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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29 15:06: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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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
  
    一
  
    我们玩耍的花样翻新了。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的探险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儿,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是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气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
   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那倒也是很痛快的事情。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孩子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开始戏水玩耍。我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浮水了。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走到家门口湿衣服就干透了。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们打水仗,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大家都像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双手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两根或三根原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人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扑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
   “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些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咬着牙忍着,装成英雄好汉,没打麻药就缝了三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心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转播的新闻:‘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中央出了问题,党内出了问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要像当年造土豪劣绅的反一样,造他们的反!”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30 8:15:4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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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赶快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成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块皮,哼哼什么!”

    “缝了三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里的医院拍张X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那时候市里的2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四里地才能搭上电车去齐齐哈尔第一医院。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在医院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真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他背着走向2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茬儿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没走多远脊背就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当时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口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枪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儿。”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父亲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我趴在父亲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走着。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从没见过父亲的眼里,含了那么多柔情。尽管那时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拍过X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30 12:15:3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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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30 23:42:0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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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的战斗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喜欢业余时间写东西,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儿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三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母亲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把手稿保存起来,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说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甩掉上面的肥皂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我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儿都不好玩,一不留神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31 13:44:3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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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一个洪水猛兽的时代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学校的秩序荡然无存。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捂糖厂子弟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不让广大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大肆宣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控诉她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扳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做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在暴风雨中极易被折断的是大树,而小草顶多只是倒伏,我们不妨学学小草。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哼哈答应着,咳嗽一下,朝窗外瞭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甚至相信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自行解决,他们也会从焦虑中得到解脱,安然度过这场危急,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赤膊上阵,口诛笔伐,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内容让我又惊异又迷惑,但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因为它超出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理解力。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五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十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搬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

    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国家主席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影射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主席也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5/31 20:22:5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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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白土地》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三章  “窝里斗”  

    一

    父亲的这张致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大棚中间,三张粘在一起的白纸从棚顶一直拖到地面。他的落名于渭生三个大字分外潇洒,我那么熟悉。大字报是刚刚挂在铁丝上的,我注意到糨糊还没有干。大棚里静悄悄的,没到午休时间,很少有闲人,只有看棚的叔叔守在门口,他的目光向我投来,漫不经心地扫过又转向别处。

    父亲的大字报题目是:“孙志刚同志苦大仇深,是个好党员”。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想父亲起这个题目时一定煞费苦心,四十六岁的人,饱经沧桑,遇到事情却孩子一般六神无主。他急来抱佛脚,竟相信“苦大仇深”也是一把保护伞,能帮助妻子遮风挡雨,渡过难关。

    我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心情,上级党组织一律被冲垮砸烂,还有什么主心骨可依靠。长年的宣传、教育、熏陶,使他们像避雷针把雷电引入地下一样,导入俯首听命的深渊,早已失去了内心的自由,坚信不疑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党。党可以指挥枪,就可以指挥政策、法律、工作和生活,况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党的儿女。连一个小学生做作文都明白“党”这个字的重要性,不管写什么题材一定要在结尾写上:“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老师准给你打高分。党高于一切,是大脑,神经中枢,你是她的四肢、手臂和腿脚的延长,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必动脑执行就是了,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设想一个人心灵中连私字的闪念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是,人的脑袋明明长在自己肩膀上,却从没有独立思想过。许多我父亲那样能以血肉之躯反抗那场浩劫的老战士,临死之前还留下血书,诅咒发誓自己绝没有过私心。

    母亲向来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该说的从不多说一句,不像父亲喝多酒,七百年的谷八百年的糠都抖搂出来。母亲持有大多数人的观点和报纸上的看法,当大多数人的看法改变时,她的观点也会随之改变,即所谓的“随大流”。她常常总结经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历次运动挨整的,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言多语失,你把话憋在肚子里烂掉,实在憋不住就放个屁,别人还能扒开你的心看看是红还是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亲不以为然地反驳母亲:

    “都你这样,人不就憋死啦!”

    父亲的大字报大意是:孙志刚是从小讨饭长大的贫雇农女儿,我和她从战火中走过来,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作为丈夫我最了解她。二十年来孙志刚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我相信她是好同志。如果她执行了错误教育路线,请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孙志刚理应诚恳接受。奉劝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我们可以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帮助给她个机会改正错误,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的观点有理有节,一个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父亲也有阐明观点的权利。但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没人理解,也根本不想理解他的心声。父亲无异螳臂挡车,自不量力,他的大字报一下子变成引爆群众积怨的导火索,直接造成自己的死因。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先是为父亲喝彩,他真是个敢仗义直言的丈夫,使人感动,讲得痛快淋漓。我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善良的人,凭什么污蔑她是坏蛋。她曾是个战士,可平常连鸡都不愿杀,遇到要饭的总留下他来吃一顿饱饭,吃过饭再给人家带上些东西。接着我又想起母亲劝过父亲,千万不要跳出来引火烧身,父亲却公开出面为母亲辩解了。我本能地感到他这张大字报要出问题,脑子里闪过个主意,撕下来向母亲报功。

