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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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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史杂识增补本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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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九段 于 2019/9/12 5:50: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经集楷书体第5页。

    作者简介

    菜九段  男。生于一九五八年。县上山下乡先进个人(安徽省当涂县1977)医学学士(安徽中医学院1983)医学硕士(皖南医学院1988)编辑(始江苏古籍出版社、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学术顾问(肾泰网、南京大哉文化)写作者。著有诗集《混沌外的乡愁》(南京出版社1993)。历史论文/随笔集《古史杂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2019增补)《历史的侧影——透视重大历史的关节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刘邦解码》(江苏人民出版社《走进汉高祖》之二2018)《屠刀集*续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9)。专著《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高祖本纪合注》(与田秉锷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走进汉高祖》之一2018)。语言类工具书《简明成语词典》(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汉语歇后语小词典》(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新编歇后语大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度文集《菜九段集2017卷》(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8)。待出版的历史研究专著《秦楚纲鉴》(与田秉锷合著)《菜九段学术文案速递》,中医药学术专著《肾学经纬——胡剑北〈形体医理学〉学习笔记》,网络文选《师友集》《菜九段诗文集》等。另有《史记求真》(稿本)《先秦列国史料汇编》(稿本)等在写作中。电子邮件c9d002@163.com    

    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新古史杂识》序

    菜九段先生将《新古史杂识》文稿寄示并约我为序,是在2019初春。因为杂务之扰,所以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这序文如何铺排。

    六月初,南京凤凰台小聚;八月末,南京玄武门再聚;同聚者还有佘晓灵、花蕾先生。茶酒助兴,海阔天空,菜九段先生并没有催稿之意,而我还是有欠债之感。九月初,集中处理了手头杂务,眼看就是中秋;我提醒自己:是该为《新古史杂识》说几句话了。

    从《古史杂识》到《新古史杂识》,其间经历了十三年。题目虽然只加了一个“新”字,而视野与思考,则千言万语不足为道。照菜九先生的初衷,是要“搞个精华版”的,而实际的操作,推出的则是一个“升级本”。

    文本的“升级”,其实是思维的“升级”。依然是“古史”,依然是“杂”而揉之,那个“识”,已经愈加清朗而透明。

    浏览篇什,徜徉文境,我感到的自然是作者对其所论历史命题更为辽阔的照应和更为深邃的思考。

    鼓捣历史,自是历史学者的事。

    徐州籍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对“史才”开列出才、学、识三个标准。具体的语境是: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于“三才”之外,特加“史德”一才。于是,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就构成了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

    而今,言说历史研究而说“四才”似乎有呆鹅之嫌。细细想来也是,既然能“戏说”何必又“真说”?既然能“偏说”何必又“全说”?既然能“曲说”何必又“直说”?“历史”既然能够当“故事”来说,又何必推究“历史”的青红皂白?

    我们很幸福。幸福到说历史就是说“那些事”、那些“故事”,而且要捡大路旁的、尽人皆知的、耳熟能详的“那些事”来说;热热闹闹,天下滔滔,高台聚光,众口鸦雀,历史“学说”之繁荣,自然前无古人。

    相较于这种泛说历史故事的风气,菜九段的“杂识”体系有着更多的反问、反思、反俗见成说之色彩。这样做,文章比较难写。难就难在问要问在节点上,思要思在情理上,反要反在谬误上。

    对菜九段的文章风格,本文已无须赘言;因为凡是阅读过菜九段文章的朋友皆可证明上述各点。在此,我要申明的是:菜九段并不是一个历史故事的“复述者”,而是一个历史故事的“考问者”;不是一个历史结论的“响应者”,而是一个历史新知的“发现者”;而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则是,借着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建构的“汉文化”认知体系,而将“古史”压缩在“汉史”、“汉初史”、乃至“秦楚之际”这一特殊时空内,并聚焦于秦朝之灭亡、汉朝之建立,聚焦于这一时段的社会变革、天下分合,且格外关注那些历史创造者、历史参与者的命运消长。最后,冰冷而巨幅的“历史画卷”被菜九段抽绎为有正邪、有胜负、有寒暖、有伤痛、有喜悦、有生灭的“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这“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的哲学终极,也就有了“历史运命论”的特色。

    以“杂识”自署,可能出乎菜九段的自谦。而这无碍于我们对“杂识”的理性判定。“杂识”即“史识”;“史识”之备,“史识”之长,于史家“四才”中是一个最有“主观情愫”的因子;有“识”无“识”,“识”多“识”少,因人而异,不可凑泊。体现在历史文案上,一个“识”字,既是当今读者阅读历史文案的兴趣所在、焦点所在;又是今天与未来学术界评估历史研究者学术成果的基本参数。菜九先生选“杂识”为题,于“自谦”之外,是否还暗含着对自己学术功力、学术见解的自信呢?

    《新古史杂识》出版,作者自述道:“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作者的自白,是有意将一个“客观命题”转述为“主观命题”。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重点在“秦楚之际”,在“汉初”,这似乎是一个“有限度”的课题。就“有限度”而言,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之路,已经迈上高峰。因为这一时段所有的大人物、大事件,几乎都被菜九先生触碰过数次,解析过数次;他的文章,已经展示了“秦楚之际”的“大数据”。就此打住,也是交代。而从“文章乃公器”的角度看,菜九先生“旧作”的升级,“新作”的催生,则应当是历史研究深化之必然、民众启蒙之必然、文化进步之必然。

    仅就司马迁《史记》或班固《汉书》提供的汉代资料、尤其是“秦楚之际”的资料而论,尚有不少遗漏、断档、无考、误判之处,亟待历史学者予以深度解析。菜九先生推出《古史杂识》的“升级版”,显然与这一“客观命题”相关。虽然在所有的“传统文案”中唯“历史文本”最具“真实性”和“完整性”,但这“真实性”是与“虚假性”、“完整性”是与“残缺性”相伴的。因而,再“真实性”而“完整性”的“历史文本”都不可能以“故事搬家”的方式演义为名家讲坛。所以,“历史文本”有待“识”的介入,才能践越“虚假性”、“残缺性”而显现真相。这正如佛学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无“识”,即在“门外”。  而我与菜九先生共同的忧虑则是:一个“历史糊涂”的民族,是不可能“现实清醒”的;一个“毁灭真相”的民族,是不可能“拥抱真理”的;当历史学者还愿意、且能够探究历史真相,寻觅历史真理时,我们距离现实真相、现实真理的距离也就会大大缩短了。  我与菜九先生,因汉文化研究而结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岁月不居,白了少年头。经行处,寻常巷陌,山峙水绕,虽然不能说是一路花雨,也可以说是春种秋收而不负平生了。以我闲放,只能偶作短文,因不满意,随作随丢;而菜九段先生的成绩,则可圈可点,这有其一部又一部的汉文化专著——《古史杂识》、《历史的侧影》、《屠刀集》、《屠刀续集》、《菜九段集2017卷》、《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刘邦解码》、《高祖本纪合注》等为证。

    面对这一书单,局外人或生仰止之叹,而菜九先生似乎并不满足。因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历史学者,总是会践越浮名而执迷于历史玄机或历史幽微的追寻。

    就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就汲取中国历史的教训而言,历史学者们的探究之路还有很长很长。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特将标题定为“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我以此语问菜九,也以此语问众多的历史学者,自然也是自问自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田秉锷

    2019.9.10于彭城响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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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6:02:39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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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是一种美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9:52:16    跟帖回复:
       第 3
        老树开新花,笔耕出硕果

        ——序菜九段《古史杂识》增补本

        菜九段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快,书也出得越来越多。1993年,在南京出版社出版诗集《混沌外的乡愁》。1996年,在《淮海文汇》4-5期合刊上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2002年,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简明成语词典》《汉语歇后语小词典》。2005年,将历年发表与未发表的论文结集为《古史杂识》,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新编歇后语大全》。2009年,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历史的侧影——透视重大历史片断的关节点》。2017年,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在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菜九段集(2017卷)》。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走进汉高祖——刘邦解码》《走进汉高祖——高祖本纪合注》。此外,菜九段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结集为《屠刀集》《师友集》,并且也有出版计划。以上著作和文章,涉及到文学、语言学、史学三个学科,写作范围即使不能说是很宽,但也不能说是狭窄了。至于其专著和文章,也不乏阅读后让人心头一震、久久回味的内容。

        2018年底,菜九段给我发来了新《古史杂识》的电子文档,并让我给此书写一篇序言。新《古史杂识》是2005年版《古史杂识》的增补本。《古史杂识》收有文章38篇,写作时间为1996年至2005年。时至今日,经过十多年的再思考,作者自然会提升了原来文章中的认识,经过重新打磨整合,因此就有了《古史杂识》的增补本。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全部文章,深深敬佩菜九段老树开新花,还真增补了不少必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我以为菜九段之所以能不断进取,笔耕不辍,写出如此多的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坚持钻研。菜九段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学医的,可是他一直爱好文史,即使在学医的时候也不忘关注文史信息。拿到中医学硕士文凭后,因为要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所以选择了在南京工作,改行到江苏古籍出版社作了文史编辑。虽然文史编辑的工作与他所学专业相去甚远,但他却乐此不疲,虚心钻研,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特别是他参加编校了《嘉定钱大昕全集》和《中华大典》,对提高他的专业水平很有帮助。

        担任文史编辑之余,菜九段玩起了文学,因此他在1993年出版了诗集《混沌外的乡愁》。随着干编辑的时间渐长,到了要评职称的时候了,评职称要写论文,他便选定了平时阅读较多的《史记》作为写论文、发表心得的对象。《史记》是一本通史,要通读和研究有难度,因此菜九段又选定自己最感兴趣的秦汉之际历史作为论文写作内容,由此便产生了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沉稳的语言得出结论“刘赵联络是一种发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赵刘联络由刘邦一方率先发起,时间为二世三年八月,武关被攻克之前,贯穿于秦二世被诛前并影响该事变,最终仍由刘邦一方所废止”。

