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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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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史杂识增补本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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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于 2019/9/12 5:50: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经集楷书体第5页。

    作者简介

    菜九段  男。生于一九五八年。县上山下乡先进个人(安徽省当涂县1977)医学学士(安徽中医学院1983)医学硕士(皖南医学院1988)编辑(始江苏古籍出版社、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学术顾问(肾泰网、南京大哉文化)写作者。著有诗集《混沌外的乡愁》(南京出版社1993)。历史论文/随笔集《古史杂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2019增补)《历史的侧影——透视重大历史的关节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刘邦解码》(江苏人民出版社《走进汉高祖》之二2018)《屠刀集*续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9)。专著《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高祖本纪合注》(与田秉锷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走进汉高祖》之一2018)。语言类工具书《简明成语词典》(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汉语歇后语小词典》(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新编歇后语大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度文集《菜九段集2017卷》(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8)。待出版的历史研究专著《秦楚纲鉴》(与田秉锷合著)《菜九段学术文案速递》,中医药学术专著《肾学经纬——胡剑北〈形体医理学〉学习笔记》,网络文选《师友集》《菜九段诗文集》等。另有《史记求真》(稿本)《先秦列国史料汇编》(稿本)等在写作中。电子邮件c9d002@163.com    

    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新古史杂识》序

    菜九段先生将《新古史杂识》文稿寄示并约我为序,是在2019初春。因为杂务之扰,所以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这序文如何铺排。

    六月初,南京凤凰台小聚;八月末,南京玄武门再聚;同聚者还有佘晓灵、花蕾先生。茶酒助兴,海阔天空,菜九段先生并没有催稿之意,而我还是有欠债之感。九月初,集中处理了手头杂务,眼看就是中秋;我提醒自己:是该为《新古史杂识》说几句话了。

    从《古史杂识》到《新古史杂识》,其间经历了十三年。题目虽然只加了一个“新”字,而视野与思考,则千言万语不足为道。照菜九先生的初衷,是要“搞个精华版”的,而实际的操作,推出的则是一个“升级本”。

    文本的“升级”,其实是思维的“升级”。依然是“古史”,依然是“杂”而揉之,那个“识”,已经愈加清朗而透明。

    浏览篇什,徜徉文境,我感到的自然是作者对其所论历史命题更为辽阔的照应和更为深邃的思考。

    鼓捣历史,自是历史学者的事。

    徐州籍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对“史才”开列出才、学、识三个标准。具体的语境是: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于“三才”之外,特加“史德”一才。于是,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就构成了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

    而今,言说历史研究而说“四才”似乎有呆鹅之嫌。细细想来也是,既然能“戏说”何必又“真说”?既然能“偏说”何必又“全说”?既然能“曲说”何必又“直说”?“历史”既然能够当“故事”来说,又何必推究“历史”的青红皂白?

    我们很幸福。幸福到说历史就是说“那些事”、那些“故事”,而且要捡大路旁的、尽人皆知的、耳熟能详的“那些事”来说;热热闹闹,天下滔滔,高台聚光,众口鸦雀,历史“学说”之繁荣,自然前无古人。

    相较于这种泛说历史故事的风气,菜九段的“杂识”体系有着更多的反问、反思、反俗见成说之色彩。这样做,文章比较难写。难就难在问要问在节点上,思要思在情理上,反要反在谬误上。

    对菜九段的文章风格,本文已无须赘言;因为凡是阅读过菜九段文章的朋友皆可证明上述各点。在此,我要申明的是:菜九段并不是一个历史故事的“复述者”,而是一个历史故事的“考问者”;不是一个历史结论的“响应者”,而是一个历史新知的“发现者”;而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则是,借着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建构的“汉文化”认知体系,而将“古史”压缩在“汉史”、“汉初史”、乃至“秦楚之际”这一特殊时空内,并聚焦于秦朝之灭亡、汉朝之建立,聚焦于这一时段的社会变革、天下分合,且格外关注那些历史创造者、历史参与者的命运消长。最后,冰冷而巨幅的“历史画卷”被菜九段抽绎为有正邪、有胜负、有寒暖、有伤痛、有喜悦、有生灭的“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这“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的哲学终极,也就有了“历史运命论”的特色。

    以“杂识”自署,可能出乎菜九段的自谦。而这无碍于我们对“杂识”的理性判定。“杂识”即“史识”;“史识”之备,“史识”之长,于史家“四才”中是一个最有“主观情愫”的因子;有“识”无“识”,“识”多“识”少,因人而异,不可凑泊。体现在历史文案上,一个“识”字,既是当今读者阅读历史文案的兴趣所在、焦点所在;又是今天与未来学术界评估历史研究者学术成果的基本参数。菜九先生选“杂识”为题,于“自谦”之外,是否还暗含着对自己学术功力、学术见解的自信呢?

