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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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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zhairen 于 2017/11/8 10:31:3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是?

    作者:关敏

    关敏(ww2840901454)提要: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是:有用或无用。科学不是提供有用之术的作坊。古希腊人探求知识奥秘,完全是非功利的爱好,从而成就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民主文化。华人追求物质利益绝缘了科学。《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通“殚”)千金之家(家产)。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技巧)。”屠龙之术指极为高明的技术或本领,但是在现实中用不到,成了中国人嘲讽的对象。中国人时刻强调学以致用。连诗仙李白都嘲笑国人的好奇心——“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怎么会有科学?

    希腊人有求真的执着,不在意是否有用。柏拉图说:学天文学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唤醒灵魂——了解天上美妙的规律,你就会觉得确实有一个理性世界存在,你的理性觉醒了,你就成人了。中国人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帝王的政治需要,并不以发现天界规律为目标,也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

    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即求知不是由于功利所诱,也不是为了生活所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科学是追求真理,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形而上学”,它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并发生在“人类有闲暇的地方”。

    不为功利,但求完美。古希腊所追求的完美体现在所有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欧几里得几何只能由古希腊人创造,科学也只能由古希腊人开启,而民主体制也一定只能由古希腊人建立。古希腊人对于完美的追求,在他们的艺术作品、科学思想和民主政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的古代文明还在天圆地方的时候,古希腊人不仅仅已经确信地球是球形的,而且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还成功计算了地球的半径。他计算得到的地球半径值和今天我们知道的准确值的误差不到1%。当古中国人还在阴阳五行的时候,刘基柏、德莫克利特就提出了原子论。尽管原子论在当时不可能有试验证据或者验证,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遥遥地领先于那个时代。这本身也是精神先于物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古希腊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有人居然问这样的问题:素数(质数)的个数是无限的吗?这样的问题毫无用处啊!更加奇怪的是,居然有人要证明这个命题的真伪!欧几里德证明了它。

    在华夏,从来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估计此人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华人会问:这有什么用?当然无用。不仅当时无用,今天也无用。数论是最没有用处的。于是,华人就会问:“没用的东西你搞什么?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既然你吃饱了没事干撑得慌,就干点别的事吧。也许就是劳改吧?整天整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如去挑大粪。”

    欧几里德是如何证明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吗?他使用的是二难推理。他先假定:素数的个数是有限的,个数为n,最大的素数是Pn。把所有n个素数都乘起来,其乘积S = P1·P2····Pn。

    现在考察S + 1。如果其是素数,那么我们就有了n+1个素数,因此最初的假定不成立,于是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

    如果其不是素数,那么必定可以被一个素数P整除,而P一定不是原先这n个素数中的任何一个,因为用原先任何一个素数做除数都会有余数1。于是我们至少有n+1个素数。

    因此,最先的假设不成立。亦即,素数的个数是无限的。证明完毕。

    这真的是一个亮瞎你的双眼的证明。要知道这是2300年前,华人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证明了这命题。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还有想象的力量。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照亮人类思维几千年。看来老庄孔孟诸子百家都加起来也没有给欧几里德拎草鞋的资格!

    欧几里德不仅仅证明了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而且他还有这么一段轶事:他曾经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当校长。一个小伙子来求学,过了几天,这个小伙子满脸困惑地来找欧几里德:“几何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立即叫来了教务长:“请给这位年轻人一点钱,让他马上离开这里,他居然想在这里学有用的东西!”

    希腊人研究的这些是名副其实的“屠龙之术”。如果这样的学问在华夏传授,学园会很快关闭。因为华人是学以致用,没用的东西是不屑学的。华人和希腊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古希腊人认为:追求真理是一种美德,那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什么一定要有用?难道幸福本身不值得追求吗?

