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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晚明时期文化转向 汤显祖金瓶梅 到崇祯帝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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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猫大懒虫 于 2019/10/16 4:12: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公元前2800年,亚述人泥碑上记述了世界末日,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世界末日预言。碑文上写 道:"我们的地球在今后将衰落。种种迹象表明地球将迅速走向灭亡。贿赂和腐败相当普遍。"被誉为现代物理学及天文学之父的英国科学家牛顿,1704年曾在 一封信函中预言,世界末日将于2060年降临(这封信函目前陈列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牛顿的秘密展)。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

晚明士人的文 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

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

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

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

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现实并无补益。

    陆离光怪,有明一代从嘉靖末年开始,晚明成为中国近世历史上一个光怪陆离的时期,其社会图景无论是政治经历还是文化思潮都充满着张力。

阳明心学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明代士人对正统程朱理学的认同,而自王艮以来王门后学泰州学派以其热切的对世道民生的关怀及其对个体性原则的张扬,吸引了大批拥趸者。

同时,"三教合一"作为唐宋以后中国思想的基本走向,至晚明时期,一方面,三家在义理上进一步融合会通,都以"性命之学"作为接引后学的便利津梁,"儒家之教,教人顺性命以还造化,其道公;禅宗之教,教人幻性。

由此,造就了崇祯帝与李自成诞生的文化基础。一个青楼女子柳如是,傲视晚明的第一大儒钱谦益,一句“水太凉,不能下”的钱谦益。可谓是将儒家数千年的名望彻底破灭!。由此,大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固,延续250年。

    魏忠贤以及东林党的相互存在让明朝的党争找到了平衡,可是到了崇祯帝时期,这种平衡被打破。

    崇祯帝即位之后,首先将魏忠贤杀死,于是东林党一家独大,这就造成了朝廷的失衡。结果导致了明朝走向灭亡,假如朱元璋在明末时期,他肯定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相比较来说,崇祯帝的智谋还是太弱了。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崇祯帝有力挽狂澜的心。

    崇祯帝在自缢之前,留下了这样的圣旨“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最后的一句“勿伤百姓一人”才是让人感慨万分的。即使是李自成也是敬佩不已。

    当时的李自成看到这样的遗诏,说了一句“君非甚暗,都是群臣所误。”就连农民出身的李自成都知道,崇祯帝的死与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与明朝的大臣有关。明朝的大臣也就是指党争。崇祯帝即位之后,各种问题仍然存在,这都是明朝灭亡的祸患。

    崇祯帝在位期间,让李自成和后金不断的扩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明朝走向灭亡。当时的崇祯帝与后金周旋,其次明朝内部还有李自成存在,这就让明朝根本无力顾及这么多。李自成的势力不断壮大之后,不久李自成就进攻到了京城。

    在1645年以后,李自成和张献忠大军,纷纷从西北和四川出兵,冲向南京。南明军队也集合主力准备与李自成作战,在这种内讧下,南明军队主要集结在江苏和安徽长江沿线抵御李自成,清军就可以轻易突破这条防线。

    最后,清朝与明朝进行了20多年战争,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人数众多,有叫好战斗力的汉人部队。比如征服西南各省的清军首领洪承畴,熟悉地形,了解南明情况,又懂得战术。部下又都是明朝投降的边军精锐,一旦南下,南明那点实力,根本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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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4:18:54    跟帖回复:
       沙发
       研究晚明时期与大清朝建立时期,文化的转型以及大众的心理变化,乃是研究东亚文化最好的例子。


    ================================================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5:29:01    跟帖回复:
       第 3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
    我是曲江池边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青楼女子整日泡在调笑逗乐、卿卿我我之中,不过是供人玩弄发泄凌辱而已,何曾有过真正的爱情?
    正如杜十娘,受了李甲的骗,只能“怒沉百宝箱”,将那红颜付之于一江碧水!
    可是,身陷青楼,受尽折磨的柳如是却不是这样!她始终都在与不平的世道和命运,做着勇敢的抗争。
    她执着的寻找着真爱,爱她的,和值得她爱的。为此,她敢于冲破一切世俗和传统道德的禁锢、束缚、嘲笑和白眼,特立独行,一往直前。
    她执着的坚守着一颗家国情怀,时刻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事实也是这样去做的。她最崇拜南宋女抗金英雄梁红玉,一心效仿。

    她1618年出生于江南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庭,从小就被多次辗转倒卖。十岁被卖到吴江归道院的青楼,假以杨爱为名。受到江南名妓徐佛点拨,得以初识了琴棋书画,吟诗填词。
    十四岁卖给了状元出身的周大学士。周已年过花甲,整日价将她抱在膝上玩弄,又教给了她一些诗文。约两年,被周氏妻妾扫地出门,重归青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聪惠的她渐渐跻身“秦淮八艳”,与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名妓齐名。她喜穿儒服,扮男妆,与学者名流诗词唱和。人说她有三绝:貌美如花;才艺俱佳;风度潇洒。
    有此三绝,自然引来无数紈绔子弟,官二代,富二代纷至沓来。而她绝不动心于一二。因为她要寻找的是真爱,是德才双馨之士。
    她相中了青年才俊张子龙,张风流倜傥,而且德行甚笃。相中了真爱,她就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她才不愿像那些徒叹没有真爱的众多青楼女子那样。

    为此,她与张购房别居,恩恩爱爱了两载多。后张家妻妾闹事,她忍痛离去。而张子龙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清兵入关,毅然投笔从戎,为民族捐躯沙场,她没有爱错!
    她所追求的是德才与真爱,真爱得不到,她选择的坚决的怅然离去。
    那些纨绔们闻讯,以为又有机可乘了,又来纠缠。她不胜其扰,就放出了一句话:非才盖当世的钱谦益不嫁。
    这个钱谦益可是当时名噪天下的风云人物。28岁就名列三甲,荣膺探花,一路飙升,位居礼部侍郎。文章更是了得,为东林党领袖,号称天下“文章伯”。但品德却令人不敢恭维,正应了“文人无行”这句话。柳如是所嫁匪人,她只重才学,可惜这次看错了!
    柳如是非常喜爱辛稼轩的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因而取名“柳如是”。
    喻己有青山品格,既妩媚多姿,又坚定执着。
    具有此青山一样坦荡爽朗品格的她,又一次去寻觅真爱了。1841年,23岁正当妙龄的她,竟女扮男装,登堂求亲。这让正赋闲在家,家有一妻二妾,年届59岁高龄的钱谦益自然喜出望外,如获至珍。亲自监工,为她修建了“绛云楼”,并以正妻身份迎娶。
    虽然饱受诟病诋毁,甚至在迎娶时挨了石头雨,但总是得遂所愿,如胶似漆度过了三年美好光阴。


    ================================================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5:30:39    跟帖回复:
       第 4


    1644年,清兵入关,攻占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歪脖树下,大明灭亡。其皇室后裔与遗老遗少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钱出任礼部尚书。
    次年,清兵兵临南京城下。柳如是断定南京不保,侠肝义胆的她,力劝钱投水自尽殉国。而钱却以水太冷为由执意不跳,当柳如是跳时,却被他狠命抱住。
    清军入城后,钱立即找借口剃光了头,留下一根大辫子,带头做了降臣。后又到北京做了清朝的官。而柳却坚决不与他同去,孤身留在南京。
    面临民族大义,夫妻二人,一忠一奸,一义一私,何其泾渭分明!
    后来,钱的学生郑成功等高举义旗,起兵反清。柳如是大义凛然,拿出家财,倾力相助。钱在妻子的感召下,加之清庭对他们这些降臣根本不信任,也加入了资助反清斗争的行列,才算做了点好事。
    而当钱受到清庭猜忌被下狱时,柳不惜以重病之身,毅然千方百计救出了他。

    应当公正的说,后来郑成功得以于1661年,驱逐匍匐牙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包括柳如是在内的忠贞爱国之士,功不可没!
    1664年,82岁的钱谦益寿终正寝。其家族子弟哄抢家财,柳如是毅然以绢帛悬首自尽。据说,她留下遗言:脚下土地已非国土,因而嘱将其棺木悬于铁链之上,死也不沾敌土。
    何其刚烈乃尔!何其义薄云天乃尔!可惜她去世时只有46岁,令人扼腕!
    她是为了寻求真爱而死的,她是为仰慕真才实学而死的,她是为了殉民族大义,怀揣一颗忠心报国的拳拳赤子之心而死的。以此而论,她虽出身青楼,却比无数须眉,尤其是比之号称一代大儒的钱谦益要高尚的多!
    她还给后人留下了诗集《戊寅草》等,书画《月烟柳图卷》,以及位于常熟虞山角下的柳如是墓。她是真正的才女,义女,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喜爱。

    至于钱谦益,降了清,却连乾隆皇帝也非常反感他,将他打入《贰臣传》,下令销毁其著作。还写诗遣责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他:“人品极坏……没有民族气节。”可见,一个人的节操有多么重要!
    国学大师陈寅恪对柳如是赞誉有加,称她有“民族独立精神”,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并从1953年始至1963年,耗时十年,眼睛失明了就口述,完成了80万言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此作满怀激情,但终脱不开史学家行文的严谨,论文采比还是稍逊了一些。但能持之以恒,热情不减,为这一从青楼走出来的奇女子著书,说明柳如是在史册中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5:38:59    跟帖回复:
       第 5


    《明朝那些事儿》,网络连载历史小说,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 [1-2]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 [4]  。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它以一种网络语言向读者娓娓道出明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人物。其中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明朝那些事儿》为读者解读历史中的另一面,让历史变成一部活生生的生活故事。

    ----------------
    4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作者也详细地讲述了戚继光抗倭寇的传奇事迹。

    5.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6.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努尔哈赤部落除外),成为一代枭雄,但却因努尔哈赤讨好他,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7. 对整个明朝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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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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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5:45:55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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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部:粉饰太平 第一章 皇帝很脆弱

