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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东亚国家主要源自血缘 超强稳定凝聚力和独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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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猫大懒虫 于 2019/10/23 4:34:1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长期以来,在关于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流行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那就是氏族、部落等血缘组织在史前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并且是当时社会唯一类型的组织基础;国家产生前夕,血缘因素的影响走向式微、血缘组织遭到破坏,相反,地缘因素显著成长、地缘组织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国家得以建立在地缘组织的基础之上。这个结论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至今一百多年间经梅因、摩尔根、弗里德等多人之手才得以完成的。20世纪前半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调查材料及历史学研究成果中披露了若干国家建立于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案例。在此基础上,如何重新认识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

    谈到氏族社会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美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而对此前一位英国学者亨利·梅因为该问题研究做出的贡献关注不够。1861年,梅因从法律角度对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关于国家产生前后社会组织基础异同的观点。梅因认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意义重大的区别有两类,即组织上的和法律上的。所谓组织上的区别,就是原始社会的亲属组织与文明社会的地域组织的区别。

    血缘原则建立在父权基础上,依从它和成为它的成员根据的是血缘身份。而随着国家的发展,成员资格(公民资格)开始变为以地域界限为根据。①

    摩尔根接受了梅因的上述观点,同样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转变的重要性。不过对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变的原因,他提出另一种解释。摩尔根认为,这一转变依赖私有财产的发展。在完成于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将以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为代表的人类学材料,与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历史学材料结合起来,初步构建完成了人类早期历史的发展序列。

    摩尔根采用了两个略微不同的概念:“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前者相当于今天通常所说的“血缘组织”,后者则相当于“地缘组织”。关于国家产生与血缘因素、地缘因素的关系,他说:

    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第一种,也就是最古老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落。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政治组织,其基础为地域和财产。按照第一种方式建立了氏族社会……按照第二种方式组成了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地域的关系来体现的,所谓地域,即乡、县和国。这些关系纯粹属于地域性质。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属古代社会,一属近代社会。

    摩尔根断言,凡在氏族制度流行而政治社会尚未建立的地方,一切民族均处于氏族社会中。在那种情况下,国家是不存在的。③相反地,当社会由以人身和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转变为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组织”时,国家的产生就是水到渠成了。有证据表明,在论述这一进化的实现过程时,摩尔根大体因袭和利用了梅因的观点和材料。

    以地缘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亦即“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作为国家产生重要标志之一的观点持续产生影响,并为晚近不少人类学家所赞成,这方面可以举出莫顿·弗里德(M. Fried)和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二人为例。根据弗里德的解释,国家是为维护社会分层而出现的,借助“超出血缘关系之上的社会力量建立的复杂机构”。因此,作为最初组织原则的血缘关系的让位,被弗里德视为国家产生过程中第一个关键性因素。他认为:“尽管没有国家但已出现社会分层的社会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与血缘关系模式一致,但血缘关系模式包含前一种模式的可能性很小。”“运用在先的血缘关系形成的权力[存在于国家中的武力]是可能的,但使这种情况长久地存在则不可能。”不过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弗里德关于国家产生必然伴随血缘关系解体的观点,更多的是出于猜测而未提出有说服力的逻辑的或经验的结论。也就是说,弗里德坚持认为以血缘关系作为国家的牢固基础是“不可能的”或“靠不住的”,但他并未提出这种社会何以不能存在的理由。

    接受摩尔根等人观点者,还有以罗伯特·路威为代表的一些文化传播论派人类学家。路威认可了梅因、摩尔根关于国家建立在地缘组织基础之上的信条,并将注意力集中于解释这一现象的成因。他说:“就邻里的联合在概念上不同于血缘亲属的联合而论,梅因和摩尔根所确立下来的传统区分仍然保持其有效性。甚至还必须承认,血缘关系在原始人的政府活动中常常是超乎一切之上的重要因素。”国家产生前后,“血缘组织”为什么会转变为“地缘组织”?路威的发现是,这种突变并不一定是不连贯的,而是逐渐得以加强的。(12)不难看出,对于摩尔根依据血缘与地缘因素所发挥不同作用划分国家产生前后阶段的看法,路威并无异见,只不过试图在两种性质组织过渡方式的层面以“渐进说”取代原先的“突变说”。

    ==============================

    摩尔根等人认为,史前社会是血缘组织普遍存在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氏族或部落的成员,他们的一切活动不能自外于血缘关系的网络。得益于被接纳为易洛魁部落的一员,摩尔根对这个19世纪仍处于前国家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进行了观察。摩尔根发现,易洛魁人各部落均由少则3个、多则8个等数量不等的氏族构成。(18)他认为,人类在蒙昧阶段的后期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族、胞族和部落而组织的。在整个古代世界,这些组织到处流行,遍及各大陆并成为古代社会赖以构成、赖以团结的手段。(19)摩尔根从希腊、罗马前国家时代的材料中发现若干氏族广泛存在的材料,将它们与易洛魁部落中的氏族之间画上等号。(20)此外,得益于从亚、欧、非、美、澳等洲的二手材料中看到血缘组织的影子,摩尔根更加确信:氏族作为一种以血亲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时间上具有古老性,在地域上具有广泛性。

    按照摩尔根等人的解释,血缘组织在史前社会延续了很长时期,直到国家产生前夕才日渐表现出不适应性,最终让位于地域组织,从而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处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说明,即由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过渡的动因是什么?换言之,自古以来便持续发挥主导性作用(如摩尔根所声称的那样)的血缘组织,怎么会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走向崩溃?关于这个问题,摩尔根曾解释道:“都市生活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于都邑之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便为氏族社会的覆灭、为建立政治社会以代替氏族社会作好了准备。”(30)这种过渡在摩尔根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张光直先生于80年代以来从考古学角度同样发现中国古代国家在产生道路上与摩尔根等所描述的并不相同,认为其中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血缘组织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张先生甚至认为,如果从正面表述的话,那么血缘组织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关系就是: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性还加强了。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

    要之,古代中国并没有像雅典、罗马、德意志那样,把血缘组织当作建立国家的障碍;相反,国家的建立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成功建立王权。国家的建立未必都建立在地域组织的基础之上,相反,也能以血缘因素为依托,这是中国历史给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起源理论研究提供的宝贵材料。

    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曾经长期共存,交互作用,直到国家产生前夕为止,地域关系才因某种原因遂得到加强,血缘因素相应退居次要位置,从而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简言之,史前时期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长期并存,两者都是政治意识滋生的潜在基础;国家产生前夕,在某些具体因素的作用下,如果一个地区的血缘组织得到优先发展,国家就会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地缘组织得到优先发展,国家就会建立在地缘组织基础之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中两种因素展开角逐或竞争,政体组织随之出现某种程度的摇摆,就像我们在缅甸高地诸部落形态中看到的情况一样。这种现象,应该反映着人类文明曲折发展进程中一种更为真实的样态。

    【读后感 东亚历史的王朝就是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皇族皇权 统治整个以地域地理关系为特征的天下 因此东亚的国家的定义,与欧洲文化的国家的定义完全不同,由此带来所谓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完全的不同。朱元璋的洪武体制,就是东亚国家定义的最完整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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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23 4:46:14    跟帖回复:
       沙发
    学习~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23 4:55:05    跟帖回复:
       第 3
    超越王朝视角 东亚历史研究之分期说 明中期变革说 宋元变革说 宋元明过渡说
    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均认为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从政治变革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塑造两个角度,探讨元明之间在国家地缘格局、制度来源与演变趋势、经济政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现象,结论是: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
    东亚王朝更替似乎是天然的历史分期标志。但是,现代史学视野的拓展,使得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超越东亚王朝视角的各种分期学说。以“冲击——反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侵略”等认识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变革说”,认为东亚历史演变缓慢乃至停滞,直到19世纪西方势力打破旧局面,把“东亚古代”视为“古代东亚”,消解了王朝更替乃至历史分期的意义。以“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为代表的“社会形态变革说”,认为东亚遵循人类普遍的历史变迁模式,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或一直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对历史分期有所重视,但同样淡化东亚王朝更替的意义。

