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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吴敏:《王国光评传》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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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神湖 于 2017/9/29 15:41:1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阳城籍明代先贤王国光曾任户吏两部尚书,是“千古一相”张居正万历新政的主要操盘手之一。三十多年前,我在阳城度过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听到过关于王国光的许多民间传说。由是之故,当我有幸拜读刘伯伦先生所著《王国光评传》(以下简称“王传”)时,自然觉得格外亲切。我的专业与史学相隔甚远,谈不上对明史及其人物的研究。这篇拙文,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拜读“王传”后的一些粗浅认识和感知。文中的欠妥和谬误之处,祈盼包括著者在内的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研究万历新政的开拓性成果及其学术价值

    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灭亡,最著名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万历新政。纵览以往的史学研究成果,研究张居正及其万历新政的著述不可胜数,但对张居正骨干盟友、万历新政主要操盘手之一王国光的研究鲜有所闻,更没有专著问世。刘伯伦先生所著“王传”不仅填补了这个空白,贡献了一部研究万历新政的开拓性成果,对史学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值得借鉴的学术价值。

    “忧国忧时、关爱苍生”的学术立场。苏州府吴江县是王国光出仕的第一站,他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使该县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特别是体恤民众疾苦,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和具体情况确定税役量度,坚决果断地革除以往长期施行、习以为常的“火耗”惯例,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在此后的河南仪封知县任上,王国光又平反冤狱、为民解困,不畏权势、抑制豪强,追回被王府霸占的民田120多顷,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仅任职一年就经朝觐考察以“循吏第一”升任六品京官。“王传”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传主“首知吴江县事,就展示了一个治世能臣的熠熠风采”;在仪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对于在户吏两部尚书任上鼎立襄助张居正厉行改革,挽救明中后叶严重的社会危机,实现虽短暂但彪炳后世的“万历中兴”的王国光,“王传”更将其称为“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改革家”,说他“不仅是阳城之光、山西之光,而且是中国之光”。“王传”对传主这些由衷、热切的赞誉,潜含和折射着作者“忧国忧时、关爱苍生”的学术立场。这在当今学术界盛行“精致利己主义”的大背景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导向性价值。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态度。注重搜集相关史料,对史料作严谨辨析以推导出结论,立足于既有史料对王国光的卓越政绩和宦海沉浮进行述评,是“王传”的一个突出特点。“王传”在2013年底就已脱稿,但作者尚未搜集到王国光的《司农奏草》,他不避寒暑,四处查找,在北京、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图书馆馆藏目录上查无此书,在山西省图书馆馆藏目录上有之却找不到原书。多方查找终无所获,只好在2016年11月将书稿付梓。仅为搜集一份史料,就将“王传”的出版延迟了将近三年。这种重视史料搜集认真到近乎苛刻的态度,对于史学研究特别是历史人物研究的确是难能可贵、堪值钦佩的。关于王国光与张居正的关系,两人籍分南北,举不同科,王靠政绩由知县到京官步步升迁,张从翰林院起家位达内阁首辅,在嘉靖和隆庆年间并没有同僚结交的时空。为什么王能成为张推行万历新政的骨干盟友呢?“王传”根据《张太岳集》所收张致王的两封信函作出判断,认为两人的深厚交谊产生于万历新政头四年,是王在户部尚书任上与张志同道合的精彩合作,赢得了张的高度信任。他们推心置腹、风雨同舟的盟友情谊,建立于志同道合、矢志改革的共同基础之上,这是“公谊”而非“私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革除积弊、励精图治,挽救腐败没落、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对王国光的信任、提携和重用,体现了张居正为国举贤、知人善任的政治抱负和宽广胸怀。当然,张居正与高拱在隆庆末年为内阁同僚,彼此之间非常熟悉。高对王国光有知遇之恩,张对王在知县和京官任上因政绩卓著而屡屡升职的履历也很了解,这是张任内阁首辅伊始就任命王为户部尚书的主要原因。不过,张首辅是人不是神,他也有注重私交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他在去世前把自己的一批“铁哥们”作为国家“大用之才”密奏推荐给了万历皇上,王国光却被排除在外。根据这个史料,“王传”认为王国光只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重要统战对象”,进入不了其“嫡系铁杆”的小圈子。这个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的结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傅斯年先生倡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学术态度,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此类例证,在“王传”中比比皆是。

