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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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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六、七十年代城乡悬殊,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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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于 2018/1/26 18:01: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当年辽宁大连的知青李殿奎(右)跟14名同学从辽宁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下乡到辽宁省宽甸县夹皮沟公社大汤石大队当知青时,在队里负责养猪,这张图是1970年秋他与当地的农民的合影;李殿奎上衣的口袋上还插着一支钢笔!(此图及其“文字解说”来源于“色影无忌”网的论坛中的帖子《流银岁月我的宽甸之旅》的第1921楼和第1楼:http://forum.xitek.com/thread-416636-1-1-2.html);此图很好地反映出了当年的“城乡悬殊”,反映出了当年的“城乡差别”多么地巨大!
    吉林省吉林市市委的机关报《江城日报》的编辑高振环在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一百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老照片:存毁之间》,其中讲到了他的亲妹妹当年为了能获得城市户口,成为一个“城里人”而嫁给一个“城市病夫”,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病秧子”的事!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曾多次感慨,我的小妹已经死去近30年了,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老家在吉林市城郊的丰满区孟佳村,是菜社。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近郊菜社的任务就是为城市提供各类蔬菜。按当时的政策,城镇居民拥有红色的“红粮本”,菜社的菜民是绿色的“绿粮本”,种粮的农民则没粮本。“红粮本”与“绿粮本”虽然都吃国家的供应粮,但供应标准却不同,“红粮本”上大米、白面等细粮的供应量比“绿粮本”每月要多出几斤,豆油也多出几两。其他如肉票、布票、棉花票等也差许多。
    我的小妹中学毕业后,在生产队里劳动了几年,转眼已到婚嫁年纪,小妹的心愿却就是找个“红粮本”的。后来不知经由何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城里青年,
领来家里看时,才知其一身多病:心脏病、哮喘病、关节病……身体弱得说话都有气无力,家人都不支持,小妹却执意要嫁。婚后不久怀孕,顺利生产后的第四天,却意外因“产后风”死亡。原来,那几天妹夫哮喘病发作,又咳又喘缩成一团,一切事都是小妹自己操持。初发病时,只是发烧,婆婆说感冒,吃几片药就好,结果一夜高烧,早晨人就不行了……
    母亲本来要在生产队请假去照顾小妹,不料接到的竟是噩耗。……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


《老照片》珍藏版中那一辑《老照片》的封面(上图的右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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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18:15:30    跟帖回复:
       沙发
    我纵横凯迪多年,自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帖子能打动我,没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这样一篇帖子.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18:28:41    跟帖回复:
       第 3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18:29:10    跟帖回复:
       第 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19:11:56    跟帖回复:
       第 5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21:33:08    跟帖回复:
    6
    下面这篇回忆当年的往事的文章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当年的“城乡差别”极其巨大这个史实:

    从军营少年到下乡知青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五十四辑,该丛书的官网的这个网页 上有那一辑的封面和目录:http://lzp1996.com/wqyd/20091102/98.html;作者是一位老知青——书法家夏奇星


    我从江西省图书馆借来的那一辑《老照片》

        我将我们这些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称为“军营少年”。
        人过五十,今天的事明天忘,儿时的事却深深地印刻在了大脑里。近日同学海鹏、桑云红分别寄来当年我们这些军营少年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部分照片,三十多年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
        1975年,中国的“知青工作”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相关政策日趋完善,各地农村为知青们建起了以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和劳动的“知青点”。就在这年仲夏,十三军的各级首长们决定将自己身边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锻炼。部队首长高度重视,专门派工兵提前到农村为我们修建“知青点”
        1975年8月20日这天,在军首长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后,便用军车将我们司、政、后三部的知青们各自送到了农村。我们政治部的十五名知青,当天就来到了距重庆市区五十公里外的巴县玉屏公社曲水大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的中峰寺村。——楼主附注),从这一刻起,我们由军营少年成了下乡知青。
        当晚公社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地农民和老知青的表演朴实热情,我们男生在带队干部熊助理员的倡导和带领下,临阵上场演唱了一首军歌《走向打靶场》,随行的宣传干事杨克林拍下了当时的情景(图1)。1977年初,我们八位男生陆续通过正式的招考或部队的“”当了兵,这是后话了。


    图1

        左一为作者,1981年复员后到湖北黄石市“建委”从事声像档案工作;左二为马海滨,有很好的美术基础,在我们十五人中年龄最大,大家都叫他老马,转业后在上海市普陀区政府任职;左三钟维刚,转业后到了香港;左四张波,嗓子很好,每当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演出,都少不了他,“正团”职转业后在重庆市税务局任职;左五海鹏,复员后在重庆长安汽车制造公司档案处供职;左六陈锐敏,在校时就是学习尖子,接受再教育期间仍不忘复习数理化,入伍后第二年考入重庆大学,后赴美深造;左七秦焰,文笔很好,现任四川省泸州军分区政委,是我们男生中仍在军中任职的军官;左八乔枫,复员后在重庆某银行供职;左九为带队干部熊助理员(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姓),是部队专门为“知青点”委派的一位现役军人,与我们同吃同住,主要负责当地公社、大队领导与知青间的协调及知青的学习、管理工作。

