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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5 16:55:3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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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6 8:28:1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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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2月的齐齐哈尔,严寒笼罩四野,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厨房里的水缸结起一圈薄薄的冰。窗台上、门框上挂满积雪,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后流下房檐,冻结成晶莹剔透的冰锥,太阳一照折射出七彩的光环。

    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形象说冷到什么程度,大人叮嘱小男孩儿不要在外面撒尿,你要不听话,非在外面撒,那就有好戏瞧了,没等一泡尿撒完小鸡鸡会和尿柱冻在一起,一拨拉准掉下来。我倒没试验过,就是不愿意上厕所拉屎。憋泡尿还好办,在院子里找个角落随便撒,憋泡屎就不好办了。公共厕所里四面露风撒气,大白天往那儿一蹲,北风咬得屁股蛋生疼。粪坑里的大便多了,冻成一个堆起的冰坨,最上边是个冻得邦邦硬的粪尖,必须让开它才能大便。这样一来风就更硬了,我蹲两分钟就透心凉,没冻成冰棍儿也差不离了。常常没等肚子里的大便排泄完,人就提上裤子往家跑,冻得满脸通红,满屁股通红,靠着火墙暖和半天缓不过来,肚子里憋得慌又想上厕所,糟糕透了!

    母亲因常年打扫厕所摸出一套躲避严寒的经验,她让我去厂里的三楼单身宿舍上厕所,那里的厕所有充足的暖气,你想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主意妙不可言,去那大便舒服倒是舒服,可要跑二百多米远的路程。有一次我拉肚子,顾不得戴棉帽子就往三楼跑,回来后耳朵都冻白了,好几天痒痒的。母亲说这是冻伤了,从此不许我光着脑袋出去,上趟厕所得佩带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大衣、帽子、手套,你说麻烦不麻烦!我真不明白人家怎么方便的,他们怎么没有我的这种难言之苦!

    凡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都一定领教过暴风雪的厉害。严寒把原野的积雪冻结成粉末状,呼啸的北风一来便把雪粒搅到空中,天空中的雪片又苫布一样罩向大地,漫天风雪狂舞着迎面扑来,天地浑然一色。沟沟坎坎填平了,大路小道堵塞了,连路沟边干枯的野草丛都被大雪淹没了。

    风雪太大,我无法出门,索性叫彬子、春节、铁南等小伙伴到家里来玩。母亲愿意让他们到我家玩,免得我出去惹事。还有一个我不愿出门的原因是脚上有冻伤,一到冬天,穿多么厚的棉鞋也会冻得奇痒难耐。那年母亲抱着两岁的我从山东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母亲听说北大荒奇寒,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下火车后怕冻着我,用大衣严严实实裹着我的身子,两只穿着薄棉鞋的小脚却露在外面。母亲没想到从齐齐哈尔坐汽车到北满钢厂驻地富拉尔基需要跑一个小时,车里车外一样寒冷,大人都冻得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小孩儿。一路上我伸腿蹬脚地哭个不停,母亲怎么哄都无济于事。她以为我生病了,汽车一到站马不停蹄去医院检查,医生查来查去才发现我的脚丫子冻伤了。从此落下个冻伤的毛病。

    窗外,团团逆转着的茫茫飞雪,很快变成模糊的一片,连天空都看不见了。风把雪花从门缝里吹进来,在外屋门口化成一汪积水,结成薄冰。我们憋在家里轮流讲故事玩,往往要讲很长时间。大片大片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好像鸟儿在扇动着翅膀。孩子们相互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叫你发愁的,有叫你害怕的,有叫你伤心的,还有叫你十分好笑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一个个冬天,静静坐着,听得入迷,要是没有故事,那漫长的时间该多么乏味!我最喜欢听铁南讲故事,为之绝倒,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学问的孩子,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他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趣味横生。讲逗乐的故事时,自己却一本正经,大家都感到有趣,我也感到很有趣,似乎我内心的一部分伤感都被暴风雪飘去了。

    每每铁南绘声绘色讲着,我们津津有味听着,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常常惭愧地想,类似这样的故事自己怎么一个也编不出来,还喜欢读书梦想当作家呢!比如他有一次讲一个傻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老想让他娇生惯养的傻儿子学些本事。有朋友给老财出个主意,要他给儿子一笔钱去外面闯荡闯荡,自己学点儿“真经”回来,将来也好有大出息。

