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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章清谈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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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蠹 于 2019/8/18 11:17:1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澎湃新闻记者 丁雄飞 黄晓峰

    来源:澎湃新闻

    

    章清(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2004,2015)《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2006)《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2012)《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2014)。

    近日,章清新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清末民初,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取“中学”分类体系而代之,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以“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章清试图揭示影响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的诸多因素。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章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527页,118.00元

    为什么在您看来,所谓“西学东渐”的历史图景是被塑造出来的?您认为近代中国的“学科知识”的成长,在这一图景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是被哪些力量所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的?

    章清:本书主旨是分析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用“塑造”一词,是试图检讨之前学者如何去看这段历史,毕竟每一代有关“过去”的记忆都是不一样的。从明末清初算起,这一过程在时间上跨越了差不多四百年,也留下各方人士对此的认识。因此,须努力做到“返其旧心”,或许才能重新确立问题的起点。换个说法,这实际是当下史学研究需要满足的一条——“学术史”的梳理。今天对历史问题的探讨,都要求去做这样的工作,了解问题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主要使用哪些史料?原因也容易理解,学术研究是在进行知识增量的工作,前提则是充分了解前人关心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资料。以此为基础,今天的研究者才可能通过发掘新的史料,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从而推进这个问题往前发展。

    本书引论部分处理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追溯“西学东渐”什么时候引起学者的关注,在不同时期中外学者主要聚焦哪些问题。据此可以发现,围绕“西学东渐”的历程,以及涉及的主要机构和人物,已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之前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在较为宽泛的中西比较视野下展开,“文化冲突”是颇为热门的问题,关注学科知识成长的研究并不算多。而要针对此进行解析,牵涉一些复杂的方面。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引论”部分除了分析“西学东渐”历史图景的塑造,还关注到几个层面的问题,包括西方、日本、中国本土,以及物质因素、技术背景等,在我看来,这几个方面正是检讨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需要重点把握的。你们也问及近代中国的“西学”是怎么成长的?书中我也试图说明,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大致可视为“援西入中”的产物,但何谓“西”,本身即值得辨析,并不存在“已知”的西方,西方“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同样复杂。与此相关,“西学”之外,来自日本的“东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同样昭著。当然,“本土”的作用自不待言,在“传统”中变,也是理解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值得重视的一环。顺便说一句,这套书的标题用了“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有学者表示不理解,其实这正是为了表明对此的考察,可以立足较为狭义的学科层面,也可以围绕较为广义的知识层面,还可以具体到语言层面、制度层面等。

    

    以上表格载于《会通中西》28页

    梁启超东渡日本后曾感叹,国人治西学“能有识抉择者盖寡焉”。为什么在晚清,西学的“学科次第”问题浮出地表,变得如此重要?围绕这一问题的论辩,昭示了中国士人对近代学科知识怎样的态度?

    章清:本书主要分析的是“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以把握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必须承认,无论从哪方面说,中西问题都构成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所谓“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这样的“去中西之见”在清初还只能算是“低音”,到晚清则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有了这样的共识——“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当然,不同阶段应对的问题是有差异的,最初关注的是较为单纯的“西学”,随后考虑的则是“中学”与“西学”,最后才集中处理“中西学”的问题。这大致也构成本书前三章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审视的是晚清对西学之“学科次第”(“西学门径”)的思考。中西学术交流涉及两种“文明”的对话,分别扮演着“传播者”与“接引者”的角色,因此,西方分科知识的传播只是问题的一面,什么因素主导了中国对此的接引,却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从中国方面来说,首先牵涉到如何认识传入的西学涉及的不同学科,以及学科与学科间的关系。为什么针对西学要提出学科次第、学科门径这些问题,显然是出于“接纳”西学来考虑的,因传入的西学明显区分出不同的分科。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西方有没有这套东西,西方当然有,希腊人奠定的“七种自由艺术”,以及欧洲中世纪流行的“三科”(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四艺”(即几何、算术、天文、音乐)等,皆蕴含为学次第之考虑。来华西人对分科知识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由于守护于神学的立场,最初是将“教”与“学”结合在一起,如利玛窦即强调“学不归原天帝,终非学也”,随后才着眼于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中国方面对此的接受,则明显沿袭了“本土”的经验,故此,探索各学科之次第,为的正是找到“采西学”之门径;像《格物入门》《西学关键》之类的书,在晚清就颇为流行。