    图2

        下乡第二天,大队便安排一位队长带领我们登上玉屏山,对我们十五位知青进行了一次现场“阶级教育”(图2)。
        按“知青政策”,下乡第一年的知青每人每月有45斤粮食和9元生活费。此外,部队还给我们“知青点”送来些菜油和大米,比起当地农民,我们知青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每月有两名知青为大家做饭,大家轮流做,队里还记工分。每每开饭,我们各自把家里带来的猪油、酱油、咸菜或罐头食品拌在热腾腾的饭里,其香如今天的油焖饭,连我这(样的)个头一顿也能吃一斤呢,而农民们却没有这些,吃红薯、玉米羹为常事,我们吃不了几次,就闹肚子。此外,几乎每个知青都带有半导体收音机,这一切对农民们来说是何等的奢侈!下乡第二年,母亲给我一块苏联造的旧表,还遭到了父亲一番训教。
        每逢过年,部队还派军用大客车把我们接回家,部队首长们时常带着家人或警卫员,开着小车来看望自己的孩子。自此,这里常有部队的大小车出入,一时间好不热闹。
        记得一次军首长们来知青点探望大家,一位村干部刚点燃军首长散的烟,忽看烟卷名,惊呼:“嘿,牡丹烟!”遂掐灭后小心翼翼装入口袋。农民们抽烟大多是自带烟叶甚至抽 干南瓜藤,偶得一支机制香烟,均以猜拳而定,每猜一拳,胜者得抽一口。

    图3

        转眼到了1976年8月20日,这一天,是我们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周年纪念日。为此,十三军宣传干事杨克林再次到我们“知青点”采访。图3是我们在住所前种植桔苗的情形。二十年后我与张波、海鹏、乔枫诸同学再访此地时,住所早已破烂不堪,而当年的几株桔苗却已绿荫蔽日,硕果累累了。
        在我们下乡一周年之际,正值我们与当地的贫下中农培育的西瓜

    瓜熟蒂落时,宣传干事杨克林“导演”拍摄了几张反映知青生活、劳动的照片。拍照前,杨干事先将其拍摄的主题简单作些说明,使“主演”渐渐“入戏”。这张“拒腐蚀,永不沾”的照片(图4),分别由张波、陈锐敏担纲“主演”。拍摄中,我站在杨干事旁为操一口云南普通话的陈锐敏(右三)不停地“说戏”。据说此照还上了当年的《四川农民》报

    图4


        图5由乔枫担任“主角”,带队干部文登亮手持粘有锡纸的反光板打辅助光,方有其“光彩照人”的形象。……
        图6是由大队“革委会”主任田显玉(中)担任“主角”、我与张思宇为“配角”的一张反映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教育的照片。不知是因很少照相,还是第一次当“主角”,田主任既激动又紧张,竟一时语无伦次,手指僵硬,与她平时伶俐的口齿、泼辣的作风判若两人,我和张思宇忍俊不禁。杨干事一边启发大家,一边不停地按动快门,一口气拍了七八张。这张照片也上了《四川农民》报

    图6

        作者(左)一脸稚气,体弱、个小,以致当兵后战友们一直以“小兵”相称;张思宇(右)1977年也“内招”当了兵,不久考入了洛阳外语学院,现供职何处不详。

    我在网上搜到的一张1978年的《四川农民》报

        带队干部文登亮时任军政治部干事,在部队大院时就住我家楼下,云南人,体魄健硕,对知青管理严格。1979年,他调任军高炮团副政委,曾到我所在的连队调研(当时我任连队文书)。提及当年对知青间男女生过从甚密颇为担心,说主要怕出事,不好向我们的父母交待。今天看来,他实在是多虑了,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对男女之事,不仅“觉悟”晚,还有几分羞涩与“畏惧”。
        “知青点”中的四名女知青也于1977年1月由部队“内招”当了兵,常玲曾在解放军324医院工作,现已退休;桑云红复员后到昆明,现在某房管局任职,李林是知青点中的大姐大,转业后在重庆大渡口区教育局任职,张思宇“洛外”毕业后不知去向。

    图7

        图7是我们在山上劳动时所摄,当然也是摆拍。
        这组照片仅为杨干事两次来知青点所拍的一小部分,可惜大部分已散失。
        最后说说摄影者杨克林。时为十三军宣传干事的杨克林,上海人,目秀眉清,个虽不高,却很精干,当时在全军已是赫赫有名的军事摄影记者了,其摄影作品常见于《解放军画报》等诸多刊物。据网载,现为作家的杨克林已陆续出版了多部有关抗战的图书,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图8

        图8是1996年9月我们回到知青点时的合影,左起:乔枫、杨伟、海鹏、张波、作者。杨伟转业后在重庆市人民银行供职。

        

