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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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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70年代很多家庭难以承担给家里小孩买作业本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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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仔 于 2018/11/27 12:30:4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书《日暮乡关》中揭示了这个史实,“当当”网中那本书的销售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35784.html(点击这个网页上,该书的封面小图右下角黄色的“免费试读”按钮,就能在新页面中试读该书最开头几个章节的部分内容);现将那本书的第二“章”(第二辑)中相关的两个小节摘录在下面:

粉笔旧事

   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当银幕上出现老教师向魏敏芝移交粉笔的画面时,身旁的儿子惊呼:不会吧?粉笔这么宝贝!我未做声,心里却说:孩子,你哪里了解过去啊!
   我念小学时,正是70年代前期,乡下很穷。寻常人家,平日难得吃一次白米干饭,霜前没有鞋子穿。学校里的课桌,是两摞土坯上架块木板,凳子须学生自带,不带就站着听课。除了练习簿、铅笔与橡皮,其他文具,学生是绝对没有的,铅笔刀一班一把,由教师掌管。
   儿童天性,喜欢写写画画。写画在哪儿呢?纸极金贵,自然舍不得。地上易被人踩掉。最好是门上、桌上、板凳上、黑板上、未粉刷的墙壁上。因此需要粉笔。何处觅粉笔?只有拣粉笔头。偶尔拣到一截粉笔头,欢呼雀跃。
   但粉笔头毕竟不经用。终于,有段时间,学样里爆发了“购粉笔热”。
   一天晚上,我对父母说:我想买粉笔。父亲眼一瞪:买那干啥!我说,全班四十名同学,三十五人有了。父亲沉默了,他一向爱面子。稍后他问:多少钱一包?我答:一毛一。他立即眉头紧锁。这是两块月饼或一盒“大铁桥”香烟的价钱。还是母亲心软,她说,下个月吧,等买回盐和煤油,给你两个鸡蛋。
   好不容易熬到那一天。我怀揣两个鸡蛋,兴冲冲地赶到大队的代销店。营业员是位大胖子,他将鸡蛋放在手上掂着。那时收少量鸡蛋不称,全凭营业员的观感与手感定价,按大中小,分七分、六分、五分三等。我紧张地盯着他,心跳得厉害——我的两只鸡蛋都不大。果然,胖子说,一毛。这意味着买粉笔尚差一分。我苦苦恳求,同行的小伙伴们也都帮着讲好话。但外地来的大胖子丝毫不为所动,他用我们听来觉得很古怪的口音说:就是一毛!
   无奈,只好口袋里捂一上午,中午带回家。母亲愁眉苦脸:怎么办呢?没有鸡蛋了。其时我家只养四五只鸡,因缺粮食喂,鸡下蛋也少。母亲撒了一把稻子,将鸡们唤到跟前,挨个抱起,摸它们的屁股,最终还是摇头。后来她想了个主意,去隔壁三娘家换了只鸡蛋。这只鸡蛋看来能卖七分钱。哦——我欢叫一声,拿起鸡蛋就跑。谁知乐极生悲,脚被石头绊了一下,摔了个“狗吃屎”。我顾不得胳膊、膝盖疼,赶紧摸口袋——完了,一手蛋黄。我嚎啕大哭起来。母亲飞奔过来,气得满脸通红,扬起手,想扇我耳光,可快到我耳边时,又硬生生地收住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咽着说:唉,穷人家,怎么就这样倒霉呢?……
   终于买回粉笔,是又过了一个月之后。随即,我家里里外外,出现了许多标语,比如,“柴房重地,闲人免进”,“厨房重地,小心防火”,“这是我的床”
等等。我度过了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
   ……(中略)