    我隐藏在两排大字报中间,扒开道缝隙窥探,看棚人去门口和熟人聊天了,正好下手。又进来一个女人,我缩回手,沮丧得要命,外面刮起大风,风钻进大棚吹得大字报哗啦哗啦响,那女人专心致志看大字报,根本没注意一个孩子干什么。午休时间就要到了,我急得额头冒出汗珠,用凳腿压住大字报的一角一蹭,哧啦一声头顶上的纸张撕裂开来,整条铁丝都摇摆晃动。大字报落在脚下,还有一块纸头留在上面。我摆出无意间刮掉大字报的假相,揉作一团揣进怀里,肚子鼓鼓胀胀像个孕妇,抱起凳子顶着肚皮朝外走去。迎面碰上看棚人,他擦肩而过时看我一眼,我做贼心虚地加快脚步,见他走进棚内撒腿就跑,没想到膝盖疼痛难忍,只得又扶着凳子一点点挪动。

    “小孩儿,站住。”看棚人大步追出门口,扒开我的衣襟,展开揉成一团的大字报,抬起眼睛盯着我。一个孩子玩的小把戏怎么能瞒过成人的眼睛,他看到父亲的大字报被偷,立即断定是我干的,厉声问道。“偷大字报干啥?”

    我被钉住一样,吓得心揪成一团,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表情,图穷匕见了。

    “说!”

    “玩。”长这么大头一次偷东西,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吭吭哧哧说。“好玩呗。”

    “不对吧?”我的解释不能让他满意,“捣什么乱,你说实话。”

    “想卖废纸。”

    “那也不能撕大字报呀,”第二个借口有谱儿了,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习惯撒谎,脱口而出:

    “于渭生家的。”

    他恍然大悟地举起拳头,再不仅仅是严厉,几乎是怒气冲冲吓唬我道:“好啊,小兔崽子,我告你爸去!”

    我如遇大赦,落荒而逃。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 10:14:01    跟帖回复:
22
    
    二

    一个孩子闯了祸,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装病。

    我弄巧成拙,像个霜打的茄子,一回到家里就装起病来。母亲以为我不舒服,摸摸额头不热也没在意,她整天心事重重地写检查,顾不上我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看棚人会告发父亲的。那个年代是告密的年代,人人都为了表现自己去告发他人,揭发告密空前盛行,成为时代的风尚。我偷大字报的行为,比淘气闯下大祸还厉害,自己竟敢做出这等事,实在是个大错误。我陷入深深的烦恼之中,同时又感束手无策,提心吊胆等待着事件的爆发。第一天晚上没有动静,父亲下班只字没提他贴大字报的事,只对母亲说,那批被他们撵走的化工学校实习生又杀了回来,看情况要掀起运动新高潮。他和后勤科谈过主动换房的事,准备从前院搬到后院的一间半房住,腾出大房子给人口多的工人家。母亲认为父亲做得对,一家人安安生生,房子大小算不了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空气里弥漫着危机和隐密的冲突。祸已经闯下来了,有什么办法补救吗?当然没有,毫无办法。母亲下午去办公室交检讨书,回来时神色大变,做饭时手都颤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紧张,但感到发生不幸了。父亲铁青着脸走进家门,气氛很沉重,母亲在厨房里炖上菜,到小卖店为父亲打酒去了。父亲没鼻子没脸冲里屋喊道:

    “艾平,你过来。”

    我一听他叫腿都软了,慢腾腾走到外屋,装傻卖呆:

    “爸,干什么?”

    “把脊背转过来,你干的好事。”

    “我咋的啦?”

    我垂下眼睛,又抬起头来,一面应付他,一面准备往床底下钻。父亲勃然大怒,一把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大头冲下摁住,抡起巴掌打我的屁股。我在他铁钳子般的臂膀中动弹不得,大声哭叫:“你凭什么打人?”

    “你给我丢人!”

    父亲从没有过这么震怒,这么不要命地打我,那股子狠劲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现在我还记得,他分明是在发泄某种情绪。我被打急了,小狼一样张开牙齿咬住他小腿肚子,说什么不松口。父亲一脚把我踢到床边,我就势往床底爬去,动作慢了一步,他抢上前来抬脚踩住我的腿部,拳头雨点般落在儿子身上。姐姐妹妹吓傻了,从里屋跑出来抱住爸爸的腿哀求:

    “爸爸,别打啦!”

    父亲甩开女儿,继续痛打我。

    姐姐把住父亲的胳膊大喊:

    “妹,快去喊妈回来。”

    妹妹哭着跑出去找母亲,父亲竟回手给了女儿两巴掌。我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胖打,这是他打我最狠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直到死我都不原谅他。母亲冲进家门,放下酒瓶一把推开父亲:“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艾平怎么啦?”

    “你别管,他惹了祸,还装病,气死我了。”父亲仍不住手,“打死,也不能留下个犟种!”

    母亲抬起胳膊护住我,父亲的拳头落在她的手臂上。

    “疼死啦,于渭生!”母亲素以善于克制为荣,是爱与慈悲的化身,极少发火,这下按捺不住喊叫起来。“你打吧,打吧,于渭生,你打死他好了,我走。”

    “你说什么?”父亲一下被镇住了,有些不知所措。

    “你再打,咱们就不过了,”母亲说,“我领儿子走。”

    “你这是为什么,去哪儿?”。

    “你管不着,这日子还有法过吗?”

    父亲一下子抱住脑袋,坐在床上,半晌才哼哼唧唧说:“你不能走,我是教育孩子。”

    “那好,我不走可以。”母亲揉着胳膊,缓和道。“我问你,为什么打他,净拿孩子出气?”