        所属目录: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

        朱厚熜篇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来到了京城。

        在此之前,他住在湖广的安陆(湖北钟祥),这位皇室宗亲之所以住在那个小地方,倒不是因为谦虚谨慎,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兴献王就被封到了那里。作为藩王的子弟,他没有留京指标。

        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已经得知,自己的堂兄朱厚照死掉了,他将有幸成为新一任的天下统治者。

        十五岁的少年朱厚熜仰头看着远处雄伟的京城城墙,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兴奋的血液冲进了他的大脑。

        可还没等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一群官员就迎了上来,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帮人其实并不只是来迎接他的。

        “请殿下(此时尚未登基)从东安门进宫,到文华殿暂住。”

        换了一般人,对这个要求似乎不会太敏感,只要能到伟大首都就行,还在乎哪条路吗?至于住处,反正当了皇帝房子都是你的,住哪里都是可以的。

        可是朱厚熜不愿意,他不但不愿意,甚至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

        因为像他这样的皇家子弟,十分清楚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意思——皇太子即位。

        根据明代规定,这条路线是专门为皇太子设计的,做皇帝不走这条路。

        “我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

        这才是正牌的皇帝进京路线。

        然而官员们不同意,他们也不多说,只是堵在那里不走。在他们看来,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会乖乖地就范,听他们的话。

        可惜朱厚熜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有一种天赋,杨廷和正是看中了他的这种天赋,才决定扶持他成为新一代的皇帝,使他脱颖而出。

        他的这种天赋叫做少年老成,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他工于心计,城府很深,十几岁正好是少年儿童长身体的时候,可这位仁兄很明显只长了心眼。

        他拿出了朱厚照的遗诏,告诉他们自己是根据法律文书继承皇帝位,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

        搞完普法教育,朱厚熜又开展了屠刀教育:如果你们再敢挡道,将来登基后第一个就收拾掉你们。

        然而大臣们的顽固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看那意思,你朱厚熜想进大明门,得从我尸体上迈过去。

        “好吧,我不去大明门了。”朱厚熜叹了口气。看来他准备屈服了。

        可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听到了一句让他们震惊的话:

        “东安门我不去了,我要回安陆。”

        下面是集体沉默时间,在朱厚熜挑衅的眼光下,大臣们被制服了,他们看着眼前这个略显稚嫩的少年,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不要紧,不要紧,既然不让我进大明门,我连皇帝都不做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古语有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是眼前的这位仁兄即不是玉,也不是瓦,而是一块砖头。拦路的官员们商量片刻,换了一副恭谨的态度,老老实实地把朱厚熜迎了进去。

        必须亮出自己的獠牙,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所有的人,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这就是少年朱厚熜学到的第一课。

        皇帝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廷和那里,但他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小孩子耍耍性子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话虽如此,他也没有放松警惕,必须让这小子接受点教训,才能使他彻底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来管事。

        很快,他就拟定了一个计划。

        朱厚熜进了皇宫,却并没有丝毫的不适应,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十分踏实地坐上了堂兄的座位。

        这里应该是属于我的,我本就是这里的主人。

        从这一天起,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心眼最多的嘉靖皇帝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统治,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无数的考验和折磨。

        在他登基后的第六天,第一次攻击开始了。

        这一天,礼部尚书毛澄突然上书,奏疏中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列举了很多人的事迹,念了很长时间。一般来说,这种东西都会让皇帝听得打瞌睡,但这一次例外发生了。

        朱厚熜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认真地听,而且越听脸色越难看,到后来竟然站了起来,脖子青筋直冒。怒目盯着毛澄,恨不得撕了他。

        为什么呢?这倒真不能怪朱厚熜先生没有风度,换了是你,听到了毛澄说的那些话,估计你早就操起板砖上去拍毛先生了。

        事情全出在毛澄的奏折上。

        他的这份文件写得很复杂,但意思很简单:

        皇帝陛下,我们认为您现在不能再管您的父亲(兴献王)称为父亲了,根据古代的规定,您应该称呼他为叔叔(皇叔考),您的母亲也不能叫母亲了,应该叫叔母(皇叔母)。从今以后,您的父亲就是孝宗皇帝,管他叫爹就行。

        最后顺便说一句,为保证您能够顺利地改变称呼,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我们几个人商定,如果大臣中有谁反对这一提议的,可以定性为奸邪之人,应该推出去杀头(当斩)。

        朱厚熜虽然年纪小,但读书很早,这篇文章的意思他十分明白,但也十分纳闷:

        怎么回事?当个皇帝竟然连爹都当没了?不能认自己的爹,我爹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这种事还能强行摊派?

        他发出了怒吼:

        “父母都能这样改来改去吗?”

        皇帝发怒了,后果不严重。因为杨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

        朱厚熜不是个笨人,当他看见朝中大臣们异口同声支持杨廷和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这个幕后人物的可怕。

        于是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丢掉了皇帝的尊严,叫来了身边的太监,让他去请杨廷和进宫。

        朱厚熜叫杨廷和进宫,却并没有在大殿上下达命令,而是安排他进了偏殿,恭恭敬敬地请他喝茶。说白了,他是找杨廷和来谈判的。

        于是这位少年皇帝放下皇帝的架子,用恭维上级的口气吹捧了杨廷和一番,表扬他的丰功伟绩,最后才为难地表示,自己的父母确实需要一个名分,希望杨先生能够成全。

        可是这个历经四朝,已经六十三岁的老头子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认真地听取了皇帝大人的意见,表示会认真考虑,之后却是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无奈之下,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要内阁执行。

        然而这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因为根据明代规定,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可以把圣旨退回去,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作“封驳”。

        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委屈没处告状,可以去上访,然而朱厚熜先生连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有,因为他的上访信只能交给他自己。

        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无奈的朱厚熜终于意识到,他虽然是皇帝,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在这座宫殿里,皇帝的称号论斤卖也值不了多少钱,要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

        然而他没有实力,不但得不到支持,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要论翻书找法条,他还差得太远。

        眼看父母的名份就要失去,痛苦的朱厚熜却软弱无力,毫无办法,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他最为绝望的时候,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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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孝亲”是全社会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规范。《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同时也是全社会讲求孝道的经典,不论是帝王的宫廷,还是州县的学校,《孝经》都是封建士子的必读书之一。朱厚熜自幼就由父亲讲授《孝经》,对于应该如何孝敬父母、曲尽儿女之情,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再说,他毕竟是个只有15岁的少年,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来没有分离过,对母亲的思慕和依恋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以至在从安陆州进京的途中他天天都想念母亲,长史袁宗皋不得不常常安慰他。

        进京即位后的第三天,朱厚熜对阁臣们说道:“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预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阁臣们知道皇帝思母心切,不敢怠慢,忙由兵、工二部各差郎中一员,沿途整治行装供具,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和内官监太监邵恩等捧笺前去迎接。那封笺是杨廷和起草的,上面写道:“大统既承,义贵致专于所后,至情攸系,恩当兼尽于本生。爰展孝怀,庸伸至养。恭惟母妃殿下,钟祥茂族,媲美先王,性每笃于仁慈,化素彰于俭约。仰惟圣德,诞育眇躬,属缘伦序之宜,入嗣基图之重。恭承九庙,日理万机。虽允慰乎众心,实仰成于慈训。顾瞻左右,念省问之音疏,徒倚晨昏,眷睽违之地远。劬劳罔极,慕恋弥深。特遣近臣,往迎旧邸,共享升平之福,永膺寿考之休”(《明世宗实录》卷1)。

            送走了迎接母亲的使臣之后,朱厚熜又向朝臣提出了议父亲兴献王封号的问题。那是在四月二十七日,即位后的第5天,朱厚熜第一次在西角门朝见群臣,他首先命礼部定议武宗的谥号,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这本是朱厚熜按照孝道而提出的要求,但是,由于这涉及到宗法文化传统下帝系继承的问题,阁臣和朱厚熜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最后竟至酿成明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大礼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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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6:00:5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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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孝”,是中国特有的建立于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伦理范畴,它主要是要求子女事亲要“敬”、要“顺”,即要求家庭成员对其家长的恭敬、忠诚与顺从。《说文解字·老部》讲:“孝,善事父母者。”古人认为:万物都本于天,人本于祖,所以为人应该孝。根据《礼记》的说法,孝有三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就是说:大孝者要恭敬地尊崇自己的父母,次一等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父母遭受耻辱,再次一等的是能赡养父母。《孝经·开宗明义》就讲道:“子曰:'大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孔子在这里把孝作为道德的根本,从爱护自己的身体开始,到建功立业以显扬父母之名终了,孝行成为士子必须遵行的道德践履。


        朱厚熜根据自己对《孝经》的理解,要求廷臣们议兴献王的封号,原来只是想在祭祀父亲时有个名号,他并没想到会有多大阻力,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礼部尚书毛澄接受了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事情很为难,于是他就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其实早已胸有成竹,他拿出自己从古史中选辑出来的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两个事例交给毛澄说:“这些足可以做为典据了。”毛澄看了以后不禁连连称善,佩服杨廷和的政治才能。


        杨廷和所依据的两个事例是这样的。西汉末年,成帝没有儿子,便将共王之子定陶王取入宫中,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哀帝,为了使共王不致断后,又别立楚孝王之孙刘景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继承人。


        宋仁宗也没有儿子,取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入宫,改名曙,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英宗。这两个皇帝都是由藩王而被立为皇太子,然后即位为帝,这属于宗法制中的过继法,过继者要以被过继者为父,作为被过继者的后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杨廷和之所以选出这两个事例作为典据,主要是从大宗、小宗的角度来考虑的。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大宗是不可以绝后的,如遇大宗无子时,要由小宗过继给大宗,继承帝系,奉祀宗庙。杨廷和的用意很明显,就明朝来说,宪宗——孝宗——武宗是大宗,是帝系之所在;兴献王——朱厚熜是旁支,属于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继大统,自然要继大宗之后,所以杨廷和提出:“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卷190)。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皇位继统的目的出发的,他以为自己的看法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所以把话说得斩钉截铁。但是,他没有想到,不赞成他的正是他定策迎立的这位嘉靖帝,并且最后竟至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斗争。


