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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玩猫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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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从一个案例看制度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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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玩猫的老鼠 于 2017/10/7 21:15: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最近,好多宣扬与呼吁民主与法治的网站都看不成了,我就寻思到”乌有之乡”看看 ,咦,怎么这个网站没有被关闭,我感到有点惊讶.就进去随便看看.其中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悲壮人生”.看完此文,令人唏嘘、感叹和悲愤。我相信此文的基本真实性,也相信张钦礼是一个受人民爱戴与敬重的好干部、好党员。
     就是这样一个正直、正派,为民办事,敢说真话的清官,为什么却有如此坎坷与不幸的遭遇?张钦礼几次因为说真话得罪上级领导,遭到严厉处分,最后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铃铛入狱。本文作者把他的悲惨遭遇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附会。我认为,张钦礼的悲惨遭遇印证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道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所以,我们要在制度层面找原因,要问责于制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与呼吁政治转型与体制改革,对于一个国家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的重要性了。
      习近平总书记把兰考作为自己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基地,不知他在兰考是否听到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当地群众对张钦礼的评价。如果他有所耳闻,不知作何感想。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悲壮人生
  
    张钦礼同志于2004年5月患肺癌在郑州某医院逝世。一想起他一生忠贞为党为民,特别是他建国后坚持继续革命,与天与地与党内开始出现的官僚特权阶层及一切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以致招来后半生屡受迫害的悲惨生涯,就十分难过,更加敬重思念他。现将我对张钦礼事情的一些了解和思考写出来,供同志们讨论指正,也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张钦礼出身贫苦,1942年十五岁参加党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队。 1945年入党。1954年张钦礼一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积极引导全县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同时,便因地制宜着手治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灾害。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最艰苦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三年努力,初步改变一些生产条件,使全县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增长到1956年的524斤,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获得全县很好的口碑:“张钦礼当了县长,不忘老百姓,还和过去战争年代一个样。”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张钦礼感到我们党执政后,确有不少领导干部变了样,他们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滋长了官僚特权作风,引起群众不满,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非常及时。同时对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借党整风猖狂攻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愤慨。他积极参于领导了全县整风反右斗争,强调要坚决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保护支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干部教师和群众。但是,来兰考坐阵指挥运动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独断专行,在全县一千二百多干部教师中打了三百六十个右派。特别是把一张揭发县委组织部长霸占军婚违法乱纪的大字报作者,及二百多签名者一律扣上反党帽子打成右派,在全县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对这一情况,县委一把手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无动于衷。这时张钦礼挺身而出,提出:我县干部教师绝大多数是跟党走的,右派是很少数,把这么多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干部教师打成右派违背党的政策,应该纠正。这一下子惹怒了赵文甫,他一句话把张钦礼定成中右,撤消其县委副书记职务,内定限制使用。这是张钦礼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到上级领导人对他的蛮横处分。他对赵文甫这样一位省级领导如此飞扬跋扈,不分是非,不讲党的政策,公开包庇违法乱纪的县委组织部长,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并在反右结束后将那位县委组织部长调到邻县又提为副书记,怎么也想不通。