    ===============================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23 4:59:44    跟帖回复:
       第 4

    ===============================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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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可称“明中期变革说”,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东亚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郝若贝把唐宋变革改造为两宋转型,根据南宋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相对固定模式,以两宋之际为变革界线,而以1550年即明中期为终点,即认为明中期是又一轮大规模变革的起点。
    魏斐德认为,东亚社会从明代中期以来发生了深刻变革,尽管一度被世界性经济危机、气候变迁和满洲入侵打断,此后仍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与延续。
    与此异同兼备的是,张显清、毛佩琦等把资本主义萌芽论改造为社会转型论,把考察重点聚焦到晚明,认为明代中期开始了全面近代化变革趋势,但又认为满清入侵中断了近代化,针对“清承明制”的说法提出了明清断裂说。
    陈支平折衷两家之长,确认晚明近代化趋势的夭折和清朝经济结构的局限性,又指出晚明多元经济思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李治安提出了“元及明前期”的概念,在其“南北制度分合”体系中,北制的优势在元朝达到顶峰,直到明中期出现南制复苏与南北整合,明中期遂成为前后分期的标志。
    综合可知,“明中期变革说”均以并未发生王朝更替的明代中期为历史界线,又以此为基准分别强调两宋、宋元、明清等王朝更替事件的历史变革意义。


    第二类可称“宋元变革说”,认为与宋代的巨大进展相比,宋以后的东亚演变缓慢乃至陷于停滞。
    伊懋可认为,蒙元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在宋代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导致了当时和其后的长时期停滞,虽然明代后期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发展恢复继承了唐宋的成果,但清代经济落入了“高水平发展陷阱”,宋元之际的变革笼罩了整个明清时代。
    基于北方征服民族造成严重破坏的不争事实,萧启庆指出,金元的介入的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全国社会,尤其是北方带回了几许中古风貌,中国近世社会的进展因而受到甚大的延宕。”这强化了对宋元界线的认识。
    黄宗智从蒙元入侵导致的明清停滞出发,指出明清以来高度商业化与糊口农业并存、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停滞并存,清代经济有增长无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或导致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革,强化了对明清停滞的一体化认识
    。这类学说强调金元北方征服王朝的长远影响,相对忽略甚至否认明中期变革,也不甚关注那些同为王朝更替的元、明与明、清之间的变革可能性。


    第三类可称“宋元明过渡说”,认为应首先从连续而非变革分期的角度去认识宋代以来的历史。
    与加州学派对前近代中国经济的高度评价和“清代封建经济高峰”论相映照,史乐民、万志英完善了“盛清”在政治等方面的涵义,提出在两宋之间的第一次变革期和明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变革期之间,存在着一个从宋到清的连续发展过程,而非“宋元变革说”认为的转折和由此引发的停滞。
    这种观点虽然形式上承认变革、过渡、变革的三阶段说,但蒙元征服与明中期不再是表示突变的分界线,而是仅仅稍具转变色彩的变革期与过渡期的接合点。
    与此相呼应,李伯重从经济史角度,根据江南发展连续性和对农业生产率等指标的分析,认为宋到清中国经济具有一贯发展的趋势,宋代以后的波谷、明清时期的停滞并不存在,[11]赵世瑜从社会史角度,以基层体制和族群关系的连续性为范例,认为宋元和明清可以整合进统一的研究框架,而宋元以来的趋势对明中期之后的影响不容忽视。[12]这类学说认为,变革现象应置于连续的长时段经济社会史视野,去认识接续而非断裂作用。


    上述学说分别对两宋、宋元、明清之间的变革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发,唯独对元明之间,有的论证其连续性,有的提到变革但置于较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默认连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元明的连续与两宋、宋元、明清的变革形成了颇为突兀的对照。然而“明中期”这个唯一非王朝变更的综合变革标志,就发生在元明更替之后,这不能不令人对元明的连续性产生质疑:有无可能是“明中期”这个变革标志掩盖了元明之间的变革呢?
    在综合层面,元明之间到底是一种渐变的、继承性的关系,还是一种尚未明辨的、突变的、革命性的关系?元明之际处于宋元明清的中间位置,元明继承抑或断裂,对回答蒙元对东亚社会的影响程度、汉族王朝对社会的恢复改造程度、宋元与明清之间的历史走向区别、深层变革的迟滞到来等重大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参照基础,尚需更加深入的探讨。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23 5:12:49    跟帖回复:
       第 5
    关于元明关系的学术史



    上述诸学说涵盖了论及元明连续的主要观点,其中宫崎市定的“帝国连续”与李治安的“综合连续”是直接讨论元明连续的代表;John Dardess、李伯重、赵世瑜、葛兆光则分别论述了元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对此问题有间接但明确的理论与史实阐发。



    内藤湖南把近世分为宋元和明清两个各具特色的阶段,但并未像在古代和中世、中世与近世之间那样划出过渡期,即不认为宋元与明清之间存在鸿沟。宫崎市定认为,宋代以后的士大夫阶级制度并未因王朝交替而改变,明初新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只是暂时现象,而重武轻文、分封、重吏正是对元朝风气的继承,元明更替的政权交替色彩重于社会革命;即使明太祖一反元朝世界性帝国的规模,建立以民族主义为本、拒四夷于国境之外的保守国家,但不久明太宗迁都北京,四出征讨招揽,重建了控制四夷的大帝国,终明一代继承了元朝格局,元明之间以回归的方式实现了继承而非革命关系。[15]明朝继承元朝的东亚大帝国性质,无疑是宫崎强调元明连续的首要证据。



    Dardess从国家的制度理念层面出发,认为元朝终结了此前东亚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多国体系,明朝则延续了这份大一统局面;元朝的权相、宽纵现象为明朝提供了反面教材,使明朝采用强化皇权极限、改行中央集权和以文制武等儒家政治理念,来解决与元朝相同的问题;另外,元朝依靠考试制度将道学转化为国家正统思想,延续到明清。这样,在最有可能体现元明断裂的国家制度层面,也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关系。
    李伯重认为,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与此前此后方向一致、性质相同,这是一个中间阶段而非转折时期,其间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周期性而非总体的停滞、倒退。具体到元明之间,李氏估计江南在王朝更替之际的人口损失幅度比以往的估计更小,把明初的震荡视为大经济上升周期内部的一个短暂下降期,而在耕地、技术、经营方面,元明之间的变化与长期变迁潮流相符。由于农业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由于江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江南农业的上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整体演变特点。由此,元明之间被视为宋元明过渡期之内的一个基本连续的环节。