    《新古史杂识》出版,作者自述道:“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作者的自白,是有意将一个“客观命题”转述为“主观命题”。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重点在“秦楚之际”,在“汉初”,这似乎是一个“有限度”的课题。就“有限度”而言,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之路,已经迈上高峰。因为这一时段所有的大人物、大事件,几乎都被菜九先生触碰过数次,解析过数次;他的文章,已经展示了“秦楚之际”的“大数据”。就此打住,也是交代。而从“文章乃公器”的角度看,菜九先生“旧作”的升级,“新作”的催生,则应当是历史研究深化之必然、民众启蒙之必然、文化进步之必然。

    仅就司马迁《史记》或班固《汉书》提供的汉代资料、尤其是“秦楚之际”的资料而论,尚有不少遗漏、断档、无考、误判之处,亟待历史学者予以深度解析。菜九先生推出《古史杂识》的“升级版”,显然与这一“客观命题”相关。虽然在所有的“传统文案”中唯“历史文本”最具“真实性”和“完整性”,但这“真实性”是与“虚假性”、“完整性”是与“残缺性”相伴的。因而,再“真实性”而“完整性”的“历史文本”都不可能以“故事搬家”的方式演义为名家讲坛。所以,“历史文本”有待“识”的介入,才能践越“虚假性”、“残缺性”而显现真相。这正如佛学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无“识”,即在“门外”。  而我与菜九先生共同的忧虑则是:一个“历史糊涂”的民族,是不可能“现实清醒”的;一个“毁灭真相”的民族,是不可能“拥抱真理”的;当历史学者还愿意、且能够探究历史真相,寻觅历史真理时,我们距离现实真相、现实真理的距离也就会大大缩短了。  我与菜九先生,因汉文化研究而结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岁月不居,白了少年头。经行处,寻常巷陌,山峙水绕,虽然不能说是一路花雨,也可以说是春种秋收而不负平生了。以我闲放,只能偶作短文,因不满意,随作随丢;而菜九段先生的成绩,则可圈可点,这有其一部又一部的汉文化专著——《古史杂识》、《历史的侧影》、《屠刀集》、《屠刀续集》、《菜九段集2017卷》、《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刘邦解码》、《高祖本纪合注》等为证。

    面对这一书单,局外人或生仰止之叹,而菜九先生似乎并不满足。因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历史学者,总是会践越浮名而执迷于历史玄机或历史幽微的追寻。

    就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就汲取中国历史的教训而言,历史学者们的探究之路还有很长很长。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特将标题定为“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我以此语问菜九,也以此语问众多的历史学者,自然也是自问自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田秉锷

    2019.9.10于彭城响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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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6:02:3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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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是一种美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9:52:16    跟帖回复:
       第 3
        老树开新花,笔耕出硕果

        ——序菜九段《古史杂识》增补本

        菜九段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快,书也出得越来越多。1993年,在南京出版社出版诗集《混沌外的乡愁》。1996年,在《淮海文汇》4-5期合刊上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2002年,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简明成语词典》《汉语歇后语小词典》。2005年,将历年发表与未发表的论文结集为《古史杂识》,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新编歇后语大全》。2009年,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历史的侧影——透视重大历史片断的关节点》。2017年,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在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菜九段集(2017卷)》。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走进汉高祖——刘邦解码》《走进汉高祖——高祖本纪合注》。此外,菜九段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结集为《屠刀集》《师友集》,并且也有出版计划。以上著作和文章,涉及到文学、语言学、史学三个学科,写作范围即使不能说是很宽,但也不能说是狭窄了。至于其专著和文章,也不乏阅读后让人心头一震、久久回味的内容。

