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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止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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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的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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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止文口 于 2018/8/1 20:02: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题记:

    今年,是我下乡50周年。

    写下这些文字,纪念我逝去的青春。

    我的集体户(1)

    1968年10月31日。

    一个我终生都没法忘记的日子。

    那一天,我离开德惠四中,结束我的中学时代,进入一个新的家庭——16个人的大家庭。

    当年,这个家庭里年龄最大的不超过20岁。我年龄最小,16周岁。

    10男6女。我们集体户一共16人。

    1966年冬天到1968年秋天,这两年是怎么过去的?在我的记忆中,是个空白。

    似乎有过复课,但肯定是短暂的,最长也不会超过两三个月。

    学校停课,部分学生和老师忙于“革命”。

    我家的家庭出身一栏里,明明白白写着:富农。

    就如当年的阿Q一样,我既“不配姓赵”,当然就“不准革命”。

    那时候流行的一句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还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不上课,也不“革命”,这部分学生,曾被称之为“逍遥派”。

    能够“逍遥”,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可那时的我,是被迫无奈才“逍遥”的。

    在县城,中学生想打工,几乎完全不可能。

    想读书?无书可读。

    除了《毛泽东选集》,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

    听到下乡的消息,许多同学开始联络、交流、商量,与平日交好者熟悉者组成新集体。

    因为学校停课,我一直逍遥于校外,待听到下乡消息,赶到学校时,班里同学多已完成寻伴组户这一步,我只能听老师安排。

    当时班主任已经换成了身材矮小的齐玉华,他把我插进一个临时组成的集体户,此户内66、67、68三届学生都有,只有同班的郭崇学一人是以前熟悉的。

    下乡那天,县里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从县委大门前一直到火车站,整个中央街彩旗飘扬,锣鼓鞭炮齐鸣。

    当时的我,走在这条街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只是后来因这一幕而想到:被隆重欢送而去做的事,对被欢送人来说,大抵不会是什么好事。

    父亲和母亲都没去车站送我。很久很久以后,回忆那天的场景,猜想他们缺席的原因,我断定,那时候的母亲,一定是在家里哭泣,而父亲,只能不断地安慰她。

    1968年,先是我姐姐下乡,之后是我下乡。1970年和1976年,两个弟弟也相继下乡。

    我家姐弟四人,下乡无一幸免。

    “在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青年们满怀着理想和憧憬------”

    这是当时媒体的说法。

    亲身经历过这些的我,却刻骨铭心地知道:那不是事实。至少,对于我,和我们集体户的16个人来说,不是事实。

    那天,我们背着行李,每人提着一个装着脸盆的网兜离开县城的家。

    我的行李里是一床被子,一条褥子,一条毛毯。

    毛毯是特供给下乡知青的,凭票购买,价格七元多。

    被子褥子是妈妈缝的。

    此前,我从未在褥子上睡过觉。家里只有一条褥子,那是爸爸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和憧憬。我只知道,我必须下乡。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商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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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1 20:14:07    跟帖回复:
       沙发
    前排就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2 17:58:19    跟帖回复:
       第 3
        我们集体户(2)

        中国大陆,如今年龄60到70岁上下,当时在初中、高中读书的,都曾被标示为:知识青年。

        这个年龄段的人,当时家在农村的,叫作:返乡知识青年;家在城市的,叫作:下乡知识青年。

        这批人里, 1966、1967、1968这三年毕业的初中、高中学生被称为老三届。

        我是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属于老三届,但因为“文革”,实际只读了一年初中。

        小学六年加初中一年, “知识”何足挂齿,“青年”过眼云烟。如今年已奔七的我,以自己的经历和视角叙说当年旧事,我只能说,这里所记录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是几千万“知识青年”中一个也许没有任何代表性的个案。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和看法,但不能否认我经历的这些事曾经发生存在。

        “文革”前,中国城市里已经出现未能考入大学或中专的学生如何就业的问题。

        不能就业,其实,就是失业。

        但在当时的中国,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失业,只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有,我们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祖国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

        怎么办?