    赵世瑜认为,为强化本朝统治的合法性,明人鼓吹元明之间的断裂性,清人则宣传明清之间的继承性,促使形成了区分元明、明清一体的史学观念,这需要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视角加以辨析和超越。具体到社会变迁,赵氏提出从明中叶向宋元进行回溯性的思考,族群关系和制度连续性遂进入了观察视野。从两宋之际开始,中国北方与南方遵循各自的连续发展脉络,不但南方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连续性,北方也有以北方民族的作用为核心的,由宋辽对峙、女真入主、蒙元统一到由明继承遗产、清发扬光大的连续性。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北方本地的地方精英和相应的地方体制,通过与王朝的相互适应和利用关系,在不同的朝代之间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前者可以体现在大一统王朝长期定都北京的现象上,后者如元代的驻防回回军演变为明代的归附卫所军,奠定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基础。由此,无论宋元还是元明、明清之间,并不存在孰变孰连的对比,而是连续的社会史中的一个环节。
    葛兆光梳理了宋代新思想新文化被世俗化、制度化和常识化的连续过程,认为外来的元朝无力干预甚至间接推动了新思想在基层、地方的普及,在此基础上,明初的皇权与士绅依靠政权合法性,在礼与法两方面强力推进了新思想的实施,使得从洪武到宣德的东亚社会遵奉了从行为到观念、从生活到政治的严整秩序。葛氏强调妥协性思想从南宋经由元朝一直到明前期的衍生过程,勾勒出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连续演进道路,从元到明的进展被视为多种外力推动正常演进趋势的连续过程。



    李治安对元明之间的继承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认为在蒙汉二元体制下,元代中国社会在地缘、经济、政治、疆域、文化五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实质性的变动,“多数直接遗留到明前期甚至以后”。李氏随即综合吸收上述明中期变革、蒙元破坏论与宋元明过渡等观点,把“元及明前期”概念纳入“第二个南北朝”认识框架,认为元朝的北朝制度因素塑造乃至主导了明中期以前的中国社会。
    具体而言,朱元璋父子对北制的个性化继承、明朝迁都北京导致的北方本位政策,“造成明前期国家体制中继承元朝或北方的因素较多。前述元朝与中唐两宋略有不同的职业户籍制、全民服役、分封制、官营手工业、儒士边缘化倾向、君臣主奴化等,对明前期的影响既深且重,明朝的军户制,‘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纸钞制,政治经济的南北反差,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诛杀功臣士大夫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明朝统治者略加变通后沿袭下来的。”李氏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与李伯重、赵世瑜相比,主要关注点是王朝的国家体制及其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可以视为对宫崎市定观点的全面扩充。
    在宏观层面默认甚至支持元明连续观点的学者,在微观层面不乏元明断裂的表述。
    万志英认为,宋元明过渡说的作者们存在共识: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潮流造成的灾害并不很大,倒是明初的种种更张造成了相对更大的断裂,承认宋元明过渡期内相对最剧烈的变革就在元明之间。
    萧启庆认为,“近世史上的第二次变革没有及早来临,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元明之间战争的巨大破坏及明太祖的经济社会政策”,把明前期与金元区分开来。
    Dardess也指出,与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统结构相比,明朝强化了汉民族的唯一主导地位,儒家知识分子对制度建设的空前作用也与元朝截然相反。
    注重宋明文化连续的葛兆光更是着重指出,明初官方对创造性思想“作了很大修正,使其成为一种维护皇权和重建社会伦理的理论依据,对理学原则在社会生活的指导上做了相当大的妥协。”由此,元明对思想领域的影响方式与后果截然不同,如果从明代回溯,明初国家的影响可能体现为思想走向社会过程中的自然终结篇章,但从宋元时代推演,明初国家强力干预甚至主导着思想的历史命运,则是与元朝迥异的突兀现象。
    综上所述,与宏观分期论中显示的元明连续性相比,学界对元明关系的认识并非完全倾向连续,只是对连续的强调比较明朗、系统,对变革的论证则间接、专门一些。从各自具体语境看,上述多方对立的结论绝大多数在逻辑与证据方面都具备高度的合理性,结论的差异有的来自视角不同;有的却是对同一讨论对象的结论相反,甚至同一作者会兼顾相对立的结论。


    ===============================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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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9/10/23 5:30:54    跟帖回复:
    6
    明初国家对元朝政体的全面革新
    明代的政治体制自始至终处于变化之中,其中洪武时期制度处于反复修订实施确立的过程,永乐以后则是对洪武制度的名义上推崇继承、实际上深刻改变的时期。更加重视永乐时期的观点,甚至认为洪武时期是元明时期的一段插曲,永乐时期的演变趋势与元朝衔接,其制度更张与洪武时期同等重要,此后的时代是被笼罩在两大遗产的阴影下的。综合两者的合理性,“洪武及其变迁”这个连续过程,就需要时时区别洪武、永乐和永乐以后等三个阶段。对此,明朝的政体特点,可以从明代地缘格局、明初制度来源、明前期变化趋势三个角度来认识。
    (一)地缘格局


    关于明朝驱逐元朝,和田清认为:“这不只是汉族以反抗北方民族压迫的势力恢复了南宋时代所丧失的中原地方,而是扭转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完全夺回汉唐最盛时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运动。”其实尚不止如此,明朝逆转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北方民族对汉族优势步步加强的趋势,洪武后期的捕鱼儿海之战是在农牧对抗历史上超迈汉唐的军事事件,永乐时期农业王朝的军队更是反复出现在漠北深处,汉民族对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优势突然恢复并达到了顶峰。元明之间发生了东亚民族关系格局的彻底变革。


    但是,汉民族的优势在洪武、永乐之后迅速减退,收缩边境并以重兵屯边之后,仍不免发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并招致汉族再次被来自北方的满清征服。明初的汉族占优,更象是宋以降北方民族持续占优的一段插曲,而这种北族优势的连续性意味着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的连续性,所以赵世瑜认为:“元缔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具有草原帝国意义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元把这份遗产留给了明,只是这份家业在明的手中有所萎缩,而到清才得以发扬光大。”的确,不同的统治民族可以发挥类似的职能,使国家顺应同一历史趋势,汉族与蒙古族可能对应着前后名异实同的大一统帝国,对民族差异的简单对照必须让位于对国家整体形势的观察。问题在于,明朝有能力和意愿继承或真的继承了这份遗产吗?


    元朝是蒙古人以漠北为核心建立的涵盖周边被征服民族的国家,既包括大漠南北的蒙古人分布区,也包括同属统治者的色目人居住区如西藏、西域,以及被统治的汉人、南人居住区,其中汉人居住区既包括说汉语者居住的中原周围,也包括本非说汉语的农业民族居住的东北、高丽、云南。
    明朝建国之初,除了占据蒙古人居住的漠南地区,疆域限于说汉语的那部分汉人与南人居住区,后来逐渐吞并云南,羁縻东北,压服高丽,但从未对西藏、西域和漠北行使过主权。
    对明朝建立之后的元朝而言,明朝是被征服者的叛乱分离政权,尽管这分离者占据了元朝的首都和最广大的土地与人口,但元朝仍然在漠北立国,并未被征服或继承。
    对明朝而言,元朝的大一统名义、正朔地位需要继承,但朱元璋认为大元是被“赶的迤北去了”,并非被推翻和取代。明朝声称“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认为自己建立的是声教所及范围内的汉族国家,虽也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其他民族,但不求纳入版图。
    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明朝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全盘继承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统帝国,而是在元朝的一部分疆域内建立了以汉族为限的名义上的大一统王朝。明初之所以采取宫崎市定视为时代断裂现象的“锁国政策”,正因其态势、格局、民族结构不是继承元朝的,而是与北宋王朝相似。


