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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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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两张人物合影旧照浓缩解放后的“政治运动”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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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于 2017/11/5 22:32: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大家请看下面这篇文章:

    标题:50年人生之旅;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19辑;作者:祝宇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第4套合订本


第19辑《老照片》的封面


    广东省湛江市于1949年12月19日解放,1950年3月湛江市委员会成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秘书处四个部门,除市委书记和部门领导之外,第一批在市委会工作的11名干事,都是16至20岁风华正茂的未婚青年。他们有的来自游击区,有的是搞地下工作的,都是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团员

图1

    当时,干部过的是供给制生活,除每月发给男的理发费五角,女的卫生费六角外,衣食住行一切由国家包着。生活虽清苦,但精神焕发,热情满腔。当夏服发下来时,大家十分高兴,有人提议在衬衣上绣个党徽,表示我们是党务工作者,大家一致同意一齐动手,绣了红五角星和镰刀铁锤。穿起来互相一看,觉得挺神气,有人提议照个相留念,于是每人拿出二角钱,说说笑笑来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集体照(见图1)。照片出来后,觉得还欠缺点东西,有人提议写上日期,作永久纪念。由我执笔在底片上写下“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九五○年.‘七七’纪念”。每个人都在照片后面签上名字。

    50年过去了,回头看看这张老照片,感慨甚多,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书,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1951年“三反、五反”,在“大胆怀疑”的口号下,首先把任会计的陈继文(后排右一)打成“老虎”(贪污分子),受到处分后调出市委机关到农村,后复查,贪污问题虽被否定,但从此使用上受到影响。
    许光禧(二排左三)1947年参加革命,在游击队当副连长,作战英勇。1952年因与恋爱对象未结婚便发生了性关系被开除党籍,回农村后,说他是“不满分子”,怀疑他参加“青年党”反革命组织,“企图”抢劫区政府,被枪毙。据查,农村当时并没有“青年党”的反革命组织。
    庞英(后排左一)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劳动,摘了帽子仍是“摘帽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
    李基夫(后排左二,原名吴发躬)打游击时曾给游击队的领导带路去与国民党某区长谈判,解放前夕该伪区长宣布起义后逃往香港。1958年“审干”时,说他与伪区长“关系密切”而“控制使用”,20多年不能提拔,没提过工资。事实上他与伪区长从不相识,仅在那次双方谈判时,在场斟茶倒水见过一面而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于1979年解除“控制使用”提为外贸局的科长。
    笔者(二排左二)从市青年团筹备处调到市委秘书处当文书,不久调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任秘书,1954年任市委办公室秘书科长兼市委书记秘书,受到领导的器重,工作也得心应手。


图2

    这时,土改运动结束,一批干部调进市委机关,其中有任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的曾广源(图2左),干事赵雅权,我们年龄相仿,爱读书,喜欢文娱体育活动,带领机关的年轻人参加“劳卫制”体育锻炼,正在充满豪情学习保尔-柯察金“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时候,突然的政治风暴袭来,切切实实地把我们打翻在地,那是1955年,中国出现了“胡风反革命事件”,机关开展“肃反”运动。由于我们三人爱好相同,平时接近较多,被打成“胡风式的反革命小集团”,加上我有两个叔父在香港澳门,更有“特务”嫌疑,于是我和副科长曾广源被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撤职,调出市委机关。曾广源到市总工会,后又调到农村。
    受处分后,我被调到《湛江日报》当记者,换一种方式活着。这是新的工作,我必须努力学习业务。两年后,总编辑犯错误,下放劳动,由我代总编辑主持编务。1958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湛江视察,提出将《湛江日报》改为晚报,我主持筹办。处在“大跃进”时期,晚报适应形势,受到党和群众的好评。随着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纸张奇缺,报纸困难重重,1960年底晚报停刊。上级来人,开大会宣布人员去向,被分配到党委、政府部门、电台机要部门的皆大欢喜,最后宣布说:“祝宇世界观没改造好,到农场劳动。”我愕然。在报社工作五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每年的年终鉴定,上下都满意,怎么又是“世界观没改造好”?我心里明白,可能我的案子还没有结论。记得“肃反”运动中,管专案的负责人曾说过我港澳关系不清楚,要长期挂起来。后来给我平反时证实了我的怀疑,在清理档案时,在我的“审干”结论中曾有三条:“一、不能当领导;二、不能在领导机关工作;三、不能搞机要工作。”我明白了,工作要我干,职务却不给,根子在这里。

    离开报社,到农场劳动。一年后,调到百货公司当秘书股长,又是完全陌生的工作。
    事有凑巧,刚好一年,市“文联”的秘书去世,我调到文联接替他的工作。
    在文联,我又得从头学。因为写过一些文艺作品,在“十年浩劫”中,被划到“文艺黑线”中去,多次被抄家,又因港澳关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中统特务”的帽子,在市直属机关的群众大会上被批斗示众。……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俩同时被工宣队、保卫队用冲锋枪押到农村(后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达五年。1972年干校结束,最后一批回到文联机关“控制使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春风,使冰封解冻,1979年我得到彻底平反,被任命为文联办公室主任,后又任文联副主席。……(中略)

    1993年我60岁,“完成历史使命”,离休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史的误会把我推上了新闻和文艺创作的道路,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绿色的梦》,离休后又出版了散文集《路长长》、与别人合作的报告文学集《金盾之歌》。
    ……(后略)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1/5 23:35:4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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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6 12:46:5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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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十年代时非常多的人只有1条长裤、外裤,洗、晒唯一的外裤期间只能先借别人的长裤穿![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情况的:

        标题:那个年代的穿衣囧事;转自《经济观察报》8月21日的那一期,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经济观察网”的这个网页上复制来的:http://www.eeo.com.cn/2017/0821/311087.shtml

    作者金雁(见上图)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

        摘要: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能够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就已经烂成布条了。
        ……
        记得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都是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有一条换洗的而已。我们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穿一下,等到自己的裤子晾晒干了再还给我。本来,洗衣服的时候相互周转一下,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很普遍的,算不得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那天偏巧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羞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递给她时,就听到她在门口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进来,……
        ……
        所以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上小学时用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就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后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
        ……
        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都是凭购物本供应的,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总会有些“潜力”可挖——缝被子的棉线会被反复使用,男孩子洗脸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买本,把几家人供应的本色棉线染色以后编制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制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金雁/绘图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用度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以限制需求的手段来保证供需平衡,是当时常规做法。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程度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能够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就已经烂成布条了。更何况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就显得格外“不经穿”。