    老财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拿出一大笔钱给儿子带在身上,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别着急回来,起码学到真本事再见他,不负老子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老财的儿子打起背包出发了,他的鼻子朝上翻,两腿朝里弯,眼珠瞪得滴溜溜圆,走过一村又一店,一个人到处瞎逛,没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  

    有一天,他刚刚走到一座房屋前,发现房子似乎在摇摇欲坠,万分危急关头,突然听见有个孩子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房子里应声跑出两个老人。人命关天,儿子觉得这是个值得学习的“真经”,赶快掏出钱给那个孩子,感谢他教会自己怎样救人。老财的儿子谢过人家继续往前走去,又碰见两头猪跳出猪圈,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霍地窜上去揪出猪鬃,大喝:“公猪母猪,哪里逃跑!”接着将两头猪拖回猪圈。老财的儿子觉得汉子如此孔武有力,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即请汉子喝酒拜他为师。两人在一家小酒馆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邻居家的男人抱着脑袋跑出门来,正在诧异之际,一个男孩儿怒气冲冲举着棒子追打出来。他们的疑惑很快就被打消了,原来是邻居家宠孩子宠得厉害,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老子玩。父亲可能觉得孩子追打自己没面子,赶紧息事宁人道:“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这一招儿还真灵,孩子怒气顿消,笑逐颜开,再也不追打他爹了。老财的儿子大喜,心想天下的便宜事怎么都让自己碰上了,这回倒好,不用花钱,就能取到第三个“真经”。

    事不过三,老财的儿子认为自己取经成功,周围再也没有比他聪明的人了,也没耽搁,马上打道回府,想尽快返回家园向父母汇报学业。又过几天,老财的儿子返回村子,没等走进家门,就兴致勃勃大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老财夫妇一听喊声吓坏了,慌忙连滚带爬窜出屋外。儿子见状接着喊道:“公猪母猪,哪里逃跑!”老财缓过神来,见房子没倒,儿子又如此无礼胆敢骂他是公猪,勃然大怒,拿起一把铁锨打向逆子。儿子大惊,心想我哪儿学错了,惹他老人家生气,他鼓起勇气用胳膊挡住铁锹把,赶快把第三个真经道出来:“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

    结果老财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6 15:13:4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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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母亲不让我挑水了,怕我小小年纪闪了腰,自己去挑。

    水房子前的积水结成厚厚的冰面,像缓缓的山坡,成了一个小溜冰场。挑水人心惊胆战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说实话,我挑起水来一步一滑摔过好几跤了,又想替母亲分担家务,找出几块木板钉成个方形框子,在两条方子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做个爬犁。我把桶卡在木框里放好,拖着爬犁去拉水时一路有意晃出些水,一层覆一层,沿途冻成一溜儿从水房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的冰道,省力又好玩。我不敢大白天拉水,只是晚上出动,因为我浇的冰道滑倒不少人,想起来就不好意思。其间有的行人看到绕过去了,有的行人不小心踩在上面,结结实实摔个大屁股蹲儿,经常听到爬起来的人埋怨:

    “操他奶奶,谁那么缺德,干的好事!”

    我偷着乐,表面上装得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母亲走在上面也滑倒一跤,她拍掉身上的灰尘,摇着头自己傻笑,没有骂人。

    过去一到冬天,学校就在操场上浇起一座滑冰场,体育老师刘小伙教我们上冰上课,滑划子、花样、速滑、打冰球,对好多项目都感兴趣。冰上运动速度快、冲力大,刘小伙怕撞伤孩子,不许学龄前的小朋友上去抽冰猴、滑爬犁,在大冰场旁边另浇出一个小冰场专供小孩子们玩这些游戏。为了不影响上冰上课,每到下雪天刘小伙就发动学生们铲雪打扫冰场,现在他被揪出来没有人再浇学校的滑冰场了。天气终于好转,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越来越明净,气候都有些暖和起来,孩子们待在家里憋得上天入地,总算能出门换换空气了。暴风雪已经过去,狂风吹走冰面上的积雪,一些地方被吹得非常干净。有雪也不碍孩子的事,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雪粉从脚下纷纷飞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家就到西下洼的泡子里玩耍,滑冰、滑爬犁、抽冰猴。那是一座天然的大冰场,绵延数里,镜面一样光滑平整。当初上冻大人怕冰面没冻结实,不让孩子上去玩耍,谁见到孩子在西下洼抽冰猴谁喊:

    “不能在那儿玩,小心掉进冰窟窿里!”

