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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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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们长大的过程,是被一点点颠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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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城美女 于 2018/9/12 11:08:0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10岁前,郑逸明和母亲生活在北京这间10平米的小屋里

    郑逸明今年 49 岁,说话的语速很慢,但不带任何口音,可能因为他的成长辗转过四座城市,北京、西安、广州和东莞。

    他怀念那个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也是一度思想最开放的时代。他认为这样的时代也许不会再到来。

    1968 年出生,郑逸明是那一代人中罕见的独生子,父母因为工作分配两地分居,他和母亲两人在北京生活了 10 年。那时他们住在由车库改装的平房里,母亲的妹妹也借住在这里,10 平方米的空间挤了 3 个人,“很混乱”这是他对当时的记忆,他至今记得文革时期北京随处可见的大字报,小学一年级被老师组织上街游行。从小,他就没落下政治活动。

    郑逸明的父亲在全国有名的部队院校西军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任教,这所学校也是郑逸明和母亲的母校。10 岁时郑逸明跟随母亲到西安与父亲团聚,那是他第一次住进了楼房,有四间房的俄式套间。学校里满是苏联风格的高耸、对称平整的教学楼。他在这所高校一直从附小念到大学,郑逸明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但衣食无忧的环境里长大,这也为他此后选择的生活方式埋下了种子。

    大学他选择了当时最热门和新兴的计算机专业,他喜欢称自己为“第一代码农”。毕业后,赶上了 90 年代银行金融业电子化,他分配到了国有银行,而后因为厌恶体制内,又出来自己打拼做生意,这段漂泊的时期他在广东买了两套房。1981 年广州和深圳是中国最早的商品房试点城市。

    郑逸明向来不喜欢面对生存压力和与之相伴的风险,最终他决心回到体制内,回归金融业。用他的话说“想想还是去靠个大树吧”,这是他做的第一次妥协。

    2006 年工作调动郑逸明来到上海,他的事业开始进入上升期。考虑到现实意义,接近 40 岁的他选择入党,尽管“丝毫不感兴趣”,但他不愿意显得“太过突兀”。

    随后郑逸明在上海天山路买了一套 80 平米的房子,这也是他在上海唯一的房产,因为他至今仍没有上海户口。由于他有两个儿子,在申请户口时,这等于是一票否决。但好在他持有人才引进居住证,他的两个儿子得以在上海读书,大儿子今年参加高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 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今年是郑逸明在上海生活的第 11 年,平日里他喜欢和朋友喝威士忌,抽雪茄,在这些聚会上永远都围着一群称他为“大哥”的人,他在一群人中显得最沉稳,但最近他正在经历中年危机。

    他现在最焦虑的是儿子。虽然自己成长在相对平等的环境中,他送儿子进入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为其创造了一道隐形的社会藩篱——阶级身份,而同样是这道保险让儿子显得不喑世事。

    郑逸明认为 18 岁的自己和此时的儿子最大的不同是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1986-1990 年正是他的大学时期,他称自己赶上了中国思想开放的末班车,他仍记得一群工科男生在校园里研读哲学政治等书籍,讨论西方民主,思考国家未来。

    但他的儿子并不理解这份情怀,郑逸明用“行尸走肉”形容如今的八零九零后。

    从世俗角度看,郑逸明算是 60 年代人里相对成功的佼佼者。他考虑以后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也许我们的这次采访能作为回忆录的素材。

    我们在上海南昌路附近的茶室进行了采访,不远处是傅雷旧居,1966 年,傅雷上吊身亡。提及此,郑逸明认为上一辈人因为政治运动和国家动荡而付出的代价太惨痛。而今这片土地仍保留着这部分肮脏的土壤,他批判和厌恶这块土壤,但他自己也是土壤的一部分。

    以下是郑逸明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在北京有大的历史事件,我都赶上了”我父母当时的家都在广州,我爷爷奶奶家也在广州,我父亲从小在广州长大。 我母亲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父母身边,她在广州生活念书,后来考到西安。 大学毕业后,她工作分配到了北京一个军工企业做财务,我父亲还在西安,他们每年就见 1-2 次,探亲假。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在那个年代也比较罕见,他们两地分居也没法照顾,等团聚的时候,我已经 10 岁了,再要的话相对比较晚了。我童年就一直跟母亲生活在北京,一直住到 1978 年,不到 10 岁。那时候军工企业的住房条件很差,我们住在车库改装的平房,一长绺一长绺的,中间一堵墙间隔开,能想象吗? 车库就是一个长方形, 中间隔开,一辆车一辆车进去,就是那样。很多同事都住在一个小区,叫工区,还编号,8 工区、16 工区,一个工区里有很多排这样的房子。