        下乡。

        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报纸上推出这样的典型:邢燕子、

        董加耕、侯隽。

        有一个豫剧《朝阳沟》,讲一个城里姑娘嫁给了一个农民。此剧被拍成电影,全国放映。

        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这两年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学校处于停摆状态。

        我的一年一班在1967年本应升级为二年一班,1968年升级为三年一班。但实际情况却是,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升入高中, 我们下一年级的学生也无法升学进入初中。

        初中的老三届加高中的老三届,总共六个年级的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务之后,下一步怎么办?

        继续读书?

        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意思就是,原来数量很小,能容纳人数有限的大学此后接收学生会更少。

        让这些初中高中课程尚未学完的孩子们工作?城市里根本没有如此之多的工作岗位可提供。

        于是,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邢燕子、董加耕那个年代是提倡鼓励城里孩子下乡。

        如今,让这些城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下乡成为一个运动。

        运动是什么?你必须跟着走。如果对抗,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首先是你所居住街道居民组负责人会找学生家长,之后是学生父母所在单位领导会找学生家长。很少有家长能承受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在我所认识的人里,只有两个人没有下乡。

        一个是邻居家的一位姐姐, 1966届初中毕业生,她在学校是团支书,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下乡,但她有严重的哮喘病,乡下的寒冷和繁重的劳动会让她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这位姐姐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当然不敢对抗运动。解决的办法是——马上结婚。

        还有一个是我同届学生,当年曾经是实验小学的三道杠大队长。他父亲是瓦匠,当时应该算是小手工业者,因为既不是干部,又没有所谓的工作单位,加上根红苗壮,所以能够抗拒来自街道办事处的压力。这位学生后来也成了瓦匠。

        那时的我们只是少男少女,如此关乎一生的重大决应该由父母来做决定,而不敢,也不能对抗运动的父母不用别人来“说服”,就用当时的一句话——响应号召——乖乖忍痛送我去乡下。

        大批知青下乡后,宣传口号有:扎根农村干革命。

        扎根,意思就是,你要永远留在农村。年龄尚小的我们当时无法理解此口号蕴藏意义的严酷。现在回头想想,你就是认识到了,又能如何?那时所有的个人,别无选择,只有服从。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2 17:59:04    回复 2 楼:
       第 4
    谢谢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2 18:13:17    跟帖回复:
       第 5
        我的集体户(3)

        相比北京上海那样大城市,以及长春那样的省会城市,县城的知识青年比较幸运,他们下乡所在地都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内的本县所辖农村。

        我下乡地是:德惠县菜园子公社新立大队第一小队,距离县城约50公里。

        从县城坐火车,沿当年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北上,经过中德、达家沟、老虎岭,在第四站丁家园,或者第五站姚家下车,步行约3公里,即可到达。

        当年我们乘火车到丁家园站下车,菜园子公社办公地即在此车站附近。

        那天菜园子公社门前聚集了多支学生队伍,总数大概有一二百人,各集体户在此分别列队,然后被分给来接人的各生产队。

        那天与我们同时到达菜园子公社还有一批长春知青,他们乘解放牌卡车到达。

        此前,我只知道下乡到菜园子公社,并不知道哪个大队,哪个小队。具体去向似乎是随机安排。

        我们16个人上了一辆马车——加上赶车的,17个人,一辆马车竟然载得下。

        赶车的是一个身材较矮,面色稍显苍白的年轻人。我当时猜想他是所谓的“半拉子”,即在生产队里,因年纪太小,干一天活成年人挣十个工分,他只能挣七八个工分的那类人。后来才知道,他叫宋彦富,是新立一队的生产队长,且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或许马车行走缓慢,从公社到村里,3公里多的路似乎走了很长时间。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大片大片的田野,许多苞米秸还没割倒,在秋风中瑟瑟地摇曳。

        宋彦富甩响大鞭时,田地里惊飞起一群鸟儿。

        车上,十个女生唧唧喳喳不停地说话,也如一群麻雀。

        而我,因为几乎与所有的人都不熟悉,是沉默的一个。

        16个人中,我年龄最小,家庭出身又是黑五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都不会有话语权。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3 17:33:43    跟帖回复:
    6
        我的集体户(4)