    华人的认识是:如果这东西不能吃不能用,就没有理由研究,否则就是“吃饱了撑的”。华人的口头禅:不要学那没用的东西。华人总是嘲笑和惩罚那些“无用”的思想者,这种具有超越精神的人最后绝种了。既然他们绝种了,科学当然产生不了。

    古希腊还有一个超级数学家叫做阿波罗尼,他研究是圆锥曲线。就是说,把一个圆锥垂直放在空间里,拿想象的平面来切它,就得到了如下几种曲线,然后研究它们的性质:1)平行于底面切:圆;2)平行于圆锥侧面:抛物线;3)介于以上两者:椭圆;4)垂直于底面:双曲线。“还有比这更加无用的吗?以一个想象的圆锥和想象的平面,这么切那么切,如果是大白菜和猪肉,这么切那么切,那还有点意思。这样子切一个想象中的圆锥,绝对精神病,而且病得不轻。”这是中国人的结论。

    那阿波罗尼的几何真的没用,但是人家就是认为这是一种幸福,这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的过程就是幸福。他用纯几何的方法研究圆锥曲线,就是今人也未能超越。后来证明,阿波罗尼的圆锥曲线的用处太大了。那已经是阿波罗尼去世以后1700年后的事情了。

    牛顿在开普勒宇宙学的基础上,证明了:任何受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力在保守场中的物体的运动都必须是阿波罗尼曲线中的一种,也就是说,要么是圆,要么是椭圆,要么是抛物线,要么是双曲线。比如我们的地球轨道是很接近圆的椭圆,有些彗星的轨道是抛物线,有些彗星的轨道是双曲线,有些行星的轨道是比较扁的椭圆,有些彗星的轨道是非常扁的椭圆。

    当然,这些圆锥曲线还有更加广泛的用途。比如:汽车的车灯反光镜是抛物线旋转形成的抛物面,灯处在这个抛物面的焦点处,射出的光就是平行光,于是射得很远而且很亮。否则无人可以在晚上开车,除非你是猫头鹰。室内乐如果把剧场做成椭圆的,你把乐队放在其中一个焦点上,而把听众放在另一个焦点上,听众听到的演奏就如同乐队就在自己的身边。发电厂的散热塔就是双曲线旋转形成的双曲面,这样的形状使得散热最好。

    马克思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爱因斯坦说过: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李慎之说:“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为什么?中国人追求科学的好奇心都是被儒教扼杀了。儒教充斥着追求权力名位的病毒。孔子不停地寻求从政的机会。政治需要照顾各方利益,参与政治就不能总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孔子教导学生讲话前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机会主义者基本上与科学绝缘了。儒家经常宣扬的“福禄寿、金榜题名、龙凤呈祥、升官发财、权力名位、荣华富贵”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使汉人永远隔绝了真理隔绝了科学。据专家考证说,13经里居然没有“真”字,说明古人根本没有这观念。连这最起码的观念都没有,还谈什么科学!

    顾准说:中国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这是因为: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读书人唯有“学而优则仕”一途,国人的才智都用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上去了,实用技艺被贬为奇技淫巧,科技受到压抑,无法自由发展。而古希腊的文人一直保留着独立的人格,不依附权贵,当然不必学孔子那样向统治者下跪磕头。世界上最伟大的皇帝亚历山大巡视时,看见了犬儒学派首领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很有学问却一无所有,亚历山大大帝对他说:“我可以给你一切”。第欧根尼说:“你走开吧,不要挡住大自然给我的阳光”。可见,掌权者应让出阳光而保证思想者的自由。第欧根尼说: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是言论自由。所以,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古希腊的阿基米得,罗马士兵的刀架到脖子上,仍然在算他的公式。

    一个以食为天(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吃饱肚子)的群体是不可能有科学的。科学的道路布满荆棘陷阱,充满艰难险阻。这是一条求真而不是觅食的道路。任何以觅食为宗旨的群体都会望而生畏,随后落荒而逃;哪怕阴差阳错上了这条路,也会很快逃之夭夭,一去不返。一个自由至上的群体才可能走上科学的路,一个把自由视作最高价值的群体才可能在科学这条道路上走到底。这就是古希腊人给世界的启示。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点:拿自由换食品,结局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食品。以自由为上,总不会挨饿,也许日子有时过得艰难,但前途终究不会辜负他们。正因为有了自由意志,他们也就有求真的执着,不在意是否有用,却在研究屠龙之术中得到幸福感。科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伟大的娱乐,是一种求真的快感,是一种超脱的喜悦。因此,要让他们难得糊涂、以食为天、学以致用,那是强按牛头喝水,不可能的。

    关敏原创于2017-06-13,原题目是:诸子百家给欧几里德拎草鞋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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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8 10:41:3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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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是集体性的生活方式