    1958年,党领导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由于缺乏经验,一时发生了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主的“五风”偏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和刚晋升为副书记的赵文甫、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等人,为争“先进”夺“红旗”瞒上压下,“五风”刮得特别大。在全省县长会议上大反右倾,压下边层层加码,在反右派扩大化造成的恐右病情况下,到会人员纷纷虚报产量。张钦礼在会上不随大流,不说假话,不吹大气,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实回报兰考的实际产量和计划数字。并直言会上报的数字有虚假,他不相信一亩地能打几千斤。吴芝圃当即在会上组织了对张钦礼的批斗,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他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工资降三级处分。将他赶出会场,下放农村监管劳动。张钦礼在农村监管劳动期间,目睹“五风”泛滥成灾,加上严重旱灾,使兰考风沙盐碱更加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群众食不果腹,浮肿病逐日增多,又听说信阳出现饿死人情况,十分痛心,忍不下群众这样熬煎,便冒很大风险,去北京向周总理回报下情,被周总理称赞为全国第一个来北京向党中央反映下边真实情况的县长。立即电话通知新派去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给张钦礼平反恢复工作。张钦礼一回到兰考,就投入到纠正“五风”恢复生产的工作。他把监管劳动期间补发的一千二百四十元工资, 全部捐给救灾办公室。不久,焦裕禄调兰考任第一书记。张钦礼和焦裕禄彻夜长谈。两人对如何战胜眼前灾荒,并从根本上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谈的十分投机,从此同心协力,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投入战胜灾荒,同时在全县调查风源、水势、吃透沙碱形成原因,绘制从根本上降服风沙盐碱灾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蓝图的艰苦战斗。这时,一县委副书记提出县委常委住的房子条件太差,要为常委建新房子。焦、张一致认为群众当前如此穷困,作为全县领导怎能先建新房子住,断然制止。他们先总结了依靠集体经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灾荒做出突出成绩的四个先进村的英雄事迹,树为全县学习的旗帜,大力宣传,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带动全县的生产救灾运动。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披风沐雨日夜奋搏,终于在初步战胜灾荒的同时,彻底查清了全县风沙盐碱形成的来笼去脉,绘制出根治“三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蓝图。在这一年多的奋战中,焦裕禄同志艰难地暗自忍受着肝病的痛苦折磨,未去医院做过检查,以致加快了肝癌的恶化,经治疗无效逝世了。全县群众痛哭欲绝地说:“焦书记是为咱兰考老百姓活活累死的呀!”张钦礼为失去焦裕禄这样一位他十分敬重难得的好班长极端悲痛。他决心把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加以总结,大力宣传,作为继承英雄遗志的动力,以动员全县人民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斗争。为此,他亲自写报告送省委,得到党中央为纠正河南“五风”已经调整过的以刘建勋为第一书记的新省委的大力支持。《河南日报》迅速发表了报道焦裕禄的通讯,并配发了社论 。张钦礼又向新华社来访的穆青、冯健、周原一字一泪地倾诉了焦裕禄的事迹,诞生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一震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并很快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字赞扬。这却引起了多年来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秘书长戴苏理、开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新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等人的严重不满。他们不相信焦裕禄的事迹是真的,硬说全是张钦礼编造的。为了核实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当时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从河大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四名优秀生组成调查组,由杨捍东负责,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他们跑遍全兰考,走访了成百上千人,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报告,用翔实的材料证明长篇通讯报道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完全属实,并有许多感人事迹未写进去。省委将报告正式报中央。尽管如此,赵、戴、秦、周仍不死心,他们说:是一条龙能吸多少水?党多少年未解决兰考问题,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就解决了?可见赵、戴、秦、周这些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也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对坚持继续革命的焦裕禄、张钦礼是发自内心的仇恨,他们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1966年文革一开始,当张钦礼正带领全县人民为落实蓝图战天斗地时,却被时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的秦一飞、副团长周化民操纵县直一些干部打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漏网右派”、“反革命”,挂牌游街,残酷批斗。1967年初,把张钦礼抓进监狱。多次逼他承认捏造焦裕禄事迹,均被张钦礼严加批驳。他们给张钦礼砸上死刑犯的脚镣,游斗一百多场,打断了手指,打聋了耳朵。将跟随焦裕禄、张钦礼战风沙盐碱的骨干积极分子一千二百六十多名县、社、队干部也抓进监狱,让他们揭发张钦礼。县委副书记张邦兴、县人民银行行长杨孔召,在狱中揭不出来东西,被逼上吊自杀。他们还关闭了焦裕禄纪念馆,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直到1967年6月,周总理过问河南问题,指令河南省军区立即把张钦礼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并把张钦礼送京亲自接见,张钦礼才结束了五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张钦礼一回到兰考,被任命为县革委主任,立即投入大战风沙盐碱“除三害”的战斗。坚决反对焦裕禄、张钦礼的赵、戴、秦、周这股政治势力仍不甘心,代表这一政治势力的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副政委王新,不久便以提任张钦礼为豫皖苏人防委员会主任、兼信阳地革委副主任为名,将张钦礼调出兰考,暗自囚禁在大别山深山一庙宇中,阴谋寻机,将其推下悬崖害死。并派军宣队到兰考大批张钦礼的所谓“生产党”,将宣传车开到张钦礼老家,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宣传张钦礼的所谓罪状,把张钦礼患病的老母亲病情加重气死。新华社穆青同志得知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的信息,立即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派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到河南暗访查清实情后,又一次解救并接见了张钦礼。“九一三”事件后,王新被揪出,张钦礼重新回到了兰考,被提升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开封空军师政委,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这时,省革委给每县配发两辆小汽车,供县委领导人下乡乘用。张钦礼说咱兰考如此穷困,我们坐小车下乡,脱离群众,经县委研究决定,将小车卖掉,买成拖拉机,给特别困难的公社耕地用。县委领导人仍坚持骑自行车下乡。张钦礼还发给县委常委各科局驻队干部和公社党委委员每人一个记工本,要求每年常委参加劳动不少于一百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少于一百二十天,大队干部不少于二百五十天,年终检查记工本,和生产队记工员核实。县、社、队干部走动必带铁锨、粪筐,随时拾粪干活。张钦礼以身作则终年与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1973年冬,张钦礼和县委、县武装部党委把全县农村青壮年两万人组成民兵师,带领他们开赴引黄灌淤工地,结合训练民兵,行动军事化,冒严寒日夜奋战,一气开挖干渠160华里,动土300万立方。1974年黄河秋汛来时,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黄河水在沙碱地灌淤,西半县8个公社的沙碱地普遍淤上一层厚厚的黄泥,改土一年大见成效。1975年又分三路引黄水灌淤东半县,到1976年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全县26万多亩沙荒盐碱地全部变成良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加上从1973年开始,全县有步骤地推广间作套种科学种田,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以及连年大搞植树造林、引黄自流、挖井提灌、平整土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976年底,全县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田,全县农作物产量成倍增张,许多老灾区、贫困队成了余粮队、富裕村。张钦礼在工业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到1976年底全县又建成五个国营大厂。各社镇共建成五十多家集体工厂。县、社工厂认真贯彻了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极大提高了工人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思想和生产积极性。各厂普遍建立了工人、技术员、领导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人人动脑筋,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1974年开始,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井泵、潜水泵,成为省内领先产品,行销二十多个省区。县机械厂以及两个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市大厂好几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每年上交国家利税双百万。张钦礼在几十年坎坷多难的缝隙中,以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和倾身之力,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兰考的穷困面貌,实现了他和焦裕禄共同绘制的蓝图。兰考人民说:“俺老百姓一端起碗中的白米饭,就想起了俺的好书记张钦礼。”“焦裕禄是为俺兰考老百姓累死的。张钦礼为俺兰考老百姓受累吃苦,不轻于焦裕禄,还几次坐牢受整蒙冤呀!”就在兰考人民开始摆脱贫困境况的1976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连续失去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兰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沉重悲痛中,忧虑地喊着:“毛主席、周总理一走,咱兰考张书记再遇冤案,有谁来解救呀!” 人民群众的这一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果然政局很快起了变化。毛主席为巩固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在临终前部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展不久被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对“极左”的清查运动。1977年11月,正当张钦礼为使兰考人民走向更加富裕而带领人民群众在工地上继续奋战时,又被警车带走隔离审查了。赵文甫、戴苏理亲自审问他,要他转变立场站过来,揭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在文革中的罪行。赵文甫还狗胆包天,罪恶的要张钦礼揭发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并指明如果不转变立场,彻底揭出所知道的上层问题,性质就要转化成敌我矛盾。张钦礼断然回答说:“不了解高层情况,什麽也揭不出来。“1979年底,张钦礼又被逮捕入狱。以煽动文化大革命、扒黄河淹老百姓、编造焦裕禄假材料欺骗党中央荒唐的三大罪状判刑13年。对以上全属妄加的罪名,张钦礼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加以驳斥。在张钦礼服刑期间,不少兰考群众带上食品跋涉数百里,到豫西新安县矿山劳改场探望他们的好书记。见到张钦礼,扑地跪倒,痛哭欲绝地喊着:“俺的好书记天大冤枉啊!”感动的狱警也流泪说:“从没见过与群众关系这麽好的干部。”张钦礼刑满出狱后,无房子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生活费用全靠儿女供给。新闻界闻知张钦礼出狱,蜂拥而来采访,为他鸣冤喊屈…….