    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联排一样,只是没有多层没有楼梯,我和母亲就生活在那种地方。

    西安五七干校 图/sinaimg

    只有一间房,10 来平方,很小。很多人在这间房的外面加盖一个厨房,用转砌一下撘个屋顶, 炒菜做饭。在门外面再套一个房子,现在很多上海的一室户都是这种结构。

    当时完全没有客厅概念, 就放两张床,摆个桌子两张凳子,有个衣柜。我记得床边上摞的都是木箱子,皮箱,是那辈人才有的箱子,现在很少有人用大箱子装东西了。我母亲的表妹也在北京上班,也住在我们家。那十几个平方,住三个人,我妈,我小姨和我。我的小舅在插队,有时候回北京也住我们那儿,我可能就得睡箱子上了。

    那会儿有供水,但没有厕所, 走两排房子才有公厕。单位有澡堂, 1 个礼拜去一回,拿个盆,拿个洗澡片。 当时北京已经开始有大楼房了,我伯伯是化工部的,住在木樨地三里河老部委的楼,俄式建筑。现在还在呢,他们是楼房,当时觉得楼房很高级。

    军工企业分配的由车库改装的平房

    小时候夏天的美好记忆挺多的。家里没有电视,邻居晚上没事,大家拿个小马扎坐在外面乘凉,打扑克,吹牛。我们隔壁的叔叔就喜欢讲故事,《西游记》,《三侠五义》,一群小屁孩就坐着小马扎围着他。热的时候有人把钢丝床抬到外面,我印象中有我自己躺在那个床上看天的情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银河的,那会儿银河好漂亮啊。

    因为是单位的宿舍,邻居全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那会儿车库改装的宿舍区,楼与楼之间空间蛮大的,我们就弹玻璃球,玩沙包。我们小伙伴儿玩的很粗糙,那个时候什么都是玩具,什么都是游戏,烟盒也可以玩儿,建筑工地用的马赛克瓷片也可以玩儿。

    这个地方和雍和宫只隔了一个护城河,坐一站就到雍和宫了,再一站到和平里。在当时的北京 70 年代的城市建设,这已经谈不上中心了,因为护城河沿线就是二环了,但和石景山、通州比肯定是市区,不像王府井长安街那么繁华,但也是绝对的城市里。

    那会儿北京给人感觉很空旷,以前长安街很宽,没什么车,那是真宽啊。我经常坐的公交车是 13 路,起点站是和平里,离我们家就一站地,我们家那站是北小街豁口,一直坐到终点站是三里屯,就是我伯伯家。这个公交车从东城一直走到西城,过雍和宫、宽街,一趟车坐到底。我们周末经常去伯伯家吃饭。有时候也去附近的商圈,周末我经常记得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和平里买酸奶和巧克力。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 图/xinhuanet

    1976 年 4 月 5 号,我在我伯伯家吃晚饭,他在北京化工大学,就住在木樨地,吃完我们就去长安街了,很近,我的三个堂哥和我妈都去了。那个时候简直是吓死了,那种壮观,全是花圈,很多人在那儿抄诗词挽联。当时大家伙都抬着花圈去,花圈上挂着挽联,写着“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我骑在堂哥的脖子上,看的更高,全是黑压压的脑袋和花圈。我们大概最晚 9、10 点就离开那儿了,那天很晚就开始清场和抓人了。

    回家第二天听广播,开始批邓小平反革命,工人纠察队。班主任上课在教室里问,“昨天晚上谁去天安门广场了?” 估计也就是学校安排任务,本来就是例行公事问一下,因为都是屁大的小孩儿,我们才上1年级。我还比较傻,我说“我去了!” 老师说“你放下,放下。” 这事儿就过去了。

    那会儿我们每年都回广州过年,我妈从北京去,我爸从西安去。那个时候夫妻分居有一个月的探亲假,你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也要两天两夜,坐绿皮火车,人很多,为了省钱没给我买票。我就坐在我妈腿上,卧铺就更别想了,有座位就不错了。那景象有点像看现在的印度火车,虽然没他们那么夸张,人都扒到外面来了。那会儿我母亲一个月工资才 39.5,那个火车票就得十几二十几,很贵。

    我记得北京的供应,生活物资是保障的,就跟现在的朝鲜平壤一样。供应就是你没钱,第二即便你有钱,你买不到东西,北京当时买肉是没问题的。我妈每次回广州前,就开始买东西,制作腊肉,把做的一大坛子的腊肉往回带,红糖白糖全都是要票的。我记得坐火车时我们就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扛到广州去。每年必须一次折腾。

