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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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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商鞅是君主专制论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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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荷风 于 2018/8/11 7:16: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商鞅是君主专制论者吗?
作者:黄坚
  
  
  要不是前些时读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到下面这句话,我想我不会现在来写手头上这篇东西。虽然之前我已在网络上看到不少以商鞅和专制关系为题的文字,但我从来没动过要写什么的念头,直到在萧公权的书里看到这句话:
  商韩之思想既为绝对之君主专制,则其全部思想之有用与否,当以能得适合专制条件之君主与否为决断。(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意思相近的话书里还有:
  “至商韩言法,……君主专制之理论至此遂臻成熟。”(第151页)
  “李斯此论不徒发商韩之真谛,亦揭专制君主之隐情,其明快虽商韩有所不及。”(第168页)
  以及:
  “商韩之专制思想,嬴秦之专制政府,貌似法治,而实与法治根本不相容。”(第169页)
  这些话语清楚表明,萧公权认为,商鞅思想为“绝对之君主专制”。意思是说,商鞅思想含有绝对的君主专制性质,或者说,绝对的君主专制是商鞅的思想主张。
  简单说,就是商鞅是个君主专制论者。
  这种说法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注意,因为它跟我以前读书留下的印象不同。
  为了验证我的印象,我把身边一些相关书籍找了出来。首先摆在桌边的,是胡适、冯友兰和侯外庐三人的书。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这三人可以说是有标志性的三个代表。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是第一本以近现代思维和方法来撰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著作。在这本成名作中,除概述外,胡适按序写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和荀子,还写了孔门弟子、别墨和思孟,另外给杨朱单独列了一篇。在全书的最末一篇,以“所谓法家”为题,以一小节的篇幅,写了世人所说的先秦法家诸子,其中自然有商鞅,文字不多,大约600字左右,内容除介绍商鞅的严刑重赏思想外,就是用几句话证明了《商君书》是假书,丝毫没有涉及到商鞅是否有君主专制思想的表述。在全书的最后一节,作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代中国哲学为何会突然消灭?胡适自己给出的答案之一,是“专制的一尊主义”。他说:“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并在最后给予总结概括说,“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商鞅的名字,或者是《商君书》的字样。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十三章《韩非及其他法家》中集中讨论了先秦法家思想。从题目可以看出,韩非或《韩非子》是作者所要讨论的主要对象或凭借,作者在行文中的引证例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章起始有一句,“春秋战国时,贵族政治崩坏之结果,一方面为平民之解放,一方面为君主之集权。当时现实政治之一种趋势,为由贵族政治趋于君主专制政治。”这句纯属概述性的话语,在本章结尾处再次重现,即“由贵族政治,趋于君主专制政治”,作者此处所引证的两条例句,均来自《韩非子》。(《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09版,第257-274页)
  冯友兰后来所著《中国哲学简史》中,也有诸如“这些法术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和“他(国君)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这样的话,但也都是笼统的概述,并没有出现商鞅或《商君书》的字样。而且本章的标题同样是《韩非和法家》,文中还特意说明:“这一章,以韩非代表法家的顶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总之,在冯友兰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评述中,商鞅至少相对韩非来说,是个明显次要的配角,援引自《商君书》的材料,也要远比《韩非子》少得多,而且从未明确指出它们与君主专制的直接关系。