    当年山西省兴县蔡家会公社碾坪会生产队小学衣衫褴褛的孩子

        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袢儿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趾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东,是一个木制的脚型,补袜子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的质量,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结实”,基本上没有“美观”的概念,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定义的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两个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很多人为了增强耐穿性,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都是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有一条换洗的而已。我们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穿一下,等到自己的裤子晾晒干了再还给我。本来,洗衣服的时候相互周转一下,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很普遍的,算不得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那天偏巧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羞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递给她时,就听到她在门口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进来,
    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一瞬间也楞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抱怨我说,“都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里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不耐烦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道,说当时有事情要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室内光线暗淡,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叫“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虽然我们还不至于衣不蔽体,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大事,人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来补上这份亏空。
        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的布,这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有在取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富裕一点的人家盖“毛毡”,这是一种用羊毛碾压杠制而成的毯状物,盖到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这面烙熟了再翻过来烙那一面。
        所以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上小学时用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就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后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刚毕业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很长一个阶段,大学生毕业后的月工资和毛毯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他们是可以一年挣12条毯子的“毛毯人”)给我买了一条毛毯。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分给我们的教工宿舍只是一间15平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秦晖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因为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都是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她心痛得一夜辗转反侧。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绵绸类物品,大家就都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都是凭购物本供应的,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总会有些“潜力”可挖——缝被子的棉线会被反复使用,男孩子洗脸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买本,把几家人供应的本色棉线染色以后编制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制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把节省下来的布票偷偷摸摸地拿到“黑市”上卖掉,换取一些其他急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进“学习班”或者被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虽然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用品历史也很悠久。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抗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质地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服,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只有像我姥姥那样早年“富贵过”,家里又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人才能分辨出“绫、罗、绢、丝”各自有什么不同织法。
        相比之下,毛纺织品的抗磨损程度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还要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母亲曾花费120个工业券和150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两年积攒下来的结果,为的是省下布票给我们用。
        那个时候,大家的穿着都是一样的“蓝蚂蚁”,小姑娘顶多也就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绳”扎辫子来体现一下“色彩”。有一个阶段流行起了“一尺布翻花样”。说一尺布可以做书包、裤衩、胸衣,还可以做假领子,正处于豆蔻年华,“想美”的我们都很想实践一下,几个人分别软磨硬泡地从大人那里各自讨来一尺布票,买来花花绿绿的布在一起操作。别人做的书包、裤衩都很成功。唯独我做的胸衣腋下和前胸的弧度裁剪不好,再加我不懂得上贴边另裁的道理,成品皱巴巴的,穿上比不穿更难受。于是不停地试不停地改,越做越丑陋,不伦不类的挂在肚脐上面,既不像背心又不像胸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改到最后的结果,剪的布片只能用来做沙包和洋娃娃的衣服了。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失败的DIY,后来我还做过假领子,也不是很成功。也许我选择的恰好是衣服的两个难点部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开始有合成纤维制品供应,因为下垂感显著,俗称“抖抖料子布”。街上的孩子们都知道“穿着抖抖布,一定是大干部”。到了70年代初,我们所在的县城商业门市部第一次有“的确良”女衬衣到货,一共有三种颜色:粉红、豆绿和浅灰。这种不要布票的新品种衣服色彩艳丽、布料挺括平整、据说又薄又耐穿,不用烫,不褪色,容易洗,干得快,还不走样。因为价钱要比普通的平纹布高两倍,大家是看得多买的少。
        妈妈仍然决定“不惜血本”给我买一件,最后我选中了豆绿色,也算开了一时“洋气”之先。在物资匮缺的年代,我比女伴们多一件“的确良”衬衫,虽然有“不艰苦朴素”、“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嫌,但心里仍然美美的。有时候在井边遇到挑水的小孩,他们会故意把水撒到我身上,然后大喊“的确凉、的确凉”,以讥讽我的穿着与大家不同。因为我姥姥家在天津,有时会寄一两件式样别致的成衣来,穿出来在小县城里显得既另类又新颖,很是扎眼。

        1972年我参加工作,分配在离县城40里的首阳镇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来是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除了官方一家,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分到了在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了“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食品、百货、鞋帽、日用里面最重要的部门。一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斜纹布0.425元,咔叽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的价格都是整数,不用算盘的话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还要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是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商业局是众矢之的,贪污自杀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布匹组对人员的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要体力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要脑子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楼主附注:“一打三反”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有这一个地方,所以逢集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了。早上9点钟开门,7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一开门,柜台都要挤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拨拉几口。我们用的一米的长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划一个小口,两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拇指用力展开双臂一伸手就可以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儿也会把手指和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我一个逢集日要做几百上千次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的连碗都端不住了。
        其实体力还是小事,关键是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一定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哔叽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几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短缺度有多高。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咔叽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
        可是偏偏这批到货可能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也就是说整批布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棉布有伸缩性,拉直和铺平之间大约会有1.5-2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较高,结果十人当中有差不多有六七个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这中间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的。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
        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面前。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来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可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多购,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告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高兴了学生娃。一问才知,原来大人购来想给自己做衣服,结果由于尺码和缩水的原因都改给孩子们做了。
        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种粮的土地面积,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
    ,不要布票的“的卡、的纶”之类的化纤纺织品种类多起来了,引发了人们在穿衣上的革命。1974年我去兰大当“工农兵学员”学习俄语以后,还回过一趟原来的供销社,棉布的紧俏状态已有所缓解,成衣制品也开始多起来了。1978年以后农村市场开放,1985年统购统销取消以后,票证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
        商业局和供销社垄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供销社成为了鸡肋,面临着三个不承认:农民不承认它是“合伙人”组织,说“合作社不合作,联合社不联合”;政府不承认它是官办企业,命其自负盈亏;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自己是群众性经济组织,觉得国家是卸磨杀驴,任其自生自灭。用我们那里职工的话说,现在的政策是“用着了搂到怀里,用不着了推到崖里”
    。脑子活泛点的,赶紧自谋出路。我们供销社原来的同事有些就自己出来“单干”了,上广州下江南的到处批发组织货源回来销售,我笑称她是“一个人的供销社”。她对我说,供销社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吃皇粮”“只此一家”的买卖再也没有了。
        现在人们的穿着已经在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网购更是不受地域和付款方式的限制。对那些买衣服买到要“剁手”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着就像天方夜谭一般了。


    那个年代的人们买布的情景


    作者金雁年轻时的照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6 15:30:56    跟帖回复:
       第 3

    大叔、大妈们在回忆60年代时纷纷说当年自己家里每年只有在春节时才舍得做荤菜吃![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报道中得知这件事的:

       标题:《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样过年》;转自《金华日报》2012年1月17日那一期的第11版,那一期《金华日报》的电子版的具体地址是:http://epaper.jhnews.com.cn/site1/jhrb/html/2012-01/17/node_122.htm。金华则是浙江省的一个地级市。
        摘要:过年是我最想念的,因为可以吃到鸡、鸭、鱼, 鸡和鸭是家里养的,平时舍不得吃,到了过年才留一只给自己吃,其余全部卖掉,以添置一点生活用品。

    一个红包高兴好几个晚上

      ●人物档案:沈远明,男,1964年1月出生,金华开发区苏孟乡种植专业户(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名“浙江金华经济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6月。——楼主附注)
      我们家兄弟三个,我是老大。因为兄弟都还小,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干活,母亲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当时我们家里很穷。
      那个时候的春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生产队的田大部分种紫云英,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农药和化肥,紫云英是用于肥田的,到了耕种的季节,生产队的社员就牵着牛到紫云英田里耕田。我们和小伙伴就拿着菜篮子到刚耕过的紫云英田里抓泥鳅,那时候田里的泥鳅可多了,只要将菜篮放在田里,用脚轻轻地在水里蹬几下,然后将菜篮拎起来,菜篮里至少有六七条泥鳅,多的时候有十来条。这些泥鳅都胖乎乎的,吃起来特别过瘾。
      过年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平时我们家里的菜都是酱、梅干菜和腌菜。家里虽然养有一头猪和一只羊,因为没有什么食物喂养,都很瘦,杀了也没有几斤肉,而且基本上都卖掉,这钱用于添置农具。自己虽然会留一点,但主要用于招待客人
      正月初二,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到亲戚家拜年开始了。拜年时我们一般拎着500克白糖、500克油金枣、500克红回回到亲戚家(“红回回”是金华的一种特产,一种传统糕点。——楼主附注),如果认为是比较尊贵的客人,是两包,这些东西是到供销社买的,外面用草纸包着,上面放一张红纸,以讨吉利。
      到亲戚家拜年一定要吃一餐饭,否则主人会不高兴。去拜年前大人都会吩咐我们,不要轻易去吃鲤鱼冻和猪爪冻,这两碗冻只有在主人将其划开来时才可以吃,鸡肉也只有主人夹在你碗里才可以食用,因为在当时这几碗是最好的荤菜。不过一般来说,如果吃不到这两碗冻,那么肯定能吃到一块白切鸡肉,否则主人会觉得自己招待不周,对客人不够客气。
      拜年的时候,我可以收到几个红包,那时的红包一般是0.5元,如果拜年的对象家里生活条件好,红包会比较大,一般是1元或者2元,得到了钱一般都交给父母。记得有一次拜年回家,父母将一个0.5元钱的红包分给我,我高兴得好几个晚上没睡

    酱油拌饭是最好的美味

      ●人物档案:郑春生,男,1964年2月出生,婺城区洪坞社区农民 
      我们一家三代有3个人是龙年出生的,母亲、我和我儿子。
      上世纪60年代,物质非常匮乏,平时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吃,一日三餐基本上是梅干菜、腌菜和青菜,菜里看不到一丁点油。因为我正在长身体,再加上摄入的油水过少,肚子很快就饿。往往到了下午4点钟肚子就已饿得咕咕叫,这时我就会到菜橱里找东西吃,如果能找到一点冷饭,用酱油拌起来,再放点猪油,那就是最好的美味佳肴了。那时生产队基本上种水稻,有几年还会种几亩甘蔗、花生,到收获的季节分点给农户,但我们舍不得吃,都将其卖掉,所获得的钱用于添置家里的生活用品。别说能吃上水果,平时村里连水果的影子都看不到。
      番薯收获的季节,是我们小伙伴最高兴的日子。村集体养有许多牛,将牛粪晒干,然后烧成灰,当肥料用。在烧的时候,我们就将番薯从地里挖出来,埋进去烤,烤熟后大家一起分享。小伙伴吃着香喷喷的烤番薯,手舞足蹈的,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楼主批注:牛粪里烤出来的番薯不嫌脏吗?) 打豆的时候,我们会到晒场上抓一把,放进去“爆”,有时“爆”焦了或者“爆”得半生不熟的,也舍不得丢掉,全都将其吃下,吃得津津有味
      过年,是我最企盼的日子,元宵一过,我就开始想下个春节赶快到来,因为过年有猪肉和鸡肉吃,还有新衣服穿,这在平时是吃不到和穿不上的。
      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到城里玩,都是走路的。记得我八九岁那年,我们村有一个人在外地当干部,大年三十带回来一辆自行车,全村人都感到很新鲜,因为当时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而且都是高干家庭才有,大家没有真正看到过自行车。他家有自行车的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全村,全村人都赶到他家里看,把他家围得严严实实的,我被堵在里面憋得气都喘不过来

    松树枝照明看电影

      ●人物档案:汪作成,男,1964年10月出生,金华市某机关单位公务员  
      我老家在杭州市淳安农村,当兵转业到金华工作。(淳安是杭州的一个县。——楼主附注)
      我家共有六口人,父母生了4个孩子,我是老三。我家住在一个山沟沟里,当时我们村里很穷,我家也一样。记得我六七岁时,家里一年到头基本上吃玉米糊;如果收成不好,连玉米糊也吃不上,只有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吃得连大便都解不出来
      每年到了11月,我就盼望着春节早点到来,因为除夕夜,我可以吃到一餐白米饭,这是用家里平时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钱,到山外买的。我还可以有新衣服和新鞋子穿。新衣服是用“卡其”面料做的,这套衣服要穿一年四季,穿到来年的春节已经是补丁加补丁了;鞋子也一样,是母亲做的布鞋,一年到头就这么一双,穿到第二年春节,早就破得不成样子了
      那时的春节,我家还吃不上猪肉,但桌上的菜会比平时多添几碗,分别是青菜、豆腐、青菜炒豆腐、萝卜块、萝卜丝、萝卜炒豆腐
      外出拜年是我最向往的,因为有白米饭吃,还能吃上一块肉。外出拜年如果遇上下雪或者下雨,是我最为苦恼的。因为我只有这么一双布鞋,在雪地或者雨水里踩湿后双脚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甚至将皮磨破。还好冬天山里人都烤火,鞋子弄湿后,每到一户亲戚家我就将鞋子脱下来烤。(楼主批注:作者的每户亲戚差不多都是山里人,那么作者走亲戚,大多数走的就是起起伏伏,甚至可能是坑坑洼洼的山路!) 拜年结束后,我的布鞋已基本上穿得半旧了
      要是村里哪天能放上一场露天电影,那一定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们村一年到头只放一次电影,是县里的放映队来放的。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是用发电机发电的,放映队一般会提前一天通知村里,然后把发电机从山下抬到山上,一个村一个村轮流抬,轮流放。我们如果知道邻村放电影,哪怕是爬10公里山路也会去看。那时还没有手电筒,我们去看电影时,都是八九个人一群,由一个人背着一筐松树枝,然后用火柴将松树枝点着,作为照明。而我一般是家人背着去看的。

