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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电击可以治好精神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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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如虎 于 2019/1/11 17:38: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最近发生的“权健”事件,让很多人意识到在所谓保健品和直销机构之下,个体和家庭的脆弱和无助。

    但在纪录片《尖端医疗的真相》中,那些理应是病患最信任的医疗设备和器械,却在医院、医生、制造商及监管部门的共谋下,成了人们健康的最大威胁。

    

    它们不仅仅是医院中那些泛着冷光的器械,隆胸用的假体,日常佩戴的隐形眼镜,医生检查咽喉使用的压板,残疾人用的义肢,心脏起搏器以及植入人体内部的各种辅助器械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同时,医疗器械和设备也孕育着巨大的商机,成为目前医疗产业中最为肥硕的一颗摇钱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有7千万美国人体内被植入了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材。正因为它无处不在,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45分钟的植入带来了一生的痛苦

    Angie是一位主妇,为了避孕,她接受了一种叫Essure的永久避孕器材的植入,它不到半个手掌长,可以放入输卵管内,故意引起炎症,产生疤痕组织,然后阻塞输卵管,阻止精子和卵子相遇,从而起到永久避孕的作用。

    

    批准上市前的实验中,它声称有效性99%,而且植入体内不需要任何手术,不会在体表留下任何疤痕。只需要45分钟时间,接受植入的女性就能出院,广告上说“比美甲的时间还短”。

    在广告中,专家和学者露面声称这款设备完全不浪费时间,夫妻们再也不用担心怀孕,能更好地享受性爱的欢愉。

    

    Essure长度不到半个手掌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Angie在接受植入后不久,就遭遇了从未预料的后果,各种疼痛和出血接踵而来,疼痛几乎伴随着她的日常生活。

    在接下来的诊断中,医生建议去除这种设备,但大多医生只懂得植入,不清楚如何取出,手术中的“生拉硬拽”造成器材本身的碎片残留在体内,术后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造成更多并发症出现。

    更为荒谬的是,不少女性在植入这种避孕装置后,居然出现了怀孕的情况,而器械本身也影响到了胎儿的发育。

    人工关节导致精神疾病

    Peter 平时喜欢骑自行车上下班,但因为年龄的关系,他的髋关节出了问题,于是他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的替代物人工关节中,相当于人体关节的接触摩擦部分,可以有多种材料可以选择,比如金属、塑料、陶瓷等等。

    Peter当时选择了金属材料,这种金属大部分由钴铬合金构成,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金属可能更结实,器械广告也反复声称这种类型更耐用,更安全。

    

    但在植入后一段时间里,Peter逐渐出现了精神失调问题,最后还出现了各种症状恶化的症状,妻子说他在一次出差过程中,在酒店中突然崩溃,情绪失控,在房间中发疯似地乱写乱画,而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后来,通过血液检查发现,Peter体内的钴金属含量超过人体正常值100倍,而这种金属的化合物目前已经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致癌物清单中。

    

    人工关节的广告语:我们测试产品,您来享受生活

    最终,Peter的髋部需要重新手术取出有问题的人工关节。在手术中才发现,人工关节附近的髋关节韧带几乎全部溶解。如果再迟一些,后果可能更严重。术后,Peter的精神失调症状也慢慢消失了。

    Peter本人就是外科医生,他更担心已经植入这种器械的人,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发现这一点,而被诊断为其他疾病,比如帕金森和阿兹海默症,误以为是自己年龄增加后出现的症状,根本没有将症状跟人工关节联系起来。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将近1000万人,植入了这种含有金属钴的假体,部位包括髋部、膝盖或肩膀等人体关节部位。

    商家和个别医生的共谋

    医疗器材的商家曾在市场调研中发现,一些医生会在一些组织修复手术中,用疝气补片修补人体组织受损部位,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将这些之前很难卖出的医疗制品改头换面出售。一件成本只有25美元的补片,售价一下子就变成2000美元。

