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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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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那时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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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美女 于 2018/9/12 11:04: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搬离了上海鞍山四村 30 年,毛时安仍能清晰描绘出这片他曾居住过 30 年,又离开了 30 年的区域,几栋分属不同工厂的家属楼串起了他的空间记忆。上海工具厂、新沪钢铁厂、新中动力机厂……这些工厂早已远去,留下的是大片面貌相似的行列式多层居民楼。

    很难计算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个“新村”,人们不过多讨论不同新村建造年代和背景的差异,模糊地统称其为“老公房”,一个流传度更广的称呼是三个形容词的叠加——老破小。

    摄影师宋涛、季炜煜组成的“鸟头”曾在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名为《新村》的摄影集。如今翻看,大部分的新村还长一样,五至六层的房子被绿化环绕、墙头的猫、小区里的健身设施,似乎每个楼道都会停放一辆归属不明的废旧自行车……《新村》的封套上是一连串的惊叹号——“我们当然要拍你们!我们的六层楼房!我们的散发着新鲜水泥气息的六层楼房!!我们的被飞快建造起来又被飞快推倒的六层楼房!!!因为我们就是你们!”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座城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是被敲锣打鼓送进工人新村的。毛时安还记得搬进鞍山四村的那天,“现在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六十多年,荣光变庸常。

    “9 岁前,我已经搬过了四次家”1957 年,9 岁的毛时安搬进了鞍山四村,这是上海工具厂分给父亲的房子,也是他人生前九年的第五个“家”。

    第一个家在上海打浦桥,毛时安在这里出生。1949 年,父亲在上海丢了钳工的工作,在遥远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找到了一份差事,举家迁往。“我对东北没有什么记忆,除了冷,就是一次母亲带我去哈尔滨办事,坐了一趟没完没了的火车。”

    建国后上海迅速恢复生产,大量需要工人,全家又搬回了上海,租住在老北站附近,“我还记得巷弄口有个铁匠铺,私人的,那时候还没公私合营,夜里太安静,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没等到鞍山四村的公房建好,毛时安先行转学到了四平路第二小学(今同济小学),和父亲工厂的几个学徒一起租住在附近。四平路二小在同济新村内,不同于当时为工人兴建的住宅,同济新村是同济大学教职工的家属院,这所家属大院里的小学也成为同济的子弟小学。

    “当时有很明显的一条界限,‘村内人’和‘村外人’,‘村内人’还会进一步细分,看父母是老师还是校工。踢球比赛也会按照这条界限来分队。但大体上,村内的同学比我们这些村外的要教养好、功课好,当然我是个例外。”

    入住鞍山四村前,他们还在附近农户家的柴房住过一阵,毛时安的“村外”同学有的居住条件更差。“有一个同学住的是草棚,他们家是舂米的,当时没有糯米饭,过年过节的汤团都是这样舂出来的。

    旷野中仍有战时留下的“碉堡”,毛时安有同学曾以此为家

    “还有一个男同学和他爸爸住在碉堡里,国共战争之后留下了很多碉堡,大部分现在都拆了,也有的还留着。当时那个附近就是乡村,有田地、旷野,圆圆的碉堡看起来像个坟头。他们就找了一块布帘作遮挡,住在里头。”

    “现在看上海到处都是房子,当年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旷野里还有一棵被雷劈过的枯树,鞍山中学附近还有一座破庙(萧王庙,今新华医院附近)。遇到有人过世,就能看到道士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那棵枯树下面做法事。那时候人也不讲究,夏天老太太不穿上衣,垂坠着乳房,用蒲扇扇风。小孩子哪像今天,冬天我们就用树的节垫在鞋底,在河面上滑冰。那时候的冬天很冷,到一月底河面上的冰就已经很厚了。”

    “那时,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教授曾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建国前,除了极少数工厂曾迫于早年工人运动的压力建造职工宿舍,大部分的工人和平民都和毛时安的同学一样,住在棚户区,解决住房困难是这个社会主义新政权成立初期的挑战。同一时期的前苏联也面临过同样的挑战,他们给出的方案是一个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社会住宅计划,这种五层高的小户型简易居民楼在前苏联的各个城市复制推广。而上海则特别面向工人,通过为工人造住宅实现居者有其屋。

    1951 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设委员会”,时任副市长潘汉年筹建了工人新村,以解决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曹杨新村(一村)最早建成,1002 户来自各个工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家庭被敲锣打鼓送进了这里。整个五十年代是工人新村的建设高峰期。

    毛家是鞍山四村的第一批居民,当时一家五口人被分到了一个套间。父母带着妹妹住在朝南的主卧,约 17 平方米,毛时安和三个弟弟挤在朝北的次卧,约 14 平方米。不同于曹杨新村,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但建设之初还没有通煤气。

