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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响的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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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明朝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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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响的弓箭 于 2018/7/13 10:46:4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明朝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更大?

    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先明白什么是东林党,什么是阉党。东林党指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阉党指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至于,明朝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大,个人觉得是东林党。

    东林党是一个社会毒瘤。个人觉得,东林党和唐朝时期的世家门阀类似,都是国家的“垄断”组织,对国家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最大的阻碍。东林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上层利益集团代表,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因为明代士大夫的独特地位,他们在拥有社会财富的同时,反而不用纳税,为国家财政交一点钱,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剥削农民取得,这样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碰上天灾人祸,活不下去的农民就会铤而走险,明朝末期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如此。

    明朝末期,论综合实力远远强于满清,现在来看,不可能被灭亡,清朝皇太极以前从来没有妄想统治中国,甚至在入关之间也是经过不断试探就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对于明朝的灭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国的农民起义,牵制了明朝军队的大部分力量,大大削弱了明朝整体的国防实力,这样就使北方防线大幅度削弱,为满清的入关创造了条件。

    明朝完善的科举制度,虽然为下层人进阶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对于贫穷的人们来说也是十分渺茫了,大部分还是被原士大夫阶层霸占,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条件。能读的起书,在那时就是一个奢侈,培养一个知识分子的代价不是每个家庭可以承担的。由于这种宗族关系,当他们取得士大夫地位时,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阉党的组成大多是出身于底层,很小就进宫,没有子嗣宗族的势力,他们的地位只会存在一时,而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势力累加。还有一种,就是阉党的权力绝对来自于皇帝,没换一个皇帝,阉党的领袖就会换一个和皇帝关系近的人。虽然,阉党可以得势于一时,而东林党士大夫集团可以得势于一世。

    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独创的三个政治平衡点。由于,土木堡之变,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这样政治平衡势力就被打破,也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程度,明末东林党就因此而生。明朝末年,东林党势力太大,这样皇帝不得不赋予阉党很大的权利来维持政治平衡,史书上说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大肆迫害,也是皇帝乐意看到的结果。可惜,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这样就造成了朝廷一家独大,使皇权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也造成了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的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

    东林党人集团对军事的干预。明朝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文,使得士大夫在社会的地位抬得过高,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这样,所谓的文人对于手工艺者,商人态度尤为鄙视,他们在享有这些下等人劳动成果同时,又鄙视这些人,大大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得明朝逐渐与外国的科技文化拉开距离,走的越来越远,中国落后源于明朝,一点也不为过。明朝末年文官与武将的地位和宋朝时期极为类似,武将地位极低,在同品阶,文官地位绝对高于武官,这样武官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大的收到限制。文不知兵,反而对武官的权利加以限制,这样就导致了明朝整体军事实力的下降。

    东林党人,只会满口文章,脱离实际,这就是“文人误国”。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的实际行动没有,对整个国家的挽救政策一个都没有,可笑的是,他们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权利,这样明朝灭亡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明朝末期,不知东林党一家“势力”。文官专注于内斗,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明朝末期,朝廷文官势力还有楚党,浙党等政治派别,朋党之起,就是亡国之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东林党与其他什么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明朝彻底灭亡。

    在封建社会,整个国家没有明确的民族观念。在这些东林党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国家。朝廷亡了,在换一家做,他们还是官,还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这不是新鲜事,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你看,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大多都是东林党人,阉党一个都没有。面对侵略者的刀枪,那些礼义廉耻都忘记了,气节还不如一个普通的百姓,反而洋洋自得,唉,可耻啊!

    明末的东林党,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可是就是这些人,罔顾民族大义,享有各种特权,反而成为整个国家的“蛀虫”,明朝亡于东林党也无可厚非。

  

    中国王朝之所以进入一个崩坏重建的过程,不仅仅是什么大环境。而且是一个法制进入崩坏的状况所决定的。

    最大的弊端就是一点:士绅免税制度。

    当然,每朝开国之时,士绅免税很有效的团结了一部分人。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癌症。随着时间的迁移,不纳税的士绅集团自然可以慢慢侵吞豪夺田土,久而久之,大量在开国时期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又变成了佃农,变成了无土之人,当然一个朝代就进入了所谓的崩坏。

    明朝的东林党就是这些凭借免税制度,富裕起来并且拥有金钱实力的人的朝堂代表。透过科举制度进入朝廷,拉帮结派影响朝廷的政策,且科举之后的士绅免税制度,是他们的根基,他们保卫这个根基可以说很正常。

    那些通过科考上来的秀才举人们,都是聚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没有家族当初的培养,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是。而家族培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给家族找根支柱。能让家族少交些赋税,少受些欺负……

    而数百年来,这些士绅们也做到了。他们借着自己的种种特权,逃避国家税收不说。还和本地官府上下联手,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徭役,转嫁到别人身上去。

    以前文官集团免税偷税还有所节制,国家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后期的东林党上台之后,完全就为了自己这些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死活了。在明末,可以说国家最需要钱来重振经济,重振军备的时候,这些东林党人确在政策上牢牢把持,天天嚷嚷税负太重,不让朝廷向士绅、向商人(依附于士绅的势力)收税,原本合法的税收也大量偷逃,结果朝廷没钱,自然无力赈灾,无力平抑粮食价格,甚至无力修缮水利,无力对外征伐、无力武备。

    这就是所谓大环境的来源。

    大量的非绅士团体的民众(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没有田土,没有经济来源。朝廷又没有钱救济,不造反,怎么活?而遇到天灾,那些有仅剩一些田土的人也没办法维持温饱了。

    不造反,流民怎么活?这些都是逼出来的。

    为此,谁该负责?

