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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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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ree 于 2019/9/3 19:13:2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来源:凤凰网读书

    我们不是一切。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两种确信,即对我们不是一切的确信和对死亡的确信。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一切,正如我们意识到我们终有一死,那么,这就没什么。 但如果我们没有麻醉剂,一种无法呼吸的空虚就揭示了自身。 我想要成为一切: 我因此坠入这个空虚,但鼓起我的勇气,我告诉自己: “我耻于想要成为一切,因为我现在看到了,那就是沉睡。 ”自此,一种独一的体验开始了。 精神在一个让苦恼和迷狂成形的陌异世界里运动。

    这样一种体验并非难以言喻,但我向那些未意识到它的人进行交流: 其传统是困难的(成文的传统几乎不多于一种口述传统的介绍); 它要求别人事先具备苦恼和欲望。

    ——乔治·巴塔耶

    

    1

    我要求——晦暗,真实世界的空虚,在我周围延展——苦恼之中,我存在,我仍盲目: 别的每个人都完全不同于我,我感受不到他们的所感。 如果我设想我之来到世上(venue au monde)——它和出生相连,然后和男人女人的结合相连,甚至,和结合的时刻相连——那么,一个独一无二的偶然(chance)就决定了我所是的这个自我的可能性: 最终,则是一个唯一之存在的疯狂的未必可能(improbabilité),没有它,一切,对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 以我为终点的连续性当中,最小的差异: 取代了我,渴望成为我,关于我,只会有虚无,仿佛我死了。

    我从中到来的这无限的未必可能如一个虚空在我的身下: 我的在场,在这空虚之上,如同一个脆弱权力的操练,仿佛这空虚要求我自己带给它的挑战,也就是,我所是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所具有的无限的、痛苦的未必可能。

    在我所迷失的狂放里,我同他人之相似性的经验认知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自我的本质就源于此,即没有什么能够取而代之: 对我之根本未必可能性的感受把我置于世界之中,我存留于世,如同陌异于它,绝对地陌异。

    更准确地说,自我的历史起源(它被这个自我本身视为认知的全部对象的一部分),甚或对其存在方式的解释性研究,都只是这么多微不足道的陷阱而已。 在一个无法穷尽的要求面前,一切解释的悲惨。 甚至在一个被定罪者的牢房里,这个因我的苦恼而与余下的一切对立起来的自我,仍然会把先行于它并包围它的东西察觉为一种服从其权力的空虚。 〔这样一种观看方式,让被定罪者的苦厄变得令人窒息: 他嘲笑它,然而他必须受难,因为他无法将之抛弃。 〕

    在这些境况下,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关注其他的观点,即便它们是合理的? 对自我的体验,对其未必可能性的体验,对其疯狂要求的体验,无论如何存在着。

    

    2

    似乎,我应该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看方式之间做出选择。 但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将自身呈现为和一个根本问题的位置相连: 什么存在着? 什么是清除了一切幻觉形式的深刻存在(existence)? 绝大多数时候,回答被给出,就好像提出的问题是: “什么是命令? ”(什么是道德价值? )而不是“什么存在着? ”在其他情况下,回答是一条出路(是对问题的不理解的回避,而不是对问题的摧毁)——如果话题作为深刻的存在而被给出。

    通过脱离问题,我避开了困惑。 我已把自我定义为一种价值,但拒绝把它和深刻的存在混淆起来。

    在一切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探索中,这个自我,完全别异于其周围的存在,被拒斥为虚无(被实际地忽视); 但恰恰是作为虚无(作为幻觉——就其本身而言),它回答了我的要求。 在其中被驱散了的东西(看似琐碎,甚至可耻的东西),只要一个人提出了实质存在的问题,就恰恰是它想要成为的东西: 对它而言必要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空无的虚荣,那样的虚荣是未必可能、乃至让人惊恐的,并且缺乏一种同世界的真正的关系(被解释的、已知的世界是未必可能者的反面: 它是一个基础,是一个人无法撤回的东西,不管他做什么)。

    如果我拥有的对自我的意识逃离了世界,如果,令人颤栗地,我抛弃了一切逻辑协调的希望并让我自己献身于未必可能性——首先是献身于我自己的未必可能性,最终,是一切事物的未必可能性〔这是要戏弄一个喝醉了的、步履蹒跚的人,他逐渐地,把自己当成一根蜡烛,吹灭了它,并发出恐惧的叫喊,最终,他把自己当成了黑夜〕——那么,我就可以在泪水、在苦恼中把握自我(我甚至可以让我的眩晕延至尽头,并且,在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正死着的他人——女人——的欲望中,在一切和我相似的事物里,我只找到我自己),但唯当死亡临近的时候,我才必定知道它关乎什么。

