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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8:23:08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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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第30楼第 30 楼 白公鸡 2019/6/19 8:16:29  的原帖:别蒙人了。以色列人只获得一次化学奖。其他的都是和平奖,文学奖,经济学奖。 白鸡绝不是本地品种,应该也属于洋鸡一类的吧?
回帖人:
jdsl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8:30:29    跟帖回复:
32

想知道,

整个伊思蓝出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5+亿的人口。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8:59:07    跟帖回复:
33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09:33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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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第30楼第 30 楼 白公鸡 2019/6/19 8:16:29  的原帖:别蒙人了。以色列人只获得一次化学奖。其他的都是和平奖,文学奖,经济学奖。    以色列生物学家阿龙·切哈诺沃和阿夫拉姆·赫什科获得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

    以色列晶体学家阿达·约纳特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以色列材料学家丹·舍特曼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18:0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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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低端人口太多。二是无书可读。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24:5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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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7年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的最后一家电影院被保守分子们纵火焚烧,最近这三十年,加沙地区就一直没有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无论是“巴解组织”管理加沙期间,还是2007年后“哈马斯”管理加沙期间,这两个组织都不许加沙存在电影院!我是从下面这篇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件令人吃惊的事的:

为了加沙有个电影院
新华网(2017-10-12 10:14:21) 来源:《环球》杂志

这篇新闻报道最初刊载于《环球》杂志2017年的第20期,它的电子版我则是从“新华网”“新华报刊”频道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得到的: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7-10/12/c_136673958.htm;“新华网”是新华社主办的网站,而《环球》是新华社主管、瞭望周刊社主办的(另一份)杂志。

   摘要:30年间,这里没有一家电影院。……上世纪80年代,由于被指责传播伤风败俗思想,加沙的电影院陆续被破坏或关闭。在这股浪潮下,萨米尔电影院也未能幸免,遭到焚烧并于1987年关门。……曾有加沙人对记者说,“哈马斯真蠢,以为不让去电影院看电影就能阻止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现在电视、网络上什么没有。”


