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提起打金银的银匠，我的小舅公就是。他早年在绍兴学手艺，后来改行开柴油机，再后来改行当警察。

    家乡的银楼，最有名的当属县城的天宝楼。清朝光绪末年，赵嘉福带着两个儿子从绍兴城南迁到浦江县城后街，开了当时全县规模最大的银楼——天宝楼，雇佣十六名伙计。

    天宝楼自产自销金银饰品，也代客加工。常有顾客拿银元来，打成手镯、脚镯、戒指、耳环、头钗等饰品，付点加工费。慢工出细活，打金银要经过溶化、煅打、抽丝、剪花、焊接、淬火、矾洗、抛光、烘干等很多工序，最后打上“天宝楼”、“足金”、“足银”的钢印。

    民国时期，薪水可用银元支付。天长日久，银元沾上污渍，需要银楼用专门的工艺清洗。先把银元放进锅子里，加上清水，添进明矾，烧火煮沸。每到这时，天宝银楼内异常忙碌，十六个伙计煮的煮，洗的洗，烘的烘，抛光的抛光，忙得不亦乐乎，像是大户人家过年一样热闹。清洗过的银元雪白铮亮，如同新铸。

    有句“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富裕之家就怕子孙败家。为了家业长青，子弟成才，赵家的家规很严。赵家的长子从小淘气，有时偷了家里的银子，悄悄出去赌博。这件事被赵嘉福知道以后，怒不可遏，甚至砍掉他的一段指头，以示惩戒。幼子赵永升的儿子赵铭荣技术好，可家境优裕，又是家里的长孙，从小备受长辈的宠爱，不肯吃苦，有时还跟他的伯伯出门赌博，被赵永升发现后，就要罚跪。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政府发行天量金圆券，物价天天涨，一天一个价，天宝楼生意难做，赵家从此家道中落。为了生计，赵永升在四十六岁那年开始学习西医牙科，把镶牙作为主业，把打金银作为副业。后来，他成为浦江县中医院的六位创始人之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长期对金银实行统一管理，允许个人持有合法所得金银，取缔银元买卖，严禁金银计价流通，同时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黄金和银元。赵铭荣还能打金银，只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生意越做越小，成为副业；同时跟他爸爸一样，学会镶牙，作为主业。

    有一天，赵铭荣的儿子赵光镇放学回家，发现店门口围了一群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见赵铭荣正在跟一个顾客解释，金银经过锻打，去除杂质，份量要打折扣。那个顾客人高马大，扬言要把店砸烂！这时，赵光镇找叔叔出来给爸爸解围：“如果短斤缺两，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对不起‘天宝楼’、‘真不二价’这两块金字招牌。打金银肯定有损耗的！把银子退你，加工费是一定要算的。”于是，将银子如数称还给他，收了加工费，才把事态平息。从此，赵光镇发誓长大后死也不做打金银这说不清、道不明、提心吊胆的生意！

    到了“文革”期间，银匠的日子更难过了。有时候，赵铭荣躲在店面房的后半间，偷偷地打，像地下工厂。打金打银，离不开敲敲打打，难免发出声音，传到房外，被人听见，就去举报。于是，他家的店面房前贴满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字报。赵光镇害怕家里留有“四旧”的东西，被人抓住辫子，就自觉起来革命，用凿子将祖上传下来的“天宝楼”和“真不二价”两块牌匾的鎏金凿去。

    直到改革开放，国家才放松管制，允许金银在民间流通。这时候，老百姓的日子红火了，手头有了余钱，纷纷披金戴银。尤其是娶媳妇、嫁女儿、生孩子的人家，都要打一点金银饰品，作为长辈赠送晚辈的礼物。这时，像赵铭荣这样一度偃旗息鼓的老银匠，又重操旧业，生意兴隆。

    那时，民间开始有沙金的买卖，经常有人请赵铭荣辨别真伪。有一次，一位顾客要买沙金打耳环，赵铭荣认为纯度不高，劝她别买，可顾客贪图沙金便宜，买了下来，打成耳环。打好以后，顾客发现老金色红，新金发青，说什么都不肯要了。就这样，赵铭荣只好自己花钱，把耳环买了下来。他老婆知道后，骂他做猪头，“黄胖打年糕，吃力不讨好”。就这样，赵铭荣憨厚、老实的美名传扬开了。

    到了晚年，赵铭荣还是敲敲打打，捣鼓着自己心爱的老行当，不愿休息，直到七十七岁，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年。令人遗憾的是，赵家传了一百多年的打银手艺，到赵铭荣这一代戛然而止。时过境迁，当年辉煌一时的老字号，只留下一批加工金银首饰用的工具，还有“天宝楼”和“真不二价”两块牌匾。(选自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当当网、京东网、卓越网、淘宝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