆听周围的环境情况。

    后续研究最终弄明白了鲸目动物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鲸目动物,包括鲸鱼﹑海豚和鼠海豚仍是半脑睡眠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些动物保留着祖先在陆地生活时的两个特征 :用肺呼吸和维持恒定体温(体温调节)。用单边大脑睡眠似乎有利于它们在水中保留这些特征。

    最近,俄罗斯科学院谢韦尔佐夫生态与演化研究所的列夫·穆克梅托夫(Lev Mukhametov)和同事对鲸目动物的大脑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对象是瓶鼻海豚。在脑电图上,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动物的大脑总是一个半球处于慢波睡眠,而另一个半球处于清醒的状态。两个半球很少同时处于睡眠状态(即双半球慢波睡眠,BSWS)。同时, 他们也没有记录到与做梦有关的快速眼动睡眠(REM)。

    在USWS期间,海豚清醒的大脑半球负责控制游泳和浮上水面呼吸。利利根据粗略的观察总结出,海豚睁开的那只眼睛与清醒的大脑半球相连,从而让海豚在另一半大脑休息时,也能防范捕猎者并与同伴一起游动。1999年,美国洪堡州立大学的P·唐恩·戈利(P. Dawn Goley)观察到,当海豚成群结队地游泳时,成员身上睁开的那只眼睛会与其他成员保持眼神交流。意大利热那亚水族馆的吉多·戈诺(Guido Gnone)和同事在2001年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如果同伴游到了另一边,海豚睁开的眼睛也会调换。

    海豚同时还要面对冰冷海水导致的热量损失。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普拉尼什里·皮莱(Praneshri Pillay) 和保罗·R·芒格(Paul R. Manger)观察发现,海豚在休息时保持一边大脑半球清醒,使得它能够在水中频繁摆动鳍和尾巴,并在靠近水面处盘旋游动,以此保持体温。

    我们已经知道,在鲸豚类和其他动物身上,“睡眠—醒觉周期”由多个脑部结构的互动控制,包括脑干﹑下丘脑和基底前脑。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仍不足以揭示是什么在精确地调控半脑睡眠。

    2012 年,悉尼大学的戴维·J·凯季奥拉(David J. Kedziora)和同事构建了一个USWS的数学模型,用来代表海豚的睡眠习惯。在模型中,两个半球位于下丘脑的亚结构—即腹外侧视前核,能够在单个半球睡眠时交换信息,对睡眠进行调控。

    从表面上看,在两个大脑半球之间传递的抑制信号会让一边半球保持清醒,让另一边半球进入睡眠。位于脑干的后连合等大脑深部结构也参与其中(海豚的后连合非常大,这不禁让人思考它在管理睡眠中的作用)。凯季奥拉和同事构建的模型让神经科学家得以研究海豚大脑如何将睡眠精细地分配给两个半球。环境信息似乎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下丘脑中促进睡眠的神经元具有温度敏感性,因此大脑温度的改变就会影响这些神经元的放电水平。事实上,穆克梅托夫和同事在1982年发现,当海豚处于 USWS 时,睡眠的大脑半球的温度下降了,而清醒的大脑半球则维持不变。

    3.睡眠还是捕食

    鲸目动物与河马等其他偶蹄类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从陆地环境到水生环境的适应是渐进式的,而且很有可能存在半水生过渡,并涉及重要的生理和行为调整。可以说,鲸目动物独特的睡眠行为是为适应新环境而在睡眠和生存之间权衡后的结果。其他动物身上也有相似的权衡。例如,海豹采取了多种演化策略来解决在水下和陆地上与呼吸﹑睡眠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些海豹种群根本没有USWS,比如包括竖琴海豹和象海豹在内的无耳海豹。

    然而,北海狗(海狮科)则是另一种情况。2017 年,谢韦尔佐夫生态与演化研究所的奥列格·I·利亚明(Oleg I. Lyamin)指出,与似乎很少经历BSWS,并且可能永远都不会进入REM睡眠的海豚不同,北海狗在水下和陆地上有多种睡眠方式,包括BSWS﹑REM和USWS。在陆上,北海狗的睡眠方式主要是BSWS。在水中, 北海狗进行USWS的睡眠时间比在陆地上长。而在水中时,REM睡眠会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在水中经历USWS的时候,北海狗采取的姿势可以让它们同时睡眠﹑呼吸和注意正在接近的捕食者。北海狗睡眠时,它们侧躺身体,让一扇鳍在水中持续摆动,另外三扇鳍则放在水面上,减少热量损失。与此同时,它们的鼻孔也在水面上,以保持呼吸。与摆动的鳍和睁开的一只眼睛不在同一侧的大脑半球是清醒的,能够发出运动指令来摆动鳍并维持身体姿势。在陆地上,USWS允许北海狗注意捕猎者并协调与同伴的活动,但不能控制呼吸﹑体温或动作协调。

    为了平衡休息和警戒的需求,一些鸟类也会进入单半球睡眠(有时候是USWS、BSWS和REM的组合)。1996年,波兰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的贾德维加·西姆恰克(Jadwiga Szymczak)在一只乌鸫大脑的一侧,记录到了慢波脑电图。2001年,当时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系的尼尔斯·C·拉滕堡(Niels C. Rattenborg)和同事在鸽子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在两年前,拉滕堡就发现绿头鸭只用半边大脑来睡眠,以此防范威胁。在鸭群边缘且只用单眼睡眠的鸭子经历的USWS水平,要比鸭群中间的鸭子高出150%。鸭群哨兵睁开的那只眼睛始终盯着鸭群外围。在1989年的一项研究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马克·A·埃尔加(Mark A.Elgar)指出,当群体变大或动物个体向群体中心移动时,动物个体的警惕性就会降低。

