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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试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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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先生 于 2019/1/20 2:27:1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试析(3/4)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  

    老知青  文士明

    1、 其次,对于知青在农村农场所起到的作用不能高估,当然决不能说是没有作为,但也绝对不可以说是大有作为,因为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实际条件决定着不可能出现大有作为的结果,不可能达到预想的“可以大有作为”的目的。先从这条引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著名语录说起吧,其时乃建国初期,农业建设需要发展,而经过数十载战争年代的农村劳动力确实是不足的,再则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也不多,上过学堂接受正规教育者更少,此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又在猛烈开展,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迅速发展扩大,尤其需要有文化的人经营管理,所以这时的中学毕业生甚至高小毕业生去到农村的确是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也的确能够大有作为。这种情况可能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初,也就是说在上山下乡运动前期,知青只要自己努力还有可能干得出较大的作为。

    再往后就不同了,一方面,农村除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地区、社队外,不再缺少劳动力了,另一方面,农村有文化的人渐渐多了,正规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了,像前面提到过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农科员、土电工、农机手、记工员、会计、等等,农村本地青年都能承担,都能胜任,况且,这些职位在农村都算是好差事,甚至还是美差,通常都争着干,没有一点背景(包括同社队干部形成了特殊关系),不和社队干部沾亲带故,恐怕还轮不上。你知青毕竟是外来人,有好事一般还是靠边站吧。再说,即便知青们怀有雄心壮志,想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真正“大有作为”一把,但现实的环境及现实的具体条件不允许你达到目的,换言之,你往往难以具有达到自己目的之顺畅环境和良好的具体条件。

    农村好比一片汪洋大海,你一个知青,就像一条很普通的鱼,可以在海水里尽情遨游,偶尔还可翻出一点水花,但也仅此而已,你怎么尽力,怎么奋发向上,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掀起冲天巨浪。以千万计的知青溶入到农村,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劳动力,就像遨游大海的鱼儿一样,一般只能是充当着默默无闻的角色,除非你特别幸运或者突然遇上一个难得的机缘,让你跃过龙门,一下子成为“出类拔萃”者,立刻具有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本事,那你就有可能实现“大有作为”了。而对于一般的默默无闻者来说,你也可以积极热情、努力奋斗,竭尽全力地为农村、为农业生产做出自己一定的贡献,但你如果想要能够“大有作为”,那很困难,因为你很难获得让你实现目的的顺畅环境,很难具备让你实现目的的良好条件。最主要的就是,当时农村还非常落后,甚至愚昧,你想用新思维改变和代替旧思维吗,你想要推广新的种植理念与和农业科技吗,一般很难得到爽快的认可与同意,好不容易统一思想了,可你若在实践过程中出了一点问题或差错,就会遭到严厉的指责,事情立马就黄了,人们宁可回到刀耕火种状态,也很难接受了。

    当时农村还很贫穷艰苦,经济条件相当差,很多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你想推行先进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吗,你想推广使用先进农具甚至提高点农机使用程度吗,没钱是一个最大的“拦路虎”,你便常常只好望空兴叹了。不用多说,当过知青的人对此是最了解的。我只想举出一个令人无限感慨的数字,著名知青作家叶辛说,据《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一书作者火木经过精确计算,文革以来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至少有1500万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这就能足以说明问题了。

    2、  知青中也有极少数人或是极个别人可能真的做到了大有作为,而绝大多数知青到了农村农场后,也许开初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但后来却成为了一个同农民、农工一样的普通劳作者,默默无闻地生存与生活着。本论题与上面第三个论题紧密相关,有点像对它的进一步发挥。但需要先申明两点。一是所谓大有作为,并非指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事业,从而名满天下、人人称羡。而是因那一条著名语录有这个用词才照着使用的。鉴于上山下乡事属特殊,且知青处境艰难困苦,想要抒发豪情壮志但是条件有限乃至根本缺乏,即便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到“大有作为”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换言之,赞誉他们中的谁做到了“大有作为”,也只是他(她)比周围其他知青做得更好一些,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罢了。

    二是此处的“极少数人或是极个别人”当然包括那些知青典型和知青先进人物,尽管在整理他们的先进材料时难免会注入不少水分。但更主要的是指知青中其他那些干出了看得见且令人们伸大拇指的实际成绩、真正“大有作为”了一番却没有被上级“发现”而成为先进典型、标兵的佼佼者,他或她依然默默无闻,但却是知青中真正的出类拔萃者,他们任劳任怨、不求闻达地为农村、为农业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与聪明才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得到其他知青与当地社员群众的真心赞誉。他们虽然没能名满天下,没能获得鲜花与美遇,但历史记住了他们。历史应当记住他们!

    至于绝大部分的知青下乡后,似乎看不到有啥很出色的表现,那也的确是事实,就像笔者在本论题的题头中所说的那样:“默默无闻地生存与生活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自然离不开前边所提及的那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状况一方面需要知青们与农民同志们一道努力去进行改变,另一方面恰恰也是这一现实状况给这种努力带来了严重的制约。而笔者想要指出来的是,绝大多数知青下乡后之所以没能有更大的作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自身苦难经历、艰辛困苦的生存生活境况所带来的更严重的限制。本文前面对知青的遭遇和命运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知青们下乡到了农村或边远地区,便遇到两道很大的难关而不容易超越,一是生活关,生活相当艰难困苦,经常处于胡乱对付状态乃至饥饿半饥饿状态,而且时间越长,此等窘况可能越甚,凭自己的能力很难改观;一是劳动关,劳动繁重艰苦,经常处于劳动量大、强度大且时间长的境况,有时遇上恶劣气候极端天气,由于要“抢季节”、不违农时而不得停歇,简直是在以“拼身体”为代价,而且基本上没有改善的可能。