萨米尔电影院的聚会只开了一天,随后,它再次关门,消失在加沙人的生活中。加沙仍然没有电影院。

   《环球》杂志记者/吕迎旭
  在世界上的大多地方,看场电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然而,对处于以色列封锁、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而言,这里大多数人距离上次在电影院看电影已有30年。(“哈马斯”就是全称叫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那个著名的组织。——楼主附注)
  30年间,这里没有一家电影院。(楼主点评:2007年“哈马斯”的部队和法塔赫——“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部队在加沙地区交战,最终哈马斯战胜“巴解组织”,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区。就是说,在“巴解组织”管辖加沙的那20年里,“巴解组织”也不许加沙存在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 “电影院”这个词,在年轻一代那里已经是一个生僻词。像外界一样,在一个有宽银幕、立体声的现代化影院里,吃着爆米花看场电影,是加沙百姓目前仍为之奋斗的梦。
    30年后,重开一夜
  不久前,加沙出了个大新闻,本地、国际媒体争相报道:加沙影院关闭数十年后重开。加沙人终于又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场电影了。
  它们谈论的是加沙最古老的萨米尔电影院。这座影院建于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曾遭焚烧,被烧得黑黝黝的外墙在加沙市中心矗立了30年。没有人注意它,甚至路过时也很少有人扫它一眼,只是偶尔有孩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家长会指着这幢四周堆满垃圾的小楼对孩子说:“看,那是萨米尔电影院。”这时,通常会有孩子提问:“什么是电影院?”
  2017年8月28日,这幢几乎被遗忘的小楼突然热闹起来,涌来大批的人,他们清理了楼外的垃圾,清扫了内部的蜘蛛网,在里面拉起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幕布,摆放了一排排红色椅子,像要举办一个隆重的聚会。
  这就是加沙民间组织举办的重开影院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在这个被损毁多年的古老电影院里放映一部加沙导演最新拍摄的电影《十年》。这部讲述被以色列囚禁的巴勒斯坦囚犯故事的电影,吸引了300多名男女老少观众。虽然室内陈旧,没有电扇和空调,但他们在加沙的酷暑季节里,摇着扇子看完了这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影。
  但是,萨米尔电影院的聚会只开了一天,随后,它再次关门,消失在加沙人的生活中。加沙仍然没有电影院。
    曾经有10家电影院
  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加沙就有了自己的电影院,甚至一度达到10家,相互竞争还很激烈。
  萨米尔电影院是加沙第一家电影院,成立于1944年。当时的加沙市长拉沙德·沙瓦扯了一块白布,从欧洲购进了放映设备、从埃及购买了影片后,加沙人就开始接触到电影这一新生事物。当时正值二战,加沙人经常在战机的轰鸣声中欣赏影片。
  到上世纪50年代,萨米尔电影院面积已经扩展到3000平方米,成为中东首屈一指的影院。与此同时,加沙地带陆续有新电影院开业,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个只有36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已经开了10家影院。其中著名的有加沙市的萨米尔电影院和纳赛尔电影院、拉法市的和平电影院、汗尤尼斯市的自由电影院等等。当时这些影院只放映埃及电影,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后,以色列电影被引入。(但1994年加沙成了以色列率先让巴勒斯坦人实行有限自治的地区之一,以色列开始逐步把加沙的管辖权转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其间加沙甚至一度成了巴勒斯坦的政治中心,2005年9月以色列从加沙撤走了自己的最后一支部队,把加沙完全还给了巴勒斯坦。——楼主点评)
  49岁的电影导演哈里里·阿尔穆赞仍然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的情景。他说,影院开放前,他所在的拉法难民营的难民没什么娱乐,大家经常会团团围坐在一台小收音机旁,而当电影进入他们的生活后,“犹如空中绽放的五彩礼花”,他们的生活被照亮了。他说,当时为了看电影,他经常去捡废铜卖,每次从影院出来的那一刻都充满了无比的满足感。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场电影的名字:《我爱的和爱我的》,讲述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的故事。
  然而,这一好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上世纪80年代,由于被指责传播伤风败俗思想,加沙的电影院陆续被破坏或关闭。在这股浪潮下,萨米尔电影院也未能幸免,遭到焚烧并于1987年关门
    加沙人看电影自有“神器”
  虽然几十年来加沙没有一座电影院,但从《环球》杂志记者的观察来看,加沙人对于现代电影并不陌生,提起国际影星的名字也如数家珍,年轻人也追星,甚至会模仿电影明星的衣着和发型。
  这是因为,加沙人看电影自有“神器”。
  对于少数人来说,到境外看电影是一个重要渠道。记者的加沙同事、47岁的媒体人埃麦德说,他每次到埃及都要去看一场电影。他还记得第一次在埃及电影院看电影的场景。那年十几岁的他,坐在黑暗的大放映厅里,坐在挤挤挨挨的男男女女观众中间,“那种感受甚至比电影本身还要吸引我”。他说,一场电影下来,他都没怎么关注电影,只观察周围的人了。
  而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出境的加沙人来说,他们接触电影靠的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神器——卫星接收器。虽然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很严,但安装卫星接收装备不受任何约束,加沙居民楼楼顶密布着大大小小的“锅盖”。
  通过“锅盖”,加沙人可以收看到数百个电视频道,其中不乏电影频道,而有些阿拉伯国家的电影频道还会把外国电影加上阿拉伯语配音或者字幕,比如总部在迪拜的MBC电影频道就每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埃及、土耳其电影,还有好莱坞、宝莱坞甚至中国的影片。
  不仅如此,近些年随着3D电影技术的普及,加沙人还可以足不出户收看电视台的3D电影。记者3年前在加沙时,就发现有的家庭配备了3D眼镜。
  此外,加沙也有很多音像店,店主从网上下载电影后制成光盘出售或者出租。
  曾有加沙人对记者说,“哈马斯真蠢,以为不让去电影院看电影就能阻止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现在电视、网络上什么没有。”
    悲壮的电影节
  即便如此,加沙人仍然觉得,没有电影院的加沙是不完整的,他们渴望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可以吃着爆米花享受现代电影的机会。为此,有些民间组织在行动,希望引起关注,从而推动加沙电影院重开
  2015年5月,在加沙城东一片被炸得稀巴烂的废墟上,首届加沙电影节开幕了。活动组织者在残垣断壁中铺上一块长达70米的红毯,在一面未倒的墙体上挂了一块白色幕布。这个电影节播放了多部电影短片,吸引了上千名加沙观众。
  加沙电影节迄今已举办3届,但并非每次都那么顺利。2016年加沙电影节期间,电影放映遭到哈马斯的干扰,被要求把放映厅内的大灯打开,说加沙放电影时不允许室内全黑,因为“容易发生伤风败俗的事情”
  2017年的电影节在加沙的海滩上举行,组织者又一次铺上了红毯。而与戛纳、威尼斯等国际知名电影节不同,走在红毯上的是加沙的普通百姓:坐着轮椅的老人、赶着马车的少年、美丽而勇敢的姑娘……
  几天下来,电影节放映了40多部巴勒斯坦和外国电影。获得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巴勒斯坦电影《游荡的幽灵》,作为今年加沙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导演拉伊德·安东尼说,他的愿望就是在加沙开个电影院,把更多的好片子带给加沙观众。
  大踏步走在红毯上的加沙姑娘塔玛拉说,参加电影节让她忘记了身在被以色列封锁的加沙,忘记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感到了一丝自由。她希望电影节能够传递出加沙人的心声:“我们想要电影院,我们想要自由。”
   来源:2017年10月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20期(楼主附言:这是“新华网”上本来就有的对这篇报道的最初来源的说明之语。)
回帖人:
林顿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36:13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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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残月——图腾醉作者自述》
九 气象卫星和黑旋风李逵  摘录


