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银匠
wxy196862 于 2018/6/16 17:19:28 发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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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提起打金银的银匠,我的小舅公就是。他早年在绍兴学手艺,后来改行开柴油机,再后来改行当警察。
家乡的银楼,最有名的当属县城的天宝楼。清朝光绪末年,赵嘉福带着两个儿子从绍兴城南迁到浦江县城后街,开了当时全县规模最大的银楼——天宝楼,雇佣十六名伙计。
天宝楼自产自销金银饰品,也代客加工。常有顾客拿银元来,打成手镯、脚镯、戒指、耳环、头钗等饰品,付点加工费。慢工出细活,打金银要经过溶化、煅打、抽丝、剪花、焊接、淬火、矾洗、抛光、烘干等很多工序,最后打上“天宝楼”、“足金”、“足银”的钢印。
民国时期,薪水可用银元支付。天长日久,银元沾上污渍,需要银楼用专门的工艺清洗。先把银元放进锅子里,加上清水,添进明矾,烧火煮沸。每到这时,天宝银楼内异常忙碌,十六个伙计煮的煮,洗的洗,烘的烘,抛光的抛光,忙得不亦乐乎,像是大户人家过年一样热闹。清洗过的银元雪白铮亮,如同新铸。
有句“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富裕之家就怕子孙败家。为了家业长青,子弟成才,赵家的家规很严。赵家的长子从小淘气,有时偷了家里的银子,悄悄出去赌博。这件事被赵嘉福知道以后,怒不可遏,甚至砍掉他的一段指头,以示惩戒。幼子赵永升的儿子赵铭荣技术好,可家境优裕,又是家里的长孙,从小备受长辈的宠爱,不肯吃苦,有时还跟他的伯伯出门赌博,被赵永升发现后,就要罚跪。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政府发行天量金圆券,物价天天涨,一天一个价,天宝楼生意难做,赵家从此家道中落。为了生计,赵永升在四十六岁那年开始学习西医牙科,把镶牙作为主业,把打金银作为副业。后来,他成为浦江县中医院的六位创始人之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长期对金银实行统一管理,允许个人持有合法所得金银,取缔银元买卖,严禁金银计价流通,同时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黄金和银元。赵铭荣还能打金银,只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生意越做越小,成为副业;同时跟他爸爸一样,学会镶牙,作为主业。
有一天,赵铭荣的儿子赵光镇放学回家,发现店门口围了一群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只见赵铭荣正在跟一个顾客解释,金银经过锻打,去除杂质,份量要打折扣。那个顾客人高马大,扬言要把店砸烂!这时,赵光镇找叔叔出来给爸爸解围:“如果短斤缺两,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对不起‘天宝楼’、‘真不二价’这两块金字招牌。打金银肯定有损耗的!把银子退你,加工费是一定要算的。”于是,将银子如数称还给他,收了加工费,才把事态平息。从此,赵光镇发誓长大后死也不做打金银这说不清、道不明、提心吊胆的生意!
到了“文革”期间,银匠的日子更难过了。有时候,赵铭荣躲在店面房的后半间,偷偷地打,像地下工厂。打金打银,离不开敲敲打打,难免发出声音,传到房外,被人听见,就去举报。于是,他家的店面房前贴满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字报。赵光镇害怕家里留有“四旧”的东西,被人抓住辫子,就自觉起来革命,用凿子将祖上传下来的“天宝楼”和“真不二价”两块牌匾的鎏金凿去。
直到改革开放,国家才放松管制,允许金银在民间流通。这时候,老百姓的日子红火了,手头有了余钱,纷纷披金戴银。尤其是娶媳妇、嫁女儿、生孩子的人家,都要打一点金银饰品,作为长辈赠送晚辈的礼物。这时,像赵铭荣这样一度偃旗息鼓的老银匠,又重操旧业,生意兴隆。
那时,民间开始有沙金的买卖,经常有人请赵铭荣辨别真伪。有一次,一位顾客要买沙金打耳环,赵铭荣认为纯度不高,劝她别买,可顾客贪图沙金便宜,买了下来,打成耳环。打好以后,顾客发现老金色红,新金发青,说什么都不肯要了。就这样,赵铭荣只好自己花钱,把耳环买了下来。他老婆知道后,骂他做猪头,“黄胖打年糕,吃力不讨好”。就这样,赵铭荣憨厚、老实的美名传扬开了。
到了晚年,赵铭荣还是敲敲打打,捣鼓着自己心爱的老行当,不愿休息,直到七十七岁,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年。令人遗憾的是,赵家传了一百多年的打银手艺,到赵铭荣这一代戛然而止。时过境迁,当年辉煌一时的老字号,只留下一批加工金银首饰用的工具,还有“天宝楼”和“真不二价”两块牌匾。(选自王向阳《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当当网、京东网、卓越网、淘宝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