白纸忆旧

   纸这东西,我在上学之前,见得很少。正儿八经的白纸,山村里是绝对没有的;就是废纸、破纸,也是稀罕物。村人方便后,均用树叶、石子、土疙瘩擦,至于纸,想都不敢想!
   直到上学之后,领到课本,我才首次见到像样的纸张。我兴奋得两眼放光,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捧起课本,贪婪地闻着它的芬芳。
   那时读书,每年学费壹元伍角,但作业本须自备。这对不少人家来说是个负担。同桌的大泼常常是老本子用完了,新本子还不知道在哪里,要挨老师训斥。不过,人一急,点子也就有了,大泼买不起新本子,便在老本子的边沿做作业,边沿写满了,就用橡皮将以前的作业擦去,再写上新的作业。最初,老师对大泼的行为不能容忍,三天两头地在课堂上批评他,但日子一长,也就默许了。尽管如此,大泼仍然未能坚持下去,二年级没念完,就回家种地去了
   小学毕业以后,经过一番努力,我接着上初中。这时,我的作业用纸也开始紧张起来。一是初中的作业比小学的多几倍,尤其是数理化,要演算大量的习题,特费纸;二是初中的学费也相对较高,加上还得购买学习资料,家里的经济有些撑不住。不过,父亲终归是能干的,他想了一个绝招儿。当时,村里办了一家鞭炮厂,经常收购废旧书刊制鞭筒子。父亲把书刊的封面、封底以及扉页撕下来,装订成册,便成了很好的草稿本子。这种本子,在我三年初中、两年高中的学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及至我考上大学,它才功成身退……

“当当网”上对作者江潇的介绍是:“江潇:本名江月胜。安徽省潜山县人。初习哲学,后学金融,再攻证券。主要作品有散文集《远去的牧歌》、《在高楼与菜地之间》和财经专著数本。”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8/11/27 13:29:10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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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2:42:44    跟帖回复:
       沙发
    楼猪你知道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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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4:21:48    引用回复: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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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4:45:14    跟帖回复:
       第 4
    六七十年代需要额外买课本吗?发的作业本都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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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6:34:54    跟帖回复:
       第 5

    70年代的亲历者说当年很多同学经常在考试时完全公开地作弊[转贴]

    大家请看下面这篇,文革的亲历者——山东省临沂市第七中学的语文老师高冠农写的,回忆当时自己读高中的情况的文章:

       标题:“文革”中上学;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期刊式丛书——《老照片》的第四“期”、第四辑;《老照片》的官网的一个网页上有那一“期”的封面图和目录,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lzp1996.com/wqyd/20100120/238.html

    我买的是五辑一本的《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


    右半边是那一辑《老照片》的封面



    这张照片的顶部写着“砖埠中学通讯专业班第二期学员毕业留影——1976”(“砖埠中学”位于临沂市沂南县的砖埠镇)

       这张照片是1976年我(3排左3)高中毕业时和老师同学的合影照。每当看到照片上“通讯专业班”的题字,我总要想起在那古怪年月里度过的两年高中生活。(楼主批注:文革时期的1966年到1977年,我国实行的是“五四”学制,即小学5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而不是“九三”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我们那一届是推荐上高中的。(而不是考试上高中,不是“考取”高中的。——楼主批注) 在我的记忆中,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只在刚入学的时候正式发过一次书,后来几个学期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各人从前几届毕业生那儿借来的。当时还发过一本英语书,但一次也没学过,原因是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外语老师。开始的一年,学习似乎还算正规,但绝没有现在中学生起早睡晚的紧张。除了课本上的几道题外,课外资料一点儿都没有,晚自习是不上的。考试大都是开卷,允许同学商量。有时学习好的做完了试卷,学习差的要过来就抄!学习好的没耐心等,嘱咐学习差的几句,让他抄完一块交上,就走出教室。往往一张试卷张三传李四,李四给王五,周游一圈后,全班就有十几份(有时会更多)对错一致的试卷交到了“监考”老师的手里。老师无可奈何,学生心安理得。(楼主点评:作者他们当年的这种完全公开地作弊、抄袭的行为应该是发生在当年他们的那些闭卷考试中。学习好的“好生”提前离场时交代抄他卷子的差生等一下帮他一起交卷,就是说,好生提前离场后就不会再回考场了,好生不是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场的。当年的监考老师为什么会允许考生不交卷就离开考场而一去不返,为什么对考生这种“进行在历次考试中占少数的闭卷考试时都不肯不查书地自己答卷子,而是完全公开地作弊、抄袭”的行为“无可奈何”?)
       不久,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常常都是在别人上课的时候,我们被组织起来排练节目

