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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在财富权势统治的实然世界,要奋力留下一些应然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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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蠹 于 2018/12/7 20:05:2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朱天文说,大学生的位置是“一个对声誉、财富、权势没兴趣,无利益,不参与的位置”,他们评选出的奖项让我感到“格外新鲜难得”。

    黄月HY 与同为作家、热心公共事务的妹妹朱天心相比,朱天文的风格常常被视为“云端散步,冷冷的在高处”,但她认为,二人的写作属于“不同的抵抗姿态”,“和天心作品一半现实一半虚构的组合不同,我比较像卡尔维诺,沉重的现实是作品的基石,作品主体是虚构的内容。其实这是不同的抵抗姿态,但共同点在于‘轻盈’,不同于‘飘飞’,还是会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与现实有距离但不至于太远,”朱天文在同作家班的交流中说。

    “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盛典”致敬朱天文声誉:真正最该赋予声誉的,正是那些并不在意和喜欢声誉的人写作近半世纪,朱天文一路获奖无数,从1976年《乔太守新记》获联合报小说征文奖、1994年《荒人手记》获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一直到2014年,她捧得了第4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在剧本领域,她担任编剧的《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等作品曾数度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及改编剧本奖。

    但这次的“华语文学人物”评选仍让她感到“格外新鲜难得”。由21位大学生最终讨论和评定的奖项,究竟有何格外特殊之处?她引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认为大学生的位置是“一个对声誉、财富、权势没兴趣,无利益,不参与的位置”,并更加引申一步提出,“其实这个位置,大家驰骋一下想象,不正是上帝的观看位置,降落于人间,不就是史官,一个史官应然站定的位置。”

    这里所说的史官的位置,指的是“自成一系甚至一代代相传的独立家族或学门,隔离于权势和财富之外不交流,唯以专业来工作”。朱天文说,“史官把原本纪实性的书史工作,加进了对错是非善恶的反省,改正了实然发生之事,成为一个‘报称系统’。这是春秋之笔,乱臣贼子惧,帝王都怕的。”

    从这一奖项延伸开来,声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在一个财富和权力如此密实的现实中,声誉有何种力量?她引用作家唐诺的新书《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里的一则老笑话,将声誉比作一根绳子。

    “你怎么会被官府抓去?”

    “我拿了人家一根绳子。”

    “才一根绳子也报官?”

    “绳子另一头系着他们家的牛。”

    朱天文说,“声誉是这根绳子,它本身也许毫无价值还带点做张做致,但它系着、系住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事。”声誉亦有悖论,“真正最该赋予声誉的,也许正是那些并不在意、喜欢声誉的人,”声誉也时常暴露其脆弱、不确定和虚伪的一面,并且对财富和权势靠近或谄媚,但唐诺和朱天文都认为,我们仍应为声誉辩护并捍卫声誉这一象征“善”的能量和系统,“因为声誉单独地探向应然世界,联系着也相当程度决定着,我们对应然世界的必要思索,及其可能的数量、幅度、范畴和内容——简言之,那头牛。在财富和权势统治的实然世界里,我们奋力留下一些应然的事物。”

    时间:以零叙事抵抗时间,以离题逃逸死亡一直以来,“时间”是朱天文以写作抵抗的对象,也是她在写作中反复思考、不断回归的主题。

    二十多年前,她在《荒人手记》的结尾写到:“时间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则书写的时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因此书写,仍在继续中。”如今回望,她在演讲中重申,“整本小说如果有主题,也许即是抵抗时间,抵抗遗忘。”

    而在十年前的《巫言》中,她试图“实验一种有无可能的、能把时间变成空间的、一种‘歧路花园’”,希望以“零叙事”的写法把时间带入歧路和迷宫之中,“把推进的时间变成无与伦比的空间,流连其中,我们观之不尽、赏之不完遂而忘返。”

    朱天文《荒人手记》《巫言》这种先锋的写作尝试,既与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歧路花园》有相通之处,也受到了卡尔维诺《写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大陆译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启发。朱天文认为,卡尔维诺将“离题”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为的是繁衍作品中的时间并拖延结局,进而逃离死亡的捕获。

    时间迷路之后,叙事停留在永恒的当下。朱天文对当下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精准的文字风格,被王德威誉为“文字炼金术”。另一方面,她认为同位作家的父亲朱西甯也以“一个书写者的独特时间,和他绝无仅有的位置”实现了对时间的抵抗。

    朱西甯八易其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第九次开笔写作《华太平家传》,写了五十五万字未完。朱天文在题为《一个书写者的位置和时间》的演讲中说,“他是用我们这个‘实然’世界的材料,在打造他心目中那个‘应然’世界的熠熠梦土了。晚年的他,当他说‘我是写给上帝看的’——为父亲不平的朱天心直接呛‘你也太抬举上帝了!’但就在此刻,我亦才忽然明白,对这位专注打造梦土的书写者,时间也只好叹息着站在一旁。

    朱西甯苦劳:成功的故事不值得下笔,失败与废墟更有意思眼下除了正在参与拍摄“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文学朱家》,朱天文也在写两本新书。在作家班交流的过程中,她透露说,“一个是长篇小说《在民国的黄昏里》,写的是我所经历的台湾的这半个世纪,也是写我的父母。另一本是散文集《只有一个人的叛事》,写的是我身边的在文艺圈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新天使’,逆着潮流而行,去关注失败和废墟。”

    在朱天文眼中,所谓“新天使”,指的是一群逼视破碎的历史,把被进步的风暴摧毁的世界碎片拾捡、擦拭、分类,将它们修补成破碎而完整的事物的人。在她看来,无论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盛极而衰的故事还是那些关于成功的故事,都不是值得下笔的事物,反而是那些被掩埋的失败、没有人遗补的废墟更有意思,也更值得写作者用心。

    “写作者就是劳动者,在滔滔往前的人群里做一个呆在角落的人,这是我理想中的一个劳动的身影。”对待散佚在宏观叙事与线性历史中的细微琐碎,以及被所谓“真相”和“主流”遗忘的边缘人事,朱天文认为不仅要“盯”,还要“盯得住”,这是写作的基本功,与素描之于绘画的意义相似。“看两眼和看三眼四眼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的作品读起来,感觉他们盯两下就不想盯了,就走神了,这导致他们的作品也有些站不住脚。”这种勤恳的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中的“蹲点”,列维-施特劳斯是她最爱的作者之一,施特劳斯的代表作《忧郁的热带》被她戏称为“奶嘴书”(床头书)。

    除了通过自我隔离来“专志凝神”于写作、像“山顶洞人”一样不用电脑也不用智能手机,朱天文还与青年作家们分享了其他一些磨练笔力的经验。“写作的续航,一是需要阅读,这是跨时空的功力培养与database的储备;二是需要生活历练,以一颗柔软谦逊的心去聆听;三是自省。你不能一直处在幸福题材的包围中,虽然去尝试新东西会有失败的风险,而且自觉性太强会削弱创造力,但我宁可这样。”朱天文说,“因为你知道你在尝试什么,你愿意往前去而非停留在已经成功的东西上面。突破的尝试可能是失败的,但这种失败也是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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