    杨克林和他编著的《世界抗日战争图志》


    杨克林(右二)在河北采访抗日老战士(右一)


    1991年杨克林采访张学良(左一)

        上面这3张杨克林的照片来自于《深圳商报》2013年5月16日那一期上,一篇报导他的“事迹”的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杨克林夫妇三十年铸就民间抗战史研究奇迹》

    《从军营少年到下乡知青》一文的作者夏奇星


        百度百科“夏奇星”词条对他的介绍是:夏奇星,号“且过堂主”,祖籍河南,1957年10月生于昆明。国家二级美术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委员、黄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黄石市政协常委、黄石印社顾问。作品入选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中外书展,中国新书法大展,中外草书展,全国第四、五、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七届获二等奖),国际佛教书画展,怀素行草书展并获奖,首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西泠印社国际书法篆刻展并获奖,第51、52回日本书道展,并获其它全国性的书法大赛一等奖九次。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21:40:50    跟帖回复:
    7
       现在是城市像欧洲   农村还是像非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22:25:24    跟帖回复:
    8

    六、七十年代时有的民工为了攒钱回家盖新房,竟然每餐不打菜,只打饭吃![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标题:《劳动锻炼第一课》;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45辑,《老照片》的官网的这个网页上登了那一“期”(辑)的目录:http://lzp1996.com/wqyd/20091102/89.html

    我买的则是《老照片》的合订本


    第45辑的封面(左半边是第44辑的封底。它的这种合订本就是把连续的几辑直接粘到一个如上图所示的,总的硬皮上)

        作者:刘大作
        1968年1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央发布文件,决定六八届大中专毕业生进行毕业分配。尽管这比正常的毕业分配时间推迟了将近半年,但和我们的师兄六六届(推迟一年多)和六七届(推迟了将近一年)相比,已经好多了。1968年12月初,我从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机械系被分配到了郑州铁路局。
        铁路局规定的报到时间是12月25日,12月23日,无线电波传来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尽管我们并不属于毛泽东所特指的“知识青年”,但各行各业都要贯彻“最新最高指示”,于是,铁路局把原先制定的让我们按专业到对口的基层单位劳动实习的计划做了改变,把当年分配到郑州铁路局的大约180名大中专毕业生分成三部分,放到了大修队、工务段和基建队这三个劳动强度最大的单位进行劳动锻炼。我被分到了大修队。
        大修队的全称是郑州铁路局第一线路大修队,铁路内部称为“一线队”
    ,队部在新乡(当时新乡设铁路分局)。办了几天学习班后,1969年年初,我和毕业于不同院校的十几个同学一道,来到了驻在小商桥车站的大修队五分队,开始了我们的劳动锻炼生活。
        小商桥是京广线许昌附近的一个小站,历史上很有名气,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手下的大将杨再兴在此和金兵激战,马陷小商河淤泥之中,被乱箭穿胸而死。小商桥车站的岔线上,停着一列破旧的火车车厢,五分队就设在这列宿营车上。宿营车由老式的铁路保温车改造而成,每节车厢里钉了十几张上下铺,安有火炉,倒也不冷。整个列车包括队部办公室、技术室、医务室、材料库、炊事车,一个分队四百多人都生活在火车车厢里。图①是我为同班工友小韩和小张在宿营车前摄下的合影。

    图①


        大修队的任务主要有三项:换轨枕、换钢轨和清筛。换轨枕就是把木枕木更换成混凝土轨枕。换钢轨就是把每米43公斤重的轻型钢轨(简称43轨)更换成50公斤重的重型钢轨(简称50轨)。第三项“清筛”外人则不太了解:由于铁道线成年累月经受风吹日晒和列车的奔驰碾压,尘土、雨雪、煤灰、油脂都渗到了道床石渣的缝隙里,时间一长,道床就会板结。这时,就需要把道床石渣全部挖出来(有时需要挖一米甚至更深),把挖出的石渣一筐筐筛出灰土,再回填到原处,砸实整平,这项工作谓之“清筛”。道床的一块块石渣看似很松散,其实下面板结得像混凝土一样。三项工作中,大家公认最累的就是清筛。五分队是一个综合作业分队,这些工作都是靠人力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完成的,体力消耗非常之大。
        大修队工人的劳动强度有多大呢?60年代每个城市人都有粮食定量,例如普通市民每月26斤,大学男生每月34斤,而大修队工人的定量是52斤!据说是定量最高的工种之一。