    练好了,就步行十几里路到村里演出。每次演出结束后,大都在大队部或村小学吃上一顿不花钱的饭,一般是吃锅饼,就肉熬大锅菜,有时还吃锅贴、小米或面条加蛋汤。这对我们这些吃瓜干煎饼,喝玉米糊糊长大的农家孩子来说,就是难得的美餐了。等我们赶回学校后,已经快半夜了。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有演出任务的同学,明天的第一节课可以不上。我们很得意于这种“最惠待遇”,往往都是睡到第二节课快下课时,才打着呵欠走进教室。
       可能有人会问,照片上第二排那两位既不像老师,更不是学生的老人是谁呢?是校工吗?这你可太小瞧他们了。他们是公社专门派到学校来的“贫管会”的代表,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那时候上级号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管会”的权力可大啦!学校里无论要干什么事情,校长都得首先向他们请示,听取他们的意见;每次开会,坐在主席台正中间的就是“贫管会”的成员
       从上一届开始,学校就学习辽宁朝阳的经验,实行开门办学,面向农村,培养专门人才。到了高二的下半年,我们就不上文化课了。学生分成了三个班,分别为机电班、兽医班和通讯班。……(略)
       机电班的任务是由物理老师指导学生学习拖拉机的维修和驾驶技术,兽医班则由一名数学老师指导学生给牲畜看病治病。至今我都不明白数学老师怎么也懂兽医,真是时代造就人才了。我们通讯班呢?当然主要是搞写作了(楼主批注:这里的“通讯”指的是“新闻通讯”)。短期的理论学习后,语文老师带领我们背起行李卷儿到一个离学校八、九里地的山村搞社会调查。一位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村“学大寨”的经验和今昔变化的大好形势,我们都认真地作了记录。其实,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到山上劳动——搬石头、垒“大寨田”。村里还专门找了个人给我们烧水炒菜。我们男女二十几个同学在一起劳动,收工后围在一起啃煎饼卷,不用看书,不用动脑,整天嘻嘻哈哈的,生活倒也快活
       这样干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学校。老师要求学生每人写一篇广播稿,还发了专用的稿纸,说是要向县广播站投稿。我们都写了。但我们谁都没有听到自己的稿子被采用的消息,不禁怅然。也许,老师根本就没向广播站投稿。
       一天,一位记者来到了我们学校,说是要拍一张通讯班学生走出校门采访的照片。于是,老师找了我们七、八个人拿上笔记本,来到学校后面的果园里。我们围着一位白发老农,摆出采访记录的样子。记者拍完就走了,照片拍得如何,我们谁也没有见到。后来听说(仅是听说而已)那照片被送到了县里,放进了教育局办的学校“开门办学”成果宣传栏里。没想到我从小没进过县城,照片倒先去了
       以后,我们全校师生又多次到一座山上开过荒,整出了五、六亩学校“学农”实验基地,还和公社“战山河”兵团的青年们一起挖过沟。只是这几次劳动我都没有出力。因为我是学校的播音员,每到一处工地,我都要安高音喇叭,接好收放机,然后对着麦克风读各班学生写来的小诗或表扬稿,放革命歌曲为大家加油。
       说起这些,现在的中学生听了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两年的高中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每当想起那段经历,我都会感慨万千,为白白流逝的岁月而惋惜,更为宝贵年华的虚度而痛心。今天,经过奋斗,我终于拿到了大学的文凭,内心的缺憾得到了些许补偿,但我总感到我们失去的太多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无法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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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6:59:3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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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8:48:0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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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TB58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9:19:49    跟帖回复:
    8
    还好,那时学生作业很少,政治方面的东西更少,若向现在这样的话,98%以上的孩子都念不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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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19:35:54    跟帖回复:
    9
        楼主所讲的,是事实,毛时代,差一分钱,买东西,作为售货员的,是铁石心肠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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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20:28:32    引用回复:
    10
    转至第5楼第 5 楼 沙田仔 2018/11/27 16:34:54  的原帖:

    70年代的亲历者说当年很多同学经常在考试时完全公开地作弊[转贴]

    大家请看下面这篇,文革的亲历者——山东省临沂市第七中学的语文老师高冠农写的,回忆当时自己读高中的情况的文章:

       标题:“文革”中上学;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期刊式丛书——《老照片》的第四“期”、第四辑;《老照片》的官网的一个网页上有那一“期”的封面图和目录,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lzp1996.com/wqyd/20100120/238.html

    我买的是五辑一本的《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


    右半边是那一辑《老照片》的封面



    这张照片的顶部写着“砖埠中学通讯专业班第二期学员毕业留影——1976”(“砖埠中学”位于临沂市沂南县的砖埠镇)