    正是死着(mourant)的时候,我才无可逃逸地,察觉到那建构了我之本质的撕裂(déchirement),而我已于其中超越了“存在的东西”(ce qui existe)。 只要我活着,我就满足于来来往往,满足于一种妥协。 不管我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物种的个体,并且,大致上,我和一种共同的现实保持一致; 我参与了那凭全部的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参与了什么也无法将之撤回的东西。 “死去的自我”抛弃了这样的一致: 它真正地把包围它的东西视为一种空虚,并把它自身视为一种对这一空虚的挑战; “活着的自我”将自身限于一种对眩晕的预感,在眩晕中,一切将(在许久之后)终结。

    然而,的确: 死去的自我,如果它还没有在死亡的怀中,抵达“道德至尊性”的状态,那么,它就在毁灭中同万物保持一致(在那里,愚蠢和盲目混在了一起)。 它无疑挑战世界,却是以软弱的方式; 它回避它自己的挑战,自始至终对它自身隐藏了它之所是。 诱惑,权力,至尊性,对死去的自我而言,都是必要的: 为了死去,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神。

    在某种意义上,死亡是庸常的,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深刻的、难以通达的。动物意识不到死亡,即便死亡把人抛向了动物性。化身为理性的理想之人仍然陌异于死亡:一个神的动物性对死亡的本质而言是根本的;既污秽(发出恶臭),又神圣。

    恶心和狂热的诱惑在死亡中得以统一并加剧: 问题不再是平庸的取消,而是最终的贪欲和极端的恐怖发生碰撞的那个点。 支配了这么多可怕游戏与梦想的那种激情乃是狂乱的欲望: 既想成为自我,又不再想成为任何东西。

    在死亡的光环中,并且只有在那里,自我才创建了它的帝国; 在那里,一种无望之要求的纯粹性显现出来; 在那里,死去之自我的希望得以实现(眩目的希望,因狂热而燃烧,在那里,梦的界限被推得更远)。

    与此同时,上帝在肉身上不一致的在场也被疏远,不是因为徒有其表,而是因为它依赖一个被抛回到遗忘当中的世界(为各部分的相互依存奠定基础的东西)。

    “不可通达的死亡”里再也没有一个上帝,封闭的黑夜里再也没有一个上帝; 一个人再也听不到什么,除了“拉马撒巴各大尼”: 那在所有的句子里,被人赋予了一种神圣之恐怖的短句。

    在理想地黑暗的空虚中,一团混沌,乃至于揭示了混沌的缺席(那里,一切荒芜,寒冷,处于封闭的黑夜,哪怕同时有着一种引发狂热的、痛苦的光辉),生命向死亡敞开了自身,自我壮大着,直至抵达纯粹的命令: 这个命令,在存在的充满敌意的部分中,被明确地表达为“不得好死”(meurs comme un chien); 在一个它转身离去的世界里,它没有什么用处。

    但,在遥远的可能性里,这种“不得好死”的纯粹性回应了激情的要求——不是奴隶对主人的要求: 献身于死亡的生命乃是恋人之间的激情; 恋人的愤怒的猜忌产生了影响,但绝不是“权威”。

    总而言之,坠入死亡是污秽的; 在一种孤独里——其沉重的方式不同于情人的裸露——腐烂的临近把死去的自我和缺席的裸体联系了起来。

    

    3

    〔之前,我还没有说过通常与死亡相伴的受难(souffrance)。 但受难与死亡深深地结合了起来,它的恐怖在每一条线上突显。 我想象受难总是这同一场最终海难的游戏。 痛苦并不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在我所屈服的恶心和切心的寒冷面前,它和一种欢快的感受没有明显的区别。 痛苦或许只是一种感受,它和自我的平静的统一互不相容: 某种行为,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挑战着构成性存在的脆弱组建,它分解了我,而那种险恶行为的恐怖让我面色苍白。 不是说痛苦必然是一种死亡的威胁: 它揭露了自我不知如何从中幸免的可能行为的存在,它唤起了死亡,而不引入一种真实的威胁。 〕

    如果我现在表达相反的观点: 死亡是多么地无关紧要,那么,我仍有理由坚持我的立场。 〔在受难中,的确,理性揭示了它的软弱,并且,存在着它无法统御的时刻; 痛苦所抵达的强烈程度表明,理性是多么地无足轻重; 甚至,自我的过度的恶意,不顾理性地显露无遗。 〕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欺骗(La mort est en sens une imposture)。 自我,就像我谈论一种可怕的死亡一样死着,就像一条狗一样对理性漠不关注,把它自己封闭在了其自身之自由意志的恐怖里。 要是它应在一瞬间逃避创建它的幻觉,它就会像一个入睡的孩子一样迎接死亡(正如一个青春幻觉被缓慢耗尽了的老人,或如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青年人: 在他们身上,摧毁幻觉的理性工作,得到了大致的实现)。