    整个晚明历史的政治斗争,从此拉开了序幕,大礼仪之争,加上王阳明的心学的伟大指引,明朝的文化开始大转型,汤显祖,金瓶梅的肉欲的市井文化替代了冲击了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孝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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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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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6:17:00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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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德十六年五月七日,礼部尚书毛澄会集文武群臣60余人,通过了杨廷和提出的建议,然后上奏给嘉靖帝。那奏疏说道:“考之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皇太子本生父也,时大司空师丹以为恩义备至。今皇上入继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兴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后,是为英宗,宰臣请下有司议礼。时知谏院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判太常寺范镇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于义未当。’乃诏立濮王为濮国公,奉濮王祀。


        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极矣。’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皇上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妃,皇上俱自称侄皇帝,则隆重正统与尊崇本生恩礼备至,可以为万世法”(《明世宗实录》卷2)。嘉靖帝见到了这份奏疏后,大为恼火,生气地说:“父母就可以这样随便更换么?”他驳回了奏疏,命礼部再议。

        《爸爸爸》通过描写湘西大山里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把乡村风俗、打冤祭祀、土语人情融合在一起,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民族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文化心态给予深刻的揭露。并将国民性中的愚昧、蛮荒、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指一种种族原始时期产生而遗留下来的普遍精神)加以抨击与放大。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作者那轻声的叹息,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的批判,可以说,其寻根意识与鲁迅揭示“国民劣根性”有着一脉相承的意义。

        通过风俗讲精神:举《爸爸爸》中一个简单例子来说,小说中提到鸡头寨和鸡尾寨有矛盾时,“檐“和“言”谐音,寓意“言和”,但又认为“檐”,“炎”同音,双火为炎,是要用“火攻”。从这一简单的文句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人的愚昧,而且是深层次种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缺陷,也是人的逻辑思维的一种严重缺陷。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愚昧的人不是没有,现在很多农村的百姓,依然是很“虔诚”的坚信这些,这些行为不是也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吗?

        小说所写的这些人物,不也是来自现实生活吗?小说中人物的价值观、人生观、她们的价值评判,封闭的环境,保守的带着落后样子的种种观念,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某方面的直观显现,对于我们反思现实,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文化是意识形态对传统进行选择、改造和认同的产物.

    意识形态的意向性、阶级性、虚假性特征,从主客两方面使主体的文化的中介方式,实际成为意识形态的中介方式.

    传统的承继是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

    文化意识形态的客观生成问题,有赖于对现实和传统的双向批判,通过寻求二者之间的反向张力不断获得对自身的反观.

    意识形态提供了从现实层面把握文化发展的有效视角,并为廓清文化论争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客观依据.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史料汇集而成。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由于周朝特别是春秋以来,诸子具有更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的对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乃前所未有。庄子思想即使较为玄虚,也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而充满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更为看重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

        

        战国以后礼崩乐坏,社会变革剧烈,学派蜂起,诸子驰说: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著书立说,批评时政,阐述政见,相互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主张各异的文化格局。这些学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文学观念和风格也异彩纷呈

        徐贲:政治利用语言改变民众思想方式和现实意识|语言|政治_凤凰文化  http://culture.ifeng.com/sixiang/detail_2014_03/31/35325692_0.shtml

        

        《第三帝国的语言》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翻译工作的不易与苦心,译者在书的后记中已经说了,不再赘述。相比起翻译,克莱普勒为写这本书固然在材料搜集和问题思考上耗费心力,但成文也许反倒不如翻译来得艰辛。这主要是因为原书是用德语写的,并且是为德语读者写的,无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对于今天的德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能起到历史记录的作用,让年轻一代德国人不要忘记,德国人的日常语言曾经遭受过纳粹政权何等全面的控制和严重的败坏。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作用不止于此,所以不能拿它当一本与自己无关,只是历史知识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会有与德国读者不同的读法,需要他们更积极地借助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联想。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语文学观察的是日常语言的运用。他对德国纳粹时期的日常语言偏重于描述性的分析,但并未像一些研究纳粹宣传的著作那样把描述的现象归纳成基本的类型,中文本读者需要自己来补充这样的归纳,以便联系自己日常语言的词义、句法、修辞等诸方面现象。例如,宣誓动员的句式、最高级的滥用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平常普通的形容词、贬义的说法变成了褒义、庄严用词的琐屑化、造出新词、起用老词、标语式的口号、时兴的名字、起导向作用的“掩饰性语言”,甚至还有标点符号的运用(如讽刺性的引号)。

        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RichardGrunberger)在《12年帝国》(The12-YearReich)中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克莱普勒只是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他并没有为我们解释这些带钩的渔叉是用什么和怎么制作的,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或作坊里制造的。他是一位语文学家,也许他把解释的工作留给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

        语言对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克莱普勒说:“少数的个别人就在为全体人民提供着唯一通行的语言模式。是的,最终可能就是这个唯一的戈培尔,是他在左右着这个持有通行证的语言,因为他不仅比希特勒讲话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经常性和规律性方面也胜过希特勒,特别是领袖越来越沉寂了。”今天,对纳粹宣传的研究(美国学者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便是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纳粹的语言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纳粹党魁发明,然后传授或强加于全体德国人的。纳粹的语言是在“宣传”的话语机制里生产出来的,它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来贯彻政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弯曲的脊梁》中对纳粹宣传及其政治组织机制的研究分析可以成为对克莱普勒语文观察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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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部:粉饰太平 第一章 皇帝很脆弱所属目录: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

        朱厚熜篇

        【算卦】

        四年前(正德十二年,1499 年)京城。

        一个举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发榜处,这里刚刚贴出了这一科的会试结果,前前后后看了十几遍之后,他终于确认自己又没有考上。

        为什么要说又呢?

        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落榜了,这位仁兄名叫张璁,他中举人已经差不多二十年,此后每三年进一次京,却总是连个安慰奖也捞不着,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打垮了他的耐心和信心。

        他不打算继续考下去了,看这个情形,没准等自己孙子娶了老婆,还得杵着拐棍去北京考试,就算到时考上了,估计不久后庆功会就得和追悼会一起开了。

        那就去吏部报到吧,按照政府规定,举人也可以做官,就算官小,毕竟能够混个功名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入吏部大门,成为一位候补官员的时候,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

        这个人姓萧,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他这个御史除了告状之外,倒也搞点副业——算卦,据说算得很准,于是张璁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觉悟,请他给自己算了一卦。

        萧御史拿出了江湖先生的架势,测字看相一套行头下来,却沉默了下来。

        张璁没有心思和他捉迷藏,急切地向他询问结果。

        “再考一次吧。”

        这不是张璁想要的答案,在科举这口大铁锅里,他已经被考糊了。

        “只要你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中!”萧半仙打了保票,然而更刺激的还在下面:

        “你考上之后,几年之内必定能够大富大贵,入阁为相!”

        张璁瞪大了眼睛,看着神乎其神的萧半仙:兄弟你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

        连个进士都混不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张璁不满地盯着萧御史,他认为对方明显是在拿自己寻开心,准备结束这场荒唐的对话,去吏部接着报到。

        然而萧御史拉住了他,认真地对他说道:

        “再考一次吧,相信我,没错的。”

        张璁犹豫了,虽然再失败一次很丢人,但他已经考了二十年了,债多了不愁,顶多是脸上再加一层皮,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考一次。

        正德十六年(1521),第八次参加会试的张璁终于得偿所愿,他考上了,虽然名次不高(二甲第七十余名),但总算是中了进士。

        不过这个考试成绩实在不好,他没有被选中成为庶吉士,这就注定他无法成为翰林,而当时的惯例,如不是翰林,要想入阁就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张璁贤弟已经四十七八岁了,这个年纪也就只能打打牌,喝喝茶,等到光荣退休。

        这样看来,萧半仙仍然是个大忽悠。

        张璁先生不抱任何指望了,他被分配到礼部,却没有得到任何工作,估计是礼部的官员对这个半老头子没啥兴趣,只给了他一个实习生的身份。

        人只要没事做,就会开始瞎琢磨,张璁就是典型范例,他穷极无聊之下,看到了毛澄先生撰写的那份“爹娘名分问题研究报告”,顿时如同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他终于意识到,萧半仙可能是对的,庶吉士当不上了,翰林也当不上了,但入阁为相依然是可能的!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飞黄腾达就在眼前!

        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张璁十分清楚,他的对手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毛澄,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

        得罪了他,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因此,在当时的朝廷里,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杨大人,十年寒窗混个功名,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事很多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嘴。

        可偏偏张璁先生是个例外,他这个功名本来就是碰来的,和捡的差不多,况且中了进士之后也是前途渺茫,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实在太欺负人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大不了就当老子没考过好了!

        张璁先生虽然不算是个好考生,但也有个特长——礼仪学。他对于古代的这套形式主义很有心得,此刻正中下怀,挑灯夜战,四处查资料,经过整夜的刻苦写作,一篇惊世大作横空出世。

        他看着这篇心血之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睁着满布血丝发红的双眼,急匆匆地向宫中奔去。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

        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大礼仪”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这篇文书的内容就不介绍了,这是一篇比较枯燥的文章,估计大家也没有兴趣读,在文中,张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只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想认谁当爹都行。

        朱厚熜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拿着张璁的奏折,激动地对天高呼:

        “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吾父子获全矣)

        朱厚熜如同打了激素一般,兴奋不已,他即刻召见了杨廷和,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在这位少年皇帝看来,杨先生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

        杨廷和看完了,却没有说话,只是开始冷笑。

        朱厚熜问:“你笑什么?”

        杨廷和答:“这人算是个什么东西,国家大事哪有他说话的份?!”