    

    聚丙烯树脂纤维制成的网片

    这些本该用于疝气手术的补片,最终被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修补中。

    但一些病人在接受手术后,网片在体内发生收缩,在人体组织上产生疤痕,产生不适反应后,更是很难取出,其困难度相当于从混凝土中取出钢筋。据一位曾经做过类似手术的女性称,在恢复后和丈夫的性交中,阴道内部的残片曾割伤了丈夫的生殖器,这也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无法消除的阴影。不仅如此,她本人因此还要接受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手术。

    

    其实在这种网片的早期研发中,负责研发的医生早已告诉制造商,这种网片对人体不安全,但公司的高官对此都知情,并没有将这些风险告知使用者。

    不仅仅是制造商,医生也在医疗器材的使用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特定的情况下,少数医生受到利益的诱惑,收取制造商回扣并不少见,它不一定是红包或者现金,可能是以咨询、教学或者是为研究生提供奖学金的名义提供,医生因此得到不少金钱上的收益。

    据统计,2016年,全世界的药厂和医疗产业已在医生身上花费了超过20亿美元。一位保持匿名的业内的医药代表说,他曾遇到一位医生暗示他给的回扣太少,这样说:

    “你们做的产品很好,但还做得不够多,我可以用别家的商品,因为人家为我付出更多。”

    手术机器人的风险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著作《未来简史》中认为,人类在未来的终极追求就是长生不老,化身为神,而最有可能促成这一革命性改变的,就是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这些技术早已被运用到了医疗器械当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未来,在手术台边给你做手术的就是一个机器人了。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装置,可以将摄像头和各种手术工具集合在一个小通道中(上图),而医生可以在大约2米之外,面对屏幕进行微创手术,手术视野比平时大了20倍,创口只有大概1厘米左右。在一些复杂的手术中,机器人可以帮助外科医生以更高的精度和更少的误差进行手术操作,但问题也同时存在。

    除了特定手术,使用这一手术机器人可能会增加手术的时间和风险,而且它没有办法进行一些牵涉到敏感神经的手术;进行手术的医生只能在操作杆上控制,没有通常手术中手指带来的触觉反馈;另外,机器人的手术操作对医生、护士甚至病人本身都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是医生。

    

    但在纪录片中相关人士的证词中,实际情况更加吓人。

    在手术机器人使用之前,制造商需要对医生进行为期9周的培训,在经过培训后,制造商会向合格的医生和护士颁发相关资格证书。

    但这一要求大大降低了医院的购买意愿,据内部人士透露,一些医生可能在一头猪的身体上花半天时间操作,然后填写一份多为单选题的类似考试,然后在另一位医生的陪同下进行两场手术,就可以进手术室进行手术了。

    

    一位熟悉手术机器人的心脏外科医生则认为,在通过严格的培训后,一位医生必须要做大概两三百次手术后,才会对这种手术机器人运用自如,否则造成手术损伤的风险会非常大。

    尤其在子宫切除术中,一些患者在术后几周时,遭遇了噩梦般的后果。一位病人曾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肠子突然露出体外。

    

    医生在2米外操作,机械臂负责缝合

    她说自己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医生也不确定做手术是否能挽救生命。对任何人来讲,如此恐怖的记忆是一辈子的梦魇,但它们就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在一项2011年的研究论文指出,机器人手术中出现这种事故的概率比普通手术高出3-9倍。很多人因为这些事故失去了性交的能力,甚至有了自杀念头,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

    更让人揪心的是,2015年英国一家医院在给患者做心脏手术时,手术机器人突然“暴走”,将心脏放错位置,并戳破病人大动脉,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在我国,目前已有70多台达芬奇手术系统正在进行临床使用。

    监管的漏洞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医疗设备就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种奇奇怪怪的设备,都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人们对新科技成果的好奇,期待这些发明能够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益处。