    张钦礼的晚年,带着一身疾病,继续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他的坎坷经历写出二十多万字的纪实,留给后人作历史见证。张钦礼就是这样一个堂堂正正、铮铮铁骨、坚贞不屈、刚直不阿、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身体力行,向全人类宣告了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永远是人民的公仆。以此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官老爷。这就是张钦礼的魅力所在。2003年底,张钦礼同志由于饱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身心痛苦折磨,和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超出一般人的艰苦劳累,患了肺癌。他在郑州住院期间,兰考人民日夜挂心,相互传问他们的好书记的病情发展,络绎不绝到医院探病的达两千多人。许多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交给家属为张钦礼治病,均被拒绝。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同志目视着病榻前墙壁上让家属为他挂着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含冤告别了人间。张钦礼同志忠贞革命一生。他的后半生本可同吴、赵、戴、秦、周等官老爷一样,过上安逸舒适豪奢的生活,但他却心甘情愿一辈子为人民当牛做马,并为此不惜付出惨重代价。人们一致认为,由于张钦礼经历曲折,受尽迫害,坚贞不屈,并最终实现了改变兰考穷困面貌,造福兰考人民的宏图,他经受的考验比焦裕禄更严竣,贡献更卓越,形象更高大。特别在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的二十六年里,他竟是以十三年坐牢,十三年刑满释放犯的身分悲惨度过了他最后的人生,这是多麽不公平啊!多麽悲壮绚丽的人生啊!多麽高尚的人格啊!一个人一 生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始终为人民做好事。张钦礼就是做到了一生为人民做好事,鞠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正实践了《共产党宣言》上讲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关念)。他真正属于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一生不但经受住了战争年代生死关的考验,并且经受住了执政年代和平演变关的考验。这后一种考验,是对共产党人更严俊的考验。只能经受前一种考验却经受不住后一种考验的共产党人,只能算作半截子革命派,算不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张钦礼同志完全可以被称为彻底的革命派,真正的共产党人。
                                (本文作者:杨止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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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7 21:22:45    跟帖回复:
       沙发
          我们从这篇文章中看到,张钦礼三次受到打击都是他的上级暨权力者所为,所以他的不幸遭遇和权力有关,而权力是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因此,我们首先要检讨与反思的是我们国家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存在着严重问题,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的布局是否科学。一个有权力的好人,为了民众的利益,坚持说真话,却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处罚,这真是咄咄怪事,何况还是在一个当时被称为有着英明、伟大的领袖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有英明领袖在,为什么不能明察秋毫呢?为什么还有权力者肆无忌惮地处罚那些说真话与坚持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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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7 23:16:16    跟帖回复:
       第 3
    如此险恶、恐怖的处境,纵算是一等贤才,又怎么有条件为百姓谋福利?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8 11:09:41    跟帖回复:
       第 4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一个芝麻官能有多少作为?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8 16:57:42    跟帖回复:
       第 5
        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 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剩下3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20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2000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2000多人,其中260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30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青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23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67年的1月29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1200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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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8 1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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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年8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全文完)

        (本文根据现场采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2004年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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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坐牢十三年,去世时百姓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
                                

       一、一个曾被穆青的《焦裕禄》写成“焦裕禄亲密战友”的人  

        张钦礼,河南兰考南彰乡张庄人。1945年参加革命。年轻有为,能说会道。二十二岁就当了考城县县长。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他当过县长。1957年反右派时,因说真话险成右派;1959年,为民请命,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到兰考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经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

        1962年12月,焦裕禄调来兰考。张钦礼时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分工,由张钦礼抓兰考除三害。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是个好干部,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张钦礼此时主持县委全面工作。一年后的1965年5月上级调来周化民任兰考县委书记,不久兰考搞四清运动。县委书记去领导四清,分工仍由张钦礼抓面上的生产和工作。此时,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张自然成了焦裕禄事迹的主要介绍人。

        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二、主政兰考,功绩卓著  

        1966年文革爆发,兰考同样爆发政局动荡。期间张钦礼一度被批斗,但是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下,于九一三事件后,当选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三、 沿途祭拜,万人空巷  

        2004年4月7日张与世长辞。

        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

        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我们不仅要问,如今到底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延续?)

        张钦礼呢,700年以后的2004年,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

        四、功过是非,任后人评说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水果糖,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向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了下来。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被官方认可,尚在路上  

        全国记协于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长沙、杭州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张钦礼同志与会,坐主席台并讲话 。张钦礼同志的发言,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全国记协秘书长一行数人,前往开封采访张钦礼同志。为表达对张钦礼同志的敬意,赠送龙泉宝剑一把,举行了赠剑仪式。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实际见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有由许多媒体派人多次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

        当时已年近八旬地张钦礼同志,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 生活费。患肺癌期间,兰考人民凡是知情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逾两千人。纷纷捐助医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据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 回避事实,均被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地十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 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人民期待着反映历史真实的《张钦礼传记》早日问世。对联: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横批: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作者:风云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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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0 20:58:1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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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焦裕禄事迹主要提供者刘俊生同志的一封信

      尊敬的XXXXXX:近好!

        我叫刘俊生,男,76岁,河南省兰考县退休干部。去年四月初,您视察兰考时,曾有幸蒙您亲切接见,并就焦裕禄同志的往事,与您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至今感念难忘。

        去年蒙您接见时,我很想向您反映一下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兰考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冤案。但考虑到您日理万机,视察安排紧张,不可意外分神,便强忍悲痛,压下了这个话题。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任县委书记时,我是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经常不离他的左右,拍下了他生前在兰考仅有的四幅照片;他以身殉职后,我深情难忘,保留了他百分之八十的遗物。因此,四十多年来,我得以亲身经历了焦裕禄事迹釆写、发表的全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惨烈斗争和至今尚未解决的大型政治冤案的全过程。

        战争年代,曾有“一将成名万骨枯” 的说道。确没有想到,和平年代,竟能发生为了宣扬一个英雄人物的真实事迹,使千万人四十多年迭遭不幸的悲剧!

        兰考这桩大型政治冤案的中心人物,就是您去年曾问及的那个与焦裕禄并肩战斗的县委副书记。此人名叫张钦礼,兰考人,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的第一任兰考县长,焦裕禄在兰考时的主要助手。他最了解焦裕禄,理解焦裕禄,敬佩焦裕禄,在焦裕禄去世后的第八天,他就在全省造林会议上向上级党和全社会,深情地讲起了焦裕禄在兰考抗灾斗争中的动人事迹。1965年底至1966年初,穆青、周原、冯健等记者,又主要根据他的介绍,并加核实,写成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树立了焦裕禄这一光辉典型。此后,三位记者每提及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无不激动地说,如果不是张钦礼的发现和宣传,焦裕禄这个大英雄会被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1966年2月长篇通讯发表后,即引起开封地委、兰考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反感。同年夏秋,县级文化革命尚未开始,他们就把张钦礼定为“黑帮”头目,“政治扒手”进行批斗。1967年初,又把张钦礼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逮捕入狱。同时,把焦裕禄生前所树立红旗队的干部,焦裕禄组建的“除三害办公室”成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干部统统作为“反革命集团”成员逮捕关押,计先后捕人达1200名以上。我于此时也被五花大绑投入狱中,关押三个多月。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搭救,张钦礼和我们这帮人才解脱此难。

        1971年、1972年,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王新,派人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将张钦礼本人调信阳软禁,操纵文革初否定长篇通讯的一派干部再次迫害与张钦礼一起工作的各级干部。又由于周总理主持公道,亲自为张钦礼平反,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