        2018年底,菜九段给我发来了新《古史杂识》的电子文档,并让我给此书写一篇序言。新《古史杂识》是2005年版《古史杂识》的增补本。《古史杂识》收有文章38篇,写作时间为1996年至2005年。时至今日,经过十多年的再思考,作者自然会提升了原来文章中的认识,经过重新打磨整合,因此就有了《古史杂识》的增补本。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全部文章,深深敬佩菜九段老树开新花,还真增补了不少必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我以为菜九段之所以能不断进取,笔耕不辍,写出如此多的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坚持钻研。菜九段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学医的,可是他一直爱好文史,即使在学医的时候也不忘关注文史信息。拿到中医学硕士文凭后,因为要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所以选择了在南京工作,改行到江苏古籍出版社作了文史编辑。虽然文史编辑的工作与他所学专业相去甚远,但他却乐此不疲,虚心钻研,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特别是他参加编校了《嘉定钱大昕全集》和《中华大典》,对提高他的专业水平很有帮助。

        担任文史编辑之余,菜九段玩起了文学,因此他在1993年出版了诗集《混沌外的乡愁》。随着干编辑的时间渐长,到了要评职称的时候了,评职称要写论文,他便选定了平时阅读较多的《史记》作为写论文、发表心得的对象。《史记》是一本通史,要通读和研究有难度,因此菜九段又选定自己最感兴趣的秦汉之际历史作为论文写作内容,由此便产生了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沉稳的语言得出结论“刘赵联络是一种发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赵刘联络由刘邦一方率先发起,时间为二世三年八月,武关被攻克之前,贯穿于秦二世被诛前并影响该事变,最终仍由刘邦一方所废止”。

        自《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行世后,菜九段一发不可收,索性一直写下去,到了2005年,不经意之间,已经积累了数十篇文章,他选定其中38篇结集为《古史杂识》。现在又要出版《古史杂识》增补本了,可见菜九段是一个不停顿钻研的人,是一个耐得了寂寞的人,这样的人今天确是不多的,所以他能有所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是不到处撒网。有人才华横溢,如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三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虽然郭沫若的人品不断让人诟病,但他在学术上的才华确是有目共睹的,就连鲁迅在骂郭沫若时也说他是流氓加才子,可见他是有才的。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的才华,更别说才华横溢了,因此没有必要到处撒网,只能把研究的范围确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以期获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先生就将研究重点放在《史记》和《三国志》两本书上,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成就。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钱超尘先生一辈子主攻中医文献,特别是专注于研究《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菜九段则始终将自己的研究侧重点着眼于秦汉之际的历史,也因此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三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触龙说赵太后》是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菜九段研读后,感到此文大有问题,便写了极为严谨的论文《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他认为此事件的发生过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不兼容,于是便用详尽的论证、明确的论点、干净利落的行文,既大胆假设,又小心求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触龙说赵太后》的传统认识,让人读了不得不信服《触龙说赵太后》只能是传说,并非信史。

        菜九段的《垓下小考》一文,也是一篇小心求证的范文。他依据《史记正义》,指出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此地在今河南省鹿邑县,而非在今天的安徽灵壁县或固镇县。“至多灵璧或固镇是项羽弃军逃跑处,与垓下之战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垓下歌,也是后人命名的,不代表那个地方就叫垓下。”菜九段的垓下在河南鹿邑境内的观点足可自成一说,且并非标新立异。无独有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选有《垓下之围》一文,其中就明确提出垓下在安徽亳州境内的城父村,与菜九段的考证结果虽有差异,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菜九段虽然醉心于文史著述,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也不是一个只知道死读书的人。菜九段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在《菜九段集(2017卷)》中所写的与李济仁先生的师生缘、对林散之旧事的回忆、对王步高的怀念、对同事杨小波的评价,以及他在《师友集》中对师兄胡剑北、同学蔡京等人的叙述,都是笔端常带感情的感人文章,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我与菜九段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共同编撰《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他是这个一千多万字的旷世钜制的策划人与责任编辑,他在这套书中所起的作用,绝不在我这个主编之下。尤其可贵的是,在长达七八年的编撰过程中,菜九段在投入极大热忱的同时,还时常穿插搞他的个人研究,《历史的侧影》就是在这个期间推出的。我算是看到菜九段既把文史研究的素养糅进了编辑业务之中,而编辑业务又反过来可以丰富他文史研究的手段,这也表明菜九段在做事时非常善于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对我也很有启发。正因为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个人的专业素养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也发现了更加宽阔的发展方向。由此想到,之所以菜九段能在转行之后,能在工作之余,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应该得益于专注而持久。所以我也常常向一些求学者举菜九段的例子,说明只要专注只要投入,哪怕原本没有什么根基,照样可以取得成绩,而且可以是相当亮丽的成绩。