        作者:关敏

        一,以相互制约的生活方式来抑制“人性恶“”

        几千年来,人们把为一己之私的行为评价为“人性恶”,在基督教那里称为“原罪”,在法家那里称为“人性恶”。那么,为他人为公的“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的诸子百家异口同声地说“善”“来自于古代圣人”;圣经里说“善”来自于上帝。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善良的”。使徒保罗告诉罗马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圣经》中“原罪”的描述,确定了“人性恶”假设,准确地说:“人世间不可能有圣贤”、“上帝面前人人是罪人”的假设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人性假设。“人性恶”假设自然会合逻辑地推导出对掌权者的防范,才需要社会大众和制度的笼子来限制人性恶!民主就是管住权力的笼子,当然需要建设制度和过一种相互制约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仇杀!

        

        中国文化的圣人论以及愚民对大救星的期盼本身违反“人性恶”这一前提!而且把希望放在圣人的身上造成全国的一边倒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制的无边的黑暗而不自知。一边倒的个人崇拜必然与相互制约的生活方式绝缘。亚里士多德说过:“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是因为越往东方走,人性恶越厉害,统治就越发黑暗。比如,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上个世纪,东欧的政治明显比西欧的政治更坏;在东欧集团内部,最东方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最腐败残忍;而在取得独立地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当中,最靠西的波罗的海三国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欧盟怀抱,最靠东的、若干带有“斯坦”后缀的中亚国家,如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却仍深陷于独菜的暴政奴役之中。越往东方走,东方就越唯物而不信神,甚至发展到鼓吹吃人。“天赋人权”说就是以绝对的不妥协的态度拒绝父母辈的吃人霸权。君不见,古代孝道树立的以割自己的肉给家人治病的无数典型就是践踏人权!没有人权的地方必然是灾难。

        既然人性恶,为什么日本能民主文明呢?日本列岛隔离了人性恶的加剧,当年蒙古人征服日本就失败了,避免了人性的彻底恶化!中国大陆就没有这种幸运。岛国可以躲避专制,逃到无人岛屿。孟德斯鸠说:“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如果这些自由人从事商业或海盗等集团性质的活动,最容易建立民主制度!海盗社会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血腥、船长权威至上。实则不然,无论船长还是水手都习惯于民主。有一个特别的例子,一伙海盗在一次航行中,竟然换了13任船长。正因为海船生活的权力分散,海盗们得以建立起一个分权制衡的民主体系。而这个体系既让船长更为可靠,也削弱了船长对船上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控制。海盗们到海岛后更容易把船上的民主生活体制保存下来。这就是希腊罗马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建立民主制度的原因。

        二,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都是制度决定论者!

        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模仿日本的虚伪立宪,康有为是个半吊子,他最后是孔子救国,鼓吹大同共产主义!

        孙中山以为推翻了帝制有了临时约法,中国就会步入文明轨道,哪知军阀只认枪杆子,不认约法,把临时约法废掉了。

        陈独秀认为共产主义公有制是灵丹妙药!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餐主义时就指出,由于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误以为社会里的许多罪恶都是源于私有制,以为一旦共产了,这些罪恶就可完全消除。殊不知这些罪恶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决不是公产制可以消除的。“问题不在私有不私有,而在于人类那种企求均富的欲望”。相反,公有制带来懒惰、浪费和贫穷。试想那些还未变得懒惰的人看到竟然有一部分人少劳动甚至不劳动却与他们辛勤劳动后得到的同样多,他们能长期忍受这一状况吗?这会导致争斗、懒惰、浪费和贫穷,贫穷会使人性恶加剧。

        三,民主是一种集体性的生活方式

        现在人们认为私有制不好,但要把私有制搞好依然需要民主法治!胡适先生当年就评价过陈独秀一句话,他说“仲甫先生天天讲德先生赛先生,他却不知科学是一种工作方式,民主是一种生活态度。” 民主当然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集体性的生活方式,绝不是老子的“无知无欲”,“上善若水”(实质是随波逐流),以及“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盘散沙似的生活方式;“老死不往来”的道家生活方式实际上是终结任何民主与法治!因此,中国走向民主文明必须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转变!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即使你对政党政治毫无兴趣,只要你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就与你相关,你就有权利和义务过问。正如约翰·堂恩所言:“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改革家和幻想家们希望人们通过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权势者博弈,从而达到各方都满意的结果,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人人都可能有“搭便车”的心理。一件事,你不说,我不说,一直耗到有人忍不下去提出抗议为止,于是大家先是迅速围观看热闹:这小子怎么敢出头?看他以后怎么收拾!没成想那小子闹大了,于是大家又跟着前进。