    比如有设备声称可以发出“Z射线”(仿照X射线)治疗关节炎👇(其实“Z射线”并不存在)

    

    电击椅子,以“治疗”特定精神疾病👇

    

    但直到1976年,美国才有专门的监管机构,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来负责测试验证各类医疗设备,然后予以审批上市。

    但是对于后来层出不穷的医疗设备来说,每一个都需要实验验证成本实在太高,因此FDA认为一款医疗设备在通过验证审批后,后来出现的相似产品就可以不用再进行同样的审批,只需要相对简单的手续就可以上市。

    

    一款产品通过审批后,同类产品可以缩短审批时间上市

    于是,几乎九成的医疗设备,都利用了这项规则。

    所有的医疗设备都强调创新,而医生和病人都喜欢新产品,以为这些新产品可以带来新的治疗方法,增大治愈的机会,然而这些新的医疗产品,因为没有经历严格的审批过程,大多缺乏证据证明其安全性。

    它们的广告都含糊地表示,在某某实验中,某产品被证明安全性达到了98%,甚至99%。这样的数值,让很多人看了都很动心,再加上出现在广告上的治愈例子都让人燃起了希望:如果没有XX产品,我可能现在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恰恰是这样的广告,它所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的几率也更高。面对质疑,生产商的态度大多都会抛出一句话:因为医学的进步,在过去的150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原因就是不断的创新,难道就要因为创新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吗?

    前面提到的Essure,让很多女性痛苦不堪。不少人不但经历了长期的痛苦,还被生活中的另一半抛弃,最终导致离婚。

    在上市前,这种避孕产品并没有利用审批漏洞,而是经历了最严格的审批流程,即便如此,这种审批也没有想象中那样严格,它比药品审批要宽松的多,很多药物都要经过两次临床试验,必须有大量的病患样本。而医疗设备只需要一次研究,样本数可能只是100人左右。

    这一过程被受害者Angie无意中在网络上找到的一段会议视频证实。

    

    在这段视频当中,FDA负责审批的首席科学家本人宣称拥有生产商的股份,当场宣布回避发言。面对专家的提问,生产商代表几乎没有认真准备。“如果人体触电的话,体内植入的设备会导电造成危险吗?存在穿孔的危险吗?金属过敏的人适合植入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生产商回答都无法让人满意,尽管如此,这些医疗设备,最后依然通过了审批。

    会议的最后,一位专家说道:如果你们的产品在十年内出现了问题,病人们会雇一个私家侦探,通过这个视频最终找到我们这里。

    当时,在座的专家们哄堂大笑,但谁也没想到几年过去一语成谶。

    作为监管部门的FDA,似乎对患者利益并没有放在心上,还在其内部科学家的电脑上安装监控软件,通过截屏和记录键盘记录的方式,防止研究人员将一些产品的负面评估数据泄露给公众。目前已经有9名FDA的科研人员因为担心一些产品的公众安全问题,而被调整职位或解雇。

    

    而那些曾在FDA任职的官员,在卸任后搭上了美国政界的“钟摆效应快车”,去了大型企业,然后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企业逃避监管。

    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受害者的力量十分弱小。据一家制造商的上市年报,相关诉讼产生的费用达到了3亿美元,在常人看来,这理应会停止产品在市场中的销售,但制造商并不在意,因为这些费用只是公司总营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受害者诉诸法律的行为,这些企业大多没有放在眼中。

    在使用新医疗产品时,为了降低对自己的健康的负面影响,纪录片提出了下面的建议:

    1. 新技术不一定更好,一定对要对使用的设备和器械进行了解

    2. 对有风险或昂贵的手术,征求第三方意见

    3. 询问医生,他本人做过多少次同类手术

    4. 尽量避免手术时一人在医院,让朋友和家人帮你跟医院沟通

    5. 了解医生是否有接受医疗器械公司的回扣的历史

    编辑:Sebastian

    图片来源于Netflix纪录片

    《The Bleeding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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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1 17:50:08    跟帖回复:
       沙发
    我只是来打酱油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1 18:20:33    跟帖回复:
       第 3
    电击就是让人痛苦产生畏惧。和刑讯逼供一个样。残酷至极。说月亮是你扔到天空的也会承认。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1 18:24:06    跟帖回复:
       第 4
    民警高作喜“奇遇”记

    http://news.163.com/09/1222/15/5R59SEF700011SM9.html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民警高作喜“奇遇”记

        来源:  人民网

        2009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杨树镇,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两年没到所里上班了。本报记者  张涛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大杨树镇,高作喜在家中接听电话,床上是他已经瘫痪的岳父。记者  张涛  摄

        

        12月1日,高作喜展示他的警察证

        ■  核心提示

        41岁的高作喜,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分局民警。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高作喜在分局值班室,被6个人“包围”,其中4人是民警。高作喜被扎了针,等他醒来,发现身在千里外的精神病院。

        回忆此前事,他认为自己“落入一个设好的局”。似乎从自己出警被打起,一切都偏离了轨道。

        两年来,他坚持向“设局”者讨说法。目前,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已立案调查。

        边看着电视,高作喜边跟邓毅聊着天。

        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下称农垦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农垦分局下辖东方红派出所民警,邓毅是分局法制大队队长。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按局领导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与此同时,二楼会议室,正召开局领导会议。参会者有局长徐晨铭、副局长张强、李宝全等。

        “焦点访谈”结束了,高作喜去旁边小卖部买了洗漱用品,邓毅陪着他。

        回来时,他喜欢的电视剧要开始了,高作喜盘腿坐在床上,邓毅坐在椅子上。

        此时,二楼的会议接近尾声。结论是一个字:送。

        8点刚过,一楼值班室里,剧情开始前又插广告,高作喜说,广告真多。话音刚落,啪,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咚一声弹在墙上。

        4名民警和两个陌生人进来,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说:“开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冲上前,两人扭住了他的胳膊,两人抱腿,一人抱头。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体内。

        惊慌中,高作喜隐约注意到,大队长邓毅一直坐着没动。

        有个念头瞬间清晰,他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局。

        不过,药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识。

        被殴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围殴了。打人者“逍遥”,高作喜告状

        时间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围殴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个绰号,叫高大虎。

        东方红派出所60岁的治安员叶成江说,高作喜人高马大,办案正直不讲情面,东方红农场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闹事的报警,高大虎与同事张振勇出警。后来,张带了两个人回所里问讯,高作喜独自留在现场。但随后来了一拨人,“高大虎”被围殴了。

        高作喜回忆称,过程中他先后四次拨打分局的值班电话,没有等来同事的支援。打人者走后,高作喜住进了医院。

        次日,副所长王君利与张振勇到医院看望。王副所长说,所里人手不够,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没有听领导的话。医生认为他有轻微脑震荡,他在医院住了9天。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长马春生,要求报医药费,并追究肇事者责任。马所长说,追究肇事者,归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时任分局政委韩金桩,韩认为,这是治安案件,还是应由派出所领导处理。

        在高作喜看来,所领导与局领导是在“踢皮球”。这让他非常窝火。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那段时间,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闷酒。老叶认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窝火的事,何况“高大虎”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现任巴彦派出所所长的马春生告诉记者,如认为袭警者涉嫌妨害公务罪,应由检察院立案批捕,但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个多月后,高作喜又找到韩金桩。双方交谈不悦。

        高作喜称,当时他提出,再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韩说,你愿到哪告到哪告。

        这话未得到韩金桩证实。

        可以证实的是,高作喜的告状路,开始了。

        抑郁的访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觉得跟领导“过节”没了,受到排挤,他不停举报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回复。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局长高苏和批示:这是近年来唯一的一起民警在执法中被打案件,要从强化执法力度、维护民警权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农垦分局成立了专案组。2005年9月9日,带头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说,接下来的发展让他意外。