        自从结识以来,我就目睹菜九段一直在写作,一直在秦汉之际历史上作研究,并且也算是成绩斐然,但还是盼望着他能够对研究的圈子有所突破,在更广阔的文史园地里去耕耘,不断出现新的佳作。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王旭光

        2019年元月25日星期五于合肥

        *按,文中提到的《屠刀集》已于2019年2月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屠刀集*续集》。


        旧作的升级与扩充(代前言)

        一转眼,拙作《古史杂识》结集出版已历十三年。在临近出版十周年(2015)的时候,菜九就想将其中部分篇什替换掉,搞个精华版。起先打算将旧版中升级后收入《历史的侧影》中的篇什替换掉原先的较低版本,后来七忙八忙耽搁下来了。几年过来,想法有变,因为那样的替换,会使得新版更像《侧影》,而不像《杂识》,何况因与《侧影》无关的内容无法更替,会造成升级的、升不了级的杂处一册,落差更大。当年王旭光先生对旧作赞不绝口,可能是因为多数篇什中规中矩,后来菜九发展出了非常热衷的扫荡式写作手法反而是王兄不习惯的。王兄的看法可能代表了一批人的喜好,所以现在所为——不以《侧影》覆盖《杂识》——重在增补,与原著更接近,并非完全迁就王兄之见。这么多年下来,真又攒了一些与《杂识》笔法接近的篇什,且见识更杂,增补后将使旧作大大升级。只是在用油腔滑调笔法行文的路上行走太久,所谓的接近原来风格之作,也不可能太中规中矩,还望列位看官海涵。

        做这样的升级本,在增补进质量过硬篇什的同时,肯定要把原有品相不如意者撤除。彻底抽掉的内容有《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项羽分封新论》《汉李必季必考》《项羽败亡原因新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现在看来质量欠佳的文字,最真实地反映了菜九的认识过程,只是限于篇幅,只能藏拙了。有心者可以通过网络搜检查看这些劣迹。

        撤掉篇目而内容有所保留的大致有:《有关吕后的神话》内容保留在《吕泽问题从头说》中,《陈胜故里阳城考》保留在《走访大泽乡》中,《千古谁识鸿门宴》《〈汉书〉辨误二则》内容保留在《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中,《霸王别姬解》内容保留在《霸王如何别虞姬》中,《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内容保留在《汉高祖招谁惹谁了》中,《不可鄙薄司马迁》内容保留在《司马迁的死生棋局》中。另外《汉高祖三题》扩充升级为《说不尽的汉高祖》。

        此次新增内容多数并非新作,除了出自《历史的侧影》的《千古谁识战钜鹿》《汉高祖招谁惹谁了》《司马迁的死生棋局》,以及一些从来没有进过任何结集的文字的《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读〈傅靳蒯成列传〉》《清理陈豨乱象》《霸王如何别虞姬 》《千古谁识李杜情》,其余均来自《菜九段集2017卷》。《菜九段集2017卷》虽然不是为秦楚之际的历史考据而作,但因秦楚之际是菜九的专长,所以古史方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出秦楚之际范围,为了不喧宾夺主,没有将其涉史内容悉数收入,只能挑拣一些又杂又有识者入选,一些专论如《刘邦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等反而不予收入。增补本也按初版的编排顺序标准排序,即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增补内容插到相应位置。其中《章邯根本没自杀》《魏豹根本没叛汉》《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霸王如何别虞姬 》同属于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集中放置于事件的最后发生位置,即《霸王如何别虞姬 》处。所有新增内容,在目录上以*号标注。

        可能在旁人看来,菜九的所作所为真的很奇葩很搞笑,自费出版个集子,乐此不疲颠三倒四地自嗨很久不算,居然过了十多年还一本正经搞升级修订,真是不怕人耻笑啊。要是不自费的话,还不知道又会嗨成什么样子。其实公费自费,权利均等。公费的可以修订增补,自费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反正不自费这样的好事菜九也摊不上,也只能在自费的基础上欢欣鼓舞地嗨着并抚今追昔。何况菜九一向以为,书写到菜九这个程度还要自费,是时代的耻辱,而不是菜九的耻辱。在一般意义上,既然自费,至少表示档次不高。但事情到菜九这里总是会有例外,就是这样档次不高的印刷品经菜九出版前后的自我炒作,也渐渐有名著气象。