        自《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行世后,菜九段一发不可收,索性一直写下去,到了2005年,不经意之间,已经积累了数十篇文章,他选定其中38篇结集为《古史杂识》。现在又要出版《古史杂识》增补本了,可见菜九段是一个不停顿钻研的人,是一个耐得了寂寞的人,这样的人今天确是不多的,所以他能有所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是不到处撒网。有人才华横溢,如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三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虽然郭沫若的人品不断让人诟病,但他在学术上的才华确是有目共睹的,就连鲁迅在骂郭沫若时也说他是流氓加才子,可见他是有才的。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的才华,更别说才华横溢了,因此没有必要到处撒网,只能把研究的范围确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以期获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先生就将研究重点放在《史记》和《三国志》两本书上,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成就。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钱超尘先生一辈子主攻中医文献,特别是专注于研究《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菜九段则始终将自己的研究侧重点着眼于秦汉之际的历史,也因此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三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触龙说赵太后》是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菜九段研读后,感到此文大有问题,便写了极为严谨的论文《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他认为此事件的发生过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不兼容,于是便用详尽的论证、明确的论点、干净利落的行文,既大胆假设,又小心求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触龙说赵太后》的传统认识,让人读了不得不信服《触龙说赵太后》只能是传说,并非信史。

        菜九段的《垓下小考》一文,也是一篇小心求证的范文。他依据《史记正义》,指出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此地在今河南省鹿邑县,而非在今天的安徽灵壁县或固镇县。“至多灵璧或固镇是项羽弃军逃跑处,与垓下之战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垓下歌,也是后人命名的,不代表那个地方就叫垓下。”菜九段的垓下在河南鹿邑境内的观点足可自成一说,且并非标新立异。无独有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选有《垓下之围》一文,其中就明确提出垓下在安徽亳州境内的城父村,与菜九段的考证结果虽有差异,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菜九段虽然醉心于文史著述,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也不是一个只知道死读书的人。菜九段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在《菜九段集(2017卷)》中所写的与李济仁先生的师生缘、对林散之旧事的回忆、对王步高的怀念、对同事杨小波的评价,以及他在《师友集》中对师兄胡剑北、同学蔡京等人的叙述,都是笔端常带感情的感人文章,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我与菜九段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共同编撰《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他是这个一千多万字的旷世钜制的策划人与责任编辑,他在这套书中所起的作用,绝不在我这个主编之下。尤其可贵的是,在长达七八年的编撰过程中,菜九段在投入极大热忱的同时,还时常穿插搞他的个人研究,《历史的侧影》就是在这个期间推出的。我算是看到菜九段既把文史研究的素养糅进了编辑业务之中,而编辑业务又反过来可以丰富他文史研究的手段,这也表明菜九段在做事时非常善于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对我也很有启发。正因为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个人的专业素养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也发现了更加宽阔的发展方向。由此想到,之所以菜九段能在转行之后,能在工作之余,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应该得益于专注而持久。所以我也常常向一些求学者举菜九段的例子,说明只要专注只要投入,哪怕原本没有什么根基,照样可以取得成绩,而且可以是相当亮丽的成绩。

        自从结识以来,我就目睹菜九段一直在写作,一直在秦汉之际历史上作研究,并且也算是成绩斐然,但还是盼望着他能够对研究的圈子有所突破,在更广阔的文史园地里去耕耘,不断出现新的佳作。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王旭光

        2019年元月25日星期五于合肥

        *按,文中提到的《屠刀集》已于2019年2月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屠刀集*续集》。


        旧作的升级与扩充(代前言)

        一转眼,拙作《古史杂识》结集出版已历十三年。在临近出版十周年(2015)的时候,菜九就想将其中部分篇什替换掉,搞个精华版。起先打算将旧版中升级后收入《历史的侧影》中的篇什替换掉原先的较低版本,后来七忙八忙耽搁下来了。几年过来,想法有变,因为那样的替换,会使得新版更像《侧影》,而不像《杂识》,何况因与《侧影》无关的内容无法更替,会造成升级的、升不了级的杂处一册,落差更大。当年王旭光先生对旧作赞不绝口,可能是因为多数篇什中规中矩,后来菜九发展出了非常热衷的扫荡式写作手法反而是王兄不习惯的。王兄的看法可能代表了一批人的喜好,所以现在所为——不以《侧影》覆盖《杂识》——重在增补,与原著更接近,并非完全迁就王兄之见。这么多年下来,真又攒了一些与《杂识》笔法接近的篇什,且见识更杂,增补后将使旧作大大升级。只是在用油腔滑调笔法行文的路上行走太久,所谓的接近原来风格之作,也不可能太中规中矩,还望列位看官海涵。

        做这样的升级本,在增补进质量过硬篇什的同时,肯定要把原有品相不如意者撤除。彻底抽掉的内容有《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项羽分封新论》《汉李必季必考》《项羽败亡原因新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现在看来质量欠佳的文字,最真实地反映了菜九的认识过程,只是限于篇幅,只能藏拙了。有心者可以通过网络搜检查看这些劣迹。

        撤掉篇目而内容有所保留的大致有:《有关吕后的神话》内容保留在《吕泽问题从头说》中,《陈胜故里阳城考》保留在《走访大泽乡》中,《千古谁识鸿门宴》《〈汉书〉辨误二则》内容保留在《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中,《霸王别姬解》内容保留在《霸王如何别虞姬》中,《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内容保留在《汉高祖招谁惹谁了》中,《不可鄙薄司马迁》内容保留在《司马迁的死生棋局》中。另外《汉高祖三题》扩充升级为《说不尽的汉高祖》。

        此次新增内容多数并非新作,除了出自《历史的侧影》的《千古谁识战钜鹿》《汉高祖招谁惹谁了》《司马迁的死生棋局》,以及一些从来没有进过任何结集的文字的《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读〈傅靳蒯成列传〉》《清理陈豨乱象》《霸王如何别虞姬 》《千古谁识李杜情》,其余均来自《菜九段集2017卷》。《菜九段集2017卷》虽然不是为秦楚之际的历史考据而作,但因秦楚之际是菜九的专长,所以古史方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出秦楚之际范围,为了不喧宾夺主,没有将其涉史内容悉数收入,只能挑拣一些又杂又有识者入选,一些专论如《刘邦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等反而不予收入。增补本也按初版的编排顺序标准排序,即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增补内容插到相应位置。其中《章邯根本没自杀》《魏豹根本没叛汉》《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霸王如何别虞姬 》同属于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集中放置于事件的最后发生位置,即《霸王如何别虞姬 》处。所有新增内容,在目录上以*号标注。

        可能在旁人看来,菜九的所作所为真的很奇葩很搞笑,自费出版个集子,乐此不疲颠三倒四地自嗨很久不算,居然过了十多年还一本正经搞升级修订,真是不怕人耻笑啊。要是不自费的话,还不知道又会嗨成什么样子。其实公费自费,权利均等。公费的可以修订增补,自费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反正不自费这样的好事菜九也摊不上,也只能在自费的基础上欢欣鼓舞地嗨着并抚今追昔。何况菜九一向以为,书写到菜九这个程度还要自费,是时代的耻辱,而不是菜九的耻辱。在一般意义上,既然自费,至少表示档次不高。但事情到菜九这里总是会有例外,就是这样档次不高的印刷品经菜九出版前后的自我炒作,也渐渐有名著气象。

        想当初为了把散在发表过的文字合成一册,过程中还颇为激动了好几个月,面世后又精神亢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私下以为,因为《古史杂识》出版的助力,菜九在那个基础上又继续努力,有所发现,很快便取得了超过《古史杂识》的成绩,《历史的侧影》也是因此而催生。所以菜九每每鼓励有志著述的人要及早推出个人的文字集,因为个人文集的出版会极大地提升心气,形成写作的强大助力,会在质与量上将著述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君不见,当年为凑《古史杂识》篇幅,非得新写几篇不可;现在出这个增补升级版,居然要在三个以上《古史杂识》的范围挑挑拣拣,拿起放下,反复筛选,反复淘汰压缩,最终的篇幅还是大大超出旧有规模,并且增补后的《古史杂识》较其初始状态高出很多,而高出的部分也要归功于《古史杂识》初版的助力推动——以《古史杂识》初始出版,推动了《古史杂识》增补,可谓正宗的出尔反尔。

        之所以不另做一书,而仍要以《古史杂识》之升级版面世,菜九此举是把《古史杂识》作为一个品牌来经营,突出与《古史杂识》的血缘延续关系——既然没有人拉抬,还不带自拉自唱吗?菜九向来以为,出版是个多功能的事,升级版在对《古史杂识》招牌延续的同时,顺便将一些从来没有归属的文案抬升一下,这也显示了人不能忘本就是一件功德啊。

        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菜九段

        20181106于石头城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2 10:26:51    跟帖回复:
       第 4
        写在前面(《古史杂识》前言)

        菜九推出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有话要说。而这些话大半是这些年来拉拉杂杂说过的,只是想以这个形式合在一起大说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极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他各个方面。然而水平极差不等于没有说话的权利。人总是要说话的,说多了总是会出错的。我是菜鸟我怕谁,说错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讥讽。而一旦说对说中,则颇能受到好评。这个小册子中曾经刊发过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级菜鸟有时也会说出一些被人认为有点道理的话。