    这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明朝印象之一:不上朝的贪财皇帝——万历

    林错

    关于他,在下认为某位大人总结的非常好,所以摘录如下:

    (1)贪财的皇帝

    一种历史观点认为,正是始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小冰河时期刺激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这个时候的欧洲畜牧业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降雨带南移造成了连绵的大旱,让几代欧洲农民都找不到让牲口过冬的草料,历史上这段时期的欧洲人一旦到了冬季就要宰杀所有种兽以外的家畜,好把这些肉腌制起来储存。也正是这个导致了香料的奇缺,大量需要腌制的肉让香料在欧洲卖得比同重量的黄金还贵,到了冬季一磅香料可以换三磅黄金。这样远洋贸易突然变得有利可图到值得人们用生命去冒险。而在跨洲的香料贸易中,英国、西班牙、荷兰的航海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十七世纪初开始超过了中国。

    而此时的中国也并没有停下脚步,万历朝长达数十年的灾害期迫使万历天子再次“失德”,他一边要救济子民,另一边也要对外对战,所以就悍然推翻了大明祖制,宣布海禁一律废除,只要能交银子给内库海贸随便跑。比如对日作战结束后,万历天子就又急不可待地恢复了对日本的贸易来增加收入。这种种鼓励措施让中国的海航技术和造船工艺也在飞速发展,东西方沿海文明的赛跑才刚刚开始。

    此前万历天子已经疯了一样地指派太监搜刮矿税、瓷税和茶税来支持九边军镇并赈济灾民……好吧,这事东林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皇帝要积德行善,这样老天爷自然不会降下大灾,从万历宠信郑贵妃开始,北中国就连年大旱。自万历天子企图立皇三子为太子,这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文臣集团(包括东林、齐、浙、楚等党)已经为此攻击了万历天子几十年了。郑贵妃作为罪魁祸首自然是狐狸精。

    在大明朝,根据 朱元璋的定制,有功名在身的人才可以不需要路引,读书人只要能通过院试考上一个秀才,那就可以配剑游学天下。不再受到关卡的阻碍。但只要没有功名在身,哪怕是黄石这样的世袭二品武官,每到一省一府都必须更换当地路引,并呈报自己的随身卫队和携带的全部武器。

    明 朱洪武虽然出身贫苦,但却认为士人——也就是读快人、知识份子是国家的精华,所以朱洪武采取了种种手段来勉励士人,提高士人的地位。比如他鼓励儒生见皇帝时不行跪拜之礼,并鼓励儒生直言天子之过。

    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明朝的士人已经以敢言皇帝的过失为荣。到了万历朝的时候,文人只数落皇帝一个人已经不过瘾了,经常连皇帝的老婆、儿子甚至老娘一起数落,而且已经发展到出言不逊、口无遮拦的地步,甚至常常不怀好意地去揣测并公开讨论皇帝的私生活。

    比如说海禁就是文臣攻击的目标之一。

    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大明天子就开始变相开放海禁了。少年时代的嘉靖皇帝曾经与文臣苦斗不休,但后来在二十年里,他不曾修改过内阁票拟的一个字。到了嘉靖后期,曾经年少轻狂的天子已经垂垂老矣,嘉靖皇帝简单地增加了些船引的数量后,就把进一步开放海禁这个重任留给了他的儿子——隆庆皇帝。

    隆庆登基时,内阁的那群老头子都是和嘉靖摸爬滚打过大半辈子的人精,随便哪一个都把隆庆修理得一点儿脾气也没有。每次御前会议的时候,基本就是那群阁臣自己商量事情,刚登基的隆庆每次想发表点意见,就被内阁老实不客气地顶回来--陛下,现在皇室人口不旺,您有功夫不是回后宫生俩孩子,别没事儿就和我们起腻。

    隆庆皇帝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天上朝后就在听臣子们讨论,等他们讨论好了就把计划递到皇帝鼻子底下,天子说一声“可”后,臣子们就三呼万岁,然后一哄而散地下班回家去也。史载隆庆皇帝曾经几年天天只有机会说“可”字。因为嘉靖去世前开放了几个港口搞进出口贸易,所以隆庆的胆量也就是只能干到这一步了。

    隆庆死了,临到下一位皇帝万历就不想上朝了,结果臣子们就给皇帝取了个外号叫“小蜜蜂”,“小”的意思就是天子的身板比较单薄,“蜜蜂”就是指天子只喜欢在后宫的花丛里飞舞。

    万历时代,大明公司的两任总经理一个比一个厉害,高拱高总经理见惯了前任窝囊董事长隆庆,何况票拟出于内阁他觉得也没啥好怕的,结果高总就冲着传旨太监大叫“你真的想让我相信一个十岁孩子的话叫""""圣旨""""么?”……不料现任万历董事长的两妈(生母和嫡母)是两个很厉害的年轻女人——起码比她们过世的老公厉害,这两个女人暗地里收买了副总经理张居正,联合起来把高总轰回家养老去了。

    万历亲政后,小冰河时期也就到来了,为了增加收入万历下令彻底废除海禁船引,改为每条船收一定的海税,比如四十两……

    因为开放海禁,万历被文臣攻击了个体无完肤,但这个天子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他一看内阁通不过,就派太监去收税。那些收海税的太监汇报说大明海商的船越造越大,以前需要两船装的货物,现在一船就能运走了。小气的万历天子就认为自己吃亏了,结果就提升每船的税银……商人就造更大的船……万历就收更高的税……到了黄石这个时代,大明的每艘海船的关税已经涨到八十两。

