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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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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舌尖奇谈|被冰淇淋融化的社会:赫鲁晓夫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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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碧玉 于 2018/7/6 18:42: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图画人生
舌尖奇谈|被冰淇淋融化的社会:赫鲁晓夫的冰箱与冰淇淋

    编者按:斗转星移的世界,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的更快。无论历史的车轮怎样匆忙,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勾起对味蕾与谈资的回忆。舌尖奇谈,为你描摹一段与众不同的饕餮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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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樱庭舞,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历史系,欧洲史与音乐史专攻。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如果要评选美苏冷战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瞬间,许多人一定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在1959年7月24日的那场“厨房辩论”。“让我给您一个可以更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例子……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美国的钢铁工人正在举行全国性的罢工,然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买上这样一套(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房子”,当尼克松在莫斯科的美国博览会上炫耀着美国消费者足以轻松负担的生活方式时,赫鲁晓夫也在盘算着红旗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否如他们的竞争对手那样提供房屋和这些新奇的“现代商品”。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先符合社会主义理性的消费观念与意识形态。“在我们这儿,得到房子的唯一条件就是出生在苏联”,赫鲁晓夫反唇相讥:“你们展示的东西都很有意思,但我们的生活里不需要这些玩意儿。他们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是些奇淫技巧罢了。”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在同一间厨房里针锋相对的态度恰恰反映了铁幕两侧意识形态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辩论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以观察同一个群体:消费者。

    

    厨房辩论中的赫鲁晓夫

    自90年代初以东欧诸国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崩坏以来,有关于社会主义消费的研究随着档案的开放不断增长。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加入了这一讨论:从匈牙利的汽车与腰果消费,到东德的咖啡饮用习惯,再到南斯拉夫传统杂货店与超市的竞争。而我们则将把目光投向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唇枪舌战的厨房里最具有科技含量的家电——冰箱,以及冰箱里代表着富裕生活的甜点——冰淇淋。不同于面包、牛奶、鸡蛋和白糖这些维系生命的必需品,冰箱与冰淇淋才更容易看出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究竟提升与否。

    斯大林的钢,赫鲁晓夫的牛肉炖土豆

    当美国在战后踩足油门汇入消费主义的高速公路时,为苏联人民提供“现代商品”却从没登上过斯大林战后重建的日程表。当铁幕从波罗的海畔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畔的的里雅斯特间缓缓落下时,这位名字中带有“钢铁”的强人领袖将经济重心一边倒地放在了以军工为首的重工业上。虽然煤与钢产量远超1950年的目标以及战前的最高纪录,但小麦、玉米、马铃薯、甜菜等各项农产品产量远低于战前水平,棉步、鞋袜等轻工业制品的产量甚至不及30年代。仍在全力运转的战时配给系统将资本、资源与劳动力精准地分配到各部门以支持战后重建。而苏联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效仿西方建立的泰勒制科学管理法进一步地加大了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以准备应对资本主义入侵者发动的下一场战争。

    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要为信息不对称和主管能动性缺乏等一系列系统性问题买单。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指出的那样,现有的科技条件无法处理每一个生产部门的反馈信息,也就无从制定一个精准的经济计划。比如瘟疫造成的鸡肉减产的确可以通过猪肉超过预期的增产来进行补偿,但民众餐桌上的猪肉永远变不成鸡肉。从另一方面而言,计划经济用过政府定价和对进出口的绝对控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和偿付危机的风险。自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后,物质上的富足作为军备竞赛的衍生品逐渐取代了战后的萧条与短缺。

    

    1953年斯大林的突然去世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改变计划经济重心的机会,但赫鲁晓夫的“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以威权主导控制经济的制度。赫鲁晓夫的牛肉炖土豆共产主义(即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提及的匈牙利名菜“古拉什”)尽管有着政治上的反个人崇拜、文化上的解冻运动、以及推广玉米种植等一系列推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举措,但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更多的是停留在了对斯大林遗留的苏联工业系统的升级改造上。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殊途同归地走向了粗放型增长的失败——增加资金、人力、无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却不改变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条件,赫鲁晓夫延续斯大林的“旧瓶装新酒”政策最终将苏联经济推入了发展停滞的瓶颈。