    候鸟在进行不停歇的长距离迁徙期间,也会采取不同的睡眠策略。2016年,前往德国工作的拉滕堡和团队趁小军舰鸟(Fregata minor)在当地迁徙停留,研究了它们的USWS和 BSWS睡眠模式。研究显示,当小军舰鸟经历USWS 睡眠时,与清醒大脑半球对应的那只眼睛是睁开的,并看着鸟群前进的方向。另外,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的托马斯·福克斯Thomas Fuchs)在2006年发现,斯氏夜鸫(Swainson)通过日间小憩,以及在栖息时闭上一只眼睛,来弥补夜间飞行缺少的睡眠。

    4.第一晚效应

    人类不会进入典型的USWS状态,但我们偶尔也会经历一些类似的情况。美国布朗大学的玉置应子(Masako Tamaki)和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记录了人们在陌生环境中过夜的脑电图。玉置应子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脑电图显示这些人的右脑出现了代表深度睡眠的慢波,而左脑则是浅层慢波,这表明他们处于更加警觉的状态。此外,左脑也更容易被唤醒。这种不对称被称为第一晚效应,因为这种效应在第二晚就消失了。但一到陌生环境里,这种警觉性仍会再次出现。这让人联想到对婴儿的哭泣声保持低觉醒阈值的妈妈们。

    经过离开家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可能会感到睡眠不足。但对只用半边大脑来睡觉的动物来说,这种睡眠方式似乎对它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任何影响。相比使用BSES或REM睡眠策略的动物,习惯了USWS的动物花在睡觉上的时间更少。即便这样,它们的游动﹑飞行﹑进食和与同伴进行社交的能力并没有减弱。海豚在一天里有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清醒的,剩下的时间则用两边大脑交替进行USWS睡眠。尽管缺乏REM睡眠,海豚大脑和身体的恢复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穆克梅托夫和同事在1997年指出,睡眠研究中的海豚看上去总是非常健康。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中,近距离观察发现,海豚能够学习并记住复杂的任务。军舰鸟在长途飞行时大幅减少了总睡眠时间,但仍能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和飞行效率。

    有些动物选择轮流进行USWS,来分担缺少睡眠的问题。半睁眼的绿头鸭哨兵虽然减少了睡眠,但它的行为并不受影响。到了第二天,哨兵的任务就交给群体里的其他成员了。单半球睡眠之所以吸引研究人员,是因为它展示了动物们为保证日常休息而采取的不同演化策略。

    USWS的野外研究发现,让科学家开始用它来探索睡眠对初生动物大脑发育的影响。1999年,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心理学系的团队(包括本文作者)发现,新生原鸡(Gallus Gallus)在孵化后的第一周经历了更多的左脑睡眠。在出生后的前几天,这些雏鸟倾向于使用左边的大脑来第一次处理外界刺激—包括图案和颜色。因此,睡眠似乎可以帮助它们整合新学习的知识。从第二周开始,当雏鸟进行更多与空间和处理新事物有关的活动时,它的右脑睡眠也增加了。当我们训练雏鸟进行颜色辨别任务时,它们就会经历更多的左USWS(右眼闭合、左脑睡眠),因为左脑是学习颜色的主要脑区。当进行空间任务时,比如从围栏角落里四个容器中挑选出顶部带孔的那个容器(里面装有食物),小鸡使用的是左眼。当小鸡完成任务后,它们在休息时就会经历更多的右USWS(左眼闭合、右脑睡眠),证明右边的大脑更擅长处理这类任务。

    最活跃的大脑半球—无论是进行USWS还是BSWS—都相对花费了更多时间来睡觉、恢复。同时,与不占主导地位的大脑半球同侧的眼睛负责注意捕猎者,并对周围环境保持警戒。我们发现,在笼子上方移动黑色物体会让处于USWS 状态下的雏鸟受到惊吓而立刻醒来,并发出求救声。即便刚出生的雏鸟需要牺牲一些睡眠时间,来适应新世界的强烈感官体验,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它们始终保持警惕。

    研究单半球睡眠动物或将有助于解开睡眠的生理谜团,甚至还能解决人类的睡眠问题。呼吸暂停和其他生理疾病对一个大脑半球的影响往往比另一个大脑半球更大。单半球睡眠研究或许可以解答,一个物种如何在享受休息带来的好处时,还能保护自己避免遭到捕食。使用一边大脑睡眠是解决这种困境的绝妙答案,因为动物可以同时处于清醒和不清醒的状态。源自赫拉克利特残篇里的一句话“沉浸在睡眠中的灵魂亦在努力工作并为世界作出新事物”,可以算是单半球睡眠研究的完美注脚。

    撰文:吉安·加斯通·马塞蒂(Gian GastoneMascetti) 翻译:何希敏

    (作者吉安·加斯通·马塞蒂系一名资深的神经生理学家,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普通心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睡眠,尤其是睡眠和大脑侧化之间的关系)

    (本版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电视剧孤城闭
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梧老。是处瓜华时节好。金尊倒,人间彩缕争祈巧。

    立秋日,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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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彦: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集中在作品里分享到: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19年07月30日09:33

    

    评论家李敬泽说,陈彦似乎从来不担心不焦虑的一件事,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说服力。陈彦的本行是戏剧,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就具备一种能力,就像舞台上的“角儿”,站到那里,一张口,便是一江春水,百鸟朝凤……取信于人的说服力首先取决于语调。好的小说家必有他自己的语调——那是在西安或小说里的西京锤炼出来的语调:是锋利入微,是光棍眼里不揉沙子,是老戏骨评说人生的戏,是雅俗不拘、跌宕自喜,你能感到这样的语调本身就是兴奋的,它沉浸于人间烟火,它自己对自己都入了迷。

    近年来,作为深浸于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戏剧家,陈彦连续推出《西京故事》《装台》《主角》等长篇小说。在把小说中的小人物推向台前的同时,他也被置身于聚光灯下。《装台》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5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2017年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此次书博会,又推出“陈彦小说三部曲”丛书。

    2019年,陈彦离开生活三十年的西安来到北京,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

    访谈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的童年吗?有人认为童年的生活滋养作家的一生,您认同吗?