        蔡定剑在《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一书中指出,目前中国反民主理论主要有“民主危险论”、“民主有害论”、“国情论”等几种典型理论。“民主危险论”认为,民主就是多数决定制度,搞民主必然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侵犯目前已经富裕起来的少数人阶层的财产,因而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民主有害论”认为,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搞民主会降低效率、阻碍发展,因而为落实发展战略,中国需要奉行权威主义,不能搞民主。“国情论”则认为,民主需要较高的公民素质和发达的经济、文化条件,中国目前人口多、经济不发达,因而目前不宜推行民主。蔡认为:反民主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更是荒谬的,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多数表决和选举制度。现代民主更注重通过合理的民主程序来保证公共政策在体现多数人意志的同时,保护少数人利益不受多数人暴政的非法侵害,而不是仅仅关注民主的结果和公共政策由谁作出的问题;二是人类的民主实践证明民主是经济可持续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保障;三是民主与公民素质没有直接关系。主导公民参与民主的不是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

        更多地请参看:逻辑与信仰——提高民族素质的药方

        http://m.kdnet.net/share-12464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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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满清奴隶制在血海中建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602/12/30831275_659258556.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09/10/21189171_693413574.shtml

        乾隆的自信与自大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2493283&boardid=2

        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是?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2493204&boardid=52

        逻辑与信仰——提高民族素质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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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的起点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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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秦晖的“文化无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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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死刑权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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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帝王思想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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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胜劣不汰”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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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逻辑理性就没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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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9 10:50:30    跟帖回复:
       第 4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曾被某些人视为民主的第一原则。在我国几乎成了正确的化身:动辄就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连微信群都以多数的名义剔除他人。这就是民主的弊端——多数暴政: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允许牺牲、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假如吃掉1个人可以救活3个人的话,他们会这样干。这是与正义冲突的。正义是个体为了与其它个体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愿接受的预设前提,它是终极价值,是社会的首要问题。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正义需要普世道德即绝对道德来保证,而绝对道德是以十诫为根基的。“十诫”为全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

        唯有博爱才能拯救世人!唯有提倡博爱和平,才有完全永远的光明。归根到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只可能建立在大爱和平的正确信仰之上,绝不可能建立在为利争斗的错误信仰之上。如果你把统治者视为狗,而统治者即“圣人”又把老百姓视为“刍狗”。一个狗与“刍狗”的世界,绝不可能民主!

        反对利益第一,提倡博爱第一,既不让少数决定一切,又不能多数决定一切,那么最终由谁来决定呢?社会又怎么保障基本的稳定和必须的改革呢?十分清楚,应当由博爱决定一切,应当由全体决定一切。一切强制性法律、一切重大的改革,都应当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达成。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全力寻求多数同意、少数也可以接受的共识。

        在未能达成共识前,先维持现状。并始终保持和平的协商交流。这种要求和平共识的办法,在一个提倡博爱和平的社会中,一定可以很好运作。而在提倡利益第一的社会中,是无法运作的。所以,提倡基督教的博爱,就是中国能够逐步进入民主的根本关键。

        上帝的博爱所结的果实,可以在香港在台湾在澳大利亚在比利时在南鲜等世界各处,都清楚见证。在南朝鲜,信仰基督的国民早已超过半数。这一切都说明,基督信仰与民主自由,并非表面和偶然的巧合,乃是根本的必然的因果关联。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张学良马英九都是基督教徒,香港的曾荫权也是基督徒;在澳大利亚的执政阶层多数是基督徒。

        我们应该明白,民主,绝不是要让多数人和少数人相互为王、相互作主,而是要让博爱作主。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权力之主。民主,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和平共处、都得到尊重,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人权和基本的自由、从而让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我们要把“多数可以剥夺少数”的“多数暴政”的根本错误的“民主”观念,彻底抛弃。我们要建立起博爱第一、博爱高于利益、人权大于权力的正确的民主观念。这是中国人今天必须解决的根本思想观念问题。否则,我们求民主,却绝得不到民主,反而适得其反。