    

    

    

    《格物入门》

    作为接受的一方,立足本土经验“想象”外来知识,再自然不过,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经验。晚清最为突出的,一开始是将西学纳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架构进行阐释。宋儒确立的这套“功夫”,赋予了“大学之道”循序渐进的过程,将西学等同于“格致”,实际是将西人的“格致之学”视作“初级功夫”,或者是在“技”“器”“艺”层面安置西学。这既可缩小中西之隔阂,也不无维系自我优越感的成分,多少可以化解接纳西学产生的“紧张”。因此,按照一定的学科次第接纳西学,还包含价值上的取舍。有意思的是,不单是中国士人如此,来华西人也乐于将“西学”纳入这样的架构,便于中国对此的接纳。李鸿章为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一书写序,就由衷表示:“余喜西学格物之说,不背于吾儒。”此外,“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的流行,也同样包含这样的考量。如果西学源出中国,如果西学只是“用”,则接受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于外来的知识、文化的接纳,这样的“策略”可以说至今仍在沿袭。

    按照您的说法,晚清对于“次第”的思考有多方面的呈现: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西学门径”,还有“中体西用”论,以及针对西学“学”“政”“教”的区分。“中体西用”论为何影响巨大?“中学”与“西学”最终是如何实现“会通”的?

    章清:可能任何时代都有所谓“政治正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在晚清非常流行,梁启超就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这句话当然不是张之洞的发明,归到他头上,就因为张的影响大。然而,张之洞绝不是保守的人,因此,提出这个口号,也包含策略上的考虑。我们看张之洞《劝学篇》对此的阐述,就会发现“中体西用”论之“体”,究竟有多少实质性内容,大可质疑,反倒是“西用”外延不断扩展。如钱穆所分析的,“中体西用”确可说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国之体是一个什么体”。甚至可以说,伴随“西用”扩展到“西政”,“中学”之“体”外延不断缩小,已逐渐变得“空洞”,往往只是一种“说辞”,一种“姿态”。这也是将“中学”“西学”同样置于“学”,所不免陷入的困局,那个时代最了解西学的严复,就将此视作“文义违舛”“颠倒错乱”之说。而“体用”论的流行,也凸显晚清对学科知识的接引形成了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依托“国别性”来审视“学”,因此要别立“中西”,辩论“体用”;其二则是立足“普遍性”进行论辩,强调知识具有的“现代性”特征。

    

    梁启超

    重点在于,与关心“西学门径”相比,“中体西用”论明显是致力于辨析“中西学门径”,一字之差,意味全然有别。前者是纯就“西学”立说,尽管中西“格致之学”之异同也引起众多纷扰,但关注“西学门径”,多少可以超脱的方式展开,称之为“冷眼旁观”亦无不可,故此可以围绕西学之次第阐释看法,以便于按照一定的次第“采西学”。而“中体西用”论的流行,究其根本,则是在“中学”与“西学”之间的选择。因此,“中体西用”论也成为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重要一环,起点是别立“中西”,而归途却是“学无中西”;化解了“体用”之紧张,完成对“学”的现代性论述,近代学科知识之奠立也才成为可能。

    

    张之洞

    至于体用之分后来的变化,则涉及本书第三章分析的内容。我把“学”“政”“教”作为构成近代知识转型的三个关键词,涉及的要害是“中学”“西学”之分与合。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1894—1897)曾以“尊新”为题课士学子,一位学子就给出这样的答案:“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既然中国之道已难以行于天下,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差不多同时,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进行辨析,也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大致说来,围绕“学”“政”“教”发生的“变奏”,有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论辩“西学”无关“西教”,则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西政”的内涵不断拓展,与“西艺”也渐渐合流;其三,超越国别的“学”,是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其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当然,这些关键词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伴随学科知识成长出现新的学科“语词”,其语境较之过往也大异其趣。所谓“学”,不再是“西学”,甚至也不是所谓“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所谓“教”与“政”,更是被安置于具体的“宗教”与“政治”之学。

    各种西学书籍的出版是建构“西学东渐”图景最基本的资源。西学知识在晚清的再生产,为什么尤以“汇编”资料这种载体呈现?