        说完,他放下了奏章,行礼之后便扬长而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朱厚熜。

        好吧,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

        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

        事实生动地告诉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情,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

        内阁的效率甚高,反应甚快,办事十分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

        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

        朱厚熜气愤到了极点,他万没想到皇帝竟然当得这么窝囊,决心和杨廷和先生对抗到底。

        双方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可上天似乎觉得还不够闹腾,于是他又派出了一个猛人上场,不闹得天翻地覆决不甘休!

        这位新上场选手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人,但此人并非朝廷重臣,也不是手握兵权的武将,而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当然,她也不是什么外人,这位巾帼英豪就是朱厚熜他妈。

        俗语有云:女人比男人更凶残,这句话用在这位女士身上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这位第一母亲本打算到京城当太后,结果走到通州才得知她不但当不上太后,连儿子都要丢了。身边的仆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询问她的意见。

        “车驾暂停在这里,大家不要走了。”

        那么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从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毕竟下人也有老婆孩子,不能总拖着吧。

        “想都别想!”,第一母亲突然发出了怒吼,“你们去告诉姓杨的(杨廷和先生),名分未定之前,我绝不进京!”

        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悍妇,兴献王(朱厚熜父亲封号)先生娶了这么个老婆,想来应该相当熟悉狮子吼神功,这许多年过得也着实不轻松。

        现在人都到齐了,大家就使劲闹吧!

        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听到自己母亲到了,顿时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直接派人告诉杨廷和,如果你再不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我妈不来了,我也不再干了,宁可回安陆当土财主,也不当皇帝!

        张璁也看准了机会,又写了一篇论礼仪的文章,要求杨廷和让步给个名份。

        一时之间,三方遥相呼应,大有风雨欲来,誓不罢休之势。

        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杨廷和。

        腥风血雨全经历过,权臣奸宦都没奈何,还怕你们孤儿寡母?既然要来,就陪你们玩玩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层次!

        首先,他突然主动前去拜访朱厚熜,告诉他内阁已经决定,将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命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也算给了个交代。

        当朱厚熜大喜过望之时,他又不动声色地给张璁分配工作——南京刑部主事。

        南京刑部是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安排的意思很简单——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再敢没事找事,就废了你。

        最后是那位悍妇,他可不像他的儿子那么好打发,对于目前的称呼还不满意,非要在称号里加上一个皇字。

        研究这种翻来覆去的文字把戏,实在让人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死心眼,但杨廷和却不认为这是小事,他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

        如果要加上那个字也可以,那我杨廷和就辞职回家不干了。

        这一招也算历史悠久,今天的西方政治家们经常使用,杨廷和先生当然不是真的想辞职,朝廷中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走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谁买你皇帝的帐?

        果然这招一出,朱厚熜就慌乱了,他才刚来几天,内阁首辅就不干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谁应付?

        于是朱厚熜决定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向杨廷和先生投降,当然了,是假投降。

        第一回合就此结束。杨廷和先生胜。

        可能现代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帮子人都很无聊,为了几个字争来争去,丝毫没有必要,是典型的没病找抽型。

        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政治,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揭开了背后隐藏的所有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




    ================================================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6:29:07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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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张璁垂头丧气地去了南京,他明白这是杨廷和对他的惩罚,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无话可说。

        然而正是在南京,他遇见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人的帮助下,他将完成自己的宏伟梦想——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桂萼。

        桂萼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很早就中了进士,可惜这人成绩差,只考到了三甲,连张璁先生都不如,分配工作也不得意,只得了一个县令,这人不会做人,得罪了上司,被发配到刑部,混了一个六品主事。

        当张璁第一次与桂萼交谈,论及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经历时,桂萼已经认定,这位刑部同事将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战友。

        在无人理会、无所事事的南京,桂萼和张璁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的时光,不断地抱怨着自己悲惨的人生,痛诉不公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们握紧了拳头,决定向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发起进攻。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张璁是二甲进士,桂萼是三甲进士,而他们的对手杨廷和先生则是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岁当翰林的天才。张璁和桂萼是刑部主事,六品芝麻官,杨廷和是朝廷第一号人物,内阁首辅。

        差生对优等生,小官对重臣,他们并没有获胜的希望。

        但老天爷似乎注定要让萧半仙的预言兑现,他向这两位孤军奋战的人伸出了援手。

        不久之后,一个叫方献夫的人出现了,他站在了张璁桂萼一边,为他们寻找与杨廷和作战的理论弹药。

        此后,黄宗明、霍韬等人也加入了张璁的攻击集团。

        这些人的名字就不用记了,之所以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老师——王守仁。

        此时王守仁先生已经不在朝廷里混了,他被杨廷和整顿后,改行当了老师,教起学生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学生参加这次政治斗争并非出自他的授意,但根由确实来源于他。

        由于王守仁先生的专业是心学,一向主张人性解放,学这门课的人见到不平之事一般都会去管管闲事,就这么解放来,解放去,终于解放到了皇帝的头上。

        嘉靖先生虽然是贵为天子,却被老油条杨廷和先生欺负,连父母都不能认,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地道,当时许多人都看不过去,其中最为义愤填膺的就是心学的传人们。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打倒专横跋扈的杨廷和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我们得出了明代官场第一魔咒: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去惹王守仁。

        但王守仁先生的魔力还不止于此,他活着的时候,得罪他的没有好下场,在他死后,其精神力量依然光辉夺目,成为无数奸邪小人的噩梦。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张璁找到了桂萼,希望他干一件事情——上奏折向杨廷和开炮。

        桂萼不干。

        他虽然也算是个愤怒中年,但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倒也不敢干,便又把矛头对准了张璁:

        “这件事太过冒险,要干你自己去干。”

        张璁胸有成竹地看着他:

        “这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尽管放心,若此折一上,我等必获全胜!”

        桂萼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他如此自信的理由。张璁却只是笑而不答。

        张璁的自信确实是有理由的,他得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这位仁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就是杨一清先生。

        说来他也算是阴魂不散,混了几十年,搞垮无数猛人,虽然原先他和杨廷和是同志关系,有过共同的革命战斗友谊(对付刘瑾),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也觉得杨廷和太过分了,杨先生向来帮理不帮亲,他调转了枪口,成为了张璁集团的幕后支持者。

        张璁从未如此自信过,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然得到了如此大的支持。

        很好,所有的一切都已齐备,攻击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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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部:粉饰太平 第二章 大臣很强悍所属目录: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张璁向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对手发动了进攻。

        桂萼首先发难,他上书皇帝,表示现有称谓并不适宜,应该重新议礼。

        这份文书呈上之后,嘉靖自然是十分高兴,他又叫来了杨廷和,问他的看法。为了对付这块硬骨头,嘉靖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然而这一次,杨廷和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

        老江湖杨廷和没有再表示反对,却也不赞成,只是淡淡地对皇帝行了礼,叹息一声道:

        “我已经老了,请陛下允许我致仕吧。”

        嘉靖惊呆了,他不知道这位老江湖又打什么算盘,当时就愣住了。

        杨廷和没有开玩笑,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对于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来说,长达四十余年的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他已经彻底厌倦了。

        于是历经四朝不倒的杨廷和终于退休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挽留,他还是十分绝然地走了。

        第二回合,嘉靖胜。

        嘉靖在高兴之余,又有几分纳闷,为什么这个权倾天下,无数次阻挠妨碍自己的老头子会突然自动投降呢?

        说在那一年殿试之前,曾有一个人私底下找到了杨慎,向他透露殿试的问题,使得杨慎轻松夺得了状元。而那个人就是杨廷和的好同事,内阁第一号人物李东阳。

        但无论如何,杨慎先生确实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当他的父亲执意要退休时,他也曾发出了同样的疑问——你为什么要走?

        杨廷和笑了笑,告诉他这个年少气盛的儿子: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

        可杨慎并没有仔细琢磨父亲的这句话,他只知道,张璁告了黑状,皇帝赶走了他爹,这个仇不能不报!

        于是杨慎强行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了旗帜,成为了张璁的新对手。

        可是还没等到他发起进攻,另一帮人却先动手了。

        嘉靖三年(1524)二月,内阁的最后反击开始。

        杨廷和的离去触碰了最后的警报线,在内阁大臣的授意下,礼部尚书汪俊上书了,但他并非一个人战斗,这位兄台深知人多力量大,发动了七十三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嚣张: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这意思就是,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八十多封奏折,二百五十多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口水也能淹死你!

        要换了一年前,估计嘉靖就乖乖认错投降了,可是经过和杨廷和先生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位少年皇帝不再畏惧任何人,因为他已然明白,这个世界只属于有实力的人。

        但毕竟对手是一大堆读书人,论学历论口才皇帝根本就不是这些应试教育奇才的对手,于是他下达了一个命令——召桂萼、张璁进京。

        既然你们要闹,那就索性搞大一点,开个辩论会,看看谁骂得过谁!

        内阁听到了风声,当时就慌乱了,他们十分清楚,如果张璁等人进京辩论,自己一定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因为道理并不在他们一边。

        逼着皇帝不认自己的爹,这种缺德事情哪有什么道理好讲。

        不过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汪俊等人见势不妙,马上找到了嘉靖皇帝:

        “臣等考虑过了,皇上圣明,兴献帝后名号前应该加上皇字。”

        这就是混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水平高超,名不虚传。

        嘉靖高兴地笑了,他苦苦追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

        当然了,妥协是要获取代价的。

        “请陛下下令,无关官员不必再参与此事。”

        所谓无关官员,就是张璁和桂萼。

        其实嘉靖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两个爹,一个是明孝宗朱祐镗,他亲爹兴献帝只能排老二,而且名号也不好听——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

        后面的称呼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前面的那两个字——本生。

        这实在是个让人不快的称呼,因为将来嘉靖先生要介绍自己祖宗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他必须指着孝宗皇帝牌位——这是我爹,然后再指着兴献帝牌位——这是我本生爹。

        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要嘉靖能够坚持下去,就能够摆脱这种窘境,给自己父亲一个恰当的名分,然而此时,他犯了糊涂。

        因为这位皇帝虽然聪明,毕竟还是个孩子,本就没有什么更大的企图,爹娘有个名份就够了,事情到了这里,他也觉得差不多了,于是他答应了汪俊的要求,派出使者让张璁打道回府。

        当使者见到张璁的时候,已经是嘉靖三年(1524)四月,张璁这位慢性子才刚刚走到凤阳。

        他虽然走得慢,思维却一点也不慢,一听到嘉靖的旨意,就知道他被大臣们忽悠了,天理人情都在手中,认自己的父亲,有什么错!