    诚然,明朝疆土中也包含了大量其他民族居住区,特别是在占领元朝的云南行省后,云贵高原被纳入明朝版图,唐宋以来接受羁縻管理的西南少数民族面临明朝的统治。
    在元朝,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被征服者,在统治者心目中并无二致,所以政府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直接管理措施。李治安认为,元朝这种突破羁縻传统、直接管理边疆的政策,被明朝大体沿袭,“对于13世纪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诚如李氏所言,元朝的征服王朝性质,决定了其统治者不会从羁縻、边疆的角度去对待西南少数民族。但这不意味着汉族会就此改变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在明朝心目中,这些少数民族当然属于另类,这些地区当然属于边疆。
    明朝虽然承认了元朝给予西南土司的各种官职名目,但这些名目所代表的土司体制,恰恰是一种有别于正常管理方式的羁縻方式。正是在羁縻观念支配下,明朝从一开始就不要求西南民族居住区编制里甲黄册,没有采取强硬的类似阅户征税的直接管理措施。至于明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改土归流,则是汉族向西南地区长期大规模移民的社会后果,绝非弘扬所谓的直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模式的政治行为。总之,对于元朝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言,新兴的明朝不是继承者,而是一个不同的汉族王朝。


    明朝在永乐时期迁都北京,经略四方,走向立足金元故都、突破汉族居住区界限的帝国格局,宫崎市定以此作为元明继承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现象与其说是对元朝格局的继承,不如说是极端突兀的插曲。
    燕王靖难的成功,是东亚历史上地方藩王起兵造反唯一成功的例子,无论从战前的实力对比、人心向背,还是从战争的实际进程看,这结局都具有绝大的偶然性。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目的是迁都到自己的大本营,为此把大量的国力消耗在漕运上,不见得出于征略四方的雄图远略。这时明朝的确在北方边境聚集了强大的武力,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并向北方发动了多次军事进攻。但是,军事扩张却没有为明朝带来边界的扩展,草原游牧民族区、东北渔猎民族区仍然处于直接控制的版图之外。首都偏在汉地农业区国家的一隅,与元大都坐落在疆域内中原农业民族区、东北渔猎民族区、西北游牧民族区的接合枢纽位置相比,在地点上偶然重合,在形势上则截然有别。而且随着永乐时代的结束,安南得而复失,下西洋、入东北的船队停派,漠南草原前线逐步退缩,帝国格局就更无从谈起了。


    迁都北京后,明朝形成了政治军事重心在北、经济文化重心在南的局面,李治安认为这是对元朝形成的格局的继承。自南宋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以来,无论元朝以前的金与南宋对峙时期,还是明朝以后的清朝,始终存在着这种南北二元重心格局。元朝和明朝都没有改变这种大趋势或曰结构性特点,纵然永乐时期正视这种深层格局的必要性,消除了洪武时期所有重心偏在南方的隐患,也只能视为对大趋势的回顾,而不能视为对元朝的继承。


    总之,从地缘政治的内外态势看,无论洪武时期还是永乐以后,明朝都是一个崭新的、统治原元朝版图中汉族居住区的王朝,虽然疆域辽阔,且曾武力强盛,但只在名义上强调对境外周边各族的优越地位,比北宋与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格局略胜一筹,却并未继承元朝那种一统各族、君临天下的格局和理念。无论对亚洲还是对东亚而言,这都是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革、断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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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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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立体的多维度的构架,最表层的是国家的组成,国际关系,东亚世界最典型的是王朝的替换,由此展开政治制度的研究。这是变化周期以100年--300年为单位。
    再外下深入是第二层,所谓文化思想的演化,这包含哲学思想、文化习俗等等,所谓的超越王朝视角 东亚历史研究之分期说 明中期变革说 宋元变革说 宋元明过渡说,就是这个第二层。这是变化周期以50年--300年为单位。
    往下第三层,是经济关系与生产力的水平,对于东亚世界核心的是土地问题,包括土地的所有制与分配制度,土地的集中与兼并,农业技术的发展。这是变化周期以50年--500年为单位。
    往下第四层,就是人口与种群关系,宗教信仰,东亚世界核心就是血缘关系社会,以及宗法制度,皇权与藩王的关系等等。这是变化周期以50年--500年为单位。
    最底层第五层,是大自然的环境,包括气候演化周期,水域的流动与治水,草原的变化,沙漠的变化,海岸线的变化。这是变化周期以千年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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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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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梁启超批评旧史学有四弊,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明确提出旧史学四弊之首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就提醒国人,朝廷和国家是两码事,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二十四部所谓官修正史,不过就是二十四姓家谱而已,并非真正国史。那么,朝廷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在“朝廷”与“国家”混淆的时代,百姓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百姓只知有王权而不知有民权;百姓只知朝廷有“强权”而不知自己有“人权”;百姓只知无休止地奉献而不知索取;百姓只知“王”的意志而不知大众意志。
    古代圣贤没有国籍,原因在于: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近现代圣贤有国籍,原因在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西方自威斯特伐里亚公约之后,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在传统中国,虽然有“国”这样的政治单元,但是“国”仅仅是“家”与“天下”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按照早期的说法:大夫的封地叫“家”,诸侯的封地叫“国”,天子的地盘叫“天下”,即整个文明世界。那些有志之士都习惯于先“齐家”,再“治国”,最高境界则是帮助天子“平天下”。可见,“国”并不是一个最高的政治单元。对于那些以圣贤自许的人来说,“国”仅仅是他们建功立业、“实现自我”的一个阶梯而已,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重任。

      关于“国”与“天下”的关系,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的一段话讲得最为精当。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按照这样的划分,“亡国”仅仅意味着“朝廷的终结”,“亡天下”则意味着“文明的终结”。换言之,“国”的含义,其实就是“朝廷”。对于“国”与“朝廷”之间的这种同一性,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得很清楚:“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

      顾炎武和梁漱溟其实已经解释了传统中国的一个根本属性:有朝廷、有朝代、有皇室,但就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说,朱子是“南宋”时代的人,但我们无法在“朱子全集”之类的著作上标明,朱子是哪个国家的人。

    同样的现象也见于西方。当我们提到柏拉图的时候,我们只说他是“古希腊人”。现代的“希腊”当然是一个国家,但“古希腊”却不是一个国家;“古希腊”一词,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义,但就是没有国家的意义,不是一个意义饱满的国名。阿奎那是中世纪的圣人,但流行于中国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不仅不能标明作者的国籍,甚至连作者的生活时代都无法在版权页上注明。原因就在于,阿奎那主要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宗教组织中,这样的政治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朝代”,也不同于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经历了一个“无国”的漫长时期。但是,处于“无国”时期的圣人们对于这种“无国”的现象并无察觉,而是视之为当然。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转变的呢?在我极其有限的阅读范围中,我发现,较早意识到“中国无国”的思想人物是黄遵宪。1887年,他利用在日本做外交官的便利条件,写成了一部煌煌巨著《日本国志》,其中就论述了“中国无国”的现象。他说:“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在黄遵宪看来,中国没有国名,只有朝代;“中华”一词所暗示的“华我夷人”,意味着“中华”并不是国名,而是一个旨在彰显文明等级的概念。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黄遵宪虽然为“中国无国”而焦虑,但是在我所读到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上,标出的作者却是“[清]黄遵宪”。换言之,黄遵宪虽然希望有一个所属的“国”,但是他确实没有“国”;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清朝人”。

    正是在黄遵宪等先知先觉的思想精英们的鼓吹下,“立国”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了清末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也构成了辛亥革命的精神动力之一。在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辛亥革命成功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初创,标志着现代的国家取代了传统的朝廷。“中国无国”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如果说,中国是借辛亥革命结束了“无国”的历史,那么,在西方从“无国”到“有国”的转向,或者说,从“无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大致是在17世纪中叶发生的。这当然是一个逐渐发生、逐渐完成的过程。但是,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的威斯特伐里亚公约,则可以视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因此,17世纪以后的西方经典作家,开始获得了明确的国家归属。譬如,《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是“英”国人;《政府论》的作者洛克也是“英”国人;《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孟德斯鸠是“法”国人;《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则是几个“美”国人,等等。西方近现代的圣贤们,终于有国籍了。