        经周总理两次搭救脱难的张钦礼,断续在兰考主持工作七年零九个月,他没计较两次加害于他的任何人。兰考的局面团结安定,经济建设呈现出突飞猛进势头。七年又九个月中,累计引黄灌淤改造沙荒、盐碱为世代可耕的良田达27万多亩。高标准治理了所有排涝河道,基本上实现了焦裕禄除三害的遗愿。在此基础上,又打井配套5000眼,大搞土地平整,建成人均七分高产田;1975年兰考由历史的缺粮县变成能向国家贡献2000多万斤粮食的余粮县。七年多的时间里,兰考的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从1968年起至1977年,陆续建成投产十大国营工厂,五十多座社队工厂,由此实现财政自给。1977年11月张钦礼被免职批判,1978年11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0年8月被以“煽动打、砸、抢罪” 判刑13年;1990年刑满释放时,则又变成“文革煽动罪”。张钦礼被捕后,文革中与张钦礼共同挨整的各级干部统统免职,1000多名党员被开除和取消党籍,50多人被枉法判刑,上千名干部、职工、民办教师被无理开除、解雇、清退。我也被列入张钦礼“帮派体系”而免去一切职务,每年的焦裕禄周年纪念,都没进陵园的资格。

        张钦礼及上千蒙冤人,多年奔走呼号,至今没任何机关受理他们的合理申诉,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张钦礼已含冤死去6年多。当年他的骨灰从郑州回归兰考故里时,数万百姓拦车跪祭,哭声百里不绝。此后每年的忌日和清明,都有农民扫墓、立碑,坟前已形成三亩多地的碑林。

        人们现在所看到的焦裕禄陵墓的全部设施,还都是张钦礼主持操办的。我每看到焦陵,不由想起为这面旗帜而引起的40多年风雨,想起张钦礼去世时,一个与他两次一起坐监的县委副书记,代表我们这批焦裕禄当年同事为他题写的挽联:焦君碑高云天外,托碑原是屈死魂。

        XXXX:

        我认为,和谐的前提应当是公平、公正。30多年来,兰考的不公,简直不公得太离谱了!您是否能派员实地访查一番,给说上一句公道话呢?

        希望您再来兰考,犹望能再见您一面。

        恭颂

        大安

        小民 刘俊生再拜

        二0一0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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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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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兰考县原县长张钦礼的另一种认识与评价  :    

                    焦裕禄身后的一些人和事儿

                           (一)

       看王洛勇演的《焦裕禄》总觉不像,不是他演的不像,主要是生活场景不像。比如贫穷、破烂的衣着、病态面容。对比李雪健演的焦裕禄,差距就出来了。毕竟1994年的导演、演员距焦裕禄生活的年代更近。

        不管如何?真实的焦裕禄已与我们看到的《焦裕禄》已相去甚远。然而在“王版焦裕禄”里,却比“李版焦裕禄”多看出一点儿历史真实与客观。

        王洛勇演的《焦裕禄》中多次出现过的为焦裕禄出谋划策的县领导“老张”。而李雪健演的焦裕禄中却有一位阴阳怪气反面副县长。在1966年穆青、冯健、周原三人撰写的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中,这个人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歌颂焦裕禄不可抹掉的、焦裕禄的同一个身边人、同一个为什么反差这么大?这个人究竟是谁?

        (二)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后。其影响力可谓空前绝后。之后再也没能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样感人的共产党干部形象。新时期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到过兰考、大力提倡向焦裕禄学习。

        学习雷锋有毛主席题词,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有题词。迄今没见过由当时中央领导要求学习焦的题词、甚至是中央有关文件。大概因为文革已经开始了,毛主席没顾上。但毛主席一定是听了或读了这篇通讯的。

        1969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候有人把年仅13岁的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当时在场的有林彪等。于是焦守云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了一张合影。

        1990后,兰考重修焦裕禄陵园,镶嵌毛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恐怕不是专门题给焦的,1946年,毛给王若飞题的也是这几个字。纪念馆里有江泽民题词:“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有人计算,焦裕禄共在兰考工作475天,1962、12——1964、5,这段时间时间恰好是在大跃进之后和文革之的间歇期。这位出身贫寒的县官,对民众保留着深深的同情,能体察民间的疾苦,。当他发现“党的路线”与民众的现实需求发生冲突时,能极其灵活地选择了面对现实,他不顾“以粮为纲”政策,大胆地支持少退林地,并支持对林业采取包给个人的 办法。这些举动在当时是充满政治风险的,因此作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也能为今天的百姓所接受。

        当年由焦裕禄主持制定,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中,白纸黑字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张钦礼时任兰考县县长,他向穆青、周原说了一句话,“为了治三害(风沙、涝、碱)我们的县委书记累死了。”

        (三)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执笔者是周原,本是摘帽右派,戴罪立功。有发稿权的是穆青,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去兰考一次,周是驻河南记者,多次采访。穆一行本是去豫东调研大饥荒救灾情况的。兰考县长说:“我们的书记救灾累死了” 穆、冯、周感到终于在“在普遍的消极中,找一个积极的典型”。

        时任兰考县宣传部干事刘俊生回忆:按照记者的采访程序,刘俊生首先要向县里一把手、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汇报,周化民同时也是兰考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周原回忆周化民的答复:“他说他刚来兰考不久,情况不熟悉,‘你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吧,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找我’。

        张钦礼的介绍,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

        对张钦礼有看法的作家任彦芳不得不承认:张钦礼介绍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介绍他自己的经历。当时他负责除“三害”, 他介绍的也是介绍焦裕禄关于如何治风沙,如何探水流,如何治盐碱;他是从他做的工作,从除“三害”的角度来说焦裕禄的。所以穆青听到的更主要的就是这些生 产斗争和向自然作斗争;这一点恰好是拯救了这个大通讯。

        周原后来说,如果张钦礼在采访时只讲阶级斗争,只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就会不愿继续采访。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

        这篇通讯由周执笔,穆最后修改定稿。可以说没有穆青,这篇大通讯也许又是另外一种命运,至少不会发得这么有分量。地位和权势,此时也决定了穆青在这中间的担当。

        《穆青传》里这样记叙:“稿子最后决定要发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感觉难以最后做主。于是他带着穆青找到此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他们的观点。彭真拍板:发!”

        文革开始,穆青等被批判。说:焦裕禄是拿着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来兰考的,是抓阶级斗争的;他是从抓阶级斗争来打开兰考局面的;穆青写的大通讯光写生产斗争,不写阶级斗争,这和中央唱对台戏。《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说过一句话:早知道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他来采访的时候,我就该把他赶出兰考!

