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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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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吴营洲选编:《2018年中国杂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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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营洲 于 2018/12/10 21:37: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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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0 21:49:18    跟帖回复:
       沙发
    不是我不笑,一笑粉就掉-_-。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0 22:00:28    跟帖回复:
       第 3
    该目录中,不知哪个字词涉敏了,竟然在我的搜狐博客贴不出来。无奈之余,只好改作了图片形式!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该目录在这个传说中十分开明的凯迪里,同样贴不出来,也只好借鉴于图片这等形式!不多说了,恭祝各位走过路过的网友岁月安好!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1 9:51:06    跟帖回复:
       第 4
       更正一下:鄢烈山老师的文章并没有被毙掉!是我看花眼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1 9:57:00    跟帖回复:
       第 5
    贴一篇未能入选本编的文章吧!我已作了一些删节,竟还是被毙掉了!

      风骨
      ——怀念曾彦修
      李建平
      
      这几日有闲暇,书架抽出《平生六记》又看一遍。此书作者是曾担任《南方日报》首任社长和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2015年3月3日以九五高龄仙逝。
      一位老报人就算他再有名气,影响也就局限在新闻界。可是,他的离去却惊动了政坛和整个知识界,这本薄薄的《平生六记》一时洛阳纸贵,跑遍各大书店,统统脱销,回答都是刚卖完。跑到南京先锋书店,已不抱任何希望:“《平生六记》还有吗?”年轻店员看着疲惫的我,竟说:“先生,请等一下,库房还有最后一本,是我们留给自己看的,卖给您吧。”那本经过许多人摩挲的浅绿皮小书终于到了我手上。书有些旧,店员要打九折,我不肯,坚持付了全价。后来又陆续买了他的《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微觉此生未整人》,以及署名“严秀”的复印本《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其他几本《牵牛花蔓》《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京沪竹枝词》不是绝版,就是网上卖高价,说明他真的受到追捧。
      曾先生之所以博得大名,除了文笔好,就是他在那个年代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肃反时,他在权力可能的范围内保护了许多人,甚至挽救了上百人的生命;批胡适,他用沉默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反胡风,他尽力洗刷泼在翻译家戴文葆身上的“脏水”;“四清”时,他又帮助许多人摆脱了罪名;而他最为人称道的壮举,是在1957年,为了完成上级划右派的指标,为了保护下属,利用手中权力把自己划为了右派。
      上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令人不寒而栗的“反右斗争”,那是个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极端恐怖年代,知识分子个个如履薄冰噤若寒蝉,随时准备被揪出来,带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不要说保护他人,能把自己保住就算不错。一旦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你立刻就成了监外执行的“犯人”,不仅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公敌”,而且等待你的将是一连串根本无法承受的结果——降级降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妻离子散、劳动改造、发配边疆甚至是永远没有归途的北大荒、青海湖、夹边沟。就算你侥幸逃脱了“右派分子”帽子,还有“中右分子”“右倾分子”这样的候补名额在等着你。
      而曾彦修却将自己划成了“右派”!
      他的逻辑是:我已自投罗网,你们就放过我的下属吧。就这样,为了不整人,为了防止同事们“被卷进去”,曾先生飞蛾扑火般的把自己打成了右派。在那个年代出现这样的举止,他恐怕是中华大地的唯一。自然,他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
      这位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瘦弱的身躯里蕴含着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自愿沉沦二十多年。
      有人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批判性思维,不受任何诱惑,保持一种独立的立场,保持心灵和灵魂的纯粹。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好些都是这样具有风骨的孤傲之人。远有“割股奉君”,死也不当官的介子推;近有根本不吝皇帝的威严,率众“公车上书”的梁启超;还有“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鲁迅;当众要求领袖有些“雅量”的梁漱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他们都希望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坚持自己的所思所想。
      但在这块土地上,只能是陶渊明式的幻想,介子推被烧死,梁启超被迫流亡,梁漱溟倒霉一辈子,陈寅恪偏安东南郁郁而亡,鲁迅先生则被断为“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经过多年驯化,知识分子那根脊梁不是被摧垮,就是被抽掉再也立不起来,所谓风骨已荡然无存。中国这块土地太神奇,不仅同化了忽必烈和爱新觉罗的子孙,甚至可以迅速同化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不奇怪我们的坠落,但很惊讶我们坠落得这么快。不过可以安慰的是,不论那个年代多么不堪,至少还有曾彦修先生的风骨在我们前面。
      (原载《北京晚报》2018年2月10日,有删节)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2 20:26:52    跟帖回复:
    6
        

        

    2018年的杂文界

        吴营洲



        2018年,就我国的杂文界而言,像是个“多事之秋”:既有令人不屑的一地鸡毛,也有令人心寒的生死搏杀;既有因个人恩怨、个人利益而发泄出来的私愤,也有为延续“杂文香火”而展示出来的“生存智慧”;既有敢于直面现实、激浊扬清的杂文勇士,也有擅于窝里斗、拉横套的杂文败类……

        一

        5月份,杂文界准备在扬州召开“第三十二届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年会)”。不料,网上出现民政部公布的新一批“涉嫌非法组织”的名单,其中有一个“全国杂文联谊会”[①]。

        “一时间杂文界议论纷纷,网上更是非议、谣传泛起……”(蒋元明语)

        于是,“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的高层便一再向有关方面解释:我们是“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与网上公布的“全国杂文联谊会”,差“学会”俩字,并不是一码事儿;而且,我们“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还不够“组织”资格,更何来“非法”一说!

        这样的解释自然是苍白的。

        主办地最终还是取消了有关此会的种种事宜。

        据称,取消此会的原因有“一明一暗”两个:“明”的毋庸讳言,既然已被列为“非法组织”了,那就不能再提供场地等了,怕担“政治责任”;“暗”的则是,不想再为此会“破费”[②]了,正好借坡下驴。

        众所周知,无论在哪儿开会,哪儿都是要花钱的。

        可是,“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自打1986年成立以来,几乎年年都会选一个省市举办“杂文年会”,迄今已三十多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组织”?

        其实,这个“联谊会”,还的确是一“非法组织”,因为一直就没在有关部门“注册”。当然,这里另有说辞,只是在此不想散衍其说了。

        但问题的关键是,半个甲子都过来了,有关部门怎么就突然知道了此情?

        是有关部门普查、睡醒了?还是被谁“举报”了?

        当然是后者!

        据民政部有关方面称:“全国杂文联谊会”是因人举报而上了名单……

        有人分析道,“举报”者“十有八九是杂文界内部的人”。因此,人皆意识到:杂文界出了“内奸”,出了“败类”!

        其实,仅就此事而言,怎是一个“内奸”“败类”所能了得的?试想,一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杂文年会”就因此被生生地搅黄了,不是“杂文界的千古罪人”又是什么?

        二

        7月初,南京的石飞在其公号、博客,及其所在的杂文群等处,贴出了一篇雄文——《杂文界的阿Q——吴营洲》,对我进行大肆讨伐。

        其雄文劈头写道:

        把吴营洲先生与阿Q往一块扯,好像有点不伦不类。阿Q破衣烂衫,瘦骨伶仃,瘪三一个;而吴先生,衣冠楚楚,名闻遐迩,堂堂《杂文月刊》主编,不,是该月刊分支“选刊”的主编。将两者相提并论,不免荒唐,似乎也是对吴大主编的大不敬。敝人之所以把吴先生与阿Q相提并论,关键是两者性格特征相同,都善于“精神胜利法”。也正因为如此,吴大主编实现了杂文界“领军人物”的美梦。

        看官一定会感到奇了怪了邪了门了:“石飞为什么会对吴营洲大动干戈?”