        大修队施工时必须中断行车,行话叫做“封锁点”。每当封锁点一到,三百多人一拥而上,几百米长的铁道线上,撬棍飞舞,铁叉叮当。这时候别说扯闲话,就是有人把水放到你嘴边你都顾不上喝。再冷的天都是汗流浃背。两个小时的封锁点是每天工作的高潮,加上班前准备和班后收尾,一天的现场工作时间约五个多小时。但因为我们的工地每天要向前延伸几百米,所以每天上工越走越远,等到一个车站两边二十几公里线路干完,我们就要搬家了。2月,一台蒸汽机车过来,把我们的宿营列车挂上,搬到了距漯河市只有八九公里的郾城车站,继续干着同样的工作。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年初的几场大雪把铁路两侧的深沟全填平了。白茫茫的平原上,只有两条乌黑的钢轨伸向远方。有几次下雪前先下起了“冻雨”,雨滴打到身上,立刻凝结成冰,棉大衣的外面像是裹上了一层玻璃铠甲,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铁道两边的旷野无处可避,只能任凭风吹雨打。看到缓缓驶过的列车里灯光明亮,旅客在温暖的车厢里舒适地坐着,我的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保尔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偶遇冬妮娅的那一幕。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全国形势并没有安定下来。徐州铁路分局就因为打派仗无人上班而造成线路失修,铁道部军管会急令郑州铁路局派人支援,4月底,我们分队奉命开到徐州,从徐州南边第一个小站桃山集开始,断断续续维修一段段状态最差的线路,以维持京沪铁路的正常运行。我们一直干到蚌埠淮河大桥的桥头(一上桥就属于蚌埠铁路分局的地段了),一百六十多公里的区段,共搬了七八次家,生活、工作条件都很艰苦。有时宿营车就甩在紧邻津浦铁路的侧线上,每天晚上,我们伴随着过往列车的呼啸与震动酣然入梦。劳动之余到铁路附近转转,在当年发生过淮海战役的这片土地上,看着《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到的一个个地名,再看看周围贫穷的农村和农民,不由感慨万千。

        1968年底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当时的报纸和广播天天宣传,引发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强烈向往。趁着离南京这么近的机会,我们跑到了南京,我和伙伴们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留下了合影(图②,后排左二是我)。

    图②

        支援徐州分局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列车把我们拉到了黄河北岸、新乡附近的京广线忠义车站,继续从事京广线线路大修。进入夏季,铁路两侧小麦由绿变黄,工作依然是那么劳累,但我已经比较适应了。夏天大修队的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早早起床,趁凉快把活干完,然后整个下午就没有什么事了。听说哪个村演戏放电影,工人们宁肯跑一二十里地也去看。不久,我被抽调到大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党的“九大精神”,我们编排了一些小节目,在几个分队和附近农村巡回演出(图③是当年宣传队全体队员的合影,后排右三是我)。

    图③

        大修队的职工分为两种身份:约三分之一是正式的铁路职工,称为“路工”,路工的工作证是黑色的;另外三分之二则是合同工,他们的工作证是红色的,其中多数来自许昌、漯河一带,一般都已经在大修队干了二三年以上,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一进大修队就发了黑皮工作证,令他们十分羡慕。
        这些年轻的合同工都朴实能干、待人热情。我们年龄相仿,又同是河南人,很快就融洽起来。相处长了,我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头脑灵活,说话聊天风趣幽默,不乏聪明智慧,甚至有些狡黠。我常想:他们如果生在城市,从小念书,各方面都不会比我差。我今天的地位优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和城乡差别造成的。
        和他们的相处,还使我对河南的农村和农民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这些年轻人面临的现实困难是找对象和盖房
    。在一些家中经济条件差的青年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家居农村的女方在得不到经济保障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要求男方是“正式工人”,于是,我们的黑皮工作证经常被借去充当“道具”。有些经济条件更差的人,连和女方第一次见面时穿的衣服、皮鞋都要向别人借,个别爱面子的还要借一块手表(当时上海牌全钢手表的价格是120元,相对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是一个真正的“大件”)。
        盖房子是多数合同工的又一件大事。当时盖三间砖包坯的房子需要800元,相当于他们20个月的工资。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对有些人来讲是梦想),他们只能口挪肚攒,从自己的嘴里省,想盖房子的工人,每餐都吃最便宜的菜,我亲眼见到个别工人蘸着盐水吃馒头的情景(楼主批注:河南大多数地区的人的“饭”——主食不是大米,而是馍,即馒头;另外,人长期不吃盐的话,除了会得甲亢病,大脖子、鼓眼珠外,身体还会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垮掉,尤其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民工和农民。所以个别当“房奴”的民工便只好在吃馍时蘸点盐水)。今天为买房而奋斗的年轻人,恐怕再困难也到不了这一步。改革开放以后,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农民住房条件的改善。