        谁能阻拦!

        他没有回去,而是立刻给嘉靖皇帝上了一封奏折,此奏折言简意赅,值得一提:

        “皇上你被骗了!礼官们怕我们进京对质,才主动提出让步的,并没有什么意义(孝不孝不在皇),如果你不坚持下去,天下后世仍不会知道陛下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

        嘉靖被点醒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大臣们的缓兵之计。他收回了命令,张璁、桂萼终于进入京城。

        张璁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不禁感叹万分,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这个他当初曾饱受蔑视和侮辱的地方,在他看来,一展抱负的时候来到了。

        但他绝不会想到,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场最为猛烈的疾风暴雨即将到来。

        【左顺门的圈套】

        张璁进城了,内阁却保持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确实辩不过张璁,因为道理从来都不会站在强迫人家认爹的一方。

        大臣们彻底没辙了,但张璁先生离胜利仍然十分遥远,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当时的内阁掌权者主要是蒋冕、毛纪这些老头子,他们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也知道这件事情干得不地道,准备就此了事。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
      因为新一代的青年官员已经崛起,而他们的领导者正是老同事的儿子杨慎。
      在杨慎看来,张璁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他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
      但按照目前的形势,要公开辩论,恐怕很难驳倒对方,那该怎么办呢?
      杨慎不愧是高干子弟,略一思索,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找人打死张璁。
      文斗不行就改武斗,这种黑社会常用的手段竟然是杨慎的第一选择,真不知道他这些年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其实以杨慎的身份,要打死张璁这样的小官并不难,找几个打手埋伏起来,趁着夜深人静之时一顿猛揍,张璁想不死都很难。到时候报个抢劫案件,最后总结一下当前治安形势,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杨慎估计是当太子党的时间太长了,谁都不放在眼里,竟然想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计划。他不但打算干掉张璁,还选择了一处让人意想不到的行凶地点——皇宫。
      他要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璁!
      当然了,大明还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杨慎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他选择的那个行凶地点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打死人是不用负责任的。而这个天王老子也没法管的合法杀人地域叫做左顺门。
      左顺门之所以能够得到死刑豁免权,那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因为在七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打死过三个人,而且所有行凶者全部无罪释放。

        高干子弟杨慎选择这个地方,可谓用心歹毒,这么一来,张璁死后也只能做个糊涂鬼,连个伸冤的地方都找不到。

        杨慎的主意得到了众人赞成,于是一个合法杀人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杨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集团头目。

        杨头目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埋伏在左顺门附近,等到张璁走到地方,大家一拥而出,乱拳将他打死,然后各自跑回家。

        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但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蹩脚计划。

        因为杨头目虽然书读得好,却没有打架的经验,他忘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皇宫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监狱的放风场所,几十个衣冠楚楚的大臣不去上朝,却四处瞎转悠,只要张璁还没疯,就肯定知道事情不对。

        其次,我们知道,但凡高水平的打群架斗殴,都有固定的行动计划,逃跑路线,事前统一分发兵器(如菜刀,木棍等),事后找人出来背黑锅,一应俱全才开始行动。

        杨头目啥也没有,就敢动手,实在是缺乏考虑,但就是这么个计划,还是差点把张璁和桂萼送进了鬼门关。

        大臣们定下计划之后,就开始每天在左顺门闲逛,就等着张璁桂萼进京了。

        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张璁的踪影,按说这人应该进京了,偏偏就是不见踪影,难道他还长了翅膀?

        张璁没有翅膀,却有心眼,他在进京的路上已经得知有人想黑他,到了京城后没有马上晋见,却躲了起来,趁人不备才一路小跑进了宫,杨慎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张璁早就安全撤退了。

        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张璁终于定下了神,他拍了拍胸口,坐在家里开始安心喝茶,在他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是这位仁兄实在高兴得过了头,忘记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桂萼。

        桂萼和张璁是皇帝的两大理论干将,本该同时进京,可偏偏他们是分头走的,张璁走得快,桂萼慢,张璁得到了消息,桂萼却还被蒙在鼓里,虽说当年桂萼没有手机,没法收到短信通知,但张璁实在应该派人给他报个信,可张兄兴奋之余,把这茬给忘了,这下桂萼同志要吃苦头了。

        话说桂萼先生一路洋洋得意地进了京,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也不去看老战友张璁,迫不及待地进了宫。

        踏入皇宫的那一刻,桂萼真正感觉到了权力的力量,一个无人理会的芝麻官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了中央舞台。

        他旁若无人地扫视着四周的人,周围的人也以诧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脑袋充血的桂萼看来,这是对他的羡慕和妒忌。

        所以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他走到了左顺门。

        这一路上,桂萼的回头率很高,他也已经习惯了被人关注,但在左顺门,迎接他的已不仅仅是关注。

        当桂萼出现的时候,立刻引发了大幅度的骚动,原先散布在四周的官员们立刻聚拢起来,眼中放射出恶狼般饥渴的目光,大声的叫喊此起彼伏:

        “来了!来了!不要让他跑了!”

        事实证明,桂萼是一个运动神经十分发达的人,看着那群如狼似虎的大臣向自己冲来,桂萼没有停下来对此进行详尽分析和研究,而是立刻撒腿就跑。

        于是继江彬之后,皇宫中的第二次赛跑又开始了,桂萼跑,大臣们追,而赛跑成绩也证明,天天坐机关确实危害人的体质,这群大臣们连当年的那帮太监都不如,愣是没有跑过桂萼。

        桂萼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向宫门冲过去,由于没有上级的授意,宫门仍然是开启的,桂萼像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就此逃出生天。

        气喘吁吁的杨慎追到了门口,却眼睁睁地看着桂萼带着一路烟尘扬长而去,气急败坏却也没有办法。他终于知道了要组织一次成功的斗殴有多么的困难。

        杨慎失败了,但桂萼却是惊魂未定,他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和杨廷和的儿子做对,谁还敢为他们出头呢?

        关键时刻,张璁派人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保护他们的人生安全。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张璁和桂萼每天提前上朝,到了下班时间两个人看准机会,一溜烟就往东华门跑,出门之后直奔郭勋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的运动功底相当扎实,杨慎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每天集结斗殴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慢慢的大臣们都失去了打群架的热情,张璁和桂萼就这样躲了过去。而郭勋也就此成为了张璁等人的死党。

        当然了,郭勋这种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他之所以要袒护张璁,原因十分简单——投机。

        他早已看出,张璁身后有着皇帝的支持,而这位少年皇帝十分厉害,将来必定能够控制大局,所以他把筹码全部押了下去。

        现在看来,他是个高明的赌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赌博最终让他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他就换了个方法,联合三十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

        “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程颐、朱熹)的学说,张璁、桂萼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璁桂萼,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

        这一招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张璁桂萼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

        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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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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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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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局势很不利,但杨慎并没有举手投降,既然不能肉体消灭,他就换了个方法,联合三十多名大臣上了一封很有趣的奏折,大意如下:

        “我们这些大臣谈论的都是圣人(程颐、朱熹)的学说,张璁、桂萼却是小人的信徒,既然皇上你宁可信任张璁桂萼,而不相信我们的话,那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吧!”

        这一招叫做以退为进,杨慎老爹早就已经用过,实在不新鲜,嘉靖同志看过后只是付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张璁桂萼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而在他们的帮助下,嘉靖先生的计划也已提上日程,他准备不久之后,就把那个碍眼的“本生”从父亲的称呼中去掉。

        杨慎终于走进了死胡同,皇帝不听他的话,他也无力与皇帝对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计可施。

        当人们有所动摇,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又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第二把火:

        “今日事已至此,各位万不可退走!若就此而退,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杨头目发话了,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大家又围拢过来,虽说走了几十个,但留下来的一百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年纪轻,身体好,敢闹事。

        事情彻底失去了控制。

        一百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一拥而上,冲到了左顺门口,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再是跪,而是哭。

        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这一百多位好汉倒未必有什么难言之隐,伤心之处,根据本人考证,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

        哭是为了发泄情绪,流泪是最为重要的,而闹事要的就是声势,低声哭没啥用,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一百多人放声大嚎,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直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

        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还哭出了花样——撼门大哭。大致动作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用头、手拍门,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摸样。

        朱厚熜快要崩溃了,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跪就跪吧,闹就闹吧,还搞出了新花样!开始他还没怎么想管,估摸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哭累了也就回去了。

        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持久的,这一百多号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中午,压根就没有回家吃饭的意思,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

        这倒也罢了,关键是一百多人在这里嚎哭,此情此景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搞不清情况的初一看还以为新皇帝又崩了,政治影响实在太坏。

        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既然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加了一道工序——记录名字。

        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严惩不贷!

        可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们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按照常理,此时的大臣们应该是惊慌失措,隐瞒姓名,可让锦衣卫大吃一惊的是,这些书呆子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却是大喜过望,立即表示不用他们动手,自己愿意主动签名留念。

        原来这帮兄弟根本就不害怕皇帝整治,他们反而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被惩处,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情,以后还能在子孙面前吹吹牛:

        你老子当年虽然挨了打,受了罚,但是长了脸!