    陈彦:我的童年是在陕西省镇安县的大山区里度过。那里过去叫“终南奥区”,就是终南山里神秘而又不为人知的地方。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教书。整个童年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转移了几个公社。基本上是三四年换一个地方。那时交通不便,觉得换得很远,环境老是新的。现在看来,也就是在方圆一二百公里的地方兜圈子。上学,也经常整班级地住到生产队里劳动,勤工俭学。尤其喜欢到“广阔的田野”住上几天,吃大锅饭,睡大通铺,割麦子、点洋芋,还搞泥塑,觉得摆脱了父母的管束,很自由,很好玩。还有就是看电影、看戏,一赶几十里地,觉得可满足、可幸福。记忆大致如此。

    要说生活滋养,到现在我描写山区,还都是那时的记忆。山民的形象,也总是那时熟悉的面庞。也许比同龄人多换了些环境,多认识了些人,便对生活有一种新奇感。那时别的孩子看不到报纸,但我能看到。许多字,连看带蒙的,算是多了一个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知道山外还有很大的地方,那里好像比我们这里事更多更热闹。童年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肯定是极有意义的,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给山村形貌打下了底色,让我每每写到山区时,都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后来我也常回去,公路变了,人的服饰和生活方式变了,总有不变的东西在那里恒久屹立着。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文学的热爱受谁的影响?

    陈彦:准确说,是受时代的影响。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镇安县的文学青年特别多,好像搞文学是一种时尚。那时经济建设还在摇摆期,全民经商的时代还没到来。读书成为青年的一种时尚。能写点东西,在外面发表一下,那简直是轰动全城的事。那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县工会这些组织,会经常请些省城的作家诗人来授课,或者开改稿会。好稿子,《延河》这类杂志会专门编一期类似“镇安文学专号”。就把一城的青年都能搅动起来,朝文学的路上狂奔。我十八岁在省报文艺副刊发了一篇散文,激动得一天到街上转三圈,看人都是啥反应。文学是好东西,也是害人的东西,成了就成了,不成的,害得一辈子疯疯癫癫找不着北,最后连普通人的日子都没得过。在我的印象中,镇安文学当时很厉害,后来就逐渐分化,各弄各的事,坚持下来的人不多。我以为,干啥事都重在坚持。坚持总是有收获的。

    

    陈彦

    中华读书报:陕西名家很多。你们之间的交往多吗?您的创作有无受到他们的影响?

    陈彦:陕西文学名家大家的确很多。我受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柳青先生我无缘见面。但读他的《创业史》和系列作品,尤其是在文学圈子读他的人,读他的人格,读他对创作与生活的认识处理方法,受益匪浅。路遥也接触不多,在一起开过会,听过他的讲座,最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在一起吃过一次烤羊肉。是老乡请他,我蹭吃。我听他说创作,说朋友,说小吃,说身体状况。时间不久,我就在广播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感觉他的身体很壮实啊!他的作品当时炙手可热,只要发表的,我几乎全都找来读了。前几年我又重读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因工作关系,连《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本都通读过一遍,还参加过各种研讨会,滋养是巨大的。再就是陈忠实老师。我们接触颇多。那些年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当院长,常请他来看戏。他特别爱秦腔。我写的《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舞台剧,他都看过,并且还都写了评论文章。后来写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他也都看了,《西京故事》写了文章。《装台》一直说写,却病情越来越严重,还是以题字的方式加以鼓励。他像一个文学父辈一样,总是在提携、呵护着我。他去世时,因工作原因,我是治丧小组的组长,送他遗体进火化炉的那一刻,我泪眼模糊,觉得是一个真爱着自己的文学长辈走了。

    还有就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体对自己的影响力。贾平凹先生是文坛公认的“劳模”。我们认识很早,大概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老到镇安深入生活,并且写了《鸡窝洼的人家》,后改编为电影《野山》。我从镇安调到西安后,他家是我们常去的地方,那时见面会打个小牌。更多的,还是喝茶,聊天,谈文学,说各种有趣的故事。我们见他总在写,有时进去烟雾缭绕得人都看不清,作品层出不穷,这种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名气够大了,真的是笔耕不辍,这让我们没有不继续写下去的理由。我写的舞台剧,但凡请,他也来看,还会提意见、题字祝贺。由于是老乡,见面特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包括隐忍、以柔克刚这些东西。文学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贾平凹先生对我的创作影响,更在一点一滴之间。再就是陕西文坛有一批厉害的评论家,他们是托举作者的高手,我每每感到这些大手的温度与力道。