       这张照片是1976年我(3排左3)高中毕业时和老师同学的合影照。每当看到照片上“通讯专业班”的题字,我总要想起在那古怪年月里度过的两年高中生活。(楼主批注:文革时期的1966年到1977年,我国实行的是“五四”学制,即小学5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而不是“九三”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我们那一届是推荐上高中的。(而不是考试上高中,不是“考取”高中的。——楼主批注) 在我的记忆中,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只在刚入学的时候正式发过一次书,后来几个学期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各人从前几届毕业生那儿借来的。当时还发过一本英语书,但一次也没学过,原因是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外语老师。开始的一年,学习似乎还算正规,但绝没有现在中学生起早睡晚的紧张。除了课本上的几道题外,课外资料一点儿都没有,晚自习是不上的。考试大都是开卷,允许同学商量。有时学习好的做完了试卷,学习差的要过来就抄!学习好的没耐心等,嘱咐学习差的几句,让他抄完一块交上,就走出教室。往往一张试卷张三传李四,李四给王五,周游一圈后,全班就有十几份(有时会更多)对错一致的试卷交到了“监考”老师的手里。老师无可奈何,学生心安理得。(楼主点评:作者他们当年的这种完全公开地作弊、抄袭的行为应该是发生在当年他们的那些闭卷考试中。学习好的“好生”提前离场时交代抄他卷子的差生等一下帮他一起交卷,就是说,好生提前离场后就不会再回考场了,好生不是以“上厕所”为借口离场的。当年的监考老师为什么会允许考生不交卷就离开考场而一去不返,为什么对考生这种“进行在历次考试中占少数的闭卷考试时都不肯不查书地自己答卷子,而是完全公开地作弊、抄袭”的行为“无可奈何”?)
       不久,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常常都是在别人上课的时候,我们被组织起来排练节目

    练好了,就步行十几里路到村里演出。每次演出结束后,大都在大队部或村小学吃上一顿不花钱的饭,一般是吃锅饼,就肉熬大锅菜,有时还吃锅贴、小米或面条加蛋汤。这对我们这些吃瓜干煎饼,喝玉米糊糊长大的农家孩子来说,就是难得的美餐了。等我们赶回学校后,已经快半夜了。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有演出任务的同学,明天的第一节课可以不上。我们很得意于这种“最惠待遇”,往往都是睡到第二节课快下课时,才打着呵欠走进教室。
       可能有人会问,照片上第二排那两位既不像老师,更不是学生的老人是谁呢?是校工吗?这你可太小瞧他们了。他们是公社专门派到学校来的“贫管会”的代表,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那时候上级号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管会”的权力可大啦!学校里无论要干什么事情,校长都得首先向他们请示,听取他们的意见;每次开会,坐在主席台正中间的就是“贫管会”的成员
       从上一届开始,学校就学习辽宁朝阳的经验,实行开门办学,面向农村,培养专门人才。到了高二的下半年,我们就不上文化课了。学生分成了三个班,分别为机电班、兽医班和通讯班。……(略)
       机电班的任务是由物理老师指导学生学习拖拉机的维修和驾驶技术,兽医班则由一名数学老师指导学生给牲畜看病治病。至今我都不明白数学老师怎么也懂兽医,真是时代造就人才了。我们通讯班呢?当然主要是搞写作了(楼主批注:这里的“通讯”指的是“新闻通讯”)。短期的理论学习后,语文老师带领我们背起行李卷儿到一个离学校八、九里地的山村搞社会调查。一位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村“学大寨”的经验和今昔变化的大好形势,我们都认真地作了记录。其实,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到山上劳动——搬石头、垒“大寨田”。村里还专门找了个人给我们烧水炒菜。我们男女二十几个同学在一起劳动,收工后围在一起啃煎饼卷,不用看书,不用动脑,整天嘻嘻哈哈的,生活倒也快活
       这样干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学校。老师要求学生每人写一篇广播稿,还发了专用的稿纸,说是要向县广播站投稿。我们都写了。但我们谁都没有听到自己的稿子被采用的消息,不禁怅然。也许,老师根本就没向广播站投稿。
       一天,一位记者来到了我们学校,说是要拍一张通讯班学生走出校门采访的照片。于是,老师找了我们七、八个人拿上笔记本,来到学校后面的果园里。我们围着一位白发老农,摆出采访记录的样子。记者拍完就走了,照片拍得如何,我们谁也没有见到。后来听说(仅是听说而已)那照片被送到了县里,放进了教育局办的学校“开门办学”成果宣传栏里。没想到我从小没进过县城,照片倒先去了
       以后,我们全校师生又多次到一座山上开过荒,整出了五、六亩学校“学农”实验基地,还和公社“战山河”兵团的青年们一起挖过沟。只是这几次劳动我都没有出力。因为我是学校的播音员,每到一处工地,我都要安高音喇叭,接好收放机,然后对着麦克风读各班学生写来的小诗或表扬稿,放革命歌曲为大家加油。
       说起这些,现在的中学生听了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两年的高中生活就是这么过来的。每当想起那段经历,我都会感慨万千,为白白流逝的岁月而惋惜,更为宝贵年华的虚度而痛心。今天,经过奋斗,我终于拿到了大学的文凭,内心的缺憾得到了些许补偿,但我总感到我们失去的太多了,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无法补偿的。
    我认为我在第2个段落末尾的“楼主点评”中提出的问题,即“当年的监考老师为何会允许考生不交卷就离开考场而一去不返,为何对考生这种‘在少有的闭卷考试中都不肯不查书地自己答卷子,而完全公开地作弊、抄袭’的行为无可奈何?”的答案,可能是:一、可能是因为当年的宣传机构把“白卷英雄”张铁生1973年在考试中交白卷,却还理直气壮地找理由给自己做开脱的行为,宣传为革命之举、英雄之举;二、可能是因为老师怕被学生找借口批斗;三、因为当年“四人帮”说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仍然是没改造好自己的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此外,当年为何这么多学生如上面正文中所说的,“心安理得”地认为只要是考试,就应该是开卷考试,所有的考试都应该是允许考生间互相商量、互相“借鉴”的假考试、真抄袭(差生完全不动脑子而照抄别人的卷子)?或者他们知道不应该所有的考试都采取开卷的方式,允许照抄别人的卷子的方式考,但仗着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他们极度有利,对教师们极度不利,所以才如此赤裸裸地,完全公开地作弊,搞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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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7 22:25:43    跟帖回复:
    11