        纵使憨直,诚然不屈,这就是明代官员的气节。

        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人一点也不小气,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荣誉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面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压根没来的人也拉下了水。

        于是原本现场只有一百四十多个人,名单却有一百九十个,真可谓是多多益善。

        签完了名字,锦衣卫二话不说,把这一百多号人几乎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这场嘉靖年间最大的示威运动就此平息。

        皇宫终于恢复了平静,大臣们也老实了,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此算数,因为气节是要付出代价的。

    ---------------------
    此历史叙述,真实的呈现了晚明时期,朝廷官僚士大夫的心态,借助大礼仪之争,维护自己对于儒教传统的教条维护,这就是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滑稽之处。

        这场表面持续三年实际延续二十年的事件,历史上称为大礼议风波,结局以朱厚璁追封生父为睿宗皇帝,进入太庙,位列武宗之上为告终。大礼议风波,彻底冲击儒教的大传统。

        自历史惯例而言,廷臣与张璁所言,孰是孰非,事实非常明晰。是非既已清楚,无论当时后世乃至今日,以“大礼议”指杨廷和等为“党”者,也就甚属无谓了。也正因为是非清晰,朝臣几无例外,完全以杨廷和、毛澄等所议为是,目张璁为“邪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嘉靖三年四月,奉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五月,以奉先殿西室为观德殿,拟奉安献皇帝神主。六月,张璁等至京,谋去“本生”,伯孝宗而考献皇帝。廷臣谏诤,伏哭左顺门,终酿大祸。九月,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

        事情至此并未终局,嘉靖十七年,丰坊倡议,严嵩助成,以献皇帝为睿宗,祔于太庙。此实亘古之所未有,然由张璁、桂萼至于丰坊、严嵩,多少也意味着一个必然的过程吧。与“大礼议”时相较,称宗祔庙之时,“群臣翕然无异议”,前后士风如霄壤之隔。


        “大礼议”的最大影响首先即在于对于明代“士风”之摧残,由此亦可见一斑。而对于明世宗的影响而言,则在“继统”诸人“非天子不议礼”、“独断”的鼓噪声中,乃世宗“圣王”心态的膨胀。

        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编纂告成,世宗不仅仅要以当世君主的身份,罪及当朝以杨廷和为首的诸臣。且欲以“圣王”身份,翻历史旧案,罪及儒家先贤师丹、程颐等。


        世宗于初撰序中径斥司马光、程颐为“罪人”,斥其所论为“谬论”。如此措词,首先遭到了正德初年刘瑾之难时告去的内阁此时再度入阁的谢迁的反对,杨一清、张璁亦相附和。世宗则视此事甚为严重,看到杨一清奏对后如此回应:

        但谢迁之言恐非至论。夫司马光、程颐虽是先贤大儒,伊之心未能全其仁耳,终不及孔、孟之圣。司马氏首倡变纲常、隳人伦之说,而程氏中习之,今之廷和、毛澄不过又承习之也。原起是司马、程氏二人之言。迁之意,泥于尊师,近于回护,恐不当如是也。夫天不可欺,朕不必复辩矣,卿其思之。这一场事,今日若不断了,将来恶顽徒必兴毁议,朕实忧也。[35]

        首先需说明一点的是,世宗于此问题上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如不翻历史旧案,“大礼议”之日后被历史再度翻案——所谓“将来恶顽徒必兴毁议”,实是一种必然。如我们前面所辨析的,“大礼议”虽与汉宋事体不同,但自汉宋诸儒之视角看,其所议定者,仍不免于“两统”、“顾私恩而违公义”[36]的指责。最终定本序文,删除了过于激烈的“罪人”字样,同时,于宋儒之外,上及汉儒师丹,如云“遵师丹、司马光、程颐之缪论,大变人伦”[37],又如“昔者坏礼之臣,师、司马、程三氏也”[38]。史家之论定陶故事,莫不主于师丹之言为是,至此则一反之。“濮议”于历史公论自不待言,程颐于“濮议”实亦边缘之人,惟代彭思永撰一疏,以“大礼议”廷臣主于程颐之论,程颐又于儒家道统传人中居一席,其影响力不容忽视,故必责及之。

        与世宗相较,杨一清等阁臣当然不能如世宗之无忌惮,在相与往还的过程中,终究令其放弃“罪人”这一过激的措词。而阁臣所上《进明伦大典表》,惟提及师丹、司马光之名,未及于程颐,所谓“贵耳贱目,犹循夫师丹、司马之名”,[39]这应该是因为程颐关涉于儒家道统,故不敢轻议。

        世宗在对杨一清的回应中指责谢迁“泥于尊师,近于回护”,此“师”与作为“治统”的“君”相对,代表了儒家“道统”。在儒家士大夫看来,“道统”高于“治统”。世宗在领教了“大礼议”中群臣以“道统”约束君权之力量后,必欲纳“道统”于“治统”之下。“大礼议”后,贬抑孔庙祀典,炮制圣师祭,用意在此,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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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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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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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发生的对明嘉靖四十多年的政治走向发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史家迄无定论,而且将继续争议下去。明代大儒王阳明并不是“大礼议”的直接参与者,而“大礼议”中持世宗入继为“继统”而非“继嗣”一派,多为其门弟子、或过从甚密的友人,因此引起了人们的一些特别关注。

        章太炎先生言“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可谓切责于“大礼议”中“继统”一脉了,并以王阳明学术为“佞臣”所资,而不能不说是“文成之蔽”。张立文先生则径视“大礼议”之争,“它背后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2],肯定了“大礼议”中“继统”一脉所持观点与王阳明心学之间的某种契合。

        章太炎先生以为,在“大礼议”中,王阳明“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张立文先生则在作出“大礼议”之争“背后所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的结论时,甚至连邹守益的立场亦未纳入视野,或许以这一现象只是一种特例而未加考虑吧。


        在王阳明“居越诗”中,《次谦之韵》、《再游浮峰次韵》、《夜宿浮峰次谦之韵》、《再游延寿寺次旧韵》等参诸《传习录》此段记载,当即作于此时。[11]从王阳明“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的慨叹中可见师弟子之间浓浓的情谊,而以曾子所言“以能问于不能”、“犯而不较”等语加之邹守益,可见王阳明对其推许之高。邹守益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时识王阳明于京城[12],此后不久即以养病告归江西吉安家中。正德十一年(1516)至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在江西军旅之中,邹守益屡次拜会问学。

        王阳明赞赏邹守益不以仕途得失萦怀的态度,但对其比官场为逢场作戏则颇见忧虑,故而以“允恭克让”启之。此段是王阳明与邹守益之间相互交流的与“大礼议”最有关联的文献记载[18],我们很难想象师弟子二人之间就“大礼议”本身没有进一步的交流,只是相关文献未见。

        邹守益对于“大礼”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像他的同门陆澄那样,在与老师交流后发生截然相反的大转向。而“大礼议”对于他本人仕途的影响,一如其对嘉靖一朝明政局的影响一样,仍然在继续,直至最终“落职闲住”,家居讲学二十余载未再入仕。

        邹守益参与“大礼议”,表达其对“大礼”的看法是一方面,通过议礼使当时日见危险的君臣关系重回正轨也是其重要目的,后者则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观念。这一点,邹守益直至告别其在嘉靖一朝的政治生涯时,也始终未曾改变。

        应该说,邹守益、马明衡、季本、舒芬、应良等人,特别是前四人,无论是在阳明弟子中,还是在“大礼议”持“继嗣”论者的群臣中,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邹守益、马明衡、季本等人均于其后不久至越拜访阳明,他们的遭际与切身经历无疑会对其师有所影响,这一点我们下文还会论及。同时,明白了阳明门下除持“继统”论者而外,持“继嗣”论者也大有人在,在此前提下,再行评价“大礼议”中的王阳明及其弟子们,再行讨论“大礼议”背后所蕴含的学术背景,方不至偏颇。

        如所周知,王阳明本人未曾直接介入“大礼议”,因此,有关王阳明对于“大礼议”的态度,我们只能通过他与“大礼议”直接参与者相互之间的交往、议论加以考察。诚如后人所见,王阳明与“大礼议”持“继统”论者关系非同一般。

        “大礼”议定后,所推首功者有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五人,而黄绾、黄宗明等人以附议得次功。其中,方献夫、黄绾与黄宗明三人为阳明弟子,席书为阳明过从甚密的友人,霍韬与阳明在师友之间。至于张璁、桂萼,我们在现存文献中能够看到,王阳明与他们都有书信往还,但均在嘉靖六年(1527)阳明起都察院左都御史赴两广平思、田之乱时,书信往还因公事而起。除此而外,在现存文献中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纪录并不多见[46]

        虽然如此,席书与王阳明无论在讲学还是在政治上,确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席书曾著《鸣冤录》主张陆九渊之学,并寄上王阳明求教。王阳明在江西遭遇宁藩之变时,席书为福建左布政使,率兵赴江西支援,中途接王阳明“预备水战牌”[51],返福建调度“海沧打手”后,再赴江西途中,王阳明已平宁藩,复返回。[52]另有一事,亦可见二人交情之笃,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王阳明自江西便道归省,闻席书有“内台之擢”,料定其沿途行止,曾派专人守候,希望能有“信宿之谈”。然最终无缘一面,王阳明为此“驻信城五日”,方“怏怏而去”[53]。

        与席书相较,王阳明与霍韬之间相交则比较少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因为王阳明友人湛若水、弟子方献夫。二人与霍韬同为广东南海人,且于正德年间很长一段时间,俱家居讲学求道,被王阳明视为一时幸事。王阳明此间与湛、方书信往还论学之事甚多,往往并及于霍韬。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秋,霍韬曾至南昌拜访王阳明问学,留给王阳明的印象是所志在于“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于《大学》亦“持旧见”。[54]从王阳明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此前王阳明亦曾与霍韬有过短时间的相处,称其“一见知为忠信之士”[55],且以为“美质”[56]。但无论如何,二人交往尚属有限。

        方献夫、黄绾与黄宗明则为王阳明过从甚密的弟子。其中,黄绾为王阳明正德五年(1510)岁末入觐京师时一见订交的友人,此后交往不衰,至嘉靖元年壬午(1522)而执弟子礼[57]。方献夫则是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为吏部主事时以上司(时为郎中)而事以师礼者[58],黄宗明则为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为南京鸿胪寺卿时的门下弟子(时官南京兵部主事)。[59]