    中华读书报:在陕西生活多年,您创作的多部作品也以陕西为背景,能否谈谈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陈彦:我25岁进西安工作,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专业编剧。在这个城市生活了30年。衣食住行,全靠这个城市供养。感情的深度与浓度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更别说在创作上给我提供的各种养分和材料了。写作的方法有千条,对于我,最根本的是对生活的熟悉与浸泡。不熟悉的生活,我一个字也编不出来。不是说必须亲身经历,而是书写对象,我们需要用各种办法去努力接近,最终骨骼与皮肤都可感时,才能下笔。我之所以要反复写西安,写陕西,甚至写秦腔,写文艺团体的那些生活,就是因为熟悉。在一个居住了30年的城市,写她的肌理与骨感,还是略有点把握的。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全都集中在我的作品里了。离开这座城市前,我给这个城市写了个话剧,也算是对这座城市生活特质与精神脉相的一次概括吧。话剧先起名叫《秋色满长安》,后来改名叫《长安第二碗》,女儿陈梦梵也参与了创作,我是希望把他们年轻一代人的思维带进来。我还为此专门写了个后记《向西安致敬》。

    中华读书报:写作多年,陕西在您的笔下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

    陈彦:变化是惊人的,有些地方一段时间不去,是要让我为之瞠目结舌的。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们是亲身经历者。物质与精神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尽管有诸多不如意,但总体我们在进步,是大踏步的进步,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因为我们身在其中,一切历历在目。在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构与挤压、较劲中,精神迷失问题,的确也严重存在。但人比昔日文明程度的总体提高,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无论城市、乡村,人都在向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蜕变。因为我们太熟悉三四十年前的农村、城市。正因为还有诸多问题存在,文学干预生活的力量就不会减弱。作家在这块热土上还大有可为。

    中华读书报:您目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何?到北京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彦:我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自己感到是一次专业的回归。我搞了几十年戏剧创作,来到这里,是给我提供了更高的学习平台。全国戏剧高手很多,在协会与他们打交道的机会多了,尤其是能看到更多中外优秀的戏剧演出,感到很满足。北京大,就是辛苦些,有时为看一台好剧,需要耗掉四五个小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得适应。苦并快乐着吧!

    中华读书报:镇安还有亲人吗?回头看您走过的路,您愿意怎样形容这片土地对您的影响?再回西安、镇安时,是怎样的心情?

    陈彦:镇安还有很多亲戚、同学、朋友,还都保持着联系。西安生活时间更长,亲戚、朋友、同事更多。老想回去看看,但工作又不允许。我至今只要做梦,还都是镇安、西安的事。有好多次梦中上班,还都在过去工作过的单位开会、分房、评职称。这就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也是对我生命不可撼动的影响力。陕西与北京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陕西人大概更从容、自在、率性一些。北京相对包容、严谨、矜持一些。加之自己什么也不熟悉,就还是在工作以外,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倒也产生了适应性。

    中华读书报:书博会有您的三部作品插图版,谁作图?合作是有什么机缘?为什么将这三部作品集中出版?以陕西为背景的作品,占您多大比例?

    陈彦:这三部长篇小说插图版,都是在陕西师大出版社的推动下完成的。是他们策划、创意的。他们做得很认真。插图人是书画家马河声。那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也熟悉我所描写的那些人物故事,加之他书画双骄,我是喜欢中国古典书画作品中的书画同构画面。我觉得那样的插图,更雅致、馨香、有书籍的气味。马河声先弄了几幅作品出来,朋友们都觉得很满意,他就连着创作了20幅,比我小说写得好,增色了。

    截至目前,我所创作的作品,基本都以陕西素材为主。包括舞台剧《大树西迁》,写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故事,也是站在陕西的土地上,书写上海这批知识分子的性情、性格、困惑与奉献的。我说过,不熟悉的东西没法写。不烂熟于心的生活,是压榨不出所需要的精神玉液的。

    中华读书报:对于未来的创作,您还有哪些规划?偏重戏剧创作还是小说创作?

    陈彦:我初到新单位,工作比较繁忙。还无法进入创作。不过阅读量倒是在加大。无论出差还是公休日,我给自己的读书都在施压。比如重读中国四大名著,突然发现了自己过去阅读这些书籍所没有认知的诸多盲点。还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在我们的传统小说中,也早有端倪。兴许我的判定不对,但几百年前的几位中国小说之父,的确是了不得的。他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历史的批评精神,今天仍是一种高度。更何况语言的真正中国表达。当然,对杀人如麻的快意,也让我常常不适或惊愕不已。重读,细读,精读,精彩处老想找人分享。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书,总觉得坐飞机的时间短了些,怎么两小时连50页还都看不完。总之,还在为未来的创作做基础工作。至于戏剧与小说,我从来都认为是互补的两个方面。国外很多小说家也是戏剧家,戏剧家也是小说家。什么题材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眼下可能对小说会偏重一些,才写上瘾嘛。手头倒是有两个题材,还在准备材料阶段,酿酒发酵吧,兴许写出来还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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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真的“昏”吗?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08日        版次: 30     作者:

    ▌柳树下
    2011年,一个盗洞引出了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园,这个位于江西南昌的西汉大墓的发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下,伴随着其丰富的陪葬品、完整的墓园建制、历史文献的相互佐证等大量的物证下,2015年被列为了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大量的历史文物,让墓主人海昏侯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所著的《海昏侯刘贺》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而最新的这本《海昏侯新论》则作为《海昏侯刘贺》的姊妹篇,结合近年最新的海昏侯墓文献、文物研究,依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海昏侯刘贺》中未及详论的内容以及存在争议等地方进行深入思考。
    全书第一篇就是介绍刘贺其人和西汉中期宫廷政治的情况,基本上是《海昏侯刘贺》这本书的浓缩版,甚至可以作为上本书的序言。因为刘贺在位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且完全被之前的政治形势所左右,那么在刘贺即位之前,也就是汉武帝、汉宣帝时期的政治格局则显得格外重要。
    霍光在汉昭帝时期,扫除异己,通过武力、政治手段清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在汉昭帝去世后霍光主持推举昌邑王刘贺为下一任皇帝。作者认为,霍光选择刘贺有这么几点考虑:第一,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在辈分上就比他们低,霍光的女儿还是汉昭帝的皇后,不管在内事还是外事上霍光家族都压皇帝一等;第二,刘贺当年不到二十岁,且又远离京城,政治经验几乎为零,朝中根本没有势力;第三,从一些资料来看,当时刘贺被人称为“清狂不惠”。而所谓“清狂”,就是白痴的意思,“不惠”就是不怎么聪明。可能是考虑到以上种种原因,霍光无论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人都是最适合的皇帝人选。
    但是登基二十七天后,这个“白痴皇帝”竟然被霍光给废了。而且还不是刘贺做了有多出格的行为,做了什么危害朝廷社稷的事。当霍光突然宣布废掉刘贺时史书上的记载是“群臣皆惊愕失色”,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霍光有这样的举动。然而在多年过去后,史书给予了群臣答案。原来刘贺并没有霍光想象的那么傻,为什么扶他上位,朝野上下心知肚明的事,唯独刘贺不配合霍光演这出戏。他竟然真的做起了皇帝,着手调整宫廷近卫兵马。一上来就要换掉长乐宫护卫长。长乐宫里住着霍光的大王牌,霍光的外孙女、汉昭帝的皇后,也就是上官太后。这才刚登基二十来天就这样,以后还得了。霍光便直接废了刘贺,让他回去接着当昌邑王去。
    在之后继位的汉宣帝长于民间,他太了解霍光需要什么,于是乖乖的配合他演完了这出戏。在霍光死后依旧不敢有大的举动,而是慢慢地将权力从霍家人的手上夺过来。作者专门选取了一些细节作为补充,西汉诸帝所使用的年号,除了哀帝,一般都有固定的年数,汉武帝是四年一改,汉昭帝是六年一改,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数,及天不变,数亦不变,如果天有变,则数必更换。在霍光的操纵下汉昭帝六年一换年号,汉宣帝继位后,依旧延续着六年一改的规则,意味着天没变,数还是我们霍家说了算。但在霍光死后,宣帝直接把本始六年改为地节二年,同时追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给朝野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
    刘贺作为霍光留下的不稳定因素,宣帝一直不放心。所以宣帝派张敞到山阳做太守专门监视昌邑王刘贺。三年后大局已稳,在听了张敞的汇报知道刘贺不足成事后,便改封刘贺为海昏侯远迁江西,并且命其“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就是不要参加刘家的各种宗庙祭祀了,老老实实在海昏国待着吧。这其实在宫廷斗争中不失为最好的结局,世代为侯,荣华富贵安享余生。但是刘贺确实脑子不太灵光,跟身边人随便说什么当初自己本来可以先除掉霍光亲政,还妄想自己再升一格成为海昏王。种种想法,让汉宣帝觉得必须给这个看不清形势的海昏侯,加以警告,于是一下削减了他3000食封户数,要知道整个西汉加起来对于王侯的惩罚削食封也不过6000多户,海昏侯一人就占了一半。最后怀着愤恨郁郁而终。
    在这本《海昏侯新论》中作者通过考古挖掘,深入了解了汉代皇宫都城的布局。中国古代城市最为核心的部分要属皇宫,宫城、皇城的布局是非常讲究的,背后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天、地、人关系图谱。比如明清皇城承袭两宋布局,皇城位于城市中心;而隋唐时期皇城则位于城市最北端。而秦汉时期的皇位又在什么位置,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复旦大学杨宽先生曾提出秦汉“侧重西南”一说。据考究汉代的未央宫就位于都城的西南侧,而汉代人在这样的布局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想法,在海昏侯墓中我们得到了强力的佐证。
    作者提到,在2016年部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展览时,他仔细观察了海昏侯墓园平面图,并惊喜地发现,作为最重要的墓主人海昏侯刘贺的墓室就位于西南。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墓园的规划也会按照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按规格参照。有关为什么要把皇宫放在“重西南”的位置,作者认为从汉到唐的都城建设在观念上存在着从“敬天”到“仿天”的过程。汉代宫城位于西南角,面东敬旭日面北敬极星。到了隋唐,皇帝认为自己就是天,所以靠北而居,事他如同事天。中国古代城市结构的发展变化,背后隐藏的是整体的天、地、人,互相调和变化的结果,而当我们去了解这背后的因素时,考古的发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佐证。
    《海昏侯新论》并非是一部系统讲述海昏侯墓挖掘与研究的著作,主要是一些问题的解答和专题的集结,依据考古学进行解读。不如前一本书《海昏侯刘贺》那样流畅,大量史料的引用也会增加阅读的难度,可能会让读者感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比较摸不到脉络。其实考古学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辅助材料,以强有力的物证,填补了历史文献留下的空缺。很多问题仍需深入研究。有些随着文物的重见天日真相大白,有些则依然尘封在地下,尘封在历史的尘埃中等待学者们去挖掘。(《海昏侯新论》 辛德勇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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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来自深海,来自深渊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08日        版次: 24     作者:

    

    这本初版于上世纪前半世纪的书,已全球发行了愈两千五百万册。

    

    ▲温森特·梵高 《麦田与丝柏》,作于1889年。布面油画,73×93.4

    (上接23版)