    “那个房子有 33.8 平方米,实用面积,当时不讲什么建筑面积,而且只计算‘住人的部分’,也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什么的都不算面积。当时的租金一个月只有八九块钱,到了七八十年代涨到了二三十块。”

    鞍山四村房屋平面图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层,每层住着四户人家,左右对称,两边是如毛家一样的套间,南北两间卧室,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中间是两个单独的房间,供新婚的年轻工人居住,共用卫生间和厨房。“我父亲是七级钳工,很年轻,后来升到了八级。工具厂的车间主任也住在这里,八室,我家当时五口人,后来有了妹妹,他们家四口人,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他职位高一点有什么不同。不能说绝对平等吧,那个时候都是相对平等的。”

    “刚搬进来的那天,我觉得像是进了天堂,真的毫不夸张。红色的木头楼梯、木质的窗户外面能看到蓝天和旷野。我和父亲、弟弟一起刷了墙。现在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时,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去旧货摊淘家具是一件乐事,毛时安回忆父亲带着他们淘回来一个斑竹的书架、吃饭的方桌、写字台,慢慢拼凑,从无到有。“那个时候在舟山路、大名路有一些旧货店,现在提起来人们想到的就是淮海路的旧货商店,那个当然比较高档,我们那个时候没那么高档,就在这些地方买买。”

    “那个时候物质上是比较穷的,但大家都有憧憬,真的有种主人翁的感觉在里面。”物质匮乏年代,人们总有建造的热情。煤球炉是当时的必需品,需要打开窗户防止煤气中毒,“最开始大家都很穷,没钱做管道,后来开始慢慢用铁皮做一根管子通出去。”这种煤球炉沿用了很多年,直到六十年代开始通煤气,这在当时很“隆重”,毛时安还和弟弟自制了一个煤气炉,用旧家具改的,比正常的尺寸稍大一些,下面放碗碟,上面是灶台,一旁还有拓宽的面积可以放菜。

    新村里的“互通有无”“三室里爷叔”、“四室里阿姨”,这是工人新村的常见称呼,比王阿姨、赵奶奶的流通性更广,当时鞍山四村一个单元共有 12 户家庭,毛时安一家住在五室,他是家中长子,代号“五室里老大”。

    五室里老大还记得,七室和八室里住着相对“体面”的两户人家,七室是父亲在上海工具厂的徒弟,娶了个条件不错的太太。和动辄去旧货摊淘二手家具的毛家不同,七室结婚,整套家具都是新置办的,还有自己的收音机。

    “八室里爷叔”是工具厂的车间主任,学历较高,以前在杭州读过高中,他的太太是个护士。“用现在的观念看,他们算当时很洋派的了。以前新村里的一般爷叔、阿姨觉得他们好像很另类。当时女性一般穿短裤、汗衫,‘八室里阿姨’已经穿胸罩、三角内裤了。怎么知道的呢?她洗干净晾在内阳台,就是连在卧室里面的那种。虽不是直接挂在窗外,但人们总还是能从楼下的不同角度看到,就会指指点点。”

    “那时还没有‘隐私’这个词,听都没听过”,毛时安和新村里的孩子时常串来串去,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是附近新中动力机厂的一栋单人宿舍,特别用篱笆墙围起来。“六十年代他们厂还特别为单身职工配了一台公共电视机,前面时常围坐着附近几个新村里的孩子们。”

    毛时安的母亲患有心脏病,不工作,补贴家用的方式是帮工人洗工作服,很厚的帆布需要泡在碱水里,洗掉机油。拧干又是另一番功夫。

    新村里有一种“互通有无”,除了馄饨、饺子等家常菜,“八室里阿姨”颇有神通,“她在医院有渠道能弄到孕妇生产后留下的胎盘,这在现在讲当然不合法。但在当时“八室里阿姨”就把胎盘带回来给我妈妈补身体。虽然最后也没能补成,她还是很年轻就过世了。”作为交换,毛时安的母亲帮助八室的双职工夫妻,在他们加班的日子里照顾八室的一对双胞胎儿子。

    1952 年 7 月 3 日,两名儿童在新建成的曹杨新村散步。(图片 / 解放日报,摄影 / 汪刚)

    收集糖纸是新村里孩子的一项游戏,“但新村里不会有糖纸,糖果对工人而言太奢侈了。”毛时安还记得带着弟弟走出新村,一路沿着打虎山路、控江路、大连路、周家嘴路、商丘路,走到鸭绿江路桥(今海宁路桥),直到外滩。

    “那里游客多,那时也不讲究,吃了糖就随意仍在路边”,毛还记得糖纸收藏的详细步骤,先用温水把脏东西洗干净,特别是玻璃纸,再一一贴在厨房和阳台之间的玻璃窗上,吸干水分,从玻璃上小心揭出,“得慢慢来,很容易破掉”,得到簇新的一张糖纸,夹在书里。

