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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到朝鲜去,改造“金体制”:日航“淀号”劫机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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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如虎 于 2017/12/6 17:46:4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图画人生
作者|刘柠,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作家、艺术评论者。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图书十余种,主编《东方历史评论》日本特辑“理解日本”,译有内山完造《花甲录》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1970年3月31日,清晨7时33分,日本航空JAL351航班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预定飞往福冈板付机场。日航班机多用日本的河川名作昵称,JAL351航班亦被称为“淀号”,源于关西地区的淀川河。淀号在飞越富士山上空时,遭到9名武装的赤军派(“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的简称)分子劫持,其中8名是大学生,一名高中生。

    赤军分子以手中的武器、炸弹相要挟,要求全体男性乘客移到窗侧,并以绳缚之。同时,几人闯入驾驶舱,命令机长石田真二和副驾驶江崎悌一改变航线,飞往朝鲜首都平壤。航班为波音727-89型客机,除9名赤军派分子外,还载有11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机长谎称国内航班燃料有限,不足以飞至平壤,说服劫机者同意先在板付机场降落并加油,从而赢得了一次谈判机会。

    经交涉,23名儿童、女性、病患和高龄乘客被释放,剩余乘客成为人质。下午1时59分,飞机复从板付机场起飞,飞往平壤。但在飞行途中,日韩两国政府密切配合,通过韩国方面的航空管制系统,故意使飞机在“三八线”以南降落。

    

    淀号在福冈板付机场加油,23名妇女儿童病患获释,其余百余名乘客和乘组员成为人质。在机舱出口,劫机分子持日本刀警戒3时16分,飞机降落在汉城(今首尔)近郊的金浦国际机场。在日韩两国政府的协调下,现场事先布置了“欢迎到达平壤”的横幅,手持花束的年轻女性面带微笑,化装成朝鲜人民军的韩国特警全副武装,守株待兔……一切按预先彩排的“请君入瓮”的节奏推进。机舱门打开,一名稍富旅行经验的赤军派分子注意到跑道旁边的加油车上印有壳牌(Shell)的LOGO,远处还停着福特汽车,顿觉异样。于是向接近机舱口的韩国男性问道:“这儿是平壤吗?”“是的,平壤!”韩国男答道。赤军派分子仍半信半疑,接着又抛出了一个关于朝鲜五年计划的问题,韩国男张口结舌。赤军派更觉有诈,又让对方拿一幅金日成的标准像来。韩朝互为敌国,作为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国的韩方打死都没想到会遭遇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智力测验,刚一过招,便露了馅。于是,打开的舱门复关闭,驾驶员被要求立即起飞。但再次起飞需辅助起动装置,韩方拒绝提供。这招儿颇灵,赤军派分子一改初时的强硬,做出应对交涉的姿态,并同意接受食品和饮用水。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代表、运输省大臣桥本登美三郎和政务次官山村新治郎乘日航专机火速飞抵汉城,与日本驻韩国大使金山政英一道,于4月1日凌晨,会同韩国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和内务部长等政府高官,开始了与赤军派分子的艰苦谈判。

    

    淀号降落汉城金浦机场。韩方伪造的“平壤”现场被劫机分子识破,韩国警方如临大敌经过两天两夜的交涉,终于酿成了以山村新治郎为新人质的前提下,释放全部人质,航班飞平壤的妥协方案。其间,日本政府出于对乘客安全负责的考虑,拒绝了韩国当局派特种部队,发动突袭以解救人质的提案。4月2日,双方达成协议:山村新治郎乘淀号飞平壤,其余人质就地释放。但作为一项“必要”程序,应赤军派方面要求,代表左翼立场的日本社会党众院议员阿部助哉专程飞赴汉城,为山村新治郎的身份做担保。4月3日下午,山村新治郎与劫机者之一田中义三交换,田中走下舷梯(后通过外交渠道进入朝鲜),山村登机。随后,全部99名乘客和4位客舱乘务员被释放,航班飞往平壤。抵达平壤机场后,赤军派9名成员被解除武装。后经朝方检查,留在机舱中的手枪、炸弹和日本刀等“武器”,全部系仿造品或仿真玩具。122小时后,机长石田真二驾驶淀号返航,山村新治郎等一行回国。