        人这种动物总是会有历史癖的。这一点也为网络上各历史论坛都人气鼎沸、高论低论层出不穷的景象所充分印证。记不得是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将人类的苦闷归结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才渐渐对这个人性特点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所谓的历史癖,其实也与解决人自身的苦闷有关。原来,因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出来的皆当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较为执着地关心起相对明确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于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来有趣,菜九本因学医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点探索;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历史,不意发现了若干问题;本来只想挑几个问题攒论文评职称,结果职称没评上,问题倒攒了一大堆;本来想置这些问题于不顾,结果良心不安,便想尽己所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揪出来,却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知到哪算是头。一个毫无学术渊源的门外汉想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肯定是自讨苦吃,其间的磕磕绊绊以及重复了别人的劳动难以计数。但也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个过程中毫无顾忌,自得其乐,搞错了也不会丢谁的脸,伤害到什么人。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得存疑的问题。其实菜九求证问题的办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材料抄在一块,问题往往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常常就是最见效的办法。每当这个办法不断奏效时,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没想到的是,像菜九这样把一个问题的全部材料集中并列,就无意中用上了胡适之先生的“以经解经”法,从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动的事实,也成了问题,并有可能给出全新的解释。菜九的好运就在于,先是误打误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这个办法,然后才知道胡老先生的这个说法。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瞎眼的家雀天照应。但运气归运气,暗中摸索的麻烦还是省不掉的。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

        尽管如此,菜九的感觉并不充满苦涩,而是充满欣慰。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大胆假设每每蒙对了,更因为自己上佳的运气。在菜九看来,如果想捣鼓出点玩艺儿,运气比才气更重要。须知,从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气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但皆因没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经解经法,或归于无所作为。所以菜九向读者诸君大力推介这个方法,如果你有历史癖,又对现有解释不满,还想搞出点名堂,只要把能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开,你总会有所收获,而且可能不小。这也是菜九出这本书的用心之一。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给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读者诸君至此定会大笑不已——区区一小册居然能被赋予如此多的负载,然而菜九自有痴人说梦的权利。

        痴人说梦,出错出丑是免不了的。在菜九以为自己蒙对了一些玩艺儿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底气。十多年前菜九写歪诗的时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应当考/我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出处/古不可考/我们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十多年下来,菜九肯定还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但也被考据癖驱使着捣鼓出这些篇什。人生的尴尬或许在于,即使没有把握,也不能不作为。真要因为高度不够而出丑露乖,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读者诸君如发现菜九的小册子中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一定要给指点出来。拜托了。

        我的信箱:c9d002@163.com  

        2004.12

        古史杂识增补本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走访大泽乡*

        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项之别狂想曲*

        千古谁识战钜鹿*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

        项羽分封历史再现*

        韩信根本不会跑*

        治粟都尉小考

        薛欧、王吸出武关考*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读《傅靳蒯成列传》*

        汉灭赵——谁让赵喜欢裸奔*

        汉灭齐战役考释

        汉军二下彭城的猜想与解析*

        漫议丁复*

        周氏群星闪耀秦楚*

        垓下小考*

        附:也谈陈下之战*

        解读项羽

        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选刊

        章邯根本没自杀*

        魏豹根本没叛汉*

        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

        霸王如何别虞姬*

        寻找淮南王英布*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吕泽问题从头说*

        从秦末战事汇报提纲说开去(代前言)*    

        清理陈豨乱象*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说不尽的汉高祖*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司马迁的死生棋局*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千古谁识李杜情*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古史杂识》后记)

        附录:《古史杂识》纪事*

        《古史杂识》目录

        答友人问(代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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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

        一、 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1]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3]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酆,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4]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5]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6]《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7]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8]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9]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10]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11]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12]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13]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是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14]周初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极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体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先居住的广大区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到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镐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15]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不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 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后,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弃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16]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17]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17]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18]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19]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20]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1]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即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需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其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22]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做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附注

        [1][14] 参见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2][3]《史记·楚世家》

        [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5]《荀子·儒效篇》

        [6][15][22]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7][10]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16开版35—36页,43—44页)

        [8]参见《左传·僖四年》

        [9]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2]参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13]参见《史记·秦本纪》

        [16]《史记·天官书》

        [17]《楚世家》

        [18][20]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1]《史记·周本纪》

        (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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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按,菜九客串学界,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有分量的诘难。此菜九得意之作遇到了跟菜九一样客串学者的诘难,弥足珍贵。

        熊人宽先生2011-8-21在北大中文论坛的《楚熊绎初封之地考》涉及菜九此作,其中引用到菜九未见过的史料,使得此作根基动摇。所以菜九以为“好像专门跟菜九过不去呢”。其实熊先生此文不是针对菜九,2014年03月16日他另作了

        “专门跟菜九过不去”的《品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并且希望菜九也能“跟笔者过不去”。尽管熊先生对那段历史的熟悉程度远超菜九,他也觉得也不可能“完全驳倒菜九”。这里的原因菜九当天就在给熊先生的回信中部分回答了:

        熊先生好

        大作非常好。

        看了很受教育。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菜九不是回避某些不利材料。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材料。不过即使知道,还不能动摇之前观点。

        早期史料的缺乏,不得不靠推测来提出或解决问题。我也注意到先生也如菜九一样用了可能、未必等字眼。表明先生的谨慎,也表明事情并不容易搞清楚。

        其实菜九最大的着眼点就是周伐楚规模的不合理。当时不买账的地方多的是,不上苞矛又能算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举国之力扑杀之,太过分了。一查,原来狗屁倒灶的事情不少。

        所以,先生的指教可能会不被接受。

        不过还是要谢谢指教。

        菜九上

        2017年07月09日 菜九再次致意熊先生:

        大作对拙文的校正非常见功力,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强力反驳。明显的水平在我之上,致敬。

        但有一点提示,即使水平明显高出菜九,想驳倒菜九的歪论尚不能够,可能这也是菜九的讨巧处,立论容易,驳斥难。比如那个讨伐规模不合理,先生似乎回避了。就像笑傲江湖梅庄比剑一样,只要没有击倒,就不能算我输。说笑了。祝先生安康。

        菜九段上

        近悉显示了客串学术的熊先生不凡功力的熊人宽先生论文选《屈原宋玉与荆楚历史》不日将出版,80万字的煌煌钜著,其功力不仅菜九段望尘莫及,肯定也会碾压专业学者。

        菜九段又及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 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遣,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鄫;[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与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閟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徵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除僖十六年毫无斩获外,鲁未有与淮夷作战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閟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2][3][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参见《春秋》经传庄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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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秦相六国辨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系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1.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2.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二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或为不实记载,或漏记了归还于韩的事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三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30]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31]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2]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33]。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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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4]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5]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厘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附注

        [1]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2][3][4][6][10]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5][18][19][20][21][22][23][24][25][27][29]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7][28]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 [31]《战国策·赵二》

        [32]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彊时

        [33]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4]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5]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5期)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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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辖列国之师的攻齐之役,其时间持续六年之久,故而在先秦的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战败国,齐国于此期间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对此,《史记》中有两种较为笼统的提法。按《燕世家》的提法,即除莒、即墨、聊之外,齐的其余部分皆属燕。《乐毅列传》与《田单列传》的口径较为统一,齐所有者,仅莒、即墨二城,而没有聊地。这种提法最深入人心,大概是从众为实的缘故,史学名家全祖望、梁玉绳等都据此判研史料之真伪。另一种提法是《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齐世家》),称楚与燕共分齐侵地卤器。至田单破燕复国,《田齐世家》的说法是:“齐故地尽复属齐。”然而,深究于史,就史料所能发现,实际情况绝非此上述说法所能包容。试论如下。

        一、 齐的原有疆域

        有关在此役中齐失地的具体情况,《燕世家》称除莒、即墨、聊外,余皆属燕。《乐毅列传》称:下七十余城以属燕。那么,破齐之前,齐究竟有城多少,史无明证。史书中专门提到的齐地城邑的具体数字有,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初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有地七十余城。但后世的齐之规模,显然不如齐愍王盛时。何况城有大小之分。如《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六年,秦击魏,得城大小六十一,魏并未因此而濒于灭亡。全盛时的齐比魏大得多,其国土绝非七十余城可限。自齐威王至愍王,齐的疆域呈扩张态势。有史可稽者,为齐威王与梁惠王关于国有宝之答问:[1]齐东临海,齐之南境在南城一带,其地不详。据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鲁有城武城,又称南城(地在今山东枣庄、费县之间)。齐之西境在高唐一带(今河北高唐)。北境在徐州一带(今河北大城一带)。其实,且不说齐愍王时期,即使是齐威王时期,这种框定已不够充分。如齐威王封驺忌为成侯居邳(今江苏邳州),[2]其地就比南城更南得多。而其后齐境更大大向南北扩张。《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年,齐佐赵伐灭中山,理当有获地。日后赵将廉颇攻齐之昔阳,即为原中山地。齐宣王时期,齐曾乘燕国之乱,入据燕国五十天。在列国干预下,不得不退出,估计还会有部分燕地为齐占领。日后坚守抗燕之莒,原为莒国,楚简王时灭于楚。何时属齐不详。根据莒人杀/逐楚将淖齿拥立齐襄王之事来看,齐在莒显然经营甚久。莒为齐所有的时间或相当长。从现有史料分析,齐得莒有以下机会:(一)齐威王时,越北伐齐,西伐楚,莒或先沦为越有,及楚威王灭越,齐可乘机并取其地。[3](二)齐、秦、韩、魏攻楚,楚败后或割地于齐。[4](三)楚怀王入秦不返,齐送楚太子归国立为楚顷王,齐或乘机索要莒地。而上三种情况,无论何者成立,齐之得地于楚,似都不以莒为限。除此之外,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年),齐与魏、楚灭宋,在据有全宋的基础上,又拓地取楚、魏地,其西南境又大大向外扩展了。[5]由此可见,齐的疆域在乐毅破齐时相当可观,绝非七十余城可限。所以,燕据有齐全境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而燕有全齐之地,也与当时的情况不合。早年列国不允许齐独占全燕,此时就不应默许燕拥有全齐。