  跟胡适和冯友兰的做法基本一致,侯外庐也是把商鞅放在了以韩非为代表的众法家诸子中,详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六章《法家的悲剧历史和韩非子的思想》中《前期法家及其历史的觉醒》一节。书中专论商鞅的文字不算多,大约千把字。前面照例是简述商鞅的身世,主体内容则基本依据《史记》记载,评述了商鞅变法中新与旧的矛盾和斗争及其结果,对于商鞅变法和商鞅本人作了明确肯定与同情的评价,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君主专制之类的字样。与此相对照,《通史》在对韩非的论述中,则说出了“我们不能以其有专制君主的权力思想而否定其积极的因素。”又说,“其结果,则有利于一种‘刻暴少恩’的专制主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韩非子的思想传统》,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5页,第621页)
  从胡适、冯友兰和侯外庐三人各自著作来看,他们基本是把商鞅和韩非作了比较明显的区分。君主专制这顶“桂冠”在其各自论述中肯定是明确存在的,但跟萧公权的商韩“并列连体”说不同,胡适、冯友兰和侯外庐三人,都以各自的表述方式,将这顶桂冠明确并且是单独戴在了韩非的头上(冯友兰的叙述相对略显隐含),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把商鞅从君主专制语义中给排除出去的印象和效果。就这一点来看,胡、冯、侯三人可以说是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也就跟萧公权的看法与判断,作了明显的区分。
  对于商鞅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关系,说得最为直截明快的,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十批判书》里有专门说到商鞅的部分——当然也是以法家“团购”的方式,然而篇幅相对来说大涨了不少,有五千多字。郭沫若于先秦人物,对孔儒颇有好感,对墨子、荀子和秦始皇则抱有直言不讳的反感和批判立场。原因呢,不妨来看看郭沫若说过些什么。郭沫若对于墨子,先是断言,“绝对君权的主张已经就是墨子‘尚同’的主张。”然后在解析《尚同》时说:“扼要地说,便是做人君的人要使天下的人都同上层的意旨一致,主要是在多设耳目。怎样去多设耳目呢?便该发动人民告密。告密的有信赏,不告密的有重罪。”郭沫若还说过“墨子的政治独裁”这样话。(见《韩非子的批判》)对于荀子,郭沫若说,“‘才行反时者死无赦’的一项有点惊人。照荀子的通盘见解看来,凡是先秦诸子就连儒家的子思、孟轲在内,都是一些‘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的人,都是在所必诛的。在荀子的政治节目里面,没有言论思想的自由。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废百家,崇儒术,在这儿是有其一部分的渊源的。”(《荀子的批判》)看郭沫若说墨子和荀子的这些话,我猜想,也许有人会以为,把这些话放到商鞅身上,不是更合适些么?(事实上很多人正是拿这些事来说商鞅的)至于秦始皇,就更不必举例来说了(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毛泽东后来写诗给郭沫若说,“劝君少骂秦始皇”。总之,要依郭沫若对专制的这份痛恨劲来看,他不把商鞅骂个狗血淋头才怪!(有人认定商鞅是中国专制之根!)可事实偏出人意料,郭沫若对于商鞅,几乎完全是赞美与肯定的口气,试看: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部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在这儿正表现他的大公无私,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254页)
  通过对“国家”和“王家”(“一人一姓”)的区分,明确肯定并高度赞美了商鞅的“大公无私”,最后得出结论说:“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
  比以上更直接简明的说法,在《韩非子的批判》里。郭沫若注意到韩非称道商鞅的地方很多,但同时又指出,“韩非不十分满意他”,然后引《韩非子 定法篇》说:
  不满足商君的第二点呢,是说他言法而不言术,便是有利于国而不专有利于君。(《韩非子的批判》,第265页)
  郭沫若的这一说法,后来几乎完整再现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 》里:
  这都是说没有成文的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成文法令,人君不操统制官吏的“术”,就不能防止大臣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这样,对君主的专制集权是不利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7页)
  郭沫若大概觉得此言犹然意犹未尽,于是在再次引用《定法》中大段文字后,继续加以评述道:
  而商君言法不言术,以国家为本位而不以君主为本位,采取责任内阁而不主张君主专制,从这节的批评中,明白地可以看出来。故商君与韩非虽同被列于法家,而两人毕竟是大有不同的。(《韩非子的批判》,第266页)