        关于王阳明与“议礼”诸人的关系,有一件事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嘉靖六年丁亥(1527),王阳明奉召起用两广,得命后即于六月上疏请辞。为得遂所愿,上疏的同时,王阳明一并给当时举荐他的张璁、桂萼[60],以及此时应修《明伦大典》之召在京的弟子友人方献夫、霍韬与黄绾(席书已于三月卒于京师)写信,请他们帮助其得遂所愿。

        关于朝廷、庙堂之上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王阳明在给张、桂二人的信中并没有明言,但在此前给霍韬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是认为它和“大礼”纷争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指大礼)。然如倒仓涤胃,积于宿痰,虽亦快然一去,而病势亦甚危矣。今日急务,惟在扶养元气,诸公必有回阳夺化之妙矣。”[67]故而在此与张璁信中,问以“不及今图所以疗治之,异时能辞其责乎?”虽有相质之意,亦有寄望之情。而与桂萼信中,则借“自昔当事诸公”,讽以若“无忠君爱国之诚”,则虽欲“进贤而去不肖”,终止于“蔽贤病国”。通过以上解析可知,阳明于张璁尚有好感,于桂萼则当无好感可言。

        厘清了王阳明与持“继统”论者的关系,我们再来考察阳明本人对于“大礼”以及“大礼”纷争的看法。在“大礼议”不同时段,王阳明本人对于“大礼议”的观点和“大礼”纷争的态度都是非常明确,且比较一致的。首先,他对于“大礼”本身看法清晰,完全认同于“继统”一方。其次,阳明是“大礼”争端的局外人,他的态度是“讲明于下”,事实上也是如此作的。其三,时局之外的王阳明对于“大礼议”所引发的朝中政局走向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恭敬撙节退让”、“允恭克让”、“断断休休”等告诫“议礼”的弟子、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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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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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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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篇我们提到后人对王阳明与“大礼议”之间关系的评价时,曾提到了张立文先生指出其背后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争的学术背景。此说并非肇始于张立文先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就有类似说法:





    大抵世儒之论,过以天下为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问》:‘天下外物也,父子天伦也,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阳明所谓心即理也,正在此等处见之。世儒以理在天地万物,故牵挽前代以求准则,所以悬绝耳。[108]





    黄宗羲征引张璁《大礼或问》之语,以为“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并以世儒认“理在天地万物”,与王阳明之“心即理”正相对,以此指出其背后所体现的学术纷争。





    “牵挽前代以求准则”是否因“世儒以理在天地万物”而有此,不是一个容易正面回答回答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建制中,“礼乐”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是社会政治运作的合法性原则,君主的权力也不能凌驾于其上,而礼乐建制本身首先即体现为一种历史沿革。“大礼议”“继统”论者鼓噪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于《中庸》文本而言,有断章取义之嫌。《中庸》对于“天子”之议礼、制度、考文也是严格限定的,此“天子”不仅仅须有位,且须有德,否则亦“不敢作礼乐”。换言之,只有“圣王”才能够制礼作乐,体现的是在议礼、制度、考文上的审慎。





    世宗一朝引发的关于“礼”的争议,之所以被称为“大礼”,以其关涉于皇位继承,大统之承续。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今人而言或比较隔膜,如果我们看看夏燮的评论,当能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夏燮于嘉靖三年九月“大礼”议定后如此评论道:





    世宗而后兴献,则将使兴献上为宪宗后,而孝、武两朝之世次俱灭,此则议礼之大变,国家之奇祸。一时杨慎等三百余人,大呼高孝皇帝而哭于左顺门者,诚以有明一代之统至此几绝,而世宗入为天子,若汉、晋之分为东、西,宋之分为南、本,所谓统绝而复续者,岂不可为痛哭哉![109]





    夏燮以为大礼议定后,“有明一代之统至此几绝”,并以世宗入继天子比之于东汉、东晋、南宋与西汉、西晋、北宋,属于“统绝而复续”者。夏燮所论允当与否,我们在此不作评论,但通过如此严厉的评价,我们可以意识到“大礼”所关涉的问题本身的严重性。解决这一问题最为稳妥的办法首先是诉于祖制乃至历史上固有之惯例。世宗入继事情本身的合法性即取于祖制,明太祖“兄终及弟”之训。然藩王之子入继在明朝没有先例,相关礼仪问题的解决,援引先例就是最合理、最审慎的办法。所以世宗嗣位之初,向廷臣提出为其本生父定尊称的问题时,杨廷和首先想到的是援引前代成例,他找到的是汉定陶王与宋濮王故事。时任礼部尚书的毛澄与廷臣会议后,认同了杨廷和的看法,拟称孝宗为“皇考”,改称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此议引起世宗大怒,“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即便在此情况下,此议在当时朝中舆论几乎仍然得到压倒性的支持,原因亦在有历史成例可作为其合法性的前提。





    就援引历史惯例而言,“继统”论者对这一点也是不能轻易非议的。所以张璁首先发难时,所质疑的并非历史惯例本身,而是廷臣所援引的先例与今日之事有失伦类。历史惯例的有效性,对于争议双方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继统”论者看来,既无成例可循,那么,适当的办法就是遵循礼制的另一原则,所谓“礼以义起”。这个“义”的内涵,在儒家的语境中是敞开的,可以是“正义”、“天道”、:“天理”、“经义”、“人性”、“人心”、“良知”等等。至此,则诚如黄宗羲等所言,或与“议礼”背后各人的学术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关联。我们还是要强调,即便如此,这种关联也远非必然。阳明弟子对此一事件的截然相反的看法,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如果一定要从学术背景加以审视的话,我们也只能说阳明学者或更有可能认同“继统”论。





    同时,在讨论学术背景时,我们应避免将此一问题简单化,如有的学者以为“先王制礼,本缘人情”这一命题体现了“继统”论者背后的阳明学特色,实则此命题在程朱与陆王这里同样有效。在程朱那里,“天理”与“人情”之间远非绝然对立,二者本可协调一致,也应该协调一致。落实到“礼”上,“礼”诚然是“天理”之节文,但悖谬于“人情”,同样不能称其为“礼”。





    有的学者征引张璁疏中“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方献夫疏中“先王制礼,本缘人情”[110],席书所云“礼本人情”,以为“继统”论者关于“礼”与“人情”的看法与王阳明所云“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111]相契合,实有失简单。就此诸语之文献来源而言,毋宁说源于程颐更为确切。其中“先王制礼,本缘人情”,正出于程颐《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





    先王制礼,本缘人情。既明大义以正统绪,复存至情以尽人心。[112]





    而“大礼议”初起,时任礼部尚书而成为“继嗣”论之主导者的毛澄,在廷臣会议后所上疏中,也援引程颐“先王制礼,本乎人情”[113]以为支撑。这就说明了,“礼”与人情的密切相关性,是“大礼议”双方均认可的共法。而“先王制礼,本缘人情”语虽发自程颐,却代表了儒家传统对“礼”与“情”关系的普遍看法。后人从这里解读出“大礼议”背后的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争,其一源于对此政治事件的学术背景的过度诠释,其二源于对程朱的误读,此不赘论。





    对于“大礼议”这一复杂的政治事件,我们还是更倾向于从政治因素加以解读。以王阳明而论,之所以支持世宗尊崇本生,未尝不是从为君者一念“纯孝”中所体现的当下“良知”,看到了“致君尧舜”的机缘,如前引其弟子黄绾之言曰:“此分明尧舜之资,但惜无人辅翼,扩充此心。”这一点对阳明而言,是有其现实性基础的。阳明一生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明武宗朝展开的。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武宗是个罕有其匹的荒唐皇帝。阳明甚至于正德末年平宁藩之后的政治抗争最终无效时,于心目中将其于君位上放逐。武宗驾崩,世宗入继大统,值此新旧交替之际,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革除武宗一朝积弊,号称嘉靖新政。这一新政气象与世宗无直接关联,不久即被“大礼议”风波冲击殆尽。但是仅仅就人之为人而言,世宗与武宗之间有天壤之隔。阳明与人书信中,也屡屡提及世宗之为“圣主”,称道“议礼”诸臣的君臣际遇为“明良相逢”,不能不说有见于此,并希冀由此培养君德而“引君于道”:





    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间,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114]





    从后来的情况看,世宗显然不是什么圣主。我们看到的是,在“大礼议”中持“继统”论“非天子不议礼乐”、希望世宗奋起“独断”的鼓噪声中,世宗未尝不以“圣王”自居。而其尊崇本生遭致“继嗣”论之廷臣的强烈反对,使其仇恨于儒家士大夫,特别是自居于“道统”、以气节自诩的儒家士大夫。这在古典政治之中,恰恰是君之为君者的大忌。





    以上所论,只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描述,并非苛责于阳明。就事实而论,阳明于“大礼议”这场政治风波而言,始终是一个局外人,未尝在公开场合发一言,赞一词。然而,这一从表面上看来“明哲保身”(不含贬义)、审慎的做法,事实上引来世宗的极端反感,阳明死后遭际,可以说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阳明死后,封爵止于其身,不与赠谥诸典,其学并被禁为伪学。史家一般指为桂萼之诬,应该说是实情,黄绾申论疏中亦以为“萼与守仁旧不相合,……小人乘间搆隙”。[115]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决定因素。我们知道,阳明与朝中一时重臣如首辅杨一清,与议礼而得世宗信用之诸臣,除桂萼而外,方献夫、黄绾为其弟子,即以张璁而论,二人亦不相恶。桂萼及一二小人乘间搆隙,当无如许大的力量。实则世宗本人,对阳明观感极差。





    阳明起用两广之时,世宗即曾询及首辅杨一清“王守仁为人如何”,此问当非无因而发。杨一清于奏对中于阳明有所称道,并以为当时之起用两广,最惬公论,但人望犹以为未满,待地方平定,有兵部尚书缺,可以此召用。[116]此间,世宗于密谕张璁时也提出对阳明用事两广能否成功的疑问:“两广之事,恐守仁不能了办。”张璁劝解其“未足为虑”。[117]