    60年代末期我国一些农民仍然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草鞋和玉米叶充当的“袜子”【转贴】


    “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的邓洪秀的摄影集《邓洪秀黑白照片中的乐山记忆》,对上面这张照片的介绍是:“1969年4月6日摄:知识青年访贫问苦,请贫农老大娘讲诉家史及当地的阶级斗争史。每个人胸前都戴着毛拄席 像章,手里拿着《毛拄席 语 录》,老大娘听说要照相,换了新衣,脚穿裹了包谷叶的草鞋”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一百辑上,对同时拍摄的这另外一张图的介绍是:贫农老大娘在自家门前给知青们忆苦思甜。从左至右:路基、朱宏图、王小方、贫农老大娘、彭友根、生产队长高久明”,而且此图的拍摄者还在《老照片》上用文章《一组知青老照片》对当年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配发了那一次拍的其它的一些照片




    《老照片》合订本中那一辑《老照片》的封面(上图的右半边)


    现将那篇《一组知青老照片》的关键内容节选、摘录在下面:
        作者:邓洪秀
        1965年,我从四川省乐山一中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高考,因成绩优异,学校推荐第一志愿为北京大学。(乐山市是四川的一个地级市、设区市,著名的“乐山大佛(像)”就位于该市境内。——楼主附注)最终却因为“出身有问题”,我连一所普通高校都未能上。同年11月,被招工进入当时的乐山地委机关报《跃进报》印刷厂,当了一名照相制版工人。由于工作的关系,看了不少摄影书籍,加上接触报社摄影记者机会很多,耳濡目染,对摄影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7年5月至7月,乐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围城武-斗,历时五十六天,后经解放军做了大量工作,才逐渐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6月24日,我的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应该会照相,于是急急忙忙跑到我家,说支左的部队要换防了,让我赶紧去拍照。我忙抄起五哥放在家里的一部上海海鸥202折叠式照相机,又将朋友给我的一支120黑白胶卷装上,赶到东风旅馆。此时东风旅馆外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夹道欢送解放军,场面很感人,我赶忙在军车上爬上跳下,一口气拍了一卷十二张照片,回厂冲洗出来,当即被《火线战报》编辑部选登了六张。从此引起编辑部记者们的注意,并刻意培养我往摄影方面发展,乐山的各种大会,编辑部都派我以记者身份去采访拍照。这期间我拍了大量乐山的工、农、兵、学、商及社会风貌的照片。虽因所谓“家庭问题”,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记者,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拍照片的热情,以致后来拍摄并保存了大量的乐山老照片。
        ……(中略)