    其实,知青们还面临着另一道关即精神压抑苦闷关,其由来是他们对未来的茫然,对命运的恐惧,天天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能够返回城镇,走上称心如意的新工作岗位,能够过上昂首挺胸、扬眉吐气的那种日子,但却总是得不到命运之神的垂怜,而且越来越感到渺茫;再就是在社会上的被人瞧不起、受歧视,尤其是同辈人中幸运者们的趾高气扬及对自己的冷落轻慢,特别让人憋屈伤感,强烈刺激心灵。别看他们平日里嘻嘻哈哈,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可精神上的压抑、内心的忧愁烦闷,如同当今人们爱用的一个口头语:是亚立三大——压力山大那样的。以至常出现一些因小事而引发出来的不测事件,如在《中国知青事典》一书中,记载了内蒙古兵团从1970年元月到1973年元月部份知识青年的死亡情况,21人中,除一人是因为步枪走火死亡之外,其余的全是自杀。有和班长吵架后自杀的,有因领导处理打架事宜不服自杀的,有被诬偷了五块钱自杀的,有悲观失望自杀的,有因散布不满言论自杀的。等等,不一而足。想想吧,这还仅仅是在一个很局部的范围内,时间也不过短短三年,如若在全国范围内做一个详尽的调查,那这类情况会有多少啊。

    此外,知青们下乡后所遭遇到的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令人情何以堪的情况。即邪恶势力的欺凌,让知青们往往痛苦得抬不起头来,真是欲哭无泪,简直怀疑自己处于一个邪恶的世界,令人无法不产生恐惧感,无疑,这又更加重了他们精神上的压抑,内心的忧愁苦闷(需要指出,在这一点上,那些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则感受更深,他们所受的欺凌往往更加严重和厉害,如同噩梦,笔者不想在此另述)。知青们或许都还记得,当时知青受邪恶势力欺凌的行为中,最触目惊心的、也是令全国人民最愤慨的是女知青的受凌辱和受奸污,这种罪恶发展到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专门发下了(1973)104号文件,想要以“杀一儆百”的方法来惩罚与制止这种罪恶,这一传达到基层的文件通报,身为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的黄砚田、团参谋长的李耀东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以后,又被李奸污。两人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对这种罪恶进行严惩。下面再说一个资料,四川作家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知青梦》中,摘引了一份云南省知青工作简报,上面刊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同志讲话(摘要):……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 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多人。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个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遭到疯狂报复。 四师十八团。141个连以上单位,捆绑吊打知青的单位达120个,占百分之八十五,受摧残迫害知青达24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达100多人。这里都是局部范围内发生的事,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生产建设兵团里的事,同样如上所说,若是做一个全国范围的调查统计,那绝对是惊心动魄的、骇人听闻的。

    总括以上多个方面的情况,知青们处在如此悲凉凄惨的境况中,怎么能奢谈什么“大有作为”呢?又有谁能忍心非要他们“大有作为”不可呢?知青作家叶辛在其《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中指出:“能够明哲保身,太太平平无所作为地过一份日子,就是好知青了,家长和社会也感觉可以了。”笔者觉得他说得也对。但我不同意他话中那个“无所作为”的用词,因为“明哲保身,太太平平﹍﹍过一份日子”,亦即像农民同志们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心尽力地出工干活,生产粮食与其他农产品,其中就包含着创造,包含着贡献,就是有所作为的。请看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当年人们常说道,文革十年,到处都乱了,学生不读书了,工人不生产了,忙着搞批判斗争,忙着打派仗、搞武斗去了,搭帮农村稳定,农民还在安安心心搞生产,保证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支撑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终究没有垮下来。农民同志们的这一看似平平常常的举动难道不就是大贡献、大作为吗?

    再回到要说的话题。不过,话还得说回来,知青们下乡后的艰难困苦处境,也的确促使他们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如同农民一样一年到头习惯性地劳动着,忙忙碌碌难得空闲。而辛勤地、不辞劳苦地出工干活,就是为的挣回那份口粮及其他一些有限的农产品(支边知青情况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性质其实也一样,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个人的谋生糊口)。所以火木先生说文革下乡的1700万知青,有1500万人的文化知识没有用上,我相信。而且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不禁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来,庆幸当年中央果断地迅速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要不然便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些新的闰土。从人们对那些在知青大返城时自愿留下来继续待在农村农场的知青现状之描述来看,还真有一些人变得有点像闰土了,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3、 知青在下乡后的是否有作为,有多大作为,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是两码事,必须把两者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这样说,可能有的人觉得不好理解,或者不予认同。然而历史偏偏就是这么无情,它告诉人们:不管你承认与否,总之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惹人注目、热闹异常的就是那一番满世界的宣传鼓动声势,各种媒体重重复复、不厌其烦的渲染鼓吹,而城镇各级党政组织、各个单位及社会团体则会召开大小会议,成立专门班子,选派精干力量,专门负责发动工作,对拟下乡的对象,组织集中学习,反复进行动员,甚至不惜借用一些自认为很正当必要的手段与方法迫使对象答应。待到正式下乡的人员确定,再组织欢送仪式,热热闹闹地把他们送至该去的地方,事情(本次运动)就算是彻底结束了,一切复归平静,只等到来年(下一次),再周而复始地将运动重复一次。