    大跃进思维席卷中国大陆。气象局想,人家都在放卫星,我们也要放一个呀!于是就想出了预报半月以后下特大暴雨的点子,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的气象工作者有多牛鼻!
    普惠县领导自己也放卫星的。把十亩地里的红薯挖来埋到三分地里,上面饰以新鲜的红薯藤蔓,就开始收成。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气象局也会放卫星,于是对于15天后狂风暴雨洪水滔滔的预报深信不疑。不免为在建的几座水库担心起来,煞有介事地召开紧急会议,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就是将中学生调去筑水库,抢在暴雨前将大坝筑牢。
    本来,中学生的本份是读书,长知识长身体。但此时有一个英明的人像我祖父那样也抱着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观念。他制订的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后来进一步说“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改变学生的思想”,而不是教给学生知识。这样,就把整整一代青少年人的学业耽搁了。若非如此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早已能坐满一大圆桌。
    在他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中学生上山挑矿石,下乡帮插秧;立起烧铁炉,蹲下锤钢珠;隔三差五,忙得很,上课时间占不到学期的二分之一。县及公社各级领导形成了一个概念:中学生是一支可以随时调用的免费劳动力;只要通知一声就得停课,出来干活。所以,此时气象局放卫星,县太爷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调中学生去顶杠。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38:22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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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算上没有暂住证的犹太人肯定超过北京人口不止10倍20倍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38:44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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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44:1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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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色列在走泄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9:52:26    引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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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第2楼第 2 楼 什锦炒饭 2019/6/18 23:26:45  的原帖:林达:对一个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

2015-12-05




我们在中国想言论自由,认为其作用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

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

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一条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

一般认为,在整个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

直到我踏到美国的土地上,我还以为,美国人把言论自由看做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理解: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间空间里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给任何人以绝对真理自居,并且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或者像我们以前熟悉的说法,真理越辩越明。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人心中的言论自由,与真理不真理根本不沾边。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

其实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那么,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利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

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一般情况是,最积极地呼吁言论自由的,都是在某一阶段处于少数、不利地位的政党、团体和个人。他们总是相信,尽管自己当时处于劣势,声音微弱,但是真理在手,必须呐喊。尤其当他们的言论受到压制的时候。

他们之中也许有一些人真心相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成为多数,他们会非常自然地推崇言论自由。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在宣扬自己的主义的时候,自由常常就是他们宣称的目标和大旗。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过无数先例,情况经常是相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言论自由总是在事实上仅仅成为争取胜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获胜,就常常被有意无意或是无可奈何地弃之如敝履。