    “他偷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偷……”

    “大字报是不是?”母亲平静地接上话头,“我在二楼的大字报上看到了,孩子是好心,你委屈他了!”

    “妈,我不是偷,”我爬起来,扑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爸不听你的话。”

    一石击起千层浪。母亲的担忧不幸言中,我们的生活上空笼罩起阴云,一场杀身之祸已逼近父亲。造反派意在引蛇出洞,请君入瓮,父亲一时冲动,自投罗网。他那张大字报于事无补,反使事情变得更糟,招来横祸,两天之内办公楼里又换上一批矛头直指父亲的大字报,揭发他保臭老婆抵制文化大革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指使儿子偷大字报破坏群众运动。工作组勒令父亲停职反省,数不清的眼睛都在窥探,等着看一出好戏,这就使他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父亲心里不痛快,回家“窝里斗”拿儿子撒气。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有吃好饭。父亲把我打得半死,母亲的胳膊打青一大块,我咬破他的小腿肚子。父亲喝掉整整一瓶六十度老白干,母亲没和往常那样劝他少喝酒,一声不吭坐在旁边斟酒,有意让他借酒消愁。

    父亲酩酊大醉,吐了一桌一地,他的下巴颏又一次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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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们离开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住了。

    父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一家人来来回回搬运一下午东西。

    我想什么叫世态炎凉,母亲最理解它的含义了。往常我们家门庭若市,熟人天天见面,遇到运取暖煤、分秋菜之类的事,没等父亲出面就有人上赶着帮忙送回家,想拦都拦不住。母亲过意不去,打发我送些礼物略表谢意,人家不好意思收,少不了推托一番:“于厂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点儿活儿算什么,外道啦!”母亲不肯让人家白帮忙,非礼尚往来送过去不可,害得我再次登门放下礼物转身就跑,现在父母双双停职反省,我们家门可罗雀清冷得要命,再没谁来帮忙了。

    父亲披着雨衣,拉着手推车走在前面,母亲在后面推着车厢板,天气也像我们阴暗的心情。灰蒙蒙的细雨从早晨下起,仿佛随时可以雨过天晴,略停一停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湿透的路面不再吸水,水顺着车辙流成一道一道小溪,我们三个孩子打着雨伞,拎着抱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跟在车旁,走过糖厂大院雨后泥泞的街道,脚步沉重而又吃力。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老远见到赶快绕行,迎面撞见的人也都眼睛望着别处,淡淡打个招呼了事。我们的家具很少,只有两张双人床,两个箱子,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东西不多搬起来可真麻烦。特别是运取暖煤和木柴的时候,一旦沉重的手推车陷在泥坑里,父母的身子都弯成弓形还是拉不出来。实在不行,父亲便要我们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起帮忙,一家人才勉强将车子拉出泥坑。

    我问母亲:“怎么没人帮忙了呢?”

    母亲苦笑:“我和你爸爸不都能干么!”

    我不小了,对家里的冷暖更迭已有感受,也想分担些家务,减轻母亲的压力。糖厂的人家都没有自来水,吃水需要到一百米之外的公共水房子去挑,家家户户都备下一口大缸储存日常用水。我的膝伤养好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能挑动少半桶水了。但扁担钩长,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桶必须卷起扁担钩,让水桶底将就着不蹭地面。扁担压得我肩膀生疼,走起道来趔趔趄趄,洒一路水才能挑回家。母亲说我是长身体的时候,怕压坏身子骨,不让我挑,可我要显示男子汉的能力,父亲不在家时一定抢着去挑水。

    经过“大字报事件”之后,父亲很少露出笑容,嘴唇闭得紧紧的,肩膀也不那么挺直了,仿佛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他的内心。我一直躲着父亲不和他说话,隔膜始终没消,几乎感受不到父爱。母亲等父亲酒醒后,狠狠数落他一番,要他赔个不是缓和父子关系。母亲说了也白说,父亲可以向母亲说不该失手,决不会向儿子道歉,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也决不会向他认错,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不原谅他,恨他不是个好爸爸,以前从来没这样恨过他。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比他高大比他还有力气,也能像他逼我那样,命令他每天练五页毛笔字,让他动辄得咎,看不顺眼,就痛打他一顿教育教育他!

    糖厂职工的生活很清贫,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就算富裕户了。一般厂领导区别于工人的标志是除三大件之外还有台收音机,工人区别于领导的标志是有能力捡碎砖块盖一座小仓房。我们的新家把一趟房东头,没有仓房,门前有一个木板障子围起的大院,院墙旁垂着几十棵沉甸甸的向日葵头。前面搬走的人家没舍得割,母亲给他们些钱,把向日葵和院墙都留下来,说等有时间在院里开块菜地,种上小白菜和大葱,秋天就不用买秋菜了。大院前有条三米宽的胡同,对面是与我们隔窗相望的平房,再往前走一直下坡儿,就是一片长满芦苇和菖蒲的西下洼了。西下洼里有一种傻傻的“老头鱼”,大肚子,黑细鳞,脑袋比胖头鱼还大。孩子们能轻易钓上这种鱼来,从初春钓到夏天,直到深秋上冻的时候为止。母亲说老头鱼身上有血吸虫,从不吃这种鱼。其实她是偏见,我吃过彬子家做的老头鱼,肉质雪白细腻,味道异常鲜美。

    安顿好新家,母亲买回一脸盆鲫鱼“温锅”,有红烧鱼、糖醋鱼片、奶白鱼汤、干炸鱼。父亲也拿出一瓶茅台酒祝贺乔迁之喜,他给母亲倒上一盅酒后,对三个孩子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在哪儿?”姐姐惊奇地问。

    “一个在沈阳,一个在北京,都在上大学。”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怎么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学生哥哥,家长却从来没跟孩子说过?我问母亲是真的么?