    死亡的令人苦恼(angoissant)的特点表明了人对苦恼(angoisse)的需要。 没有这样的需要,死亡将看似安逸。 人,可怜地死着,让他自己远离了本质,产生了一个为艺术而塑造的幻觉的、人性的世界: 我们活在一个悲剧的世界里,活在一种虚假的氛围中,而悲剧就是这一氛围的完成了的形式。 对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是悲剧的,它们并不落入自我的陷阱。

    迷狂诞生于这悲剧的、人造的世界。 毫无疑问,迷狂的一切对象都是艺术创造的。 一切“神秘的认知”都基于对迷狂之启示价值的信念: 相反,它必须被视为一种虚构,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艺术的直觉。

    然而,如果我说,在“神秘的认知”中,生存是人的工作,那么,我的意思是,它乃是自我的女儿,是其本质之幻觉的女儿: 迷狂的幻见(vision)同样有某个不可避免的对象。

    自我的激情,其内部燃烧的爱,寻求一个对象。 自我只有在其自身外部,才得到了解放。 我可以知道我创造了我激情的对象,知道它不能凭自身存在: 它仍然不在那里。 我的幻灭无疑改变了它: 它不是上帝——我创造了它——但出于相同的原因,它也不是虚无。

    这个对象,光与影的混沌,就是灾变(catastrophe)。 我把它察觉为一个对象; 然而,我的思想,在它的图像中形成了它,同时,它也是思想的映照。 察觉着它,我的思想沦入了湮灭,如同沦入了一场让人发出尖叫的坠落。 某种无边的、过分的东西,伴着灾变的噪音,从所有的方向上释放出来; 它从一种不真实的、无限的空虚中涌出,同时,它也在那里,在一次伴有令人目盲之闪光的震惊中,迷失了。 在压扁火车的的碰撞中,一扇碎裂并引发死亡的窗户就表达了这紧迫的、无所不能的、已然湮灭的来临(venue)。

    在通常状况下,时间被取消了,被封闭在了形式的永恒或预知的变化中。 一个秩序内部铭刻着的运动停止了时间,运动把时间凝固在一个尺度与等值的体系里。 “灾变”是最深刻的革命——它是时间的“脱节”(sorti des gonds): 白骨,作为腐烂的结果,就是这种脱节的标记,从中,其幻觉的存在浮现了。

    

    4

    就这样作为其迷狂的对象,时间,回应了死去之自我的心醉神迷的狂热: 因为和时间一样,死去的自我是纯粹的变化,两者都没有真实的存在。

    但如果最初的追问还在坚持,如果在死去之自我的混乱中存留着那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存在着? ”

    时间仅仅指明了看似真实的对象的逃逸。 进而,对自我来说,事物的实质存在只有一种可悲的意义: 它们的坚持,在它看来,就好比其死刑的准备。

    最终,这点出现: 不论它是什么,事物的存在无法封闭它带给我的死亡,它自身被投射到了封闭它的我之死亡里。

    如果我肯定死去之自我或时间的幻觉性存在,那么,我并不认为,幻觉应该服从那些会实质地存在的事物的审判: 相反,我把其存在投射到一种封闭它的幻觉当中。

    鉴于其未必可能性,以它的“名义”,我所是的人——他的来到世上可被视为最未必可能的东西——无论如何封闭了事物的整体。 死亡,把我从一个杀死我的世界中释放,事实上把这个真实(réel)的世界封闭在一个死去之自我的非现实(irréalité)里。

    1933年7月

    〔1933年,我第一次病了; 来年年初,我再次病了,并且,下床只能跛行,因风湿病而一瘸一拐(到5月份,我才康复——此后就享受正常的健康了)。 我相信自己状况好转,想在阳光下康复,于是动身前往意大利,但那里下雨(这是4月)。 某些日子里,我步履维艰,有时过条马路都让我呻吟: 我独自一人,我想起(我是如此地荒谬)自己曾在阿尔巴诺湖边(我徒劳地试图留在那里)流着眼泪走完整整一条路。 我决心回到巴黎,但花了两天: 我早早地离开罗马并睡在了斯特雷萨。

    次日光景甚好,我留了下来。 这是一场卑微漂泊的终结: 在客栈的床上躺了几个下午后,我在阳光下得到了美妙的放松。 春山环绕的巨湖在我眼前如蜃景一般闪烁: 天气炎热,我坐在花园的棕榈树下。 我的苦痛已然减轻: 我试着走路,并再一次能够行走。 我到浮桥上查看时刻表。 一阵向天空发出的,无限威严,同时生气勃勃,自身肯定的声音,从一个有着不可思议之力量的合唱队中升起。 我被镇在原地,不知这些声音为何: 刹那的狂喜过后,我明白一个喇叭正在广播弥撒。 我在桥上发现一片沙滩,我可以在那里享受无边的风景,清晨的明媚已让风景变得透明。 我呆在那里,倾听弥撒的歌声。