    人挂在梯子上盼长高

      ●人物档案:马赛英,女,1964年9月出生,婺城区西关街道居民
      我是金东区孝顺镇人,我丈夫是婺城区西关街道人,结婚后,我随丈夫住在西关街道。
      我家共有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
      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过年,那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做冻米糖和米酒。吃年夜饭前我们先拜祖宗,然后再吃年夜饭。一般来说,吃年夜饭要赶早,最好比别人提早半个小时吃。吃好以后,大人们还要到邻居家和村里的亲戚朋友家吃,十分热闹。在邻居和亲戚朋友家转了一圈后,大人们回家炒花生、瓜子。炒熟后,我们就把花生和瓜子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和小伙伴出去玩了。
      大人们会将我们一群小伙伴召集到有梯子的人家里,把我们抱得高高的,叫我们双手抓住梯子的木档,把整个人挂在上面,说这样人会长高。到了晚上十来点钟,我们就回家了。奶奶已经将红包(压岁钱)包好分给我们,叫我们把红包放在枕头下,到了正月初一早上才能将其打开。还有母亲已经将新衣服和新鞋子放在床边,正月初一可以穿上。
      正月初一早上我醒得特别早,人特别兴奋,盼望着赶快天亮,因为有压岁钱,有新衣服和新鞋子穿。那时的压岁钱一般是1元钱或者是2元钱。我们各自穿着新衣服,新鞋子和新袜子,心情特别好,一般先和兄弟姐妹比,谁的漂亮,然后再和村里的小伙伴比。如果别人评价自己的衣服很漂亮,比什么都高兴。记得有一年,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绿色的卡其面料西装,我特别喜欢。正月初一我穿去拜年,结果天下起了雨,不小心将其弄脏了,回家后只有将其换掉,穿上原来的旧衣服,心里特别不高兴,那种失落感至今我记忆犹新。
      记得读初中时,家里条件好起来了,母亲给我买了一双36码的丁字形皮鞋,说买得大一点,人大起来也可以穿,哪知我的脚到现在也只有35码,还是穿不着。

    花一角钱买50个小鞭炮

      ●人物档案:廖继承,男,1964年11月出生,婺城区西关街道居民
      我家兄弟姐妹7个,我是老五,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父母对我特别宠爱。
      我家条件和其他人家比算好的,因为当时村里办了一个粉干厂,父亲在里面搞管理
      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零食很多,肚子饿了嘴巴馋了,可以到超市里买。我们那个时候三餐饭能吃饱就已经算不错了,零食根本没有,水果店只有市区兰溪门和小码头开了两家,是公家的副食品公司开的,苹果个头很小。父亲如果有钱,会给我们买两只回来,然后平均切成7份,一个人分到一小块。我们都舍不得吃,用舌头舔了很久,才将其吃下
      过年是我最向往的,因为过年有冻米糖吃,还可以放鞭炮,还有猪肉、鸡肉和鱼肉吃
      我们家一般距春节一个月前开始做冻米糖,做好后,父母会将其装在8个坛子里,每个孩子一坛,父母自己留一坛,父母那坛最大,是过年用于招待客人的,我舍不得吃自己坛子里的冻米糖,因为吃光就没有了,于是我经常到父母的坛子里拿冻米糖。等父母那坛吃得差不多了,才吃自己的。为了防止姐妹到我坛子里拿冻米糖,我每天都给坛子做记号,经常打开看看,有没有少去。
      那时候的鞭炮很便宜,小鞭炮一角钱50个,在过年时父亲会买三四串回来。在除夕夜我拿着小鞭炮和小伙伴一起,到这家放放,到那家放放。大的炮仗那时也有得卖,比小鞭炮要贵一些。大炮仗冲上天往地上掉时,大家都去抢,原因是里面有几层草纸,因为那时草纸很少,有些人就用这些草纸擦屁股
      过年时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说高兴的事,否则父母要责怪,说一年的运气都被说掉了,过年时我们讲话格外小心。

    点蜡烛过大年

      ●人物档案:俞燕滨,女,1964年6月出生,婺城区西关街道居民
      我原是开发区秋滨街道人,结婚后住在西关街道。我家兄弟姐妹6个,我是老五。我小时候家里虽然比较穷,但日子过得比较平静,因为我上面有四个兄弟姐妹,他们承担了家里的一些家务,相对来说,我要比他们生活得舒服一些。
      我记忆最深的是,那时候我们平时没有什么东西吃,更不要说水果了。我盼着梨成熟的季节快点到来,因为到了梨成熟的时候,我们家会到隔壁村买两三斤品质比较差的梨吃,是隔壁村大队里种的,售价是每公斤3角钱。记得有一次我在吃梨时,小朋友羡慕得连口水都流下来了。糖梗成熟的季节也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生产队收割糖梗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偷偷地躲进糖梗地里,拔几根出来,在小腿上一放,双手用力往后将其掰成两半,然后坐在里面吃。
      过年是我最想念的,因为可以吃到鸡、鸭、鱼,鸡和鸭是家里养的,平时舍不得吃,到了过年才留一只给自己吃,其余全部卖掉,以添置一点生活用品。鱼是生产队养的,一般到了过年前几天才会抓,因为塘里的鱼没有食物喂养,所以鱼的产量特别低,一个农户家最多能分到一两条,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不仅自己可以尝一尝鲜,拜年时客人来了还可以用于招待客人,不需要到市场上买
      到了秋天,天气冷起来了,我们就没有条件洗澡了,身上脏得长“壳”。当时城里有两个浴室,但家里没有钱,洗不起。不过在过年的前两天,我可以洗一次澡,金华化工厂有一个锅炉房,开有浴室,对外开放,收费要比城里的浴室低得多,父母会带着我们到那里洗。将近5个月没洗澡了,有幸洗了一个澡,有多惬意,整个人轻松得像会飞一样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没有电灯,平时晚上都点洋油灯,除夕夜为了使家里亮堂一点,我们就在桌上插上三支蜡烛,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吃年夜,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浪漫,但那时我们想如果村里有电灯该有多好