这种情况究竟为什么一再在历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论自由的关键是什么呢?我想,关键就在于它的“内容中性”原则,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坚决地摈弃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只要让“真理”二字一不小心从门缝里溜进来,言论自由就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呼吁和宣扬言论自由的人们是很容易上“真理”的当的。

他们或是明确认为,或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觉得言论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条“阳光大道”,觉得言论自由只是让真理“越辩越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概念的指导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觉已经“真理到手”的这一步,言论自由被抛弃就成了十分顺理成章的事儿。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间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对于美国宪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几乎从一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挣扎在两难之间:既要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又惧怕言论引起的非法行为以及煽动的暴力,甚至担心危及国家安全。

因此产生了最著名的,对所有宪法条款都有效的“清楚与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在此原则之下,如果政府无法证明某一言论是造成了清楚与现实的危险,它就不能对该言论的发表者进行惩罚。这条原则产生在本世纪初。

但是,新的判断困难随之而来。什么样的程度的危险算是危险了呢?危险的可能性到什么地步算是“清楚”了呢?离危险相距多远就算是“现实”了呢?

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非常顶真,已经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大概对于他们来说,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或者更确切他说,个人的自由事关重大,不得马虎。

由于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模糊性,也由于“自由言论”在美国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国的发展带有很鲜明的历史印记,几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确定都反映了大的社会变革。

在早期,美国的最高法院依据一九一七年的间谍法案判案时,对于自由言论的理解还是非常狭窄的。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一个曾四次以社会主义者身份竞选总统的工人领袖,尤金?德布斯,就因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宣传社会主义而入狱,罪名是煽动不服从,非忠诚和叛变。煽动拒服兵役和阻碍美国征兵。

五十年代,还有一些涉及美国共产党的案子。我们都很熟悉,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里,要武装革命,暴力推翻政府,这和夺取政权是很合逻辑的事情,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些案子里,则竭力试图将直接组织暴动和宣传暴动分开,因为根据宪法,对前者联邦政府有权干预,而后者却属于信仰范围,政府就是不满意,也只能干瞪眼。

一九五一年,美国最高法院还认定美国共产党领袖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但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观点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推翻政府”,更像是在宣传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现实”的。

到了一九六九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 “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这时,整个美国社会也已经变得非常宽容。

在我刚刚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五十年后,人们再回顾这个案子,已经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在六十年代,煽动反越战和宣传不论什么主义,都已被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了。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够取得民权运动胜利的基础。

这种历史的巨大进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时,所作出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以及规定这种“危险”以“迫在眉睫”为标准,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这一条,只要是对美国政府不满,或是呼吁大家起来反对联邦政府的某项政策的言论,都很难逃脱“颠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说像美国共产党这样公然主张“武装斗争”的政党,也赢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则和标准之后,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获罪。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所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自由,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地下的秘密政党,因为不再有这个必要。

“政党们”发现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传自己哪怕是要求大家起来“暴力革命”的主张,这样,也就没有了某个“地下政党”和美国联邦政府作“地下斗争”的所有惊险故事。所有与这种故事有关的血腥气也就都不存在了。

当然,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气,它乐得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样子。大大小小的政党们也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民众是任凭你去“呼唤”的,就看你“唤”得起“唤”不起了。

权利法案在两百多年来的实践中,它简洁的条文必须面对复杂而且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它纸面上的立法必须逐步打破甚至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势力(如种族偏见),去真正确立人的尊严。

它不断受到不同时代特点的挑战,而且在将来肯定会遭遇更为严峻的考验,人们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会一次次动摇自由的信念。

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法律,怪不得垂而不死。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10:00:02    跟帖回复:
42
全世界犹太人加起来都不到2000万,其成就和人口比高得不可思议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10:01:29    跟帖回复:
43
我们有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这样的大理论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10:09:17    跟帖回复:
44
莫言得的500万买不起北京三环以内的房子;幽幽现在还不是院士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6/19 10:10:57    iPhone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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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河南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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