        其实,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说就是:“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在我看来,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我曾揶揄、嘲讽过该人在河南新乡全国杂文年会时写的那篇大拍当地“美女市长”马屁的肉麻文章,并指称:“杂文作者的‘堕落’,虽不是始自今日,只不过是于今尤盛罢了。”(参见芜文《2017年的杂文界》);

        其二,我在《杂文界人物琐谈》中,称该人“曾因一篇时评(《对学界流氓无赖姑息不得》)而惹的那场官司:悉为自找,或曰‘活该’!因为他犯的是时评作者的通病:逮住什么写什么,匆匆地写自己并不熟悉的事情,将自己一时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感慨敷衍成文。”

        然而该人的“讨吴檄文”一经刊布,刹那间便有十几个杂文作者跟风对我进行围剿、讨伐、谩骂[③]。

        我清楚,跟风围剿、讨伐、谩骂我的,都是我在《杂文界人物琐谈》中给了“差评”的。

        随后,该人又写了两篇“讨吴檄文”:《吴营洲断章取义损人,太无德》,《吴营洲信口雌黄,成众矢之的》。

        一时间,致使杂文界沸反盈天,尽人皆知[④]。

        三

        随后,无论是在杂文群,还是在些杂文内刊——《北京杂文》《徐州杂文》——展开了对宁夏牛撇捺(本名朱昌平)的挞伐。

        起因是牛撇捺出了本书——《贴近底线》(宁夏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书中有专章——并有多处——涉及到“前杂文作者”朱铁志。

        牛撇捺在书中坦率地谈了他对朱铁志其文,以及对朱铁志其人的看法,其中有些“不敬”之辞。这,自然就“伤害”到了已故的朱铁志,自然也“伤害”到了朱铁志的一些生前好友。于是便有人撰文对该人、该书进行批驳,如:

        王乾荣的《维护铁志清誉》(载《北京杂文》2018年第1期);

        瓜田的《泼到朱铁志身上的脏水必须洗去——就〈贴近底线〉与该书作者商榷》(载《北京杂文》2018年第2期);

        安立志的《褊狭的心地   恶意的诋毁——与〈贴近底线〉作者牛撇捺商榷》(载《徐州杂文》2018年第3期);

        ……

        另有朱铁志妻子于2018年7月18日写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举报信》(载《徐州杂文》2018年第3期),举报该书“蓄意制造政治谣言、污蔑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朱铁志(已故),诬陷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现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宝善同志。”

        据称:“举报信发出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新闻出版的部门对《贴近底线》(牛撇捺著)一书进行审核,认同该书存在严重政治错误,要求宁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作出处理。”(参见朱妻的《举报信》)

        据称,处理的结果是:牛撇捺先后作了四次检查,并开了他一次民主生活会,还在全区范围内对他进行了通报批评,更将业已出版的该书共四千册全部化作了纸浆……

        但也有人称:“宁夏那位批评朱铁志者,已被撤职或免职,书已被封存……”

        另听人称:此事并没完!

        这,或如朱铁志妻子写给“杂文界各位老师”那封信里所称的:

        “我坚持认为朱昌平对此书造成朱铁志及家人重大名誉损害必须公开道歉。我也将视事态的进展继续通过法律手段,捍卫铁志的名誉,维护正义。”

        四

        8月13至16日,“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暨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青海西宁举行。

        这是原定在扬州召开的“杂文年会”黄了之后,是杂文界一些人士为延续“杂文香火”而展示出来的“生存智慧”,采取的一种变通或补救措施。

        据称,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湖南、河南、陕西、重庆、福建、山东、甘肃等十二省、直辖市以及部分地市、县市的三十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然而此会甫一结束,便有人以《我骄傲》(作者雷长风)为题,撰文对此会及新成立的“杂专”(“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进行冷嘲热讽。

        这便招致了与会者的强烈愤慨,遂有人站出来撰文痛斥,题为《瓜田先生有话说》(作者瓜田,本名李下)。

        该文写道:“西宁会议该不该开?必须开,不开就断线了、散摊子了。与写作学会合作,作为一个二级学会存在丢人不丢人?不丢人,只要能凝聚人心、整合杂文队伍,名义不是个大事,官衔大小似乎没有什么人想过。此举应该看做是杂文人的生存智慧,没有什么可耻的,值得嘲笑的。”

        该文最后写道:“有几位朋友多次发帖子,表示全国杂文学会的平台散个球的吧,早散早好。拍拍良心说,没有这个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平台,我们一盘散沙,谁能认识谁?除了怕开会挨批评的人,我们谁会从大散伙中得到任何好处?喝了井里的水,转身就往井里吐痰的人,得不到人们的敬重。……”

        当然,对此会、此机构表示不满的,大有人在。如有人就撰文质疑《“杂文专业委员会”的属性》(作者王涂鸦,本名白景森)。

        “属性”一文写道:“说到底,‘杂文专业委员会’是写作学会的内部机构,连二级学会都算不上,它不可能是独立法人。因此,各位‘天罡星’‘地煞星’的,关起门来,做好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千万不要再打什么全国性的旗号了,那有可能惹上麻烦,或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笑柄。”

        这下杂文界可就更为热闹了!有支持甲方反驳乙方的,也有态度恰恰相反的!还有看热闹的!更有看热闹不嫌事大而添柴拱火的!

        在此权且胪列一下争辩双方各自的文章标题吧:

        《杂文界的“杂声”》(作者江河源,是批“属性”一文的。)

        《王涂鸦再次颠狂》(作者秋风,也是批“属性”一文的。)

        《“秋风”的吼叫》(作者艺立方)

        《李下的“黑心”》(作者艺立方)

        《回应“江河源”》(作者六盘山人)

        《我道歉》(作者雷长风,名为“道歉”,实则反击。)

        《“道歉”来了》(作者燕京客,是揶揄瓜田的。)

        《瓜田先生又要说话了》(作者瓜田,是回击雷长风等的。)

        《各自走好,各自珍重》(作者卢沟桥翁)

        ……

        各方论辩的结果终会怎样?一时还不得而知。

        但据称,蒋元明为此写了篇《关于西宁杂文会议的几点意见》,立时“就连反对的人都不敢出来说话呀,马上都哑了”。

        是这样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可有人说:“战斗正未有穷期。”

        但有一点需要“明辨”的是:如果“扬州年会”如期召开了,恐就没了这个“西宁会议”!那么,究竟是谁举报并搅黄了“扬州年会”?

        难怪有人分析并斥责道:“举报人十有八九是内部人干的,但奇怪的是却没人去鞭达、批驳他们,反而攻击、咒怨挽救重组联谊会的西宁会议。”

        五

        10月13日,由“北京市杂文学会、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时代先声——杂文名家进校园”活动,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行启动仪式,首都杂文界三十余位作家、杂文家走进校园,与热爱杂文写作、文学创作的百余位同学进行面对面地交流。

        刘齐(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著名杂文家)担任开篇主讲,题目是《杂文的“三不说”》。

        坦率地讲,当我看到这个标题时,不由地楞了一下,不知道他所认为的杂文究竟有哪“三不说”?