        (四)

        大通讯在开封地区和兰考的干部中引发了抵触情绪。当年的兰考县委宣传部干事刘俊生者回忆,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和开封地委宣传部长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才汇报了一句话,宣传部长就面带怒气地说:‘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文革中开封和兰考形成“保焦派”,和“倒焦派”。

        2006年6月,凤凰卫视台拍了一期回忆焦裕禄的专题。主持人为曾子墨。参加者有焦裕禄的上级、93高龄的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同志。

        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张申:1962年12月,焦裕禄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到任兰考,因遭一些人的反对,直到一年后在任上去世,焦裕禄都没有接到“县委书记”的正 式任命实事求是地说,焦裕禄并不是“县委书记”。

        大通讯”开头写道:“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作为提议并力荐焦裕禄的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在这里虚化为一个“党”字。却把县长张钦礼写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穆青原稿征求意见中,也没按张申意见修改。

       张申说:张钦礼思想不好。这个人能干,有本事;但思想有毛病。他个人主义比较突出,爱出风头;他自己总想当第一把手;结果没有当成一把手,他就心里不高兴。“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就拿着焦裕禄这个旗子当成棍子,到处打人。谁对张钦礼有点意见,就是反对焦裕禄,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张申说: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至少在穆青的大通讯出台之前,焦裕禄在河南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优秀党员。张申承认如果按当时地委修改意见,把焦报道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学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这个典型就不会长么长久。

        有位任彦芳,身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编辑,回老家兰考体验生活,并挂职兰考“四清运动”工作队分队副队长,编了一个素材稿《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录并结论: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他的电影没拍成,晚年出书《谎言的悲剧》,鸡蛋里挑骨头,列出“大通讯”作者11处造假。

        张申承认:如果按当时地委修改意见,把焦报道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学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这个典型就不会长么长久。事实也是这样,如果周原当年把焦裕禄写成抓阶级斗争和刹“单干风”的典型,那么“大通讯”就失去了生命力,就失去了新时期榜样的价值。

        (五)

        焦裕禄去世后,按常规张钦礼应晋升为书记,但组织上又派来一位周书记,张只任副书记,县长也被免了。张是兰考南彰乡张庄人。1945年入党,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27岁担任县长,已10年了。其间,1957年反右时,险成右派;1959年,被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1962年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和焦裕禄共事,并肩治理兰考“风沙、盐碱、内涝”。有较强的务实精神。周原说:第一次采访,如果他谈的是阶级斗争,就不会继续同他谈了。他谈的是灾情,是严重饥荒引发的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潮。

        张钦礼是兰考本地人,任职时间长,实事求是的讲,他做的工作及其影响力本应高于焦。

        文革初期,作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仍被批斗。1971年周总理接见张和林县的杨贵,张被任命为开封被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整了一大批所谓“倒焦派”。

        1977年11月13日,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一切职务。1980年,在“四人帮”被审判的同时,张钦礼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法庭所公布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 人民的欺骗罪;还有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

        同时期担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曾任公安部副部长)曾为张叹息,杨在1977后也被整,是胡锦涛亲自批示为他落实了政策。

        文革后穆青升任新华社社长,《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重新发表,删掉了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名字。周原有看法,周原眼里,张钦礼从来无愧于大通讯对他的评价。

        2004.5,张钦礼去世,十万百姓迎灵车,(大概是传承的保焦派所为)。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更让人震动的,张墓本一抔黄 土,没有水泥铺盖,百姓却自发竖起了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的事迹,或致敬。立碑者来自兰考不同的村庄、河南各地、山东、河北。

        张钦礼被捕后,有种说法,张、焦不融洽。可以设想,如果不融洽,张会那样向记者介绍焦裕禄吗?连那位至张死地的周书记也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在一把手焦裕禄神话后,二把手张钦礼反为悲剧。一位1945年入党的干部蹲了13年监狱,没有工资、贫病而死。我们党一直把焦裕禄当优秀公仆,学习和宣传,而张钦礼这个人却可以作为作为参照进行反思:不是党不需要的哪一种干部,而是党内派系的倾轧。
    (黄老道札记)

        附:任彦芳所著《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向你展示出一个历史真实的焦裕禄,一个全面的焦裕禄,和以前出版的写焦裕禄的作品不同的是有新的真实内容;写出被封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的真实面目,他如何从说真话而打成右倾下放农村,走向了说谎而演出了人生大悲剧;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在兰考大地流的血比流的汗水还多,他被打成了不悔改的走资派,曾在人民日报点名,最后由中央批示平反;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刁文,演出的一幕时代喜剧,他所在的这一届县委使兰考百姓扔掉了讨饭棍;他提出了制度的思考;而另一个年轻的书记,正在向上奔的时候,因为酒后失言,说了一句一提焦裕禄精神就烦的真言而被免职,也是一种悲剧。作家本人因在兰考说了真话,曾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又在兰考演出一幕大喜剧。兰考的悲剧和喜剧,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缩影,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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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1 19: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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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006年,凤凰卫视采访了张申(原开封地委书 记)、周化民(原兰考县委书记)、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刘俊生等人.

       2006年6月10日,香港凤凰卫视台的记者来找我(任彦芳),他们是为寻找英雄,为了解焦裕禄而来。没有采访提纲,让我说我想说的话,海阔天空,没任何限制;说办就办,找个地方,支起了机器,对好灯光,我便打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回顾的流水顺流而下。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临行前,让我和焦裕禄的继任者周化民通了话,他们立即去河南省。1个月后,2006年7月15日晚,我从凤凰大视野里,又看到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前辈张申同志,看到了周化民同志,也看到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大儿子焦国庆,看到了老朋友、相识四十多年的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刘俊生。

        记者把我们的谈话剪接成一个集体交谈。

        曾子墨(主持人):1966年2月7日,一篇由穆青、冯健、周原三人撰写的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有人说这篇通讯无异于在兰考上空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张申(原开封地委书记):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任彦芳(作家):我来开封探望母亲,听她讲了许多焦裕禄的事,当时非常感动。我就给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了一封长信,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长影党委派我来兰考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1965年8月,我参加了兰考县“四清”工作队,和兰考当时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一起,在他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村。搞到12月份,这时才听说新华社来人了,说是要写焦裕禄。

        刘俊生(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周原先来的,来了他第一个见到我。

        任彦芳:当时,他们来豫东,是想写兰考的生产救灾情况;因为兰考是豫东最穷的县。到了兰考,一说生产救灾,必然要说到为了兰考救灾,为了兰考除“三害”而牺牲的,就是说把生命都搭进去的焦裕禄。

        刘俊生:这时,我就和他们谈,我们这个县,为了除“三害”,把我们的县委书记都累死了。一说到这儿,他问是怎么累死的。我说了焦书记是怎样累死的,是为了除“三害”;他听了说好,我们这次就写这个书记,搞一篇大的报道。