        提倡博爱,提倡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中国才能跳出两千年不断的恶性循环,进入和平进步的文明社会。博爱和平的道路,就是永远光明的道路。剥削应当被纠正,剥夺必须被禁止。惟博爱能纠正剥削,惟博爱能禁止剥夺。惟博爱能清除人世间的一切不义和罪恶。为利争斗,永远黑暗。无论怎样流血牺牲,却总是没有公义,没有和平,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博爱,这是耶稣向全人类指明的真理、道路、生命,我们应当归向祂。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0 12:49:13    跟帖回复:
       第 5
        通过向西方学习,东方文化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0 17:58:54    android
    6
    转至第5楼第 5 楼 姚传本 2017/11/10 12:49:13  的原帖:    通过向西方学习,东方文化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学习的都是表面,骨子里还是非理性思维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0 22:25:14    引用回复:
    7
    转至第5楼第 5 楼 姚传本 2017/11/10 12:49:13  的原帖:    通过向西方学习,东方文化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日夲是最善于向它国学习的民族,甚至至今还使用千余汉字;

        脱亚入欧列为奋斗目标;

        日夲还是日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1 6:06:33    跟帖回复:
    8
    文化性格不同而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1 7:43:25    跟帖回复:
    9
    民族性格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它未来的民族发展走向。这是造物主的刻意安排还是区域土地、气象条件等促成的种群进化差异还是别的原因,就说不上来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2 8:27:23    跟帖回复:
    10
    关敏/西方消解官民矛盾之法

    一,古希腊民主社会无特权阶级

    为防止长期掌权而形成垄断独裁,官员应周期性的轮换,下台当老百姓。这是古希腊民主的伟大成就。

    雅典早在公元前1068年就废除国王而由人民选举执政官。执政官是尽义务而不收报酬的,这比中国的“圣人”、“君子”们伟大多了。

    公元前752年,雅典就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代之以10年一届的执政官(中国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废除干部终身制,其效果并不理想)。公元前683年,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管理,将执政官改为一年一届。他们没有报酬;卸任后可进入元老院。如政绩不佳,很可能被拒绝。 雅典的民主实践表明,在希腊所形成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是任期有限,二是责任制。终身制在这里没有市场。

    顾准说: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古希腊公共管理机构不发达,专职的、领薪的公职人员很少,也没有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警察和法院。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的公务员由国家养活;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这些奴隶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住房等……

    由于希腊的官员不靠民众养活,所以,希腊世界没有“野人养活君子”的剥削理论和特权制度。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官职向所有等级公民开放,取消任职资格的财产限制。普通公民和官员之间不存在权利区别。在全体公民内部充分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以及“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等政治理想。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地中海世界的各种政治形式,坚决主张轮换,他说:“在同一时间,一部分人主治,另一部分人受治;经过轮替,则同一个人就好象是更换了一个品类”。也就是说,官员任期满了就下得台当老百姓,古希腊社会就不存在一个吞噬民脂民膏的特权阶级(即所谓的专靠“野人”养活的“君子”阶级)。这样,人民的负担就比东方小得多。

    二,美国民主共和制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

    西方中世纪,国王没有常备军,王权不下乡,征税主要靠封建主、骑士。法国通过国王指派省官员,省指派具体官员,具体官员又把税收权卖给实际征税的人。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税官都不直接去征税,他把这个程序外包,自己还赚一笔,基层负担严重。路易十四批这些请愿农民的时候,非常愤慨,他想国王收十分之一,怎么变成收了十之八九呢?他搞不清楚实际上征税的人在层层加码。

    中国的历朝历代不像欧洲封建制国家,封建主征完税之后,就不再增加了。再增加税收,封建主就会用地方武装也就是骑士跟中央对抗。君主没有财力养军队,还要封建主出军队,没法跟跟封建主对抗,就只能跟封建主谈判签署分权《大宪章》协议。然而,权力的天性趋向于集权,英国法国的国王不断集权压迫人民,最终导致人民起义砍了国王的头,建立了共和国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