    ❸

    在博里纳日矿区到处是巨大的烟囱和高大的煤山,它们耸立在煤矿的入口。在温森特租住的棚屋附近有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远眺,可以看到矿区的全景。那里有烟囱,煤堆和煤矿工人的村舍,这些每日匆匆而过的小黑影,像是巢穴里的蚂蚁。然而在博里纳日,温森特也发现了令他内心震动的美。比如在圣诞前夕的黑暗日子里,大地银装素裹,博里纳日景色如画,每一样事物都会让人想到中世纪的绘画。矿工们在漫天白雪中,从黑夜走向光明的回家之路是一个独特的景象。当这些人从黑暗的煤矿里出来时,他们黝黑的样子就像是扫烟囱的人。他们的住所很小,这些小棚屋散落在下陷的道路旁、树林里、山坡上。这里处处还能看到苔藓覆盖的屋顶。夜晚,一束灯光透过小窗格照射出来,温馨而美好。博里纳日到处笼罩着一层薄雾,云的光影的明暗对比形成的奇异效果让梵高想起伦勃朗或者是米歇尔的画作。在雷雨之间夜色漆黑的夜晚,闪电的光造成奇特的效应,让一切事物在瞬间变得可见。在这座幽暗而巨大的煤矿的旷野中,温森特独自站着,眼前的景象让他联想到《圣经》中巨大的诺亚方舟,在可怕的滂沱暴雨和黑暗的洪水即将蔓延之时,一道闪电的光芒照亮了一切。

    然而梵高的所见并非只有美景。在博里纳日矿区,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下矿井。他们在不断发生事故的危险中干活儿,但工资却低得难以糊口。他们住的是破烂的棚屋,他们的妻子女儿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忍受着寒冷、热病和饥饿的煎熬。牧师对梵高说:“温森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人民需要有人向他们布道,使他们得到安慰的话,那就是博里纳日的人民。” 梵高跟矿工一起下到了700米深的井下,探究这个地下世界里的角落。1880年7月,梵高在博里纳日给弟弟提奥写信时说:“我在一个煤矿里度过了大概六小时。那是这附近一带最为古老且最为危险的煤矿,它叫作马卡斯,这个煤矿早已臭名昭著,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死在了里面。有人死于下矿井或从矿井底下上来的时候,有人因为吸入毒气体而毙命,有人死于瓦斯爆炸,还有人死于地下渗水,或者老旧隧道的塌陷。”

    ❹

    坠落在深渊的人,这是梵高的自况。深渊有可见的,比如穷苦的矿工每天进入的矿井;也有不可见的,这是梵高身陷的困境。以上帝使者的身份向身陷黑暗和困苦中的人传递福音,这是梵高最初的职业志向,然而后来他发现上帝拯救的力量并没能阻止矿井灾难的发生,也没能拯救穷困者的病苦。再后来梵高自己也身陷生存的泥潭,在困厄中苦苦挣扎,饱经失败的世俗生活的煎熬。“梵高,一颗破碎的心所感受到的不幸,比美满的幸福对你更有好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在饥肠辘辘走投无路的时候,梵高去跟一位画商借钱未果,画商教训他:“艺术家靠痛苦滋养,如果你挨饿、沮丧而又十分不幸,你应当高兴,那是上帝对你发善心啦。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无论上帝和魔鬼都不能摧毁他们。”

    然而终身都未能摆脱缠绕的困苦,饱尝世态炎凉的梵高最后自我摧毁。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望梵高,是对我精神光谱的溯源,也是向一代杰出者的致敬。离开纽约前我再次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梵高。这次是坐地铁到大都会博物馆。纽约地铁入口的狭窄令我惊诧,我无端地会担心它的拥挤。银色的地铁列车,门侧印有星条旗。全列车乘客很少。黑肤的妇人戴着耳机闭目假寐。在座位的另一端是身穿T恤,戴着黑框眼镜梳着麻花辫的亚裔女子。这次我们是从大都会博物馆后街的公园穿行而过。公园的街角有独自坐在长椅上拉大提琴的老人。再次进入大都会博物馆辉煌的展厅,我可以更从容观看。

    《麦田与丝柏》。也是我熟悉的画作。这是梵高在圣雷米精神病院所作。天才的激情与世俗生活的孤寂和困厄带给梵高心灵的疯狂和精神的分裂。然而身处精神病院带给他更加奇异的体验。在圣雷米的时期,梵高画了一系列作品,专为捕捉普罗旺斯乡间缀着丝柏和橄榄树的景色。1889年7月2日,梵高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描绘了这一系列中最新的一幅作品,就是他从六月开始的一幅画:“我有一幅布油画,上面有丝柏、一些麦穗、罂粟和蓝天。蓝天就像一块多彩色的英格兰格子花呢,使用了厚厚的颜料,好像蒙蒂切利的画那样。”

    梵高认为这幅洒满阳光的风景是他描绘夏季的油画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当他在精神病院住到三个月时,他找到了一个关于丝柏的主题。这把他从自身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使他超乎于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之上。那些丝柏树高大魁伟。前景是低矮的荆棘和灌木丛,后面有一些紫罗兰色的山。绿色和玫瑰色的天空上挂着一弯下弦月。他把前景的荆棘丛涂得很厚,带着黄色、紫罗兰色和绿色的笔触。晚上当他看着自己这幅油画时,他明白自己已经摆脱出了这个深渊。当晚,温森特没有如约回到精神病院。次日,人们在达拉斯贡和圣雷米之间的一个地方,发现他脸朝下匍匐在一条沟里。