        我下乡的村子,叫贺发屯。

        40多年里,我一直以为它的名字是:合发屯——合伙发财,感觉这是一个相当俗气的名字。

        直到几年前,得到一张大比例尺地图,找到我插队的地方,才发现是一个错误。

        长城以南村屯或用牌坊或者石块或立石碑标示村名,东北此类标示无从寻觅。满清灭亡已逾百年,他们老巢仍是蛮荒之地。

        贺发,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汉人名字。

        此屯南有万家店,东有刘家店,西有闫家坨子,北有王家坨子。查遍菜园子辖区所有村屯,以人名为村名的,仅此一处。

        贺发屯分为两个生产队。东头为七队,西头为一队。总户数百余家,我记忆里,东西两队,无一户姓贺。

        这个贺发,是个何等样人?来自哪里?生于何时?死于何处?皆不可考。

        村子距离松花江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村子后面,即北侧,就是松花江大堤。大堤在此处是L形,堤内,西侧紧靠大堤是一道水。这是松花江的一个分支。水面止于村后的堤下。因为是一道不流动的水,夏天,水面会被密密麻麻的菱角秧覆盖,岸边则是茂盛的芦苇。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鸭从芦苇丛中飞起。我们集体户的冯守志曾在劳动间隙撒尿时拾到一窝野鸭蛋。

        这道水东侧,是一大片湿地。湿地里有数不清的塔头,塔头上生长的是东北三宝之一的靰鞡草。

        夏天,这片湿地是青蛙鱼虾和候鸟的天堂。附近许多村屯也会在挂锄后,让劳累了几个月的牛马来这里休假。

        一个夏天,集体户的几个男生没有出工,在湿地里用脸盆淘干一个水坑,收获了半桶小鱼。

        湿地后的江边,有数座几十米高的大沙丘,在红日蓝天白云映衬下十分显眼。

        村里有的农家有捕鱼的小船,更多农户有自制的捕鱼工具——用柳条编的鱼罩、花篮子、鱼篓。有人还有打野鸭的猎枪。

        喜欢夸大其词的村民说,想吃鱼,炝上锅,现上后江捞都赶趟。

        江湾边有一块高地,被开成了田。种这块地的时候,要坐船过去。有一回几个男孩子故意捣乱,把船晃来晃去,船进了水,沉了。

        好在水不深,只淹到人的腰部。男人都无所谓,只有集体户的几个女生不得不回去换衣服。

        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候的贺发屯,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50年后的贺发屯,泥草房多变为砖瓦房,有些农户院里停了很多农用机械,甚至还有轿车。村周围环境却大不如前。前有高速公路,后有高速铁路,江边还有一个不断排放难闻气味的玉米加工厂。江堤内的湿地完全变成了耕地,那道满是菱角秧的水面已经干涸,金黄色的大沙丘也消失了——黄沙都被运进城市,成了建筑材料。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3 17:39:36    跟帖回复:
    7
        我们集体户(5)

        下乡,是顶层突然决定。

        接收我们,是底层临时确定。

        没有任何接收准备,16个人的吃饭住宿就是一个大问题。

        五个女生和四个男生住进了孙老犟家。五个女生和两个男生——我和男户长张守贵住进生产队长宋彦富的父亲宋老三家。

        住在孙老犟家的四个男生晚上不愿意到外面方便,就把窗户纸(那时农民家的窗户多是纸糊,极少有玻璃)捅个窟窿,站在炕上往外撒尿。

        四个小伙子一起撒,窗外湿了一大片。

        开初孙老犟以为是下雨。细看别处却没湿,再一闻一股臊气,他很生气,找到生产队长,说啥不让男生在他家住了。

        这四个男生于是搬进了生产队的里间。我觉得住生产队比住农民家更随便,也随他们住进了生产队。

        生产队的正房是五间。中间一间开门,西侧两间是仓库,东侧两间,外间是更倌住,里间是我们五个男生。

        住在生产队不必担心出工迟到,与农民交流的机会和时间也大大增加。

        和青年农民交流时,有时相互开玩笑。他们背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冯守志回应: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们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在学校家庭从未听过的性教育。这门课,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授:

        一对小夫妻回娘家。半路上,男人突然有了欲望,便在一片庄稼地里“办事”。两人忙碌正欢,被一无赖撞见。无赖说,你们干这事,坏了我家田地风水,要赔偿。小俩口再三哀求。无赖说,我看看风水坏没坏。如果没坏,可以放你们走。

        怎么看?