    而知青到了农村或农场,正式开始务农生涯后,他(她)尽管还多了一个“知青”的身份,但其正式身份就是农民或农工,城市已然与他(她)无关(当然还有自己的家),上山下乡运动亦再也与他(她)无关了。虽然上面还有政府的知青办在管着,但知青办只负责对所辖知青的一般管理,转达与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有关知青的政策措施而已,并非对任何一个知青日常的生活与活动进行直接管理,具体领导与管理知青的是他(她)所在社队或农场的顶头上司,而且完全是将他(她)作为一个普通社员或农工来看待的。概言之,知青们下乡后,同上山下乡运动仅有的关联是,由这个运动把他们送到乡下去的而已,他(她)在乡下的表现如何,已经同运动毫无关系,就像某个知青是从某一个城市下乡的,他(她)在乡下的具体表现绝对与这个城市无关一样。

    同时,人们不难看到,而知青们自己更加清楚,一个知青,到了乡下,是否有作为,有多大的作为;是否做出贡献,能有多大的贡献,完全是由个人是否努力与如何努力所决定的,或者说,是知青自己是否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这种发挥的大小与发挥得是否充分。通俗地说,知青在乡下,如同一个普通的农民或农工那样劳动、干活,干得如何,主要是靠自己的自觉性,即便有幸被选派去担任诸如赤脚医生、植保员、农科员、农机手、土电工、民办教师之类的工作,也同样如此。假如能够做出优异成绩,有较大的作为,甚至大有作为,那一定是他(她)凭自己的信念、精神、态度与能力,兢兢业业、认真努力,坚持奋斗所得到的结果,与其他任何人、任何事物无关。面对艰难困苦的处境与恶劣条件,他(她)凭的是自己顽强的意志与坚忍不拔的毅力,而若碰上恶意相待的遭遇与欺凌势力的侵犯,他(她)凭的是自己不信邪、不甘示弱的勇气和敢于抗争、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这应当就是当年知青在乡下的“原生态”,必然如此,也只能如此。

    所以,笔者认为那种把知青下乡后的一切同上山下乡运动继续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不符合事实的。尤其对那些把知青在乡下干出的成绩,做出的贡献一股脑儿都归功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说法,是坚决不赞同的。我也曾经同好多个老知青谈到过这一问题,他们基本上都同意我的说法,只有个别人觉得知青毕竟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去到乡下的,那么他(她)在乡下干出的成绩,做出的贡献,说成是上山下乡的作用,似乎也有一点道理。我回答了四个字:牵强附会。举例说一个国王年轻时曾在教堂当过时间不短的教职人员,能说他当上国王应归功于他的教堂经历吗?这个问题还是让大家再多做些思考与细加体会吧。

    这里引用一个老知青文章中的一段话:“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农村的启蒙,对于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村面貌的改变,作出了每个人应有的贡献,无论那场运动正确与否,都不应该否认千万知青为农村建设流下的血和汗。而且这种磨难和锻炼,让当年的知青认识到了中国的真正国情,农村并非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中国农民并非社会主义豪情万丈,让知青们在锻炼中提升了逆境中奋发向上的能力,为以后的改革开放积奠了力量的根基。但是,如果要把这些贡献,这些磨炼,都用来肯定那场运动的正确性,用来为那场运动涂脂抹粉,那是对知青们心灵和经历的最大亵渎。”(《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佚名2018-02-19)

    (三)、所谓“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底应该作何理解?

    1968年12月21日,当时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下达了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掀起了文革十年中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在这条语录向全国传达的那一刻起,我们这些老知青与后来陆续下乡的知青们对它就没少议论过,大家都觉得“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意思简单明了,谁都弄得明白,但它深藏着什么样的内涵,如何对它作进一步的理解,大家都深感力不从心,只能怀着茫然与困惑来进行心领神会。

    现在50年过去了,上山下乡运动也终结近40年了,可是大家在说到“接受再教育”的问题时,依然有朦朦胧胧之感,觉得还是没有彻底弄明白其中的奥秘,一位老知青的文章中竟至有“‘很有必要’,无解!”的感叹。我想,他这样表示并非赞赏此话说得何等的合情合理、科学精准,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而是抒发出一种浸透悲凉的感叹与质疑,此话令人高深莫测,当年却以不可违逆的威权令千多万人用沉重的代价证明出了它其实并不正确,那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呢?为此,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这句话进一步做深入而贴切的理解,以期达到让中国历史上这一页能够以清晰而真实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

    笔者认为,“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确是当年引发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那条著名语录之主干内容。而它的意思就体现在前后的两个关键用词上,一个是“再教育”,一个是“很有必要”。我们的深入分析与理解就只要对准它们就行了。

    那么,先说说“再教育”吧。这个所谓的理论到底是怎么出台的?它为什么会出现?它的具体内容和实质又是什么?当它的前面被冠上“贫下中农”一语后又多了些什么样的荒谬与可笑呢?后来在实际上它又是怎么用在知青身上的?

    其实,“接受再教育”理论的始作俑者是“四人帮”成员之一、其时正掌控着舆论大权的姚文元,他在1968年8月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彻底否定建国17年的教育事业,把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说成是不能克服自身弱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只有去到工农兵中才能得到改造。可能姚文元的做法在事前得到过毛泽东的某种示意,反正毛泽东是非常认可的,此后在其发布的最新指示里不断发出“再教育”的旨意,直到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令,要把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所有毕业生统统都动员到农村去。在1968年那个非常的年月,毛泽东要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完全出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需要,虽然红卫兵这一大批人在文革初期曾为他所发动的这个红色运动出过大力,是他曾经检阅过的红色卫士,但现在时过境迁,就在1967年10月,这位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用严肃但又轻松的口吻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而运动似乎也已经不需要他们的冲锋陷阵了。把他们安置到广阔的农村,交由贫下中农去管教也许是一个最经济最实用的办法。