    后来,阳明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118],杨一清内阁拟票依惯例升赏阳明及相关官员,即未获御批俞允。后内阁与兵部有所更张,御笔批改云:





    这捷音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但各洞傜贼习乱日久,亦不可泯,王守仁姑写勅奖励。钦此。[119]





    杨一清于申论疏奏中道及一时内阁之观感云“相顾骇愕,诚不能窥测圣意”,进一步为阳明辩八寨之功。但“捷音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数语,终成世宗朝官方为八寨之功所定基调。阳明死后,吏部会议其事时,给事中周延曾上疏为阳明申辩,世宗不悦,御批示内阁,“命吏部对品调出外任”。杨一清内阁于奏对时唯强调周延乃言官,不应因言获罪,只拟罚俸,免其外调。世宗因此震怒,观其回报内阁之语:





    卿等以朕不当责调周延,自违求言之意。卿等非为延,亦是为守仁耳!……周延谓守仁学正,直讥朕无知。是遵守仁之所行所用大坏人心之学,是可欤,否欤?[120]





    此等语对阳明之憎恶,溢于言表。而由“周延谓守仁学正”,联想到“讥朕无知”,亦深合于嘉靖的性格特点。于吏部会议议定阳明之事后,世宗犹不能释怀,再于与杨一清密疏往来之中如此计较其事:





    又王守仁窃负儒名,实无方正之学。至于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观其胜负以为背向。彼见我皇兄亲征,知宸濠必为所擒,故乃同文定举事,实文定当功之首,但守仁其时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于南直隶地方,却去原地杀人,至今孰不知其纵恣。前日两广之处,见彼蛮寇固防,却屈为招抚,损我威武甚矣。至于八寨而纵戮之。以此看来,势之固而有备者,则不问其为罪之首从轻重,一于抚之,否则乘而杀戮,自云奇功,是人心而否哉?况崇事禅学,好尚异鬼,尤非圣门之事,是可问乎?弗问乎?卿等何坚于庇护,可独密言之,勿以近日攻密谕为非而忌。钦此。[121]






    所论与事实相悖不可以道里计,这就是嘉靖一朝对于阳明的盖棺定论。阳明之学以“邪说”被禁,仍于嘉靖中风靡于天下,其弟子、后学不乏此间居于朝廷要津者,然此定论始终不曾改易,直至隆庆时方罢。杨一清于奏对中对此已不再置辩,唯顺承世宗与吏部所议以为言,当以辩亦无益了吧。





    世宗何以如此敌视阳明,乃至阳明之学?除了桂萼与一二小人搆隙之外。笔者推测,原因有二。首先,阳明对于“大礼议”的态度,世宗一定是有所闻的。如前所言,阳明弟子陆澄曾于奏疏中明言其事,黄绾也有所言。但是,阳明于公开场合始终未曾赞一词。“大礼”争议之时,世宗缺乏的是如阳明一类品阶的大臣的支持。后来如果没有席书,张璁等人也难于一时促成“大礼”议定,因其品阶过低。所以阳明在公开场合于“大礼议”不赞一词,而于私下喋喋不休,且闻于世宗,定会遭致狭隘的世宗极端反感,观以上用语可窥一斑。





    其次,“大礼议”中儒家士大夫所倡道统、气节,也让世宗有所领略。以人君而仇视道统、敌视气节,莫世宗为甚。此后如贬抑孔庙祀典等一系列行为,都是这一方面的表现。阳明同时亦以讲学名家,所讲之学,也就很自然的成为世宗打击的对象。孟森先生探究明代士风之正的原因时,曾言及人君与臣下争意气,而不争道理。就这一点而言,世宗是一个绝然相反的例证。“大礼议 ”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如阳明所言,就是士气摧残殆尽,士风丕变。阳明死后遭际,只是如此诸般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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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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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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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礼议”的论争,由于两派价值观的不同,因而对儒家典礼的解释也大异。透过“大礼议”论争,它背后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具体表现为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

      旧阁权集团所遵循的是绝对理学的程朱道学,这个理是形上学本体,是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杨廷和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后来他的儿子杨慎偕同列36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注:《杨慎传》,《明史》卷192,第5082页。 )

    程朱道学主奉形上学之天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它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王阳明有鉴于天理本体与感情实在、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先在范畴——理与具体地去格一件一件物、道德规范与践履行为、当然与所以然之间的冲突,导致天理与人情、天理与人心、理性与感性的分二,主张异在的、外超越的天理向内在的、内超越的人心转化,即由天理向人心贴近,向人情落实;

    二是罗钦顺恢复张载气本论思想,主张“理气为一物”,(注:罗钦顺《与林次崖佥宪》,《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1页。)把理拉向气,否定天理的形上学本体性, 认为天理只是气本体固有的条理和属性,罗氏从程朱理气的关系中,表现了由道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程朱道学之所以面临着这两方面的挑战,是因为元明以来程朱道学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强化,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紧箍思想的教条,其内在的理论破绽逐渐显露,其理论思维的生命力渐次削弱,也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和丧失了其解释的功能。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张璁认为“大礼议”的统、嗣之争,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他说:“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尝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强调礼要适应时变,要缘人情, 若既不依据时,又不顺人情,就是非礼,也无所谓礼。“人情”与“礼”的关系,《礼记·丧服四制》就说过:“顺人情,故谓之礼”,故非张璁等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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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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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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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璁认为“大礼议”的统、嗣之争,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他说:“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尝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强调礼要适应时变,要缘人情, 若既不依据时,又不顺人情,就是非礼,也无所谓礼。“人情”与“礼”的关系,《礼记·丧服四制》就说过:“顺人情,故谓之礼”,故非张璁等的杜撰。
    张璁与王阳明为同时代的人,王比张大3岁,张比王晚死10年。 “大礼议”之争时,阳明50岁,张璁47岁。“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注:《王守仁传》,《明史》卷195。 )王张之间,思想契合。阳明平宸濠之乱,反遭张忠、许泰之变,因而未能直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张璁、席书、黄宗明、方献夫、桂萼等“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的理念,实与阳明的思想合。他说:“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一部礼经,皆如此看)。”(注:《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10。)“先王制礼,皆因人情”,实乃以本生父为皇考、统与嗣之辨的理论依据,反对徒拘泥于古,而不察今,不得于心的冥行,指出这是非礼之礼,好像这段话就是针对“大礼议”而言的。
    虽然王阳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直接上奏疏,但他的学生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都与张璁一起上疏,批评杨廷和等以程颐“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所生为伯叔父母”的理论根据。在“大礼议”时,“霍。、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注:《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5。)阳明不答并不是不关心“大礼议”的论争,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在与霍韬的信中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喜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大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辩析。……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注:《与霍崖宫端》,《王文成公全书》卷21。)这里对霍韬、席书的“大礼议”主张,表示了“心善其说”,“意以所论良是”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王阳明虽哀疚丁忧林下,对“大礼议”这样的大事,他是关心的。《年谱》记载:“是时‘大礼议’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qī@⑦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又曰:‘独坐秋夜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末及惺惺陋巷贫。’盖有感时事,二诗已示其微矣。”(注:《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5。)阳明有感“大礼议”之争,以诗表明他的微旨心迹。

      鉴于此,近人便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注: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载《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此见中其肯綮。

      张璁的历史评价、地位和影响,近人虽有微言,但正史或野史基本上是肯定的。“孚敬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80页。)他若清勋戚庄田, 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脏吏,一时苞苴路绝。”(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80页。 )孚敬之名是因璁与朱厚讳而改。李贽《续藏书》引许文简曰:“公天性孝友,气度朗豁,博极群书,奇伟迥特,非时俗肤浅所能揆测。及当事莅政,执政以往,刚崛不回,遭遇圣主,建明大礼,乃知殷宗思治,梦帝赍傅,周宣中兴,岳降生申,有由然也。”(注:李贽《张文忠公》,《续藏书》卷1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1页。)此评较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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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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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禅学思想,与东亚哲学思想的人性论,道德论,这是一些古老的思想体系,毕竟与21世纪的生活,相距遥远。佛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法,才是对人性论与心智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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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16 11:12:42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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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大礼仪之争并非是首次现任皇帝追父为皇考的事件,《资治通鉴》记载早在西汉宣帝就爆发了第一次类似事件,宣帝刘询希望追认生父刘进和祖父刘据为皇考但被拒绝,之后此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展开了关于儒家“嗣子不认生父”是否合理的讨论,而其根本是儒家“礼教”问题。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大礼仪事件”是明朝中后期的君臣关系恶化的开端。对大臣动粗。苦苦相求没有用,叫人劝说也没有用,进酒不吃吃罚酒。朱厚熜先是把首辅杨廷和的官给罢了,让他回家,随后又削职为民。其他在左顺门跪谏哭谏的官员一律廷杖,打死17人,打伤100多人。朱厚熜如愿了,但是,朱厚熜争到了理,却失去了人心,恶化了君臣关系。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嘉靖帝世宗,对儒教的一套彻底丧失信仰,嘉靖帝只有从老子道家学说,寻求依靠。
    嘉靖帝从此,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与社会文化的集体意识,逐步的转向,阳明心学的普及,明朝的都市商业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市井文化十分成熟,金瓶梅就是例证。
    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
    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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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德性,是一个人性的概念。德性与德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起码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有德性的概念,德性概念是随着人类群居生活转入原始部落时代开始的。因此,东亚世界的【尚书】才会有尧舜的德行的记载文字。德性,是一个汇集神话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神经医学、认知科学、哲学思想等等综合概念。

    情绪如何影响道德判断  

           晚年的弗洛伊德曾对他的一个崇拜者说道:“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

        这个伟大的发现正是“潜意识”的存在。 潜意识正是人格中的早期部分,也就是在幼儿期间即已被割裂并抛弃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人格被埋藏起来,没有随人格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中的。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的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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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比较神秘、难于理解,但是相比于刘圣贤所谓道德符号的铠甲,还是更加诚实与实证,故而更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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