    西班牙人在万历年前后曾经对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开始的时候说中国海贸能力低下,她的水手少到不足以保卫自己。但在万历开海的十年后,西班牙马尼拉总督就写信给西班牙国王,声称中国的海船变得又大又多:“如果中国皇帝愿意,他的船多得可以架起一条从泉州到马六甲的舟桥。”

    大明中央政府每年农税二百万两白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万历天子每年都要免除大量的农税并赈灾,他先是下令赈灾款从内库出,然后就是战争特别费从内库出,接着是修河治水钱也要内库出,还有军屯歉收也要内库补助等。

    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万历就挖空心思地挣钱。他除去收了近三百万两海税银和上千万两的工商盐茶银以处,还下令开放书局给内库挣银子,只要能卖出去的书一律刊印,或者只要肯交钱就给你印。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王朝时期书籍刊印得最多的时代,闻香教教主徐鸿儒的经书都是皇家书局刊印的,闻香教的作乱宣传单也是皇家书局印的--就因为徐鸿儒付钱了……

    北京的路人穿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这一切也是为了税收上的考虑。曾经有言官痛心疾首地谈到大明的百姓穿的比官员还漂亮,更有人开始穿明黄色的衣料了。文臣要皇帝整肃朝纲,不许百姓僭越,一开始万历也曾犹豫过,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太监问他:“如果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那万岁爷找谁收税去呢?”

    最后就是万历一辈子再次倒在了银弹攻势下,顶住了文官的齐声痛骂,把大明祖制给修改了,废除了所有关于车马、衣服和轿子的限制。

    万历朝十年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在连绵不断的天灾面前,张居正为大明积攒下的国库储蓄迅速地耗尽了。虽然南方各军镇吃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朝廷拨给救济款,但随着灾害地持续,万历皇帝渐渐感到他无力维持大明水师的开销了,所以就允许沿海各军镇自行向海商收取一定的海税,作为水师的维持费和清剿海盗的费用。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大明水师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发展期,有地军镇经营不善,税收很高但海盗仍然猖獗,导致附近的海商贸易萎缩,并进一步导致所属的水师急剧退化。相反,经营良好的军镇则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武力,从而能够制造出更大地海贸安全区,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到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大明水师驱逐了盘踞在澎湖一带的荷兰人。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进一步给内库开源,甚至制定了渡海进攻马尼拉地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万历皇帝听到了当时盛传于中国的一种谣言,那就是;马六甲一代盛产黄金和白银。

    万历三十六年后,万历皇帝还曾派了几拨太监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其用意不问可知。只是那些太监带回的事实粉碎了谣言,万历皇帝确认了金山、银山的说法为子虚乌有后,才讪讪放弃了侵略企图。

    (2)形形色色的大臣

    当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役之后,万历火线提拔了熊延弼经略辽东。在熊延弼的治理下辽东边军迅速恢复了元气。熊经略着重于培养军队的野战能力,他主持辽东军务期间,顶住了军方和朝中的压力把各营拆散,并奏请皇帝从全国各地抽调边军来辽东作种子部队。

    经过一年多以后,努尔哈赤对辽东的袭扰已经基本被制止,明军还在部分地段展开了反击。比如当时的定辽右卫的守将毛文龙就收复了边墙内数座堡垒,并受到熊延弼的通令嘉奖和保举。毛文龙正是这段时间逐渐在辽东人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后来组建了东江军。

    熊延弼还厉行经济封锁政策,软硬兼施地迫使蒙古各部落中止和后金政权的贸易。泰昌元年六年,努尔哈赤出动全军进攻沈阳,其先锋三日内被熊廷弼在野战中连续击败两次(这是萨尔浒战役后,明军对后金中央精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野战胜利),就又灰溜溜地退回赫图阿拉去了。蒙古人原来是墙头草,看到明军已经呈现出转守为攻的态势后,也纷纷断绝了和努尔哈赤的关系。

    但对战争所有的希望都随着万历的死亡而化作了泡影。万历皇帝生前把所有对熊延弼的弹劾奏折都留中不发,万历临死前病重得爬不下床的时候还天天看熊延弼的奏章,对他的要求也都立刻发放内币予以满足,以免贻误时机。

    早在万历死前,朝臣们的普遍看法就是熊大臭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通过一番仔细观察,自以为是地下了个结论。认为熊延弼也就是找皇上要要钱,闲时练练兵、修修城堡,还有就是没事儿就去和蒙古人搞点外交,这都没啥稀奇的嘛。既然不需要亲冒矢石,那朝中的大部分文臣就认为他们也可以干得比熊延弼更好,至少也不会比他差。

    万历死后,得势的东林党在辽东野战胜利的形势下被冲昏头脑,他们给熊廷弼硬扣了一个“邪党”成员的帽子,把他扒拉下去了。然后……然后辽东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了,熊廷弼整训的边军也都没有了。

    明朝中旨不经过六部、更没有内阁无辅或次辅的副署,武官和太监虽然不敢不遵从,但对文官来说确实可以认定是伪诏,如果不接旨一点儿错都没有。明中叶以来,拒绝接受这种三无中旨或者被廷杖对文官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也是足以让他们吹嘘一辈子的话题。曾经挨过延杖的人以后出门下巴都可以多扬起三分,因为他们可以自称:“曾把大明天子驳得哑口无言,只好靠打人出气。”所以走到哪里都享受众人群星捧月一样的敬仰目光。

    历史上在万历朝,曾经有人上书一次性把神宗、贵妃和他们的儿子全都骂了个狗血喷头。洋洋洒洒一份万言书,不仅把贵妃同异常高龄的狐狸对比了一番,还给万历皇帝建立了他和猪狗这些动物之章的联系。当时就把大明天子气得双手不住地哆嗦,还从牙缝里挤出了一段话:“这厮……这厮好生无礼,是成心来骗廷杖的吧?朕……朕是决不会让他如愿的!”