        1969年年中,焦枝铁路建设开工,当时称之为“焦枝铁路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河南、湖北两省军区直接指挥,沿线每个县组成一个民兵团。由年轻农民组成的民兵团干劲很大,挖土方、填路基进度很快,但架桥、打隧道、铺轨等工作则需要铁路专业队伍承担。我们五分队又被抽调支援焦枝铁路会战,1969年9月28日,我们的宿营车停到了洛阳东站。
        我们承担的第一项工程是建设焦枝铁路连续跨越陇海铁路、洛郑公路和中州渠的一座六孔组合立交桥。那年的冬天依然很冷,记得在浇注混凝土时我负责开搅拌机,夜班吃饭时要让水一直流着,否则胶皮管就会冻上。在这样的冬季,夜里12点从暖和的被窝里爬出来去冰天雪地中接班,其滋味可想而知。
        那时时兴在建筑物上写大标语,我会写美术字,架桥前被抽出干这项工作。至今走过这座立交桥,仍然依稀可见我当年写下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等。
        立交桥于1970年春天建成后,我们的工作转为铺轨,以每天几百米的进度向北挺进,最后到达了孟津县境内的白河车站,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叫做陈家沟的村子里。住的是以前没有住过的窑洞,里面非常凉爽但也非常潮湿。
        这时天气已经热了,班长让我专门负责送开水,开始,我挑着一担开水每走二三百米就要放下来歇一次,后来越走越长,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挑着一担开水若无其事地走十几里地了。
        近两年来,尽管我们在踏踏实实地劳动,但内心深处一直希望早日走上专业岗位,1970年7月终于接到通知,让我们到大队部办学习班,进行二次分配。大修队在陈家沟的窑洞前,为我们召开了欢送会,还特意从公社请来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合影(图④)。他们送给我的当年最流行的礼物—— 一尊瓷质毛主席塑像,至今还摆在我的案头。

    图④(楼主提醒大家:照片顶部写着“欢送兴仁、大作同志留影——1970.9.2”,就是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70年9月2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23:27:45    跟帖回复:
    9

    当年山西省兴县蔡家会公社碾坪会生产队小学衣衫褴褛的孩子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6 23:40:30    引用回复:
    10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7 10:56:05    跟帖回复:
    11

    老教授冯印谱自曝“人民公社”时期他家的“责任田”(自留地)的“小麦亩产量”是生产队的公田的5倍![转贴]

        冯印谱教授(见上图),杂文作家,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人,小时候家在农村,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退休前是《三晋都市报》的社长兼总编、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的编委,退休后担任了山西大学的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北大学的客座教授;出版有杂文集《白云秋风》、《花开花落》等。

        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在公田之外,分给本队各个家庭在公田集体劳动之外的业余时间,各家自己耕种的土地,当时大多数家庭都把“自留地”用作菜地、饲料地,用于种经济作物,也有少数家庭(尤其是北方农村的农户)用于种小麦之类的主粮。1962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全国农村地区由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划出全队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分给社员家庭作为“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的自留地类似于实行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田地,不是全村人每天集体上工、集体收工,在它上面进行集体耕作、集体劳动,而是村里各个家庭自己耕作。冯老教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丛书的第89“期”上发表了一篇简要地回忆自己母亲的一生的文章《母亲的半句遗言》,其中谈到了“人民公社”时期他家的自留地(麦田)的亩产量是五百斤,而同时期他们队的公田(麦田)的亩产量只有一百来斤,只有自留地的五分之一!现在有些人仍然狡辩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粮食亩产量远高于改革开放前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化肥和“杂交水稻”等良种粮食得到了普及,而不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地激励、提高,狡辩说农民在“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下干活比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更主动,更卖力。冯老教授的亲身经历很好地拆穿了这类人的谎言,很好地说明了,在人民公社“大锅饭”式的体制下,人多干劲小!《老照片》的官网的这个网页上有那一期的目录和其中三篇文章的电子版:http://www.lzp1996.com/wqyd/20130621/845.html,《母亲的半句遗言》恰好是那三篇供大家免费试读的文章中的一篇;下面,我直接贴出、摘录出此文的主要内容:

    图1、1960年代,母亲与家人合影。(右一为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三个年头了,岁月流逝,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却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时常梦见母亲,情景那样逼真,言谈那样亲切,一觉醒来,令我唏嘘,难过,流泪。
      母亲真名王凤莲,生于1925年,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贤惠”,那是母亲嫁到冯家后我爷爷对她的称呼,本家婶婶们不知其故,以为是她的名字,也就“贤惠的”“贤惠的”叫开了。
      母亲的老家在山西省乡宁县山水坪村,一个离县城几十里路的穷山恶水地方。姥爷姥姥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他们共生养了三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图1从左至右分别是小姨、三姨、大姨、二姨、母亲,身后是我的二舅。这幅照片是上世纪60年代母亲回乡宁探亲拍摄的,母亲在姊妹中排行老四,大姨、二姨、三姨皆缠的小脚,而母亲却是大脚,个头又最高,一米七以上,分外精神。母亲告我说,小时姥姥也逼她缠过脚,白天缠了,夜晚她悄悄放了,事后姥姥也没办法了。……