    可是,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一直是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什么又突然弄出个“再教育”的说法呢?这“再教育”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在媒体大力宣扬“再教育”之际的1968年9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布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专门阐释了“再教育”的含义。文章说:“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还说,再教育的内容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再教育的根本途径是“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可见所谓的再教育理论主要是把清除“资产阶级教育”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和唯一的途径,这同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知识分子和中小学毕业生在农村“大有作为”的号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教育的理论完全是制造者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随心所欲、信口胡说,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谬论。

    再教育理论的最大谬误之一是,信口胡说地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教育,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批判所谓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它这种无中生有地否定17年教育战线,使千百万受过高等、中等和初等教育的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产生由知识而带来的“罪感意识”,许多相信和接受这套理论的学生,因而将上山下乡变为自觉自愿或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的许多下乡知青的文章中都反映出这种“知识原罪”感。

    再教育理论更大的谬误则是,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贫下中农”的定语,即是把教育者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变为农民(名义上是“工农兵”),这和毛泽东一直以来的有关论述大相矛盾。还在他早期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把自耕农(中农)划分为小资产阶级,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划为半无产阶级,即指出农民属于小生产者,同时认为小生产者具有革命性,但并不意味着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觉悟,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小生产者的印记。毛泽东对对农民,还一再引用列宁的“农民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来说明农民的特性。“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对于农民中绝大部分人身上存在狭隘、自私、守旧愚昧的一面,毛泽东自然非常清楚,所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在《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中说:“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现在,居然要让必须不断地接受教育的农民反过来充当教育者,去教育那些受过学校多年正规系统教育的中小学毕业生,甚至大学毕业生,岂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嘛,荒唐至极!就算“再教育”是政治需要,强调的是那种政治理念,可农民同志们作为小生产者是在“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们去教育那些本就是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知识青年,岂不是雪上加霜,让他们受毒害更深吗?所以“再教育”简直是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一派胡言,哄鬼的!

    那么这种“再教育”当年又是怎么实现、怎么推行的呢?不用说,当时确实煞有介事地规定了“再教育”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据1969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一篇题为《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是这么说的:“一要帮助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二要对知青进行阶级教育。三要对知青进行两条路线教育。四要抓好活思想,主动与知青结成‘一对红’,经常开展谈心活动,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向,彻底改变他们的旧思想。”,不难看出,其中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实为文革极左思潮的表现;而文章强调再教育的目的是把知青培养成“三忠于”式的接班人,又把当时最时髦的个人崇拜注入其中,可见所谓再教育的具体内容同样充满了当时极左思潮的政治虚伪。同时《人民日报》还多次报道过各地再教育的典型例子,其中专门介绍了江苏省的做法:“狠抓一个根本,通过三条渠道,进行四个方面的教育。”狠抓一个根本就是帮助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所谓三个渠道,一是贫下中农和知青一块办学习班,一块开讲用会,一块斗私批修,二是由贫下中农带领知青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指导他们过好思想观、劳动关、生活关,三是由贫下中农和知青结成一帮一、一对红,落实对他们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四方面的教育,就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集体生产劳动、革命传统教育。据说上面充分肯定了江苏省的再教育经验比较全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实,这只不过是文革中随处可见、经常可见的总结汇报之一般套路而已,是不是实际这样做的?是不是真有什么效果?鬼才晓得!鬼才信!

    仔细了解到“再教育”的来龙去脉及它的三魂七魄以后,对那个“很有必要”一说就不难理解了。或者说,就不会再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困惑了。一句话,到了1968年,文革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了,闹了,乱了,批了,斗了,似乎也应消停一下了,传说毛泽东这时就开始有了结束文革的打算了。其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都并不令人乐观,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例如当时相当严重的武斗现象)必须得进行解决,特别是接连三届数量达数百万的初高中毕业生滞留在校园,急需要把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只有利用上山下乡运动将他们下放到广阔的农村去才是最稳妥可行的办法,至于安上“接受再教育”的名头,那确实完全是政治的需要,只有把这些曾经在文革中叱咤风云、大显身手的红卫兵小将们融入到农村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一个个变成单纯的劳动力,再加上农民随时随地的管教,他们就再也无法聚集到一起,整合成一股能左右社会的政治力量;再者,让他们戴上“接受再教育”的紧箍咒,就得作为受教育者老老实实在农村改造一辈子,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就别想到农村重温大串连的梦想,煽风点火,揪斗社队干部,他们永远是学生,这里的先生和主人是农民。如此,使用“接受再教育”的招数,自然是有必要的了,前面加上一个“很”字,只不过是行文的加重语气,当然这里也有最高领导人显示威权的意思在内,着重强调,这样做是极其重要的,你们必须迅速遵照执行,尽力去做,并且必须做好。此外,如果再仔细体会,这个“很”字,也多少显示出了当时最高领导人心情的紧迫感。是啊,在这多事之秋的时候,这么多人的安置问题若不迅速解决好,终究是一件让“伟大领袖”如骨鲠喉、如肉藏刺的难堪之事,多不放心啊!至于这样的说道在理论上有多么矛盾百出,在实际上如何有悖情理,就管不得那么多了。