    还原历史、条分缕析的学术方法。研究和评述历史人物,必须将其还原到他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中。基于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王传”对传主在复杂纷繁、阻力重重条件下厉行改革举措,特别是在某种两难处境下进行政治抉择的条分缕析,作出了思维清晰、令人信服的阐述和诠释。比如,张居正在厉行改革期间犯了两个有违儒家道统因而遭人诟病的失误,一是对上疏反对其“夺情”的官员挟私泄愤,惩处过于严酷;二是为禁止儒生借古讽今、扰乱人心、影响改革进程,在全国大面积地禁毁书院。王国光虽然在“夺情”风波发生时辞职居家,不在朝中,但他出任吏部尚书后秉承张居正旨意,过于严厉地惩处了反对“夺情”的官员。至于禁毁书院,他更是具体的执行者,负有连带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史》对王的评价是:“国光有才智。初掌邦时,多有建白。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毁于初。”王国光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王传”对王当时的现实处境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首先,“夺情”风波起于万历五年,禁毁书院实施于万历七年,在此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主帅张首辅的确不宜离职“丁忧”,儒生设坛非议改革确有抑制之必要,传主按照张居正旨意惩处反对“夺情”者、禁毁书院,均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次,张首辅重用传主,让其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为了让其支持和执行他的改革举措,无论是基于推进改革大业的共同初衷,还是基于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学教诲,传主都不可能拒绝执行张首辅的指令,与其唱“对台戏”;再次,权势如日中天、向来固执己见的张首辅,连自己亲家的劝解都听不进去,传主即使劝解也无济于事,故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地按照张首辅的意志去贯彻执行。他在写给好友的诗中,就倾诉了自己当时内心的纠结、苦痛和自责:“镜藻失前步,忧来漫支颐。走马叩明达,枯肠不可滋。去去虚贤席,恋国意踟蹰。”

    另外,“王传”还原传主历史真实的一个颇具独创性的方法,是“以诗观人、以诗识人”,从传主《率意稿》的244首诗中,观察到了一个在人生旅途和宦海沉浮中有志向、有能力、有作为亦有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诚如作者所说:“半年时间手不释卷读《率意稿》,朝朝暮暮与作者零距离接触,听其坦诚倾诉,见其音容笑貌,知其心路历程,我和王公真算是结下了忘年之交。其诗集,比起《明史》和世宗、穆宗和神宗三代《实录》对他干巴巴的零星记述,给我所提供资料的丰富多彩、细大不捐、生动感人和心灵震撼,居功至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读《率意稿》,我才真正基本上读懂了王国光,才有了写王国光的底气”。以此“底气”为基础,“王传”对传主作了“有抱负但无野心,有才智但不张扬,重交谊但不谋私,有惆怅但不悲伤,身多病但能长寿”的逐条评析,客观公正,多维立体,合理合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国光。