  这样,郭沫若就以一种类似为商鞅代理申诉的方式,把君主专制这顶“桂冠”从商鞅头上直接摘了下来,而且还让商鞅径直站到了君主专制对立者的行列里!相比于胡适、冯友兰和侯外庐三人对于商鞅与君主专制关系的某种略而不谈或避而不谈,郭沫若以旗帜鲜明的态度和立场,跟萧公权的说法之间形成了鲜明尖锐的差异和对立。那顶被郭沫若以毫不含糊的方式从商鞅头上摘下来的君主专制“桂冠”,郭沫若把它放到哪去了呢?当然也还是韩非的头上。“韩非的君主本位立场”,“一位极端的王权论者”,“就是一位极权主义者”,“极端君权论者韩非”,所有这些短语,都是郭沫若赠送给韩非的特别“礼物”。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顾准。顾准写过一篇《评韩非》的短文,对韩非极尽抨击之词,并毫不掩饰对韩非的极度厌恶和鄙夷之情。顾准在文中说,“从‘法家立场’来说,韩非也是害群之马。”紧接一句是,“说他‘集大成’,起商鞅、李悝于地下,一定坚决反对。”这就把商鞅和韩非作了清楚的切割。全文多处出现的“君主专制”一词,都是跟韩非紧密相扣的,充分显示了顾准作为希腊城邦制专家对于东方君主专制的厌恶。我曾想在顾准的文字里,找到一点有关商鞅的评议,却几乎一无所获,似乎商鞅的身影,从未进入顾准这位君主专制痛恨厌恶者的视野。不过我手边没有《顾准文集》,查找得并不仔细。
  以上所说郭沫若和胡适、冯友兰、侯外庐等人,跟萧公权基本属于同一代人。他们不仅出生时间相近,其各自相关著作也都初版于1949年以前,[1]可以说同属民国文化果实。参照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的说法,他们之间或许会存在某种“时代相似性”或“相关性”。那么,有没有当下新出的相关书籍可资比较呢?有的。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就出版于2007年。
  《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下)中关于商鞅的叙述,相对于以上各书来说,字数是最多的,达到了两万字左右,这是一篇内容充足的专论小册子的篇幅。所以,即使单从这个角度来说,理应也不会遗漏与商鞅有关的基本内容和材料,何况是属于重要的内容与材料。作者给商鞅这篇文字取的标题是《商鞅的法治主义》,可以说既详细又扼要地介绍和阐述了与商鞅有关的种种信息内容,包括商鞅的生平和《商君书》的考证,以及商鞅的主要思想。正文部分主要介绍了商鞅法治主义的基本内容,即农战、刑罚和法治,前两者基本与君主专制无关(内在关联另当别论),“法治”部分则特别提到了“君主不行私德”。这种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与否定倾向,很容易让人想起郭沫若对于商鞅的品评与判断。总之,全文通篇没有出现商鞅与君主专制关系这样的文字痕迹。(《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与此相反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下)中关于韩非的叙述,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韩非的君主专制主义法治思想》,仿佛是故意响应本文的主题,恰好就多出了“君主专制主义”几个字。
  至于坊间最新出的相关书籍,当属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垚教授的《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从书名可以看出它与本文的关系。虽然该书主体内容以西方历史为背景,但第十一章的标题是《中国古代专制皇权的考察》。其中《中国古代的专制皇权思想》一节,作者开宗明义说,“讨论这一思想,应该从诸子百家说起。”然后依次叙述了孔子、墨子、孟子和韩非的相关思想。在说到韩非时,作者加了一句,“韩非子被认为是中国的专制主义思想家”(第195页)。翻遍全书,我没有看到作者提及商鞅或《商君书》的名字。
  如果以胡适为分界点,我们的目光不是投向胡适之后而是向前去找寻,我们就一定会注意到章太炎和梁启超两个人,注意到他俩对商鞅的评说和评价。
  说来也是凑巧,就在萧公权出生的第二年,即公元1898年——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知道,这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章太炎写一篇题为《商鞅》的文章。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逝世于2012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康有为和谭嗣同于戊戌变法期间曾痛斥商鞅,“表明这回变法并非追求君主专制”,结果触动章太炎撰写了《商鞅》一文。(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见于豆瓣网)
  章太炎在《商鞅》一文的开篇落笔处,即大声疾呼: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乎!是惑于淫说也甚矣。
  章太炎认为,商鞅一直蒙受了两千年的冤枉和诽谤,这种诽谤声在十九世纪末达到了小高潮。所谓“今世尤甚”和“其说以为”,应当就是指朱维铮教授所说康、谭等维新人士,痛斥商鞅为君主专制的言论了,章太炎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过分的荒谬说法。
  章太炎首先申明,法家其实是类似西方政治家的称谓,而不是简单的以刑法为主要手段的酷吏,如汉朝的张汤、赵禹和公孙弘之流。章太炎认为“张汤、赵禹之徒,媚人主”,“以称天子专制之意”,这种行为,“于商鞅乎何与?”、“何其与鞅反也?”章太炎文中举商鞅变法,尤其是辱太子、刑太子师傅为例,让事实说话,为商鞅辩诬:
  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闚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乌乎!其魁垒而骨鲠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借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从理论上进行探本溯源,紧紧围绕当时热门的民权和君权话题进行剖析辩论:
  余观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多傅《春秋》。其义恣君抑臣,流貤而及于民。汤之用“决事比”,其最俶矣。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乌乎!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
  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荫庶缩朒若九地之下。此诚昉于弘、汤之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
  结论再次将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现象,归始于汉代的公孙弘和张汤等人,从而为商鞅洗清罪名。全文以一段愤愤不平的感慨结束收尾:
  嗟乎!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此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章太炎著《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2页)
  章太炎这篇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文字,能让人立刻想起郭沫若后来说商鞅的那些话。郭沫若有没有提到过章太炎这篇《商鞅》对他的影响,我不知道,不过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是明确提到过这篇《商鞅》的:
  “近代章太炎为商鞅辩诬的话,也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第一卷,第596页)
  这里顺便说一下,萧公权当然是十分熟悉章太炎的著作和思想的。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全书收尾,就是《章炳麟》,再后面就是两篇附录文了。萧公权写章太炎,绝非顺笔带过,其篇幅长达两万字左右,论述不可谓不精审详尽,并且多次标注引自章氏《检论》,而据朱维铮教授说,《商鞅》一文正收录于《检论》一书中。萧公权是否曾注意并对章氏《商鞅》一文有所评论,我不太清楚,毋庸赘言的是,他俩在商鞅与君主专制关系的观点上,是泾渭分明,甚至有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
  朱维铮教授说章太炎写《商鞅》,是对康有为、谭嗣同说法的反驳回应,想必是有凭有据的,只是我手边的书籍资料有限,没能查找到这条材料的原始出处。不过,名字经常跟康有为、谭嗣同连在一起的梁启超,对商鞅有过十分明确的说法:
  “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戮也。”(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十四章《法家思想》(其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1页)
  “盖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第172页)
  这几乎可以看作郭沫若论商鞅的另一道先声。它在跟章太炎趋同的同时,也跟康有为和谭嗣同的看法大相径庭了。另外要说到的是,在一本通常被认为是梁启超著作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华书局,2014年版)中,商鞅正是其中一人,与管仲、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等人相并列。
  以上提到的这些书,除马克垚教授的外,都属于思想史范围。那么,在一般性历史著作,比如断代史或通史中,它们的作者又是如何评述商鞅的?毕竟商鞅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践型政治家,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让我们以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为例,来看看。
  杨宽在《战国史》的第五章《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分别写了魏国李悝、赵国公仲连、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改革。在说申不害改革时,其中有句话:
  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和卫鞅、吴起等法家相同的。(第197页)
  对杨宽这句话,应该怎么看?
  从字面上看,杨宽是在说商鞅、吴起和申不害一样,都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但其实质又如何呢?