    而文官不接三无中旨比挨廷杖更加值得炫耀,毕竟后者只是驳得皇帝哑口无言,而前者是直接扇了皇帝老子一个大耳刮子。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明朝皇帝不愿意也丢不起这个人,所以到了王朝后期,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候皇帝一般不用中旨,但就是这样也常常被文官拒旨。


    明朝印象之二:明朝沿海地区的打工史

    林错

    在明朝的时候,仍然沿用的是东亚朝贡体系,所以和大多数国家都是很友好的,即使是郑和下西洋仍然是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但也有摩擦的时候,特别是沿海地区。

    比如明朝的“倭寇”就很有名,为此日本人没少挨骂。但事实上,日本只是打工仔,而当时的倭寇的老板,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网上某位大人的总结就是:

    不少倭寇是纯粹的掠夺者,是以抢掠为主业的不入流海盗----这些“真倭”以浪人---失业武士为主,大多数为中国海盗集团雇佣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记载:“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番之徒,……”真倭在所谓”倭寇”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倭”的实际作用是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攻城时中国海盗派遣倭人当先出阵;陷城后中国人熟门熟路先把财宝席卷一空,把倭人骗去挖不存在的宝藏;官军追来时倭人殿后做替死鬼,结果官军抓到的俘虏中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正宗“倭寇”。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真倭是雇来做炮灰的--b,而且中国海盗在日本也十分霸道,自己立地盘,设据点,还向附近的大名收保安费,日本武士们不仅躲得远远的,也不敢称之为“寇”,都掩耳盗铃的把他们称之为“海商”。

    对于这种国际纵队,明朝政府十分头疼,直到海盗们把业务扩展到了东南亚,和洋人展开了竞争,他们才找到正义的国际友人来帮忙。

    首先是葡萄牙人,不过,过程十分曲折,因为中葡的友谊建立的十分不易。

    正德年间,葡萄牙使团首次拜访中国。他们来到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岛,想以最隆重的礼仪来表达对这个神秘伟大的国度的敬意,于是他们开炮了——升旗,鸣放礼炮!炮声一响,整个广州一片混乱。百姓跑,衙门乱,等总兵大人带兵赶到江边时,这些心怀不轨的放炮者居然胆大包天的自行上岸了!

    于是,葡萄牙大使皮雷斯被广州官员当做进贡的蛮人,扣押到了本地的驿馆里,他被整整关了三年后,正德皇帝才决定接见他,但很不凑巧的是,皇帝没见到他就驾崩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在海上与中国当局发生冲突,新上任的嘉靖皇帝一恼,命令把皮雷斯押送回到广州的监狱,差不多又过了三年,这位倒霉的大使先生死于广州狱中。按照某些葡萄牙人的说法,皮雷斯并没有死,而是被流放到了中国北部,还在当地娶了中国女人为妻,不过很遗憾的,在中国人这边,这个美好的传说——至今查无实据。

    之后,皮雷斯使团中幸存下来的人把对中国的看法传达到葡萄牙:

    第一,葡萄牙国王给中国国王的信,要被中国官员们改为朝贡的表文才能呈给中国皇上,中国不会平等对待任何国家,它只接受朝贡外交;

    第二,中国接待外国使者的方式,是把他们安置在一所围墙很高的房子里,每月的第一天把他们关进去,第15天时把他们带到皇宫,可步行可骑马,在皇宫外他们就得双膝跪地,头和脸贴在地上,听候命令,这样面对宫墙起跪五次之后,又被带回那些房子,重新关起来--b;

    第三,这位使团成员向他伟大的葡萄牙国王说,中国老百姓被官府欺压久了,随时都可能起来造反,迎接葡萄牙征服者,所以,伟大的国王,你只需要2000至3000人,10到15艘舰艇,就可以远征中国了——但是,很遗憾的,这个勇敢的建议被国王否决了,爱好和平的葡萄牙人继续在努力的探索中葡和平建交的道路。

    后来,明政府发现葡萄牙人也是海盗的竞争者之一,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很快,从嘉靖二十六年起,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在嘉靖四十三年,葡萄牙商人苏萨成功的贿赂中国海道汪柏,取得澳门这个落脚点之后,打海盗也成了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当时只是葡萄牙商人晾晒货物的歇脚点,在朝廷发现葡萄牙人开始定居之后,汪柏把贿金当作租金交了上去,之后,澳门葡商定期向香山县衙缴交租金,明政府就在那里设海关,征舶税。)

    比如广东官员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意思就是留着这些人来替政府打海盗。

    之后,葡萄牙人的表现十分英勇,得到了明政府多次表彰——但令他们郁闷的是,他们的武器和技术被中国雇主搜刮去研究推广了,他们的勇士为明政府牺牲了,他们不停的向明政府缴税,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呆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不能自由行商,不能自由传教,连食物和淡水这些也被明政府卡得死死的,只要他们对明朝有些微词,就会被逮到广州衙门去打板子——真是苛刻的雇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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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0:56:02    跟帖回复:
       沙发
    一个是雷管,一个是导火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0:56:50    跟帖回复:
       第 3
    皇帝呢?
    皇帝在打酱油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0:58:27    跟帖回复:
       第 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01:05    跟帖回复:
       第 5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04:15    跟帖回复:
    6
    真正的大老虎东林党把小老虎阉党给灭了,明朝也就忘了。阉党不管怎么说还有国家概念,失去了国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管怎么贪不会卖国。东林党貌似是好人,但贪污腐败比阉党不知道大多少百倍,因为他们妻妾成群需要养活的儿女奴仆也就更多,所以只会贪得更多。