    梵高生前创作过大量的作品,然而只卖出过一幅画作。如今梵高的绘画作品已经成为艺术博物馆的镇馆藏品。《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最为著名的作品,这是梵高在切掉自己耳朵之后创作的作品,当时的梵高经常因为精神病发作而使自己受伤;《圣雷米的群山》(Mountains at Saint Remy)收藏于古根海姆博物馆,自己切掉耳朵的梵高在第二年便住进了法国南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他所描绘的就是在当时所看到的山脉。“我觉得体内有一股需要释放的力量,一把我不能扑灭的火焰,必须保证它一直燃烧着,虽然我不知道这会给我带来什么结果,也不该乱猜着会不会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这是梵高给弟弟提奥写的信里的话。心头燃烧的火焰催生了杰出的艺术,也最终使艺术家的激情和生命化为灰烬。

    现在那些陈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梵高的画作就在我的摄影集里。

    《看书的吉诺夫人》(Marie Julien,1848-1911),绘于1888-1889年。吉诺夫人是梵高在阿尔时期的旅店女店主。梵高、高更和吉诺夫人的关系非常好,1888年11月,吉诺夫人答应了高更和梵高让自己做模特为自己画像的请求。在一个小时内,高更和梵高同时为吉诺夫人创作了好几副名为“阿尔勒妇女”的素描和油画作品。

    站在这些画作前仿佛能感受到梵高的呼吸和心跳。电影《至爱,梵高》是我后来看到的。1998年在北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我第一次看到BBC拍摄的纪录片《梵高》。这是更为具象的观看。然而梵高作品的真迹可以让我更真切看到他的创造物。

    “亲爱的提奥,我画了一个播种者,一个割草的人,一个洗衣盆旁的妇人,一个女矿工,一个女裁缝,一个挖掘者,一个扛着锹的女人,一个救济院的男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推着装满粪肥的独轮手推车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我的画笔下还会有更多的形象。”

    这是1883年梵高在海牙写给弟弟提奥的信。1890年成为他们永诀的时刻。

    杰出的艺术家的自我训练自我砥砺和成长,以及他与所在时代的关系,他与世俗生活的关系,他与周遭人群的关系,在梵高这里都得以显现。终其一生环绕着他的贫穷、匮乏、焦虑、痛楚、失败、挫折、疯狂,都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史。

    ❺

    作为出生并成长于矿区的人,我对有矿区背景的艺术家怀有亲近感。仿佛那是血缘的亲近。音乐家鲍勃·迪伦、作家索尔·贝娄、诗人奥登都如是。甚至我对书写过矿区的作家都怀有好感,卡夫卡写过《矿区工程师》,芥川龙之介收在小说集《罗生门》里的《矿车》。

    看梵高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也觉得是看一个灵魂契合的朋友。梵高当然不是某个人的私产,然而我能找到与这个人共有的资源:黑暗中的孤独。尘世间的忧患。精神的荒寒。

    梵高是令我有血缘感的人。他在博里纳日矿区做传教士的经历令我铭记在心。在我日日穿行在幽暗的矿井中,亲历和见证灾难与祸患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梵高以上帝之名拯救,以福音给予安慰的人。尽管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度,活在不同的世纪。在黑暗中发生的死亡和伤残令我恐惧。带着《梵高传:渴望生活》进入矿井里,这是我的安慰。对我来说梵高如同暗夜的灯。然而我不能忘记梵高在最后时刻开枪自毙带给心灵的震撼。

    当矿工时我需要参加技术培训,在技术学校住宿。我随身带着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回到寝室就会躺在上铺读书,看到梵高开枪自毙的时候正是傍晚,我走出寝室,在学校操场漫走。此时夕阳如血。我仿佛看到法国瓦兹河畔奥弗斯村麦田里惊起的乌鸦。黑色的成群低飞的乌鸦在鸹噪,这是我青年时期遗留在心头的回响。这响声如同某种象征回旋在个人的精神极地。

    大约在中午,火热的太阳晒到他头顶时,天空突然出现黑鸟。它们充满空中,遮暗了太阳,用厚厚的夜幕把温森特盖住。顺着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和他的嘴,把他埋没在它们拍打翅膀聚积而成的一团不透气的黑色浓云中。他抬起头,仰面对着太阳。他把左轮手枪压在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他倒下去了,把脸埋在田野上肥沃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泥土之中,像一种急速还原的泥土,正在返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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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望梵高,是对我精神光谱的溯源,也是向一代杰出者的致敬。”如果一个人来自深海,来自深渊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梵高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8月08日        版次: 23     作者: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梵高自画像《戴草帽的人》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夏榆(小说家)

    ❶

    《戴草帽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a Straw Hat)。温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作于1887年的自画像,我看到过多次,当然都是印刷品。真正见到原作我的心脏还是会狂跳。这幅自画像单独陈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二楼“欧洲艺术”厅,编号为6015。镶嵌在金色镂花画框的原作摆放于银灰色展台上,观众透过矩形钢化玻璃罩观看它。这幅自画像是梵高用平常绘画使用的帆布背面画出来的。戴在头上的黄色卷檐草帽,粉色而消瘦的面容,浊黄又忧郁的眼珠,挺直的鹰钩鼻,满腮浓密的褐黄色胡须。我久久凝视这幅画,仔细察看画布上笔触和色彩的纹理,凝视这画仿佛看见梵高的真容,看见他握着画笔骨节暴突的手,仁慈而饱经忧患的心灵,敏感又狂暴的头脑,都由这画境浮现。梵高习惯握画笔的手握住7mm口径的左轮手枪压着自己的腹部扣动扳机。

    没错。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我是来看梵高的。

    2017年9月29日,我到纽约的第四天。依旧喜欢徒步穿越曼哈顿区,我愿意在纽约街头徒步行走,在摩天大厦的丛林里穿行,脚踏纽约的大地可以更真切体验这座城市的魂魄。头顶是湛蓝天空,轻羽般流云,阳光炽烈如同炉火炙烤。从我们下榻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出来,沿着长街走。时代广场。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百老汇。我让身体对这些地标性建筑保持直接的触感。这一天我要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到那里看梵高。