        二、 破齐之役列国对齐地的瓜分

        破齐行动是燕昭王长期策划,由赵国发起、组织推动,最终让当时所有大国——秦、楚、燕、赵、魏、韩共同参与的。其中的楚国后来转而助齐御燕。应该看到,列国参与攻齐,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燕昭王的心愿,它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必然是各有所图。而所图者,又以土地为最直接的获利目的。根据史料可以推测,齐灭宋之役是列国伐齐的导火索。《宋世家》载,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以齐、魏为敌国。……诸侯皆曰桀宋。……不可不诛。告齐伐宋。……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梁玉绳认为,楚、魏未参与灭宋事。[6]梁氏此次判断错误。之所以《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均不载助齐灭宋事,或者是由于两国均未得到原本许诺灭宋后自己应该分得的哪份战利品。事实上,齐伐宋之役的参战国甚至不止于齐、楚、魏三国。据《吕氏春秋·孝行览》,齐攻宋时,曾征调燕国军队参与。燕为了麻痹齐国,派了二万人马。这里显然是效仿春秋时勾践事吴故伎。这说明齐对燕是有疑虑的。仍据《吕氏春秋·孝行览》,燕广泛搜罗反齐人士,估计这类举动被齐所侦知,故有齐伐宋时征燕军力之举,实则是挟以为人质,并削弱燕的作战能力。据《赵世家》惠文王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意即赵出兵助魏攻宋,但赵与宋不接壤,不能分得宋地,作为助魏的交换,魏割河阳予赵。如此看来,灭宋一役,实际上有齐、楚、魏、赵、燕诸国共同参加。《战国策》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而齐尽管于此役得以独吞宋国,却也由此使军力大大受损。但齐国当政或不这么认为,于是便有乘灭宋之余威,齐还“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7]这种穷兵黩武的后果,必然将其周边国家悉数得罪完了,从而造成齐在国际间极度孤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且惹人嫉妒。列国决不会允许其继续嚣张。而齐国力之衰敝也决定了它无法继续嚣张下去。此时只需要有一国出面组织,立即就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攻齐运动。因此便有了由乐毅发动的列国灭齐事件。

        为什么灭齐这件大事由燕出面呢,那是因为齐与燕有世仇。当年燕王哙禅位子之后,燕国大乱。孟子以为吊民伐罪,此其时也。于是,齐宣王出兵,仅用了五十天便占领全燕。齐有燕地打破了原有的列强并峙局面。于是列国纷纷起来欲讨伐齐。[8]说到底,也就是不能容忍一齐独大的新形势。齐不得已便从燕退出。燕昭王即公子职得赵之助称王燕国之后,便处心积虑欲报齐灭国之仇。以燕之孱弱,灭齐之事只能算是梦想。诚如乐毅《与燕王书》中追述的那样:“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伐之,必以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应该说,这些谋划最初只是燕国君臣的一厢情愿。但到了齐灭宋之后,燕国期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赵世家》于齐灭宋后,有连续击齐的记载;其年代与《秦本纪》蒙武伐齐时间吻合,这些充分表明因为齐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势头,列国联手攻齐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燕昭王于是利用了这种国际形势,通过赵国的联络,组织了破齐之战 。战争的第一目的,应该是消除齐的战争能力。而第二目的,无疑是从齐取得土地。战争的进程表明,其第一目的显然达到了,齐自此战败后便一蹶不振。而第二目的是否达到,可以验证于燕以外国家的从齐得地情况。

        《楚世家》及《六国年表》均记有楚取淮北。这个地域概念相当模糊,估计包括:(一)楚早年失地于齐的部分。(二)宋国旧有部分。(三)旧齐固有的部分。楚将淖齿所入之莒,或许就是新的齐楚分界的标志。日后楚侵蚀鲁国,最终灭鲁,就是此役后楚与鲁为邻的结果。《田齐世家》称:“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愍王。淖齿遂杀愍王,而与燕共分之齐侵地卤器。”是否可以推断,破齐之役,除燕而外,得地最多者应该是楚。必须指出,齐愍王、齐襄王所居之莒,于燕破齐固守之时及以后是否为齐之疆土,尚未可轻断。因楚出兵助齐守莒,以淖齿为相,其目的应该是进一步向齐索要土地,而这块土地就包括莒及莒以南的齐旧有之地。田单破燕复国之后,并未见有齐在莒活动的记载,倒有楚在莒活动的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楚灭鲁,迁其君于莒。[9]此莒即为齐愍王、襄王所居之莒。《鲁世家》记此事作,楚迁鲁顷公于下邑。司马贞《史记索隐》对下邑的解释为,国外之小邑。莒之规模不详,但其从未属鲁来看,称之为下邑倒也合适。田单复国后,未见有齐楚交兵的情况,莒落入楚的唯一解释,当是在楚答应助齐御燕时,齐便同意以莒作为对楚出兵的酬谢。至于齐愍王乃至齐襄王居莒,可能是一种寄居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是被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莒本身并没有加入田单的反攻复国事业。只是在逐走燕人之后,齐人才从莒迎回襄王。莒作为燕人在齐之南境,其南当为燕人未到之地。如下邳等地,此后当归楚所有,与燕无涉。

        魏之具体得地情况不详。估计亦有三种情况:(一)以前与齐灭宋时,魏应得之份额。(二)魏本身为宋所侵之地。(三)灭宋后,为齐所侵之地。其中后二者本来就是魏旧有之地。根据秦朝末年,魏将周市称丰为故梁徙,诱降沛公部将雍齿一事表明,魏地于战国期间曾拓地至丰(即今江苏丰县)一带。此一说法为汉人刘向认同,据《汉书·高帝纪赞》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此地原属宋,破宋前或许诺分给魏。战国末年并入魏名下,极有可能是在灭齐一役后才并入的。因此,魏于攻齐之役有得地,至少是讨回了破宋时应得之份额,当无疑问。

        秦在此役中的得地情况不详。因秦与齐无接壤边境,秦即使分有齐地,获利或也不大。但秦在此前的行动中已从齐得过九城,[10]因是飞地,故有巩固扩大的需求。而此时秦之当国权势人物魏冉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即原在齐掌握之中。陶原属宋,与齐邻近。当初魏冉封陶属实封抑虚封,已不可考。但齐灭宋后将宋地全部据为己有,则明显损害了魏冉的私利。破齐之后,陶当归秦所有。日后,秦就以此为根据地向齐蚕食。[11]直到魏信陵君破秦后,此地归魏所有。[12]

        秦的扩张行动几度受到齐的阻挠,故秦是列国击齐的积极参与者。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齐助韩、魏攻秦,迫使秦于两年后退还了侵占的韩、魏之地。[13]摧毁齐国的作战能力,已成了秦国军事扩张的当务之急。而摧毁了齐国的战争能力,也就为从齐取地扫平了障碍。破齐后,秦屡次鼓动赵与其共取齐地,就是这种情况。

        韩与秦情况相同,与齐国无接壤。史书中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韩从击齐中获得土地。韩加入列国击齐的军事行动,或是受了秦胁迫的结果。在行动以后,韩或者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一点土地补偿,如当年赵助魏击宋,从魏得河阳模式,但也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或者,韩之一无所获,是参加击齐各路武力的唯一例外。

        赵与齐的关系比较微妙。于此之前,赵拓地甚多,赵得中山地之后,更是国力大增,扳倒齐国,无疑可以奠定赵在东方的霸主地位。所以赵成了此次击齐的召集国。其得地情况将在下文另行交待。

        除了上述大国之外,弱小如鲁,亦从齐之溃败中收复了若干失地。据《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其地在今山东滕县。[14]直到田单复齐之后,徐州仍未能收回。据《鲁周公世家》,鲁顷公十九年(据《六国年表》为楚考烈王三年,时当公元前260年),“楚伐我,取徐州”。表明此徐州并未因田单复国而收复。另外,据《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在列国灭齐一役中有推波助澜之功。破齐之后,至少可以令其在薛之封地大大扩充一番。只是这个薛与鲁取之徐州在地域上有重叠,当以徐州属鲁说更可信。

        以上情况表明,破齐一役的获利者为数着实不少,不得以齐地皆属燕为结论。

        三、 齐地的其他存在形式

        除了上述情况外,齐地的其他状态都与燕在齐的存在状况有关。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燕在齐的状况,以确定是否如史书论定的那样,全齐皆沦陷于燕。