    不过,需要郑重指出来的是,回顾文革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说(简约一点,就称呼为“再教育”),只是在运动中作为一个口号,把1700多万知青迅速顺利送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并让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地位罢了,至于其他嘛,却是什么作用也没有发挥。这是因为,在农村,对于什么“再教育”的事,可能会有少数几个社队干部偶尔听到过这方面的话,但也听了就听了,随即一笑而过,并未把它当一回事。除非上级在“再教育”的事上布置下来一个具体任务,便会去动一下,或许还会在自己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或群众会议上咋呼几句,应付一下了事。至于广大农民同志,基本上都不知道这回事,即便有谁告诉他们,上头要求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必定会当做笑话听,甚至根本就懒得理睬,要不就会甩给你一句话:“每天生产队里的活和家里的事都做不赢,哪个去操这份闲心?”况且他们还觉得自己也干不了这样的事。农民们也许认为知青来农村是同他们争土地、争工分、争有限的口粮和其他农产品,而不太欢迎,但一般来说,他们对知青还是很关心的;农民可能有狭隘、自私守旧的一面,但他们通常都为人厚道,总觉得知青并不容易,年轻轻的就离开家庭,独自来到异乡吃苦受累,因而在日常生活中都很怜惜知青,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也不会刻意为难知青。对知青搞什么“再教育”?给他们记工分恐怕也不会干的。而广大知青到了农村以后,也根本没有把什么“再教育”当回事,认真地放在心上,别以为给人头上戴一个紧箍咒,身上捆一套绳索,其人还会觉得是一件很畅快舒心的事?反正在笔者当年所接触到的与所能了解到的范围内,没有闻听过贫下中农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事。后来有意扩大范围做进一步的了解,情况亦大致如此。所以,可以坦率地说,当年的“再教育”理论在安置着知青的广大农村里,只不过是一个连流传也没有流传过,也必然流传不起来的口号,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它是否起过作用的问题。

    所以,归根结底地说一句,当年所谓的“再教育”理论尽管曾显赫一时,气势汹汹,但也仅仅在促使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成为事实上,在对上山下乡进行宣传鼓吹,逼人就范方面,起过某种特别的作用,此外,它就成了毫无实际用处的一句空洞口号。除了由于当时政治需要,它后来还在媒体的有关报道、文章里及那些被树立起来的所谓“再教育”典型的总结汇报中出现过以外,便迅速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并慢慢地走向默默无闻、走向销声匿迹。因此,时至今日,人们完全可以将它看作是非常年代里非常出现的一个既无理论价值、又无实际价值的不足为训的词语,束之高阁便是。

    (四)、能否说,存在着一种“知青精神”呢?

    在阅读一些老知青的文章时,或在同老知青们叙谈时,常常可以碰到使用“知青精神”这一个名词的情况,而且使用者毫无例外地都是用的褒扬和自豪的口气,有说者甚至目光闪耀,神采飞扬,仿佛沉浸在激情之中,笔者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还是在2004年,笔者替家乡小镇知青联谊会编制印发的联谊手册写过一篇题为《我们不能忘却》的小文,内中写道:“想当年,我们破衣烂衫,身无长物,头顶茅草屋,家无隔夜粮,处于最贫贱的境地,辗转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与复杂的社会歧视之间。我们流血流汗也流泪,悲伤过,压抑过也动摇过,但我们有理想有追求有友谊,欢笑过,快乐过也潇洒过。我们活得顶天立地,我们活得有精气神。知青自有一种‘知青精神’,这精神曾经由我们集体创造,也应由我们亲手传承并发扬光大。也许我们不再年轻,昔日年纪最小的知青也近知天命之年;也许我们已不再如当年那般洒脱,烦心的事情常在身边缠绕。但只要我们保持着那种精神,巩固着那种友谊,我们仍然能够一往无前。”这说明本人是赞同有过并一直存在着“知青精神”的,而且对它推崇备至。可现在有一些人(其中不少原本就是知青)是不承认有知青精神的,他们或者赤裸裸地直接予以否认,认为压根就没有过知青精神,这是不用讲什么理由的;或者认为,文革被彻底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被彻底否定,那意味着知青也应该被否定(属于本来不应该有的但错误地出现了),还会有什么知青精神吗?这都是罔顾历史真实的虚无主义态度,都是错误的认识,必须予以纠正。笔者打算在本文完成后再撰写文章专门论述知青精神,所以在这里不做详细辨证,仅做出简要说明。其实我在前面引用自己文章中的那段话,就是刻意之为,它已经对知青精神做了一个相当简明扼要的概括,读了它,再仔细想想,就能初步知道何谓知青精神了。

    精神者,具有多种涵义之名词也。作为相当于物质的哲学基本概念,它指人类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而相对于人体形骸来说,它指人的精气、元神,或称为精力体气、神情意志;它还表示实质、要旨,指事物的精微、精髓所在;它还可以当作形容词来使用,譬如,形容人或事物有生气,形容人具有引人注目的风采、神韵,形容人有办法、有神通,还用来赞美人精明、机警。无疑,我们平时使用得最多、最普遍与最频繁的某种有具体所指的精神,诸如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主动精神、互助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等等,都是在上述第三种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实质、要旨,指事物的精微、精髓所在。 从小我们接受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就有许多有某种具体所指的属于正能量的精神需要我们学习和仿效的,并且后来还越来越多,而我们这一代基本上与共和国同年岁的人(也许还要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中的许多人)还真心地把这些精神牢牢记住在脑子里,认真实践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这正是我们这代人相当大的部分陆续成为知青后,一起铸造了“知青精神”的坚实基础。

    大凡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在其存在的过程中,总会表现出一些共同性和统一性的东西(只指体现正能量方面的),以较为明显的状态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体现在各个成员的身上,把它们提炼概括出来,就体现了这个集体(群体)的闪光点,亦即表现出了该集体(群体)的精神。中国的知青一代人数众多,具体务农实践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在他们身上还真有许多值得肯定与赞许的闪光点,把这些闪光点予以整理,综合概括一下,就是知青精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货真价实的知青精神。至于有些老知青认为彻底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也就被否定,则谈不上存在知青精神的想法,根本就是一种错解。因为知青们下乡,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农民农工以后,就已经同那个运动完全无关了,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只能否定将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放逐到农村和边远地区、使他们虚掷青春与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一件事,决不能否定知青们本身,更绝对不能否定知青们下乡后努力做出的贡献,取得的成绩,绝对不能否定知青精神。