    4月3日,淀号降落在平壤机场。劫机分子们在等待朝方人员

    

    

    赤军派分子被解除武装后,经朝方检查,劫机分子们所持有的武器、炸弹等,均系高仿真制品回过头来看,彼时虽然“冷战”正酣,东西方高度对峙,但国际间对话的管道其实并未完全堵死,相关国家,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应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飞机降落在金浦国际机场时,副驾驶江崎悌一趁劫机分子不备,把一只写有机内犯罪分子人数和所在位置及武器种类、数量的纸杯扔到了驾驶舱的窗外。据此,韩国警方迅速掌握了劫机犯的定位及机内武器配置情况,并制定了先发制人的突袭方案,但被日本政府否决——日航作为日本的“国航”,须以乘客的人身安全为第一考量,不容任何闪失。同时,鉴于日朝间无邦交关系,日本政府只有通过苏联和国际红十字会,呼吁朝方:在淀号飞往朝鲜的情况下,确保飞行器和人质的安全。对此,朝方立即做出回应:“如飞机飞抵朝鲜,我方将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对机组乘员和乘客当即予以遣返。”鉴于淀号上除了日本乘客外,还有两名美国乘客,美政府担心一旦航班被劫持至朝鲜,作为“敌国”的美国人,会遭遇远甚于日本乘客的折腾,要求朝方“妥善处置”。应该说,朝方的应对,是基本兑现了国际社会期待的。这与“后冷战”时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状况,恰成鲜明的比照。

    作为日本史上首例劫机事件,无论对劫持方的赤军派分子,还是被劫持方的机组成员和乘客来说,都有种“破天荒”的意味,全无任何先例和“经验”可寻,一切全凭临场感觉,随机应变。但惟其如此,过程中悬念丛生,八卦多多,充满了戏剧性,乃至电视新闻直播收视率高达43%,仅次于后来的联合赤军淺沼山庄事件。

    事发当日,适逢日本内科学会要在福冈召开学会总会,乘客中有很多医生,其中不乏名医,如东京虎门医院院长冲中重雄和后来成为圣路加国际医院院长的著名内科专家日野原重明等。医生们“协助”劫机分子鉴定了一批“病患”,被确定为病患者在板付机场与妇幼一起获释。而余下的百余名男性乘客和乘组员,则继续作为人质,飞往下一站——平壤,其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自不待言。对此,赤军分子安抚说,除非警方撕毁协议突袭,否则不会伤害乘客。劫机者的表态,令人质们暂时踏实下来,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并寄望于双方谈判成功。

    

    日野原重明医生,后成为东京圣路加医院院长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今年7月18日,以106岁高龄辞世当航班再次起飞,飞过对马海峡的时候,机内广播响起,是劫机分子的声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出借自带的图书。想读的人请举手示意。”公布的书目中,有《列宁全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传记、《共产党宣言》、赤军的机关志《赤军》及《亲鸾传》、伊东静雄的诗集,还有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众人惊魂未定,哪里有心思消受劫机分子提供的机内服务?结果只有一人举了手,表示想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就是日野原医生。于是,五册文库本从前舱传到了他的膝上。

    日野原本来就是手不释卷的嗜书狂,一卷在手,内心顿觉淡定,“有了这套书,时间就好打发了”。出身于基督教牧师家庭的日野原以前也曾读过陀翁,但此番重温,受益匪浅。“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圣经·约翰福音》中的这句话,是陀翁小说的精髓。日野原深信自己会得救。眼前赤军分子们的言行,也使他一改往日对行动派活动家的印象,从借陀翁著作给人质这点来看,“他们更像是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他们真正读过、并读懂了陀翁的话,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这步田地”。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讲述的,恰恰是恶行累累的罪人忏悔改心,回头是岸,最终获得救赎的故事。