    @乌油之箱 @还珠格格 @臣有一本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7 7:35:28    跟帖回复:
       第 4

    70年代时我国很多的农村家庭竟难以承担给家里的小孩供应、购买作业本的开支![转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书《日暮乡关》中揭示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史实,“当当”网中那本书的销售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35784.html(点击这个网页上,该书的封面小图右下角黄色的“免费试读”按钮,就能在新页面中试读该书最开头几个章节的部分内容);现将那本书的第二“章”(第二辑)中相关的两个小节摘录在下面:


    粉笔旧事

       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当银幕上出现老教师向魏敏芝移交粉笔的画面时,身旁的儿子惊呼:不会吧?粉笔这么宝贝!我未做声,心里却说:孩子,你哪里了解过去啊!
       我念小学时,正是70年代前期,乡下很穷。寻常人家,平日难得吃一次白米干饭,霜前没有鞋子穿。学校里的课桌,是两摞土坯上架块木板,凳子须学生自带,不带就站着听课。除了练习簿、铅笔与橡皮,其他文具,学生是绝对没有的,铅笔刀一班一把,由教师掌管。
       儿童天性,喜欢写写画画。写画在哪儿呢?纸极金贵,自然舍不得。地上易被人踩掉。最好是门上、桌上、板凳上、黑板上、未粉刷的墙壁上。因此需要粉笔。何处觅粉笔?只有拣粉笔头。偶尔拣到一截粉笔头,欢呼雀跃。
       但粉笔头毕竟不经用。终于,有段时间,学样里爆发了“购粉笔热”。
       一天晚上,我对父母说:我想买粉笔。父亲眼一瞪:买那干啥!我说,全班四十名同学,三十五人有了。父亲沉默了,他一向爱面子。稍后他问:多少钱一包?我答:一毛一。他立即眉头紧锁。这是两块月饼或一盒“大铁桥”香烟的价钱。还是母亲心软,她说,下个月吧,等买回盐和煤油,给你两个鸡蛋。
       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天。我怀揣两个鸡蛋,兴冲冲地赶到大队的代销店。营业员是位大胖子,他将鸡蛋放在手上掂着。那时收少量鸡蛋不称,全凭营业员的观感与手感定价,按大中小,分七分、六分、五分三等。我紧张地盯着他,心跳得厉害——我的两只鸡蛋都不大。果然,胖子说,一毛。这意味着买粉笔尚差一分。我苦苦恳求,同行的小伙伴们也都帮着讲好话。但外地来的大胖子丝毫不为所动,他用我们听来觉得很古怪的口音说:就是一毛!
       无奈,只好口袋里捂一上午,中午带回家。母亲愁眉苦脸:怎么办呢?没有鸡蛋了。其时我家只养四五只鸡,因缺粮食喂,鸡下蛋也少。母亲撒了一把稻子,将鸡们唤到跟前,挨个抱起,摸它们的屁股,最终还是摇头。后来她想了个主意,去隔壁三娘家换了只鸡蛋。这只鸡蛋看来能卖七分钱。哦——我欢叫一声,拿起鸡蛋就跑。谁知乐极生悲,脚被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个“狗吃屎”。我顾不得胳膊、膝盖疼,赶紧摸口袋——完了,一手蛋黄。我嚎啕大哭起来。母亲飞奔过来,气得满脸通红,扬起手,想扇我耳光,可快到我耳边时,又硬生生地收住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咽着说:唉,穷人家,怎么就这样倒霉呢?……
       终于买回粉笔,是又过了一个月之后。随即,我家里里外外,出现了许多标语,比如,“柴房重地,闲人免进”,“厨房重地,小心防火”,“这是我的床”
    等等。我度过了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
       ……(中略)

    白纸忆旧

       纸这东西,我在上学之前,见得很少。正儿八经的白纸,山村里是绝对没有的;就是废纸、破纸,也是稀罕物。村人方便后,均用树叶、石子、土疙瘩擦,至于纸,想都不敢想!
       直到上学之后,领到课本,我才首次见到像样的纸张。我兴奋得两眼放光,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捧起课本,贪婪地闻着它的芬芳。
       那时读书,每年学费壹元伍角,但作业本须自备。这对不少人家来说是个负担。同桌的大泼常常是老本子用完了,新本子还不知道在哪里,要挨老师训斥。不过,人一急,点子也就有了,大泼买不起新本子,便在老本子的边沿做作业,边沿写满了,就用橡皮将以前的作业擦去,再写上新的作业。最初,老师对大泼的行为不能容忍,三天两头地在课堂上批评他,但日子一长,也就默许了。尽管如此,大泼仍然未能坚持下去,二年级没念完,就回家种地去了
       小学毕业以后,经过一番努力,我接着上初中。这时,我的作业用纸也开始紧张起来。一是初中的作业比小学的多几倍,尤其是数理化,要演算大量的习题,特费纸;二是初中的学费也相对较高,加上还得购买学习资料,家里的经济有些撑不住。不过,父亲终归是能干的,他想了一个绝招儿。当时,村里办了一家鞭炮厂,经常收购废旧书刊制鞭筒子。父亲把书刊的封面、封底以及扉页撕下来,装订成册,便成了很好的草稿本子。这种本子,在我三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及至我考上大学,它才功成身退……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8 18:56:29   
       第 5

    文革时周总理曾为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极度无知而大发感慨[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事的:

       标题:我所接触的晚年周恩来总理;转自于“腾讯”网的这个网页:http://view.inews.qq.com/a/20170708A03D8C00

    周恩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一行。前排左二为廖承志,后排右一为作者。图|作者提供