    母亲点头。

    “他们是我前妻生的,”父亲有些尴尬地补充道,好像做过什么亏心事,眼睛一直望着窗外。“你们是亲兄弟。”

    “前妻是什么意思?”妹妹问。

    “小孩子不要多嘴多舌,”母亲替父亲圆场,“以后人家要问,你们就说有两个哥哥,好吗?”

    “好。”我欣然接受了。

    “你们要好好向哥哥学习,将来也能考上大学,妈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让你们完成学业。”

    我向往有哥哥,梦想有哥哥,羡慕人家有哥哥。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有哥哥就不孤单了,省得再穿姐姐换下的衣服,和她们玩跳皮筋儿,跳方格,过家家,姐姐总跟腚虫一样跟着我,一看我和男孩儿玩就怕打架喊我回家。妹妹更讨厌,动不动向父亲告状我又淘气了,同学们都笑我像个丫头片子。况且哥哥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打起架来哥俩一起上,肯定没有大孩子敢再欺负我。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就更美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2 8:12:5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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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父亲离过一次婚,留下老家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

    当年的老干部不少都这样过来的。土八路进城了,老婆土气了,城里的女人令他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于是便离婚娶个洋气的姑娘。父亲的好多战友进城后又重新组成家庭,结果前一窝后一窝,麻烦不断。我的父亲没有找城里女人,而是找了他的战友,我年轻美丽的土八路母亲孙志刚。我的二哥于成奉那时谈起来耿耿于怀,说父亲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喜新厌旧,我的母亲是第三者插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怪他从北京石油学院专程跑到齐齐哈尔糖厂批判父亲!接下去父母不再理睬我们,又谈起厂里运动的形势。办公楼和大棚里贴满揪出父亲的大字报,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大帽子之外,罪状由保老婆升级为叛徒、特务,说他是一只混进革命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历史的罪行要得到彻底的清算!

    污蔑父亲是叛徒、特务,屈膝投降,卖身求荣,是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那时候部队急需军火和药品。为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党利用一位上海进步资本家的关系购进大批军火和药品,打着青岛丝绸公司的旗号贿赂海关,秘密装船运出上海,半途再转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卸载。父亲曾在大连的商行学徒,有做买卖经验,上级派他潜入上海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公开身份是青岛丝绸公司驻沪分公司二掌柜。一次,日军巡逻艇在海上截获公司偷运军火的船只,船老大架不住严刑拷打叛变了,日本宪兵立即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包围父亲的公司,将大部分员工都逮进监狱杀害了。我的大哥和二哥当时正和他们的母亲去上海看望父亲,匆匆见过父亲一面就失掉联系。公司仅有几个人死里逃生,其中之一就有父亲。

    那天夜晚,警笛声惊醒正在宿舍睡觉的父亲,他扒着窗口往楼下一看,日本宪兵的警车已封锁住公司大门口。父亲顿觉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将床单、被套撕成长条连在一起抛出后窗,迅速滑到楼下,借着夜幕掩护溜出包围圈。党千辛万苦建立起的秘密机构被破坏了,一时又查不出谁是叛徒,父亲只身逃出虎口,辗转十几天才逃回解放区,自然受到组织上的审查。上级不再安排父亲在后方工作,派他上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父亲凭白无故蒙冤,浑身是嘴说不清,人家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别人都已牺牲,为什么单单他能活着回来?又有谁证明他没有问题?父亲的心情非常苦闷,打起仗来没死没活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儿叫勇敢,说不好听的是莽撞。其实,他是想以战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苏一萍伯伯时任行署专员,听说过父亲的情况拍案而起:“我相信于渭生,你们不要他,我要!”一直到查出叛徒水落石出,父亲再也没离开苏伯伯一步,跟着他转战山东各地。

    1954年,华东局派出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支援东北,“背靠沙发”建设祖国重工业基地(“沙发”,是苏联援建我们的代名词)。父亲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纷纷报名奔赴东北参加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于渭生,咱们不都梦想建立苏联式的大工业么,再不报名,过这村就没那店啦!”父亲才告别苏伯伯,北上来到黑龙江省……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2 11:38:1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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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年代,空前的年代,悲惨的年代,是不是绝后的年代,令人生忧!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2 18:25:5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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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四章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一

    文化大革命洪流来势汹汹,棍子帽子满天横飞,糖厂党委风雨飘摇,危如垒卵。

    父亲审时度势,怕这场运动可能为时很长,孩子受运动的冲击影响学习,送我和姐姐回山东老家上学,等避过风头再回来。母亲虽舍不得,未雨绸缪总没有错,还是着手为孩子打点行装了。她唯恐农村医疗条件差,给我们带上一大包药品,好头疼脑热时自己照顾自己。千叮咛万嘱咐我到老家后要听姐姐的话,不许满山乱跑,庄稼地里有蛇,一不小心咬着就没命了。父亲买好火车票仍不放心,又详细画出一张旅行路线图,让我们先到沈阳,再倒车到大连,然后换海轮驶至烟台,搭长途汽车回文登故乡。临出发前,母亲忽然想到学校就要开学了,她要和工作组说一声,时间还来得及,以免领导脸面上不好看。可悲的是母亲已是靠边站的人,组织纪律性还那么强,这也是她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欺瞒组织,连孩子回老家这么小的事都要向上级请示汇报。