        任彦芳:周原、穆青,这些记者都为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动,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开始写焦裕禄的大通讯。据我所知,这个焦裕禄的通讯,是他们采访了4天之后,在开封写的,由周原起草,穆青修改。我知道这消息后,到了县委,见到周原同志,周原说,你们长影抓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你们很有见地呀。

        记者:1965年年底,周原在兰考进行了4天的采访;其间,周原从兰考干部和百姓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的许多事迹。为了避免一些宣传口径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他们挑选从生产救灾的角度对焦裕禄进行描写。然而,在县委举行的大通讯的讨论会上,周原和县委其他同志发生了争吵。

        周化民(原兰考县委书记):县委就开会了,周原就念了。念完之后,让大家提意见。我是县委书记,我就说我提几条。我说其他情况我不了解。我听了之后,觉得说兰考的面貌改变了,有点过分了。我说还是留点余地好。

        任彦芳:在通过稿子的当时,因为是周原自己写的东西,非常偏爱吧,所以人家县委的同志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他都一一反驳。有的县委同志说他很粗暴,就是不允许不同意见,所以便没有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

        周化民:好多意见被压下了!周原是新华社记者,他说,他已经留有余地了。他不同意不同的意见,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就不说了。

        任彦芳:事实是兰考有所改变,与根本改变面貌还距离非常远。当时沙荒、盐碱,尤其是盐碱地非常严重。后来大通讯一发表,很多人来参观,才看到原来兰考还是这么贫穷,灾害还是这么重啊。

        刘俊生:但是主要是穆青一直说,焦裕禄的精神非常好,如果焦裕禄精神能够宣扬出去,兰考的面貌也总要有点突出的表现;没有这个兰考新貌,焦裕禄精神也不好表现。

        曾子墨: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组织有关人员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举行了座谈。江青在会上讲,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她还认为之前有一大批文艺作品,是在暴露社会主义黑暗面。在这次座谈会上,部队的很多文艺作品都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在这种压力下,北影和长影要拍摄的电影《焦裕禄》,因为不能够解决描写兰考县自然环境的恶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被迫搁置了;而此时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也同样面临尴尬境地。

        记者:张钦礼,当年被大通讯誉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县委副书记,由于这个人的出现,使得大通讯成功地避免了电影厂遭遇的尴尬。他的出现也使得大通讯和那段历史成为今天最大的悬念。

        焦守凤(焦裕禄大女儿):穆青他们几个去了解我父亲事迹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听张钦礼介绍,还有就是张钦礼找人介绍的。

        任彦芳:张钦礼找人介绍的时候,他其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介绍他自己的经历。当时他负责除“三害”,他介绍的也是介绍焦裕禄关于如何治风沙,如何探水流,如何治盐碱;他是从他做的工作,从除“三害”的角度来说焦裕禄的。所以穆青听到的更主要的就是这些生产斗争和向自然作斗争;这一点恰好是拯救了这个大通讯。

        记者:对于生产斗争的描写,暂时避免了兰考现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政治风险;然而使穆青始料不及的就在大通讯发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曾子墨:1966年七八月间,“文革”进入了新的高潮阶段。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在进行全国范围的大串联;9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候有人把年仅13岁的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当时在场的有林彪等领导人。于是焦守云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了一张合影。

        消息传回了兰考,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说就是凭借着这张照片才使得焦家的人能够顺利地度过了那个混乱的年代。

        焦守凤:当时有人给她领过去说她是焦裕禄的女儿,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们照个相吧;跟她说了一番话。当时就拉着林彪,来吧,咱们三个照吧。

        焦国庆(焦裕禄大儿子):以后林彪又题了词。毛主席没有题词。其他领导人,董必武有题诗。

        记者: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眷顾,焦裕禄的家人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十年;然而这样的眷顾,却没有惠及更多的兰考人。

        “文革”中,兰考的干部群众分化为两派,而两派当时共同的口号都是保卫焦裕禄。

        任彦芳:“文革”过程是一个神化过程,就是把焦裕禄变成了神,变成了打人的棍子……

        张申:当时省里开会的时候,刘建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要支持少数派,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焦守凤:兰考两派都是为了维护我父亲的名誉;以这个名义想达到个人的目的。

        记者:长达数年的派性斗争中,接替焦裕禄成为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和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就是焦裕禄的墓碑也成了周化民他们反对焦裕禄的铁证;理由是焦裕禄的墓碑立得太小了。

        周化民:为这个碑,我不知被打了多少次。

        任彦芳:焦裕禄的墓地,变成了批斗老干部的一个流血的场地;他们逼迫老干部到那里,要人喊管焦裕禄叫爹……

        周化民:说你们反焦裕禄,你们管焦裕禄叫爹!打死也不能喊哪!秦一飞不喊,我也不喊!

        记者:周化民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直到好多年后,中共河南省委才为周化民平反落实了政策。

        因为在“文革”中与周化民的对立,张钦礼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处13年徒刑。

        任彦芳:他的灾难是由于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亲密战友”之后。大串联的红卫兵来这儿串联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所以好多红卫兵不了解兰考的内情的时候,都在支持张钦礼。

        张申:张钦礼思想不好。这个人能干,有本事;但思想有毛病。他个人主义比较突出,爱出风头;他自己总想当第一把手;结果没有当成一把手,他就心里不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就拿着焦裕禄这个旗子当成棍子,到处打人。谁对张钦礼有点意见,就是反对焦裕禄,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记者:2004年,张钦礼被葬在了自己工作过的兰考县。关于那段往事,随着他的死而凝固了。

        任彦芳:张钦礼多年感到怀才不遇。他见到穆青同志,看到新华社大记者要宣传焦裕禄,他便想借宣传焦裕禄之名,要把自己树上去。所以说了一些瞎话,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他因为这些瞎话,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如果他这时不说瞎话,他不可能被写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就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走上这个路;不是这个路,也就没有后来这个悲剧,以致被开除党籍,判处13年徒刑。本来是一个好干部,就这么毁了!

        记者:张钦礼的追悼会那一天,据说兰考人万人空巷,其场面不亚于当年焦裕禄的送葬场面。随着生命的结束,张钦礼成为那段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而大通讯的主人穆青,在“文革”中也遭遇到了尴尬。

        刘俊生: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这个时期,北京学生,大学生们也把穆青揪出来了。说穆青写的这个东西有问题。有啥问题哩?说当时焦裕禄是带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来兰考的,是抓阶级斗争的;他是从抓阶级斗争来打开兰考局面的;穆青写的大通讯光写生产斗争,不写阶级斗争,这和中央唱对台戏,说穆青别有用心。

        张申:兰考的困难这么多,生产斗争得强调;人民生活过不去不行啊。他虽然抓了阶级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突出起来。所以大通讯里没有写,现在看来是对的。如果写了,恐怕焦裕禄也难树起来了。

        记者:从那以后,焦裕禄成为不朽。成为不朽的还有一个创造不朽的人。不论怎样,他留给我们一个英雄,留给我们一段至今还在回味的历史:回味那至今让我们感动的英雄,回味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言片语……

        任彦芳:他曾说过这话:我们不能只想做清官哪。清官,那是封建主义的概念;我们是老百姓的长工啊,不是清官啊!