  我认为,杨宽这句话,基本是一种出于某种习惯性思维和疏忽大意的“笔误”。何以见得?首先,假如说杨宽认为商鞅有主张君主专制独裁的思想和实践,他理应把这层意思,放到对商鞅的专门叙述中来表达,而不是以顺带的方式,骥附于对申不害的叙述中。(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话题,只需顺嘴一说)要知道,在杨宽对战国前期各国变法人物的叙述中,商鞅变法所占篇幅最大,为其它各国变法的三、四倍以上,应该说是叙述最为详尽者,可我们看杨宽对商鞅变法的具体叙述,从头到尾,有一处提到商鞅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没有?没有。假如说商鞅真像申不害一样,有“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的思想和实践,讲商鞅时不说,放到讲申不害时来带一嘴,这不是很奇怪而且不太合理么?另外,在杨宽对商鞅变法的叙述中,有一个词一定会引起细心读者的注意:集权。
  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经济。(第206页)
  他(商鞅)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第211页)
  集权和专制(独裁),是两个什么关系的词语概念?它们是一回事么?
  如果要摊开来说这个话题,那就会海了去了。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一下,我觉得可以说,但凡是权力,就有集中的性质,正如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集权的表现和结果(无论是哪一种国家),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专制的。集权相当于肥胖,它当然会有可能引起某些病症,但却不必然一定会导致某种病症(比如说糖尿病或专制)。因此,集权和专制并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
  我认为杨宽对于商鞅及其变法真正想要表达的,是集权而不是专制。除了上面已说的,我们还可以来看看《战国史》中《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重要制度》一章。这一章的篇幅颇长,连文带图带表格,共有60多页,约4万多字,同样是论述不可谓不详尽,是作者心血之所在。在本章中,商鞅和《商君书》以及相关表格注释的出现次数,达到三、四十次之多!然而没有出现一次专制或独裁的字样。相反,集权一词则反复出现了17次,加上本章标题,一共有18次。由此可以断定,杨宽对于商鞅及其变法真正想要表达的,是集权而非专制独裁。
  也就是说,在杨宽《战国史》的叙述中,实际与商鞅紧密相连的政治概念,不是专制(独裁),而是集权。
  这一点也可以在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中得到某种呼应和印证。该书中有一小节的标题是《各国的变法和君主集权的形成》,《秦商鞅变法》是其中一段,紧随其后的是《官制和兵制》。在这两段文字中,都没有出现专制或独裁的字样,有的只是一句“确立起君主集权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
  同样,我认为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关于商鞅变法的叙述中出现的专制一词,与杨宽《战国史》也有相似的一面,即其实际乃在侧重于集权而非专制(独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专制的中央集权主义”一语,也当作如是观。(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至于像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版)以及王桐龄著《中国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荫麟著《中国史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等书中,在叙述到商鞅变法部分时,连君主集权的字样也没有出现,更无论专制独裁了。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些作者心目中,商鞅与君主制度的关系问题,并非是其变法或生平中的突出内容或要义所在,所以对此便略而不谈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学者(主要是历史学者,包括专门的思想史学者和一般性的通史或断代史学者)和他们的相关著述中,关于商鞅与君主专制的关系,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态度和立论,是比较消极和倾向于否定性的,即往往以避而不谈或略而不谈的方式,没有或不肯明说商鞅是否有君主专制的思想(相反,只要一说到韩非,他们立刻不约而同、毫不犹豫地把君主专制的“帽子”给韩非戴上了,尽管这顶“帽子”并非完全就是否定性的。——章太炎没有将矛头指向韩非,而是指向了汉朝的公孙弘和张汤等人,这是章氏的特异之处。)至于郭沫若、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更是直接明确地擎起了逆时论的大旗,完全否定商鞅为君主专制论者,甚至将商鞅列入到君主专制对立和反对者的行列中。
  当然,这里所谓的初步结论,只是基于本文以上所举例子而说的。尽管本文的写作,已经很有点“獭祭鱼”式的笨拙架式,但要从竭泽而渔的学术要求来说,则又必然和显然是挂一漏万的,比如刘泽华和余英时的相关论述,以及众多无以计数的先秦诸子研究名家学者的观点,我都没有引用到。这就多少造成如果单从本文叙述来看,萧公权关于商鞅与君主专制的论断,似乎真有点像形单影只的“一家之言”了,但实际上它当然不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独自鹤鸣,比如我在《提问商鞅》一书中,就偶然发现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说过一句,“商鞅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他无条件地赞成君主专制独裁主义。”(郭志坤、陈雪良著《提问商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费正清所谓的“无条件”,与萧公权所说的“绝对之”,似乎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这一巧合,不知是否与他们相同的海外身份背景有关?