        我暗自揣摩,这个所谓的“三不说”,是“不能说”“不便说”“不必说”“不敢说”……里的哪一种呢?却总琢磨不出。只是觉得,身为杂文作者,不该自戴兜嘴。

        转念又想,莫非这个“三不说”,就是传说里的“三忌讳”?可写杂文的,又该“忌讳”啥呢?退一步讲,倘若没有“忌讳”,那为什么不以《杂文的“三不畏”》为题来开示他的晚辈们?

        后来有缘读到了刘齐的此篇演讲稿,才知道他的“三不说”原是:不说套话,不说奉承话,不说长话。

        窃以为,这属“作文常识”,不独“杂文”所专。

        当然,无论怎样说,“杂文名家进校园”肯定是件好事。在我看来,在莘莘学子中宣讲“杂文”,不仅是宣传了“杂文”,普及了“杂文”知识,扩大了“杂文”影响,指不定还能埋下“杂文振兴”的种子呢。

        据我所知,当年的《杂文报》之所以“一纸风行”,原因固然很多,诸如顺应了人们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等等,但其当时的“走进校园”或也是原因之一。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其实在我看来,那些为了我国的杂文事业仅仅是“埋头苦干的人”,就堪称当今我国杂文界的脊梁。

        只是,诚望这些“进校园”的“杂文名家”,能不负“时代先声”这一自诩。

        六

        每年一度的“杂文年选”,据我目前所知,依旧有四家出版社在出:

        一、花城出版社的《2018年中国杂文年选》,向继东选编。

        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2018年中国杂文精选》,吴营洲选编。

        三、辽宁人民出版社的《2018年中国最佳杂文》,可能仍由王侃选编[⑤]。

        四、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8》,耿立选编。[⑥]

        无论怎样说,多出本“杂文年选”,对于整个杂文界及众多杂文读者而言,终归是件好事。

        七

        2018年的杂文类期刊,与近两年相较,有的并没有变化,有的则有变化。

        没有变化的,是《杂文选刊》。所选者依旧是多为“时评”。

        有变化的,是《杂文月刊》。读者只要比较一番自可洞然。

        有关杂文类的内刊,如《北京杂文》《徐州杂文》等,似乎也没有多少变化,一如往年既定的编辑方针,在按部就班地一期一期地出着。

        只是截至年底,我仅仅看到了《浙江杂文界》第1期的目录。但其所登文章,有些则是几年前的旧作[⑦]。也不知它第二期出没出。

        我也仅仅看到了《湖北杂文》第2期的目录。就其所登文章的标题及作者名字来看,恐也不便多说什么了。其实在我看来,就一个省级的杂文内刊而言,能够出版,就已是很不错了。

        而《江西杂文》《辽宁杂文》等,我尚没有见到任何出版信息。莫非后力不继、无疾而终了?

        我国杂文界的萧疏景象,由此或可知其一斑。

        这些杂文内刊,据我所知,除了登载该学会及兄弟学会有关杂文的信息外,绝大多数都是杂文作品。有些在传统纸媒无法面世的文章,便在这里见诸了天日。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然而我新近听过,“据新闻局通知,以后学会杂志只登相关资讯、文件、会议讲话、学会活动等,不登作品……”

        据说,一些杂文群或杂文公号很是活跃。遗憾的是我没在其里,不明就里。

        八

        约在七八年前,我在《也说杂文的“拐点”》(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3日)一文中曾称:“其实,倘若说杂文出现了‘拐点’的话,那该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现在看来,就这几年的杂文境况来看,真的是不幸言中了。

        在我看来,当今我国的传统纸媒上,所登的文章偶尔能见到“杂文风骨”的,可能唯有《今晚报》的“副刊”了。

        《北京日报》虽然依旧每月都有一期“杂文专版”,但其所登的有“力度”的杂文,恐是屈指难数、乏善可陈的。而且,所登的大多篇什,写法很陈旧,观点很陈旧,语言很陈旧——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个人看法,未必恰当。倘若因此而碍妨到了谁,还望海涵则个。

        《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等,所登文章基本上都倾向于“文化味”“随笔型”了,可读性自然有,但似没了杂文所独具的韵味及锐利。

        我曾将一则短文寄给了上海某报的文字编辑,得到的回复是:“谢谢您的信任!但是现在我们不大发这类尖锐杂文了,这篇还请您另投他报发表。谢谢您的邮件和文章!保持联系!”

        我相信这位编辑说的实属真情,并不是婉言“退稿”!

        曾经因刊登杂文而享誉全国的地方小报,如《齐鲁晚报》《西安晚报》等,貌似已“归于平淡”了。

        九

        当然,就我的目力所及,所谓好的、上乘的杂文还是能够见到的。

        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尽管时下杂文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但,每年编一两本所谓的‘杂文精选’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句话绝非虚语!

        据我所知,一些非常好的杂文作者或已辍笔了,或已被封笔了;而依旧在写,并且写出来的依旧能够见诸天日的老一辈杂文作者中,貌似只有邵燕祥先生一人了。

        有人称,这是邵先生的大智慧!

        我信这话!

        但我更愿意邵先生的大智慧并不用在这等方面。

        而我更愿意众多的杂文作者能够直抒胸臆,我手写我心,并不被某种有形或无形的手扼住笔管!

        然而近些年我还发现了一个“怪异现象”,即在纸媒上刊布出来的一些具有“杂文风骨”的文章,往往并不是所谓“杂文界的人”写的!

        我感觉一些在杂文界混得十分脸熟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往往老套、俗套、生涩、生硬、陈旧、陈腐,甚或不堪卒读。

        我曾戏言,倘若谁要写一篇《杂文界外的杂文高手》,那资料一定车载斗量。

        窃以为,面对这一所谓的“怪异现象”,一些杂文作者,乃至一些所谓的“杂文家”“著名杂文家”“杂文大家”“杂文名家”等辈,似该深长思之,或见贤思齐,或知耻后勇。

        十

        我曾问过三位年长的杂文作者:您如何看“2018年的杂文界”?

        一位回复道:“……绝大多数杂文作者进一步退却,要么不再写,要么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杂文界的脆弱进一步暴露,把正常的批评当成了诽谤与攻击,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不吹捧就是否定!对吴营洲的围剿是如此,对牛撇捺的挞伐也是如此。本年,杂文队伍继续弱化,杂文创作继续走低。山雨欲来风满楼,杂文家大都蛰伏,只有少量的人,那些没有杂文家头衔的知识精英依旧在发声。中国的杂文家,缺乏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不敢社会批判,只好开个西宁会议!”

        一位回复道:“……手头只有一份《杂文×刊》和一份《联谊报》。对前者,抱歉,大量灌水后我已无兴趣浏览,收到时翻一下就扔在洗手间里了。《联谊报》倒还多看几眼。订阅的期刊中则并无杂文。……从中窥视2018的神州杂文艰难生存的境况呐……要强调说一下,那就是:满眼荒凉。”

        一位回复道:“愚下之见,叫做‘双百’受创,杂苑已芜;荷戟徬徨,思索未息……”

        定然还有其他人的其他看法,只是我不想问了。

        小尾

        2018年的杂文界,的确像是个“多事之秋”。

        但,杂文界纵然是“王二小过年”,可这“年”还是要过的。

        窃以为,杂文的生存环境尽管日渐逼仄,而所谓的“杂文人”更该抱团取暖,协力前行!