    (摘自《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作者:任彦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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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焦裕禄身后 我与兰考的悲喜剧》读后感

        得感谢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我对焦裕禄产生了兴趣。因为习近平到兰考对点视察,又掀起学习焦裕禄热潮,一时间,对焦家子女的各种采访、焦裕禄纪录片、焦裕禄电视剧又充斥河南台、央视台。党校、焦裕禄干部学院都在讲焦裕禄精神,据说开封党校一位退休老师因为各地讲座焦裕禄精神与群众路线,已经挣了很多钱,看来追随形势,讲党需要的东西的确能发点小财。说实话,我是不大信现在宣传的这些东西,因此开始在网上扒资料,了解当事人,知道了焦裕禄的生平,知道了地委书记张申、知道了原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副书记张钦礼等一大批当时兰考政坛上的人物以及他们复杂的关系。一同事知道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拿来这本书,我花了一天时间读完。那感觉真是五味杂陈,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克己奉公,废寝忘食,后患肝癌去世,兰考面貌并没有改观。所幸的是他没有经历那场惨绝人寰的文革,因此成了当之无愧、永垂不朽的英雄人物。张钦礼、周化民等人的命运因为文革则完全不同了。张钦礼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口才很好的人,他16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20岁当上了副县长,24岁当上县长,扎根兰考,为兰考治理风沙做出了巨大贡献,曾经因1959年反右倾说了些真话,被打成严重右倾,撤职下放劳动改造,后来他进京上访,适逢政治气氛宽松,上面在纠偏,张钦礼于1961年9月被平反,回到原岗位-县委副书记、县长,继续工作。但这次经历让张钦礼觉得中国的政治是“虚伪者走遍天下,真理者寸步难行”,从此开始了他的说谎生涯,开始吹嘘自己、抬高自己,仕途也从此不顺。前一任县委书记下台,他没有如愿升任县委书记,来了焦裕禄挡住了他的仕途,他们合作并不和谐,焦裕禄去世,他没有参加焦裕禄的追悼会。然后上面又派来新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他依然还是副书记,怀才不遇的张钦礼该是多懊恼。穆青的到来给了他机会,在宣传焦裕禄事迹中,怀揣私心的张钦礼,利用新华社记者穆青、新华分社记者周原的的大通讯稿《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力宣传焦裕禄,把自己塑造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借机抬高自己。这份通讯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意忽略掉了焦裕禄举旗抓纲的工作,有些文学色彩,有些情节虚构。中国式的宣传英雄事迹大抵都有这毛病。文革来了,昔日那个说真话的张钦礼不见了,文革中的张钦礼利用这篇大通讯标榜自己,焦裕禄是张钦礼树立起来的,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焦裕禄。在文革中张钦礼利用这个光环登上权力的顶峰,迫害了一大批反对他的人,继任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不幸成为这队伍中的一个。兰考的政坛派性斗争血雨腥风,都是打着保卫焦裕禄的旗号,焦裕禄成了派性斗争利用的工具,焦裕禄地下有知该是如何悲哀?!文革结束,张钦礼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周化民被平反。

        回首那段历史,无论焦裕禄还是张钦礼、周化民们,我都不想去歌颂或谴责他们,他们其实都是悲剧人物 ,在领袖人物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年代,可以把人变成神,也可以把人变成魔鬼,更容易把人踩在脚下,人物的命运完全被政治所操控,不能自己。如果有制度约束,张钦礼人性恶的一面可能会受制约,我们不能相信人人靠道德能约束自己。制度是制约权力最好的方式。至今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仍然缺失,很多时候仍然停留在口号治国上,停留在领导人的讲话上,但凡领导人讲话了,都是重要讲话,都是治国方针。如果没有制度建设,如果不崇尚法治,树立再多如焦裕禄一样的典型也没有用,焦裕禄不过是又被利用了一次而已。还有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可能还会轮回。    

                                                   (录自“微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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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2 21:47:2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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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0/13 14: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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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读任彦芳所写《焦裕禄身后 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后的一些思考
                                   杜君立

        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记忆,随着年代久远,很多人和事都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当事人离世后,如果没有文字留存,许多历史就从此湮灭。“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作为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大浪淘沙的政治运动后,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笔者有幸见到93岁高龄的张申先生,听他讲起焦裕禄的往事。作为与焦裕禄相识10余年的老上司,张申无疑对焦裕禄有更为真实的记忆。

        焦裕禄是山东淄博人,出生于1922年,念过几年私塾。在那个战乱年代,他的经历很是坎坷,甚至坐过监狱,自然也少不了挨打。1946年,焦裕禄参加了中共。据张申回忆,焦裕禄喜欢留偏分头,瘦长脸,大眼睛,中等个子,很有气质,讲话时爱叉腰。他性格比较温和,平易近人,人很聪明,做事利索。因为做过长期的党内宣传工作,他很会抓典型,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讲话总是很有感染力,对工作也非常热忱;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把一天的工作再回想一遍,他说就像“过电影”。

        1948年夏天,张申被上级派遣到河南尉氏,担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遇见焦裕禄,焦裕禄当时是宣传部干事。顺便提一下,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也是尉氏人。当时战乱与饥荒不断,农民饿死者不及其数;很多人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倒毙于沟壑,惨不忍睹。张申率领干部群众,将这些无人收拾的尸体统一安葬,并召开了一场隆重的公祭大会。张申安排焦裕禄来撰写祭文。焦裕禄只用了一夜工夫,就写出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风打头,雨打脸,干了一年又一年……”