    不管怎么说,中国历史总是重复着大贪官打小贪官的故事。嘉庆的官比和珅大无数倍,一根字头就灭了和珅,嘉庆要养的奴仆老婆儿女实在太多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12:53    跟帖回复:
    7
        明朝的印象之三:天启时代的太监和东林党

        林错

        按照某种说法,明朝是阉宦横行的,例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这几个等等,搜集到了一点资料,与诸位同观。

        先说一个魏忠贤的前辈的^_^

        明律不禁止寡妇再嫁,但此时是一个没有社会保险的时代,穷苦人家的儿子死后老人和小孩生活会很艰难,所以明朝文官鼓励守节的行为,可以得到免税等优惠,如果妇女能得到贞节牌坊,她的父家也会得到利益。

        刘谨在台上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命案,事情大概是某个小叔子为了税务方面的利益坚决反对寡嫂再嫁,他扬言寡嫂不守满三年就要把嫁妆扣下(按照明律夫妻离异,或寡妇改嫁时会带走嫁妆),结果那个女子急怒攻心就上吊了。刘公公听说之后大怒:“这些刁民为了几个臭钱,就逼死了一条人命。”

        他马上下令,京师的寡妇一律立刻改嫁,不执行者一律捉拿公爹和父亲去打板子。这法令当然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北京的百姓纷纷把寡妇哄回娘家,就算还在哺乳期的母亲也不能幸免于骨肉分离,她们的娘家也不敢接受这烫山芋啊,可是一时间没有那么多人娶妻,不少良家的女子就此被父母当作小妾卖掉。

        这个荒唐的法令一直到刘公公倒台才被取消,北京的婚姻状态才恢复正常。但是,当时的正德皇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古代信息传递的不发达,这个消息传到外地变成了“皇帝要选秀女,所以京师大乱”,于是外地的婚姻政策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呵呵,扯远了,现在拉回来,关于魏忠贤的上台,还要从东林党说起。

        天启初期,借助梃击案,红丸案,东林党声势大张,到了移宫案时,更是锦上添花,天启的养母李选侍想母凭子贵当太后,东林党硬说她想做乱。一群大臣先把天启抢走,然后天天跑到殿门去骂大街,最后把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寡妇轰出了宫,东林党第三次立下了擎天保社稷的大功。

        据东林党认为,李选侍最大的野心就是做太后,无时无刻不朝着这个宏传的目标努力,在这个罪恶企图被充满爱与正义的东林党挫败后,她在明史中也留下了一个恶毒的女人的名声,其罪行包括谋杀泰昌帝、毒打天启和崇祯的亲娘到死、阴谋篡位和淫乱后宫等。天启在位的时候懒得和东林党争论,只是把她奉养起来。而崇祯即位后曾极力为她鸣不平,并公开声明:"皇考怜先帝与朕无母,故命李选侍抚吾等,其待先帝与朕如亲,吾等亦事之如母,至于殴打垂帘,纯属无稽之谈。"当然,崇祯说了也是白说,当他看到文官集团一如既往地拿移宫案当大功时,才明白他哥哥天启为啥从来都懒得替养母争辩。

        到了天启三年,东林党借助京查把所有异己统统赶出了京师,一时间朝班之上只有东林一系的官员,明史也大赞此时是“众正盈朝”。根据大明的规矩,三品以下官员任命无须经过皇帝批准,三品以上官员则是由朝臣会推,然后把名单上报给天子。(所以万历朝天下官员十去其九是胡扯——这事根本不归明朝皇帝管。)

        天启四年,不长眼的天启天子改动了会推名单的一个顺序,把排在第二的人选改为了第一,这顿时就捅了东林党的马蜂窝。实际上无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皇帝的意思,东林党也是从这个问题下手,他们质问天启这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内廷太监的主意。

        事实上,从朱棣建立内阁制度以后,内阁的势力逐渐做大,明朝中后期实际上成为虚君制度,文渊阁的大学士们一个个久经浮沉,能混到内阁的文臣个个都是人精,远远比一个长于内宫的帝王更懂得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也因此明朝的皇帝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打仗,可以去炼丹,也可以去打木匠,只要有自知之明——我肯定没有外廷那帮人精聪明就行。

        实际上明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这种自知之明。嘉靖曾经十年不改动内阁票拟地一个字,万历没有驳回过吏部的一次官员年审和任命,明朝皇帝奉行地政策类似后世的责任内阁制——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阁臣就滚蛋。

        但天启显然没有他祖宗的涵养,少年天子出面对臣子说这次改动是他的主意,这无疑是往文臣集团的怒火上浇油。可是他们不能说皇帝错了。因为皇帝理论上有这个权力,但也正因为这个权力仅仅是理论上有而习惯上已经没有了好多年。所以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铺天盖地的弹勘奏章就指向了天启的近臣——魏忠贤,东林党要求天启“赫然怒,加于三尺”,耙魏忠贤斩首示众。