      概而言之,古代圣贤没有国籍,原因在于: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近现代圣贤有国籍,原因在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西方自威斯特伐里亚公约之后,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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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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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壁生: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8577697/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
    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
    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
    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义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这是先定好的。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考证出“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
    康熙时期就是由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项文化政策,让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价值皈依的儒生们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清政府的统治。通过这种考试,清政府录用了一批儒生,同时网罗了一大帮儒生的心。
    “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学者们如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钟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灭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这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正统的最终传承。当清政府决定修《明史》的时候,那些用生命去拥抱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纷纷走出山林田园,投入到承续文化命脉的工作中去。就连反清最坚定的黄宗羲也逐渐认同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康熙开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义也软化了。黄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中对修《明史》一事评价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在这里黄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词,说明文化认同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认同。而后黄宗羲写《周节妇传》又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从“今天子”转化为“今圣天子”,基于“纲常名教”的文化认同最终完全转向王朝认同,并且开始尊“圣天子”了。



    当第一代的民族主义文史学家面对历史寻找民族的时候,遭遇了多大的困惑与尴尬!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无国名”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有一个国名的时候,也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因为当西方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强势的姿态进入这片土地之后,如果没有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史学开始了一个转型的过程。民初出现了大量历史、文化、政治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寻求民族的身份认同。 梁启超的史学建构,是中国历史书写由王朝认同、文化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关键转折点。
    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由此他提出以西方史学划分方式为标准,把朝代历史打乱,重新整合成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这一划分方式的革命,意味着以朝代历史为主线的历史观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经过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后新的历史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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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9/10/23 16:37:5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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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以来,天下、朝廷两词在政治言说中逐渐边缘化。天下的淡出使得朝廷走向无用,乃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推翻政府,而是放弃朝廷,故在革命派力量低潮时爆发却又迅速成功。民国建立后,共和政府借助民主话语逐步剥离原属天下的自主法权,社会渐被视为应该由国家管制的场域,政府与民间的关系被彻底重置。
    “天下”一词在东亚本土的思想体系中有多重涵义,可以指代涵盖华夏和四裔的地理空间,也能够形容与朝廷对应的百姓,前者近于当下常说的“世界”,后者则带有“民间”的意味。
    分立而同构的天下、朝廷两词曾是本土政治言说的基本要素,但在20世纪初逐渐从意识形态层面淡出。在此进程中,政府和国家的称谓日趋混同,社会一词开始被用来概括民间,逐渐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并存的框架。这一话语结构的转折从思想领域延伸到制度层面,最终彻底重塑了政府与民间的权力格局。
    与东亚传统观念相比,“政府”一词范围更宽泛,接近“施治者”。在东亚本土政治传统中,政教相联的思想倾向由来已久,施治者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合道”。在理想状态下,政府和民间都应接受“道”的指导。因为道统可以在朝廷之外径直与民衔接,关于“道”与乡土的衔接,士人遂以此为凭借,建构出各种以经典为依据,以四民为载体的公共组织,《吕氏春秋》中的“天下人之天下”逐渐成为依道自足。东亚本土特殊的政教结构,使得东亚式的公共空间与日本和欧洲相比有其特殊的面相——它不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部分,而是在朝廷之外、民之中间。士人和商人群体的合作乃是维系公共秩序的人事基础。余英时观察到,明代的士人和商人“长期在民间开拓社会和文化的空间。举凡建宗祠、修宗谱、建书院、设义塾、刊行图书之类的民间事业都是士与商共同为之,缺一不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群体“不但在社会背景方面混而难分,而且还在政治上同样受到以宦官为代表的皇权的高压,因此互相支援之事往往有之”。
    宗族则是士商群体维系公共秩序的工具之一。赵世瑜在考察山西泽州、潞州绅商家庭后总结称:“从士绅身份的角度说,宗族组织不仅是彰显他们的士绅身份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组织地方、实现乡村教化和规范的工具;从商人身份的角度来说,宗族组织也是一种组织管理商业经营的模式。”即宗族不仅是血缘的团体,也是地缘和业缘的联结,本质上是一种士商群体的“文化建构”。
    郑振满在考察福建政府组织和民间里社时观察到,明朝中期以后的政府出现了“行政职能”趋于萎缩的现象,大量公共事务由民间组织自主组织,演变成“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衰败,政府反倒可以借助这一格局巩固政治秩序。在此体系内,士分官绅,各有分工,官重监督,绅多负责,皆在道的指导下维护“公”。
    广泛的自治和较低的税负是明清两朝民间安定发展的制度保障,但在欧洲各国全球扩张的时代却成为一种近乎致命的缺陷。随着外部压力日增,晚清的读书人发现文治的天下开始变成无道的“世界”。
    外部竞争不仅使朝廷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也间接挑战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架构。在政治任务转变推动的意识形态转型中,东亚本土的“道”从普世的“通义”降格为民族化、区域化的文化论述,政制正当性逐步转移到西来的国家观念中。
    列文森在讨论“天下”和“国”时指出,这两个词都不能简单地用英语中的对等词来表述,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词的定义都与另一个词的定义有关,是与另一个词相比较而存在的”。朝廷、天下两词也是如此,随着天下的淡出,与天下同构的朝廷随之渐趋边缘。国家一词开始兼有朝廷和天下两种含义,即一方面是民众的集合体,同时又指代政府。如钱穆在20世纪30年代所总结:“三十年来建国理论上最普遍的便是‘民众建国论’。国家基础在于民众,为民众而有国家,国家的一切应该代表着民众,这是天经地义无须讨论的。”
    天下作为自足的公共秩序,在“道”的支持下保有自足的法权和产权体系,朝廷的任务是维护天下,多数情况下无需插手民间事务。而新式的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税交易”,即人民享有由国家赋予的某些“权利”,同时也要对政府履行纳税等义务,政府和民间的关系要远比此前密切。
    公共权力从民间向政府的转移以朝廷天下结构的边缘化为起点。在意识形态层面,朝廷和天下原本有清晰的分野,但政府与国家的界线则渐趋模糊。
    晚清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言:“各省出洋游学诸生,费国家之巨款,赖国家之翼护,资之出洋,俾其就傅”,但留学生们“不思朝廷之恩,不念官师之教,乃歆羡逆党,以为志士才人之所为,稍有一艺片长,转作反噬倒戈之用,谋以自覆其宗国,古今有如此之悖且忍者乎?”对此湖北派遣的留学生沈翔云反驳称,张之洞此说“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以国家拱而奉之于朝廷,久而遂视国家为朝廷之物矣”。在沈翔云论述中,“国家”的概念从施治者转为共同体。
    张之洞的想法或不像沈翔云所描述的那么浅薄,张心目中的“宗国”并不专指政府,也包括依道而存的民间,其思虑也不尽在朝廷兴亡,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中华”的存续。但是沈翔云的国家观念逐渐为新学生接受,成为后来通行的言说。
    辛亥革命尚未完全成功时,已有人注意到这场革命的进度之快实出人意料。考虑到革命爆发前朝野各方的内部情形,这一现象显得颇为奇特。就革命党人而言,在广州黄花岗暴动之后,同盟会处于组织分裂状态,武昌起义恰在革命低潮时期爆发且席卷全国。对清政府来说,此时朝廷的领导集团确不够有力。人事庸暗可以说是王朝末年的共相,很难解释为何“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国建立后,清皇室的形象并不太负面,也较少为民间所忌恨。
    首先,清朝得以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倚靠武装力量,而是依赖政教相联的意识形态架构。张之洞强调“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正体现了清廷虽有夷狄的面相,但可以借助既有的政教体系正当化。反过来看,也可以说“朝廷在满”的合理性只有置于东亚本土的意识形态中才能成立。即由于朝廷天下的结构中存在广泛的民间自治。在不少当事人眼中,皇族内阁的组建是晚清政局的转折点。
    在朝廷天下格局消失后,随着国家一词同时指代政府和民众共同体,社会一词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相。它会被用来指代民众全体,同时又会被视为国家(政府)管理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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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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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朝廷对元朝政体的全面革新
    明代的政治体制自始至终处于变化之中,其中洪武时期制度处于反复修订实施确立的过程,永乐以后则是对洪武制度的名义上推崇继承、实际上深刻改变的时期。更加重视永乐时期的观点,甚至认为洪武时期是元明时期的一段插曲,永乐时期的演变趋势与元朝衔接,其制度更张与洪武时期同等重要,此后的时代是被笼罩在两大遗产的阴影下的。综合两者的合理性,“洪武及其变迁”这个连续过程,就需要时时区别洪武、永乐和永乐以后等三个阶段。对此,明朝的政体特点,可以从明代地缘格局、明初制度来源、明前期变化趋势三个角度来认识。
    (一)地缘格局