    工作组头头答复母亲:“不行,孩子也要参加运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母亲回到家里,告诉父亲赶快去火车站退票。

    我的父亲虽有预感,开始有些不安,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政治风暴能牵扯孩子,不让走就不走,随遇而安吧。他想工作又不能工作,常常一连在写字台前坐好几个小时,一连好几天不出家门。家庭的生活宁静很快就使他感到压抑,在等待事态发展的时间里,索性率领家人搞起园田建设━━这是飓风眼里的平静。半个篮球场大的院落除留一条通向院门的小道,其余空间都在我们手下变成菜地。看得出母亲是农民的女儿,种地是行家里手,她计划一多半地方种上大葱,一少半地方种小白菜。父亲一边用铁锹翻土,连同一些小草翻到下面,一边和母亲开起玩笑:“让我说这片住宅区哪儿是制高点,哪儿架机关枪没问题。种地不行,甘愿听首长指挥!”

    我的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吃生葱。有人糟蹋山东人爱吃大葱的习惯说:“山东棒子脾气倔,一杆子插到底都不回头。碰到山东人打架,可千万别去拉,搞不好连拉架的人都打了。只要你拿出根大葱一晃,打架的双方准住手。你问这是为什么?大伙儿都忙着抢大葱吃,谁也顾不上再打架了!”

    我们种的是带须的小葱,我用剪子贴根剪短葱须,父亲抡起镢头刨出一溜儿垄沟,母亲将小葱捋成一排栽在垄沟里,用脚拨下周围泥土轻轻踩平,我和姐姐抬来几桶水浇在地里。等浇透所有的垄沟,母亲笑着说:“用不几天小葱就会缓过来,变成绿油油的菜地了。”种小白菜就简单得多,父亲用镢头划出浅浅的垄沟,母亲撒上一溜儿菜籽,埋上层浮土就算完活儿。我问母亲为什么种大葱要深埋,种白菜不浇水?母亲解释说,栽大葱埋得深是让它长葱白。刚撒下白菜籽就浇水,种子容易腐烂,一场小雨后它们就会发芽破土。

    母亲不许我出去玩了,怕非常时期惹是生非,小小的菜园便成为我的乐园。

    我天天盼着阴天下雨。

    偏偏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烈日晴空,连片云彩的影子都看不见,父亲一早一晚都忙着挑水浇向日葵和大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大葱活过来了,小白菜却没发芽,我性急起来,偷偷给一垄白菜浇了桶水。又过两天,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垄沟里大部分的菜苗都破土而出,我浇的那垄却什么也没长。经雨水一催,遍身硬毛、空心的向日葵默默地吮吸土地里的水分,长势茁壮旺盛,一棵长出两三个脑袋,有如金黄色的茶盘悬挂在空中。我觉得它真奇妙,脖子会自动跟着太阳转,早晨向东,晚上朝西,脸盘一直对着太阳从不嫌刺眼。我可不敢看太阳,想看一眼太阳是什么样子,必须找块碎啤酒瓶片挡住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也没多大意思,它顶多像一轮白天的月亮!

    父亲天天闷在家里写检查,听广播,喝酒,吃大葱,以前那种沉着自信的神态消失了。他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厄运何时降临头顶。这个军阀式的领导一大杯酒喝下去,就感叹命运蹉跎,潸然泪下,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母亲领着我们侍弄菜园,拔垄沟里的小草,给向日葵打杈,只留下它上面的叶子和一个最大的花盘。风沙沙地响着,翻动着向日葵的叶子,扬得人满脸都是金色的花粉。母亲发现我捣的鬼了,扒开垄沟给我看不听话的结果━━烈日下贸然浇水,表面的浮土板结,发芽的菜籽钻不出来全烂在土里,无怪大人非要一早一晚浇地!我求她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免得又遭一顿训斥。父亲顾不得管我了,他去厂里交过检查书,那原本忧郁的眼睛更加阴暗,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密集,连脊背都变驼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神情严峻地买回两条鳌花鱼,打发我和姐姐带上鱼去市里理琨叔叔家串门,嘱咐我们下午再回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3 9:51:1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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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父亲和理叔叔是从山东坐一列火车来东北的老战友,两个人交情甚笃,喝起酒有说不尽的知心话。每每喝到没尽兴时,就命令我去小卖店再买两瓶白酒,我便能趁父亲高兴时用找回的零钱买几块糖吃。理叔叔是齐齐哈尔市轻化工业局局长,父亲说他搞工业很有一套办法,是个“大拿”。他的爱人伊茂琳是城建局的组织科长,我叫她伊阿姨,只要一去他家串门,伊阿姨准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理叔叔一家人住在第一百货商店后面的平房里,他还没靠边站,两口子每天按时上下班。我觉得大人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默契,理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知道父亲遇到困难了,让孩子们先陪小客人玩,等他们两口子中午回来再招待我们。