    那时候母亲工作不忙,很轻松,你要知道文革的时候,很混乱。我们整天游行,墙上面经常刷不同的东西,你现在去那些城乡结合部还是会看到写了很多大字的墙,我们那会儿经常是“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 “打到孔老二”, 后来就“粉碎四人帮,打倒四人帮” ,“毛主席万岁”。虽然我小,但是这种氛围我肯定是知道的。

    我母亲他们是国营企业,吃大锅饭,又是文革期间整天搞政治运动,谁他妈管生产,谁去踏踏实实做经营工作啊?大家都混日子,文革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生产,走向轨道。我爹在高校也是闲极了,没啥事。那会儿政治范围很浓厚,在北京有大的历史事件,我都赶上了。1976 年我刚上小学,在北京市和平里二小读了两年半。小屁孩儿我们整天游行,围着院子转,围着学校转,老师组织的你就去转,今天打倒谁谁,明天打倒谁谁,后天打倒谁谁。

    整天放哀乐,那年放了无数次哀乐。周恩来逝世 1 月 8 号,那年冬天我和我爹在西安过的,我住在父亲房间里,听到学校的大喇嘛,凌晨,天还黑着呢,放哀乐,宣布周恩来逝世。这事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朱德,康生全是那年死的,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也是那年,事儿特别多。

    “西军电,我们都是学院子弟”当时父母觉得两地分居也不是个事,想调动,父亲身体原因不太能接受北京风沙大,天气干燥。他在高校里面教书,当时调动去北京也不一定有高校的机会。 所以 1978 年我母亲离开了北京调度去了西安,那个时候我是小学 2-3 年级。父亲的高校有附小,附中,所以我一直在那个环境里成长,大学也是这所学校。

    我们是一个大院,教职员工都住里面。儿时的玩伴和我有非常非常长的同学经历,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们恨不得是一个班的,上大学也在一个学校,但不一定是一个系,就是这样的伙伴。

    那个年代,学校整天广播,继承了很多军校的传统。早上 5:45 有起床号,父亲的生活非常规律,一早就把我拉起来洗脸刷牙,喝一杯淡盐水就拉着我出去跑圈,跑 1000 米。要说我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下来就是那时候被他带的。

    如今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图/xidian

    我父亲在学校里起码住的是楼房,毕竟是高校,前身是军校,级位相当高,院长是大将少将之类的,当时是张爱萍直接管的。楼房是俄式建筑,我们学校很多主教学楼都是苏联的风格,吊高很高,看上去特别厚重,特别扎实。

    这个房子本来是给一家人用的一个老式套间。结构很怪,四间房,面对面开门,一个卫生间 ,一个厨房,一个厅的套间。那一套住了我父亲教研室的三个同事,年龄差距不大,孩子年龄也差距不大。我的两个发小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我爸因为两地分居,拿了间小宿舍,放了张单人床,书桌和一个柜子,有统一的灶房。对面是四口人,两夫妻带两个孩子。

    郑逸明搬到西安后和父母住的俄式套间

    后来我和母亲到西安后,我们家又分了大一点的房子,去了隔壁单元的三楼。后来又搬到校区外的套房,两居室,和上海的两室户很像。走楼梯,走上去是长长的过道,住四户人,阳台上都能看见,大家一般在那里放炉烧饭,里头有间厨房,我就在我爸的书房睡觉。

    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就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三间房,我有了自己的房间,那个时候也都没有客厅。那时候都是福利分房 ,学校起楼了。

    很长一段时间,郑逸明都睡在父亲的书房里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是在西安度过的。在北京我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到西安也是在城市的这个角落,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成长,你在院子里不出去什么都有。大学里头知识分子大多以江浙人为主 ,我小时候周围以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人为主,北方人少,本地人更少。

    当时对本地人的印象就是土,没文化,乱。中学的时候打架,西安的大势力那时候是河南人。西安一直是很太平的,日本人都没打到西安,是 1942 年那次大饥荒,很多河南人逃难来了西安。那时候火车铁路线以北的区域就是河南人聚居的地方,流氓无产者,坑忙拐骗,打架斗殴。他们穷嘛,没什么尊严,所以河南人在西安的口碑非常差,那时候教育孩子都说“以后找老婆不许找河南的”。