        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列国的联合作战地点在济西。其具体地点,史无明证。唯胡三省注《通鉴》引《水经注》述济水范围,亦未说出个所以然。按六国联合用兵计,其地当在济水的南段,较适合各国军队集结并展开联合进攻,估计这个地方在聊城以南。在齐主力溃败后,燕军单独深入齐地。实际情况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各国便忙于瓜分济以西的齐地,而任燕军攻入齐都报仇雪恨。应该考虑到,齐主力丧失,只能看作齐已失去了对外构兵的能力,并不等于守土之力丧尽。《乐毅列传》措辞曰:“乐毅独留徇齐,齐城皆守。”是否可以认为,在齐愍王出亡,齐国无主的情况下,出现了齐之城邑各自为战的特殊情况。事实或正如此。当时齐地由各自的城邑长官分理,即墨大夫出战身死,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乐毅列传》另有记载,燕“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这表明燕对齐之征服遇到了广泛的抵抗,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五年之间,燕军始终都在作战,燕军不得不逐城逐邑地蚕食齐地,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从燕军数次攻莒不克,围损兵折将的即墨城数月不下这两事可以看出,燕军的战斗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在齐推进的速度,燕完全有可能与齐之某些城邑达成某种默契,即,只要齐之城邑不公然与燕为敌,燕可以保证其自治的完整性。这样一来,燕在齐地的军事推进确实加快了,但也为日后留下隐患。田单仅以区区数千之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复国大业,就是这种隐患的总爆发。《田单列传》曰:“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也就是说,这些畔燕的城邑并没有真正落入燕的掌握,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到了大势逆转之时,这些以往被迫降燕或中立的齐城,皆加入了反攻复国的阵营。除了落入燕掌握及与燕达成某种默契的城邑之外,一定还有如即墨那样不知为谁守土的地方,它们即没有可以效忠的对象,也不肯屈从于燕人,呈现出不少各自为战的场面。正因为齐国这种广泛存在的缺少主心骨的涣散状态,才给了燕以外的国家掠夺土地提供了机会。秦和赵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充分考虑到齐地会有上述特殊情形,就能理解《赵世家》中于破齐之后关于赵“与秦击齐”,赵攻取齐地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前文已说过,除韩以外,各国都从破齐中得到土地,赵国肯定也不想成为例外。赵国是这次列国攻齐的召集国,其对齐的领土占有欲,理当不逊于他国。齐破之前,列国已攻齐取灵丘予赵,[15]齐破后,赵又与秦击齐,其目的仍在于掠地。燕军从济西战场长驱直捣齐都临淄,势必留下大片未征服齐地,这就给其他国家,如赵国等留下了可供酬劳的战利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苏代为齐向赵求情的场面(梁玉绳氏以为司马迁无理出错,他认定齐此年仅莒、即墨二城,秦、赵又有何求。其实这种认识是梁氏之偏见。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赵世家》中的许多材料不见于《国语》《战国策》,当另外来源。司马迁撰《史记》时定别有所本。事实上,《赵世家》的许多材料非常珍贵可靠,此不赘述)。只是苏氏受何人指使这样做,目前尚不得其解。大胆地估计一下,应该是那些各自为战的城邑出面求情的。据《赵世家》记载,赵王开始接受了苏氏提议,但很快就招致了秦的报复。于是,赵又转而攻取昔阳[16]及麦丘。[17]估计这是赵为了求得失利于秦的补偿而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齐此时已类似于无主之地,取之无害。可以肯定,赵于齐破之后攻取的昔阳、麦丘均不归燕人掌握。因为乐毅与赵的关系很好,他身为赵之相国,失势于燕之后,就到赵避难,赵即以取之于齐的观津封乐毅为望诸君。所以,赵所取之齐地,应当是从不在燕掌握的势力范围中所取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赵世家》以赵将廉颇攻齐昔阳,在列国联合用兵之次年,而此地是故中山国旧疆。当是齐赵合力灭中山之后,此地划归于齐所有。齐佐赵灭中山,取中山地当不止昔阳一地,或有其他未载之于史的疆土。赵对于在齐的无主之地尚且侵伐不已,可以肯定,其对曾与齐共同瓜分的中山之地当悉数攫为己有。日后,再也没有赵在中山的军事活动,而中山之地直到秦灭赵前,仍为赵所有。则齐所有之中山分地,当于燕军在齐之际,即为赵全部吞并。行文至此已可得出结论,在列国瓜分以外的地方,燕对齐地的征服也是很不彻底的。

        即使是秦、赵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甚至燕未能征服之地也不止于莒、即墨两地。《田单列传》载:燕攻莒“数年不下,燕移师东围即墨”。那么,即墨以东地区即胶东半岛之大部,此前及以后显然均没有落入燕人掌握。而燕在即墨时间不长便全面溃败,即墨以东的胶东地区在燕在齐的五年之中完全可以维持原状。其实燕围莒之说也应该是有疑问的,因为楚将淖齿在莒的时间难言。《田单列传》称淖齿在莒坚守数年,而《田齐世家》称淖齿去莒,则淖齿放弃对莒的坚守。

        总而言之,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归属情况甚为复杂,无以辨识之地甚多。但可以肯定,得齐地者非止燕一国。而齐自存之地亦不止二城。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七十余城,或许是燕在齐得地的实数,只是这个数目未必都是名邑大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此说可以作为旁证。同样可以肯定,田单复国战役所收复的旧齐之地,也仅限于燕军所占之城邑,而未能从其他各国(包括鲁国在内)收回失地。故《田齐世家》所称“齐故地尽复属齐”的提法,也是不可信的。

        附注

        [1][2][5][7]参见《田齐世家》

        [3]参见《越世家》

        [4]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四年

        [6]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宋世家》

        [8]参见《秦本纪》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年

        [9]参见《六国年表》秦昭王五十二年

        [10]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年

        [11]参见《秦本纪》昭王三十六年

        [12]参见《韩非子·有度》

        [13]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七年

        [14]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39—40

        [15]《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

        [16]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

        [17]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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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触龙说赵太后》(以下简称《触》文)出自《战国策·赵策四》,乃千古名篇,司马迁将其全文加载《史记》,后世选本如《古文观止》等均予以收入,当今中学语文课本更是作为必读篇目。因此,可以说,《触》文所载情节是广为人知的。触龙进说之经验,堪称谋臣策士的模板,其开说之巧妙,议论之简捷有效,结局之圆满,确实令人叹服。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却很难肯定。《史记》将此文系于《赵世家》孝成王元年(当周赧王五十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燕武成王七年、齐襄王十九年)。后世学者对此定位无异议,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赵太后新用事的情况。对于《触》文,后世也并非没有争议,遗憾的是,其争议的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左师官职、太后年龄及身份方面,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丝毫没有触及。笔者以为,事件的焦点,如赵送长安君入质于齐、以乞齐援、解秦攻之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并不符合。现综合史书上记载的历史年代与国际关系分别以赵秦及齐燕的当时状况来验证一下这段妙文的历史真实性。

        一

        据《赵世家》载:“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秦拔赵三城事,《秦本纪》未载;齐援赵事,《田齐世家》未载。秦拔三城于何地,史无交代。赵国的兵员损失也没有提及。赵是否会因为失了三城,便向齐国求援,就很成问题。按钱穆先生的提法,这个阶段正好坐落于秦赵争霸期。[1]作为当时唯一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对峙的国家,赵国不应如此不济,仅因三城之失,就慌忙四处乞援。当时秦赵的边界又何在呢。距此年最近的一次赵秦之战,是五年前的赵秦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破秦军。[2]赵国将材济济,赵奢之外,还有廉颇、蔺相如。根据孝成王二年田单相赵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孝成王元年田单已在赵国的可能性。另外,十四年前燕将乐毅因受燕惠王猜忌,也投奔赵。可以说,秦以外的当时名将全部集中在赵国。赵奢此时是否健在,无法确定,但蔺相如、廉颇肯定可以领兵拒秦。从几年以后赵国能集中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长平分析,此时的赵国兵力没有伤到元气。另外,从此年赵攻燕、攻韩来看,[3]也可得出赵气势正盛的印象。赵秦阏与战后,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韩之上党,此时亦未陷落于秦,可以肯定,秦赵的边界远在阏与以西,距国都邯郸很远,三城之失,不足以使赵惊慌失措,对外求援。赵国求援的情况可以参照几年后,赵军主力覆灭于长平,秦军围国都邯郸,赵向魏向楚求救,但都没有这里记载的押人质于齐的模式,也没有向齐求援,大概也能对此时向齐求援作出否定的注脚。

        即使赵国要寻求外援,齐国也不是最合适的对象。《触》文对话中提到太后之女为燕后,表明赵与燕有姻亲关系。那么,赵遇秦患而向燕求援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触》文中及相关篇章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向燕求援的意思。赵国第二个可求助的国家当推魏国。赵魏两国的旧怨此时已化解,几年前还有过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共同击秦;[4]赵相平原君与魏王室联姻,向魏求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这样做的记载。就算是史料漏载了赵向燕魏两国求援的尝试,赵向齐乞援的步骤也于理不合。赵不仅是五国破齐的主导国,也是从齐国得地最多的国家。即使在齐复国后,赵还主动发动了对齐的侵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赵国归还了占领的齐国领土。如果赵因秦患向齐求援的话,齐国首先提出的应该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质问题。甚至不待齐国提出这种要求,求援一方应该有这种自觉。这样说并非笔者欲强为古人作主,而是类似情况在赵有成例。赵惠文王十七年,赵攻魏伯阳,惠文王十九年,秦攻赵取二城,赵与魏伯阳。这里还没有涉及求援,此举只能视为缓和与魏的敌对关系,避免两面受敌。也许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魏国见赵国受挫于秦,便强硬索要失地。赵国经不起两面受敌,只有拱手相让。赵孝成王七年,秦围邯郸,赵封春申君以灵丘,以期楚军来援。而这个灵丘,也正是赵在赵惠文王十四年取之于齐的。无论如何,赵与齐也应该算是敌对国家,赵国的灾难正好是齐国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讨还失地。在赵而言,其难免极不情愿:秦所攻占者不过三城,赵侵齐之地又何止三城。这个账赵国当国者能算得清楚,想来赵国君臣不至于去讨这个没趣。

        通过以上分析,赵国向外求援,而且选择了齐这一点,怎么也说不通。且不论赵失三城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损失,即使到了大局岌岌可危时,赵在求援之外还有一个对策,即向秦割地以求和,而这种做法,正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秦昭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攻魏急,魏都通过割地换得暂时的和平。赵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赵这样做还会从齐、燕获取土地作为补偿。赵孝成王元年,赵师攻燕中阳拔之;十九年,秦拔赵三十七城,[5]赵与燕换地,估计是不平等交换。所以,赵实在没有必要向齐求援。