        他说,所长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马所说,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称,他没答应,所长威胁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顶了一句“你吹牛皮”。

        对此情节,马春生说,他并没威胁高。他认为,既然高受伤并不重,不必纠缠于此。他认为高一直纠缠,只是为得更多赔偿。

        不过,他称“私了”不是他的意见,是上级领导指示。马春生说,检察院领导也多次要他们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节,未得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证实。

        高作喜称,后来分局领导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这让他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后来他答应了。

        在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工作人员公证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与何四民的哥哥何爱民达成协议,何家赔1.3万元医药费,高不再追究袭警一事。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高作喜感觉受到了正副所长排挤,陷入孤立。开会没人喊他了,聚会活动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没人给他派工作了。他认为,这与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长逼他私了之事有关。

        马春生后来说,他不曾排挤高作喜,可能有时言语上有过激。他说他与袭警者并无瓜葛,不是高“怀疑的那样”。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东方红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当时大家都知道高作喜与所长们有矛盾,没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窦艳敏称,高作喜从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状态,每天睡眠很少。高说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处于抑郁、焦虑状态。

        当年10月起,高作喜开始给市、自治区及公安部写信,举报自己被袭被要求私了之事,并称遭到所长排挤产生抑郁。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为了一名访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长说,越级上访是“严禁”的,但“我们的警察”坚持越级上访,这让局领导十分恼火

        高作喜有做记录的习惯。一些谈话他会录音,他还记备忘录。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长徐晨铭到所里调解他与所长的矛盾。高作喜的备忘录里记着,局长答应让马、王两名所长公开道歉。

        徐晨铭后来对记者说,高作喜称马、王排挤他,让他患上抑郁症、糖尿病,需补偿,“但这没有道理”。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马和王违法违纪,并且两人当着他的面给高作喜赔礼道歉了。

        马春生与王君利也称,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过,高作喜否认。

        他称,他们不但没道歉,还威胁他不要再告状了。

        在高作喜不断坚持下,2006年12月,农垦分局作出“关于对马春生、王君利进行口头批评的情况说明”,称两人身为派出所领导,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产生不满情绪,分局领导已对两人进行了严肃口头批评,责令他们向高赔礼道歉。

        高作喜认为,这份“说明”明显避重就轻,不提私了之事。

        马春生的父亲曾任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局长;王君利与分局副局长也有亲戚关系……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继续上访。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区公安厅、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两级维权组协调下,高作喜与农垦分局正式签署协议,答应不再上访。

        高作喜称,签协议的前提是,分局领导承诺,补偿他上访产生的费用及抑郁症的医药费,并让马、王公开道歉,但厅、市局领导走后,承诺未兑现。

        于是,他又继续告状。

        “说实话,我们局领导对高作喜被袭案的处理过于草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才有了事件逐步恶化的局面。”如今已调离农垦分局的李宝全认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访。

        李宝全回忆,这让农垦分局承受了巨大压力,“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曾多次批示,严禁越级上访。我们的警察上访,而且多次越级。这让市局和分局领导感觉压力巨大,十分恼火。”

        家属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领导的确在围绕高作喜的事情开会,只是,议题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为,自己的要求要实现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长徐晨铭的电话。让他去分局一趟,说局党组将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当日晚饭后,徐晨铭让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党组意见。并让法制大队长邓毅陪着他。

        当晚8点,在高作喜看电视的时候。局党组确实在开会,也确实围绕高作喜。

        只是,议题是:强送高入精神病院。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绪寅回忆,当时,他们接到了农垦分局副局长张强的电话,称该局有一名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医院配合采取强制措施。

        高绪寅说,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机关强治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并不鲜见。