        想当初为了把散在发表过的文字合成一册,过程中还颇为激动了好几个月,面世后又精神亢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私下以为,因为《古史杂识》出版的助力,菜九在那个基础上又继续努力,有所发现,很快便取得了超过《古史杂识》的成绩,《历史的侧影》也是因此而催生。所以菜九每每鼓励有志著述的人要及早推出个人的文字集,因为个人文集的出版会极大地提升心气,形成写作的强大助力,会在质与量上将著述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君不见,当年为凑《古史杂识》篇幅,非得新写几篇不可;现在出这个增补升级版,居然要在三个以上《古史杂识》的范围挑挑拣拣,拿起放下,反复筛选,反复淘汰压缩,最终的篇幅还是大大超出旧有规模,并且增补后的《古史杂识》较其初始状态高出很多,而高出的部分也要归功于《古史杂识》初版的助力推动——以《古史杂识》初始出版,推动了《古史杂识》增补,可谓正宗的出尔反尔。

        之所以不另做一书,而仍要以《古史杂识》之升级版面世,菜九此举是把《古史杂识》作为一个品牌来经营,突出与《古史杂识》的血缘延续关系——既然没有人拉抬,还不带自拉自唱吗?菜九向来以为,出版是个多功能的事,升级版在对《古史杂识》招牌延续的同时,顺便将一些从来没有归属的文案抬升一下,这也显示了人不能忘本就是一件功德啊。

        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菜九段

        20181106于石头城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10:26:51    跟帖回复:
       第 4
        写在前面(《古史杂识》前言)

        菜九推出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有话要说。而这些话大半是这些年来拉拉杂杂说过的,只是想以这个形式合在一起大说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极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他各个方面。然而水平极差不等于没有说话的权利。人总是要说话的,说多了总是会出错的。我是菜鸟我怕谁,说错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讥讽。而一旦说对说中,则颇能受到好评。这个小册子中曾经刊发过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级菜鸟有时也会说出一些被人认为有点道理的话。

        人这种动物总是会有历史癖的。这一点也为网络上各历史论坛都人气鼎沸、高论低论层出不穷的景象所充分印证。记不得是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将人类的苦闷归结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才渐渐对这个人性特点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所谓的历史癖,其实也与解决人自身的苦闷有关。原来,因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出来的皆当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较为执着地关心起相对明确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于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来有趣,菜九本因学医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点探索;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历史,不意发现了若干问题;本来只想挑几个问题攒论文评职称,结果职称没评上,问题倒攒了一大堆;本来想置这些问题于不顾,结果良心不安,便想尽己所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揪出来,却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知到哪算是头。一个毫无学术渊源的门外汉想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肯定是自讨苦吃,其间的磕磕绊绊以及重复了别人的劳动难以计数。但也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个过程中毫无顾忌,自得其乐,搞错了也不会丢谁的脸,伤害到什么人。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得存疑的问题。其实菜九求证问题的办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材料抄在一块,问题往往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常常就是最见效的办法。每当这个办法不断奏效时,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没想到的是,像菜九这样把一个问题的全部材料集中并列,就无意中用上了胡适之先生的“以经解经”法,从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动的事实,也成了问题,并有可能给出全新的解释。菜九的好运就在于,先是误打误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这个办法,然后才知道胡老先生的这个说法。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瞎眼的家雀天照应。但运气归运气,暗中摸索的麻烦还是省不掉的。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

        尽管如此,菜九的感觉并不充满苦涩,而是充满欣慰。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大胆假设每每蒙对了,更因为自己上佳的运气。在菜九看来,如果想捣鼓出点玩艺儿,运气比才气更重要。须知,从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气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但皆因没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经解经法,或归于无所作为。所以菜九向读者诸君大力推介这个方法,如果你有历史癖,又对现有解释不满,还想搞出点名堂,只要把能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开,你总会有所收获,而且可能不小。这也是菜九出这本书的用心之一。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给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读者诸君至此定会大笑不已——区区一小册居然能被赋予如此多的负载,然而菜九自有痴人说梦的权利。

        痴人说梦,出错出丑是免不了的。在菜九以为自己蒙对了一些玩艺儿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底气。十多年前菜九写歪诗的时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应当考/我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出处/古不可考/我们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十多年下来,菜九肯定还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但也被考据癖驱使着捣鼓出这些篇什。人生的尴尬或许在于,即使没有把握,也不能不作为。真要因为高度不够而出丑露乖,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读者诸君如发现菜九的小册子中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一定要给指点出来。拜托了。