        次日,在尉氏县城北一座大庙前面的广场上,全县万人公祭大会正式举行,方圆几十里赶来的群众烧纸烧香,放鞭炮,超度亡魂。在公祭大会的高潮,焦裕禄亲自朗诵祭文。这篇祭文在焦裕禄的声泪俱下的朗诵下,使参加公祭大会的所有群众都为之感动落泪,现场哭成一片。借此机会,党员干部积极激发群众“挖苦根”,煽动穷人们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为富不仁的地主阶层的仇恨;“化悲痛为力量”,作为会议主持者,焦裕禄发动义愤填膺的群众参加革命,一起推倒蒋介石政权、解放全中国的苦难农民,号召青年农民当兵入伍。结果公祭大会变成了招兵动员大会,小伙子们纷纷报名,非常踊跃。张申和焦裕禄请他们跟家人商量好,三天以后再来,结果很多人第二天就来了。很快就招了一二百人,交给部队直接带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彻底改变国共军事力量平衡的真正的“大决战”,战役在1948年冬天打响以后,接上级指示,张申负责组织尉氏、长葛和扶沟等三个县的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他们共组织了600副担架,4个人抬一个。这支2000多人的民工队伍以党团员为骨干,包括很多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浩浩荡荡开往前线。走到太康一带,谣传说前面有蒋介石的飞机在轰炸,一些民工就吓得脱离队伍逃跑了。焦裕禄听说后非常生气,领着一些精干党员追赶,很快就把这些逃跑的民工抓了回来,而且还狠狠地打了一顿。

        焦裕禄因为此事受到了张申的批评:“共产党员怎么能打人骂人呢,他们又不是敌人,民工都是自愿的,不想干就可以回去,不能强制。”等他们的民工队赶到蒙城时,战事已经结束,担架队抬着许多伤兵送往战地医院。陈毅说过,淮海战役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话一点也不假。焦裕禄从这件事吸取教训,在他后来到兰考主持工作时,专门制订了《干部十不准》,其中一条就是“不许强迫群众做任何事情”。

        1952年进入土改复查阶段,张申是中共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焦裕禄担任共青团陈留地委副书记。张申和焦裕禄作为一个工作队进驻杞县云所村,发动贫雇农反对地主富农。当时新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政权的影响还是很大,当地因为交通不便,匪患仍然很严重,工作队的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焦裕禄跑到莲花坡村,找到张申求助,说是有土匪要杀他。张申鼓励他“邪不压正”,并给他支了一招。焦裕禄回到云所村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农民揭发土匪流氓的恶行,将“坏人”都指名道姓地暴露在阳光下。在焦裕禄正义凛然的积极鼓动下,会议现场正气高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看到有人主持正义,纷纷站出来揭发恶人恶行,进一步增加了对土匪恶霸的憎恶和警惕,也起到了极好的震慑效果。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工作队也就安全了;土改复查工作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一个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初步稳固下来。

        张申从1954年开始,担任开封地委书记长达15年。1959年,张申因为质疑大跃进被罢官下放。1961年吴芝圃事件后,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张申获得平反,官复原职。当时,兰考县委书记王金碧因生活作风问题下马,兰考需要新的县委书记,但兰考艰难的境况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张申经过反复考量,提议由热情质朴的焦裕禄担任新的兰考县委书记。

        2、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地大县,黄河经常在这里决口。这里的沙土地不适合种粮,却适宜种花生、芝麻和西瓜,依靠这些经济作物,兰考农民仍可以维持温饱。直到在1957年,兰考还是一片林茂粮丰,但到了1958年,全国掀起“三面红旗”和“大办钢铁”高潮,整个兰考用于防沙治沙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控制风沙的树木没有了,风沙灾害再次兴风作浪。另外,失去树木以后,洪涝灾害也变非常频繁;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又造成了大片的盐碱地。因此形成内涝、风沙和盐碱灾害,被称为兰考“三害”。在这些“人祸”与“天灾”兴起的同时,“以粮为纲”政策又严厉禁止一切经济作物,兰考农民完全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命脉。兰考沙土地的粮食产量非常低,小麦平均亩产不足75斤,有时几乎连种子都收不回。1962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为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作为这场饿死达数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重灾区河南,到处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在这一年,兰考县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逃荒要饭浪潮,甚至有几万人被饿死。

        1962年6月,焦裕禄刚从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面对自然环境和民生状况都极其艰难的兰考,焦裕禄与张申谈话时毫无畏惧,对组织上指派的新工作充满信心。张申说,“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1962年12月,焦裕禄正式调任兰考县,担任县委第二书记。张申本来有意让焦裕禄接替王金碧,直接担任县委书记,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焦裕禄并没有因为不能“升官”而有任何怨悔。就这样,在县委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到任兰考,直到一年后在任上去世,焦裕禄都没有接到“县委书记”的正式任命。实事求是地说,焦裕禄并不是“县委书记”。

        焦裕禄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水深火热之中的兰考。虽然新政府已经成立10多年了,但农民的生活反而变得更糟。焦裕禄刚到兰考上任时,曾经亲眼看到固阳公社刘楼村的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而三义寨村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事实上,这种不幸的局面持续了很多年,焦裕禄既不是天使,更不是上帝,他根本无力改变这个世界。穆青是1965年冬天到河南兰考,来采访灾区困境的。穆青发现现实的兰考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早在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样的情况在4年后依然如此。穆青在采访笔记中将其形容为“一幅悲惨的流民图”。

        可以想象焦裕禄所面对的兰考工作是多么艰难,甚至他作为县委书记同样的吃不饱。当时的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一直跟随焦裕禄参加治理沙丘的劳动,据他说:“当时困难得很,都是我们男劳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妇女上外边去要饭,要了饭回来再吃。焦裕禄和县长张钦礼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吃着老百姓乞讨来的百家饭,带领兰考的青壮劳力,在盐碱地上,在沙丘上,创造出了今天的绿洲。”

        焦裕禄有一句话糙理不糙的名言,叫做“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从到任的第二天起,就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展开工作。后来记者列出焦裕禄在兰考的日程表,惊奇地发现,这504天中他没有休息一天,都是在拼命地工作。所谓“拼命”,就是他已经患有严重的慢性肝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焦裕禄当时已经患有肝炎,但当时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和营养不良,肝炎非常普遍。张申自己也是肝炎患者,大饥荒时期他下放杞县劳动,也以草根树皮活命,这种“饥荒”曾使他的体重从140多斤下降到93斤。令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的肝炎竟然很快就恶化到肝癌。一次张申因病住院,焦裕禄来医院看望。张申问起焦裕禄的病情,焦裕禄指着自己的腹部说,这里好像一只红薯顶着,疼得厉害。张申赶紧安排焦裕禄到河南医学院一附院检查,焦裕禄的肝癌很快就得到确诊,随即住院治疗,后来又转院到北京治疗。无奈当时已经到了肝癌晚期,焦裕禄又回到郑州。为了节省医疗费用,绝望的焦裕禄坚决拒绝继续治疗,“嫌浪费”,什么药都不吃。他最后只向组织提出一个遗愿,将他死后埋葬在兰考的沙岗上。他说,他生前没有治理好沙地,死后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治好沙地。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逝世,终年42岁。

        事实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其中还有两个月住院。相对而言,作为土生土长的兰考人,张钦礼从1954年就担任兰考县长,在具体的工作上,无疑他对兰考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焦裕禄。

                                                                (未完待续)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0/13 19:21:4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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