        知者自知,无需烦言!

        且行且珍重!

        [①]  蒋元明:《跟上新时代迈上新台阶——在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暨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②]不想再为此会“破费”之说,并不是我的妄猜,而是听杂文界一位“权威人士”亲口说的。

        [③]参见芜文《石飞等对我的讨伐及谩骂》。

        [④]面对此等境况,我该怎么办?我只能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笑看数犬吠!”

        [⑤]王侃选编的“最佳杂文”(这已是他第三年编了),说句不甚好听的话就是:“基本上不着调。”感觉他对杂文这种文体,以及他对我国的杂文界,缺乏必要的认识或了解。诸如他在往年把一些显然不是杂文的文字(如散文、文艺评论、时评等)都编进了他的“最佳杂文”;再就是他在《2017年中国最佳杂文》序言里写有这样一段话:“现如今,杂文在我国已经日益茁壮成长,呈现出一派空前繁盛的景象。面对灿若繁星、浩如烟海的杂文佳作,编者实在是有些应接不暇……”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我相信每一位真正的杂文作者都是心知肚明的!窃以为,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无知,就是昧心。

        [⑥]耿立选编的这本《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8》,感觉靠不住。它能否如期付梓,目前还很难说。印象里,他选编的《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7》,本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我曾在《出版人》杂志见到过该套书的广告,但我当时竟迟迟搜不到该书的目录等信息,再后来得知该书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了。七八月许,我见到耿立发布的《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8》征稿启事,标的出版单位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当时我还调侃说:“这个耿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他编的《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6年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2017年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的,2018年却成了山西人民出版社。”而到了9月份,我在耿立的新浪博客里,并没有看到有关《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8》的征稿启事(他的博客仅有“散文”“随笔”“文史”的征稿启事)。

        [⑦]如段柄仁的《说说“围猎”》、俞剑明的《鲁迅会被骂倒吗?》,均是2016年的旧作。还有一些,如赵健雄的《对比》等,也是“旧文”。该刊总是刊发他人旧作,似有刻意逢迎之嫌。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3 9:35:27    跟帖回复:
    7

      《2018年中国杂文精选》

        吴营洲选编


        小序

        吴营洲



        这本书抵达您手的时候,或许正是严寒时节。

        然而我希望,您能偎在一处属于您的那方天地里,静静地,一页一页地翻……

        如此,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刹那,有股“热风”便在您的胸臆间隐隐地弥漫开来……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这,或也正是本书最后一篇文章所表述的:让“热风”吹散严寒!


        坦率地讲,严寒,终归是生命中的一个季节!无论您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会不期而至,且是任何人都难以回避的!

        回避了人生便不会完整!

        因此,无论您是谁,无论您道行多高、多深,面对这等严寒,您终归是绝无他法远遁的,您终归是只能直面相对的!

        这,甚或是人生的魅力。

        这,甚或也是杂文的魅力。

        因为您无论喜欢或不喜欢杂文这一文体,只要尘世在,它便在。


        如您所知,杂文是种十分特殊的文体。

        它的特殊处,就是作者将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时政、对历史等等的所感所悟——或直或曲地——仅仅以千字文的形式展示出来。

        而其字里行间,抑或多有批评,多有抨击,多有针砭,乃至抱怨……

        但是,这等批评、抨击等,当是作者对生活对未来等或还葆有希望的一种体现。

        我想,您在翻阅这本书时,自会感知到作者的这份情感。

        这份情感,在我看来,皆是真挚的,善良的,美好的,积极的,向上的!

        在此,或可借用艾青当年的一句诗来勉强表述一下:为什么这些杂文作者会一直孜孜不倦、无怨无悔地从事杂文写作,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对此,知者自知,无需烦言!

        但在此,我——仅以此书选编者的身份——谨向所有真诚的、不畏寒暑依然笔耕不辍的杂文作者,表示敬意!

        再就是,在我做杂文编辑的那些年里,曾经有读者跟我说过一句令我感慨莫名、没齿难忘的话!这便是:凡是喜欢杂文的,都是好人!

        是这样吗?

        同样是知者自知,无需烦言!

        最后,恭祝所有杂文的写作者、爱好者、阅读者:岁月安好!

        并祝:杂文永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4 8:28:47    跟帖回复:
    8
    附言:对于出版社方毙掉的篇目,我是能够理解的,也清楚为什么毙,毕竟要“安全第一”,但对毙掉高深先生这篇《满街教授》则有点费解!其一,这篇文章发在了《今晚报》,是传统纸媒公开发过了的;其二,高深先生今年去世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了;其三,“教授满街走”也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或太敏感的话题啊!且将此文贴在这里,以示祭奠吧!


      

      满街教授

        高  深


        早些年,一般大学的教授都是稀有的,一般都是正金字塔形:每个系中最顶尖级是教授,只有一两位;再往下是副教授,比教授多些;塔的底座便是讲师和助教。解放前的大学教授多是校长或评委会聘任制。蔡元培一度任北大校长,他虽与鲁迅是绍兴老乡,可鲁迅并没有当上北大的教授。

        前几年我在北京,因工作关系接触过若干名校教授。他们当中,确有一些学术造诣令人敬仰的先生,可也有为数不少的不学无术者。我不知该怎样形容这些误人子弟的人,突然记起《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这个混混太像当今的某些教授了。马二先生对举业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他倒是真的讲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与时俱进,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马二先生还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并说,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专门选每次考试的合格文章,加以批注,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其功能与现在的高考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马二先生的教育主张与当今的应试教育做法有些不谋而合。

        话再说回来,如今为什么满街都是教授?基本上是“熬”出来的——如毕业后从教多少年,发表过多少论文……这些基本条件够了,就算入了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此人若与顶头上司没什么大的过节儿,人缘亦没啥障碍,那么戴顶“教授”的帽子就八九不离十了。

        有一位因早年打过一场官司而出名的教授,如今已成为“明星教授”——电视露面,广播发声,报刊载文,声名远播。我有幸与他有过一次交谈,向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我问:“鲁迅在文坛上的名气为什么一直那么大?”他回答说:“凭他的杂文,凭着善于打笔仗。”我又问:“鲁迅的小说不是更有名吗?他的《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他的《阿Q正传》《祥林嫂》大概至今无人超越。”他却没正面回答,只说了句:“鲁迅的散文也很好……”与其分手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汉末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比较有些过分了,但是作为类比,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还有一些教授,是靠拉关系、靠金钱和地位,甚至靠剽窃论文戴上“教授”帽子的。上网一查,教授抄袭的消息铺天盖地;给人的感觉,“教授”的含义,连《水浒传》中的影儿都没了。

        教授在社会中非一般职称,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形象,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教育和文化状态及其走向。“文革”对文化和学术造成巨大伤害,虽已历经四十年,但人们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仍需要时间,教授的学术精神及其权威性和晋升加冕条件仍需改进与重塑。

        (原载《今晚报》2017年12月14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5 8:27:4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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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一篇我选了但未能入选本编的文章!