  在我十分有限的阅读和视野范围,如果要再找出一本与萧公权和费正清有类似声音的书,我就只能举出胥仕元著《殷周秦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工具性价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来了。再举,就是网上那些东西了。我曾在网上随意浏览搜索了一下,仅就商鞅与专制的关系来说,内文里的不计,光是见于标题的,就有诸如《商鞅:中国专制政治最黑暗的核心》、《商鞅专制根——墨家才强秦》、《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根在商鞅变法》、《中国两千年专制术的始作俑者:商鞅与商君书》、《商鞅的思想是几千年专制黑暗的核心》、《人类社会专制制度小史——关于商鞅的思考》等等。坦率说,这些文字和声音,绝大多数只能让人一笑置之,或者连一笑也没有,直接就置之了。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列举论据,尤其是进行逻辑论证的兴趣,只是像一名马虎而自信的验货员,随手就给商鞅贴上一条专制的标签。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萧公权关于商鞅与君主专制关系论断最有声势的同盟者和友军,在这里。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萧公权关于商鞅与君主专制关系的说法,是错的?郭沫若说的,才是对的?
  我认为话也不能这么说。
  过于简单的结论,往往是偏离事实的判断。
  用“獭祭鱼”的方式来搜罗、列举证据,无论搜罗和列举得多么繁复重叠,让人眼花缭乱,说到底,都不免有些“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意思。要想弄清楚商鞅思想是否有君主专制的性质和倾向,终究需要我们自己进到现存商鞅史料里,去实地勘探一番,仅仅把自己的步履放进前人的脚印,是远远不够的。
  从查勘商鞅思想是否有君主专制倾向的角度说,最先吸引我们目光的依据,理应是《商君书》。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用以证明商鞅是君主专制论者的证据,基本或全部自《商君书》,比如胥仕元的书。
  打开《商君书》,我们会很容易留意到,那些遍布篇中的尊君、君尊、尊主、主尊之类的句子,例如: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壹言》)
  这种对于尊君的强调,的确很容易让人产生与君主专制相近关联的想象,但是正如集权不等于专制(独裁),尊君同样不能轻率与君主专制划上等号。萧公权在书里说,“孔子‘事君尽礼’,致讨责于‘乱臣贼子’,实已暗启尊君之说。”(《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但能因此说孔子是君主专制论者么?实际上,尊君是商鞅那个时代前后思想界的基本和普遍底色,冯友兰说:
  “故尊君权,重法治,禁私学,乃当时现实政治之自然趋势。法家之学,不过将其加以理论化而已。”(《中国哲学史》上,第260页)
  这是我们考察商鞅(政治)思想,必须首先有所分辨的地方。
  对于不少初次和细心阅读《商君书》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惊讶于,书中竟然会藏有以下句子和说法: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君断则乱”、“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说,这些句子和想法就一定和君主专制思想是对立和不相容的,但看上去,它们至少不太像我们熟悉的那些鼓吹君主专制的说法啊!既然“君断则乱”,那还怎么来实行君主专制呢?究竟该怎样理解这些句子,才是最恰当合适的?