    英国的议会彻底地解除了国王的权力,使国王虚拟化。但英国的议会依然对北美殖民地横征暴敛,迫使美国人起义摆脱英国的统治。为了防止官压迫民的老戏循环上演,就必须限制官员的权力,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赋权民众,让民间强大起来,也就是建立公民社会。1776年6月12日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宣布:“除非为了服务公众,任何个人或一群人都无权自社会得到独占的或单独的报酬或特权;公务职位不能相传,行政官、立法者与法官等职不应世袭。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与司法分立,并应有明确界限;前两者的成员如能感受并分担人民的疾苦,就可以不致压迫人民;他们应在规定的期限,恢复平民身分,回到他们原来的单位去,其空缺则通过经常的、确定的、定期的选举来填补。”可见,美国人彻底消灭官僚阶级,下台就是老百姓。美国除了总统下台还有特权待遇外,其他官员下野后一律享受老百姓待遇。

    美国官员的任期有时间和届数的限制。这是防止终身制、世袭制的办法之一,也是激发官员创造力、防止懈怠与退化的有效办法。正是罗斯福连任四届美国总统,长时间为官磨掉了他正确的判断能力,以至于对苏联让步过多,把中国的东北、北朝鲜划入了苏占区,严重损害了该地区人民的利益。美国的共和制强调官员定期轮替,但轮替制并不意味着一切公职都要轮换,有些民主国家的法官就是终身制。

    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 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他在演讲中,大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奉献给世界: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公民的选票、言论的自由、司法的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把统治者关进笼子”是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创举,并且早已成为文明世界的公理。这是因为统治者很容易变成比狮虎更凶残的猛兽。与统治者相比,被统治者只是各顾各的绵羊,随时会成为狮虎的牺牲品。不把统治者关起来,老百姓就没有安全可言。
    请你参看关敏先生如下文章:
        www.360doc.com/content/17/0822/09/33997491_681149721.shtml民主制下的轮替与轮换
    http://bbs.tianya.cn/post-no01-324176-1.shtml(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此文的“关教授”即关敏先生的代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4 22:41:2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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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的科玄论战
    2017-05-29 关敏 逻辑与正义

    关敏(ww2840901454)提要:人们应尽量地应用科学;在价值判断领域,应以普世价值观为指导。现代科学认为:荤素搭配的吃肉比纯吃素更利于人体健康长寿。中医认为:人肉人体器官如胎盘比动物肉更利于人体健康。现代营养学很难彻底驳倒中医这些说法,许多国人爱吃胎盘就是证明。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现代科学认为吃肉好,可是文明世界却是禁止吃人肉。这个矛盾就证明了自然科学不能解决属于价值领域的道德法律问题。



    一,科学的局限性与科学主义



    现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的知识体系,被称为实证科学。爱因斯坦说得好:“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不能由科学本身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而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找到幸福之路。他说“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的是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可见,爱因斯坦已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的局限。



    中国自然科学不如欧洲发达,正因为不发达,中国人对科学效用的惊服导致了“科学迷信”,也就是对科学的非科学态度。“五.四”以来,中国便陷入了科学主义。正如胡适所指出,自清末变法维新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主义对欧洲近代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没有达到如中国这样改变社会结构的程度;这是由于欧洲的宗教、形而上学同样发达。尽管欧洲产生了激进的无神论者(马克思、尼采等人),但他们的教会没有发生全方位的破坏——把教堂改作他用、把教士遣散。当年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旗帜鲜明地排斥宗教,便是科学主义突出的表现。



    二,科玄论战



    1923年2月4日,张君劢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了“人生观”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张君劢认为:欧洲科学虽然发达,但仍不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浩劫,可见科学并非万能。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因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格各异的”,科学则是“客观的,为论理方法学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起于自然之齐一性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自身而已。”



    张君劢主张:第一,力主划清科学与玄学(人生观)的界限;第二,反对科学万能,而不反对科学;第三,“欲提倡宋学”。张君劢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恰冲撞了当时国内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 1923年4月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丁强调:“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科学是万能的,不是说科学的材料和科学的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科学若出现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既然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因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丁文江又认为科学的性质是“存疑的唯心论”,从而给玄学留下地盘。