    合唱队是世上最纯洁、最富足的,极其美妙的音乐(我对弥撒的领唱或作者一无所知——关于音乐,我的知识是随意的、懒散的)。 声音仿佛是被连接不断、变化多端的波涛所抬起,缓缓地实现了它的强度、迅疾和丰富,但奇迹中诞生的是一阵喷涌,像是从一块碎裂的水晶里迸出,在一切看似走到尽头的时刻,它们就抵达了这一状态。 低音提琴的世俗力量被不断地维持着,并让童声的高涨的火焰(就像火炉里充裕的煤,释放了一种十倍于火焰之谵妄力量的强烈热能,玩弄着火焰的脆弱,使得它们更为疯狂)变得通红(乃至于尖叫,炽热得令人目眩)。 关于这些旋律,必须要说的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从心灵当中撤出的赞同,和教义的要点无关(我分辨出了信经〔Credo〕……及其他作品的一些拉丁语句子,这并不重要),而是和奔流的荣耀,和人的力量已经取得的胜利有关。 在这座浮桥上,面对马焦雷湖,就我而言,其他旋律似乎从来不能用这样的力量,让我以及我们所是的有教养的、优雅的、激情澎湃的人的成就变得神圣。 不是基督徒的痛苦,而是天赋的欣喜,人就是凭这样的天赋蔑视无尽的困难的(尤其是——这意味深长——在歌声和合唱队的技艺里)。 咒语的神圣特征只能肯定一种力量感,只能更为长久地向着天空,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个存在的到场,这个存在为它的确信而欢欣鼓舞,仿佛确定了无限的可能。 (这是否源自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含糊性,并不重要; 不再有什么重要的了,合唱队是以超人的力量呼喊。 )

    想要把生命从艺术的谎言中解放出来是徒劳的(我们对艺术抱有蔑视是为了逃避,是为了欺骗)。 正是那一年,风暴在我头上酝酿,如其所是地简单并具破坏性,我知道不在言谈中泄露任何东西,不是谈论事物本身,而是——为了用更大的勇气表达我自己——谈论礼拜仪式的歌唱或歌剧。

    我回到了巴黎,恢复了健康: 这是为了突然步入恐惧。

    我遭遇了恐惧,不是死亡。 此外,悲剧把苦恼、陶醉和狂喜,分给了那与之成婚的人,就像分给了它所邀请的观众。 我回到了意大利,虽然这“如同一个疯子”,从一地被赶到另一地,但我过着神的生活(装黑酒的瓶子,闪电,征兆)。 然而,我几乎无法谈论这个。

    我身上发生的惊恐的、宗教的沉默,无疑在这新的沉默里得到表达。 并且,就像我说的,这无关我的生活。

    如下的做法是奇怪的: 获取权力,甚至矛盾地增强权威,并安于一种彻底宁息的荣耀。 在斯特雷萨的浮桥上把握到的胜利,只在赎罪的时刻(苦恼、汗水、怀疑的时刻)才获得了全部的意义。

    不是说存在着罪,因为一个人不能够,一个人不应该犯下罪,然而胜利是必要的,一个人不得不承担它(悲剧本质地体现为这点——体现为它是不可赎偿的)。

    为了表达这个从欣喜(从其幸福的、眩目的反讽)走向撕裂之瞬间的运动,我将再次诉诸音乐。

    莫扎特(Mozart)的《唐·璜》(Don Juan)〔跟随克尔凯郭尔,我唤起它并且我听过它——至少一次——仿佛天空已经敞开——但只是第一次,因为事后,我期待它: 奇迹不再运作〕呈现了两个决定性的时刻: 在第一个时刻,苦恼——对我们来说——已经在那里(石客被邀请参加晚餐),但唐·璜唱道:

    “女人万岁! ——好酒万岁! ——人的支撑与荣耀……”(Vivan le femmine——viva il buon vino——sostegno e gloria d'umanit ……)

    在第二个时刻,主人公握着石客的手——这让他打起冷颤——并被迫忏悔——他回答(这是他遭到雷劈之前,最后的回答):

    “不,你个老蠢货! ”(No vecchio infatuato! )

    (关于“唐·璜综合征”的无用的——心理学的——喋喋不休的谈论让我惊讶,让我反感。 唐·璜,在我眼里——更加天真——只是节庆和无忧无虑之狂欢的一个个人化身,他否定并神圣地推翻了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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