    知青精神与当今时代社会上相当流行并被广泛使用的团队精神不一样,但也有几分相似,团队精神是现代管理的一个专用术语,与知青精神在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使用范围与作用的发挥上均有很大不同,但两者都是优秀的精神,所以在实质上竟有不少共同之处(或相似之处),所谓团队,是指一群互助互利、团结一致为统一目标和标准而坚毅奋斗到底的一群人。团队不仅强调个人的业务成果,更强调团队的整体业绩。团队是在集体讨论研究和决策以及信息共享和标准强化的基础上,强调通过队员奋斗得到胜利果实,这些果实超过个人业绩的总和。团队的核心是共同奉献。这种共同奉献需要每一个队员能够为之信服的目标。要切实可行而又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能激发团队的工作动力和奉献精神,为企业注入生命活力。团队的精髓是共同承诺,共同承诺就是共同承担团队的责任。而团队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团队精神的形成并不要求团队成员牺牲自我,相反,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了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目标,而明确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则产生了真正的内心动力。 团队精神与我们一直遵循的集体主义意识有着微妙的区别,团队精神比集体主义更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而集体主义则强调共性大于强调个性,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强制性。须知,诚信、创新是内在的、自律的,因而不可能在强制的条件下发挥出来,必须以个人的自由、个人独立为前提。仔细将这部分关于团队精神的叙述体会一下,不难发现,里面不少优秀的东西以及好的做法,在当年的知青群体里都存在过。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一定意义上,知青精神能够与几十年后极力提倡的团队精神媲美,知青精神分明就是一种很特别、很特殊的团队精神。

    当然,当年知青人数特别巨量,分布特别广泛,绝对不可能具有当今团队那样严密的组织,也不可能形成核心,不可能具有明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知青精神又是怎么形成起来的呢?这就要归功于知青这一代人从小所受到的正统、严格而系统的学校教育及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强调所形成的良好品格了。当时他们所受的教育,一方面是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是严格的德育(教育方针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中的“智”和“德”)。记得那德育内容繁多、接连不断,譬如,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改为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团结友爱教育、艰苦朴素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勤俭节约教育﹍﹍还有各种革命传统教育,等等。这些优秀的思想、精神、道德品质、行为准则,在知青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成员那里,确确实实扎根在头脑里,融化在血液中,几乎成为了自己身上本能的素质与品格,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有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去指导或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所以,我们说的知青精神的形成,不要别人发号施令,也不需要谁来强调规定,更没有人进行组织发动,没有人进行安排布置,是凭知青个人的主动性,即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完全是自觉行为,自动做出。而当不分东南西北、遍布在祖国各地的知青,不管是在北国荒漠、南疆雨林,黄土高坡、江南水乡,还是在西北要塞、东海农场、内蒙草原、云贵深山,都显示出了相同的优良举动、先进品性,表现出了同样的思想境界、嘉言懿行,那岂不就是知青群体中的共同性与统一性吗?岂不就是知青精神么?知青精神并非一件实物,有形有状地摆放在某一个地方,它需要人们去心领神会。正如知青群体在乡下干出的成绩、做出的贡献,是千百万知青个体成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努力和奋斗所创造出来的。知青精神的产生也是这样,是知青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努力奋斗,共同创造出来的。

    知青精神的内容相当丰富,可以分成多个方面或多个层面,每一个方面或层面又可能包含有多个内容。本文在这里不打算做较为详尽的罗列和细加分析。只就几个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内容进行一点初步介绍,但也足以说明知青精神的非同一般和可贵了。

    第一、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信念,这一条是知青这一代人最突出的表现。大家都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小就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还普遍具有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那段名言(书中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亿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几乎成了他们所有人的座右铭,成了他们的挚爱。

    第二、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从小就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立志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为祖国的发展进步、繁荣富强,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与才智,他们最尊奉的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爱讲的古人诗句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一条也是知青这一代人最突出的表现。

    第三、真诚地热爱人民,愿意一生真心的服务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而知青这一代人从小就受到它的深刻教育与强烈熏陶,以至于也将它深深地铭刻在骨子里,他们非常的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终生真心的服务于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方面,他们平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乐于助人”,而当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第四、团结友爱、珍惜友情。这是当年的知青群体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突出表现,知青这一代人从小便同周围的人,特别是与自己的同学、朋友、熟人、街邻、乡亲们之间保持着这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珍惜友情、亲密交往的良好习惯,并一直保持着,还把这种优良精神带到自己的下乡生涯来了,用在同社员、同乡亲们的相处与交往之中。这样的精神,还突出表现在知青们平时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上,这让社员、乡亲们感到特别高兴和满意,因而一般来说,知青与当地社员群众相处得挺不错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显得关系融洽,彼此都能得到对方诚心的帮助。这种精神更突出表现在知青群体内部,大家都是知青,依当时一句时髦话来说,“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十分认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与“天下知青是一家”等说法的基础上,不用说同一个知青点的,或下乡地是同一个社队的,大家一定会亲密无间得如同同胞兄弟姐妹;就是外地异乡来的,或者是萍水相逢般碰上的,只要一听说是知青,就立刻亲密得像多年老友邂逅重逢,笑脸相迎,想方设法的热情款待,哪怕自己下一顿就会饿肚子也要盛情相待,对方有困难便会倾囊相助,对方需要自己出力进行帮助的,更会表现出“愿两肋插刀”的侠义豪情。知青群体当年表现出来的这一群体精神,即便上山下乡运动已彻底终结、知青群体已然不复存在都达到快50年了,但在后知青社会运行的这几十年中,一直到今天,这一知青精神在老知青们中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程度的存在,鲜活!鲜妍!鲜美!令人感慨万千,令人回味无穷。