    胡适臭骂张君劢及其支持者张东荪等人是“反动的哲学家”,吹嘘什么“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胡适更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1916年他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胡适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共10条,最后一条提出人要有“为全种万世而生活”的最高宗教。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并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



    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当时,傅铜在《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一文认为:“非基督教运动”“不但不足以扫除或减少宗教的势力,反足以使宗教的信仰更加坚固”。不仅不能动摇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而且催生了以“德”“赛”二先生(民主和科学)为偶像的新信仰和新宗教。



    这些唯科学主义者都忽视了人生观是有关人生的目的、意义与价值的;忽视了科学的事实判断与伦理的价值判断有根本的区别。牟宗三认为,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在徐复观看来,价值世界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



    三,科学主义——科学迷信



    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玄学派被科学派以强势舆论所压倒。瞿秋白认为: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完全一样,有其“因果的必然”;社会发展的“最后原因”是生产力,最后结果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天道”。一切英雄豪杰或天才,只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历史工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瞿秋白的科学主义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否定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走向了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因果解释模式的泛化。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这显然是把科学理性独断化了,从而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没有原则区别。



    陈独秀在“五.四”前首举科学民主大旗,实质上是一种科学主义。“五.四”后陈独秀把马列主义等同科学,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最新的科学。马克思作为19世纪的人,以为科学万能,能使产品极大丰富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天堂生活。陈独秀和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同于科学,等同于“完全的真理”,等同于社会现象中必然的因果律。陈独秀在科玄论战时出现,就向思想界推荐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象物理学界有牛顿,生物界有达尔文一样,现在人类社会也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新的科学成果,我们大家只要学习接受就行了。他在总结这场争论时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为完全的真理”。陈独秀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绝对真理,而认为“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而予以了彻底否定。



    这样,戴上科学桂冠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突出的例子是艾思奇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哲学》,在1934年开始发表,以后合编成书出版。在12年内竟再版32次。而国民党的理论家陈立夫,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写了一本《唯生论》,指出:“科学的滥用表现了一种粗劣的唯科学主义变态”,却传播有限。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一般认为科学派在论辩中略占上风。从而此次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果之一,是中国的科学主义从此滥觞。诸种新近的思想理论均以科学相标榜——科学人生观,科学社会主义,科学FZ观……——粉墨登场,俘获了一大批中国人,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其后果之二,对张君劢本人,虽然被对方讥为“玄学鬼”,但他并不以为意,反而有缘因此而进入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主流论坛,其势遂不可收。



    结语:张君劢的“东方文化救世”对传统粉有巨大影响,这是不可取的。我认为,人们应尽量地应用科学的方法,在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领域,应以普世价值观来引导人们。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5 8:23:1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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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除了对真理的追求外,诚信的文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人非常重视人的诚信,而中国人都不重视人的诚信,如,西方国家非常常见的大家看见一个陌生人提出的科学见解,会立即承认这个陌生人的见解是伟大的科学新发现,并且到处宣扬,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立即如实承认陌生人提出的见解是伟大的科学新发现,更不用说到处宣扬陌生人的有价值的科学见解了,中国人到处宣扬的陌生人的见解必定是没有价值的见解,当然都是当成笑料宣扬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5 8:49:0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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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也是西方国家的人一个重大的与中国人不同的文化,承认陌生人提出的科学见解是伟大的科学新发现,把重大的科学奖金颁发给中国的屠呦呦这样完全陌生的人,也是西方国家的人宽容的一个表现,诚信和宽容是西方国家的科学创新成果远远多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5 10:54:58    跟帖回复:
    14
    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区别。
    回帖人:
    shifen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7/11/16 12:24:02    跟帖回复:
    15
    楼主先生,这么深的题目应该算专业吧?是专业应该有专业理论方法吧?总应该介绍你的专业理论方法吧?用什么方法收集材料?用什么方法组织收集来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方法用这些组织起来的材料证明你的结论?一句话,你的理论在哪里?

    你可以肯定西方文化;你可以不必因崇尚西方文化而从事科学发现的事业;但你这么崇尚西方文化,你总是应该在写文章的时候学习一下西方文化中写文章必用理论的习惯吧?理论、理性、方法,逻辑、工具,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这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领悟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你脑子里所有的东西仍然是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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