    章清:知识传播在不同的国度往往都有独特的方式,通过各种“丛书”“提要”的方式对翻译的书籍进行“知识再生产”,是晚清较为流行的形式,这大致能说明该书被接受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关注“西学东渐”的问题,自然可以注意到晚清出版的这类著作实在不少。就形式来说,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张之洞《书目答问》就言及,“丛书最便学者”,“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在别的地方还指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书目答问》

    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流行,则与知识的传播、接受息息相关。来华西人对西学的译介,也希望顾及西学的整体性、系统性。1683年南怀仁向康熙进呈《穷理学》一书,即是当时传教士翻译工作的“总汇”,总计有六十卷之多。该书未能刊刻流行,较早见到残本的冯承钧就赞许此书“可谓集当时西学之大成”。到晚清时,来华西人在从事翻译工作时也不乏这方面的考虑,傅兰雅总结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工作时就道出,最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即按照“西国门类分列”,然而却受制于“紧用之书”的束缚,未能实现。这方面也有成果,傅兰雅1882年即组织了一套《格致须知》的出版工作,1886年印行的艾约瑟历时五载完成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学传入中国初始,中国士人已开始以“汇编”的形式,汇集某些著述作为“西学”的代表。最具代表性的是1628年刊刻的李之藻所辑《天学初函》。该书分为两编,一为理编,包括介绍天主教理及世界地理的诸书;一为器编,为论数学、天文、水利各科的译书。这既反映出那个时代对西学整体上的把握,同时表明,“汇编”本身即是在表达“见识”。晚清针对西学书籍区分门类,加以汇集,也颇为突出。1888年初版的《西学大成》,是较早出现的一部。王韬即肯定此书“含英咀华、去冗削繁”,能“总其大成”。官方也不乏举措。文廷式1896年就“请旨编类成书”,主张以今日之“切要事宜”为中心,分类“汇纂西书”。1902年清廷还下旨由翰林院开馆纂辑《各国政艺通考》,由恽毓鼎担任总纂。而梁启超于1896年写成的《西学书目表》,则透过具体的书目展示了对西学的认知,堪称晚清指示西学门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是梁因应门人的要求而作,希望为初学者指点“门径”,了解“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

    

    《西学书目表》

    这一情况的出现,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值得重视的是科举改制。晚清科举改制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乡试、会试所出“问策”主要考察士子对西学知识的掌握,这自然推动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版。另外,书籍的生产还与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石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方便了这些书的快速生产。如果仍然在雕版的时代,这个过程绝不可能那么快。并且,用石印印刷,成本要降低很多,这对于书籍的流通,也起到重要作用。叶德辉在《书林余话》中就说明:“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延迟,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

    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是不同的两个层面。您能从晚清士人阅读的角度,谈谈对于西学的接受吗?

    章清:晚清不仅在“知识生产”环节呈现多种形态,“阅读”同样如此,也确实需要对此进行一番解析,才能更好把握晚清对学科知识的接纳情况。按照我的理解,审视晚清的“阅读世界”,把握其中的“节奏”及“载体”也颇为重要。所谓“节奏”,乃是因为西学知识的传播有不同的“步调”:先是为直接相关的官员或士人所接触,然后再逐步推展开来。之所以要提到“载体”,是因为在“发表”未成为读书人惯用的形式之前,“阅读”主要是在日记中完成的。与这样的“私人”阅读适成对照,还有参与科举考试时被“引导”进行的阅读,亦可看作“公开”的阅读。检视多种形态的“阅读”,或许才能更好介入晚清的“阅读世界”。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在晚清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报章也构成“知识生产”新的形态,相应的,所谓“阅读”,也体现在读书人借助于报章这一新型媒介。晚清纷纷设立的各种学会,往往将设立“藏书处”“阅报社”作为基本的工作,这也意味着晚清推进阅读西书的工作有新的进展。