        二

        赵以外的当事国秦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秦本纪》就没载此事。但司马迁以为:“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如果此事属实,看来《秦记》确实有司马迁所说的漏载现象。但此事的所谓漏载或漏录,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秦国当时的政局来看,秦赵此年无战事的可能性更大。在此之前,秦国的当政权要为穰侯魏冉。自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王听信了魏人范雎之说项后,便对魏冉有了猜忌排挤之心。只是魏冉的后台是昭王之母宣太后,秦王一时还不便于动魏冉。史载,此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7]陶即魏冉之封国。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提出,宣太后薨于十月,当为七月之误。因此,在太后去世前,到魏冉之国这段时间,尽管魏冉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征之于《范雎蔡泽列传》,秦拜范雎为相之年,正好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在权力由魏冉转到范雎的时间段里,秦国应该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内政危机,而这种情况不利于秦对外用兵,尤其不适合对赵这样的强国用兵。既然是范雎当国,秦的战略实施就必然带有范雎主张的烙印。范雎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其战略思想是以攻韩为务,即先对弱国实施连续打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明的战略。秦昭王后期正是这样做的。史载:秦昭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8]拉开了伐韩的序幕;而此年正是所谓的《触龙说赵太后》之年。紧接着,秦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秦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9]秦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10]可以说,自范雎为相之后,秦连年攻韩,相当专心致志。这正符合范雎这战略主导思想,不给敌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在这种前提下,也鉴于几年前秦与赵战失利,赵的军事实力应该让秦有所顾忌,秦国似乎没有理由对赵另辟战场,这与《触》文中所说的“秦攻赵急”相抵牾。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排除秦于此年或有攻赵之举,但基于上述形势,可以肯定,秦对赵的攻击至多是发生在偏远地区不成规模的小动作,决不会达到赵国乞求外援的程度。而如果真的发生秦攻赵急,齐国是否会出兵相助,仍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齐国的情况。此事亦不记于《田齐世家》,齐自愍王之后,事迹甚少,如果有这样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能确实发生过,司马迁不会漏记一笔。不记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把握。从赵秦两国的情况分析,已可判定秦攻赵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齐国的情况也同样不支持会有援赵之举。

        首先,齐自五国破齐后,便一蹶不振。齐襄王复国后的齐国,绝少介入列国事务。如果在此期间,齐与列国有什么瓜葛,齐也都是居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齐襄王八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廉颇攻齐几拔之,而前两年,也有廉颇攻齐之战;齐襄王十年(赵惠文王二十五年),赵攻齐昌城、高唐取之;齐襄王十三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1]齐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拔齐纲、寿。而齐的国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又与赵有绝大关系。五国破齐前,齐是东方霸主,灭燕、灭宋,毁约霸占应分魏楚之地,也几度助魏韩击秦。[12]赵自武灵王整军后,国势突振,齐的强大,妨碍了赵称霸东方的野心。可以说五国破齐,就是由赵居中联络的结果。因为燕的最初盟友就是赵。据乐毅《报燕王书》,乐毅为燕昭王献策曰:“与天下图之(齐),莫若结赵。……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出使赵国,赵国拜乐毅为相国,并代燕联秦伐齐,终于大破齐国。[13]五国破齐时,赵应该是燕以外在齐掠地最多的国家。田单破燕复国,但沦陷于赵的土地,并未归还。如襄王复国前,赵取之于齐的灵丘、麦丘、昔阳数地,未闻还之于齐。[14]事实上也不可能归还。因为七年后,秦围邯郸,赵为乞楚援,将灵丘授封楚相春申君,即为明证。[15]在此结怨颇深的背景下,若赵受秦攻,正是弱于赵的齐向赵索还失地的大好机会。即使齐襄王虑不及此,他的臣子也会为其谋划。所以说,赵乞援于齐,绝非是一个长安君入质所能如愿的事。

        其次,齐国保守消极的国际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涉足于国际纠纷。《触》文的最终结局是,长安君入齐,齐兵乃出。《田齐世家》自齐愍王之后事迹甚少,愍王之后继者均为弱主,主动对外用兵未见,此处记载的出兵援赵,与其一贯行为不合。齐复国后,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列国的失望。早先的齐还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如平燕子之之乱,围魏救韩,围魏救赵,助韩魏击秦、为二国讨还失地。或许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齐以为自己为维护国际关系出力甚多。而列国联手灭齐,在齐人看来,半数的国家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因此,一直到秦灭列国,齐最后灭,但此前齐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列国一一亡于秦。所以,齐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而按《触》文所说齐出兵援赵之事,即便齐国君臣表现出无心乘人之危索还失地的大度,他们也必须会考虑援赵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不敢轻举妄动。齐对秦素有畏惧之心,而秦也确实能对齐造成直接伤害。原秦相穰侯的封地陶就与齐为邻,齐襄王十四年,秦取齐纲、寿的战役就是直接从陶发动的。一旦齐与秦进入战争状态,原先从齐铩羽而归的燕或将再度攻齐,齐没有力量两线作战。此外,齐襄王即死于此年。《资治通鉴》将《触》文放置于齐襄王死前,其实这种判定是很难下的。如援赵发生在襄王生前,襄王也该是病入膏肓之人,以他的为人,不当在临终之前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如发生在襄王病逝之后,齐国君臣忙于治丧,也不会有心情援赵。襄王之子齐王建继承了其父不介入国际纠纷的治国方略,在被秦灭之前的44年中始终没对列国予以任何军事支持。那么,齐王建也不太可能于守丧期间去援助赵国。所以,齐襄王复国后的卑弱国势及其国际行事准则,决定了齐不会出援任何国家,遑论与其有深仇大恨的赵国。

        其三,齐人田单的归属进一步恶化了齐赵关系。据《田单列传》田单为齐效力的事迹截止于驱燕复国。之后,田单在齐便无所事事,其原因或许是他受到襄王的猜忌。《战国策·齐策六》有齐王信臣九人谗田单未果事。尽管《战国策》的可信度不高,但多少也表明了田单在齐的日子并不好过。否则,赵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屡屡掠地于齐。以田单之才具,立身于不想有所作为的齐襄王之朝,一定寂寞得很。如田单欲有所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齐到他国发展。按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划分,田单所处时代正值秦赵争强阶段。赵与齐为邻,田单去赵很方便。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翌年,赵拜田单为相。或许会有人将田单相赵与乐毅为赵相国之事相提并论,视作为齐援赵之左证。其实田乐二人相赵的背景大不相同。赵拜乐毅为相是其图霸东方的重要步骤。齐破后,赵即为东方第一强国。赵拜田单为相时,赵在东方的地位已十分稳固,兼之赵国将材济济,廉颇、蔺相如、或许还要加上赵奢均健在,无须从他国引进将材,亦没有更大的图谋。田单何年至赵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赵国不会仅因一战之胜便拜主将为相,赵国不是绝少打胜仗的国家,比这更大的胜仗,更强的对手,赵也胜过遇过。因此,很可能田单在赵已有些年头,对赵国很有些贡献,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基于田单来赵有年这样一种可能,齐对赵国的不满一定非常强烈。理由是这样的:如田单在齐受重用,则赵拜田单为相有挖齐墙角的嫌疑;如田单因在齐受猜忌而为赵所用,齐对赵的怨恨只会更进一层。所以田单将赵军相赵国一事,不仅不能视为齐援手于赵的例证,而应视为齐不可能援赵的例证。另外,乐毅失势于燕,也投奔赵并受重用一事,对齐的刺激也相当可观。此两事迭加,将增大齐不援赵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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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最后,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燕国的情况。赵受秦攻而求援于齐,事本与燕无涉,但《触》文对太后之女嫁燕一事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事关整个事件的可信性,故有必要加以探究。

        赵女可嫁之人有二:一为当时的燕君武成王,一为武成王之前的燕君惠王。因武成王之前的惠王被臣子所弑,而武成王又非惠王之后人,若赵女所嫁为惠王,则触龙进说时提到太后对燕后的良苦用心为不合时宜之至。因此,赵女所嫁的合适人选非武成王莫属。武成王的年纪于史无考,但从相关史料可以大致推出。《史记·燕世家》载,距此十年后,武成王之孙今王喜继位。今王喜年纪亦不可考,但其子太子丹出生于其继位之前似无问题。据《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太子丹的年纪与秦始皇相仿佛,则武成王辞世前已是有曾孙之人。溯之于《触》文所系之年,武成王的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那么,赵氏燕后的年纪又是多大呢?燕后为赵惠文王之女,惠文王辞世时,年纪不超过四十四岁,当时燕后的年纪最大不超过三十岁。按当时女子及笄而嫁的风俗及姑且认为赵女所嫁为武成王来看,赵女嫁燕不超过七年,其年纪当在二十五岁以下。合之于武成王的情况,燕赵联姻双方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左右。可以肯定,燕后与武成王成婚时,武成王已是有了接近于成人的孙辈之人。以赵之强盛,这段不相称的姻缘对赵未免太过委屈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赵想通过联姻达到控制燕的目的。下面来看看这一目的的前景如何?