        无赖对那男人说:我上去做,你在后面看。如果我的两个卵子动了,风水就坏了;不动,风水就没坏。

        男人同意了。

        无赖上去干完了,男人说,没动。

        无赖说,你们可以走了。

        离开是非之地,女人埋怨男人:都怪你,被人点了便宜。

        男人说:占便宜?他亏大了!

        女人问:怎么亏大了?

        男人说:我在后面看的清清楚楚。他两卵一起悠,风水早走了!

        刚开始听这个,脸红耳热。

        后来就习以为常。

        再后来,满嘴脏话。

        四年后,在县城打工。一个姓董的工友,是右派,相处一段时间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和他们不一样。不要再说脏话!

        突然之间,我感到羞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4 9:42:34    跟帖回复:
    8
        我的集体户(6)

        集体户的伙食点设在宋老三家。

        知青下乡,每人发给200多元的安家费。这笔钱,用于包括盖房子、买生产工具、做饭吃饭的厨具餐具以及最初一段时间的粮油蔬菜燃料。

        开头几个月,我们吃供应粮,拿着粮食本,到菜园子公社粮店购买粮油,每个月有几斤细粮,即大米白面供应。几个月后,生产队分了新粮——玉米、高粱、谷子,粮店对我们关上了大门。此后,主食主要是高粱米饭、高粱米粥、玉米饼子。

        副食?

        你不要和我提副食!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副食。

        对了,那时候的习惯说法是:饭和菜。

        刚下乡时,因为有安家费,用这钱买了土豆白菜萝卜佐餐。

        下乡第一年,我们还像农民那样,自己腌了咸菜,做了大酱。被称为知识青年的我们在很多方面毫无知识,咸菜缸和酱缸里生出许多拖着长长尾巴的蛆虫。萝卜白菜也没有的时候,为了能把饭吃下去,我们会把这些蛆虫拨到一边,照常取吃不误。

        再后来,连这样有蛆虫的咸菜和大酱也没有了,做高粱米粥时,就往粥里撒些盐。

        据说喜儿就是没有盐吃,才变成了白毛女。我现在虽然奔七,仍然一头黑发,大概是得益于那时候盐吃得多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4 9:44:13    跟帖回复:
    9
        我的集体户(7)

        下乡后,劳动第一课是:打场。

        打场,即给农作物脱粒。

        当地农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黄豆、谷子。

        除了玉米是手工脱粒,其他都是在场院里借助牲畜脱粒。

        场院是一块平地,四周用土墙围起。收获的农作物如小山般一垛垛堆在这里。

        脱粒方法是,把高粱谷子或者黄豆在地上铺成一个约两米宽的圆环,让马拉着石磙子在上面行走,同时不断翻动。

        马在农作物上行走时,大小便会直接排泄到粮食上。乍看到这一幕,感觉匪夷所思——这也太不卫生了吧?

        粮食脱粒后,通过扬场,去除作物碎屑,之后装袋。

        这些粮食,一部分分配给各农户,一部分要交给国家——当时叫交公粮。

        那个年代,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粮食都是紧俏的东西,国家统购统销,自由流通的市场上完全看不到。

        打场,通常是昼夜连续作业。寒冷的冬夜里,耳边听着马拉着石头磙子发出单调的吱吱声,眼睛看着天上暗淡的星光月光,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

        期盼换班的时候,农民告诉我,看到那三颗星吗?三星落地,就亮天了。

        我讨厌夜班打场。但有的农民喜欢。

        民谣曰:队长贪污会计搂,社员钉个大挎兜。

        钉个大挎兜,即是在打场时,趁人不注意,偷偷抓几把粮食带回家。

        夜里,人困马乏,是大挎兜发挥作用的最佳时间。

        偷粮,其实不止在场院。

        生产队在农作物尚未成熟收割时,就设护青员。护青,即农作物仍然是绿色(即青色)时,防止偷窃。

        有一年,我任护青员。巡逻时,看到一妇女挎筐从玉米地出来,那筐里装满野菜。我叫住他,拨开野菜,下面有几穗青玉米。我略一思索,就挥挥手,放她走了。

        我知道饥饿的滋味。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5 18:22:24    跟帖回复:
    10
        我的集体户(8)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这是古时农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也是农民。

        中国,农民生活在最底层。

        有个笑话:农民和村干部吵架。农民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有能耐你开除我,让我别当社员!