  还有《开塞》里的那句,“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主而无法,所得只是一个害字,这是把君主摆放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上?《说民》和《开塞》两篇,据郑良树著《商鞅及其学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说,虽非商鞅亲作,但作成时间很早,能反映商鞅思想。
  当然,《商君书》里数量更多,并且更容易引发后世议论波澜的,是下面这些句子:
  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算地》)
  这段话,尤其是操权、一正和立术,以及最后的“主得专其柄”,已经很有完整的君主专制的味道了。不仅是提议,而且相当具体,有可操作性。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靳令》)
  这段文字含义很深,俨然已是秦汉以后帝制模样的蓝图愿景,大有儒法合流的惊人预言和预演性质,“圣君独有之”五个字,堪称点睛之笔。
  再看《修权》里的几句话: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郑良树认为《靳令》是《商君书》原有的;《算地》是商鞅正统派学生所作,时间偏早;《修权》的撰成时间偏晚,但同样是商鞅正统派学生所作。也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商鞅思想来说,这几篇都有相当的可信性。
  从以上引述并此前叙述来看,商鞅有关君主专制方面的思想,似乎并不是那么单纯和明朗的,而是呈现出有点复杂含混的两面双向性,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自我纠缠感。因此,对于商鞅君主专制思想的评判,任何一种单向的断言和肯定,都有可能遭致与其观点相左者的质疑和火力攻击,并且能以《商君书》中的句子为证(当然也可以其它资料为凭)。实际上,如果细心阅读和体会,我们会发现,在商鞅那些看似深思熟虑并且显得有些斩钉截铁的生硬感的语气中,恰恰暗藏了几分历史的犹豫感。这种历史犹豫感表现在,商鞅一方面已经明确说出了一些看似君主专制思想的话语,同时商鞅的表述又始终包裹在一层含糊甚至隐晦中,显得有些欲言又止,没有像后来韩非那样旗帜鲜明、直言不讳的大声疾呼。除了历史时间的差异外,我认为商鞅这份历史犹豫感,究其根源在于(早期)君与法的关系,未能得到清晰明确的厘清与定位(尚处于相对两分的状态)。对于先秦法家来说,君与法的问题,是个天大的问题。到底是君大还是法大?君先还是法先?这是个终究必然会被触碰的所谓政治“天花板”问题。在此,商鞅——也不仅是商鞅——而是所有关心现实政治的先秦诸子,都有可能陷入或面临这个难题的考问(法有时又可易名为道或礼或理)。事实上,君与法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既相互依存帮助、又相互矛盾抵触的关系。这在《商君书》和《管子》中屡有明确反映和表述,如上面提到的“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以及《修权》中数次说到国君“释法任私”、“以私害法”的严重危害,都清楚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成为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思想者难以真正摆脱和根本解决的问题,——至少在观念思维的层面上,注定使他们陷入到一种艰难无解的困境。这个难题和困境,在先秦思想学术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荀子那里,以“法自君出”为结论,作了看似圆满实则草草的解答。
  商鞅和先秦法家在君与法孰大孰先问题上的困扰,让我联想到生活中人们对于人与钱关系的说法。人与钱哪个更重要?政治正确的回答当然是说人,然而事实上,在资本横行的现实世界,人却经常甚至是普遍性地屈从、牺牲于金钱的淫威。君与法谁大?我猜想在法家人士的心目中,其实是认为法更大更重要的,所谓“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如此露骨而直率的话语,其所透露的,不正是此中消息?然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法却每每屈服、乞降于君的权威。没有了君权的倚仗和背书,所谓法者,不过是一纸空文,上哪去找它的安身立命之地?