    第五、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知青精神的这个方面更是特别鲜明、特别突出的,是知青们当年在艰苦卓绝的生存和生活环境里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坎坷磨难的有力法宝,甚至不妨说,如果当年知青们缺乏这样一种顽强坚定、坚忍不拔、不折不挠的精神,就不能有决心有信心去克服生活中、劳动中和其他方面的重重困难,也就不能长期的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生存、生活下去。前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苦辣酸涩与命运浮沉”一段文字对当年知青们下乡后的实际情况做过较为详尽的叙述,读过以后就不能理解,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对知青们是何等的宝贵,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精神,知青们成了生活中的强者,成了同自己苦难命运抗争的胜利者,最终从苦难深重的逆境中挺了过来,取得了人生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还包括着其他一些精神,可以细分出来,例如,不甘示弱的精神,不甘沉沦的精神,不服输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无畏精神,等等。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第六、嫉恶如仇,襟怀坦荡。这是知青精神里关于知青们品质性格、道德意识方面的一条,属于为人处世的重要规范方面。这一条精神也包含有多个内容,于立于天地之间、人世间主张公道、正义、平等、互助;于做人上追求善良、正直、忠厚、真诚;于做事上要求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敢于担当,在待人上热心、坦诚,重情重义、尊重关怀;在处事上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对坏人坏事轻蔑鄙视,绝不姑息;对邪恶势力,决不屈服,敢于对抗斗争,最富有不信邪、不怕死的精神,许多曾参与过红卫兵运动的知青甚至依旧保持着几许“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同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风格。

    对于知青精神,在当年,没有谁会去进行认真总结,更不会有主管知青工作的政府有关部门、有关领导人能够给予高度重视,将它系统地概括提炼出来,作为广大知青必须遵循的思想指导、行为准则,号令所有知青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属的知青群体有着什么样的性质,表现出什么样的风骨,而作为知青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又应当是怎么一种形象。从而去悉心领会知青精神,认真学习执行,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它的正能量作用。

    知青精神是广大知青们自己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中,实实在在地展现出来、发挥出来的。知青们这样做都很自然而然,像干活时身上的体力迸发出来那般自然、本能,不矫情、不做作,除非极个别场合外,也没有任何刻意。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从整体看,知青人数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城镇,又遍布全国各地,知青群体无疑是一个极其分散的松散群体,可在天各一方的不同地区或远隔千里的不同知青群落中,或是在毫不相干的知青个体身上,知青精神的显现和体现,却出奇的一致。不仅证明了知青精神的客观存在,无可置疑;也证明了知青精神始终在发挥着作用,而且作用是普遍的和巨大的。

    在上面介绍知青精神的具体内容时,实际上已有多处涉及到了知青精神发挥具体作用的问题,完全可以这样说,凡有过下乡知青生存生活的地方,就会有知青精神发挥作用所留下的印迹;凡是知青劳动过、奋斗过的处所,总会给那里的人们存下了知青精神开花结果的美好回忆。当年,就是凭着充盈的知青精神,知青们将自己拼搏成了共和国里一代顶天立地的新人,他们虽然不能说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也为共和国的历史画卷添上了丰满而壮美的一笔;他们算不上“青春无悔”的一代,但他们绝对是无愧于青春的一代。

    毋庸讳言,当年知青这一代人因为上山下乡,走的是艰难曲折的路,命运是坎坷的,遭遇是凄苦的,他们过的是缺衣少食、无钱断粮、喝清汤寡水,甚至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的日子,干的是繁重而艰苦的重体力活,顶烈日寒风,冒苦雨雪霜,还要抗严寒(北方,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抗酷暑(南方,三四十度的高温),抗天灾,抗人祸。他们有过痛苦、有过忧愁,有过悲愤,有过无望,但他们不甘沦落,不甘屈服,凭着那一股顽强坚定,坚韧不拔的知青精神,努力奋斗、矢志不渝,硬是从凄苦磨难中挺了过来,从人生逆境中走了出来。他们成了生活的强者,成了自己命运的真正主宰者。

    应当指出,知青精神的显示与发挥作用并非知青群体以一种集体有意识的方式实现的,而是群体中的个体成员通过自己独立的行为显示出来的,这种显示与展现往往是无意识的甚至出自于偶然(本能式的行为),许多乃至无数个这种无意识的、偶然的行为最终整合成了知青群体最值得自傲的这一特质——知青精神。然而,知青个体成员在显示与发挥知青精神的事情上的具体表现又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做得多些,有的做得少些;有的相当突出,有的较为平常一点。就各个地方、地区与各个群落来说,其作为整体的具体表现也很不一样。但无论怎么不一样,大家表现出知青精神的倾向是一样的,表现出来的知青精神的内容和实质是一致的。所以,知青精神是知青群体的,是每一个知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知青都可以为知青精神而自豪,为知青精神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不同凡响的作用,既为知青本人鼓过劲、添过光彩争过气,更为整个知青群体争过脸面,赢得过荣誉。而感到大大的自傲。即便到了今天,仍然要为知青精神的发扬光大而继续做出努力。

    这里就必须说到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精神的作用了。笔者觉得,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知青们基本上全部返城后到今天的这几十年时间里,人们仍然习惯地将先前的那些知青继续称之为知青,而他们本人也仍旧说自己是知青,见面后相互之间还是如当年那样亲密热乎;随着年龄慢慢增大,大家至今都已基本上退休,他们便改称自己为“老知青”。这个老,既有年龄大的意思,也有昔日、当年即老资格的意思。所以笔者便把这段时间称为“后知青时代”。