    街上的小混混出去装大个的,都要练河南话,打架甩几句河南话会觉得,卧槽,这东北的。打架说普通话的就没有说陕西话的有气势,你到大学外面碰到说陕西话的,更能打一点,他们碰到说河南话的,就比他们更能打一点。

    大学我考的就是计算机软件,我是第一代码农。这个专业当时热门啊,需求量大,新兴的。当时我们学校几个热门专业是通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是工科院校最好的专业。

    计算机当时很稀奇,我高中参加计算机竞赛时就用过苹果 2,当时没什么上机条件,家里也没有计算机,你得先从学校里选拔出来,你们才可能到某个地方去练习键盘。PDP11, 磁带我都见过。后来微机出来了,大三就有 286 了,那会儿很新。我们都是学院子弟,那时候教研室谁他爸买了一台,觉得可牛逼了,要了钥匙,晚上就钻到教研室去摸一摸那机器,拿着磁盘,玩儿个游戏。

    286 电脑 图/pinimg

    有两个游戏,一个是抓小偷挖金子,一个是打外星,到后期就有台湾的麻将游戏。早一代的游戏机我们都见过了,大学里头那时候很多父母到国外交流或者念书,回来就带游戏机,哇,那时候上瘾啊。

    "辞职出来我就去广州工作了"因为我父亲还是广东人,9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广东那边经济比较发达,正好我父亲的故乡东莞理工学院要请老师,我父亲想叶落归根,他在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也不算特别喜欢北方,他就回去了。

    92 年他们回东莞了,我本来在西安工作,后来也申请工作调动,因为就我一个孩子,我想在父母身边,就申请到东莞了,在同一个城市。

    其实当时已经有选择了,你要是不愿意在体制内,你也可以去深圳。我的有些同学就去深圳打工,有些在深圳的国企工作。80 年代我们计算机专业,是不愁找工作的。现在深圳的很多科技公司里,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师兄弟。

    我是去了东莞的国有银行,工作还是不错的,挺舒服的状态。银行金融电算化那一拨,需要大批的计算机人才,银行是没有任何储备的,每年有一大茬儿一大茬儿的毕业生进入银行。我在银行做了四年, 1996 年辞职。我不喜欢,那会儿 20 多岁觉得工作枯燥,没有前途,也看不惯体制内比较丑陋的东西,年轻有本钱嘛。我也是月光族,我一直都跟父母住,从来没有生活压力,辞职的时候一个月也有三四千元,自己也没攒钱。

    辞职出来我就去广州工作了,我如果不是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我也能够分房。虽然我是这个年龄,但是我没有沾到这个光。只要单位里分房就会论资排辈,看工龄、职务、年龄、婚否。我记得最近的一次,我是当时没分到的那批,我辞职前那会儿没结婚,我同科室的同事结婚了就分到房了,两室一厅。在东莞当时那套商品房 93、94 年的时候能卖 10-20 万,那我没拿着儿,后来我就跑了,不在那儿干了。

    我有自己房子是九零年代初期以后,基本在我接近 30 岁的时候,当时想着自己工作的时候可以住,就在广州白云机场旁边买了第一套,家里赞助了一些。房子 30 万,首付 12 万,每个月供 1000 多块。

    那时候上海和东莞的房价差得不远,真的不远,我 1996 年在广州买房子的时候,赶在广州房市的一个相对高点,5000 块钱一平方。 97、98 年在上海虹梅路就是 3000 块钱。 广州是走在相对前面的,因为广州、深圳离香港近,商品化很快。当时身边同龄人买房的很多,我一个朋友最早在 1992 年,还没毕业就在深圳买房子了,当年深圳真是投机者的天堂,因为当时又有股票,各种炒,什么都能炒。

    后来我自己做生意缺办公室,98 年我就在东莞买了第二套,首付几万块就拿了,房子也不贵,分期那时候很灵活很灵活的。房子不大,80 多平方,生活还是在父母家。2004 年我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就觉得要买个大一点的,我就在东莞的中心区买了 200 多平方的大复式。全家都搬过去了,三代人,大的商品房,一梯两户,小区里面人车分流 ,有游泳池也有会所。

    在 90 年代的广东,游泳池基本是住宅区标配。

    我什么生意都做过,计算机和贸易都做。我和朋友一起注册了公司,我卖过电脑,卖过软件,软件还是我们自己撅着屁股写的。现在还在的漓江明珠大酒店,像白宫一样的建筑,集酒店娱乐餐饮一体。整个那一套的管理系统、收银、KTV 点歌都是我们帮他们做的。那个工程当年 60 多万呢,我们公司就 4-5 个人。我和一个同学搭档,请了他的中学同学,还有一个做硬件的。我们有的是资源,我们就等于总包一样,什么都干,有的部分就让认识的同学来实施 。