        城市人犯错误,处罚顺序是:首先,如果是领导,撤销职务;其次,如果是党员,开除党籍;再其次,干部开除公职,普通职工开除工职,即丢掉工作。

        真没听说,农民犯错误被开除农职。

        知识青年,那时候也是社员,也是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如农民。

        比如过日子规划,何时吃干,何时吃稀,何时三顿,何时两顿,农民心里清楚,知道怎样度过缺粮关。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知青则是有米一锅,有柴一灶,吃过上顿,再说下顿。

        忽然有一天,断粮了。

        没有饭吃,自然不能出工。几个男生躺在生产队里屋土炕上,大声唱歌。歌声低沉而忧伤。

        外间老农说,男愁唱,女愁哭。他们是哭呢。

        生产队于是借粮给我们。

        第一次,借给我们的是好粮。后来,粮食质量开始下降。有一次,借的玉米面里似乎掺有米糠,粗而且黑,做出来的饼子完全难以下咽。

        幸而离家近,可以逃回去。

        坐火车,德惠到丁家园,票价5角,到姚家,票价6角。两车站到贺发屯,步行距离,姚家更近些,但因为车票钱可以省一角,所以,我们多从丁家园上下车。

        即使往返只有1元钱的车票钱,在一年收入最多一两百元,甚至可能分文皆无的情况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知识青年们很快学会了逃票。

        逃票方法很简单:上车时,挑选中部车厢。上车后,注意观望。如果发现前方车厢检票,就向后移动;发现后方车厢检票,就向前移动。等到车在某站停车时,马上下车,在站台上快步走到检过票的车厢上车。

        有人把毛语录与逃票结合:

        下定决心——不买票,

        不怕牺牲——往下跳,

        排除万难——省下钱,

        争取胜利——到家了。

        为对付逃票,有的列车用另一种方式检票:两个列车员从两头进入一节车厢,向中间检。

        这时,只能束手就擒。

        于是,会有以下对话:

        干啥的?

        知青。

        上哪儿?

        回家(或者回集体户)。

        补票。

        没钱。

        检票者至此便无话。他们或有子女或有亲属是知青,对知青经济状况心知肚明。

        长春——榆树间运行的267/268次列车上,长春知青最多,此车后来在尾部车厢设了学习班,把逃票知青都集中到那里学习。学习归学习,没钱补票,到站了,还是得让下车。有的知青脸皮厚,甚至不必等检票,上车直奔学习车。这办法很快寿终正寝。

        那天我们带着糠饼子上车,检票时被抓。我们亮出发黑的玉米饼,说,没吃的,只好回家。几个列车员彼此相互看看,其中一个还拿起黑饼子尝了尝,之后默默离去,没有任何人再提补票。

        我们可以逃走,农民呢?

        我一学兄,1967年1月1日,不到15周岁——这年龄现在是童工,违反劳动法——进入生产队参加劳动,迄今为止,已经工作51年,每月现在有国家发放的老年补助金80元。老俩口有一垧地,如果他们要完全退休,把地租出去,每年可得租金6000到8000元。把租地收入和领到的补助金加一起,夫妻俩每人每月最高收入不到500元,远远低于城市职工养老金。

        改革开放40年,农民,仍然还在最底层。

        现在的农村,青年一代都争相逃离,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5 18:25:55    跟帖回复:
    11
        我的集体户(9)

        合发屯,好风光,

        有水无山田地荒,

        干到年底赔六块,

        几时有钱娶婆娘。

        这首打油诗,当年用粉笔写在五个男生居住的生产队里间土墙上。作者是老赵。

        某人诸事不顺,说自己“买股票被套,打麻将点炮,生个儿子,像对门老赵”。

        没错,住在这个倒霉蛋对门的,就是我的集体户兄弟——老赵。

        春节前,生产队年终决算,每天工分值为七角多。

        老赵——他来自一年三班——扣除口粮烧柴款,须向队里再交6元多钱。于是,他在墙上留下这一此后贺发屯妇孺皆知,人人能诵的惊屯之作。

        田间劳累之余,对前景无望的老农常常叹息:赵学生说了,几时有钱娶婆娘啊!