        我的信箱:c9d002@163.com  

        2004.12

        古史杂识增补本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走访大泽乡*

        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项之别狂想曲*

        千古谁识战钜鹿*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

        项羽分封历史再现*

        韩信根本不会跑*

        治粟都尉小考

        薛欧、王吸出武关考*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读《傅靳蒯成列传》*

        汉灭赵——谁让赵喜欢裸奔*

        汉灭齐战役考释

        汉军二下彭城的猜想与解析*

        漫议丁复*

        周氏群星闪耀秦楚*

        垓下小考*

        附:也谈陈下之战*

        解读项羽

        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选刊

        章邯根本没自杀*

        魏豹根本没叛汉*

        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

        霸王如何别虞姬*

        寻找淮南王英布*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吕泽问题从头说*

        从秦末战事汇报提纲说开去(代前言)*    

        清理陈豨乱象*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说不尽的汉高祖*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司马迁的死生棋局*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千古谁识李杜情*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古史杂识》后记)

        附录:《古史杂识》纪事*

        《古史杂识》目录

        答友人问(代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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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

        一、 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1]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3]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酆,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4]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5]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6]《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7]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8]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9]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10]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11]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12]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13]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是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14]周初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极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体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先居住的广大区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到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镐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15]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不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 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后,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弃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16]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17]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17]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18]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19]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20]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1]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即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需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其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22]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做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附注

        [1][14] 参见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2][3]《史记·楚世家》

        [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5]《荀子·儒效篇》

        [6][15][22]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7][10]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16开版35—36页,43—44页)

        [8]参见《左传·僖四年》

        [9]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2]参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13]参见《史记·秦本纪》

        [16]《史记·天官书》

        [17]《楚世家》

        [18][20]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1]《史记·周本纪》

        (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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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按,菜九客串学界,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有分量的诘难。此菜九得意之作遇到了跟菜九一样客串学者的诘难,弥足珍贵。

        熊人宽先生2011-8-21在北大中文论坛的《楚熊绎初封之地考》涉及菜九此作,其中引用到菜九未见过的史料,使得此作根基动摇。所以菜九以为“好像专门跟菜九过不去呢”。其实熊先生此文不是针对菜九,2014年03月16日他另作了

        “专门跟菜九过不去”的《品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并且希望菜九也能“跟笔者过不去”。尽管熊先生对那段历史的熟悉程度远超菜九,他也觉得也不可能“完全驳倒菜九”。这里的原因菜九当天就在给熊先生的回信中部分回答了:

        熊先生好

        大作非常好。

        看了很受教育。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菜九不是回避某些不利材料。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材料。不过即使知道,还不能动摇之前观点。

        早期史料的缺乏,不得不靠推测来提出或解决问题。我也注意到先生也如菜九一样用了可能、未必等字眼。表明先生的谨慎,也表明事情并不容易搞清楚。

        其实菜九最大的着眼点就是周伐楚规模的不合理。当时不买账的地方多的是,不上苞矛又能算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举国之力扑杀之,太过分了。一查,原来狗屁倒灶的事情不少。

        所以,先生的指教可能会不被接受。

        不过还是要谢谢指教。

        菜九上

        2017年07月09日 菜九再次致意熊先生:

        大作对拙文的校正非常见功力,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强力反驳。明显的水平在我之上,致敬。

        但有一点提示,即使水平明显高出菜九,想驳倒菜九的歪论尚不能够,可能这也是菜九的讨巧处,立论容易,驳斥难。比如那个讨伐规模不合理,先生似乎回避了。就像笑傲江湖梅庄比剑一样,只要没有击倒,就不能算我输。说笑了。祝先生安康。

        菜九段上

        近悉显示了客串学术的熊先生不凡功力的熊人宽先生论文选《屈原宋玉与荆楚历史》不日将出版,80万字的煌煌钜著,其功力不仅菜九段望尘莫及,肯定也会碾压专业学者。

        菜九段又及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 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遣,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鄫;[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与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閟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徵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除僖十六年毫无斩获外,鲁未有与淮夷作战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閟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2][3][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参见《春秋》经传庄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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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秦相六国辨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系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1.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2.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二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或为不实记载,或漏记了归还于韩的事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三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30]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31]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2]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33]。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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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4]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5]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厘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附注

        [1]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2][3][4][6][10]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5][18][19][20][21][22][23][24][25][27][29]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7][28]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 [31]《战国策·赵二》

        [32]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彊时

        [33]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4]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5]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5期)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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