    关于明朝驱逐元朝,和田清认为:“这不只是农耕民族以反抗游牧民族压迫的势力恢复了南宋时代所丧失的中原地方,而是扭转唐末以来农耕民族的被动地位,完全夺回汉唐最盛时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运动。”其实尚不止如此,明朝逆转了自安史之乱以来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优势步步加强的趋势,洪武后期的捕鱼儿海之战是在农牧对抗历史上超迈汉唐的军事事件,永乐时期农业王朝的军队更是反复出现在漠北深处,农耕民族对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优势突然恢复并达到了顶峰。元明之间发生了东亚民族关系格局的彻底变革。




    但是,农耕民族的优势在洪武、永乐之后迅速减退,收缩边境并以重兵屯边之后,仍不免发生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并招致农耕民族再次被来自北方的满清征服。明初的农耕民族占优,更象是宋以降游牧民族持续占优的一段插曲,而这种游牧民族优势的连续性意味着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的连续性,所以赵世瑜认为:“元缔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具有草原帝国意义的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元把这份遗产留给了明,只是这份家业在明的手中有所萎缩,而到清才得以发扬光大。”的确,不同的统治民族可以发挥类似的职能,使国家顺应同一历史趋势,农耕民族与蒙古族可能对应着前后名异实同的大一统帝国,对民族差异的简单对照必须让位于对国家整体形势的观察。问题在于,明朝有能力和意愿继承或真的继承了这份遗产吗?



    元朝是蒙古人以漠北为核心建立的涵盖周边被征服民族的国家,既包括大漠南北的蒙古人分布区,也包括同属统治者的色目人居住区如西藏、西域,以及被统治的汉人、南人居住区,其中农耕民族居住区既包括说汉语者居住的中原周围,也包括本非说汉语的农业民族居住的东北、高丽、云南。
    明朝建国之初,除了占据蒙古人居住的漠南地区,疆域限于说汉语的那部分农耕民族与南人居住区,后来逐渐吞并云南,羁縻东北,压服高丽,但从未对西藏、西域和漠北行使过主权。
    对明朝建立之后的元朝而言,明朝是被征服者的叛乱分离政权,尽管这分离者占据了元朝的首都和最广大的土地与人口,但元朝仍然在漠北立国,并未被征服或继承。
    对明朝而言,元朝的大一统名义、正朔地位需要继承,但朱元璋认为大元是被“赶的迤北去了”,并非被推翻和取代。明朝声称“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认为自己建立的是声教所及范围内的农耕民族国家,虽也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其他民族,但不求纳入版图。
    由此可见,洪武时期的明朝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全盘继承元朝的多民族大一统帝国,而是在元朝的一部分疆域内建立了以农耕民族为限的名义上的大一统王朝。明初之所以采取宫崎市定视为时代断裂现象的“锁国政策”,正因其态势、格局、民族结构不是继承元朝的,而是与北宋王朝相似。



    诚然,明朝疆土中也包含了大量其他民族居住区,特别是在占领元朝的云南行省后,云贵高原被纳入明朝版图,唐宋以来接受羁縻管理的西南少数民族面临明朝的统治。
    在元朝,这些少数民族与农耕民族都是被征服者,在统治者心目中并无二致,所以政府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直接管理措施。李治安认为,元朝这种突破羁縻传统、直接管理边疆的政策,被明朝大体沿袭,“对于13世纪以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诚如李氏所言,元朝的征服王朝性质,决定了其统治者不会从羁縻、边疆的角度去对待西南少数民族。但这不意味着农耕民族会就此改变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在明朝心目中,这些少数民族当然属于另类,这些地区当然属于边疆。
    明朝虽然承认了元朝给予西南土司的各种官职名目,但这些名目所代表的土司体制,恰恰是一种有别于正常管理方式的羁縻方式。正是在羁縻观念支配下,明朝从一开始就不要求西南民族居住区编制里甲黄册,没有采取强硬的类似阅户征税的直接管理措施。至于明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改土归流,则是农耕民族向西南地区长期大规模移民的社会后果,绝非弘扬所谓的直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模式的政治行为。总之,对于元朝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言,新兴的明朝不是继承者,而是一个不同的农耕民族王朝。



    明朝在永乐时期迁都北京,经略四方,走向立足金元故都、突破农耕民族居住区界限的帝国格局,宫崎市定以此作为元明继承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现象与其说是对元朝格局的继承,不如说是极端突兀的插曲。
    燕王靖难的成功,是东亚历史上地方藩王起兵造反唯一成功的例子,无论从战前的实力对比、人心向背,还是从战争的实际进程看,这结局都具有绝大的偶然性。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目的是迁都到自己的大本营,为此把大量的国力消耗在漕运上,不见得出于征略四方的雄图远略。这时明朝的确在北方边境聚集了强大的武力,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并向北方发动了多次军事进攻。但是,军事扩张却没有为明朝带来边界的扩展,草原游牧民族区、东北渔猎民族区仍然处于直接控制的版图之外。首都偏在汉地农业区国家的一隅,与元大都坐落在疆域内中原农业民族区、东北渔猎民族区、西北游牧民族区的接合枢纽位置相比,在地点上偶然重合,在形势上则截然有别。而且随着永乐时代的结束,安南得而复失,下西洋、入东北的船队停派,漠南草原前线逐步退缩,帝国格局就更无从谈起了。



    迁都北京后,明朝形成了政治军事重心在北、经济文化重心在南的局面,李治安认为这是对元朝形成的格局的继承。自南宋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以来,无论元朝以前的金与南宋对峙时期,还是明朝以后的清朝,始终存在着这种南北二元重心格局。元朝和明朝都没有改变这种大趋势或曰结构性特点,纵然永乐时期正视这种深层格局的必要性,消除了洪武时期所有重心偏在南方的隐患,也只能视为对大趋势的回顾,而不能视为对元朝的继承。



    总之,从地缘政治的内外态势看,无论洪武时期还是永乐以后,明朝都是一个崭新的、统治原元朝版图中农耕民族居住区的王朝,虽然疆域辽阔,且曾武力强盛,但只在名义上强调对境外周边各族的优越地位,比北宋与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格局略胜一筹,却并未继承元朝那种一统各族、君临天下的格局和理念。无论对亚洲还是对东亚而言,这都是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革、断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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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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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朝廷制度来源