        老赵与我同龄,大我两个月。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去世早,生活上一直是姐姐照顾他,养尊处优惯了,误工较多。下乡到结算分红,我们总计劳动三个月。这三个月中,我除了挣到自己的口粮烧柴钱,还分到手70多元。

        所以,他诗中“干到年底”严重失实。

        下乡四年,那是生产队分值最高的一年。以后则每况愈下。

        我们屯还算是比较好的。听说有的村屯,年底结算,扣除口粮烧柴各项之后,不仅领不到钱,全体社员无一遗漏要给队里拿钱。

        这样的村屯,男孩子娶婆娘肯定不容易。中国拐卖妇女所以能成为产业,根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老赵当年写此诗,虽是调侃抱怨,大概心里确实存有对未来能否找到婆娘的担忧。有意思的是,集体户6个男生,最后,只有他在贺发屯娶回一个婆娘。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6 10:14:09    跟帖回复:
    12
        我的集体户(10)

        想娶婆娘的,是男生。

        女生,想的是嫁人。

        集体户其他15人中,只有郭崇学和我是同班同学。小学我们都在实验小学读书,我是一班,她是二班。初中成了一个班的同学。但在学校时,我和她没有什么往来。

        郭崇学是个秀气的女孩子,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是学校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冰场上姿态优美。那时的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此。

        下乡一个月后,有一天,邮递员来了,留下一封给郭崇学的信。郭崇学那天不在集体户,回家了。

        在场的我,自认为责无旁贷理所当然地代她把这信收了起来,想等她回来,借此献上一点殷勤——毕竟,能向漂亮女孩子献殷勤的机会不多。

        德惠县城到菜园子公社,火车交通方便,每天至少有三列火车运行。一般情况下,回家也就两三天就回来。

        回一次家,走路加坐车,也就是两个小时,因为回家方便,所以每次回家也不必呆很久。

        但那次很奇怪,郭崇学好像十来天之后才回来。

        每天我都以为郭崇学会回来,所以每天那封信都装在我的口袋里。

        这样等她终于回到集体户时,那封信因为在我口袋里呆得时间过长,信封边缘已经裂开。

        郭崇学接过信时没说什么,但在看完信后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偷看了她的信。

        我说没有。

        她的表情是不相信,很生气地转身走了。

        我很委屈。

        没想到殷勤没献成,反倒惹她不高兴。

        郭崇学很快离开集体户。

        这次走后,再没回来。

        后来听说她嫁人了。

        刚回户里,又马上离开,这肯定与那封信有关。

        那封信说的什么?是嫁人的事吗?

        这于我,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十几年后回德惠,听在街上摆摊的老赵夫人说,郭崇学也在街上摆摊,和丈夫一起做小生意。

        我曾去过那条商业街,期望能够偶遇,但没能如愿。

        后来,听说她把摊摆进了当时县城最大最繁华的二商店。

        某天想起她,就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误会》,写替她收信被误会的事。

        文章发在报纸上。

        那时我的文友,同为德惠四中同学的何明阁常常从德惠来长春,我就把那张报纸装在一个没封口的信封里,请他到二商店转交给郭崇学。

        信封里装了一张我的名片,还写了短短几行字,告诉她,虽然文章没提名字,但写的就是她。

        何明阁后来告诉我,他到二商店,找到了那个摊位,但郭崇学不在,她丈夫在,他就把那信封给了她丈夫。

        这其实有点不浪漫,有违我的本意。但既已如此,也只能如此。

        好在我们都已并不年轻,她丈夫即便有想法,也不会想得太多吧?