        他介绍,当时他和护士莫轶强坐火车,到了农垦分局所在的大杨树镇,徐晨铭和副局长张强接站,“穿着警服,开着警车”。

        高绪寅称,徐晨铭告诉他,高作喜多次扬言要杀人报复,分局已请示了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批示可强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鉴定书,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医院为高作喜做的鉴定,结论为“神经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医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说,神经症的症状为抑郁、焦虑间或产生臆想,“很常见,一般不会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她是给高作喜做鉴定的三名专家之一。

        高绪寅称,当时他提出,强行收治精神病人,须家属同意。徐晨铭说,高作喜与妻子刚离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远,只能联系他在分局刑警队的二哥高作成。

        据高作喜之妻窦艳敏讲,因领导们频繁让她劝说高不要上访,2007年12月初,他们办了离婚手续,高作喜拿着离婚证去给局领导看: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两人后在2008年初复婚)

        高绪寅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7点,徐晨铭与两名副局长带着他和护士,去高作成家。到门口后,“徐局长说我们不用进去,他给家属说就成。”10分钟后,徐从高家出来,称家属已同意,但不愿出面。

        当晚,高绪寅和护士列席了分局领导会议。领导们决定,送高作喜入院。

        连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车运走,法制大队长邓毅全程“押送”。

        领导批示“强送”

        公安分局给市局写申请,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长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过来,一度恍惚。

        他发现自己躺在陌生房间,有穿格子服的人围着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滞。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疗,公安局送你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该医院所在的富裕县,离高作喜家约500公里。高作喜很是惊慌,连称自己没病。医生说,有你的精神病鉴定。

        这让高愕然。

        根据医生所说的鉴定日期,他查备忘录,2006年4月3日,是一次会见。那天,分局副局长李宝全给他电话,说自治区政法委领导要跟他面对面谈案情。当日,高作喜见到的“领导”是两男一女。

        原来那是医院的人———精神病院里,高作喜“顿悟”:这是一个设计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宝全承认,当时的确是假借领导谈话,对高进行了精神鉴定。之所以隐瞒,是怕高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失误”。

        李宝全称,是徐局长安排他找的医生。鉴定经过和结论,都没告诉高本人和他的家属。他说,高不停上访,分局压力非常大。不过他本人并不赞成送高入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11 18:24:17    跟帖回复:
       第 5
        医院里,回头想,高作喜认为,他其实早被“警告”过。

        他的备忘录记着:2006年5月5日,副所长王君利对我说,你要再告,花点钱给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东方红派出所多名民警证实,马、王二人曾当着高的面说,再告状就送进精神病院。不过,马、王二人均否认。

        高作喜之妻窦艳敏称,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长张强曾到家里,说高作喜越级上访,已决定对其停职,在外遭遇任何不测,后果自负。

        此事的背景是,当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给徐晨铭打电话,称:“再不处理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时。”一小时后,没等来局长回复,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举报材料。

        窦艳敏称,张强后来又找她谈话,称各级领导都对高作喜越级上访很生气,可能要追究责任,如果家属能证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窦艳敏拒绝:“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称,全家人从来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据李宝全讲,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访后,分局领导向市局写了申请,大意说高作喜有精神病,需采取强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批示:同意强送。

        李宝全和徐晨铭均称,高作喜有严重暴力倾向,多次称“如果上访没结果,我就杀人报复”。

        高作喜否认说过类似话语。他称自己与领导的见面,都是自己平静,领导“拍桌子骂娘”。

        43天后“逃离”