    后来,日野原医生回忆道,在谈判呈胶着状态,全体乘客的生命都掌控在赤军派分子手中的时候,双方实际上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赤军派得救,自己也得救,否则便同归于尽”。包括日野原自己在内,人质一方或多或少有种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倾向。甚至多年后,亡命朝鲜的赤军派分子仍觉得日野原医生是他们的“大义的理解者”。谈判达成妥协后,看到了飞赴平壤的希望,赤军派分子们唱起了《国际歌》,人质中竟有人和以送别壮士的民谣《北帰行》,颇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况味。当百余名乘客和乘组员分两组,先后走下舷梯时,在机舱门口,竟有不少乘客伸手拍着劫机犯的肩膀说“加油啊”,然后郑重鞠躬道别:“撒哟娜拉。”应该说,至少在那一刻,人质的心中,感激远大于恨意。四天的机内拘禁,日野原医生原本已有死的觉悟,当他走下舷梯,脚踏上金浦机场土地的瞬间,百感交集:“我此后的生命是被赐予的,我应该用来做点什么。”日野原后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

    获得释放的乘客,当天即从汉城搭乘日航特别航班回国。可有一位美国乘客,是位神父,在汉城的酒店里住了一天,翌日(4月4日)到达日本,而日本政府和日航均未掌握其行踪,结果虚惊一场。事件后,日本航空为除两名婴儿外的全体乘客,支付了一笔慰问金。机长石田真二和副驾驶江崎悌一,因沉着果敢和富于专业精神的随机应对,受到了全社会一致的评价,二人均在日航服务到退休。为解救人质,不惜自己成为人质的运输省政务次官山村新治郎一跃成为国民英雄,获内阁总理大臣奖,其事迹被谱成歌曲,在家乡千叶县香取市的香取神宫,立有一尊半身塑像。1992年4月,山村原本拟作为自民党访朝团团长访问平壤,事隔22年后,与淀号劫机事件首谋者田中高麿会面。但出发前夕,竟在家中遭罹患精神病的次女刺杀身亡。

    围绕劫机事件,还有两则有趣的八卦,常被媒体提及。一是当时为东京大学法学部学生,后成为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官至东京都知事的舛添要一,原本准备搭乘被劫持的淀号回家乡福冈省亲,机票就在手里。但因前一天晚上与友人在居酒屋喝酒,导致宿醉而延误了航班,却躲过一劫。舛添把航班更改的事,写了封家信通知父母。原本这信应该同由淀号寄送家人,结果未能送达,几天后,信被退回寄信人。二是人质中有一位商人,七年后(1977年9月28日),再次成为日本赤军达卡劫持事件的牺牲:从巴黎起飞,飞往羽田机场的日航JAL472航班,途经印度孟买时,遭日本赤军分子劫持,飞往孟加拉国达卡国际机场。机上142名乘客中,就有这位商人。后福田纠夫内阁本着“人命大于地球”的原则,全面接受日本赤军的条件,送钱放人,人质才获救。

    

    当时的东大学生,后成为著名政治家、前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因喝高而躲过了一劫淀号劫机事件,是赤军派国际行动的第一步,也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新左翼”社运的高潮,从此走向式微。1969年11月,大菩萨岭事件,遭到政府的镇压,包括赤军派议长、被称为“日本的列宁”的盐见孝野在内,53名赤军派成员被捕,组织受重创,在日本国内的军事训练已不可能,急需建立海外基地。可为什么是平壤呢?这并非出于对朝鲜体制的认同,而仅仅是因为朝鲜是最近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敌对国家”。让已经左得不能更左的朝鲜“向左转”,进而成为赤军的“国际根据地”,是所谓“世界同时革命”战略的一环。照赤军派革命家的路线图,前期是日本国内革命,接着是朝鲜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化,继而是朝鲜半岛的武力统一,再通过与日本的全面武装革命相结合,促成“毛(泽东)林(彪)派”的变革和解体,从而实现中国的世界革命根据地化。然后,再结合北越革命,促成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攻陷西贡,再进一步扩展到东南亚的革命战争……此番行动,相当于“万里长征”的第二步。