        魏忠贤期间几次吓得抱着天启的大腿痛哭,还把他的对食客氏招来一起抱着天启的腿哭。

        尤其对他不利的是,由于还处于小冰河时期,所以北方连年灾荒,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朝中有小人蒙蔽天子的缘故,由于李选侍已经被彻底批倒,这个罪名就落在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头上,对此,义愤填膺的官员们写出了无数堪比三流小报的奏章,要求天启重还大明朝一个光明正义的世界,其中最愤怒的就是东林党的大哥大左光斗,杨涟,为了除恶务尽,左光斗还提出了“若非同道,即为仇敌!”的战斗口号。

        魏忠贤慑于东林党的威势,还曾给左、杨送仪金,但被东林党傲馒地回绝了,接下来齐、楚、浙党和不少骑墙派官员都被东林党整了个半死,他们为了保住前程就统统投奔魏忠贤去了,这些投靠魏忠贤的齐、楚、浙党当然被东林党骂作“无耻小人”,更加除恶务尽——阉党就此成形。

        其实所谓阉党与其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集团,还不如说是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这个核心周围的反东林党同盟。如果非要说阉党有什么政治野心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打倒东林党!”

        就某种程度而言,当前这种形势就类似公司,东林党啊、齐党啊、浙党啊什么地自然都是大明有限公司的高级白领,个个都是辛苦多年才出来的硕士、博士,最低也有大本文凭,这么多精英分子没事搞搞内斗也情有可原嘛。

        但是齐楚浙党这些案伙明显没有赌品,发现玩不过东林党后就开始耍赖。那魏忠贤算什么东西?只是董事长朱由校先生家打扫卫生的一个大爷罢了,身体残疾不说还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盲,现在却眼看要骑到东林党这班博士、硕士头上耍威风,这些精英自然痛恨不已,自然更瞧不起那群去抱文盲大爷粗腿的败类同僚。

        东林党很愤怒,决定竭尽全力,还大明一个朗朗乾坤。

        可惜东林党千算万算,就是没想起来魏忠贤不仅仅是给董事长倒马桶的大爷,他还是朱由校的奶爸。更重要的一点儿是,东林党除了少数几个在辛辛苦苦地干活外,大多数人什么也没干,每天除了内讧拆台,就是在朝堂上对骂斗殴,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的地步。

        比如辽东,万历年熊延弼督师辽东,形势一片大好,可惜东林党一掌权就用“不进兵”的罪名把他弄下去了,换上了袁应泰。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死,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

        于是熊廷弼被召入朝,第二次升任辽东经略,但是熊大臭嘴实在很不识趣,当时的内阁大老叶向高和张鹤鸣专门设宴请他吃饭,熊廷弼和两人交谈一番后,转脸就和别人说:“这是两个大草包,对辽事一无所知。”

        从此张鹤鸣就成了熊大臭嘴的死敌,紧跟着就向天启举荐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二人一主战,一主守,造成了“经抚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争论的结果却是一面倒的偏向王化贞,导致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熊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们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立奇功的时机已到,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他手下早已被后金收买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惊惶失措地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也。

        当他在右屯见到熊廷弼时,很委屈的王巡抚忆往事,看今朝,放声大哭。结果熊大臭嘴很不厚道的嘲笑他:“你那个四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王化贞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事实上他的兵力也实在太少):全部撤回山海关,致使关外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许多城堡被毁,辽西的大量百姓被迫迁到关内。

        为此,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但是,东林党人对熊大臭嘴的幸灾乐祸义愤填膺,于是,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王纪、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相当于中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认为王化贞固然无能,但为国尽心尽力,熊廷弼则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态度极其不端正,比王化贞的罪更大!结果,两人一起被下狱论死,这就是所谓的“封疆案”。

        这一仗之后,张鹤鸣虽然自请督师关外,但天启对他的平辽策已经倒尽了胃口,连朱批都懒得回给他。朱由校董事长此时对东林党也看不顺眼了,他开始隐隐觉得反正都是光拿薪水不干活,那还不如用自己的奶爸呢!最少这工资是省下来了。

        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利用“封疆案”反击了,以反腐的名义重审此案,很容易按照王化贞这条线追下去——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就是王化贞的后台,首辅叶向高是他的“座师”——然后东林党人不出所料,纷纷落马。

        按照大明有限公司不成文的规矩,内讧以斗到对方辞职为底线,如果再下狠手那就是犯规了,但魏大爷不是雇员,他是朱由校董事长的一条狗——太监是没有人权的,所以东林党一直想把魏大爷送上断头台,而现在魏大爷也得势不饶人,一心一意想把东林党赶尽杀绝。东林党眼下只有一边狂喊:“魏忠贤你防卫过当了!”一边赶忙四下寻找政绩,想用来挽回朱董的心。

        可惜政绩还没找出来,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

        天启五年三月底,魏忠贤再次掀起大狱,这次魏公公打的仍然是反腐牌——果然这一招是太平盛世里居官必备的防身利器啊。

        话说大明自万历朝以来,所有的铜制钱都规定为铜六铅四,每枚铜币重一钱二分,但泰昌、天启两朝东林党把持了南京铸币司,从此以后生产的铜钱就一代不如一代,到天启二年,南京铸造的铜钱已经下降到了铜三铅七,重八分——也就是说比民间的假钱质量还要差,到天启三年,南京新出炉的一批铜钱竟然已经是铜一铅九,重量也破天荒地降低到了四分一枚。

        这样在苏州等地,大明的百姓自发地兴起了抵制天启铜钱运动,这次的抵制风潮长达八个月之久,让南直隶东林党焦头烂额。于是,魏忠贤乘封疆案大胜之余威,悍然发动了铸钱案战役。这起案件的曝光比上次的广宁案更让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他愤怒的不仅仅是大面积的抵制铜钱运动——这当然严重影响大明有限公司的信誉和收入;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一直向朱董报告说:天启元年以来,每年的铸币收入——也就是所谓的钱息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万两而已。