    嫩江封江后,没有人再阻拦孩子们玩耍了,那上面能开过几辆大卡车,啥事没有。

    白土地的孩子买不起带鞋的正规冰刀,那太昂贵,几乎花掉家长一个月工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只能买副不带鞋的冰刀,由家里大人按脚的尺寸做一副鞋板,用螺丝拧在冰刀上,让孩子踩住光板冰刀用绳子绑在自己的棉鞋上,土法上马学习滑冰。这已经让其他孩子非常羡慕了,没有冰刀的孩子只能看着伙伴们滑来滑去,在透明的天空中飞翔一般。哪个孩子心理不平衡,就跟着有冰刀的人狂追一阵,打一个长长的“滑刺溜”,脸颊和鼻子在寒风中吹得通红。然后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拿出冰猴,把自制的皮绳鞭子甩得啪啪响,抽着冰猴出气。

    我也属于羡慕人家的一族,母亲没有钱,别说买光板冰刀,就连个冰猴都买不起。我找块榆木疙瘩闷在家里用菜刀削了半天,削出个大桃子形状,又摁在水泥地上打磨,蹭得油光锃亮。最后在桃子尖上钉上枚按钉,精心用红药水画上两圈道道,自制出一个冰猴,很是惬意。我拿它和别的孩子比试,看谁的冰猴转得稳重,没想到一出手就败下阵来。公家制作的冰猴木料特别沉重,抽上一鞭子原地转起来又快又稳。我的杰作虽花里胡哨,外貌上还过得去,可木料太轻没主心骨,一鞭子抽上去没转两圈就跑开了。我越是气急败坏抽冰猴,它就跑得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大汗淋漓。这哪是和冰猴嬉戏,简直在和它进行马拉松赛跑!

    我一脚将它踢进干枯的苇丛里,不再要这玩意儿。

    我不甘寂寞,抱着爬犁回到西下洼,跪在爬犁上双手撑起冰镩子,身子向前探出,试图用这个姿势加快爬犁滑行的速度,与滑冰的彬子一比高低。可想而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手怎么抵得住人家的双腿。彬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大张开双臂,俯下身子,随心所欲加速减速,调整滑行路线,没两分钟,就把我远远甩在泡子中心,败得惨不忍睹。风呜呜低吼,四野白茫茫一片,里面的草丛越来越密集,枯黄的芦苇被大雪压弯了腰。我趴在慢慢滑行的爬犁上望着冰面大口喘息,严寒刺着脸颊,一团团哈气凝成霜花,挂在嘴角上、眉毛上、帽檐上,像包一层冰壳。周身的热汗经寒风一吹,我感到冷,突然,身下的冰面咔咔嚓嚓一阵响动,人晃悠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跑,怕冰层裂开沉进水里。响声很快就停止了,又死一般沉寂。

    我跑了几步,踅回来,傻狍子一样非要弄个究竟。

    脚下闪开一道两指宽的蛇形裂纹,从冰面一直切到冰底,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横断面。我竟在缝隙里发现一条冻住的黑鱼,闭上眼睛又睁开,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听说这个泡子是堵死的江汊子,水特别深,里面只有老头鱼,眼前分明是一条两尺长的大黑鱼呀?大坝那边的养鱼池里有各式各样的鱼,那么这条黑鱼怎么跑过来的?顺着稻田沟游进来的吧。我不害怕了,用手套擦去周围的积雪,再仔细看看,估摸它离我很近,决定用冰镩子凿破冰面取出大黑鱼。冰块在手下四处迸溅,我不幸判断错了,那条鱼看起来挺近,实际上冰层非常厚,至少冻结在半米远的深处,仅凭这把用电焊条做的冰镩子,休想凿破如此厚的冰层!