        我所接触的晚年周恩来总理
        周斌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7日总第811期《中国新闻周刊》
        周恩来总理的晚年,可以说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局面。这方面,已有很多专著、大作问世。
        作为一名普通翻译,我所知甚少,但由于多次直接接触他的便利条件,有一些亲见亲闻,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侧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
        招待会上替我解围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上面传达说,周总理近日严厉批评外交部,说两国复交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
        原因是,他从日本媒体的一则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国后,破例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招待会,邀请华侨总会和方方面面的在日华人出席,以表示祝贺和感谢。招待会气氛很好,华侨们都很高兴。
        周总理批评说,为什么田中、大平和日本外务省能够想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对日部门却不动脑子、不想办法,不努力开展广交新朋友的工作?
        听到批评后,外交部立即行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尽快在北京举行一次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庆祝招待会,邀请当时在北京访问、经商、旅游的日本朋友和常住北京的日本侨民出席。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两国各界代表近3000人欢聚一堂。80高龄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辞,接着日本友好团体以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界5位有影响的代表人士讲话,都是由我担任翻译。讲话过程中,鼓掌声、欢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眼看任务即将顺利结束,我高兴地跟随最后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当天清晨由大阪启程,途经香港,由深圳入境,再从广州飞抵北京。他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写在了香烟盒上。又说,他相信即使没有讲话稿,我也一定能够翻译好的。
        上台后,他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步跑到台前,大声高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听到喊声,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
        为了挽回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为之,我是用最激动、最有力、最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纲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
        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有意将“错误”说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
        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那天起,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常常回想起这几句温暖人心的话。
        ……(中略)
        一番伤心话
        周总理平时对人对己都十分严格,平时所说所谈几乎全是工作问题。但心情好时,偶尔也会主动跟人聊聊天。
        一次姬鹏飞陪他会见日本客人。客人离去后,周总理主动把姬鹏飞留了下来,对他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时政消息“×××到达北京访问,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听说北京大学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竟为你的姓名发生争论。一部分学生竟认为,你这位外交部长姓“姬”名“鹏”,是“飞”到机场迎接客人的。
        周总理感慨,大学生理应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文化、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而现在他们整天忙着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连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也可以说是无知到了极点再这样下去,我们中国怎么得了!

        在我的印象中,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全国各地每日层出不穷的麻烦事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好,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却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次是他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
        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钱秘书只朝我看了看。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因为当天在场的几位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后来,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日本各界的悼念
        1973年初,中国在东京开设大使馆后,我被派驻东京,担任大使陈楚的翻译。
        经过十年高速发展,东京已经相当发达,但当时通讯也只有电话和传真。使馆规定,懂日语的近二十名中青年轮流在传达室通宵值夜班,以应急处理晚间可能发生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1月9日早晨6时(北京时间5时)传到东京的。1月8日晚正好轮到我值夜班。
        9日晨6时一过,东京华侨总会、多个友好团体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打进来,说他们从NHK等几家电视台播放的清晨头条新闻中得悉,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逝世,并问使馆何时可以接待他们前来悼念。
        对这个不幸消息,我其实早有预感,但真的听到,仍深感悲痛,泪流满面。
        预感来自近几个月,陈楚大使先后两次接到外交部发给他个人的密电。密电指示他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日本近期有无治疗膀胱癌的特效药,如有就不问价钱当场买下,并马上指定专人送回北京。
        由于陈大使不懂日文,便将这件要事交给我办理。密电虽未说明药的用途,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抢救周总理的生命。他还告诉我,我国驻美联络处、驻英使馆、驻法使馆和驻联邦德国使馆负责人也都收到过内容相同的密电。我接受重托后,四天跑了五家著名制药公司,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接了几个日本各界人士的问询电话后,我奔到陈大使的办公室兼卧室,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了他。他立即起身,并让我通知全体使馆人员马上到他房间开会。
        住在馆内的42位使馆人员(人数最多的商务处和记者站在别处办公),不到一刻钟就聚集到大使房间。大家流着泪投入到布置灵堂、准备接待悼念者的工作。
        刚过7点,我从值班室的窗口往外看去,发现使馆门前马路上已排起了近百人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竟是年近七旬、德高望重的日本著名表演艺术家泷泽修老先生,后面是松崎君代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老国手。
        当时我就听说,泷泽修是日共秘密党员,至少是日共的坚定支持者(我从未核实过)。“文革”开始后,中日两党公开决裂,双方所有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上面还多次告诫我们,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与日共党员接触、往来。
        看到这位日本家喻户晓的文艺大师身着薄薄的黑色风衣,站在零度左右的凛冽寒风里,我心想,即使他是日共党员,我也必须迎上前去,把他接进馆内。我毫不犹疑地打开大门,请他先进馆内休息片刻,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再去灵堂。
        老先生说,从清晨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悲痛万分,赶紧起身,来不及洗漱,就披上外衣,乘出租车来到这里。如果你们不方便,那就麻烦你小周先生,在周恩来先生遗像前,替我鞠个躬,烧支香,告诉他,日本的泷泽修祝愿他一路走好。
        我对他表示感谢,说我们没有任何不方便,陪同他第一个进了灵堂。
        日本官方对此也十分重视,多位国会议员、近半数内阁成员都来到使馆悼念,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连两天前来悼念。
        在悼念人群中,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大人物——时任日本内阁副首相福田纠夫先生。在中日两国知名度都极高的他,此前从未与新中国有过任何交往。他鞠躬、点香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在灵堂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太遗憾、太可惜了。
        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我便主动走上前去,表示感谢,并说:外务省中国课只通知三木首相定于上午11点来使馆悼念,而没有提到您,所以没能在使馆门口迎接您。他回答说:三木代表政府,我只代表自己,你们并不失礼。
        接着我把他领到陈大使办公室,两人交谈了十几分钟。他请大使转达他对中国政府以及邓颖超夫人的问候。
        当时在灵堂采访的一位资深政治记者对我说,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次精心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刻与地点,开始直接接触中国,肯定经过深思熟虑,可能背后还有能人替他支招。
        ……

    总第811期《中国新闻周刊》现已上市,可登录微信公众号进入微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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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1/8 18:58:0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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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一些七十多岁的学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养猪、劳动,其中76岁的语言学家陆志韦去了没多久就病倒,随后病逝了[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标题:《干校杂记》;转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温故》的第二十九辑;“百度”网的“阅读”频道的一个网页上有那一“期”、那一辑《温故》的电子版供大家免费地在线阅览、阅读,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kuaizhui.baidu.com/ebook/18c84ff8376baf1ffc4fadc0?type=cat(大家要阅读此文的正文的话,需要依次点击目录中,标题“特稿:干校杂记”下面,此文各个小节的小标题的链接)。作者是徐方,其实此文是由她的回忆录《干校札记》中第1-第15章的关键内容节选、改写而成的。在“当当网”上面销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的销售页上,“作者简介”版块里说她:“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随母亲张纯音下放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1977年考取兰州大学外语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先后从事英语教学和特殊教育研究工作”那个销售页的地址是:http://product.dangdang.com/23851120.html#catalog——大家点击这个网页左上角,此商品(此书)的封面图右下角,黄底的“阅读电子书”,就能免费查阅、试读此书的头十章的主要内容!