        这次的斗争让大明公司的朱董彻底看清了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实质,虽然这不过是传统的党争狗咬狗而已,但魏忠贤至少还是他朱由校养的家狗,而东林党那帮子人分明就是群抢食的野狗。天启天子的策略也由此改变,他渐渐不再采用手段来保持党争的平衡局面,而是不断地向魏忠贤的阉党倾斜,纵容、甚至鼓励魏忠贤一伙儿去整东林党——于是九千岁魏公公正式登上了前台。

        不过,公道的说,虽然魏公公是靠打反腐牌上台的,但是他本身也有同样的毛病,以至于朝野上下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加上魏公公经常不按牌理出牌,干些和刘瑾差不多的事,朝廷里也有很多人不待见他。

        同时,北中国的旱情就一天比一天更厉害,天启四年十月,就是魏忠贤掀起大狱整东林党的这年冬天,京师和北方的山西、陕西就看不见降雪了,对此百姓们在私下里流传着一种传言,那就是天启被小人蒙蔽,朝廷所打击的也都是正人君子。到了天启五年,还没有降雪后,阉党决心以革命的流言对抗反革命的流言,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东林的流毒未尽,因此老天爷还很不开心。所以一定要加大对东林党的打击力度来取悦上天——但是遗憾的是,基于某种准则,大多数的百姓和官员对此都不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魏公公毫无团结民主统一战线的自觉,不仅仅在朝臣面前趾高气扬,连皇亲和太监都得罪光了。

        比如说紫禁城骑马。

        由于小冰河期地连续干旱,大明北方的马场产马数量不断下降,到了天启五年,北方各边镇都再无马匹可抽调向辽镇。朝廷陷入缺马的窘境后,就有大臣建议按一条鞭例,把甘陕各省上缴马匹的缺额摊给各省农民,多收些亩赋来买马,而此时北方各省同样是连年灾荒。

        魏忠贤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不敢采纳这种在灾荒年加赋的天才构思,但马匹的缺额问题还是要解决,魏公公就下令赏赐给大批皇亲大臣和太监紫禁城骑马的特权。根据大明会典,皇室但凡赏赐给谁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个人就有义务进贡给皇室良马。魏忠贤动员东厂地部下对大伙儿的财产进行了一番侦查后,一边大量赏赐给有钱的官员和太监这种“殊荣”,一边成天催逼他们贡马。等被赏赐的人完成了贡马的任务后,魏忠贤就会把特权收回,然后——然后再次赐下。如同当年刘谨勒令京师寡妇改嫁一样。魏忠贤地这个政策也搞得朝中怨声载道,大明建国以来第一次,无数臣子和太监纷纷上书拒绝皇城骑马的荣耀。但拒绝也要赐,魏忠贤甚至曾把皇城骑马权赐给了婴儿和浩命夫人,被赐到的人一边心不甘、情不愿的贡马,一边大骂那个给魏忠贤出这损主意的无名氏。

        收上来地马自然是良莠不齐,这批人进贡的“良马”里除了老马、马驹外,据说也有驴和骡子,甚至还有小骆驼。但魏忠贤一分钱没花就替皇上收了一批马支援辽东,也因此得到了天启“厂臣忠勤,办事得力”的赞语,也因此,天启更加信任魏公公,魏公公也更加意气风发,不仅自己排场越来越大,连客氏的出门规格都和皇后一样,为此,后宫里特别是天启的嫔妃们人人侧目,结果在朝堂上干顺手了的魏公公对后宫也一视同仁,整死了不少敢提意见的嫔妃和太监。

        可见,魏公公和东林,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啊。只不过好歹魏公公是农民出身,还有些忌讳,比如天启年间对赈灾仍然是毫不手软的,对辽东毛文龙和其他军官对魏公公的嗤之以鼻不软不硬,魏公公还是很大度的视而不见的,天启年间,由于辽东辽西蒙古朝鲜的四方牵制,后金始终都没成气候,特别是努尔哈赤末期的大屠杀政策,几乎把后金逼到崩溃的边缘。

        所以,天启对魏公公这只家狗还是很满意的,以至于虽然明知他毛病多多,由始至终对他都极为信任。可见其实大明朱董对手下的要求,也真的不怎么高——所以,所谓的不是我军英明而是友军无能,放在魏公公身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明朝印象之四:崇祯

        林错

        说到崇祯,值得一提的是历来对崇祯的评价蛮复杂的,主流的观点是此人勤政节俭,私德颇佳,而且即位初期一扫阉党,但由于性格弱点太突出——刚愎自用,暴躁多疑,而且吝啬小气,不仅很快又重新启用太监这个千古苛政工具,明明打不过后金又打肿脸撑胖子硬挺,最重要的是,没事就把看不顺眼的文臣武将罢官赐死,搞得好端端几个人才都被他枉杀了,自毁长城,实在是可怜可恨啊。

        对此,在下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与诸位大人同观。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当时,崇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一时也是“众正盈朝”。内阁的官员们随即向皇帝建议,应该撤销掉东厂这个特务机构,因为这种监视对东林君子们的一种侮辱。崇祯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没有人监视他们,文官也不会贪污国家的钱,而且会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地职务,所以皇帝欣然批准了内阁地这个建议,解散了大明的国家安全局。

        一心要做尧舜之君的少年在解散了东厂以后,又询问他的臣子们,彼此之间还应该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他中兴大明的志向呢?东林君子们认为皇帝还应该撤销部署在各地的其他监视机构,比如各省地河道监管。