    

    虽然赫鲁晓夫力促的消费品供应看似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效仿,但苏共鼓励消费行为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平息社会上的不同意见、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及向西方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苏联消费者对价廉物美的消费品的期望与执政者保全领导地位的目的间难以弥合的裂缝最终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费行为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

    冰淇淋融化的价值观念

    家用电器既可以体现生活质量的客观变化,也可以反映对于消费行为的文化转变。它也代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消费行为的合理化过程,即消费行为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并增强苏共的领导地位。诸如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家用电器不仅将以女性为主的用户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更通过节省时间和成本增加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购置家电也成为苏联消费者第一次利用自己的收入结余来改善生活质量而非维系基本需求。在50年代厨房辩论与赫鲁晓夫所主张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语境下,大型家电进入普通家庭也象征着社会主义世界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与经济实力。家用电器的“商业”并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交易,苏共也将家电创造的新型消费文化作为从人文角度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大步。

    

    苏联杂志《妇女工人》中的漫画

    利用消费品来为社会主义先进性背书的优势显而易见,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贸易与商业应“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目标而进行计划、衡量、控制与调节”。在美国博览会上,赫鲁晓夫称赞美国的现代科技将女性从“厨房奴隶”中解放了出来,并令她们在公共空间得到了完全的自我实现。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屑一顾地称这些家用电器“根本就没有用得上的功能”。在苏联的主流女性杂志《妇女工人》(Robonitsa)中有着一副生动形象的漫画:在展览会上参观了惠而浦(Whirlpool)“奇迹厨房”里的机器人“女仆”后,丈夫把一个被称为“家务集合”(domrabochii agregat)的机器人赠给了妻子。漫画的文字说明则风趣地直接将女性的生活质量和太空探索联系在了一起——“你还在以为这是个玩笑吗?不,火箭正在宇宙中飞行……而我们保证你的梦想也会很快成真。”苏共将大规模提供消费品作为了夺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与此同时,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乃至整个红色世界奉为普世价值的国有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微妙分歧依然难以解决。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针对消费时尚的敌意赫鲁晓夫掌权后逐渐弱化,但公众仍然对消费行为带来的计划性报废(即有意为消费品设计有限的寿命)和对消费品的跟风崇拜嗤之以鼻。在铁幕的另一侧,供需关系往往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但社会主义的公仆们并不会打算利用市场中自然存在的购买力差异来甄别划分阶级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面是希望将消费自由意志从斯大林式经济中解放出来的消费者;另一面则是不为消费者需求所动,主张适应客观条件来设计、制造、分配、销售“现代商品”的计划经济系统。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下,赫鲁晓夫和他的幕僚们试图在消费者和计划经济系统之间艰难地划出一道缓冲带——社会主义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的理性。

    节俭和自律无疑是冰箱消费所带来的理性中的两个关键词。消费者受到的教导是要根据自己合理的审美趣味做出选择,而且要在意识上警惕商品的差异化,因为差异化通常会最终走向以购买力划分等级的市场体制。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和广告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家用电器教育与启蒙的属性。1962年4月28日,全苏技术美学会(VINTE)在苏联政府的命令下成立,学会对产品设计、工业美学和商品可视化的指导主要基于三条原则:理性、经济、实用。

    除了来自体制内的监督,市场调研也成为了运营“消费品商业”的重要一环。与通过理解消费者心理以最大化收益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苏联的市场调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供需关系本身。就像一座横跨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系统与自下而上的大众需求间的桥梁一样,市场调研成为了一种在市场调节缺位的情况下更有效率地维持供需关系的方法。而市场调研也和推广消费行为中的理性在目的上高度一致——消费行为不应该盲目地跟从消费者,而是教导消费者建立自身的审美趣味。