  这是商鞅们所处的两难困境。
  所以,君主专制不可不说,——不说,“将来终身倚靠谁”?——然而说多了,也都是泪。因为君主专制若得到尊崇和强调,所谓法者,也就易于成为徒供圣朝驱策的具文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就商鞅个人而言,他的命运际遇又要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他毕生只需跟秦孝公一人打交道,而秦孝公在与商鞅合作中表现出的,是千载难逢的“千古一帝”形象。商鞅与秦孝公的天作之合,曾让郭沫若赞叹不已。正是有秦孝公的存在,商鞅方能得以暂时忘却或摆脱君与法孰大孰先孰重这个政治难题的困扰(至少在观念意识和语言表述上),从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投放到与孝公共同追求的事业上。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缘,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偶然。所以商鞅无需在君主专制这个话题上,过分耗费脑汁和激情,像他百年之后韩非所表现得那样悲愤填膺、号呼不已。
  这也就是我们在迄今现存的商鞅史料中,相比(韩非)而言,较少看到有君主专制方面内容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就是为何在最近百多年里,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历史学者笔下,较少看到他们议论商鞅与君主专制关系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学者这种近似避而不谈或略而不谈的态度,显然主要是基于一种客观而审慎的学术立场。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要把商鞅从君主专制的货架上撤下来,甚至像郭沫若所做的那样,径直把商鞅划归到君主专制对立者的行列。萧公权和郭沫若对于商鞅及其思想的评判,固然各有所据,但也明显各有所偏。[2]现在我们应当明了,考察商鞅思想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有选择地只看一面,要同时两面观察。既要看到君与法相互需要、相互统合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们相互矛盾抵触、无法做到完全和谐一致的另一面。君与法的这一实际状况,必然会在商鞅的思想世界中留下它的影迹,正如我们在《商君书》中所看到的。所谓“欲往城南望城北”,自相矛盾的事物,往往才是更真实可信的事物本相。另外更需要我们注意到,然而也往往更容易为人所忽视的,是实践型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果实在历史潮流和长河中的流变,或者说其自身的反向转化。这一转化甚至还每每发生在该思想家的百年之后。从根源上说,这是思想主体自身所蕴含矛盾基因的必然的自然的结果,但与之密切有关的外部大环境的变迁,则是这一流变与转化的直接背景。商鞅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定性和评价,并不止于他的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而是跟他之后的历史,当然尤其是秦国、秦朝的历史命运密不可分,并因此被染上相应的色块。
  换言之,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实践表现和所处位置,往往比他本人的言语表述更具证明性。在此我们要稍稍返回之前说过的集权与专制的话题上。前面说过,集权和专制并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但这决不是说,集权和专制(独裁)就是不相干的两回事。恰恰相反,集权与专制(独裁)有着极其密切相生的关系。集权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母体。没有以集权为基础的所谓专制,只能是空洞的幻想和昙花一现。在中国极具特色而具体的政治发展史上,那种东方特有的集权模式,成为中式帝制最好的受孕母体。而商鞅正是这一集权模式站立在源头上的浇筑者之一。事实上,商鞅和他同时代先后的其他先秦诸子一道,包括老、孔、墨、庄、荀、韩,甚至也包括庄子,共同铸就了一条充满中国特色的、通往君主专制高冈的漫长神道。虽然他们的初衷愿景,未必一定是后世所呈现的模样,其初始意义,也不当尽作否定观,但这个局面的开拓与展现,的确是可以而且也必须追溯到他们那里的。就此而言,杨宽和白寿彝、吕振羽书中出现的专制字样,也不好完完全全看作是一种习惯说法和“笔误”。
  商鞅对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固然确实未尝多论(但也并非完全无论),然而他更主要是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了他让人侧目难忘的一席之地。
  
  
  
  2017年9月18日初稿
  2017年10月18日改定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大纲》,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册。郭沫若《十批判书》1945年初版于重庆;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先秦卷)撰于1946年,1947年出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0年完稿。
  2,萧公权写《商子与韩子》,标题虽然名字并列,然而文中写韩非的占到十之八、九,写商鞅的不足十之一、二,原因很简单,材料多寡之故。读者可以自己从该章五小节之具体论述中逐一辨识,看看作者有多少地方具体说到了商鞅?不过萧公权将商韩“并列连体”,强调其前后承袭之关系,却不可谓无益。只是我觉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薛国中教授《逆鳞集》中的相关叙述,要比萧公权说得更具体而清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85-93页)至于郭沫若对关于鞅的议论和评价,无论说得对与不对,我都认为具有不可抹煞的重要意义。只是郭沫若直接说商鞅“采取责任内阁而不主张君主专制”,恐怕就要归于诗人性质的主观飞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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