    理叔叔家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我们小小的岁数泾渭分明。那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封建,一般男孩儿找男孩儿玩,女孩儿找女孩儿玩,若男孩儿往女孩儿堆里扎同学们准说他“骚干”。我不知道“骚干”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好事,再说男孩儿和女孩儿也玩不到一起。理叔叔的儿子大庆带我去逛龙沙公园,姐姐和女孩儿们唱着歌儿跳起橡皮筋:

    橡皮筋,架脚踢,

    马莲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

    龙沙公园是齐齐哈尔唯一的公园,它由假山、望江楼、小树林、劳动湖、儿童乐园和动物园组成,大人孩子只要买一张五分钱门票,都可以随便游玩里面的设施。

    我和大庆为省一角钱买冰棍儿吃,从公园铁栅栏的缝里钻了进去。劳动湖是一条堵死的江汊子,里面荡漾着绿色的湖水,和我们家门口西下洼差不多。望江楼更没意思,只是一个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古不古今不今的八角楼亭。我们用省下的门票钱各买一支冰棍儿吸吮着逛开动物园。笼子里饲养着老虎、狗熊、野猪、狼和猴子等动物。我头一回见狼,觉得平常碰到它不过是一只狗,怎么都不能想象有什么危险。它们耷拉着舌头蜷伏在铁栅栏里面,只有那双眼睛偶尔闪过寒光。我们恰巧遇到一大帮人在围观两只老虎交配,我钻进人群,看到一只雌虎后腿趴在地上,前腿支撑住身子,雄虎跃起骑上雌虎的后背,颈毛倒竖,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虎啸。我担心雄虎压死雌虎,捡块石子扔过去叫道:“快打它,它欺负人!”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恶作剧搅了虎的好事,雄虎不再“欺负”雌虎下来了,我败了周围看热闹人的兴致,一个没尽兴的大人迁怒于我:

    “去去,小孩子家,看什么不好,看这个玩意儿,别学坏啦!”

    “为什么你能看,不许我们看?”我说。

    那人不由分说将我们推走:

    “回去告诉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教育。”

    一听告诉家长我胆怯了,他这么理直气壮,小孩子看老虎交配肯定有不对的地方,可究竟错在哪儿?我和大庆绞尽脑汁也没搞明白。我们离开虎山,又来到儿童乐园打了半天秋千,才恋恋不舍走出公园。

    中午,理叔叔和伊阿姨赶回来请我们吃三鲜馅饺子,饺子是专门从饭店买回家招待小客人的。看得出理叔叔的心情不好,神情特别严肃。可能转业军人都生性耿直,从不肯违背良心说话办事,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往常兴致好,理叔叔一喝酒便给孩子们讲战争故事。抗战时期他是许世友将军的机要员,知道的战役讲也讲不完,仗打得比我父亲精彩多了。今天他只是间或打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很少说话。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市里只进行党政领导,理叔叔对糖厂的运动进展不太了解,况且运动已经触及轻化工业局,他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和姐姐临走的时候,理叔叔回送两瓶“北大仓”白酒,让我们转告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遇到什么事千万别钻死牛角尖,喝几杯酒就过去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重身体。

    下午2点,我和姐姐乘2路无轨电车在造纸厂下车,拎着两瓶“北大仓”酒走向糖厂东大门。远处传来什么声响,隐约而阴沉,似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雷声,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震动。不知为什么,一天的愉快一扫而光。我竖起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想弄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但那沉雷般的声音若隐若现,一时无法断定它的出处。今天一整天我都有一种预感,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了,否则大人决不肯让孩子独自上街。平常都是由母亲领我们去市里串门的,今天为什么早早就打发我们出去呢?着实有些蹊跷,肯定是出事了,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天高云淡,烈日当头,空气燃烧一样灼热,我汗流浃背,衬衣里面的小背心都湿透了。我和姐姐走进糖厂东大门,沿着水泥路面向铁道专用线走去,那是一道缓缓的上坡,走过道口又变成缓缓的下坡。我听到远处的响声越来越大,变成隐隐的口号,在打倒什么人?接着看到无数杆红旗冒出头来,慢慢变大走上铁道口。红旗在风中行驶,抖动的旗帜犹如涌动的波涛,有两排戴着红袖章的人贴着路边开道,气势汹汹撵开路上稀疏的行人。几十杆红旗后面,是举着无数支小红旗的游行队伍和排山倒海般的怒吼: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前进着的喊声越来越响,可以辨别喊的口号声了。红旗的河流簇拥着一个戴高帽,挂大牌子的人,我的胸口紧缩起来,心狂跳着问自己:“他是谁?他是谁?”但我和姐姐被撵到人行道的树荫下,大人挡着我的视线,一时看不清楚。我听到口号的间歇中响起微弱的铜锣声,而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我熟悉的山东口音喊着什么。

    姐姐突然带着哭腔低低说:

    “弟,咱爸……”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3 16:30:23    跟帖回复:
28
  