        因为有那名片,郭崇学后来给我打过电话。

        下乡35周年时,集体户聚会,在餐桌上,大家一一讲自己离开集体户后的经历,轮到郭崇学,她未曾开口,即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郭崇学问我记不记得这样一件事:班级的文艺委员梁士云起头,带领同学们唱歌,唱的是《我是贫农好后代》,梁士云特别提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不能唱。

        当时她借口上厕所,躲出教室,在厕所里她却忍不住,哭了一场。

        郭崇学如此悲痛,不仅仅是心灵受到了伤害,更重要的是,这伤害直接威胁到她和她一家人的生存。

        她爸爸数月不能拿到工资,她一家被撵到了乡下。

        覆巢之下难有完卵,她父母当时已是惊弓之鸟,情急之下,只能让她匆匆结婚。父母为她选择了手艺人——一个木匠。

        那个年代,人能活下去就是幸事,有一门手艺,就饿不死。

        年纪轻轻的她,就这样成了那个此前从未谋面一无所知远方小木匠的妻子。

        那次聚会几年后,刘兰芝在长春组织了一次班级同学聚会,到场的十余人中,有梁士云。酒桌上,我提起班级唱歌的事,梁士云说,她完全没有印象。

        我说,你没印象,可郭崇学却因此受伤多年。你应该为此向她道歉。

        梁士云非常爽快,马上说,好,我向她道歉。

        我当即拨打郭崇学电话,要让梁士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声对不起,以平抚她心中那多年的伤痛。恰好她当时也在长春,于是立刻赶赴酒店。酒桌上,她和梁士云频频举杯,交流甚欢。

        郭崇学当然知道,应该道歉的并不是梁士云。

        那时候的我们是一帮小屁孩,是对险恶的政治一无所知的少男少女。错的不是我们,是那个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郭崇学和小木匠双双来到德惠街头摆摊做生意,十多年后,她家资产已达七位数。

        今年同学聚会酒桌上,汤世权说,咱们班现在有两个女地主。不用说,郭崇学当然是其中之一。

        在一年一班,她即便不是首富,至少,也可以并列首富。

        下乡35周年聚会上,物质生活不比集体户其他任何人差的郭崇学哭得那么伤心,这是为什么?

        我想,她哭的是逝去的青春。

        最美好的年华,过的却是心惊胆战惶惶不安的日子,让人情何以堪!

    回帖人:
    林顿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6 13:20:26    跟帖回复:
    13
    拙作,文革长篇小说《图腾醉》也写到知青。本人没有知青经历,写出来不知怎样,现贴一节,老知青们一笑:
        第二天知青代表们饿着肚子上街募捐。可怜可怜吧,还没吃早饭啊。控诉在农场的遭遇,组团上北京请愿,捐的款又在半路挨偷了。等等。
        最动人的是几个女知青的化缘。林杏元将一个饭盒往地上一放,怀抱琵琶,玉手一挥,丁丁当当弹起来。立即吸引行人围观。于是唱道:

            说苦情,道苦情,最苦莫过咱知青。
        这是序。反复把序唱了两遍。琵琶又弹一阵。再唱:
            称咱知识青年是讽刺,其实最无知识,年纪也不青。
            上学即停课,目不识丁。
            与大狼睡一个坑里,家信把娘吓得不轻。
            娘写成狼,炕写成坑,白字到处是,不如叫白青!
        这是第一节。丁丁当当又弹一阵,然后唱第二节:
            停课也毕业,空负读书名。
            只好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
            告别城市,告别爹娘,泪花拌豪情。
            也只有这条路,“一片红”,不下乡不行!
        第三节:
            来到西双版纳,住进茅草营。
            床下长蘑菇,顶棚漏月影。
            更谬在于无门板,防人之心不能行。
            挂一块塑料遮羞布,聊以挡风挡野羚。
            时闻恶狼喘气声!
            身上有多少狼爪印,问问女知青!
        丁丁当当弹一阵,唱第四节:
            河里捞来青苔石,加水煮不停。
            只放盐,没有油腥。
            熬成无产阶级汤一碗,白里泛青。
            就吃这东西,干活哪有劲?
            年奔三十不能立,无家无室无爱情。
        曲调变激越。银瓶乍破水声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第五节:
            十万知青忽然不认命,选派代表百余名,上北京。
            要向中央诉说我们的苦,陈我们的情。
            一元两元地捐款,凑成一万五千零。
            作为代表的路费,意殷殷。
            没防窃贼设陷阱,偷得我们一文不名!
       琵琶声到这里尤其弹得悲悲切切。弹了好一阵,唱结末:
            说苦情,道苦情,最苦莫如咱知青。
            一路艰难来昆明。
            昆明好,好昆明。乐施好善的父老乡亲。
            肚子饿,饿肚子,还得继续上京的行程。
            早饭还没吃,来此化缘求施舍,望慷慨解囊,救危情!
            小女林杏元,三鞠躬,永感恩!
        唱完转向鞠躬。林杏元虽穿着知青服,也还掩盖不住天生丽质。且歌喉清甜,琵琶宛转,感动得市民往饭盒里丁丁当当投硬币和钞票。这一天林杏元募损到的钱,比其余缺乏艺术细胞的人凑在一起的还多。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6 13:28:15    回复 13 楼:
    1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8/7 8:08:04    跟帖回复:
    15
        我的集体户(12)