    坚持不懈地不断开辟研究新领域的学术精神。“王传”著者刘伯伦先生本来的专业是外语教育,曾在文革前创造过长治二中外语教育的骄人业绩。文革以后,他1978年初试入围北京大学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1981年转而主修地方志,主编的《阳城县志》被评为全省志书的“精品样本”,《中国地方志》杂志发表上万字的专题报导并作为样本在全国推广;所写多篇史志论文深受省内外方志专家好评,曾结集为《方志新议》由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亦名入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地方志辞典》和《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蜚声当今中国志坛,两次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他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受邀出任晋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和诗词学会副会长,不仅撰写和出版了《陈廷敬》、《千字典对注释赏析》、《晋城人物春秋》等学术专著,还一如既往地创作了大量的古体诗词,屡有佳作见之于报刊,多次在全国诗联大赛中获奖。其2004年在“沈园杯”全国爱情诗词大赛中获奖的七绝《沈园怀古》曰:“莎翁悲剧写朱罗,怎及陆唐饮恨多?桥下春波含旧泪,人间已唱自由歌。”此诗被镌刻在绍兴沈园的嵌墙碑上,供人们永久观赏。这本《王国光评传》,是其对家乡历史人物研究的又一新成果。刘伯伦先生这种老当益壮、久而弥坚、不断开辟研究新领域的学术精神,很让人钦慕和敬佩,堪为投身学术研究同仁之楷模。

    二、研究历史人物的优秀学术成果必然具有相当的现实影响

    学术研究是为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探索活动,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能造福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拓展人们生活的平台和时空,提升人们生活的境界和品位。“王传”作为万历新政研究和明史研究的一项优秀成果,其现实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对“戏说历史”不良现象的无声抵制和批驳。近些年来,在孔方兄的引诱和驱使下,为了迎合文化市场的低俗需求,在银幕上、荧屏上、网络上以及某些纸质出版物上,戏说历史之风盛行。“戏说”者,附会历史题材,虚构一些无厘头的、搞笑的、刺激性的情节进行创作或讲述之谓也。此类作品固然能使读者和观看者获得某种心理快感,娱乐性较强,具有一定的游戏和休闲功能,可以消减快节奏现实生活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但它们大都罔顾历史真实,添油加醋、胡编乱造、哗众取宠,把严肃的历史叙述当成了油嘴滑舌、打情骂俏、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消极、负面的影响不可低估。特别是一些“抗日神剧”,荒诞虚假,违背常理,坊间舆论多有指责和诟病。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能否正确认知历史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行进方向和发展水平。戏说历史的不良现象,实际上是在忽悠民众,戏弄民众,将历史搞成了一面扭曲真相、荒唐滑稽的“哈哈镜”。这势必导致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和无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潜移默化地扭曲和危害公众的社会心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百害而无一利。“王传”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尊重史实,比较客观地叙述了明朝中晚期经济社会和宫廷政治的真实状况,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治世能臣王国光,这对戏说历史的不良现象是一种无声的抵制和批驳。

    促进对历史人物的进一步拓展性研究。在我国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上,有志向、有作为的杰出人物粲若星河、数不胜数。对于功业卓著、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人们关注得比较多,学者研究得比较多,研究成果屡见于世、蔚为壮观。而对于他们的团队骨干成员乃至左膀右臂,则关注和研究得比较少,往往被湮没在前者的光环之中。再者,受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对政治军事领域之外成就斐然的历史人物,也关注和研究得很不够。“王传”突破了这个狭隘的视野,对张居正万历改革的骨干助手王国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全方位叙述和评析,具有明显的引领性和示范性。循着这个方向,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之范围当能得到很大拓展。仅就阳城和沁水两县而言,自唐末自清末,就有山水画派开山之祖荆浩、青绿山水派代表性画家萧照、诗曲奇才常伦、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张慎言、康熙名相陈廷敬、清廉“阁老”田从典、力抗强敌以身殉国的军事家张铨等具有相当历史影响的重要人物。然而,对他们的记载和评述只零星地见之于史书和方志,像“王传”这样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几近于无。可以预料,受“王传”的影响和启示,此类历史人物将越来越被史学研究所重视,将能取得越来越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对于借鉴杰出历史人物的品格、风骨和智慧,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传承,均具有难能可贵的现实意义。