    明初政治制度的来源相当复杂。明朝起自元朝内部,对元朝制度的模仿、继承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李治安明承元制说的主要关注点。建立明朝的这股势力出自元末红军,长期归属龙凤政权,其制度必然带有红军特有体制的痕迹,对于这一点,以往关注者却不多。至于明朝官方,则否认与元朝异民族和红军的继承关系,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35]明朝后来大体遵循这个宣传口径,即明朝恢复农耕民族政治传统。其实3种来源都存在,需要辨明的是孰轻孰重。


    明初君权极端膨胀,是宋金元政治传统与明初国家特征的综合产物。
    宋代理学士大夫鼓吹绝对忠君,对君权至高无上进行了理论强化。
    大金最初遵循贵族同宗合作的传统开创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君权至上理念与家族公有传统剧烈冲突,结果确立了君主奴视臣僚的野蛮形式。
    蒙古人征服东亚后,英雄君主绝对的草原政治传统又叠加在宋金传统之上。
    李治安认为:“在君臣关系主奴化方面,明朝沿袭元制较多。”按,明初的君主专制,当然可以视为以上趋势的延续,但明初有特殊的一面。
    宋代的君权在名义上受尊崇,现实中却需要与士大夫治天下,受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严格制衡;金代的君权至上对整个女真统治阶层而言是不合“古法”的;元代的君主专权则表现为重用家奴、委托臣僚,以致权相跋扈。
    而明初,则与此三者皆有不同。朱元璋使得明初国家特别是君主具有空前的合法性,君权得以肆无忌惮地伸张,在阶层合作、合法性、现实运作方面各与宋金元有别。
    明初以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为最高政府机构,中书省位高权重,这无疑是元朝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大权独揽的直接遗产。唐代以来,三省分权而宰相会议,最高机构的设置有集中化趋势,到金元实达顶点。而明初体制中以军事、监察分权的设计,则颇得分权之实。如果有取法前代的考虑,明朝的机构设置显然不是模仿以防止专擅为务的宋制,而是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的汉制。


    李治安认为,明朝继承元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元朝创立的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明清“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省的数目略有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收相制于外和强化中央集权之效。”
    然而,元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相当松散,中书省与行省在理论上是平级的,行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全权处理地方事务,不能视为典型的中央集权。
    明朝建国以前,当朱元璋部的势力超出江南行省后,新设的行省、分省虽然级别与江南行省乃至后来的中书省相当,事实上却仍然受中央的直接管理。建国初期,各地分设行省、行都督府、按察司,后来行都督府改为都卫、都司,行省改为布政使司,最终形成了三司并立、分权制衡的局面,与宋代的“帅、漕、宪、仓”分领诸州事务的体制相当接近。在此期间,行省的地位一降再降,最高文职长官只是参政,低于中央的丞相、平章、左右丞,布政使级别甚至低于都指挥使,承宣布政使司的职责如朱元璋言,只是“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张陈之。”总之,元朝地方级别较高、权力重且统一,明初强调中央集权,地方权力遭到中央的削弱和多个机构的瓜分,一反元朝旧制而回归到宋制。


    明朝把全国疆域划分为中书省直隶区与各行省,把一府辖境划分为府直属各县与各州,无疑是继承了元朝区划制度中附近直隶、周边分管的原则。但除此之外,明初区划体制与元朝的共性就很少了。元朝在行省与路之间,在省的周边地带设有宣慰使司一级政区,中书省与行省、省与司、路与州之间呈现同样的分管模式。明初则从未设置过宣慰使司这一层级。明朝的行省虽然在名目上继承元朝,但绝大部分行省的辖境比元朝大为缩小,要么对应一两个宣慰使司,要么对应一个行省除去各宣慰使司的直隶部分,如江西行省即元朝江西行省的直隶部分,广东行省即广东道、海北海南道两个宣慰使司,山东、山西、浙江、福建、广西,即元朝的一个宣慰使司,等等。可见明初行省的规模和后来的布政司之名都是对元朝宣慰使司的改头换面,而非对行省的继承。


    可知明初地方机构的设置和管领方式,是对元朝的继承、摈弃与改造兼而有之。
    对于北方征服王朝而言,地方权重、臣僚专擅、武将跋扈这些被宋朝严密防范的隐患不那么值得重视,虽然行省权重与宰相专权是元代政治的突出特征,武将跋扈与拥兵自重却显然无从谈起,君主对建国初期形成的世袭贵族集团从整体上一直优容重用、信赖有加,绝不可能去有意削弱、打击甚至消灭作为元朝统治基础的军功集团。
    与此相反,明初君主对勋贵武将的防范猜忌和残忍斗争,则是历史上罕见的。明初勋贵集团作为建国的主要力量,自然拥有比官僚士大夫大得多的政治发言权,这就像元代蒙古色目对农耕民族官僚士大夫拥有政治特权一样。
    但是,农耕民族王朝的君主,无法容忍特权贵族集团的优越地位。早在洪武前期,高级勋贵已经从三大机构退出,享有良田美宅,而无实际操控参预政务的机会,这与两宋之初的剥夺勋贵兵权极为相似。从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朱元璋更张扬明初君主的极端威权,不惜残害国家的军事力量,持续发动了对勋贵阶层的全面清洗,最终消除了勋贵集团对政权的潜在威胁。


    明初君主对兵将之间的关系十分忌惮,朱元璋深刻意识到兵将相熟是战斗力的基本保障,]但又畏惧这种私属关系对朝廷秩序的破坏,所以严厉限制平时兵将之间、上下之间的结交,“非奉旨,敢有公侯门下往来及侍从出入者,斩,家产籍没。”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复位军事体制时强调:“(卫所军士)遇有事征调,则分统于诸将。无事则散还各卫,管军官员不许擅自调用。操练抚绥,务在得宜。违者俱论如律。”这就意味着明朝在理论上取缔了兵将一体、随时备战的常备军,身在行伍的将领只有指挥临时派发给他的士兵的职责,而负责管理的武官只有管领军人而非士兵的权力。与唐代的府兵制相比,军府与卫所均只负平时管理之责,战时均重新编组派将,后人评卫所制“得唐府兵遗意”,确非虚言。
    总之,明初的君权、中央政府权力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行政区划原则、兵权分配,有与元朝不同的特点。明初君权极端膨胀,源于宋金元传统,中央政府权力由三大机构分割,形式与汉制相似,地方权力遭中央剥夺和彻底分割,形式与宋制相似,地方区划是元制与宋制的结合,勋贵兵权遭剥夺、武将统兵受限制,则得唐宋遗意。同时,所有这些有源可循的现象,无不与明朝建国前即已形成或肇源的制度现象有关,其中有对元制的彻底摈弃、一反其道,也有对元制的改造,也有对各种模仿对象的杂揉。所以,明初政治制度既是明朝特殊建国历程的产物,也是试图全面恢复回归农耕民族政治传统的结果,也是对元朝制度虽不情愿却无法避免的继承的结果。明初建国特殊性与农耕民族传统两大因素,不仅仅体现在字面口号上,而且深刻塑造了明初政治制度的原则与理念,相较之下,对元制的继承反而更多地体现在名目、架构等表面现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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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化趋势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使君权和中央政府的形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秦汉以来,宰相作为臣僚的领袖和代表与君主合作,废相意味着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完全取代了合作关系,臣僚彻底沦为君主意愿的接受者和执行者。这是明初君权极端高涨的结果,也是明朝针对以宰相专权为标志的元朝政治的最大不同。
    关于元朝宰相权重的原因,即政治生活中存在大量利于宰相专权的机制,与此同时从制度上对宰相专权所作限制却很少。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元朝大多数皇帝权力欲不强,只满足于深居宫中,垂拱而治,对亲自处理政务并没有太大兴趣。元朝皇帝不行常朝,其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是居于宫中坐等大臣奏事,并且似乎没有批阅文书的传统,动口不动手,多数时候对大臣所奏之事都只是简单答复“那般者”了事。与其他王朝一些事必躬亲的“勤政”型皇帝相比,元朝皇帝的日常工作量远为逊色。并且这还不是皇帝个人怠政所致,而是制度如此。
    同时,由于元朝君臣关系中长期保持着来自草原游牧社会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分差异,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其权力在大多数时候都被看作皇权的外化和延伸,不被视为威胁。
    元朝政权其实一直没有能够改变其游牧民族的特征,贵族们将自己视为部落首领,他们并没有像中原王朝一样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看来依附强者是从来没有错误的,当“黄金家族”失去绝对强者地位的时候,他们并不介意重新找一个主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皇权衰弱-其他家族势力增强-贵族依附新的强者-皇权再次削弱”。
    元朝:废除三省,实行一省制,只设中书省。其长官为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是元代的宰相。六部也归入中书省。