        燕武成王的来历有点不明不白,他是在燕惠王被弑后即位的,属弑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史记·乐毅列传》载,经乐毅奔走于燕赵之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而在此前,两国过从亦密。所以,燕惠王的被弑,在赵国方面显然会引起不满。就在武成王即位这年,列国有一次伐燕联合行动,《燕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有记载,估计与惠王之被弑有关。参与国有楚、韩、魏,看来武成王得燕国,弄得天下不快。赵国的立场也不难判定,否则就不可能借道让楚、韩、魏过境伐燕。如果燕赵联姻,也一定在各国伐燕之后。在有如此背景的情况下,即使赵国最终接受了武成王继燕的既成事实,它是否有必要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燕交好值得怀疑,何况武成王的条件与所谓的燕后是那样的不般配。再者,在武成王已有成人孙辈的情况下,赵国方面还会天真地认定将由燕后“子孙相继为王”吗?是否可以这样说,赵想借联姻的方式控制燕的条件并不充分,所以也就无法看出这桩婚事的合理性何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能就此断言赵燕联姻为子虚乌有,但其可能性甚小则应指出来供饱学之士参详。

        对于燕国来说,即使没有燕后这一层关系,其对赵亦应竭力奉承,毕竟赵是当时唯一能对燕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且是仅次于秦的无可争议的亚强。燕军的战斗力不在齐军之下,只要秦不能一举将赵灭掉,燕就必须承担拒绝赵求援的一切后果。赵受秦攻,舍燕而向齐乞援,如果情况属实,不仅后人难以理解,也会使燕武成王惊诧不已。至于赵此年有攻燕之举,既可看作对燕不肯援赵的惩戒,也可看作秦之攻赵力度不强的证据。

        综上所述,《触》文结局的合理性得不到所涉四国任何一国情况的支持,令人疑窦丛生。笔者以为,《触》文与《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一样,可能是一种随意虚构,未可信以为真。

        附注

        [1]参见钱穆《诸子系年考辨》

        [2]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廉颇蔺相如列传》

        [3]《赵世家》孝成王元年

        [4]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五年

        [5][15]参见《赵世家》

        [6]《六国年表序》

        [7][9]《秦本纪》

        [8]《范雎蔡泽列传》

        [10]《白起王翦列传》

        [11]以上均参见《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

        [12]参见《田齐世家》《六国年表》

        [13]参见《乐毅列传》

        [14]参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二、十三年

        按此文的第三、四部分曾以《从齐赵关系看〈触龙说赵太后〉史实之伪》及《赵威后之女所嫁燕王究为何人——〈触龙说赵太后〉史实献疑》分别刊载于《管子学刊》及《文史资料》。今特全文刊出以飧读者。

        补注

        齐愍王后,齐对外用兵的唯一确凿记载恐怕是与魏联手灭薛。薛为孟尝君田文封地。田文曾勾结列国攻打齐国。至田文死,内乱,齐才联魏共灭薛。

        类似于本篇赵入人质于齐而齐军援赵的便宜事,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记载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似可作为本案的支持。其曰:“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然考之于史,此年当秦昭王四年、齐愍王二十一年、韩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为襄王)十六年。此年《秦本纪》《田齐世家》《魏世家》及《韩世家》均不载对楚用兵事,而《六国年表》只记楚太子质秦,而未及其他。此前一年,秦昭王初立,注意与楚搞好关系,据《楚世家》,昭王立厚赂于楚,楚娶秦女,秦又返楚侵地。楚太子入质于秦应该看作是楚不背秦美意的措施,而不及其他。其后,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回国,秦楚才交恶,于是有上述四国共击楚的战争发生。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9/18 21:19:0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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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1 《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秦始皇本纪》:“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献公享国二十三年。”

        按:《秦本纪》载,出子生于惠公十二年,生二年立。《六国年表》载,出子生于惠公十一年。不论哪一种说法成立,出子死时,其虚龄也不过五岁。当为他杀,而非自杀。

        2 《秦本纪》:“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按:《六国年表》秦孝公践位时的燕国之君为桓公或文公、韩国之君为懿侯(《表》作庄侯)。此外,山东强国应当还有越国。越国幅员辽阔,其南北跨度之大基本上把楚国含在腹中。据《越世家》载,越与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而在秦孝公时期,越的国力及其战略地位至少应在燕之上。《韩非子·孤愤》云:“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这或许就是越在当时不被正视重视的原因。但即使秦国当政者或其史臣没有看到越的重要性,司马迁作史不应忽略这一点。

        3 《秦本纪》:“(惠文王改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

        按:《匈奴列传》未载此事。或许此匈奴为义渠之戎。五国攻秦之后三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五国皆在秦之东,独义渠在秦之西,相互联络实属不易。证之于《张仪列传》,确认其为义渠之戎,只是其行动属自发,而非由谁帅。事在犀首名下:“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据考,张仪一生两度相秦,复相乃五国伐秦之后的事。于是,义渠攻秦与五国攻秦已不相属。再者,五国退去后,秦国没有必要安抚贿赂义渠以安定后方。

        4 《秦本纪》:“(惠文王改元)十三年,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

        按:《六国年表·魏表》:“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韩表》:“秦助我攻楚。”《魏世家》:“与秦伐燕。”《韩世家》:“与秦共攻楚。”《田齐世家》是年与秦韩无战事。《燕世家》未记受攻事。秦、韩与齐不接壤,两国联手击齐没道理。秦、魏与燕亦不接壤。且燕方破于齐,昭王未立,国乱无主。这个现成便宜,燕的邻国赵、齐都没去捡,自然秦、魏也不该有所作为。因此,《秦本纪》所云助韩、魏分别伐齐、燕,恐为“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之误。

        5 《秦本纪》:“(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

        按:《魏世家》及《韩世家》未及此事。公子为诸侯之事,战国时有几起。如齐孟尝君田文以薛为诸侯,又如秦公子市以宛、公子悝以邓、魏冉以陶为诸侯。韩、魏二公子不知以何封地为诸侯,结局如何也再未提及。

        6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六国年表·秦表》:“蒙武击齐。“《齐表》:“秦拔我列城九。”《田齐世家》记载类同。

        按:这是秦与齐单独交战的首次记载,而拔齐九城与“河东为九县”凑巧相同,可疑。据上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此九县便是魏之旧地,秦之新疆。齐与秦无接壤,秦击齐,从何发出,拔九城又不能有,不知何意 。另外,齐于此前方灭强宋,气焰正盛,何以一下子便不济如此。再考蒙武,《蒙恬列传》载,恬父名蒙武,为秦始皇将,与昭襄王年间的蒙武当不是一人,两者相距年代几达六十年。而蒙恬祖父蒙骜本为齐人,这不能不视为又一次巧合:祖上为齐人的秦将蒙武居然会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于五十几年前伐齐。考之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后,主持征伐的秦将多为白起、司马错,蒙武仅一见。而五国伐齐就在昭襄王二十三年发生。如果秦出兵参加联合伐 ,蒙武理应是合适的领军人选,可秦国的统兵将领是尉斯离,令人费解。或许这里有一个错误。考之《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与楚、赵、魏、韩诸王均有会晤,应视之与伐齐有关,各世家都记载了这些会晤,唯《魏世家》记晤秦于破齐后。按《赵世家》载,惠文王十四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据此,破齐战争跨度为两年,考虑到齐国强盛的实际情况,用两年时间将其击破,较之仅用一年时间更为合理。因此,前引《史记》“秦拔齐九城”诸记载,极可能是几国的联合战果,被误归于秦一国名下。

        7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六年……穰侯冉复相。”

        按:《赵世家》是年,“魏冉来相赵”,不知属实否。《穰侯列传》未提相赵之事。穰侯为秦权臣,当不至为谋复相秦而以先相赵要挟;既已相赵,又不当在复相秦之后旋即攻赵不已。

        8 《秦始皇本纪》:“十七年……华阳太后卒。”

        按:《吕不韦列传》:“始皇七年,孝文王后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两处记载,间隔达十年,不知孰是。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1期)

        补注

        与原文相比,删去第一条,因古人已说过。

        4补注:原以为《秦本纪》所言助韩、魏分别伐齐、燕,恐为“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之误。这个判断或不确。在当时,齐乘燕子之之乱,一举将燕吞并,估计此事引起了国际上的一致反对。所以有一致攻齐燕的举措。

        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其可也! 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据此,齐国是因为列国的干涉而退兵的。而《秦本纪》记此事正合《六国年表》周赧王元年、赵武灵王十二年有集解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时当秦惠王改元十一年,《赵世家》记此事于武灵王十一年。估计此事因跨国战争故可能旷日持久,从事件发起到事件告一段落达三年之久也是有可能的。故不能轻易否定《秦本纪》所云助韩、魏伐齐、燕的结论,只是可以增加秦“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的考虑。

        同理,认为“秦、韩与齐不接壤,两国联手击齐没道理。秦、魏与燕亦不接壤。且燕方破于齐,昭王未立,国乱无主。这个现成便宜,燕的邻国赵、齐都没去捡,自然秦、魏也不该有所作为。”也不合适。因为赵送公子职回燕一事,本身就是对燕国事务的干预,而没有赵的支持,秦、魏、韩的军队也不可能过赵境与齐军在齐、燕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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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秦二世胡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秦王朝就是在胡亥手里断送的。史载,胡亥是秦始皇少子,也就是年龄最小的儿子,他的这一身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交待的,向无疑义。如今,各种学术著作乃至于历史普及读本皆如是说。可以认为,胡亥的少子身份是举世公认的。但仅就现有史料,他的这一身份并不令人信服。笔者以为,“二世少子说”是当时特定形势下的产物,试论如下。

        一

        《史记》中有两处明确提到胡亥的少子身份:一次是在《秦始皇本纪》中,“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另一次是在《李斯列传》中,“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两处文字实际上记载的是同一桩事情。由于“少子”一词两度出现,就不能将其归咎于笔误,这应该是司马迁作《史记》时已被确认的事实。除了文字上的确认之处,二世的少子身份还可以从《史记》的相关文字中得到支持,如赵高怂恿二世大开杀戒时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皆帝兄,……”[1]这段录之于史的文字可以算是二世少子说的最有力左证。然而,史料中的诸多事实使得这一貌似确凿的说法大有疑问。