    在纽约帮助我的是一份纽约交通图。这是从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纽约》掉下来的,因为频繁的翻阅而开胶,册页都是散的。我喜欢书籍被翻破的状态,以为更有纪念意义。在曼哈顿市区图上我将必需前往之地都用笔作出标识。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第五大道82号大街。我们从中央公园穿过,看到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博物馆,恢弘雄阔如圣殿。它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外观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设计。博物馆的使命是跨越所有文化和时期收集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通过安检进入辉煌的大厅,我知道进入了人类艺术的宝库。

    带着导览图直奔二楼的“欧洲艺术区”。到那里寻找我深怀渴望的梵高。因熟悉而亲近,因亲近而渴望,这是我对梵高所怀有的心迹。以朝圣般的心意去看一个人,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对梵高,我愿意怀有这样的心意,虔敬而诚挚。

    展厅里悬挂着梵高的画作,《向日葵》、《麦田与丝柏》、《看书的吉诺夫人》等,与梵高并置欧洲艺术展厅的是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万福玛利亚》、保罗·塞尚的《静物:水罐、杯子和苹果》、克劳德·莫奈的《圣阿德列斯的花园》、爱德华·马奈的《穿斗牛士服装的V小姐》、埃德加·德加的《舞蹈课》,这些作品已成人类艺术史的瑰宝。

    然而我愿意长久伫立在梵高的自画像前,沉浸于个人的追念与缅想。看到过梵高不同时期的自画像。除了《戴草帽的自画像》,还有1887年作于巴黎的《戴灰毡帽的自画像》(油画41×32CM)已经能看出梵高后期的消瘦面容和抑郁的内心状态。带给我心头震撼的是梵高1889年作于阿尔的自画像《抽烟斗的人》(油画51×45CM),戴着灰黑皮帽,皮帽之下从耳朵到脸颊以至下颏缠着厚厚的绷带。他的眼神更加抑郁,然而满脸褐红的胡须消失。这是梵高在疯狂割掉耳朵之后画下的自画像。倒霉而永不走运的面容,混杂着忧郁和哀伤的眼神,被白色绷带缠绕着布满创伤的头颅,这些画像总是令我有难以言说的隐痛。

    ❷

    “他坠落于幽暗险境交错的深渊,这是充满挫败的世俗生活,如同炼狱的艺术生涯,存在之绝望构成的深渊。他在这深渊里挣扎。天才总是由上天拣选的,而上天会有试炼天才的方式,使他饱经磨难久历苦痛的同时也会照拂他。梵高的弟弟提奥就是照拂梵高的人。他们心智契合,情义笃深,即使辞世也在同一时期。梵高如同璀璨的星辰,在炽烈燃烧之后陨落,而他的弟弟提奥也在梵高辞世之后逝去,终结他的天命。”这是我读欧文·斯通《渴望生活:梵高传》时写下的随感。我曾经有过不同版本的《梵高传》,最早的《梵高传》是1983年我开始做矿工,在工余时间用第一个月领取的工资96元到北京旅行,在一家书店买下精装版的《梵高传》。从北京到回矿区,下矿井的时候我会带着阅读。避免蹭满煤屑的手脏了书页,我给书包着塑膜封皮,再用旧报纸包着揣在怀里带到矿井之下。在我看守变电所的石头硐室里,将《梵高传》放在膝头阅读。我习惯用手指触摸印在硬封上的梵高的自画像。

    对梵高的亲近是源于这个人而不是绘画艺术。我是远离艺术也远离一切风雅事物的人。生于幽暗之地也活在蒙昧之间。一个生存于矿区的人,从天空降下来的不是幸运之星,而是黑色的沙尘。“我记得我年轻时坐公交车衣服每天洗。”这是我少年时代爱恋过的姑娘在多年后的追忆。而我能记起的是飞扬在空气中的煤尘从陈旧肮脏的公交车破裂的玻璃窗涌进来落到头发上落到衣服上。公交汽车沿着坑洼的公路颠簸而行,这是令人畏惧的旅程,车体扭动晃荡使人头晕目眩肠胃翻腾。这样的坑洼道路并非一处,而是横贯从矿上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然而地下的黑暗、脏污和祸患丛生远甚于地上。

    梵高走在博里纳日矿区的身影令我有血缘的亲近感。泥泞的道路,幽暗破败的工棚,危险的矿井,他满脸的煤屑,肮脏的手掌。这当然是表面的情形。而我看到并识别的还有他痛楚充满自我鏖战与失败感的灵魂,以及他永在困顿中的际遇和命运。梵高让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在世间存在所能有的孤独,孤独所能抵达的深度,他对孤独感的抵御和承受,以及这个孤独之人寻获的心灵慰藉。

    “我画了一幅素描,画的是矿工,男男女女正迎着清晨的光辉走在雪中,路边长满荆棘,他们的影子在黎明的暗光中若隐若现。画的背景是矿井的大型建筑物和大片的煤渣堆,它们模糊地屹立在苍穹下。”1880年7月梵高在博里纳日写信给弟弟提奥。1913年12月提奥的遗孀约翰娜追忆梵高,这年温森特来到博里纳日矿区,最初他和一位名为范登哈根的牧师住在教堂路39号,每个月需付30法郎生活费。在晚上他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拜访穷人,给他们布道。他尤其热心照顾那些生病和受伤的人,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去,他的钱,他的衣服和床。他租下一间条件简陋的棚屋。同时他开始画一些矿工们的服饰和工具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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