    

    苏联的吉尔牌冰箱

    尽管苏共高层对家用电器的教育意义充满信心,但对民众消费行为有着更深了解的专家承认:理性的定义是具有弹性的,而奢侈品与必需品之间看似如冰山一样的隔阂也渐渐被两侧涌来的热流所融化。在消费者的一边,消费行为的现代化无疑提高了生活质量,并带了持续不断的“消费愉悦感”。装满加工食品的冰箱取代了饱满的麦穗、堆成小山的玉米和冒着腾腾热气的匈牙利肉汤,成为了苏联民众对现代文明全新的畅想与期待。当冰箱变成一种现代的图腾,甚至是一种代表着受过良好教育(来自于家用电器的教育意义)的生活方式,“理性、经济、实用”的三原则也就无法再满足民众对消费品的审美趣味。越来越多的苏联冰箱抛弃了如 “方盒子”冰箱古朴而粗犷的外形,转而采纳类似30年代美国冰箱的流线型设计。

    

    在冰激凌店门口排起长队的苏联民众

    而在生产者,或者说是“教育者”的一边,像全苏技术美学会这样的体制内监管所带来的特权令当权者建立起了消费的等级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利用购买力差异建立起的金字塔,政治资本的高低决定了苏联消费者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1958年出版的杂志《鳄鱼》(Krokodil)就有这样一幅讽刺漫画:贪污的工厂经理安然自得的坐在装点着水晶灯、棕榈树、落地镜、蕾丝镶边的窗帘以及整套欧式家具的办公室里,这样的奢华的地方也自然少不了家用电器——流线型设计的吉尔牌(ZIL)冰箱和红宝石牌电视。最为可笑的是,这个小布尔乔亚还创造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都是为了紧跟生活前进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这是树立给他人效仿的模范典型,这也是为了从视觉上鼓励你们要向一种更加文明的生活努力奋斗。”

    在苏联用于查询商品的贸易辞典(Tovarnyi slovar)中,吉尔牌冰箱则被描绘如古代君主的肖像一般。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天鹅绒的垂帘,流线型的冰箱里整齐有序地排列着鸡蛋、水果、香肠、牛奶、啤酒与冰淇淋。自50年代末,这样“物质化的资本主义”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苏联的千家万户,并成为了苏联民众不可或缺的日常。仅1964年至1966年两年之间,苏联的冰箱产量就扩大了两倍。1965年只有4%的家庭拥有冰箱或洗衣机中的一样,而十年之后的1975年,65%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冰箱。苏联家用电器消费繁荣的背后也恰恰是苏共试图大力推广的社会主义消费观在民众新一代消费意识冲击下无可挽回的消亡。

    牛奶、砂糖、冰块

    冰箱里的冰淇淋为我们呈现了在苏联消费的另一番光景。比起约束民众审美趣味的伦理道德,苏共当局在冰淇淋上更着眼于消费品的公众属性带来的集体记忆。作为广受苏联民众喜爱的工业化生产消费品,冰淇淋不仅像冰箱那样成为了衡量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标杆,更为每一个苏联人带来了夏日、童年、滨海度假区的美好回忆。即便苏联早已覆亡,但这份回不去的乡愁时至今日也未曾消散。

    