      

    警察的尊严

    哈  米



        酷暑闲来无事,翻出几年前的侦破电视剧《深度秘密》消遣。该剧因整体过于追求戏剧性而影响了真实性,但被置身于环环相扣情节中塑造的刑警形象却颇为亲切动人。恰似抗战英雄务必在粮尽弹绝之前战胜敌人,《深》剧主人公韩江务必在“被调离”前侦查权力尚存的极有限时间内,顶住压力干扰,分秒必争秘密侦破,不让罪犯漏网。我认为,在侦破、谍战一类影视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韩江以其独特风貌列于警察(间谍)英雄形象决不会逊色。剧中有句台词给人印象至深。有人目睹刑警韩江如此忍辱负重,问他:“你这是为了什么?”韩江回答:“为了警察的尊严。”这句摒弃了过去的说教但依然普通的答词,由于情节的层层铺垫,情绪的寸寸积累,至此倾吐,一股热流在剧中人和观众心头同步涌动。

        警察的尊严。说得对。任何职业都有它的尊严。而一切尊严是人的尊严。

        警察的尊严是忠于自己的职业。一个不敬业的人是不懂得尊严的。但是否所有忠于职守者都是有尊严的?这得看你的职业是为谁、为什么服务的。

        执行“最终方案”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阿道夫•艾希曼忠不忠于自己的职守?忠,极忠!雨果笔下步步追踪冉阿让的沙威警官忠不忠于自己的职守?忠,极忠!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时他坚决不认罪,认为自己仅仅执行上级命令而已。而沙威最终发现冉阿让是无罪的好人,私自放了这个“逃犯”,又觉得自己背叛了警察的职责,他只得自尽来摆脱良心与责任的冲突。你说,谁是有尊严和值得尊敬的?

        跟沙威相似的是韩琪。他奉命追杀秦香莲,结果良知压到了驸马老爷的密令,放掉苦命的秦香莲母子之后,只得了断了自己性命。

        更有甚者,得数瑞士作家迪伦马特《诺言》中的马泰依中尉警长了。他负责侦破一桩小女孩被残杀案,他锁定的一个小偷疑犯自杀,案子已可了结之际,他被派遣出国高升。临上飞机时他想起无法确定真正的凶犯就是那个小偷,而抓住真凶是他向死者母亲许下的诺言,于是毅然放弃美好前程,返回岗位继续月月年年锲而不舍地追凶,为此付出了余生……

        残酷虐杀了张志新的刽子手只可能是阿道夫•艾希曼,绝不是沙威或者韩琪,更不是马泰依!

        从警察想到了刽子手又想到了告密者。告密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但我们这里不叫告密叫“靠拢领导”!不对了。我弄糊涂啦!向领导也就是组织汇报难道不是组织生活一种正常活动?一种巩固政权的有效措施?为了维护国家(人民)安全,监控嫌疑犯不正是警察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影视里你不是常常看到埋伏的警察一边目光炯炯盯着某个人一边对着衣领上的微型话筒悄悄呼喊:“〇三号注意,目标出现!”因而兴奋异常吗?监控都可以汇报为什么不行?不对不对。监控的是疑犯,向组织汇报的对象可不是疑犯而是跟汇报者一样的合法公民!换个位置,时时被一双眼睛暗中“亲切关注”,你受得了吗?“文革”中,我的两位朋友是同事兼好友。他俩间发生过一件让人哭笑不得又汗毛凛凛的事例:单位党支部领导让自己信得过的甲去监视他信不过的乙,要甲随时汇报乙的思想言行。甲念及友谊,悄悄告诉了乙。不识时务又毫无涵养的乙勃然大怒,咚咚咚跑到党书记那儿兴师问罪,暴露了甲的“对党不忠”。弄得甲狼狈不堪尴尬万状。该支部书记大人此种下三滥的“敬业”之举毫无尊严可言,只是对人的尊严的疯狂挑战。捷克电影《监视》、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原名《他人的生活》)不就是真切地揭露了极权主义国家这种极为相似的境况而广受震动吗!后者那位民主德国秘密警察窃听者维斯勒,终于良心发现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被窃听者德瑞曼。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人的尊严的胜利。如果对普通公民都那么干,这不是警察国家又是什么?

        所以说,不存在孤立的“警察的尊严”,只有弄清楚你这个职业是为什么服务的,才谈得上尊严与否。任何敬业行为务必基于分清是与非的底线之上。那么什么是是非的底线?这是有普世的标准的。尊重传统道德的善良人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不会不明白的。

        (原载《联谊报》2018年7月28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6 17:56:24    跟帖回复:
    10
    附言:
      就我个人而言,很喜欢黄兴蓉的文字!我觉得她的文字,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因此我还杜撰过一则芜文《我读“黄兴蓉”》(附后)。
      我在编《2016年中国杂文精选》的时候,很想编进她的《锅盔的滋味》(原载《今晚报》副刊2016年7月8日)。但踟蹰良久,终究没编。
      今年我在编《2018年中国杂文精选》的时候,很想编进她的《背祖先》(原载《今晚报》2018年3月18日),倒也真的编进去了,却没有想到,竟被出版社方毙掉了!
      为什么毙掉呢?我所想到的,只有两个“理由”:
      其一:这篇《背祖先》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杂文”,毙掉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这篇《背祖先》涉及到“文革”!对于“文革”,有司虽然在名义上否定了,但在实际上并没有!而且这越来越是个敏感话题,不容涉及了!因此,毙掉也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是不是这两个理由呢?我就不敢肯定了!
      现在,且将黄兴蓉的《背祖先》贴在这里,仅供走过路过的网友一览!

        

    背祖先
    黄兴蓉



        那是1968年春暖花开的时节,菜花儿黄,麦苗儿青,“文化大革命”正热火朝天。那天是大场,我背着女儿去赶场,走到观音堂,看到二三十个男女低着头被人押着走了过来。他们头上都戴着又高又尖的白纸糊的帽子,每人背上背一个纸人。男人背的是纸男人,女人背的是纸女人,纸人背上写着名字,在名字上打个大红叉。那是当时被污蔑为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夫妇。
        我女儿在我的背上说:“妈妈我们不看了,快些走,好害怕。”那纸男人被画得非常吓人,眼睛像俩大汤圆,恶狠狠鼓胀着,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头发直立,做狞笑状。纸女人也丑得不像样,大红花的衣服,长发都飘散开来,大红的嘴唇像刚喝了血,眼睛眯成一条缝。造反派弄着这些四类分子要去赶场游街,背着纸人名曰“背祖先”。“背祖先”的那些人每个人手里拿着竹棍和盆,边走边敲着大声喊:“我是反革命分子!”然后敲两下盆,“我是地主婆子!”再敲两下。
        我们队里的光棍王老幺,不爱劳动,游手好闲,整天鞋趿拉、袜趿拉,可他是红卫兵里头的积极分子。当时很吃香,特别活跃,原来走道儿猫着腰,小碎步颠颠的,这阵儿趾高气扬,迈着八字步,不可一世。他用手去戳一个地主婆后背上的纸人,说:“我要把你的祖先砸烂。”急得那个地主婆给他磕头说:“你打我两个耳光吧,千万别把他戳坏了。他坏了,我回去就得被打死啊。”王老幺说:“好,我不戳了。你就当着众人面跪下来喊我几声王爷爷吧!”那女人就真的给他跪了下来,连声喊着:“王爷爷。”后面又来一群戴尖尖帽的公社干部,都是“走资派”,也是背着“祖先”,猫着腰走了过来。
        街道两边挤满了男女老少,把卖鸡的,卖蛋的,卖菜的,卖米的,都挤到边边上去了。有的干脆收摊不卖了。我也从人群挤了出来,那天啥都没买到,两手空空回到了家。看着这些闹剧,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
        他们背的这些纸人,回到家是要好好保存的,不定什么时候,造反派又要他们背上去游街或开批斗会。
        1978年拨乱反正,改正了冤假错案,四类分子也解脱了,他们都把那些“祖先”烧了。我村独有曾兆明不烧,他还给“祖先”穿上了新衣服,天天晚上放到床上和他睡在一起,时不时还对着纸人大哭一场。
        他儿女心里也不好受,流着泪劝他说:“烧了它吧,免得心里堵得慌。”他说:“我背了他整整七年,我挨了多少折磨,他老人家都知道。你们要烧他,除非我死了。”
        后来曾兆明就疯了,整天不干活,就背着“祖先”四处转悠。时不时还跪在大路上向来往的人磕头说:“你打我吧,千万不要碰我的祖先。谁敢碰我的祖先,老子就和他拼命。”
        家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医生说没得医了,回家养着吧。他被家人捆在家里,他嘴里老在喊,我要背“祖先”。
        三个多月后,曾兆明死了。
        (原载《今晚报》2018年3月18日)