    我在另一个“电商”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中搜索到的,一家旧书网店所销售的《干校札记》的实物照片:



    我买的那一“期”《温故》的实物照片:


    摘要:刚到干校不久,(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军宣队王副政委在作报告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不留神就忆到1960年的苦。笔者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在信阳事件中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

        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经济所”就是“学部”的经济研究所的简称。——楼主批注) 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董辅礽、吴敬琏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略)
        ……(中略)

    一、整装待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学部”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楼主附注)。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部光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都开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十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略)
       ……(中略)

    三、干校营地

       学部干校设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三百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1960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件。1959年,信阳地区因干旱而歉收,粮食产量仅及前一年的一半。但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在河南省“放卫星”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特大丰收年”,于是粮食征购就按照这个虚报的产量增加。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最后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牲口饲料粮都要上交,造成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农民之灾。刚到干校不久,经济所军宣队王副政委在作报告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不留神就忆到1960年的苦。笔者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在信阳事件中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略)
       那一带是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大炼钢铁的时候被砍光了(用“土高炉”炼钢时,树木作为柴、燃料。——楼主批注)。……(略)
       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
       ……(中略)

    四、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人。……

       ……
       经济所的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才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年3月25日,中贡中秧领导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进京,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燕大最终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则被调到学部语言所。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的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

    五、认识顾准

       ……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儿(因中间省略了很多内容,所以我交代一下:这里的“他”指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楼主附言)。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也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
       汪友泉阿姨是我们住在公社粮管所时的室友。下干校时她已经五十出头,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倒在床上唉声叹气。她是个直性子,敢讲敢说,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我聊天儿。
       汪阿姨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回国后到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她的文笔很好,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阿姨的丈夫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按说事业有成。可杨先生有化解不开的乡愁,他说:“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举家迁回。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
       土坯房盖好后,我们跟关淑庄阿姨同住一室。关阿姨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戴副金丝眼镜,满头银发,腰板儿倍儿直,一副学者派头儿。她讲话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的。
       关阿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由于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那些年她实际上是在为台湾当局工作。……
       ……
       关阿姨1956年决定回国,联合国秘书处为她送行,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把她家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等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到达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那一带的交通都因此阻塞了。……
       ……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这时翻译赶过来帮忙,钱纳里笑了,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跟得过金钥匙奖的关阿姨在哈佛是同班同学。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再次相见,他们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

    七、安营扎寨

       学部干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的问题。前文提到,经济所刚下去时,只能安排男同志住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住卫生所、兽医院。我们这些人几乎占用了当地所有的公房,给人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借的,得尽快腾出来,于是干校把基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果直接建土坯房,一时备不齐料,且过于费时费力,不现实。为了早日解决住的问题,决定基建分两步走:先建临时性住所——席棚子,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土坯房。
       基建工作从1969年12月正式开始。当地划拨给学部干校八千亩地,人们先在大平原上选址,席棚就直接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席棚的墙也是用秫秸的把(bà)做的,外面糊一层泥,最外头围上席子,故称席棚。
       ……
       这新搭的窝住起来特别不舒服。首先,席棚面积有限,可每个棚至少要住进二十多人,比以前更拥挤了。其次,席棚盖在泥土地上,非常潮湿,箱子不能直接摆放在地上,否则很快就会发霉,得在底下垫砖。……
       春天来临,人们忽然发现床底下钻出很多嫩芽。原来这块地头一年种的是大豆,收割时散落下来的豆子,此时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真是春风吹又生! …… 到了夏天,箱子上居然还长出了蘑菇,可见席棚里面有多潮湿。遇到阴雨天,被子潮得恨不得能攥出水来。人们进进出出,把外面的泥水带进来,屋子里的土地变成了泥地,弄得到处都是泥,真成了“滚一身泥巴”。住席棚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厕所离住处太远,夜晚上厕所有困难,女同志只好以洗脚盆充当厕所。全宿舍的人都这么干,气味可想而知。
       ……

    八、劳动锻炼

       ……
       学部这帮知识分子,做学问是行家里手,可干体力活儿就不好说了。特别是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体弱多病者甚多。经济所的人自嘲说:“我们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下至三四十岁的小伙子。”其中经济史组的人年龄最大。由三位老人组成的挑粪班,平均年龄竟高达七十三岁。班长严中平下干校时已年届七十,背有些驼,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英国留学,在中国棉纺织业史等领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他挑起两只沉重的粪桶,走起来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粪水溅了一身,一副斯文扫地的样子。
       当年经济所的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绰号“狗熊”)等人三十多岁,属于“小伙子”,是壮劳力,干什么活儿都得冲到前面。今天回过头想想,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
       其实,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感到难以承受的,绝非母亲一人。顾准伯伯在日记中也提到1970年那场麦收。他说腰实在弯不下去了,只好跪着割。 …… 那些日子他经常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那时他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
       劳动锻炼不仅苦,有时还险。一次,二排(政治经济学组)为了烧砖,要翻修当地农村废弃的旧砖窑。这种窑是向下挖的,有点儿像井。底部空间很大,一炉可以出上万块砖。基建任务紧,急需用砖。为了赶时间,头一天刚修好,里面的泥巴墙还没干,第二天就要进去抹泥。出发前排长沙吉才做动员报告。他这个人说话特别啰唆,人称“沙啰唆”,说起来没完没了。 …… 他花了四十多分钟,才把动员报告作完。于是大家排着队朝砖窑走,刚走到跟前,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刚修好的窑塌了,惊得人们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事后大家说:“真得好好感谢沙排长,他这一啰唆,救了二十多条人命,要不咱们都埋在里头了!”这是干校的一大事故。当年险些丧命的人当中,就有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学界的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
       ……
       学部干校最初的一年多,劳动非常辛苦。任务紧的时候,早上5、6点就开始干活儿,晚上9点多才收工。……
       ……
       东岳逢双日有集,农民把自家出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刚去时没事儿干,经常跑到集上转悠。我看到有人卖樱桃,心里痒痒的,便询问价钱。那人说一毛五一两,我还觉得挺便宜,就买了一两。他从筐里随便抓出几个递过来,我问怎么这么少,他说一两就这些。后来我们到公社中学借读,有个农民子弟抱怨:“都怪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人,把物价都抬高了。以前我们这儿的樱桃卖一毛五一斤,现在变成了一毛五一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十倍的价钱买了人家的东西。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
       ……
       1971年4月,干校从东岳搬到明港,住进一个军营里,条件大为改善。这时人们已不再干体力活儿,只是搞政治学习和“清查五一六”。……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军代表们似乎嗅出了什么,像泄了气的皮球,远不如以前那么神气了,对下放干部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干校后期,食堂伙食越来越好,可还是明令禁止学员去集市贸易上买东西吃。一次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后不许再到集市上买老乡的花生,谁要是买了让我逮住,立刻没收!”刚开完会,他就找到当时在食堂担任采买的狗熊叔叔(楼主提示:前面的段落已经说了“狗熊”是学部的经济研究所的陈瑞铭的绰号,他跟吴敬琏是一个研究所的同事),说:“喂,一会儿出去买菜的时候给我带两斤花生。”狗熊愣住了:“您刚才不是说……”指导员打断他的话:“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会悄悄地嘛!我马上就要探亲了,总得给家里捎点儿东西。”狗熊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军宣队也是人,也爱吃花生……
       ……