    “三年自然灾害时,有一种‘绿叶奶糖’,定价昂贵,两角四分,斜条的叶子,印在波浪一样的蓝色玻璃纸上。还有米老鼠的糖纸,很多也很受欢迎,其实都是本地产的,和迪士尼没有关系,盗用米老鼠的形象而已。”

    新村里成年人的“游戏”则是楼道里一度秘密进行着的“标会”,虽然这种小规模的民间信贷被明令禁止。“每家出 15 元,抽签决定顺序,每个月集中在一户人家手里,可以用来买点平日里负担不起的物品。”毛时安记不清当时标会的具体规则,通过标会有的家庭给孩子们买到二手的冬衣,毛家则是一张写字台,还是旧货摊淘来的。“穷归穷,我们家还是有一张写字台的!”

    毛时安和弟弟从旧货摊淘来的斑竹书架旧照(图片 / 毛时安)

    坐在今天的书房里,毛时安还是能清楚地记得他对当时邻居家书架的羡慕,连借过哪些书都能记得清楚。(图片 / 毛时安)

    “要读书!”“上海工具厂是一个三千多人的大厂,我的父亲很年轻就做到了七级钳工,三十多岁就升到了八级,最高级别。和一般工人不一样,他就喜欢钻研技术,钻研文化,本身只有小学毕业,后来他自己钻研读到了高中。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就是要读书!”

    三年级时,家庭状况还可以,爸妈甚至在国际饭店为毛时安办了一次生日会,礼物是一本《儿童时代》,书里有 1956 年刚刚获得国际和平奖的齐白石,还有班超出使西域的连环画。“我自己花钱买的第一本书是《黑旗宋景诗》,三角钱,在四平路二小的地摊上买到的,讲山东潍坊的农民起义。”

    搬进鞍山四村不久,毛时安就从有着“村内”、“村外”之分的四平路二小转学,转到了打虎山路小学(今打虎山路第一小学),他家的阳台正对着这间小学的操场。后来毛时安成了作家、文艺评论家,年近七十岁的他仍能记得小学五年级的一次作文比赛,他拿到了第三名,作文在整个学区的不同学校展览,传到了四平路二小,令“村内”的那些同济子弟刮目相看。“我就是不服输,我哪里就比别人差了。”

    “五室里老大”是个读书人,“当时的四村人都知道,走到哪里我都要捧着本书看”。“八室”最让他羡慕的是书架,“今天我自己的书不要太多,书房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但我永远记得当初孩子时的那种羡慕。最开始不好意思开口直接问大人借,有一天看到八室爷叔和阿姨都不在,偷偷问双胞胎,这才顺利借到。”

    普希金的《致大海》插图

    借到的书包括《牛虻》和《普希金文集》,很多年后毛时安曾参与过一次文艺评论回忆,比较《普希金文集》的不同译本,他还是觉得八室里借到的那个版本最好,“它包括了普希金的作品、诗歌、小说、评论和年谱,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总还能记起里面的插图,普希金在皇村的一颗树下坐着,另一张是《致大海》,他穿着风衣站在礁石上,海浪拍打着礁石。”

    高中毕业,“文革”开始,毛时安被分配到了上海红旗电磁线厂工作,他还记得每天往返于鞍山四村和位于军工路的工厂之间的步行距离。“每天五点半起床,(五点)三刻吃好早饭出发。冬天的路还是一片漆黑,沿着抚顺路,走过上海铜材厂的凤城新村,穿过去是宁国路,再穿过去又是一片田野……到了 6:20,我身上开始出汗了,五角场有部队,军号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接着是气象预报,再后面是样板戏。那个时候到处借书,偷偷地借回家,夜里回家看书、抄书,找同学借,找厂里的年轻工人借,相互传。大部分书都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破破烂烂的,夏天汗流浃背地抄,冬天哆哆嗦嗦地抄。”直到今天毛时安还保留了十几本当年的手抄书,为了节约纸,字号非常小。

    “那时候青春期,也很压抑,一个人在阳台上唱歌吹口琴,《红河谷》啊、西班牙还是古巴的《鸽子》,也是偷偷摸摸借来的曲谱。口琴是八室爷叔的侄子送的,他早年从杭州来上海读书准备考大学,考完了回杭州之前,送了我这把口琴,还有甘肃甘肃师大附中的一套复习资料,那是当年教育质量很好的高中。”

    “后来这把口琴丢了,我还记得是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发生了一次大的武斗,从早上打到了黄昏,我带着口琴去学校看,混乱中就丢了。”

    “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了两次大学,成绩都很好,但政审不合格,两次都不合格,有个招生办的老师肯帮我,一直帮我推荐,一趟一趟地跑(各个部门)。后来我比新生晚一个入学,别人 10 月,我是 11 月。” 毛时安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后来的路走得顺遂,做文艺评论,加入了作协,后来成了政协常委。