    我放弃得到黑鱼的希望,反倒望着冰层遐想起来。透过玻璃般晶莹的冰层,望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老头鱼,露着脊背和头部拥挤在水底晒太阳。我敲打冰面想吓跑它们,偶尔有一两条老头鱼动弹一下,碰得长长的水草晃动起来,其它鱼都置之不理。我猜测冰层下的世界一定很神秘,不像冰上的世界这样寒冷,鱼与鱼的关系也不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冷酷,否则它们不会拥挤着取暖了。我不知道这条黑鱼是怎么溜进泡子里来的,可知道它是淡水里最凶猛的鱼类,性情孤独,靠吞噬小鱼为生。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则,使生态得以平衡。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黑鱼应该比老头鱼更有生命力,为什么在这么深的水域里,土生土长的老头鱼优哉游哉,外来的黑鱼却冻死在冰层里了呢?

    真是个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人都有个好奇的心理,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勾引起探求奥秘的欲望。这个问题在脑海里萦回好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想得脑瓜门儿疼。从那以后我每次滑到黑鱼旁边,总趴在冰面上研究一阵冰底下的世界,有些鱼几乎一冬天都不睡觉,它们都在做什么呢?再跺着冻麻的双脚向两岸的草丛跑去,用铁锨铲倒干枯的芦苇和菖蒲,捆成一大背放在爬犁上拉回家里。我除去春节家看看大肚子的娃哩,盼着它生小狗崽子好抱过来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好玩了。彬子、铁南他们有光板冰刀,没事滑滑冰,或去俱乐部看看春节和朋久排练节目。我也想跟他们去俱乐部看排练节目,那是孩子们认为很风光的去处,既暖和又热闹,比闷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母亲不让我去,怕到人多的地方惹是生非。

    我的不幸让母亲事先言中,当我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去了那个是非之地,险些送掉自己的性命。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6 18:10:59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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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明白,直到今日,还有为文革招魂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7 7:35:3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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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7 13:45:4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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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一

    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一场大雪下得天昏地暗,暴风雪肆虐整整一天。

    荒野里刮起“大烟泡”,扬起漫天大雪,白色的雪雾铺天盖地,排山倒海,无数条长龙一般奔腾咆哮,卷的周围对面不见人影。人一出门,寒风裹挟着雪粒平地而起,抽打在身上、脸上刀割一样疼痛。鼻子冻白了,眼睛冻疼了,脸蛋上冻起白泡泡。孩子们全缩回家里,守着火炉、火墙、火炕不再出门了。这是冬眠的时候,也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期待着春节的到来,红红火火过个大年。二十年后,我写的诗歌《雪》,就是家门口西下洼给我的灵感。我虽是远走他乡的天涯游子,但仍旧喜欢那冰封雪裹的北国,经常背诵这首诗歌,寄托我对故乡的思念,童年的思念:

    我把银色的帷幔

    垂挂在苍茫的天穹

    然后在瑟缩的枝头

    留下匆匆的脚印

    准备赶到太阳从东山上

    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盘时

    送给它一条天鹅绒的围巾

    大地是我温柔的母亲

    天空是我严厉的父亲

    我骑着流云的马儿

    庄严地进行爱的巡礼

    但我不愿离开北方

    北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从高山到平原,江河到海洋

    我在冬的冷酷无情的国度里

    撒满纷纷扬扬的鲜花

    使万物都感到春风习习

    我给荒野上疲惫的旅人

    化一眼清冽的泉水

    筑起四面厚厚的墙壁

    赠他一个甜香的、温馨的梦

    我给没见过海洋的乡村

    搬来烟波浩淼的大海

    让爬犁小船似地划过浪尖

    我想那喜气洋洋的小伙子

    定是摇着橹儿去迎接新娘

    我便悄悄地、悄悄地将几朵雪莲

    插在姑娘油黑油黑的发辫上

    她踩着我铺的地毯向情人跑去

    那咯吱咯吱的足音

    是我的笑声

    我给城市披上白玉斗篷

    送路灯一串串珍珠项链

    当大家举起酒杯欢庆春节

    我用我的翅膀拍着窗扇

    从门缝里塞进几张贺年片

    又欢快地跑上不夜的大街

    看那些放鞭炮的孩子们

    嬉戏着,用我抖落的羽毛

    堆塑着我的滑稽的形象

    当北风挟着寒流袭来

    我放出无数簇白炽的烟火

    和风暴怒吼着拼命搏击

    直至天空展开蔚蓝的旗帜

    月亮的微笑洒满我的周身

    我才躺倒在大地的怀抱里

    舔舐着一处又一处的伤口

    ——那些被吹露泥土的地方

    静静的,像天外归来的鹤群

    从此我永远享受着母爱

    爱情的太阳使我热泪滚滚

    我消融,但非常幸福

    因为啊

    在我泪水浸透的地方

    有绿油油的、绿油油的禾苗滋长

    那是我的希望和憧憬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想去俱乐部玩的念头怎么也赶不走,老这样下去真叫人受不了。要是有什么活儿干,或者别的什么事做就好了,可什么事也没有。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穿好衣服,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