    十一、在公社中学借读

       刚下去时,我们这些干校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气,在外面惹是生非。经济所魏某某的儿子抓住老乡家的鹅,把翅膀绑起来扔到水塘里,差点儿把人家的鹅淹死,气得老乡到干校告状。领导很头疼,不得不认真考虑怎样安排这帮孩子。结果决定十四岁以下的到当地学校借读;十四岁以上的自己选择,要么去机务班学开拖拉机,要么到公社中学借读。我选择后者,于是跟其他十几个孩子一起去了东岳公社中学。……
       ……
       这是一所戴帽中学。所谓戴帽,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有点儿类似给人戴了顶帽子,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比较普遍。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学校没有操场,只在院子当中竖起一个自制的篮球架。作为教室的土坯房只开有门洞和窗口,却没有门板和窗扇。天暖和还好说,到了冬天就很冷。只能在窗口用块塑料薄膜挡风,可门还是大敞着,晴天的时候屋子里比外面还冷。有时上着课,农民家的猪便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老师见怪不怪,照常讲课。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8 22:16:0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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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是上面一楼文章的剩余内容:

       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学生,校长感到师资不足,要求干校支援。而干校正愁个别病残人员不好安排,于是派了两人到学校教书。一位是经济所的刘克祥,三十出头,搞经济史的,患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学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岁,搞生物学史的,因患小儿麻痹造成腿部残疾。到公社中学后,刘老师教语文,汪老师教化学。
       ……
       当地学生很朴实,我不久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班上有个叫崔明兰的女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明兰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纯朴,友善。……
       ……
       1971年4月4日,学部干校要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我向明兰辞行。她低头半天不语,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头来说:“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然后就飞快地跑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捧着用手绢儿包着的四个煮熟的鸡蛋,那鸡蛋还是热乎的。我大受感动,深知在这个贫穷的乡村,鸡蛋有多金贵。农民一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指着用它们换取食盐、灯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绢儿里包的哪里是鸡蛋,分明是她的心啊!明兰,我会永远记住你!

    十二、非正常死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当时人们经常背诵的一段 语录。用它来形容干校生活,却实实在在。笔者在干校的短短两年,就经历了若干起非正常死亡。
       第一起死亡事件我亲眼目睹。郭谨仪阿姨是我们住进土坯房的室友,平时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食堂边上的一口井,宿舍里的人轮流去挑。1970年9月的一天,轮到郭阿姨挑水,正赶上下雨。东岳的黏土地在雨天变得异常泥泞,徒手走路都很吃力,更何况挑水。水井离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远,有一百多米。那天我们眼见郭阿姨吃力地把两桶水挑进屋,还把扁担挂在墙上,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同宿舍的陈长源阿姨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冲上去为郭阿姨做心脏按摩,并口对口地人工呼吸。她折腾了很久,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把人救过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
       郭谨仪阿姨是经济所的合同工,在经济史组整理图书资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来讲不是学部的人,只因在经济所做工,只好跟着一起下干校,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把命送了。
       第二起死亡事件发生在1971年初。这时干校已从东岳迁到明港,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经济组研究人员袁代绪那段时间在食堂帮厨。他四十岁上下,做事特别认真。春节快到了,为了给大家做年夜饭,他挨门挨户征求意见,问大家想吃什么。敲过几个门后,突然跌倒在地,很快就没了气息。待人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施救,却已无力回天。
       郭谨仪与袁代绪当时都是中年人,四十岁左右。两人的猝死或许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可要不是在干校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不会这么早离世。
       干校在明港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考古所高××因“五一六案”被整而自杀。他先是割腕,没死成。于是又上吊,结果绳子断了,跌断了几颗牙齿,还伤了太阳穴。最后取来新的绳子,还是把自己吊死了,足见死意已决。
       “清查五一六”运动贯穿干校生活的自始至终,而且愈演愈烈。我那时候年纪小,弄不懂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有: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俞大章、张守一……其中一些“重点骨干”被关进干校牛棚,如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等。
       近日打电话给经君健叔叔,跟他谈起考古所高××挨整而自杀的事。他说:“这不奇怪。我自己当时挨整,逼我交代‘罪行’和同伙。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被逼不过,只好乱说、乱供,但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诱供的‘罪行’不断升级,上纲越来越高,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也曾经动了自杀的念头……”
       其他非正常死亡还有:开拖拉机翻车被压死的、看露天电影过程中猝死的,等等。
       以上这些死者都是学部普通职工,并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可是,当陆志韦这样的一流学者去世时,却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聚集了一批中国文科顶尖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宝,走一个少一个,对国家来讲是重大损失,为此专门批示,以照顾老弱病残的名义,将十一位一流学者提前调回北京。1971年元旦,这批人从干校返回,其中包括吕叔湘、丁声树、俞平伯、何其芳等。按说钱锺书先生绝对应该在这一批上调人员名单里,可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他。到了1972年3月,又调回了第二批。这一批包括一些二级研究员,钱先生和夫人杨绛随这一批返回北京。

    十三、重返故地

       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当年下放人员重返干校故地,笔者也应邀参加。
       在那次活动中,很高兴见到了不少当年一同下放的经济所叔叔阿姨,如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经君健、陈长源、方留碧等。……
       ……
       县政府与东岳镇政府为了举办这次活动下了很大工夫,除了召开座谈会,还安排我们参观干校遗址。
       ……
       在息县开完顾准纪念会后,东岳镇政府的贾书记很热情,问我有没有想见的当地人。我说希望找一找东岳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和崔明兰同学。到底时代进步了,贾书记用手机几通电话打过去,就说两个人都找到了。黄老师已退休,还住在东岳;崔明兰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目前在郑州打工。又过了一会儿,居然跟明兰通上了话, …… 明兰说她在郑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知足。
       ……

    十四、后记

       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这不奇怪,当时最高层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幸好当时的总理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到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19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些1964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了之后先是搞“四清”,紧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干校,直到1976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后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3 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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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7/11/13 10:02:02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3 15:24:35    跟帖回复:
    9
    文革万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3 19:34:0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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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时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我们这里仍有相当多的老年人爱说这句话:只在日本人来的那几年照过像,免费的,办理【良民证】,不办证就出入不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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