    我也卖过民品快消品,也做柜台,什么都做。当时有人脉,看什么挣钱就做小生意。后来自己思考了一下,我们确实不算成功的,因为没有清晰的主脉络,一边玩儿一边做事,只能说赚点小钱。我们不是做纯的上游,实际上是在做下游的一个个项目,做酒店管理的项目,我们这样的做法纯粹是靠人脉,因为当时东莞开了很多娱乐城和酒店,我认识的朋友多,朋友介绍就帮他做。

    后来我们发现在广州深圳这样的 IT 重镇,人家已经非常系统化了, IT 公司就是那时候成长起来的。他们价钱很低,利润很薄,我们没有他妈的 40-50% 的利润我们不做的,他们 20% 就做了,他们要冲量。我们还会碰到综合路线的问题,他们已经很套路化了,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我的优势是本地化,我在银行期间认识了很多朋友,但毕竟不是一个市场。 像财政局的单子一台电脑我卖 2 万 5,我成本才 7000,后来这种不对称被消除之后,就不是个方向了。

    “别人跟我说,‘这个位置最好入党’”后来我就回到半个体制内,又回到金融圈了。我性格如此,不愿意去承担那些生存的压力,因为你有生存压力,你做事情也不能够专注,后来想想还是去靠个大树吧。

    我 1992 年到东莞,2006 年我父亲去世,正好那年在上海有个工作机会,我就来了,所以其实我在四个城市都辗转过。

    相比起来,东莞的生活条件比上海好多了,我们东莞的小区相当便宜,60 万,3000 (元)一平方,小区里已经有露天的大泳池了,还是拐弯的,还有室内的恒温池,广东的小区很少没有游泳池。

    我在东莞活得很滋润,每天花天酒地,工作上我的能力就足以应付,而且已经做的不错,自己也买了大房子,有车开,也管了几十号人。我反正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交往的也都是当地中上的人。

    东莞 图/pinterest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极其不适应。我们单位同事说一起租房子,我问“有会所,有游泳池吗?” 人家说:“难找 ”。

    我的住房期望值是一点点,一点点下降啊。

    那时候住在上海的宿舍,公司帮我租的商品房,我那会也是高管嘛,挺大的三房两厅。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救火,公司很多人离职自己创业,公司可能是抽干了。后来来了很多骨干支援,当时就先租了那个小区里的两套房,一套四房两厅,一套三房两厅,后来陆陆续续他们阶段性的完成任务就撤走了,最后剩下我一个了,留守在一个三房两厅里,算起来我一共在那里住了两年。

    后来我还在古阳路租过一年房子,紧接着是交通路,火车站附近。

    正好那会儿工作需要让我入党,也开始研究党史,因为这个职务确实已经需要升党了,“这个位置最好入党”,这是别人跟我说的,基于一种世俗的角度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当时其实对它没丝毫兴趣,当时说入就入吧,反正这有现实意义嘛,省得那么怪异,我不愿意太过突兀了。

    入党之后就索性看看党史相关的书,党史纯粹是越看越好玩。我们小的时候受过这些教育,农民的忆苦思甜,以前饭吃不饱,我们当时立志要拯救生活在美帝国主义中,水深火热的劳苦民众。就像现在朝鲜的教育局说,只有我们这里最幸福,有一本书就叫《我们最幸福:北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所以我们长大的过程,是被一点点颠覆的过程。

    直到 2009 年我才定下来要常住在上海,就在天山路买了一套房。因为在体制内,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就说可能要我在这长待了。因为小孩也大了要念书了,两个男孩子长期不在我身边也不好,就决定全家搬到上海了。

    我的户口没在上海,所以我只能买一套房子,没有户口是因为我有一个重要指标不合格,当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我有两个儿子,当二儿子出生所有的事前证明不够的情况下,上海市是不给你的,这类似于一票否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票否决的。

    我现在也还没腾出精力想再去试试,因为首先我关注的是我大儿子考大学,考大学不受影响,既然他不受影响,能在上海考大学念书,那对我来说有没有户口就无所谓了。

    两个儿子的户口都没有在上海,但是上学不受影响,因为我是人才引进的居住证。但是现在不分了,现在就是积分制。

    图/lawyerfw

    之前考虑到要离儿子的学校近,我们一家人就在闵行租了我朋友的房子,然后把天山的房子租出去,再用收的房租付这边的房租,还有多出来的,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天山的租客大部分是外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那一片环境好,在苏州河的南面,挨着地铁二号线,交通非常便利,一些外企会给他们的员工住房补贴,他们就会出来租这种房子。