    为贯彻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略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和借鉴。王国光作为户吏两部尚书在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中的作为和功绩,是“王传”着力最重的述评内容,也是传主宦海经历最光彩的高潮和成就。王任户部尚书伊始,面对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财政危机,果断地采取了裁减文牍、合署办公、清理拖欠、通融合计、细算严查、丝毫必究等得力措施,推出设立“坐粮厅”和实行“归并责成法”两大革新举措,很快就使财政状况由亏转盈,为日后“帑藏充盈、国最完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受到神宗皇帝“正己率属”的提字褒奖。此后,王在吏部尚书任上,按照张居正“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的主张和要求,坚决推进吏治改革,严格施行“考成法”,且在实践中及时予以补充和完善。他还雷厉风行地精简机构、裁革冗员,仅用一年多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就裁减冗官冗员595人,创历史上罕见的改革奇迹,为“万历中兴”提供了强有力的吏治保障。现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了将近4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面临的现实状况依然相当严峻。从财政税收领域来看,主要是企业税负过于沉重,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相当一些县级财政入不敷出;从机构人事领域来看,机构林立、冗员繁多、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现象普遍存在。要遵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方略,将财税改革、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从根本解决上述问题和积弊,“王传”所阐述的王国光厉行改革的精神、魄力和举措,特别是他在财政改革方面开源节流、强化监督,在人事和机构改革方面注重考核、精简机构的雷厉风行,似可作为相关领导部门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对阳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积极效应。王国光是阳城历史上最早的一品文职高官,开启了本县自明末清初以来文风仕风鼎盛之先河。“王传”不仅是史学领域对王国光和万历新政研究的新成果,而且对阳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相当的积极效应。首先,该书系统地搜集了王国光存世的诗作、奏疏和碑记序文,以及古今史志和著述关于他的主要记载,为阳城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为进一步弘扬阳城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传统提供了信实的依据。其次,在王国光的诗作和碑记序文中,有对明代中后期阳城自然风貌、社会状况、百姓生活的真实记载,这对研究阳城生态环境变迁、社会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再次,该书对王国光骄人政绩和宦海沉浮客观公正的述评,再现其在中国政治史、改革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伟岸形象,特别是其忧国忧时、关爱苍生、厉行改革、清正廉洁的珍贵品格和高尚风范,既有利于增强阳城民众对家乡历史的热爱和自豪,也可以为阳城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政风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启示。此外,阳城正在努力促使发展动力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正在努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2016年的全县生产总值增长中,与2015年相比,第一产业增长1.1%,第二产业下降1.9%,第三产业增长6.2%,呈良性增长状态,发展势头很好。近些年来,阳城已获“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古堡民居保护利用示范县”等荣誉称号。2016年,全县全年共接待旅游者860万人次,增长7.5%,实现旅游总收入62.3亿元,增长15.0%。王国光的出生地润城镇上庄村,经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已于2012年挂牌为“天官王府”旅游景区。“王传”的问世和传播,必然能为该景区的内涵充实、品位升级、影响扩大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可以预料,当“天官王府”发展到能与“皇城相府”媲美之时,双星高照,珠联璧合,再辅以蟒河、析城山等著名的自然风景区,将使阳城步入全国的旅游“大县”、“强县”之列,促使其旅游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三、鸡蛋里的骨头,白璧上的微瑕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王传”作为一部填补了万历新政研究一项空白、又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的优秀著作,以敝人“鸡蛋里挑骨头”的眼光来看,也存在一些白璧微瑕。现斗胆冒昧地呈述于下:

    整体结构似嫌松散。“评传”是带有研究与评论、评析性质的传记,既要对传主的生平事迹按照时间顺序纵向地进行记述和评析,也可以对传主的生平、思想、成就横向地进行研究和评述。它作为传记的一种特定形式,需要符合传记的一般性规范和要求。“王传”正文的结构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传主生平事迹、突出政绩、宦海沉浮的纵向述评,另一部分是对传主奏疏、诗作、碑记序文的横向解读和评析。在这两大部分共计354页的篇幅中,传主单独成篇(不包括文中引述)的奏疏、诗作、碑记序文(含著者的注释和解读)共计164页穿插其间,占正文总篇幅的46.3%。这样的结构状况,不能不影响正文结构的统一性、逻辑性和严谨性。与《司马迁评传》、《鲁迅评传》、《袁崇焕评传》等优秀评传相比较,“王传”似给读者以整体结构比较松散之感。