    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白土地人向来有个传统,谁胳膊粗力气大,满嘴“操你妈,乌龟王八蛋”的脏话,谁就是大爷。大人孩子动辄以武力论英雄,见高低,温文尔雅,通情达理,势必被认为软弱可欺。哪一家有几个大小伙子,就更天不怕地不怕,绝对没人敢惹。如果你惹恼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打上门,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事后被打的人家害怕报复也不敢告状,一般都是由厂保卫科出头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邹少将当然懂得厉害,头脑很实际,当他撵不动别人,突然发现孩子中的我,转而向我发泄满腔怒气,推推搡搡轰我出去。我还没意识到快要降临的灾难,最大的原因是我根本不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呆呆地分辩:

    “我刚进来,没起哄。”

    “出去,滚。”邹少将横眉竖眼,不由分说。

    “凭什么光撵我一个人?”

    “撵的就是你。”

    “他们不走,我就不走。”

    他拉长声音道:

    “走资派狗崽子,你敢。”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况且我的神经敏感脆弱,自尊心常常近乎病态地为这一点痛苦,引起难以遏制的反感。我觉得内心里变得快发狂了,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慨,走资派狗崽子怎么啦?你也不能看人下菜碟。尽管对方五大三粗,身强体壮,高出我一个脑袋,但我被激怒了,倔劲一上来就是不走。周围哄叫着推波助澜,将得邹少将无法下台,他又不肯轻易丢了造反派的威风,揪住我的衣领向外拖去。他敢这样做,在别人看来,理由很简单,谁让他比你胳膊粗力气大,你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了!我双脚离地,拼命用一只手把住一张连椅的扶手喊叫。邹少将怎么也拖不走我,气急败坏掰开我的手掌,沿着座椅中间的过道一步一推,迫使我爬起来摔倒,摔倒又爬起来。我急了,咬了他手指一口。我们两人动手打起架来,可想而知,我又瘦又小的身躯哪里是他的对手,虽勉强出拳抵挡,没几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脑袋满地乱滚。我大骂着不肯求饶,对方抬起大头鞋踹向我的脑袋、眼睛、嘴巴,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

    “打死你个狗崽子!”

    不一会儿工夫,我满脸是血,什么都不知道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7 18:36:3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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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7/8 8:08:0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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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卫生所的医生给我打过止血针,吃了止痛药。母亲为我清洗脸上的血迹,鼻孔仍旧流血不止,一脸盆水都变成红颜色。她以为我不能活了,抱着我哭泣一夜。

    我昏迷一天一夜,躺在炕上人事不省。第二天醒来,母亲正俯在眼前流泪,姐姐妹妹全守在身边,叫我的名字,盼我醒来。我想翻一下身子,一动身体就散架般疼痛,不得不发出呻吟。脑浆晃晃荡荡,疼得要爆炸,唯一不疼痛的地方就是思想。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感到更需要依靠,父亲的死在我心中留下的真空依然存在,有父亲的孩子是轻易不会挨别人打的,可此刻他已不在人世。有一点我深切体会到,父亲教育我打得再厉害也是以吓唬为主,对屁股打两巴掌踢几脚不算什么。这一次我明白什么叫挨揍了,心中永远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过了一会儿,我试图睁开眼睛,左眼被胶水粘住似地睁不开,稍一动弹就头晕眼花,血液直往眼睛里涌,母亲用热手巾敷过才勉强睁开一道缝隙。姐姐给我拿来镜子,镜子里的脸颊肿得面目全非,面孔比平常大了半倍,一只眼睛像青桃子,破裂的嘴唇翻翻着,我都认不出这是我自己了。