    “我骨子里就挺厌恶这种炒作的”我 2006 年刚来上海,没事我就晃荡到那个售楼处去看一眼,问“现在多少钱?” ,“一万七,一套房子三百万,” 我想他妈的有病啊,这么贵,因为在广东那会儿才几千块钱。

    我是 2008 年在天山买的房子,因为离我单位近,那时候天山已经两万了,那房子两万买下来后就没有低于这个价钱过。当时考虑自己不太喜欢上海,说实话,因为我很喜欢广东的生活,没打算长期待在这,所以当时买房子只是作为一个且战且走的策略,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做个小投资,所以就没奔着大户型去。

    如果我是一个非常执着或者非常敏锐的投机者,刚来上海的时候我是有能力,或者踮着脚尖我是可以参与炒房的。

    最早发财的那些人基本都是这样,因为两成首付,你可以放五倍杠杆,什么都可以,因为我骨子里就挺厌恶这种炒作的,我尤其不喜欢那些中介。我来上海之后基本上就是卖方市场,我虽然知道它是个现实,但是我特别厌恶,因为地产从事者,说白了,骨子里挺歧视的,他在我面前牛逼呵呵的,那我极其不能容忍,恼怒嘛,我就走了。

    当时并没有限制,我实际上可以买相邻的两套房子。我是有能力交两套房的首期,并且月供两套房,但可能我的工资供两套房之后,手里只剩两千块钱了,我肯定能活得下去,但是2000 块就意味着我没法喝酒、没法抽雪茄了,我不会想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对金钱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烈,日子也能过,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搞成那个样子?我一直在选择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来处置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孤注一掷、不管不顾的去选择一个可能承受不了的后果。我也不至于像压大小一样恶狠狠的扑上去买把大,等着人家开。假设当时我这么做了,拿了两套房,现在回头去看是赚大了。但是如果当时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的工作出现了波动,会搞得我很狼狈,很狼狈。所以我不会后悔,因为当时只能做出这样的决策,我认为是理性的决策。

    那个时候买房,觉得房价大趋势可能还会涨,但一直用房价继续吹这个气球来维持经济体,以后会带来非常大的危机。你想象一下,如果系统性风险爆了以后,在国内是消耗不了的,绝对消耗不掉,因为这已经成功的把银行绑进来了,把老百姓也成功的绑进来了。

    当它一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香港的房产空盘,你买一套房子,不但房子没了,你还无端端的生出负债,这是非常鲜活的例子。1997 年我们在广东,跟香港那边的交流太多太多了。 那一波香港多少人被打成赤贫,多少人跳楼。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图/mailstar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必然有人买单,我们担心的也就是很多东西是要我们的孩子去承受。从历史上讲,有流血的权利更迭,皇上换个姓,伴随的是全国性的大的动荡、混乱、死亡、流血,财富的再分配,很血腥。但现在可能不会那么血腥,但是你会承受一个比如说高速发展后的大萧条,比如说现在的日本。

    从宏观上看,大问题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极度不均衡,资源配备不均衡,地产只是经济发展的折射。一个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地方是人们愿意去的,那你们觉得这意味着什么?起码意味着以后在这种地方生存竞争会越发的残酷。

    美国人一生迁徙,会换很多地方,因为美国最北边的西雅图,有高科技,微软、亚马逊、波音,德州有军工、火箭,西海岸有硅谷和好莱坞电影产业,东海岸有金融,迈阿密有旅游度假、迪斯尼。这说明人家很多地方可以生存,很均衡,或者说并不是那么倾斜,中国?现在但凡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人, 除了北上广深 ,你还有选择吗? 你没有选择的啊。

    “中年危机”我觉得中年危机现在是推后了,中年危机最严重的肯定不是四十岁,或者对于我来说肯定不是,接近五十岁的时候会有些危机。危机来自方方面面,各种焦虑,你的事业也到了天花板了,孩子都长大了,你要操的心也多了。他未来的走向,他的教育,他的性格养成,这些东西都得考虑。

    我儿子今年高考了,放完暑假就该上大学了,就在上海。我最焦虑的就是他,我们再往宏观里讲,最焦虑的是整个社会。中国的社会不健康,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头,他的成长,他的未来还是挺令人担心的。

    比如说我认为这一块土地污染非常严重,我就不可能在这地方种菜,或者说我即便在那种菜,我做个无良商人卖给别人,我不能自己吃吧,你明白这道理吧?在一个不好的土壤里头,你不可能期望它种出优质的产品。

    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我觉得三观很正的小孩,他如何适应?他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些痛苦。比如不公平,制度性的不公平就是你生意做大了之后你必须依附一些权贵。依附权贵这是必须的吧,就像那个“国民老公”一样,他一直那么高调露面宣扬着他不正确的价值观,还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那最后他们家可能要遭难,那你说这给人家竞争会传递一些什么东西?