    人人都爱冰淇淋,尽管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没能令苏联民众一日三餐都吃上冰淇淋,但这样的瑕疵并没有掩盖苏联生产者在维持冰淇淋稳定充足供应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生产者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牛奶与砂糖这两种主要原料的极度匮乏。纳粹德国不仅了摧毁乌拉尔山脉以西的苏联工业体系,屠宰了大量牲畜以供军需,更给甜菜的主要产区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尽管甜菜的产量在战后逐渐恢复,但适应东欧气候的甜菜在单位甜度上远低于甘蔗,精炼成本也远高于甘蔗。由于直到古巴革命前苏联都没能获得一个地处热带蔗糖产区的属地或同盟国,冷战带来的贸易敌对也进一步恶化了苏联的蔗糖供应。普通的苏联民众每年只能得到几次购买砂糖的机会,而每次购买的配额也少得可怜。限购政策牺牲个人以保障工业用糖的理论基础也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消费理性。不同于赋予冰箱的审美教育意义,这一套“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说理逻辑更加趋向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与斯大林时代鼓励集体食堂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一日三餐的集体化政策相契合。

    牛奶的问题则出现在了生产和配送两端。苏联三分之一以上的奶牛在战争期间损失,余下的也都饱受营养不良和瘟疫的困扰。虽然赫鲁晓夫重视农业的经济政策结束了乳制品的原料短缺,但低下的冷藏能力令乳制品无法从乡村收购到城市进行加工后再次运输。苏联政府的食品配给部向乳制品工业投入了大量研发预算,炼乳和奶粉这两项日后成为冰淇淋工业主要原料的鲜奶代用品也应运而生。

    

    苏联爱斯基摩冰激凌广告

    除了奶粉和炼乳,苏联在冰淇淋工业上的另一大进步则是生产的全自动化:工人完全不需要在加工过程中接触冰淇淋。作为令世界各国都为之着迷的工业狂想,全自动化的研究在苏联更被认为是一项足以压倒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就。1959年,爱斯基摩生成器的诞生令苏联冰淇淋工业与全自动化的理想无限接近。如同这种机器的字面意思一样,爱斯基摩生成器制作的是一种像爱斯基摩人的冰屋一样由巧克力包裹的棒冰。然而这项机器并非是苏联的独创,1920年,艾奥瓦州的克里斯蒂安·肯特·纳尔逊(Christian Kent Nelson)在家中的实验室用可可油解决了融化的巧克力无法在覆盖冰淇淋的同时不将其融化的技术难题。这个丹麦奶农的儿子将自己的冰淇淋称为爱斯基摩派。1955年,纳尔逊又发明了爱斯基摩机,这种机器可以精准地将冰淇淋按尺寸切割成块,使得生产效率较原来将牛奶浇入模具的方法大幅提升。由于苏联既不承认国际商标,也不承认国际专利,因此爱斯基摩生成器与爱斯基摩冰淇淋在苏联民众面前以一种全新发明的姿态粉墨登场。自50年代末,爱斯基摩生成器成为了苏联冰淇淋广告中无可争议的主题,其他技术较为原始的冰激凌制造机械则众星捧月般地将爱斯基摩生成器簇拥在海报的正中间,这样的设计也是向社会主义世界的消费者们宣告苏联在供应现代加工食品上取得的胜利。冰淇淋的消费既代表着国有社会主义在物质上的实现,也是国家控制的消费品生产与民众的喜好在供需关系上达成的微妙平衡。

    