        嘉靖皇帝就喜欢派太监监视治河。因为当时洪水屡治屡犯,所以嘉靖不厚道的怀疑是下面的文官贪污了治河的公款。但是他又苦无证据,所以干脆派太监出去监督治水,这种不信任让文官切齿痛恨,并在隆庆朝成功的将之废除掉。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的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发洪水的时候,皇帝拿文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发了河道监的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的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文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的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六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子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的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子后颁布的,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子的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然后——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的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的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的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墨国家税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没错,你没看错,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的恶政,而且随后连绵的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的极端非正义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的判断,下令各海关的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的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的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的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的银子了——但是,这个禁海令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收税了,相反,收银子的从太监变成了海商和官员,而且他们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举个例子,天启年间的时候,政府每条船收80两,而禁海令之后,郑芝龙(就是郑成功老爹)每条船收一千两。

        然后是丝绢税,万历认为如果商人贩丝织绸一定能赚钱,所以他收工商税,东林君子认为这叫“天子与小民争利”,是招来天灾地原因之一,这次的免税计划自然也要把它废除,崇祯对此表示赞同。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帝的颜色,大红则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钱不要脸的万历天子亲政后,他为了多收税就放开了对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内就出现了小民同官员在衣服上争奇斗艳地现象。

        当时感到斯文扫地的官员就向万历提出抗议,并质问皇帝如果他现在不顾官员的体统乱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黄色的衣服又该如何。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的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的无赖打败了。

        根据文臣的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并且违反祖制的税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的高度赞誉,朝野的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遗憾的是老天爷反应比较慢,崇祯年间北方仍然是连年灾荒,而且后金仍然还在活蹦乱跳的作乱——打仗,赈灾都要钱。

        由于崇祯进行了大减税以后,内库的收入几乎完全断绝,无法再对国库进行补贴,所以东林党建议加农赋.加农赋并非从崇祯朝开始,万历朝虽然把农税定为农民大约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万历还是加了总额共计五百万的辽饷。不过万历、天启两朝,一旦某省出现天灾,朝廷就会减免该省地赋税。

        崇祯天子意图励精图治,可惜手中严重缺钱,于是就规定各省赋税一定要实收,不许地方官拖延耽误.同时崇祯和东林内阁认为应该显示出新朝气象,决议清查各省积欠流弊,以图把以往历朝落下的缺口都补上。

        以陕西为例,万历朝估算每亩产粮大约能卖银五钱左右,亩税是银两分左右,加上辽饷两分七厘,共应四分银到五分银上下.在万历年和天启年间,遇到灾荒的时候不但免去这笔,而且还会有相关地赈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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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崇祯元年,皇帝的内库已经无法对陕西灾区进行赈济,不但如此,崇祯还下令要一视同仁的收赋税。

        明朝建国初期,陕西各军镇地军粮、武器、被服都由军镇自筹,进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万历收来地杂税进行补贴。现在内币的源头既然近乎枯竭,东林党某些天才遂建议按照一条鞭例,把这笔赋税平摊给陕西灾区的农民,折合每亩收两钱银,少年天子批准了这个票拟。

        明朝建国初期,朝廷在陕西的区设马政,专门画出草场以备养马以备军用,到崇祯元年地时候,陕西马政在纸面上应该有战马、挽马五十七万匹,但事实上……连一具马骨头都没有,草场也早已经退化消失。

        万历朝期间,军马主要靠内币地矿税的收入来购买.泰昌朝东林党废除了矿税后,老农出身的魏忠贤不敢在贫苦的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东厂侦查文武百官谁家有钱,然后通过赐给紫禁城骑马权地方法来收集马匹。

        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认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18:15    跟帖回复:
    9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19:25    android
    10
    灭亡是正确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22:09    跟帖回复:
    11
    阉党!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25:14    引用回复:
    12
    转至第3楼第 3 楼 神秘德鲁伊巨星 2018/7/13 10:56:50  的原帖:皇帝呢?
    皇帝在打酱油吗?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31:48    跟帖回复:
    13
    不与民争利,政府税收低,国力弱。
    富国强兵就要多征税,税负重,百姓苦,有可能造反。
    我并不认为明朝是亡于异族入侵,而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他们的造反
    造反也未必都是因为受压迫,也可能是因为天灾,也可能是因为相信了某种邪说,李自成他们造反大致属于前者。如果再加税,等于是雪上加霜。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36:31    跟帖回复:
    14
    看了楼主贴的文章!

    皇帝主要干以下几件事:
    1 捞钱!
    捞钱有为了自己子孙亲戚的,也有为了筹集军费!
    2 权斗!
    利用党派斗争好掌握大权!
    3 瞎指挥!
    军事的最高权力毕竟是皇帝的,不属于文官!
    军事斗争的胜利和失败都和皇帝有关!

    明末皇帝为了捞钱导致官逼民反,因为权斗导致边军治理混乱、因为瞎指挥更是乱杀将领(为啥皇帝不自杀谢罪呢?毕竟瞎指挥的最后责任是他自己)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7/13 11:38:37    跟帖回复:
    15
    现在的人受了多年的阶级教育,总是把富人的利益和穷人的利益对立起来,似乎是多征富人税,穷人就能得利。实际上无论穷人和富人,在政府面前都是百姓。征了富人税,必然往穷人身上转嫁。如果消灭了富人,税负必然直接落在穷人身上。
    英国宪政是从贵族剥夺国王对他们的征税权开始,英国人的聪明,在于底层从不造贵族富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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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回复:[转帖]明朝灭亡,东林党和阉党谁的责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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