    三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整个世界都爆炸了,大地在脚下摇晃。

    我低下头抬起,抬起头又低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姐姐对我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她的话,我完全呆住了,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我问自己,他就是我当过土八路团长的父亲么?他就是我当厂长的父亲么?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在我的印象里,糖厂每年去市里开职工运动会或参加国庆游行,父亲都穿着风衣站在俱乐部旁操场的水泥讲台上,讲几句话,大手一挥宣布队伍出发。我觉得他真伟大,无愧于战士的称号,那么与众不同。可他现在却是个小丑,甚至连小丑都不如。这对我来说反差太大,对比太强烈,心中的偶像雪崩般轰然坍塌。父亲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中山装,白衬衣领口雪白,脚上的黑皮鞋锃亮,他是不是以为出席什么活动,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他头上戴的不是毛呢解放帽,而是一顶一米多的白纸尖顶高帽,胸前挂块胶合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渭生,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这表明他已被宣布为敌人,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的脸上泼满墨水,一只手拎着一面铜锣,另一只手举着小槌,每走一步就敲一下,嘴里喊着: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抓住胸口,眼前蒙上一层颤抖的迷雾,一股凉气从头顶冷到脚底,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是无法想象的事,那种惊骇已超过了我承受的限度━━这一切都是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如今却变成父亲的悲剧!我的父亲向我走来,红色的洪流向我涌来,小旗忽起忽落,口号声真切地响起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派于渭生!

    打倒反革命分子于渭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见过当地大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前边几个人举着灵幡,犹如随风飘扬的白色旗帜。后面的人身着白色衣裤,抬着朱红色棺材,跟着灵幡走着,再后面是带着白帽子、扎着白腰带的遗属,哭声比口号还要响亮。亲朋好友们胳膊上佩戴着黑纱,胸前别着一朵朵小白花,排成络绎不绝的送葬队伍,一路上煞是威风,煞是热闹,和我现在看到的情形别无二致。一瞬间,我觉得这一切多么相似,只不过白色换作红色而已。我确信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亲人送葬,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我的父亲于渭生曾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让无产阶级过上幸福日子,换来的却是一场红色的葬礼。遗憾的是他所拯救的人,不是因为父亲寿终正寝庄严地抬进公墓,而是将他一步步推向红色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父亲抬起头来无意中看到我们,脸颊也跟着转过,好像忘记敲打手中的铜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颊是黑色的,盯住我们的眼睛却是亮亮的。也许他看到孩子脸上的屈辱与迷惑,感到自己的样子无地自容,众目睽睽之下,站住不动也不说话了。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长长的队伍因为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停顿下来,有人命令他继续敲锣喊叫不要停顿,父亲却从容地扔掉铜锣和小槌,莫非是想证实什么?我看见他在努力朝我微笑,那是胜利的笑容,也是绝望的笑容,我却没法儿以微笑回报他。整个游行队伍都站住了,似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黑压压挤满大道。前面的人停下来,后面的队伍有些乱了,所有的人都看着父亲和我。有人大喊大叫:

    “于渭生抵抗运动就砸烂他!”

    “打呀,对反革命分子决不留情!”

    “看他走不走,打他个狗娘养的!”

    人们举着拳头喊起口号,围住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父亲的高帽被打歪,牌子被打掉,他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我吓得倒退两步,又哭叫着冲过去,被人粗暴地拉住推到一边去。围打的人越来越多,我离父亲就越来越远。“你们不能打我爸爸!”大人们痛打父亲的叫嚣淹没我的吼声,没有谁出面说句公道话制止暴行。姐姐泪流满面拉住我的胳膊往回扯我:“弟,咱们回家,听话。”我不走,身体里有一种猛烈的东西不断在膨胀,我知道那是什么━━仇恨!我举起手里的酒瓶,恨不得它是颗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与殴打父亲的暴徒们同归于尽。

    一阵混乱之后,父亲被人拖了起来,满脸血污,眼睛青肿,上衣的纽扣撕掉了,一只皮鞋也被打掉。又有几个红袖章推他搡他,催他快走,父亲不得不努力摆动身体勉强站稳脚跟。有一个戴红袖章的斜眼跑过来,冲我摆手叫我走开,样子很激动地威胁姐姐:

    “你,赶快带他回家,要不造反派就不客气啦!”

    我认识他,他是糖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过去也是我家的常客。斜眼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两只分离性的眼睛有些古怪,总是一只眼睛看着这边,一只眼睛看着那边。侧过脸去也有一只眼睛盯着你,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为掩饰自己的缺陷,斜眼总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来我家串门,无论什么事都请示汇报,跑前跑后不停忙活。父亲很欣赏他,多次跟冯叔叔说他是个有“眼力见儿”的好同志,应该提拔进厂领导班子。可是现在斜眼却连眼镜都不戴了,赤膊上阵杀了父亲一个回马枪,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的急先锋。“别吓着孩子!”父亲对斜眼喝道,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嘴角因愤怒吐着泡沫,然后转向我们。“爱丽,领你弟弟回家!”他又看了我一眼,俯身捡起铜锣和小槌,重新戴正高帽挂上牌子,昏昏沉沉向前走去。在一片喧嚣声里,造反派押着父亲向前走去,红色的送葬队伍又缓缓出发了。我的父亲义无反顾走上文化大革命祭坛,走完他一生中最后一段革命旅程。口号声又震天动地响起: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父亲又敲起那面铜锣,走几步喊一声:

    “我是走资派于渭生,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该万死!”