        



        

    我读“黄兴蓉”
    吴营洲



        第一次知道“黄兴蓉”这个名字,自然是她的那篇《山果》。该文最初登在《人民日报》(2012年2月13日)上,后来却被传的到处都是。许多人读后都很感动,包括我。
        山果是云南山区的一个小姑娘,十四岁,很瘦,面有菜色,为了给妈妈治病,竟背着一篓核桃,走上几十里的山路,到路过的火车上卖……
        她的质朴、善良、纯真,以及贫穷,感动了车上乘客,纷纷购买……
        ……小姑娘临下车时,作者帮她把背篓背在肩上,并取出一套红豆色的衣裤,放进她的背篓。对她说:“这是我买来要送我侄女的衣服,送你一套,回家穿。”
        小姑娘高兴地侧身看那身衣服,笑容中对作者表示着谢意。此时一直在旁边玩扑克的四个农民工也急忙站起来,一人捏着五十元钱,远远伸着手把钱塞给小姑娘:“小妹妹,我们因为实在带不了,没法买你的核桃,这点钱拿回去给你妈妈买点药。”姑娘哭了,她很着急自己不会表达心里的感谢,脸憋得通红。
        小姑娘在拥挤中下车了,却没有走,转回来站到高高的车窗跟前对那几位给她钱的农民工大声喊着:“大爷!大爷们!”感激的泪水纷挂在小脸上,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几位农民工都很年轻,大爷这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又走到我的车窗前喊:“阿婆啊,你送我的衣服我先不穿,我要留着嫁人时穿,阿婆……”声音是哽咽的。“阿婆,我叫山果,山——果——”……
        这是黄兴蓉在2009年去云南元谋途中火车上遇到的一件事。
        当时我读这篇文章,第一个感受却是:这样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乏见,为什么她能写得如此感人,而我却不能!
        此后,我又读到了她的《锅盔的滋味》(载《今晚报》副刊2016年7月8日)。这篇文章也很感人,讲述了她童年时的一段往事:
        她九岁那年,随着她爸爸,背着三十来斤柴火,走二十多里七拐八弯的小路,到城里去卖……回来后满脚都是血泡……
        这次卖柴,她爸爸买了一个锅盔,到家后,她爸爸把锅盔撕成三份,递给她和她的两个弟弟,说道:“吃吧孩子,等下一个场爸爸去把这两大捆柴卖了,给你们一人买个大锅盔解馋。”
        接下来她写道:“谁知这竟是个空的许诺,下一个场,爸爸卖了柴买回来的只是一点点米,一家人依然只有稀饭喝。第一次吃锅盔的滋味儿,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接下来她又写道:“那时是非常时期。就在那一年,爸爸死了。不久,两个弟弟也死了。”
        不着一字,满纸苍凉!更令我兀然长坐的是,下意识地想起那个“非常时期”……
        这篇文章也很感人,且尤为深刻!我想把它编进《2016年中国杂文精选》。我相信凡是感动了我的文字也自会感动其他读者。但我犹豫再三,还是舍弃了。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宗的杂文。不是说非杂文形式的文字不能选,我一向认为,只要有批判意识,只要有警示作用,只要具杂文风骨,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可以选的。只是,我编的毕竟是该年度的“杂文精选”,非“杂文形式”的文章终归不宜过多。
        后来,我渐渐知道了黄兴蓉的一些情况:她是四川成都人,幼年父母双亡,曾靠乞讨度日,后来定居河北霸州……
        她的人生经历很苦。读她的文字,总是感到浓浓的苦涩。但在她的那些文字中,令人感知到的,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苦涩,而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苦涩。如读她的《背祖先》(载《今晚报》副刊2018年3月18日),使人感知到曾经有个时期是不把“地富反坏右”当人的;如读她的《除四害》(载《今晚报》副刊2017年8月3日),使人感知到曾经有个时期是不把麻雀等等当生命的。她在《除四害》一文中写道:“很多事情,现在想来,觉得颇有些玩味,或曰不可思议,但当时身处历史的洪流中人们是如此的渺小,渺小到只有随波逐流。记得黑格尔有句话,大意说的是: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现,只不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
        她说她自打出生,就是在贫病交加、饥饿、寒冷、孤独中度过的。十五岁那年,为了找个饭门,她没有选择余地地嫁了人,十七岁时就当了母亲……由此看来,她并没有上过什么学,可她的写作能力是从哪儿获得的?我在她的《我与山果》(载《今晚报》副刊2018年5月3日)一文中知道了答案:“……由此我就大量读书,巴金的《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红楼梦》我读了不止一遍,还一字一句抄写了一遍,一有空就抄写,历时两年多,蝇头小字,我写满了很厚的三大本挂历的反面,用了356杆碳素墨水笔,把右手中指磨起了好厚的膙子。”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7 8:13:07    跟帖回复:
    11
      被出版社方毙掉的文章,大多是好文章;而被选入本编的文章,同样大多是好文章!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愿每位有缘读到这本书的友朋,能够喜欢!
      现在贴一篇未能入选本编的文章吧!