    我昏昏沉沉躺着,嗓子说不出话,只有口水顺着嘴角流淌,水米不进。我感到不幸、无依靠、委屈和沮丧,不仅仅因为肉体的打击,更重要是心灵的打击。一个孩子脆弱的神经还不能承受政治运动的压力和迫害,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自己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实际上我已是父母的化身,动辄得咎,走资派狗崽子的称呼比拳头伤害的力量更大。就因为我是个走资派狗崽子,所以必须承受超负荷的痛苦,甚至没有法律保护我们,没有地方告状。公、检、法早就被砸烂,也没有人敢主持公道,父亲的无辜死亡被迫草草火化便是明证。母亲只能找学校红卫兵组织说理,质问邹少将凭什么打一个比他小四岁的孩子。邹少将狡辩于艾平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他维持秩序时遭到攻击属正当防卫。邹少将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对母亲置之不理,母亲转而去找老邹家理论,他的父亲有意躲避我们,任母亲怎么敲门也不开。

    父亲死后,母亲视我为命根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心弦,是她赖以生存的希望,活下去的支点。张嘴闭嘴:“儿呀儿呀,妈现在是为你活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肯定就活不成了!”只要我能安于现状好好活着,她才在苦难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儿安慰。可以说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东山再起,重振于氏家族雄风。我的挨打强烈刺激母亲的神经,犹如往她心脏捅了一刀,鲜血从伤口里不断冒出来。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后来,母亲领我回山东老家文登县侯家镇南鱼池村,我才知道我们历代都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

    我的前五代祖上,曾做过清朝的江南十八州盐务巡抚,在江浙一带为官多年,家资颇丰。他之前,还有一代祖上当过什么朝代的翰林。南鱼池村紧靠海边,地势平缓,土地旱涝保收。我的祖上在村里建有高墙大院围起的家祠,门口有石狮子和十根旗杆,因为有人在外面做官,于氏家族的日子过得十分富裕。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祖上被同僚参了一本,皇帝就让他告老还乡了。推论起来他为官并不廉正,卸任时带着十多艘装满盐坛子的大船,从浙江取海路驶回山东,途中遭海盗洗劫一空。我听老家的长辈酒后说,原来那些坛子里藏着银子,有人事先透露风声,官场派人扮作海盗杀人越货,结果连我祖上的性命都赔了进去。

    从此我们家族一蹶不振,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我的祖宗留下五个儿子,五支后人大多出来读书、经商。数我的祖父混得不济,是个药房先生,农村的郎中。他早早就教我父亲读书识字,等父亲高小毕业便送他到大连商行学徒,自己挣钱继续求学。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叔伯叔叔,济南部队军级退休干部于麦生。他常常回忆我们于氏家族的抗日历史,他的姑父━━即我的姑爷爷,便是赫赫有名的胶东抗日司令于得水。著名作家冯德英在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曾详尽地描写过于得水将军的英雄事迹。我对姑爷爷于得水知之甚少,只记得叔叔、婶婶谈起他仰天长叹,他也和我的父亲命运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遥想当年我的姑爷爷在胶东半岛揭竿而起,打起抗日大旗到处招兵买马,大声疾呼:“好男儿不做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蹂躏。我的父辈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拿起刀枪投身到抗日队伍中来,置生命安危于不顾,无愧于国家和民族,无愧于人民大众,保家卫国何等可歌可泣。南鱼池村人气冲牛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为防止鬼子利用我们的家祠建据点,一致同意拆毁家祠誓死抗日。所以解放后,于氏家族在外面当高级干部的人特别多,谁当军长、厅长都不当回事。遗憾的是,我的没在战场上牺牲的上一辈人,大都在“反右”和“文革”中以身殉职了!

    说实话,父亲参加抗日的方式非常奇特。那年他十七岁,祖父怕儿子参加抗日队伍,让他好好在大连学徒,不许回家。因为日本鬼子和于氏家族不共戴天,反复扫荡我们的村庄,抢粮、抓人、烧房子,杀得家家户户鸡犬不留。尽管忠孝不能两全,父亲也做得够绝的,大年三十掌柜家回家过年,留下他一个人看商行。父亲聚起学徒的伙伴喝大酒,赌钱,一夜之间输掉老板的店面,又装作没事人一样,夹起铺盖卷跑回胶东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害得祖父跑到大连老泪纵横地向商行掌柜家要儿子,他们都以为他赌输钱跳海自尽了呢!我的叔叔于麦生参加革命更简单。几年后一个春天,父亲穿着粗布黄军装,屁股上挎着盒子枪回到家中,他是部队路过村头顺便看一眼我祖父祖母的。返回部队时,正碰上我的叔叔推着独轮车往地里送粪。