    我手中的酒瓶子落在地上摔碎了。

    造反派没有工夫再理睬两个孩子。

    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父亲的眼神和他敲锣的姿势,眼泪涌进了眼眶。我看不见街道,看不见树木,也看不见游行的人们,他们像一群魔鬼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或是一串模糊的事物,一个个相互融混。我使起性子,跟着队伍后面走了几步,姐姐哭着求我听话,拼命拉我一同回家。

    母亲听了姐姐的哭诉,低下脑袋捂住脸颊,木雕泥塑般久久不语。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4 7:58:35    跟帖回复:
29
  
    四

    黄昏,父亲挂着牌子,敞着怀,满身灰尘,步履踉跄走进家门。他摘下牌子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母亲赶快用毛巾给他擦洗脸上的墨汁,父亲的身子弯曲起来,闭着眼睛喘息,他的脸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母亲端出一碗鸡蛋汤,父亲摇了摇头,连喝水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母亲乞求道:

    “渭生,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父亲推开汤碗,微微睁开眼睛,迷茫的目光使人吃惊。

    “说什么也得喝口汤。”母亲舀起一勺汤送到他唇边。

    “让孩子们吃吧,”父亲伸直双腿哼了几声,“我咽不下去。”

    “也不光是你,省长怎么样,市长怎么样,不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么?”

    “那也得讲道理,我怎么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这么干,怎么能不叫人齿寒心冷,起码我还是个人吧,士可杀,不可辱!”父亲的情绪异常激动,眼里蹿出怒火。“大不了一死,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你领着孩子过吧!”

    “熊蛋包,”母亲激动了,她知道丈夫尽管胆大包天,又非常脆弱。“死算啥本事,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年我们是怎么斗地主老财的,他们怎么都活下来了!”

    “报应啊报应。”父亲的脸颊扭向墙壁,用一种痛感绝望的声音说。“那时我们太年轻!”

    “群众运动,轮到你就受不了啦?”

    “自作自受啊,我以前不相信什么命运!”

    “起来,于渭生,还是个男子汉呢。”母亲盯着他,厉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受得了,你也受得了,把汤给我喝下去!”

    父亲被镇住了,坐起来,接过碗喝下去。

    母亲把头发往后掠了一下,去厨房换盆水,忙着给父亲擦身子、洗脚。她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打发我们早早睡觉,自己在厨房里忙活一家人第二天的早饭,堆好早晨用的柴火,把炉灰和垃圾倒到外面。我合上眼皮,刚睡不大一会儿就被惊醒。母亲叫醒姐姐,她要和父亲去参加会议,叮嘱姐姐看住我不许出门,然后关上院门匆匆而去。我看看闹钟,刚好晚上10点整,爬起来扒着后窗户望去,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红袖章正押着父母朝俱乐部走去,街上时而传来脚步声和低低的话语。我和姐姐都睡不着了,坐在炕上发呆,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噩运。

    夜深了,月亮躲进云朵里,窗外传来西下洼的阵阵蛙鼓。我抱着被子靠墙坐着,想等姐姐睡着出去看看。姐姐也打着哈欠靠墙坐着,忠实执行着职责,我不睡她也不会睡。闹钟滴滴答答响着,我关死电灯,打开后窗躺下,姐姐也跟着躺在枕头上。后窗户斜对着不远处的俱乐部,大喇叭隐隐传来批斗大会实况,每当外面传来喊声,房间里就充满恐怖,一阵阵口号声搞得我坐立不安。“父母都在那里,说什么也得去看个究竟。”我心里想着,翻了个身,姐姐也翻个身,之后再没动静了。我摸索起衣服穿在身上,提上鞋子,蹑手蹑脚走向门口,开门声还是惊醒姐姐:

    “弟,你到哪去?”

    我灵机一动:

    “撒尿。”

    “等等。”

    “等什么,撒尿也不行么?”

    我跑出门口,站在小白菜地里撒了泡尿,见姐姐没出来,撒腿就往俱乐部方向跑。俱乐部门前的大灯泡老远就把我的眼睛晃花了,身后响起脚步声,我回过头去发现坏了,姐姐妹妹都追出门来。女孩儿小时候比男孩儿长得高大,我没有姐姐跑得快,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抓住我的手说:

    “弟弟,不能出去。”

    “哥,听妈的话。”妹妹也追上来帮腔,“不许出去。”

    “我要去看看。”

    “去哪儿?”姐姐问。

    “俱乐部。”

    “求求你了,不能啊弟弟。”

    “放开我!”

    姐姐拽住我的胳膊不放,妹妹也扯起衣襟拖我回家。我火了,挥拳打向姐姐,转身甩开妹妹的纠缠。这一拳实实在在打在姐姐的脸上,她松开我,捂着脸颊哭了。我确信无疑把她打疼了,趁机跑进黑暗深处,躲在操场旁的一棵大树后面。

    “弟━━”

    “哥━━”

    “你在哪里?听妈的话,回来!”

    姐姐妹妹徒劳地喊着,我猫在大树后面无动于衷,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我知道她们胆小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来找我,这倒也没什么大不了和有愧的,我总算能甩掉尾巴星了。一直等她们喊过一大阵子,无可奈何地返回家去,我才得意洋洋跑向俱乐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4 12:36:1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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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白土地》 第一部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被一张压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伸长脖子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儿横幅:“齐齐哈尔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

    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三十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主席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可见使人变成鬼是非常之简单的事情。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胳膊,跟随大伙儿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自动对位,根本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他的后衣领揪起脑袋,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提高嗓音:

    “这事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作威作福,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骑到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是一个真正的混进党内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他不老实我们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一个比一个骂得凶,父亲依然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不再说什么,也无暇说什么,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决不哭叫,决不讨饶,决不哀求。

    我吓得不由闭上了眼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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