    极夜行路人

    筱  敏



        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冥冥之中被命运一抛,便落到了时空中的一个点上,于是只得面对自己的时代,一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所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遇到坏时代极为不幸,譬如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是战后的混乱,大萧条,法西斯横空而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的风暴摧毁世界 ,也将人们的生活击得粉碎,如果人们曾经在家园栽种过梦想,这时收下的是灾难和绝望。

        纳粹德国吃掉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1940年春,德国又分别攻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轻松得接近笑谈。强大无匹的希特勒军队一路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挡,此时也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了,欧战至此可说已告结束,全欧只剩下英国尚未沦陷,凭藉英伦海峡和皇家空军这两道屏障英国或许可以自保,但反攻欧陆的希望是没有的。

        多年以后,我们在历史照片上看到,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之时,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踱步在埃菲尔铁塔前面,是何等的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空荡荡的天空之下,没有任何障碍物,这些骄横的刽子手,俨然已经是世界的主宰者了。可以想象当年,当它作为新闻照片发布于世界的时候,给人心带来的是什么样的震荡。法西斯胜利了。文明,正义,人道,理性,所有人类美好的部分都如此脆弱,完全抵挡不住恶魔,节节败退直至彻底崩溃。

        无数的人倒向恶魔一边,因为人们崇拜力量,折服于强势者,这与动物界的普遍情状一样。无数的人连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一下就被碾碎。无数的人逃亡,如遭遇森林大火的蚁群,仓皇纷乱,从一片火海逃向另一片火海。

        此时的本雅明便在逃亡的路上。……

        茨威格也在逃亡的路上。……

        雅斯贝尔斯的情况不同,……此时他还有选择的机会,他选择的是准备死亡。……

        朋霍费尔是另一个异类。

        纳粹的恶行有其渐进的步骤,教士马丁·尼莫拉后来的忏悔很著名,其中也描述了恶魔的步骤:“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朋霍费尔本不在这个追杀序列中,即使非常不幸,也列在最后。这位新教牧师,神学家,和平主义者,在那场灾难中本来处在可以自保的位置。然而,和平主义一旦认真,也是为纳粹暴政不能容的。朋霍费尔便是那样一个纯粹的人。

        在那个疯魔的年代,民众为逃避责任而崇拜领袖,教会也顺服恶魔的国家暴政,正义步步退缩,不义畅通无阻。朋霍费尔起而呼唤人们的理性,他在教会里是孤立的,在整个狂躁的社会中也是孤立的。1934年,他曾准备前往印度,向甘地学习非暴力抵抗方法,希望能够用于抵抗纳粹统治。但越来越残酷的现实却在改变他。1939年7月,战争爆发前夕,与逃难的人流相反,朋霍费尔离开可以避难的美国,返回黑暗的德国,他乘搭的轮船,几乎已是返回德国的最后一艘了。他所见到的祖国,像一辆正往地狱狂奔的战车,整个德意志民族被裹挟成团,变成巨大的车轮,人们为国家的胜利热血沸腾,享受侵略扩张的成果,并不在乎谁为此付出了代价。众多参与恶行的人们,随恶魔的指挥棒起舞,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朋霍费尔此时断续写下他的忧虑,并将这些纸片藏在屋顶的梁椽之间——“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他看见的现实是,随着恶魔的势力日益高涨,人们的理性正加速丧失,纷纷加入恶魔的战阵,助推奔往地狱的车轮。一如阿伦特所描述的:“在这种黑暗中,善即使仍然存在,也变得绝对不可见并因而无效了”。

        朋霍费尔深切感受到,反抗纳粹的力量极其弱小。他问自己: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仍然有用吗?他给自己的回答是,这一代人该有的不是远大的野心,而是从时代的碎片中救出自己,就像从火焰中拖出尚未焚毁的木块。此时想要作为一个人而生活,需要具有英雄般的勇气。他投身地下抵抗运动。面对疯狂巨轮的碾压,有效的抵抗几乎不可能,他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行动。这位和平主义者,非暴力主义者,绝不怀疑任何一种暴力的使用都是有罪的。他反复问自己,但哪一种罪更大?姑息希特勒的暴行,还是消灭它?他选择了后者。

        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失败了。他被捕,被判阴谋叛国罪,1945年4月9日被杀害。

        他背叛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整个帝国时期,敢于背叛帝国的德国人非常少,但确实有的。今天我们知道,邵尔兄妹和“白玫瑰”青年抵抗组织,在希特勒桌脚放置炸药的史陶芬伯格等军人,朋霍费尔的姐夫和同案、时为帝国官员的杜南义,朋霍费尔在狱中所见的国防军内反抗组织成员们,与他一同上绞刑架的另外五位异议分子。还有更多我们并不知道。这样一些叛国者,正是史诗中的义人。

        一个月后,那个帝国覆灭了。

        历史走过一个极夜。法西斯胜利了,法西斯失败了。对于极夜中的行路人来说,极夜何其漫长,漫长得只剩绝望。而当时光拉开视野,人们会愕然发现,那个难熬之至的极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所占的段落其实很短。

        (原载《随笔》2018年第4期,选编时有删节)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7 8:31:47   
    12
      为什么我在选编时会对一些文章作些删节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删掉了我自己认为的一些“碍语”,不然,恐难通过三审。尽管如此,同样有文章不能通过三审。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个是,有些文章稍长,才作了一些删节。我自己认为,不管你作者的名气有多大,不管你文章写得有多好,凡是入选本编的文章,其字数一般都控制在3000之内,尽量短。因为选入本书的,毕竟是“杂文”,而杂文毕竟属于“匕首、投枪”之类的东东,不是“机关枪”,更不是“坦克车”等重武器,不宜过长。或因此,我借此机会,向那些被我删节过的作者,致个谦。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8/12/17 11:39:57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8 10:28:49    跟帖回复:
    13
        在我选编《2018年中国杂文精选》的时候,惊悉沙叶新先生(于2018年7月26日)去世了!于是便想选篇与沙先生有关的文章,以示悼念!找来找去,找到了牛撇捺先生一篇《中国杂文百部·沙叶新集》的阅读札记。因为原文较长等原因,我作了点自认为适当的删节。但令我意外的是,此文却没有通过终审。现在我把此文贴在这里,存个念!


    书生之梦甚高尚

    ——读《中国杂文百部·沙叶新集》

    牛撇捺



        沙叶新是剧作家,也是非常有成就的杂文家。

        沙叶新是个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正直、善良,讲原则,求真理,不向强权屈膝,不为利禄所诱,同情弱小,嫉恶如仇。

        沙叶新的主要成就在戏剧,但他的戏剧如《假如我是真的》等等,是揭露社会现实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可以表演的杂文,大杂文。因此,他的杂文写得就有别人达不到的地方,比如悬念,比如包袱,比如矛盾起伏跌宕,比如高潮等等。在《中国杂文百部》中,《沙叶新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沙叶新说他少年时患脑膜炎落下了后遗症,特别容易做梦。虽然做梦给他带来过许多的烦恼,但他认为有梦不坏。在《世纪之梦》一文中,沙叶新指出:“人若有梦,就等于晚上多活了一半。尽管不是所有的梦都有意义,但人总还是需要有梦的。人类正因为有梦,社会才有希望,才有进步;……无梦的世界,是死的世界。不让做梦的社会,是恐怖的社会。”沙叶新的这些想法大概不会错。

        沙叶新言1993年他做了个世纪之梦:“未来中国肯定比今日更开放、更民主。那时,每个公民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再像以往曾有过的那样因思想和言论而获罪。……”

        这个梦比较离谱,过于理想化,是真正的书生之梦,但却是忧国忧民的高尚之梦。他说:“我只能做书生之梦,只能希望书生们在下一世纪有个比较宽松、比较和谐、比较自由、比较民主的文化环境。”

        沙叶新提倡独立思考,《思考是痛苦的》一文,表述了他对人类思考的认识。

        沙叶新说:“思索是痛苦的,我越思索就越讨厌自己,因而也就越痛苦。这是因为我所想的常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格格不入。”