        1969年4月,傥的“九大”开过不久,报社让我拍一组知识青年与公社社员一起学习“九大”精神的照片,拟在报上做一宣传。我到编辑部借了部上海4型双镜头照相机,自己买了支胶卷,骑上自行车,到离乐山城区十几里地外的棉竹公社二大队一生产队去看望并采访母校乐山一中高“六七级”的王小方、彭友根、路基、朱宏图四位男知青。这几位知青比我矮两个年级,在校时我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彼此就认识。(楼主批注:本文一开头作者就说自己1965年高中毕业,这里又说“六七级”的校友比他低两个年级,那么准确来说,这4个知青应该是“六七届”,即1967年高中毕业,而不是“六七级”。“级”是指入学的年份,比如“09级大学生”是指09年考入大学的学生)
        此时正值阳春三月,春意盎然,我跟王小方一起骑自行车到了生产队抓紧时间拍了好几张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的照片,包括和贫下中农一起在田间休息时学习傥的“九大”的文件、与社员一起下田备耕糊田坎、和社员一起脚踩老式水车提水浇灌、到丰收在望的油菜地畅谈大好形势等,最后,由生产队队长高久明安排一位贫农老大娘对知青进行“访贫问苦”的阶级教育。
        这位老大娘也就四十几岁,除了几颗门牙,其余差不多都“光荣下岗”了。听我说只照半身相,转身进屋折腾了一阵子才出来,换了一身老式黑色新衣,胸前佩戴了毛拄席 像章,头上裹了新黑布头巾,脚上仍只穿一双草鞋,用陈包谷叶裹在脚上当袜子御寒(正是这双裹包谷叶的草鞋,让我临时决定给他们拍张全身像)。她身后是她的家—— 一间歪歪倒倒的稻草房,墙壁连土坯都没有,用竹篱笆围起来,真正“贫”到家了。(包谷就是玉米,“陈包谷”应该就是“陈年玉米”、“老玉米”的意思。——楼主附注)但即便如此,朴实的老大娘仍然控诉着旧社会的“苦”,歌颂着新社会的“甜”,生产队长高久明和四位知青则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本《毛拄席 语 录》,背后还插着毛拄席像。

    《老照片》上对这张图的说明则是:“劳动间隙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在田间休息时学习傥的‘九大’的文件,知青王小方在宣读‘九大’胜利召开的有关文件”



    知青彭友根和社员一起脚踩老式水车提水浇灌

        ……(中略)
        王小方他们知青的住房虽说是上级拨款,加生产队资助盖成的,比那位老大娘的稻草屋也好不了多少。知青们的床极其简陋,几根床方上知青们砍了一些竹子稀稀落落搭在上面,再铺上一层草垫和草席。房间里没凳子,王小方让我就坐在床上,还专门交代,要坐在床方上,否则会从两个床方之间漏下去。我问他们,这晚上怎么睡觉呀!?王小方倒乐呵呵地答道:“已经习惯了!”(作者所说的“床方”应该是指床的横梁,也就是原本用于托住床板的几根横杠,但知青的床没床板,而是拿稀稀落落、稀疏的几根竹条当床板。——楼主批注)

    队长高久明(右三)在指导知青们糊田坎

        我了解了一下他们劳动和生产队的效益情况,王小方说,他们所在的生产队地处丘陵地区,收成不是太好,平均10个工分大约4角钱,而生产队里只有少数男壮劳力一天才能挣10个工分,而知青最多的也就挣9个工分,劳力差一点的男知青和女知青只挣6、7个工分,也就是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忙碌了一天,也就挣二角多钱,且所有的“工分值”还要等到农历年的年底才能结算一次。通常扣除生产队分的粮食、蔬菜等,劳动力好的知青估计能分到二、三十元钱,劳力差的还要从家里要钱交给队里才能领到粮食(就是说,下乡插队的知青给生产队“打工”,不仅每个月都被拖欠“工资”,一直拖到春节前才发(生产队这种“公司”、“工厂”一年才发一次工资),而且一年的“工资”还不够交“伙食费”、“粮菜费”!打一年工,结果竟反过来欠“公司”钱,要拿自己家里的钱还“债”、还“伙食费”、还粮食和蔬菜的钱给“公司”!——楼主批注)。山区的条件就更差了,有的男知青调侃说,他一天的劳动刚好买包“经济”牌香烟(那时最差也最便宜的一种香烟)