    在后知青时代里,知青精神也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它的魅力与发射出来的光辉。当年知青返城后,由于青春被虚掷,缺乏继续上学深造与从事其他实际工作(除了务农)的经历,相当大部分人都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即便由政府给予安排进厂矿企业,也必须从头做起,或者只能当普工,干一些没有或少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同时,适逢国家进入改开时代,可改革的红利他们得到的不多,碰上的令人不堪的事却不少。譬如,他们很快就遇到改制,原有的劳保待遇和福利享受失去许多,很多人还下了岗,又得重新为养家糊口日夜操劳、四处奔波。那些令中国人民最伤脑筋的事,诸如买房难、看病难、孩子受教育难之类,他们的感受最深。到了应该安享晚年之时,所拥有的养老金又比较低,面对物价昂贵、消费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他们还得节衣缩食,并可能会产生度日不易的感觉。但这些并没有击倒知青这一代人,因为当年他们亲自创造与养成的知青精神仍然在继续支撑和激励着他们,继续发挥着作用,使他们能冷静清醒地面对现实,战胜困难,克服卑微,他们依然活得顶天立地,活得有精气神。

    知青这一代人尽管身处社会底层,年龄渐老,但他们依然有信仰、有理想,有风格,有激情;尽管个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仍然富有强烈的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他们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关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希望中华民族振兴,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越幸福。他们依然保持着“放眼世界,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气,仍然有着“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智勇和果敢,仍然遵循着“团结友爱、珍惜友情”的原则,仍然实践着“与人为善,热情服务”的宗旨,仍然坚持着“嫉恶如仇,克邪扶正”的刚强正直。而且,他们愈老愈精神焕发,愈乐观开朗。

    总之,在当今的中国,知青这一代人,虽然大都年纪已老,但知青精神不老。从上到下,从基层到中央,仍然活跃着知青这一代人的身影,他们或已退休,或在工作岗位,或在野,或在朝,都在用合适自己现在身份的方式方法,力所能及地发扬光大着知青精神,继续完成着他们当年未竟的远大理想与所热爱的事业。让人们欣喜地感觉到,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批最不简单人。是的。对知青这一代人,请千万别不顾当年时代的局限性,而“以成败论英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知青这一代与共和国基本上同龄、与共和国共患难的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批非常特殊的无名英雄。

    关于知青精神,最后还得说一点。就是有人谈到知青下乡后的情况时,或者在一些知青的回忆文字中,讲起过个别知青在农村“跳丰收舞”或偷鸡摸狗的事。于是乎,这便成了知青在农村表现的代表事件,一说知青就要提这档子事。更有人把个别知青在农村谈恋爱,造成未婚先孕的事情也当做普遍情况来渲染,甚至有人在总结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影响时,还说“私生子”是它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而在实际上,从电视剧《孽债》开始,先后共有好几部电视剧(例如早些日子播放过的《知青家庭》、《三爸两妈》),都是把这种事作为主题来描写,就是通过私生子问题展开整个剧情的,胡编乱造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倒是真正对社会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知道,这里说的“跳丰收舞”(据说是当年成都知青自创的)是指偷生产队的庄稼,偷鸡摸狗是指偷社员喂养的家禽,当然都是不好、不光彩的事,谈情说爱到了成年时属于很正常、很正当的事,但在当年未婚先孕叫做“偷吃禁果”,也被看成是很不光彩的事。当年在知青中,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然而,笔者认为:第一、当年,知青中的出发生这样的事,出现过有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极少数、极个别的现象,在人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知青群体中出现少量这样的情况,是不足奇怪的,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先进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也会出现少数思想与行为也有问题的人,在革命斗争中也会出现逃兵、叛徒一样。知青群体中出现这样的事,绝对是一种偶然性,并不是必然性,决不能把这种事情夸大渲染成整个知青群体的性质或特征,如果再这么办,不仅属于不实事求是,而且是对近2000万知青极大的不恭与亵渎。

    第二,知青中极少数、极个别的这种人,未必一定是品性有欠缺的人,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犯下的过失,因为当时知青处境艰难,生活困苦,条件恶劣,有时在饿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不得不出此下策,还有一种情况是来了知青朋友或客人,想盛情一点款待,可囊中羞涩、家里无物,只好“铤而走险”,干出此等不光彩的事。这当然不好,但也属于“情有可原,‘罪’亦可恕”。更有一种可能是几个人聚在一起耍乐子,因肚子饿而突发奇想,打赌开玩笑而干出了这种事,当然更不好了,但也属于少不更事,懵懵懂懂犯错,终归不是品性问题,还是应当原谅。至于谈恋爱出现未婚先孕的情况,亦有可能受别的因素影响,比如,传统的“门当户对”思想,过分的道德标准要求,还有当时的爱情婚姻问题上被注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但不管怎样,只要是正常的正当的谈恋爱就行,如果出现了未婚先孕的事,可当事人并没有始乱终弃,而是能够负责,有担当,敢于负责到底,就不是什么事。犯不着今天反反复复地在电视剧上放大渲染,这在客观上也是给知青们人为地蒙上了一层雾霭甚至一层阴影,是在做一件很不公道的事,也是对知青的不恭与亵渎。

    第三,归根结底,对知青群体中出现的极少数、极个别不良现象,任意加以扩大渲染,说成是知青群体的一个特征,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极其不庄重不正确的做法。但是,这样做,终究影响不了知青群体的形象,更影响不了知青精神的光辉。只是,希望曾经这样做过的人,今后再也不要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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