        首先,胡亥的年龄不像少子,关于胡亥的年龄,《史记》有两次提及,均见于《秦始皇本纪》,第一次是“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第二次为该本纪之末,“二世生十二年而立”。据《秦本纪》,秦始皇死时,年五十一(实则五十岁不到。十三岁继位,在位三十七年)。如果胡亥登基年龄分别按二十一岁或十二岁算的话,那么,秦始皇生胡亥的年龄则为三十岁或三十九岁。很难想象秦始皇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生出男性子嗣。秦始皇青壮年时期身体极为强捷,后宫佳丽充满,平定六国后,他又从各国掠来大量美女供己淫乐,如果生育出为数不少的男性子嗣当属情理之中。有关秦始皇倂天下之后的男女之事,在《秦始皇本纪》中可以找到证据。如秦始皇三十五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还有证据提示,秦始皇后宫中有年幼子嗣。如二世胡亥对秦始皇后宫女人的处理时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不焉不宜。皆令从死。”[2]若二世为少子时龄二十一岁,其所谓有子者的年纪均可观,无所谓放出宫去的问题,何况诸公子旋即遭杀戮,对有子者亦无须网开一面。这里提到的“有子者”,当指那些有年幼皇家血脉、且须对幼儿加以照料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要后宫的幸存者们生有男性子嗣,胡亥就不会是少子。而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其次,沙丘之谋提到过始皇子嗣的数量,赵高曰:“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3]_这一数字向为后世沿用。但在胡亥登基后对诸公子的杀戮中,毕命者有九人及十三人两说。一说为“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自裁;[4]另一说为“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另有公子高一人准其自裁追随先帝于地下。[5]不论哪一种说法为准,其数量与二十余子相较都差距甚大(此两数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史记》中一事分记两处时,常会发生细节出入)。可以肯定其中一些人没有被杀。其原因或许有二:一、据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6]来推断,始皇子中或有几个娶了李斯之女。李斯对胡亥继位有大功,胡亥当然不好意思动李斯的眷属。二、胡亥的杀戮对象仅仅是那些齿序先于他的兄长,而那些年少于他的兄弟则不必悉数杀灭,不妨手下留情。又据《李斯列传·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主也。”表明胡亥为始皇第十八子,这在二十余子中显然不是少子。《集解》所据为何不得而知,但可以作为二世非始皇少子的证据。

        再其次,二世受赵高挑唆,欲治李斯重罪,李斯于绝望气苦之余,口不择言,大肆数落胡亥的诸般不是,其言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7]之语。如果胡亥所诛诸公子皆为其兄的话,那么直截了当道其杀戮诸兄,不仅比之含糊其辞的“兄弟”、“昆弟”罪名更大,也有助于表明李斯于二世继位一事骧助之功更大。于是,二世如此对待李斯,就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在这种时刻,李斯不会犯胡涂,他之所以“兄弟”、“昆弟”并提,皆因其为事实,这表明死难者中有兄有弟。

        最后,据马非百先生《秦始皇帝传》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考》,秦始皇还有幼子[8]及东巡所生子,[9]其年龄均小于胡亥当无疑问。这两条材料据何而言不可知,但不妨引作为二世非少子的左证。

        就司马迁两度提到的二世少子说而言,上述反证足以令其站不住脚。但少子说至今仍风行无阻,其中的关键是年龄问题。对于《史记》交待的两个年龄,持少子说者一定倾向于十二岁为适。这不仅是因为如此年纪更像少子,而且诸多杀戮也可完全推委于二世年少,易受人操纵的缘由上去。但史书中有关秦二世的材料不算少,只要稍加分析,其结论将使抱二世年少想法之人大大失望。有关二世即位年龄非十二岁的证据大略如下:

        1 《秦始皇本纪》之“二世生十二年而立”之“十二”极可能是二十之笔误。理由是据同书“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二世于此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即位,其年龄正好是二十。2 秦始皇初立时年十三, 因年少委国事于大臣。在秦始皇九年,即“秦王冠”之前,几乎没有其理政的材料。而胡亥即位后,立刻就有大量理政事迹。如果他确以十二之龄即位,又幼于乃父初立年龄,根本不可能亲自过问政事。而离开了二世的决断,朝廷之权也不会从丞相李斯手里转入郎中令赵高手中。3赵高有言, “受诏教习胡亥,使学法事数年矣”。[10]如果胡亥当时为十二岁,其学法之初的年纪当不会迟于十周岁。秦法甚繁,涉及面颇广,仅从遗留下来的文献来看,就多达28类、1000余条。让一个不晓世事的孩童学如此繁复的法律,显然于理不通。4十二岁即位,一定受制于人。但史料中的许多事都是二世亲自所为,或加以垂询后才得以贯彻落实。诸如始皇落葬后的东巡、处死蒙氏兄弟、杀戮诸公子公主及大臣、陈胜首难后的局势、李斯案的调查,二世均亲自过问。以至于李斯身陷囹圄还幻想能上书二世替自己辩解。最后,赵高除掉二世也很费了一番手脚。凡此种种均表明二世绝不是十来岁的孩童。5贾谊《过秦论》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以观其政。”司马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为过失曰:“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11]此二公皆早于司马迁,对二世的了解当不在太史公之下,如二世仅是十几岁的少年,贾谊等人不当苛求如此。

        总之,较之于十二岁而言,二世胡亥的即位年龄当以二十岁为为合理。

        二

        笔者在上面已彻底排除了二世胡亥为始皇少子的可能性,但此说盛行的原因似有追究之必要。司马迁作史取材当都有所本,二世少子说既非笔误,那一定是当时已有之成论。至于这种成论缘何而起,从《史记》中亦可窥出端倪。少子说由起的最早言论当推大泽乡起义前陈胜吴广的反秦密谋,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12]这里的二世少子说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语言表述,而且极可能是此说传播久远的并最终定格的底蕴所在。日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他们最先公开亮出的旗号正是扶苏、项燕。不难设想,在迅即蔓延的反秦烽火中,二世少子说因能激发人们的反抗信念,其传播之广之快之深入人心是极其合理的。

        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农民,陈胜是否能弄清皇室诸公子的齿序当属疑问,而在他准备起事的当口,则更无兴趣弄清这里面的一切。扶苏为始皇长子,这是天下共知铁定了的事实。对陈胜而言,虽然所知仅限于此,但也已足够了,这至少表明胡亥不是长子,却是杀害长子扶苏的元凶。这一事实显然有利于陈胜鼓动同伴参与反秦大业。

        这一招或非常奏效。如果看得更深一层,陈胜此举就更见其合理之处。陈胜欲干之事为惊天动地之业绩,而他的社会地位则卑微得无以复加。无论统治者何等暴虐,陈胜所为也算是一种犯上作乱行径。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较,陈胜、吴广及其同伴们简直微不足道。在这般情形之下,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名份,一个过硬的借口,很难设想陈胜的战友们会追随其起事,也很难设想他们的事业会迅即成为燎原之势。因此,作为一种斗争策略,陈胜所部在向当局攻击的同时,一定会有意识地大肆宣扬二世少子说。而此说在这种旷古未有的规模与力度的宣传下,其发生的效应亦可想而知。

        中国的政治传统非常注重名正言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问题正是陈胜起事伊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最直接最便利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将敌对一方置于不合法的境地。如此一弄,便可为日后的反抗减轻一点罪过,或曰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其底蕴是,对待不合法的政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陈胜将矛头直指敌对势力的化身、当朝皇帝二世胡亥,其手法是极其高明的。在嫡长子继承占压倒优势的世袭时代,突然之间提出少子说,无疑将引起强烈的震动。此说的提出不仅能打消反叛者的畏怯之情,或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瓦解秦军阵线的斗志。是否可以这样说,二世少子说的提出是对秦王朝的最为致命的打击。

        一定会有人反诘,秦王朝的暴政导致民不聊生,陈胜等人身陷绝境,故铤而走险,终致天下云从,与二世少子说无涉。这种说法当然大有道理,但毕竟不能解释全部历史现象。秦灭六国后,心怀不满分子大有人在。韩国贵族张良就雇用过杀手谋刺秦始皇;项梁叔侄匿迹吴下;黥布、彭越亡命江湖;刘邦的情况更与陈胜相似。上述人等均为一代人杰,同处于“天下苦秦久矣”的时代氛围,且不容于秦。然而,他们又都没有打出旗号向秦王朝公开叫阵。他们之所以匿伏于世,隐忍不发,其最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是否表明,统治者的暴虐尚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对中国政治算是一种正统继承。用贾谊的话来说即为“秦倂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王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13]贾谊是汉文帝时人,其生活时代距秦灭不远,这一通文字当是较接近秦王朝统治时期人民的实际心态的。司马迁也极力推崇秦为权力之正统,《六国年表序》中便将秦直接排在周之后、汉之前,又论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秦楚之际月表》曰:“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司马迁对秦的这种认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早在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为战国绝嗣之诸侯设守冢之家,其中秦始皇设守冢二十家,多出其余人等一倍。[14]此举亦表明了汉王朝对秦王朝正统地位的确认。由此可以推断,秦王朝作为命定的统治者在当时及后世已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广大人民纵然饱受蹂躏也不敢轻易作越轨之举。而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如“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在《史记》中就至少出现过三次,[15]只是广大人民在思维定势形成的阻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僵局面前,陈胜提出的少子说,无疑是打破僵局的独创。其所以能奏效的底蕴是,由传统规范形成的阻力,也只能从传统规范中找到利器予以击破。因此,陈胜在一方面宣扬二世少子说的同时,一方面又冒用扶苏名号,其目的就是想表明自己是出自正统。汉高祖刘邦发达之前,从属于得陈胜之统的项梁,二世少子说在楚军中当广为人知。于是,汉王朝建立后,这一提法流传下来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史记》中几次提到的二世胡亥的少子身份并不令人信服。也许司马迁本人对此界定也是将信将疑,他在评价李斯的一生功过时提到,李斯废嫡立庶。[16]这里的嫡即为长之代称,但庶与少则不可混为一谈。这其中的分别,司马迁一定不会搞错。所以说,司迁对少子说并没有把握。那么,秦二世的真实身份之确认或许就成了永恒之谜。总之,两千年来,秦二世一直被冠以的少子之名极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两千年后,我们后人再沿用这一提法,未免就太不科学了。

        附注

        [1][3][5][6][7][10][16]参见《李斯列传》

        [2][4][13]参见《秦始皇本纪》

        [8][9]参见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参见《司马相如列传》

        [12]《陈涉世家》

        [14]参见《高祖本纪》

        [15]参见《高祖本纪》《张耳陈馀列传》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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