        三天后,做刑警的二哥被局领导找去,家人才知道高作喜被送精神病院了

        精神病院里,高作喜曾琢磨“越狱”。

        作为一名民警,他清楚,如没有家属同意,不能送他入院,但医生告诉他,你二哥同意了。这让他一度绝望。

        他想,那只能是这样———逃。

        他被当做重症精神病人治疗,打针,以及一次三餐后吃药。那些药让他不清醒。

        他必须保持清醒。但如果不吃药,护士会强灌,吃药后还检查舌头。为“表现好”,每次他都主动吞药,护士走后,再去卫生间吐掉。

        为了“越狱”,他偷偷磨尖了一支牙刷,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搓成了绳。

        他还观察到,下午6点到8点间,整个病房只有一个女护士。

        这是逃跑的最佳时机。

        不过,他最终没实施计划。因为他后来得到一个打电话的机会,二哥高作成说,自己根本不知情,没有家属签字。

        刑警高作成,是高家最早知晓此事的人。

        他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局长徐晨铭找到他,说组织上要处理高作喜。他说,只要合理合法,“我服从组织安排”。

        三天后,法制大队长邓毅把他叫到副局长李宝全办公室。邓说,高作喜有精神病,已被送去治疗,你补写个材料,证明家属知情并同意分局送治。

        高作成说,他此时才知道,弟弟被送去精神病院了。他没写材料。

        2008年1月10日,高作喜二姐高春珍等人到了精神病院。

        此时的高作喜,面色蜡黄,目光呆滞,头发像枯草般支楞着。家人差点认不出他。

        因长期强制性呕吐,高作喜不但厌食,还得了胆囊炎。医生认为他有生命危险,必须转院治疗。

        医生高绪寅说,他给邓毅打电话。邓回复说,局领导不同意高转院。

        高春珍提出,家属不知情,而无法定监护人签字,医院属非法拘禁。高绪寅称“谁送进来的,我们对谁负责”。他说所有入院手续都由公安局完成,要放人须公安局同意。

        高妻窦艳敏又辗转找到了主管副院长孙本生。2008年1月24日,孙本生了解情况后很吃惊,让医生立即放高出院。

        被作为“精神病”治疗43天后,民警高作喜“重获自由”。

        尚未结束的对峙

        高作喜说,分局几次叫他回去上班,但他担心,会不会以他犯病为由,发生其他事?

        梦魇一般,高作喜说。

        那43天,除了精神折磨,身体最直接的损失是———胆囊摘除了。

        去年1月25日,离开精神病院次日,高作喜就被家人送去做了手术。

        之后,他继续上访。只是,举报的主要内容,变为了被强送精神病院的“凄惨”经历。

        分局也没放弃“挽救”他的努力。

        据孙本生回忆,高作喜出院次日,农垦分局来了两个副局长,指责医院放走高作喜,要求尽快找回。几日后,农垦分局还给精神病院所在的富裕县卫生局传真称,医院方不顾大局,使高作喜处于失控状态,“给我局造成严重负担”,要求医院尽快追回高作喜,“对其继续治疗”。

        不过,医院和卫生局都没“追回”高。

        孙本生说,没有监护人签字,“那不真成非法拘禁了”。他认为当时接收高作喜的医生是“一时糊涂”。

        目前,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已立案,调查高作喜反映的被强送精神病院之事。2009年12月8日,该院称“此案很复杂,还处在调查阶段”,未进一步介绍情况。

        富裕县卫生局副书记李会武说,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到医院调查过很多次了。他说,卫生局和医院的态度很明确,实话实说。

        2009年12月3日,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主管纪检副局长张强称,当年送高作喜入院是局党组的决定,“作为个人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而一手经办高作喜入院的法制大队长邓毅说,他做的“都是组织的安排”。

        检察院立案后,天津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受委托为高作喜做鉴定。12月7日,该所岳姓医师称,鉴定结果今年3月就已作出,“检察院和我们鉴定中心,都当面向他宣布了鉴定结果,精神正常”。

        不过,高作喜的家人说,他们至今未拿到鉴定结论。

        高作喜一直没回派出所上班。

        他说,分局曾几次叫他回去上班,他没去。他的理由是,没有一个结果证明自己是正常人,那么,回去上班会变得“很危险”。

        他担心的危险是,局里能送他进精神病院,会不会以他犯病为由,做出其他事?

        本文来源:人民网  作者:黄玉浩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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