    图/bwbx

    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一定的不公平,但是至少在西方可能有一个充分的自我选择的权利,而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多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焦虑我儿子读什么专业,最好是看他的兴趣,但是我家小孩可能家里人照顾的多,他现在没有强烈的自我想法。就需要我要帮他去选择,那我站在哪个视角帮他选?

    抛开兴趣,那我会找一个我认为未来有发展的,或者说未来不愁生存的专业让他学。那他能不能学出来,这本身是我的一个焦虑点。学出来之后,想想我每天的工作环境中,在体制内所碰到的这些所有的糟心的事,他是不是以后也会碰到?这些东西他能不能够去正视,这不都挺令人焦虑的吗?

    我一个好朋友,以前他是开船厂的,他儿子中学就送出去接受美国教育,很独立的一个小孩。他每年回来就自己订经济舱的票,因为我们有朋友在东航,想着这种国际航班那么远,那哥们就说,把你儿子信息给我,如果头等舱没满的话,我帮他升到头等去,不要钱的。他爹跟他说了,但他上飞机就没去找人家,因为他很不屑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很好,没有白在外头待,像我们?这种便宜不占王八蛋啊,对不对?这种钱我凭什么不赚,我不赚也会被一帮狗日的赚了,其实现在中国人就是这种心态。我们身在其中但也知道它很肮脏。那你说这种事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焦虑不焦虑,你怎么教育他,让他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法则去生存。

    骨子里头我是很鄙视这件事情的,但他要想混得好,那就得跟我的价值观不一样,这我太清楚了。那我就得教他投机取巧,去插队,去给人拍马屁,对生存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一个品德和性格来说,我把儿子教成这样,我心里是很过意不去的。

    我 18 岁和我儿子 18 岁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至少我们那会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还是蛮低,自己心中有那种骄傲和所谓的使命感,他们这一代是没有的,他们很虚无,就像行尸走肉。

    我问儿子你想干点啥,他说啥也不想干,就打游戏。我跟他说“你打游戏,这他妈的是一个失败者的选择啊。” 他理解不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我说你知道你在这打游戏,跟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杀马特,你们俩干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在这个城市,在这样的家庭里,你和人家有什么区别?他没回答我,他想不明白这件事。

    游戏,我觉得它就是个精神鸦片,那跟吸毒有啥区别啊?你跟进传销组织,或者进一个邪教有啥区别?

    图/lds

    他对世界和社会都没有认识的,他还不知道阶层呢。他觉得现在得到的这些事情是天经地义,不付代价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他同龄人也都这样,他在上海的中学同学家庭条件都不差。

    不像我们小时候,所有同龄人都是一个阶层。我们那会最好的一点是“一切皆有可能”,因为那会权贵阶层毕竟是一个特别小的圈子。我见的阴暗面少,我成长的环境也相对纯洁,在学校里大家较劲的都是学习好不好,至少我们没有比谁家更有钱。我们小时候鄙视金钱,我们很讲义气的,我兜里有十块钱,我们三个人最后一起花了。我们就是那样成长的。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小孩从小他们的阶级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圈子也固化了,什么样家境的孩子跟什么样家境的孩子玩,富二代跟富二代玩。有一些人相对浮躁,就会踮着脚尖去做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也看到过很多因为这样摔跟头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说这事不值得焦虑吗?

    我觉得这种焦虑跟我的成长,跟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总觉得做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意义。但我儿子问为什么生活要有意义?我说人的头不由你自己做主,尾也不由你做主,中间这个过程很重要,你总要让它过得有意思,精彩,趣味一点。至少我觉得你不要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至少你要清楚这件事情,明白了你可能会觉得人很渺小,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也总比你像傻子一样好。万一摊上事了呢,你也得知道是怎么回事。

    总的来说其实我是对这个国家信心不足,现在的社会及其不健康,起码在现阶段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光明的未来。脑袋聪明的,精英们都走了,去国外了,就这样一茬一茬的把最好的刮走,这个地方剩下的是什么呢?这才是大焦虑啊。