    “哥,你回来了!”叔叔惊喜地说。

    “是走。”父亲顿了顿盒子枪道。

    “妈的,推这玩意儿快累死了。哥,让我当兵吧。”

    “你还小。”

    “我都十五岁了,领我走吧。”

    “过两年再说。”父亲想帮弟弟推几步小车。

    叔叔急了,一把将小车掀翻在道边,说什么也不回家了。就这样,叔叔跟随我的父亲远走高飞,但十五岁的孩子身材又瘦又小,还没有步枪枪筒高怎么能打仗?父亲为难了,想来想去安排他当了名战地包扎员……

    但是如今,但是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怎么能不令母亲齿冷心寒。姐姐胆小怕事,劝母亲息事宁人,我们自认倒霉忍下这口气吧。母亲说:“不行,如果这次不抗争,不给他们个厉害看看,下次谁都敢随便打你们了!”母亲把往日的温柔和谨慎全部冻结了,当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身处危难,代之而起的是坚决的抗争。母亲悲愤地贴出大字报,大意是:即使我孙志刚有罪,孩子何罪之有?她呼吁全厂的家长主持公道,救救孩子,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

    人心都是肉长的,邹少将的暴行轰动了糖厂,激怒有正义感的干部职工家属。群众自发地贴出大字报声援母亲,愤怒谴责打人凶手,要求他公开赔礼道歉。事实证明,在那种万马齐喑的人性被毁的疯狂年代,也有天良未泯的呼声。情同此情,理同此理。这是糖厂群众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是正义向邪恶的宣战,是一次自发的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东家拿出点儿米,西家送来点儿面,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糖果到我家探望。大婶儿、阿姨们见到我的惨状,一起陪母亲伤心落泪,异口同声谴责邹少将的暴行。我没齿不忘那些善良的人们,后来我们的处境更为险恶,陷入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他们也坚定不移站在我们一边,善恶分明,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竟敢冒着风险支持鼓励我们一家人活了下来。我记得,就是那时母亲结交下我后院的邻居吕大姨、蒋姨一家人的。

    母亲顾不得如何处理打人凶手了,我的病情急转直下,再次严重起来,发高烧,昏迷不醒。糖厂造反派迫于群众的压力,给我们出车去市第一医院看病,医生亦为我的伤病震惊,建议母亲领我去省里医院检查治疗。吕大姨、蒋姨主动要求照顾我的姐姐妹妹,劝母亲领孩子去哈尔滨看病。母亲为难地说自己没有钱,好心的邻居们凑出一笔钱来塞给母亲,连夜送我们母子登上去哈尔滨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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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一夜都没合眼睛。我迷迷糊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似睡非睡,待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大亮。竟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从地面扬上去,又从天空纷纷扬扬洒下来。站前广场的雪浪此起彼伏,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些,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大喇叭里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以及各种造反组织的“郑重声明”、“最后通牒”、“严厉警告”……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牙齿是那么整齐,以至近在咫尺也分不出哪颗是真的哪是假的,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用很低的胸音问我们为什么不早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三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觉得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四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上一小圈冰花融化了的地方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发现距楼下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一瞬间恍如隔世,又看到了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世界依然是美好的,未来依然是广阔的,幸福还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并不像我经历的这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喝起彩来,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树木在跳舞,大地在漂浮,好悬没摔倒。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用凉气镇一下,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

    “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用嘴唇接触一下我的额头,想知道是否有热度。每当儿子生病她都是这样的,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亲了亲我,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吃,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

    “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儿的天性,一个孩子决不会装病。为了儿子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请求,况且我躺三四天了。母亲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低声答应了,她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内心涌起,热流如灌。我又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自己的生活原来可以多么不同的,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心情只有在“文革”前才体验过。周围人都和我一样,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生命与力量融为一体,尽情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得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都认,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一路颠簸,我又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热发冷的病态更加剧烈了。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一晚上都没合眼。我一直昏昏沉沉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新奇,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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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儿都不隔音,虽然空气不够新鲜,房间还算挺干净。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主席,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儿都不冷。跟我以前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像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北京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度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三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盯着阿姨的动作。她用一把长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接着用铁夹子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在炉火前搓搓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刮着,我蹬开被子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缩进被窝,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喉咙,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儿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一瞬间,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人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没透露我们的底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份儿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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