    图2、母亲怀抱作者,与娘家亲人合影。

      我父亲冯世凯出身中医世家,父母结婚后,母亲便跟随父亲离开乡宁老家,辗转于稷山、绛县、万荣一带行医,后定居万荣县高村乡丁樊村。万荣距乡宁虽说只有一百多里路,但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困难、生产队劳动难以脱身等原因,母亲难得有机会回老家探望亲戚。姥姥去世时,母亲正患病,父亲向她做了隐瞒,致使母亲既没跟姥姥见最后一面,也没能前往奔丧,成为母亲心中一个痛。图2是我六岁时,母亲带我回娘家,抱着我与二姨(右一)三姨(左一)三舅及三舅的孩子合影。……
      爷爷和父亲行医时,母亲主要操持家务。实行“人民公社”化后,母亲成了生产队一名社员。乡宁老家不种棉花,母亲只好从头学起,不仅学会了从种棉到摘棉全套活计,成为生产队的劳动能手,而且纺线、织布、裁剪、缝制衣服全村出名。她勤劳吃苦,白天田间劳动时,还要抓紧短暂休息机会飞针走线纳鞋底。为了上地下地走路节省时间,四十多岁的母亲学会了骑自行车。夜晚我睡觉了,母亲在炕头纺线,我一觉醒来,仍然看见煤油灯下她纺线的身影,嗡嗡的手摇纺车声,是我儿时的催眠曲。遇到乡邻们婚丧嫁娶,母亲总会热心帮忙。我家有一台缝纫机,乡邻们经常找母亲裁衣缝衣,母亲贴上工夫不说,有时还需贴上很难买到的洋线,接了一件又一件,常常到了腊月三十还在赶活。自小我穿的衣服是伙伴中最时尚的,我家的饭菜也是最可口的,我的童年生活比蜜甜。
        尤其不容易的是,奶奶瘫痪卧床八年,吃喝拉撒全是母亲服侍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我家只有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四口人,一个幸福之家。不料“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连而来,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先后被免去乡卫生院院长和村卫生所所长职务,打发回生产队当农民,跟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道接受劳动改造。(楼主附注:据冯教授发表在《老照片》第52期上的文章《父亲一生的悲喜剧》讲,他父亲的冤案在1979年得到了平反,详情见本文后面所附的那篇文章) 于是,灾祸接踵降临:家中被翻箱倒柜遭抄家,姐姐高考由于父亲的问题、政审不合格名落孙山,出嫁的姐姐受父亲问题影响被迫离婚,我无缘被推荐上高中,入团长期接受组织考验……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变故,用她纤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家,用她温暖的柔情安慰着父亲、姐姐和我创痛的心灵。(楼主附注:冯教授在《父亲一生的悲喜剧》中说他姐姐是在文革前参加高考的。) 一次,我跟一个孩子打架,对方骂我“狗崽子”、“野种”,母亲听了我的诉说,心疼地替我擦洗伤口,抱住我默默地流泪,悲愤不已。父母亲特别能吃苦,“大锅饭”时生产队小麦亩产仅一百多斤,而我家自留地亩产小麦能达到500斤。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更是把责任田的小麦、棉花种植得井井有条,人见人夸。图3是母亲与她饲养的牛犊,她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似乎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后来还跟父亲栽种下一片果园。

    图3、1980年代,母亲与她饲养的牛犊。


    70年代时作者已由医生变成农民的父亲。图片来源:《老照片》第52期上的文章《父亲一生的悲喜剧》


    1962年5月24日,当时作者担任万荣县“高村”乡 “高村医院”院长的父亲与“王亚公社全体医卫人员”,“欢送解医生临别”时的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一人,穿白衬衫的那个人就是作者的父亲。图片来源:《老照片》第52期


        姐姐冯印秀比我大十三岁,姐姐离异后嫁到太原,跟随姐夫冯子洲在省城工作,婚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外孙生下后都是由母亲带回乡下操持长大的。高考制度恢复后的1978年,我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日报社工作。1984年我在太原结婚,图4是1985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郭慕萍回老家,在我家大门口拍的一幅全家照,前排是父母亲和三个外甥,后排右三右四是姐夫和姐姐,右二和右五是我和妻子,右一是姐夫与前妻生的孩子。这一刻我们家可谓幸福美满,令村里人啧啧称羡。

    图4、摄于1985年春节

        1985年,我的儿子冯烨出生了,父母亲接信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母亲撇下农活,带上早就给孙子缝制好的被褥衣裳赶到太原照料,一住就是两年。这期间父亲独自在家,又种地又做家务,还要给人治病,十分辛苦。但他一再捎话,让母亲别担心他,放心照看好孙子。儿子两岁刚能上幼儿园,我就动员母亲回老家。没想到,母亲回去没几天,又悄悄坐火车来了。我埋怨她不该来,母亲说:“我想我娃,再说,我娃离开我,我不放心!”她静静观察了几天,亲眼见孙子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后略)


    那一期(第89辑)《老照片》的封面(右)和第88辑的封底(左)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