    风里雪里,冰激凌车在身边等你

    冰淇淋和冰箱的普及都体现了苏联将现代消费品推广至普通消费者的成功,但消费的场合仍然受制于诸多条件。冰箱的产量虽然在赫鲁晓夫掌权的末年不断攀升,但其质量始终得不到保障。与吉尔牌冰箱一样在苏联颇为畅销的海洋牌冰箱(Okean)常被民众调侃品牌与质量精确吻合:因为海洋不会一年四季结冰。低下的制冷技术使装满干冰的手推车成为了冰淇淋从仓库到消费者手中的主要运输工具。这种低成本、低技术的解决方案迅速得到推广,各地的市营冷库雇佣了大量老妇人推车在走街串巷贩售冰淇淋。因为人们往往在买到冰淇淋后就会立即食用,吃冰淇淋也就此超越了消费甜点这一物质上的意义,成为了一种苏联公共空间的文化符号,而冰淇淋创造出的集体记忆即便在苏联灭亡后也没能被抹去。就像是先前提到的集体食堂一样,这种集体记忆实际上是苏联集体主义传统的延伸。冰淇淋从帝俄时期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享受到奢侈甜点,变成了如公共资源般向消费者敞开供应的现代消费品。对从战争余波中慢慢恢复的苏联民众而已,一点点生活中的甜蜜远远比报纸上堆成小山的玉米或宇宙中的卫星要来得实在。在苏共当局用冰淇淋成功抓住消费者的胃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当1964年秋天的政治风暴令赫鲁晓夫淡出政坛时,苏联冰箱技术的长足进步把消费冰淇淋的场合从小巷、公园和海水浴场搬进了有着吉尔牌流线型冰箱的公寓里。当消费行为中的个人意志不断增强,消费过程带来的愉悦感不断放大,消费场所从公共空间来到私人空间的时候,甜蜜的集体回忆与其承载的意识形态也就随着“手推车舰队”的消亡而分崩离析了。

    冰淇淋最终融化了社会主义

    战后苏联经济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的本质,但自赫鲁晓夫掌权以来,物质上的富足令战时的配给制度被更加尊重个人意志的消费行为所逐渐取代。苏共当局一方面希望如家用电器和加工食品等现代消费品的普及能够增强国有社会主义的执政合法性并宣传社会主义世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优势。另一方面,苏共当局采取了包括审美趣味、消费理性和集体记忆等不同的策略来防止社会主义下的消费行为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复制品。然而市场的缺位和消费品的不断发展扩大了国家控制的供应与人民期待的需求间的鸿沟。朴实的“方盒子”冰箱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因为贪污腐败的工厂经理和广大苏联民众一样喜爱吉尔牌冰箱的流线型外形。推着手推车的老妇人最终丧失了她的顾客们,因为住在新建公寓里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从自家冰箱里拿出爱斯基摩冰淇淋解暑,他们悠然自得地躺在沙发上,就像是半个世纪前黑海之滨的帝俄贵族。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苏联媒体破天荒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因为赫鲁晓夫希望自己的社会主义同胞们能将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成就作为标杆迎头赶上。然而当红色的猎犬就要碰到兔子的后腿时,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在国有社会主义消费行为的引领下离社会主义的本质渐行渐远。最终,甜美的冰淇淋融化了苏联的整个社会架构。

    参考书目:

    Hanson, Phili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 9-69.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2003.

    Patterson, Patrick Hyder. “Making Markets Marxist? The East European Grocery Store from Rationing to Rationality to Rationalizations.” Food Chains: Form Farmyard to Shopping Cart, edited by Warren Belasco and Roger Horowitz, 196-21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Reid, Susan E.. “This is Tomorrow! Becoming a Consumer in the Soviet Sixties.” The Socialist Sixties: Crossing Borders in the Second World, edited by Anne E. Gorsuch and Diane P. Koenker, 25-65.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Reid, Susan E.. “The Khrushchev Kitchen: Domesticating the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0, no. 2 (2005): 289-316.

    Smith, Jenny Leigh. “Empire of Ice Cream: How Life Became Sweeter in the Postwar Soviet Union.” Food Chains: Form Farmyard to Shopping Cart, edited by Warren Belasco and Roger Horowitz, 142-15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Zakharova, Larissa. “Dior in Moscow: A Taste for Luxury in Soviet Fashion under Khrushchev.“ Pleasures in Socialism: Leisure and Luxury in the Eastern Bloc, edited by David Crowley and Susan E. Reid), 95-119.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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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7 14:05:16    跟帖回复:
       沙发
    ding一个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2 18:26:34    跟帖回复:
       第 3
    我不管,反正我的生命是空调给的,美食是冷库,冰箱给的
    跳转论坛至:
    快速回复:[转帖]舌尖奇谈|被冰淇淋融化的社会:赫鲁晓夫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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