    “你只要还在这个土地上,人人都逃不过去”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思想开放的末班车。我们从小是被洗脑的那一拨,我们赶上过很好的日子,赶上过思想上最开放的时代。那会儿没什么禁忌,我们什么都会谈,什么都可以说。

    我们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认为自己是未来的顶梁柱,以建设美好国家为己任,忧国忧民。还会为这种事情伤脑子,还会去想一想我希望国家怎么办,去思考政治制度。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建国 1949 年开始,一开始冲击的是一些社会精英,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知识分子,冲击到 1966 年。1966 年到 1976 年这段时间全民被冲击,被压制,生活在恐惧之中。1976 年后,1978 年到 1989 年这十年时间,是在强烈压力下突然的释放,释放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空间。你看我们那会儿上学,不管你是不是真懂,起码大家都会去翻翻哲学、政治以及历史方面的书。

    我记得我买了一大堆什么叔本华、萨特、尼采的书。我买这些书不一定看得懂,我翻了翻看睡着了,但这是个氛围,你知道吧?那会儿我们集体的记忆是我们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河殇》,很出名,那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挺深刻的反思。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奴性,就是现在的二元社会,有个主子,在底下当奴才,奴才实在当不成了,反正要去做主子,也只有这两个。

    叔本华 图/sinaimg

    大学里政治老师上课,在的大阶梯教室里。大学不都有大学政治课本嘛,他说:“后来的同学去把后门锁上”,他把前门一关,说“今天咱们不说这个”,他就讲西方的民主。那会大学里氛围特别开放,我们还是个理工类学校,全是一帮理科男。

    其实你说我们的思想能有多成熟不可能,因为没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只是有一个关心这个国家未来走势的一个心。现在八零、九零后根本找不到这种。这种关心来自哪里?我们从小受我党的教育,政治活动我们都没落下,我从小学一年级入学,归属于某一个组织了后,我们就游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去游行,打倒“四人帮”我们去游行,我们充分参与到每一件国事里去了。

    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为了这个事付出的代价太惨痛,太惨痛了,读了真实的共和国史之后你仔细去捉摸和想象,那真是震撼极了。老毛任上 1949 年以后,有数据说是 600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你想象一下多么可怕。土改一件事情打土豪、分田地,杀了 200 万人,200 万人可能就是一个小国家的人口,这多么可怕。都是精英聪明人,有知识,吃苦耐劳才会攒下这些家业,那些盲流最后把他们合法的抢了,很邪恶。

    全国那种情景,人都癫狂了。你说稍微有点心智的人,当时有我们这样知识面的可能比例太小,但你想象一下,旁边都是一群疯狗一样的人,跟打了鸡血一样跟你说“你是什么样,你是什么样”的感受。想象一下那些知识分子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恐惧中才会自杀,就像老舍,多么乐观、多么诙谐,就住在这前面的傅雷,什么样的恐惧和绝望他们才会自杀,这事情难以想象,没有人去清算。

    傅雷 图/sinaimg

    现在价值观的引导变了。你不需要开口,你不能有政治诉求,你不能有宗教诉求。随着科技手段先进了之后,它的控制会越发的严格,越发的有效。那人的精力往哪宣泄呢?为什么说一个社会是堕落的社会,就像古罗马为什么最终堕落了,其实是没有精神支柱。所以在西方才有宗教作为一个社会稳定的维系。世俗的政府去管理日常,在精神领域有东西去填充。

    在中国精神领域是没有填充的,所以大家都在找各种组织,一个群、一个爱好都能成为一个组织。这个事情在国外没有那么严重,它一定是发烧级的朋友才会混圈子,就是你爱这样东西到了某种层级才会有圈子,但我们不是,我们初入门槛就要去混圈子。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各种聚会、各种凑在一起,大家都挺空虚的。你看现在小学同学都经常聚会,大家一定要找一些东西把我们维系在一起,小学同学其实大家可能社会阶层和视野都不一样了,但就是要凑在一起。他找出那一点点激动来都好了,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很腐烂的体现。

    我同龄的有些人就彻底回避这些事,不去思考,不去想,我过我的日子。比如说我有个同宿舍的兄弟,他是外企里的中坚力量,还有同学在科技公司做项目经理,从来不关心这件事。这里面有很大的危机,我们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时代,纸醉金迷的时代,所有人什么都不想,最后只会遇到更大的灾难,并不能躲过。

    历史一直循环往复,一个循环两三百年,你要知道我们的循环都是流血的,以死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为代价的,你只要还在这个土地上,人人都逃不过去。

    作图:林玉尧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郑逸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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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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