        楼主小结:现在仍然有一些人(比如凯迪社区的@我是小龙-02,即@猛进之龙 )罔顾事实、常识和常理,不顾基本的逻辑,硬说农民在“大锅饭”体制、公社体制下耕种公田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耕种类似于“自留地”的“责任田”更卖力!正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当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个农民像“八级钳工”、“六级焊工”一样被定了级别,按照每个农民的体格和劳动技能的熟练度,当时的农民被通过“工分”这种东西给定了级别,比如有的壮劳力被定为“到公田里干‘公活’一天算十‘分’、十工分”,有的社员被定为“一天九个‘工分’”,妇女或初中毕业、小学毕业,不满18岁的少男少女则被定为:到公田里干一天活,算五个工分、六工分。总之,当时农村的“大锅饭”体制不是按每个农民每天、每月、每年实际的工作量进行“计件”,计算“工分”、“工资”的,而是按每个人的级别计算每月、每年的“工资”,所以,“干多干少,一个样”,很多人滥竽充数、偷懒、混日子、混“工分”,因为他们只要出一天工,就能按早就定好了的自己的级别,得到相应的一天的工分,而不管每天、每月实际的“工作量”、“工作业绩”。在“大锅饭”体制下,勤劳者遭受着不公,因为他们会被懒汉瓜分、侵占他们的劳动成果;在这种不公的体制下,那些原本不想偷懒的勤劳者的干劲必然受到挫伤,时间稍微一长,干活就肯定提不起劲,没有干劲!一旦出现一种更公平的体制,那种不公的体制就必然会被淘汰,被取代,会被大多数人自愿地予以“抵制”、抛弃,况且那种不公的体制连他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都没解决!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7 11:18:3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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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生的悲喜剧

    作者:冯印谱,此文最初刊载于《老照片》的第五十二辑,它的电子版我则是从“腾讯”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得到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IwNTYxNQ==&mid=2652168436&idx=1&sn=b46b844be4532721b56cbc5ccaa1fc66&chksm=84945e74b3e3d762711118561631f80ee68f5e7fcc1d549aae9173f337eec42a7bbe739dfc79&scene=21#wechat_redirect;《老照片》的官网的这个网页上有那一辑《老照片》的目录:http://www.lzp1996.com/wqyd/20091102/96.html
        我的父亲名叫冯世凯,1921年出生在山西省乡宁县吉家原乡石固村。
        我的爷爷排行老三,生下伯父和我父亲两个男孩。因为大爷没有男孩,我父亲就被过继给了大爷。二爷有一个男孩,长大后在兵荒马乱中失踪了(楼主附注:“大爷”、“二爷”分别是指作者的父亲的大伯、二伯)。等伯父和父亲长大后,两人都跟随二爷离开乡宁老家,辗转到邻近的稷山、新绛、万荣等县行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落脚于万荣县高村乡丁樊村,再也没能回老家,兄弟俩实际上等于成了二爷的儿子。
        在老家种田的大爷和三爷去世时,皆因世道混乱和音信不通等原因,伯父和父亲都没能回去料理,他们的后事只好靠本家族的长辈出钱安葬。
        二爷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的医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据说我家祖上治疗眼病很有名气,不仅有自己配置眼药的秘方,而且在西医尚不普及的年代,能够施行金针拨眼手术 治疗白内障,悬壶济世,口碑良好,曾有皇帝题赠过“三晋名医”的匾额。
        虽然我在县志和有关资料上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但我回过一次石固村,父亲的老家在远离县城几十里的山沟里,建有多座青石砌顶的石窑院落,雕梁画栋的两层门楼,虽已破败不堪,但遥想当年如果没有相当的财源,这样规模的住宅建筑是不可想象的。在二爷手把手的培养下,我大伯、父亲、姑父、远房堂兄等好多人都成了能够独立开诊所的名医。

    图1。

        图1摄于1954年4月4日,地点是在丁樊村一个晋南农家常见的四合院落,父亲和邻村几位同仁成立了一个健康联合诊所。后排右二就是父亲,他在七人中年龄较小,坐在那里神态自然,面带微笑,对新成立的联合诊所充满了自信和希望。是的,当新中国的曙光初露早霞的时刻,父亲就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臂。
        听母亲说,丁樊村“土改”期间,农会干部开会经常就在我们家,父亲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照片背景中“预防为主”和“治病未然预防胜于治疗,注重卫生健康就是幸福”的对联看,联合诊所无疑是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心联系同仁促成此事的,这在当地是一件新生事物,所以他们特意请了摄影师拍照留念。
        这个联合诊所当时是不是股份制形式,不得而知。一年多后,父亲的联合诊所应该说办得相当不错,1956年1月1日,父亲领到了由万荣县县长王国英盖章的“联合诊所开业执照”,上面写着科别:普通内外科,负责人:冯世凯。时年父亲36岁。
        这份时隔几十年后仍然保存完好的行医执照,表明了父亲当时不故步自封,拓宽视野,善于学习其他新医术,跳出了保守的家族式治病的窠臼。

    图2。

        图2是父亲(后排左一)参加晋南专区针灸医生培训班的合影。顺便说一句,王国英县长在万荣县工作期间口碑很好,他后来担任过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山西日报》驻吕梁记者站站长,凡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无不交口称赞王国英书记是实干家、人民的好公仆。