        但是,不是什么问题都是可以思考、追问的。沙叶新说:“从天高莫测想到好像是汉扬雄说的一句话:‘天高不可问。’天为什么不可问呢?似乎不完全是因为越问越糊涂,越问越苦恼,索性就不要问、不许问了,而是为的要保持天的神秘,天的神圣,天的尊严,天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保持天子——皇帝的神秘、神圣、尊严、权威,免得问多了,拆穿西洋镜,惹出让天子和百姓都很麻烦的事儿来。”

        虽然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去思考、去追问,但沙叶新向屈原学习,时常发出“天问”。他在文革初期写过一首五绝:“无私始无畏,有理即权威。得失抛云外,掷头论是非。”他说:“我以屈原为千古知己。”

        记得早期的共产党人夏明翰也写过一首诗,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沙叶新的诗与夏明翰的诗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掷头论是非”,表现出知识分子在真理面前的不屈、悲壮与倔犟。沙叶新有如此的主张,也有如此的行动。他的戏剧,他的杂文,就是他五绝诗最好的注脚。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受到怎样的高压,沙叶新都不改知识分子本色。在许多问题上,沙叶新敢于发声,不惧帽子棍子,不惧批评批判,不惧打击压制。

        《我的三句“反动口号”》,表述了他的文学主张。

        沙叶新说,“我的三句‘反动口号’是:一是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二是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三是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关于第一个口号:既然我们已摈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那么,‘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也不能成立,因为‘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就是最大的‘政治’。”

        文艺为什么服务的口号,似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确定了,七八十年了吧,一直是金科玉律,不能更改。沙叶新将它倒过来写,要求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如果没有吃熊心豹子胆,是不敢说这种话的。还有“圣经”上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沙叶新却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也是犯大忌的。因为“人民”的成分远比“工农兵”复杂,是否还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等等呢?!随意扩大服务范围,是会受到左爷们的批评攻击的。

        关于第二个口号,沙叶新以为,“文艺作品首先应该是个文艺作品,这本是个不辨自明的道理,对它的评论当然也要以艺术的标准为首要,而不能是其他。如果它只是标语口号,只是政治教科书,只是某项政策和运动的宣传品,毫无艺术价值了,当然也就没有评论的价值了。”

        尽管沙叶新言之成理,逻辑严密,理论新颖,但在当下,官方不会答应,左派评论家、文艺理论家不会答应。他们可以写出上千篇文章批驳沙叶新。政治永远是挂帅的,是第一的,是命门命根子,你让它排列第二了,你的胆子吃肥了!沙叶新的名下,口水鼻涕哈喇子会被涂了一层又一层。

        “关于第三句口号,也是极而言之,为的是要引起对目前文艺作品中还残存的回避矛盾、粉饰现实、拔高主题、神化人物等现象的足够注意。我想,与其‘典型化’,还不如‘原型化’,不如将生活的原始形态,将原汁原味的生活展示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虚假的、伪善的文艺赝品……”

        “源于生活,低于生活”,很精辟,很精彩。其优点,沙叶新自己已说得十分清楚。但是,这不符合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如果不高于生活,怎么拔高?怎么塑造典型?怎么用文艺的形式演绎政治思想、政策主张?为了政治的目的,高于生活,即使可能出现虚妄、造假、违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那也是需要付出的。看来,沙叶新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内行,但用政治的镜子一照,他就成了外行,成了幼稚病患者。

        对于非议与否定,沙叶新知晓,他也坦然接受。

        一个多少还有点官职的艺术家,敢于殉道,真正让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原载《特别文摘》2018年8月,选编时有删节)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19 9:48:56   
    14
      资中筠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
      她具有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
      她具有鲁迅先生的精神特征!
      她是从根本上,关心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我选编的《2017年中国杂文精选》选了她的《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我选编的《2018年中国杂文精选》选了她两篇:一篇是《谈谈爱国》,一篇是《有感于冯友兰的“反刍”》。遗憾的是《谈谈爱国》未能如期出现在本编中。
      她的《谈谈爱国》是我根据她在“一席”的演讲文字整理出来的。在这里我就不贴我的整理稿了,感兴趣的友朋自可去网上搜看原视频或原文。
        http://wemedia.ifeng.com/44938465/wemedia.shtml
        http://fcjs.hnjy.com.cn/show-58-8450-1.html
      据说,资中筠先生已被有司约谈了。她的微信公众号也许久没有更新了。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8/12/19 12:17:16 编辑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8/12/20 8:31:58    跟帖回复:
    15
      狄马先生的这组短稿,是我从他的微信公众号等处纂集来的,标题也是我起的,自感很好,却没有通过终审,不能变成铅字!甚憾!

        

    崖畔上的杂思

    狄  马



        

    亶父时的集体移民



        三千多年前,发生在渭河流域由古公亶父率领的那场集体移民,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逃亡或战略转移,而是一场由野蛮到文明,由暴力到理性,由黑暗到光明的精神远征。远征表现出的非凡智慧,足以使该族领导人彪炳史册。如果把迁徙本身比作中国版的《出埃及记》,那么亶父无疑就是《出埃及记》中的摩西。

        

    宋朝和西夏的战争



        难道宋朝和西夏的战争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吗?在姓朱的和姓爱新觉罗的之间能区分出善恶美丑吗?每当改朝换代、江山易手之际,如果他们不是那么猴急地自居为正统,自封为“天子”“太阳”,而是像亶父一样对他的人民说:“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那么,东亚大陆的这片腹地上真不知要少死多少无辜的生灵!

        

    享受赞誉的资格



        只有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可以负责,并有牺牲的自由时,我们才有资格享受赞誉,或遭遇谴责。为秦始皇修陵寝的囚徒能称得上勤劳吗?古罗马斗兽场里的奴隶能说他勇敢吗?皇宫里的太监能表扬他生活作风好吗?如果一个社会的公交车上规定,凡不给年老体弱者让座都要遭到毒打,那么“让座”本身就不是一种美德。

        

    俄罗斯的作家



        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苏联仍然出现了如阿赫玛托娃、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爱伦堡、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一大批经典作家;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作家却可以说整体趴下?为什么人家能,我们不能?比起俄罗斯作家,我们缺少什么?

        

    俄罗斯的人民



        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

        

    俄罗斯作家的吼声



        “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这是俄罗斯的作家们所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当这吼声最初只是从知识分子口中发出时,人们还感到有些异样,甚至有些恐惧,但仅仅过了十四年,当这吼声传遍了俄罗斯,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也听见了它的回声,这个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

        

    学术研究不是打仗



        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

        

    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西方人说是上帝给的,中国人说是父母给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如果是上帝给的,那么,至少在法理上,国家和君王就无权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人不能夺走他不能给予的东西。如果是父母给的,那么父母就可以随意剥夺,所以有“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的昏话;而在实际生活中最大的“父”是谁呢?当然是“君父”,因而又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呓语。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两种文明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善良?我说,善良是一种能力,它只可能发生在强势的一方(至少要旗鼓相当)。比如狼吃小羊,羊是没有资格谈善良的,只有当狼将羊缚住的时候,狼突然念及羊的温柔、沉默,决定不吃了,善良就发生了。

        (原载《特别关注》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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