    

    清代科场

    具体到接受程度,则不是太乐观,评估起来也比较困难。中间有几个重要的转折,恰好会影响对这个问题的把握。中国最早接受的主要是和对外交往有关的公法方面的知识。要出使,要跟洋人谈判,首先要去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但这只是较为特殊的例证。实际上,大宗的西学著作,如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的西书,阅读的人就很少。科举改制确实改变了不少,但应试士子更多接触的实际是可用于“揣摩”的课艺,即汇集各书院课艺、乡会试闱墨或裁剪西书而成的“科场书”,对西学的了解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原因也容易理解,在短短时间里,应试士子既要周知本国古今政治及史事,还要了解各国政治艺学,且四书五经大义还不得丢开,可谓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不得不广购各书以供场中之袭取”。其结果便是“八股之功令虽改”,但“八股之习气未除”。

    

    以上表格载于《会通中西》436页

    科举改制后不过几年,科举即遭废止。您怎么评价科举改制的意义?虽然天不假年,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大吗?

    章清:对于科举考试,近些年说好话的人越来越多,为此也对废除科举表示种种遗憾。对此,我一向主张对此要考虑其“变”与“不变”。变的是考试内容,继续按照“四书文”“五经义”的程式出题,显然不行。但考试制度本身一直没变。废了科举后,很快有新的考试出来。之所以会走出这一步,也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科举改革势在必行,主要是受到“西学”的冲击。为此,还曾将西学内容纳入到科举考试中,先是有“算学科”的开设,以后又有“经济特科”之议。但这样的“旧瓶装新酒”,终究无法解决问题。

    科举新章自然发挥了导向作用,不仅大力推动了译书业的发展,还促成西学书籍以各种形式流通,应试士子也会去接触西学书籍以及《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章。但又必须看到,以考试为目的的阅读,难免取巧。一位士人对于科举改制三场出题之法花了一番心思研究,当登门求教的客人问及此,便开列出一张书单,备举“当读之书,当看之书,当熟读揣摩之书,当购备查阅之书”。他也相信,这张书单足可为“改学之津梁,应科之良药”。问题在于,这张涉及数十部书刊的单子,在其看来已是“从略”,然而,来客却直指开出这样的书单实在是“不近人情”,一则寒门单士何从有巨资购备这些书籍,二则要熟读这些书,也只能是“头白可期,登进无日”。来客也更相信其他人介绍的办法:只须备《经策通纂》《时务通考》等书一二部,即可应付三场之试。这则故事正反映出应对科举新章,大多数应试士子只是广购各种现成的“科场书”,以供揣摩之用。

    

    岱东两等小学堂

    至于科举改制对后世的影响,也确实难以评估。此一过程延续的时间短暂,乡试、会试分别举行了两次,留下的可供检讨的资料很少。废除科举后,新式学堂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开展教学。由于教科书传授的知识,和晚清译介的知识有很大的脱节,不少教科书就直接来自日本。在应对这样一个变化的时候,对日本的依赖非常严重,包括主导变革、奠定新学制基础的《奏定学堂章程》,基本就袭自日本,陶行知总结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即指明新学制对于日本学制,实在是“抄得完备”。

    

    《奏定学堂章程》

    《会通中西》是“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其中一本。这套书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您能谈谈推出该书系的背景和初衷吗?

    章清:这套书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当下学术生态的反应。中心成立后,较为重视结合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为此组织了多项课题,也与多家研究机构开展了富于成效的合作。“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出版,正是上述合作研究的产物。当然,这套书能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多所付出。遇到好的编辑,是作者之幸。在此也要向该社首席编辑徐思彦、近代史编辑室主任宋荣欣及其所领导的编辑团队,表达真挚的谢意。

    书系汇集的研究成果包括:沈国威《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阿梅龙《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孙江《作为表象的近代》、潘光哲《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各位学者有不同的专业背景,皆关注到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一些方面,展示出各具特色的研究,但显然还不足以涵盖此一课题所涉及的广泛内容。接下来中心还将致力于“东西知识环流与近代中国”课题的研究,希望能继续推进相关成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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