    毋庸讳言,在赤军派关于朝鲜革命的构想中,自然包含了改造“金(日成)体制”(即所谓“朝鲜赤军化”)的内容。为此,赤军派革命理论家、劫机案主谋田宫高麿已然制定了先期赴朝、酝酿革命的计划。但由于日本警方发出了对他的逮捕令,合法出境已不可能,遂决定铤而走险,这才有了“不死鸟(Phenix)作战”(即淀号劫机行动的代号)。照当初赤军派的“国际根据地”论,原本古巴也是其中一个选项。但对从未出过国,甚至连护照都没有,且案底累累的赤军派分子来说,比较容易搭乘的国内线航班,绝无可能胜任跨洋远途飞行。于是,朝鲜成了唯一的选项。田宫高麿在劫机的《行动宣言》中写道:

    “目下正值世界革命和世界革命战争的时代。对于将要领导这个时代的吾辈来说,首先要把我们自身转化成与时代相称的主体,并获得提升。我们坚信:不仅在称谓上,只有我们在现实中成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那一刻,才有可能牢牢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民心。

    劫机行动只是一个出发点。我们要从自觉地摒弃自己的国籍、强行突破国境开始,切入这一历史性的开端[1]。”

    事实证明,自恃有强有力的革命意志和理论武装的赤军派分子还是小觑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气场。哥几个一进平壤,虽然受到了热情接待和不薄的礼遇,但“朝鲜赤军化”的革命构想即刻遭到否定,不仅“改造”云云无从谈起,反而被“主体思想”彻底洗脑。

    不仅如此,包括田宫高麿在内,3名劫机分子在朝鲜离奇死亡。1985年,受田宫高麿的指示,在劫机分子中最年轻(当时为神户市立须磨高等学校高一学生)的柴田泰弘秘密偷渡回国,冒用他人身份在关西潜伏,为组织筹集资金。1988年5月,在兵库县被逮。后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5年徒刑。据说在法庭上,面对法官身份核实的提问——“你的职业”时,柴田凛然答道:“职业革命家”。出狱后,于2011年6月23日,在大阪自宅中病死。另一位成员田中义三于1996年3月,在孟加拉被捕,后被引渡至泰国。2000年6月,被引渡回日本,后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2006年,因罹患肝癌,停止服刑,出狱。于2007年元旦,病亡。

    目前在朝鲜还有4名劫机集团成员(小西隆裕、鱼本宫博、若林盛亮、赤木志郎),均已年逾古稀,栖身在平壤东郊的“日本人村”。除了淀号劫机案外,被认为还有可能参与了朝方绑架日本人的国家犯罪(但对这种指控,当事者矢口否认)。而按照日本刑诉法,从犯罪嫌疑人出境时起,公诉时效即停止计算,直至本人回国。所以事实上,公诉时效不适用于本案。这意味着,尚健在的相关犯罪嫌疑人,一旦入境日本,将面临日国内法的制裁。多年来,日本一直有各种民间组织奔走斡旋,致力于让流亡朝鲜的赤军派成员“叶落归根”。大约六年前的冬天,笔者曾在北京丽都饭店与著名右翼作家、“一水会”大佬铃木邦男共进晚餐。据说,铃木与柴田泰弘有私交,彼时亦在为滞留平壤的赤军派分子的归国问题而尽力。他来北京,是为了从首都国际机场转机赴平壤,与赤军派人员接触。

    四十七载弹指,情随境迁。渐入老境的赤军派分子们,革命斗志已不似当年炽烈。对当初的“革命行动”,虽未公开忏悔,却已然失去了正当化辩护的激情,时而流露出某种倦怠感。2010年3月,柴田泰弘面对《产经新闻》的采访,坦言“(革命)运动已经不练了。累了,我真的是太累了……”。2011年,在日野原重明医生百岁寿辰之际,若林盛亮曾委托亲友从平壤捎去朝鲜的陶瓷器和亲笔信,为日野原先生庆生。曾几何时,觉得日野原医生是其所谓“大义的理解者”,但四十年后,却对记者表示:

    “并不存强迫别人牺牲的大义。(日野原)先生看到了我们身上的自大,是我们的恩人。原本想如果可能的话,直接拜会他老人家,并郑重道个歉来着。”

    而因淀号事件,人生观被彻底改写的日野原医生,也坦陈:“劫机事件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的巨大创伤。”

    注释:

    [1]『文藝春秋』昭和4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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