        继郭崇学之后,第二个离开集体户的,是郑桂杰。

        67届的郑桂杰是个身材丰满的姑娘,说话声音有点憨声憨气。

        刚下乡时,女生轮流做饭,郑桂杰的高梁米饭做的最好,于是,她理所当然成了大厨。

        16个人来自16个家庭,生活习惯饮食要求难免不一致。

        记得最初甚至为吃土豆要不要削皮有过争论。

        家庭生活较好些的同学说当然要削皮,在家吃惯了不削皮土豆的同学则认为那是浪费。

        那时的土豆是比白菜更高档一级的蔬菜,数量有限,削了皮,当然量就会减少。

        但对郑桂杰的厨艺,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

        突然间,听说郑桂杰出嫁走了。

        她嫁的不远,那村庄离我们屯3公里,叫七家子,紧靠姚家车站。

        曾听人说起过姚家车站其名的来历:

        这铁路是老毛子(即俄国人)修的。修完后要给车站起名,老毛子问当地人,附近这个村子里姓什么的多?

        回答是姓杨的多。

        老毛子听了,说,啊,姓姚的多?那就叫姚家吧!

        我的一位学兄,插队在姚家火车站附近的万家店,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修铁路的老毛子要发泄性欲,当地很多妇女不堪忍受。一身高体壮的妇女,绰号“大气床”,挺身而出,告诉老毛子,她们不行,我来吧。

        此后,其他妇女不再被老毛子骚扰。

        我学兄见过此女子,且与她的儿子有过交往。

        学兄说,此女堪与羊脂球媲美。

        当地农民说起此女,口气不是鄙视轻蔑,而是尊敬赞叹。

        最底层的人,反而更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郑桂杰嫁的当然也是农民。

        结婚前,她对男方只提了一个条件:结婚以后,如果夫妻吵架,你打我,骂我,都行,就不能是说我是地主。

        她最怕听的,就是这两个字。

        据说郑桂杰的男人对她很好。

        知青大返城,他们夫妻回到德惠县城。

        那男的蹬人力车,也爆玉米花。

        郭崇学那时在街上出小摊,郑桂杰的男人每次路过,都会给她扔一把玉米花。

        那男人因为做的是力气活,吃的就多,一顿饭要吃一小盆。郑桂杰那时与她哥哥生活在一起——刚从农村回来自己没房子——她嫂子为此很不高兴。

        我能想象得出她们生活的贫困窘迫程度。她的过早去世,不会与贫困无关。

        郑桂杰因乳腺癌去世,享年50岁。

        乳腺癌早期发现,手术可以治愈。她不该死得这么早。

        张凤芝几乎与郑桂杰同时离开集体户。

        她嫁给了本屯农民宋彦江。

        宋彦江和宋彦富是堂兄弟。

        宋彦江是个帅小伙,父亲是老师,家境不错,所以这婚姻没有人认为不妥。

        宋彦江后来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小学教师。知青大返城时,他们夫妻落户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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