    图3。

        图3拍摄于1959年中秋节,是王亚公社高村医院中西医医生联欢留念。这可以说是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论职务,他担任了高村医院院长;论业务,他中西医技术都能拿得起,尤其擅长眼科、儿科和针灸,做普通外科手术在全县也称作“一把刀”;论家庭,母亲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与邻和睦,家中又添了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其乐融融。照片中的父亲(前排右)留着时髦的分头,双目炯炯有神,信心百倍,神采飞扬。照片中惟有父亲穿着白鞋,可能是按照风俗给去世的爷爷戴孝吧。

    图4。

        图4是王亚公社医卫人员欢送解医生临别留念,这时公社医院人员已增至二十人,说明医院兴盛,父亲领导有方,事业有成。坐在二排右一的父亲穿着时髦的硬领白衬衫,眼角眉毛都是笑,从容自信,是所有参加拍照的人员中表情最好的。
        然而,灾难很快就降临到父亲头上。1964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万荣县医卫人员从查思想、查经济、查作风到查历史问题,搞得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父亲既是党员,又是院长,自然首当其冲。不知怎么专案人员从阎锡山的档案中,查出父亲解放前在新绛县北董镇行医时,曾担任过三个月代理村连长
        这个职务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搞得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大约相当于解放后一个大村庄的民兵连长吧。行医的父亲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缘于他给当地官员治病有了交往,恰好那里的村连长一职空缺,当地官员为向父亲表示感谢请他予以填补,父亲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但也没有答应,没想到该官员就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了。称作“代理”就是考察其能否胜任的意思
        不料,三个月后,新绛县城就被解放军解放了,而此事父亲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酿成了后来入党时“向党隐瞒历史”的隐患。
        “四清运动”后期搞得越来越“极左”,对父亲的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免于一切刑事处分,下放回丁樊村卫生所工作。这一从天而降的大祸,对处于风暴漩涡中的父亲心灵的创痛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回到村卫生所后,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兢兢业业为群众治病,受到干部群众的夸赞。
        “文革”开始,全国一片混乱。丁樊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被造反派打倒了,造反派掌权后,无端地给父亲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他撵出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改造,跟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待遇,游街挨批,罚做又脏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义务工,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

    图5

        图5摄于上世纪70年代,父亲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并且是受社会歧视的黑五类分子。这时我已长大,看见父亲劳动之余,几乎天天有本村和方圆几十里内的社员来找他看病,他不能开处方,只是尽心尽力地针灸,治疗眼病,为病人买药提建议。经他亲手医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从来不收取病人一分钱,有的病人心里过意不去,逢年过节送点白面馒头和自家产的水果。
        即便如此,在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受贿、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我们家遭到了村里民兵的突袭式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父亲看病使用的注射器、针灸包及治眼病的器械,陈列在全县举办的抄家成果展览会上供革命群众参观,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冯世凯私设地下医院”。当时我被学校组织前去参观,羞愧难当,心中的滋味难以表述。
        父亲的“历史问题”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头上。父亲小时没上过几天学,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对我们姐弟读书非常重视。晋南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女孩子或干脆不让念书,或念到三四年级就辍学了,姐姐却是丁樊村唯一念完高中的女孩。
        姐姐在“文革”前参加高考,因父亲的问题,政审不合格与大学无缘。我上高中尽管学习成绩突出,但因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推荐,伤心的父亲曾背着我狠抽自己的耳光,痛心地自责因为他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入团、入党、招工更成了我们的一种奢望。
        母亲成天操持家务,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父亲忍受着心灵和体力劳动的重压,很快学会了许多从没接触过的农活,以“黑五类分子”身份还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领工的作业组长。他依靠挣工分,经营一点自留地,偷偷摸摸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出售,维持一家人的最低消费,抚养一双儿女成人,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漫的十多个年头,想想父亲需要多么大的承受能力和坚强的毅力啊!
        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两年半,高考制度恢复后,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双手颤抖,喜泪盈眶。热情的乡亲们在我家门口接连放了两天鞭炮,以示庆贺,父母亲欢喜地买了糕点、水果、罐头等食品,招待一批批前来庆贺的客人。
        第二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获得平反,他又回到了村卫生所当医生。这年暑假,我用节省的助学金请父亲来上海游玩,还乘船去了南京。

    图6。

        图6就是我和父亲在上海黄浦公园的合影,背景是人们熟悉的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身心俱获得解放的父亲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慈祥而甜蜜的微笑,他是发自内心的。
        父亲在丁樊村卫生所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考虑他年纪大,劝他辞职休息。但他在家仍然闲不住,在责任田栽种果树,给上门的患者治病,不收取任何费用
        1998年,父亲因患肺癌,保守治疗了一年多辞世,享年78岁。第二年,我母亲又患胃癌去世,临终前母亲含泪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原来是她和父亲的养子!
      (原载《老照片》第52期)

    《老照片》第52期的封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7 12:57:4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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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之有理,大鼎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7 15:16:10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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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十年代城乡差别极小,也就是个粮油关系不同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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