    不服输的毛时安觉得自己幸运:“可以说从新村到今天,我从未懈怠过,每一次都付出了十二万分的努力。但我也清楚,并不是每一个付出过十二万分努力的人都能成功。”

    他曾为《文汇报》写过自己的高中同学昌龙,昌龙没有读大学,在宝山区为机关做摄影师,“去年,很不幸他查出来患了癌症,但他还不错,大部分新村人逐渐到了社会的底层,谁能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有能力有条件的人早就从新村里搬出来了”毛时安留在了上海,两个弟弟去了东北和安徽插队,等到他结婚时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再婚搬出,妹妹也结了婚搬去了四川北路。南北两个套间只剩下毛时安和小弟弟两对夫妻居住。“后来有了点矛盾,就找了相邻一栋同样户型的人申请‘对调’房子。”

    “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把鞍山四村的房子买下来了,原本说是‘分’给你的房子其实是租的,之前每个月要交租金的,之后住了两年,我太太的单位分房,我们就卖掉了鞍山四村,搬去了凉城四村。当时女儿在鞍山中学读书,我们每天接送并不方便,要换公交车的,后来就搬到了曲阳新村。”

    曲阳新村的“跃层式”住宅

    曲阳新村的房子并不大,只有 26.8 平方米,但房型很是时髦。“那是上海第一次有跃层,我们住在八楼,我们家是‘向上跃’的,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同一层楼对门的邻居则是相反,他们是‘向下跃’的,这样可以交错开来。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住房,新鲜极了。”

    毛时安的女儿后来考上了复兴中学的高中,毛时安特意请王安忆、赵长天、陆星儿、叶辛等作家朋友在这个跃层的新鲜房子里吃蟹喝酒。“每次‘变房子’我都叫作协的朋友一起买,有的人不大肯,我们就借钱买。”

    “我太太一辈子就有一个念想,就是住得好一点。” 1997 年,毛时安到了文化局工作,“当时已经开始卖商品房,国家补贴了我一点钱,我们东拼西凑买了龙华西路的一套公寓。再之后又换到了瑞金南路。”一路买房换房,2009 年,毛时安一家搬进了古北的一间新房,157 平方米,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书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古北开始兴建,它紧靠虹桥商务区。第一个成片开发的高档住宅区就在古北,最初这里的“外销房”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外籍员工。这里也被认为是“富人区”。

    “不得不说,有能力有条件的人早就从新村里搬出来了,还住在鞍山(四村)的人,有的可能都不知道上海有古北吧。”

    如今毛时安在古北的住房

    近几年,毛时安每隔一阵都要回鞍山四村看看,当初艳羡的八室里爷叔和阿姨一度搬离,但最后又回到了鞍山四村居住。毛时安曾居住过的那间房也被重新改造,原本南北的两个房间被分割成了两套独立的房子。曾经“不讲隐私”的新村,在南北两个房间中间砌起了一堵墙,一分为二,各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层楼,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了增加住房供应,又在原本三层楼的基础之上向上加盖了两层。1-3 层还保留了原来的木头楼梯,再往上是水泥楼梯,鞍山附近的工人新村大多保留了这样的改造痕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杨辰副教授曾研究过这种“加盖”,不像今天大多打着“旧城改造”名义的项目将原居民迁往郊区,这种改造保留了原有的居民,又增加了住房的数量,“这在经济上看可能并不‘划算’,在那个年代之后几乎再也见不到这种‘加盖’式的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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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鞍山四村(图片 / 毛时安)

    但改造的频率不断放缓。如今这些新村的 1~3 层,木头楼梯年久失修,人走过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这里靠近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创意学院曾为附近街区的公共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鞍山四村旁的苏家屯路,一棵树上出现了一颗硕大的玻璃球,这是一个感应灯,聚拢的人越多,灯就会越亮,设计者希望能通过这个作品带来社区的凝聚力。

    “但这些小修小补没什么力度”,在古北住久了,每次回鞍山四村他都有些不能习惯。“管线设施很老化,外露的电线捆起来像乱稻草,蜘蛛网还有章可循一点。停车也是乱糟糟,楼外面看吧,油漆涂得崭新,里面就黑乎乎一片,物业管理跟不上,电表箱一塌糊涂,扶梯地板都颤颤巍巍,一脚踩上去都要担心会不会塌掉。”

    尽管如此,鞍山四村的房价并不低,除了那些搬不走的原居民,外地有条件的年轻人也在此买房,“老破小”的价位相对可以负担,这是他们落脚这座城市的第一块跳板。毛时安曾经就读的打虎山路小学如今成了杨浦区重点,“学区房”是这处“老破小”的新价值。

    作图:林玉尧

    题图:stocksnap、Maxime Amoudru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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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9/12 11:16:1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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