    望着丰收在望的油菜畅谈大好形势,从左至右:温玉全、王小方、路基、朱宏图、彭友根、高久明、李贵方、冯有明。照片中可以看到,冯有明穿的外衣,补丁摞补丁,这是那个时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真实写照

        ……(中略)
        2015年,是乐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6周年。不久前,我又邀约了当时下乡落户的王小方(从上海回来)、彭友根(从美国回来)、路基(从眉山回来)、朱宏图(乐山退休教师)四位男知青,一起回到原生产队,故地重游,与老队长高久明等老社员们一起回忆曾经的难忘岁月。(楼主批注:这里的“不久前”应该是《老照片》的编辑改的,作者的摄影集《乐山记忆》中是“2012年4月,我又邀约了当时下乡落户的……”)

    2012年4月5日邓洪秀摄:在当年知青们下乡时劳动间隙学习傥的“九大”的文件的地方,知青们和老农们合影。

        ……(后略)


    2012年4月5日邓洪秀摄:当年的知青屋,座落在金水湾别墅区背后,“成乐高速”乐山站出口前1200米右边的马路右边


    2012年4月5日邓洪秀摄:原来生产队的一部分被成乐高速公路占用,一部分又被成绵乐高铁乐山火车站占用,国家给予相应的补偿,多数村民都迁到附近的水泥楼房内居住。这是知青们在新居前与老社员们合影。


    2012年4月5日邓洪秀摄:知青王小方、彭友根回乡时在田间遇见当年的老社员,几十年没见了,彼此还都能叫出姓名来。


    2012年4月5日邓洪秀摄:知青们与老社员及他们的家人合影留念。



    2012年4月5日邓洪秀摄:老队长高久明与李贵方、温大树一起翻看登载有当年知青在该生产队下乡生活老照片的《乐山记忆》画册,兴奋不已


    《邓洪秀黑白照片中的乐山记忆》的扉页对邓洪秀的介绍是:
       “邓洪秀,男,籍贯:忠县石宝寨,1947年6月出生于乐山,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1959-1965年在乐山一中读初中、高中,1965年11月至1983年4月在乐山《跃进报》印刷厂(后改为乐山印刷厂)工作;1983年5月至1987年5月在重庆印刷技术研究所工作;1987年5月至1993年12月在重庆华西包装集团公司生产处任处长;1994年至今任中美合资重庆银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纽威斯特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先后到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26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成为包装印刷行业的专家。集几十年之工作经验,先后在《中国印刷》、《中国包装》、《印刷技术》等12种专业杂志上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和文章;先后为乐山、四川省、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多幅摄影作品在报纸、杂志及出版社出版。1990年曾获得全国自学成才奖,辞条被《中国自学人才荟萃》、《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国工程师大辞典》收录。
        2008年写作了20余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我和尧茂书》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后略)” (见下图)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邓洪秀的另一部书《我和尧茂书》:


    2016年2月17日作者在尧茂书铜像前与挚友尧茂书合影,与上一次合影照片相比已过去了整整45年,离尧茂书殉难长江也已30余年,两情依旧,斯人已逝,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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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8 11:11:26    跟帖回复:
    12
    毛左们张口闭口毛时代读书不要钱,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读初一的时候要交8块钱的学费,急的我父母团团转,好长的时间才筹齐8块钱。结果是课本也没有,其他的辅导书更不谈,毛时代的教育荒唐到了极顶,祸害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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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8 11:12:58    跟帖回复:
    13
    毛左们张口闭口毛时代读书不要钱,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读初一的时候要交8块钱的学费,急的我父母团团转,好长的时间才筹齐8块钱。结果是课本也没有,其他的辅导书更不谈,毛时代的教育荒唐到了极顶,祸害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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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8 11:13:16    引用回复:
    14
    转至第12楼第 12 楼 xpk28520 2018/11/28 11:11:26  的原帖:毛左们张口闭口毛时代读书不要钱,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读初一的时候要交8块钱的学费,急的我父母团团转,好长的时间才筹齐8块钱。结果是课本也没有,其他的辅导书更不谈,毛时代的教育荒唐到了极顶,祸害了几代人。没有课本,还怎么读书???全靠看黑板??那时代真是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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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qi65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1/28 11:14:33    引用回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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