    全书各部分的质量似嫌不够均衡。从述评对象和内容来看,“王传”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传主生平和政绩的述评,二是对传主所写奏疏的评析,三是对传主诗作的评析,四是对传主所写碑记序文的评析。依敝人愚见,在这四个部分中,对传主诗作的评析精辟灵动、华章溢彩、妙语连珠,让人拍案叫绝;对传主生平和政绩的叙述以及对碑记序文的评析,逻辑严谨、公道公正、亮点频出,让人爱不释手;而对传主所写奏疏的评析,有的写得比较厚实、全面,有的则平实有余,精彩不足,比较一般化。这种各部分不够均衡的状况,似会影响读者对全书的整体感觉。当然,即使是名家大师的著作,也不可能做到每一部著作的每一部分都美轮美奂、妙笔生花,要求“王传”每一部分都能像对传主诗作评析部分那样云蒸霞蔚、彩虹横贯,委实是有些过分和苛求了。

    某些评论和评析似有再向广度、深度发掘之必要。评传与传的区别主要在于“评”,侧重于带有研究探讨性质的评介、评述、评论和评析。“王传”在“评”字上下了很大功夫,对传主诗作、碑记序文的评论和评析华章叠彩、激情飞扬,有许多独到精妙之处,对传主人生历程和宦海沉浮的有些评述和评析也相当深刻。然而,对《万历会计录》的评介,在介绍其重要意义、时代背景、编纂过程、体例内容、方法特点之后,主要引述了梁方仲、维舟、万明三位先生在不同年代的评析,著者自己的评析似有比较单薄之嫌。《司农奏草》的原书虽然没有找到,但《山西通志》里收有它的一篇序言,《神宗实录》里载有它的重要章节节录,“王传”在《大刀阔斧的户部改革》一章里多有引用,这表明著者对《司农奏草》的主要内容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惜的是,“王传”只对此书现在的留存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没有对其理论价值、实践作用与历史影响作进一步全面、深入的评论和评析。“王传”对王国光的人生历程和宦海沉浮叙述得波澜壮阔、引人入胜,颇具感染力和冲击力,但就总体而言,与其相应的评论和评析则难与媲美,似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发掘的空间。试举几例:(1)“王传”伊始即对传主家族的迁徙、繁衍和崛起,以及传主的青少年时期作了简要叙述,突出介绍了传主年少时的“胆大”、“聪颖”和“兼爱”。在《产生王国光的时空》一章里,又介绍了传主出生地的地域、经济和文化优势。但是,传主家族为什么能够崛起?传主年少时为什么能具有这些优秀品质(每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都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形成于其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书中的分析和评述好像比较薄弱。(2)“王传”在《从七品芝麻官起步》一章谈到嘉靖年间吴江“百姓负担太重、奢侈浪费之风太盛、豪强无赖太凶”,仪封“时风奢侈,百姓不堪重负,订户逃亡过半”,也谈到了“官场腐败,公道不存”的“全国的大气候”。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书中能对明朝建立150多年来由盛而率的历史变迁及专制官僚体制的固有弊病作既全面深入、又简明扼要的述评,不仅可以凸现王国光“出淤泥而不染”的慎独、爱民、不畏权势等优秀品格,还可以让读者深入理解书中即将谈到的张居正启动万历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3)历时10年的万历新政为什么能取得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表现在哪些方面?王国光对万历新政的主要贡献有哪些?神宗皇帝为什么对张居正要在其去世不到一年时就剥夺其谥号、查抄其全家?神宗皇帝在严惩张居正时为什么对他的骨干盟友王国光网开一面,还“念其劳,以原职致仕”?对于这些问题,“王传”的分析、阐释似有比较零散和薄弱之嫌,有进一步整合、拓展和发掘的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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