    首先,元朝没有建立完善的继承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的继承制度和选拔制度。客观上造成了皇权争夺战。


    其次,蒙古族的家奴制度延续到了国家的管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元朝政局的不安定。元朝君臣关系中长期保持着来自草原游牧社会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份差异,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其权力在大多数时候都被看作皇权的外化和延伸,不被视为威胁。于是就出现了在农耕民族王朝乃至其他北方民族王朝中不常看到的情况:皇帝委任责成,大胆放权,大臣勇于任事,不加避忌。元朝后期,在皇位争夺激烈的背景下,一些家臣通过拥立新君、进行政治投机所获得的权力,已有突破传统主从名分、危及皇权的趋势。


    东亚古代的官僚机构以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为首要特征,但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备、复杂化,其潜在的自主性倾向和公共服务色彩也会逐渐明显,体现出某种稳定、抗干扰的运转惯性,并趋向于将皇帝本人也包容在官僚机器之内,要求他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当然是顶端部分),按照机器运转规则(典章制度)正当地行使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很难像家长处理家产一样随意宰割天下,“家天下”原则的落实程度是有限的。对于上述现象,我们在唐、宋两朝特别是宋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尽管当时皇权扩展的趋势并未消失。


    周良霄一方面称唐宋时期的皇权“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同时又强调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自我调整机制的完备”。姚大力则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强力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指出,随后统一东亚的元朝,却明显出现了上述自我调整机制“丧失”和张力“破坏”的现象。换言之,元朝是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强化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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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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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黑体]讨论元朝皇权问题首先要追溯到大蒙古国汗权。蒙古建国前夕,漠北草原各部大都已出现相当显著的社会分化。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被称为“那颜”(汉译“官人”)的贵族。较大的部落集团通常都有一位最高领导者,拥有“汗”(或译为“罕”)的称号。由于部落集团时常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些“汗”的权力并非十分稳定。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过程中,唯一的至上权力观念在草原社会中已逐渐产生,即所谓“天上止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随着成吉思汗对草原的统一,这种至上权力在现实中迅速发育成熟。君临漠北的唯一“大汗”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草原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代表。汗权的产生,主要根源于统一前草原上的等级关系。


    在统一前的草原各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等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十分严格。与氏族贵族那颜相对,受其统治的一般氏族成员称为“哈剌出”(汉译“下民”),他们与那颜之间具有共同的血缘认同关系。但这种关系通常已世代久远,莫可稽考,不像那颜家族内部自有谱系。因此那颜与哈剌出虽属同族,但身份差别明显,哈剌出自视“低贱”,不敢在那颜面前陈述意见。比哈剌出地位更低的是通过战争从其他氏族掠夺来的依附人口“孛斡勒”(汉译“奴婢”),他们在原则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身份世袭,世代供主人(那颜或哈剌出)役属,地位近似于家内奴隶或仆从。此外,有些那颜还拥有从属于自己的军事侍从“那可儿”(汉译“伴当”),多由招收或自动投充形成,其中主要是外氏族成员,可能也有血缘关系较远的本氏族成员。


    这样在那颜的统治下,至少可区分出哈剌出、孛斡勒、那可儿三种身份的属民。其中就血缘联系而言,哈剌出属本氏族,孛斡勒属外氏族,那可儿大多为外氏族。就身份和字面意义而言,哈剌出、那可儿地位较高(那可儿因与那颜关系近密,地位更高一些),孛斡勒地位较低。哈剌出的汉译“下民”大致反映出其平民身份,那可儿译作“伴当”似乎还显示出与那颜具有某种意气相投的平等色彩。至于孛斡勒,《元朝秘史》译为“奴婢”,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一书称之为“奴隶”,其蒙语含义是“会说话的工具”,则尽显其微贱。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那颜来说,上述三种人都是属民,他与他们之间都具有主从隶属、依附关系,只有远近亲疏程度之分,并无本质之别。
    汗的出现,使草原等级制度有了新的变化。在“天下扰攘,互相攻劫”的动荡局面下,许多部落集团为了生存和自保,不得不通过推举首领“汗”来强化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与其他集团互争雄长。汗出自那颜阶层,但一旦得到推戴,就拥有了对集团内其余那颜的统治权力,那颜们要通过盟誓的形式向汗宣誓效忠。约在1189年,青年成吉思汗被一批蒙古乞颜氏那颜和异姓那可儿拥立为部落汗。《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记述了当时拥戴者的誓辞。值得注意的是,领头宣誓的人并非与成吉思汗已有主从名分的那可儿,而是与他具有血缘关系、身份同样高贵的那颜阿勒坛、忽察儿、撒察别乞等。这样,部落中除原有的等级差别外,汗与那颜之间又形成了新的一层统治、被统治关系。
    在当时草原混乱的局势下,各部落集团的构成并不稳定,汗的权力仍然会时常遇到挑战。成吉思汗的创业历程,一方面是兼并、收服其他草原部落集团从而使本集团日益壮大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本集团内部逐渐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和镇压异己势力的过程。本集团内的异己势力主要来自同族那颜,也就是最初领衔拥戴他为部落汗的那些人。在成吉思汗的打击下,这些那颜或死或逃,部落管理权力基本上都被效忠于成吉思汗的那可儿所掌握。


    随着家族权威重振和霸业初具,成吉思汗不失时机地利用萨满巫师散布“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的预言,使自己的统治权蒙上天命神授的色彩。[7]他还反复强化属下忠于“正主”的观念,对抛弃甚至捉拿主人前来降附的敌方部下,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因保护主人奋力抵御厮杀者,则极力褒奖,树为典型。总之,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成功业绩、神授形象、御下权术,均使得草原社会原有的主从名分和等级观念最后充分服务于自己一人。他的属下无论来自本部别部,无论是主动投附还是力竭归降,无不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到成吉思汗完成草原统一、建立大蒙古国之时,他的个人权威也已达到顶峰。用拉施特的话说,“所有血亲与非血亲的蒙古氏族和部落,都成了他的奴隶和仆役”[
    通过上述大蒙古国汗权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蒙古大汗的个人权力自始独尊,并未湮没于家族权力之内。第二,大蒙古国“独尊”汗权的确立,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原有的政治观念,并未倚借汉族社会的君主集权政治传统。这两点都与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形成鲜明对比。
    在十二世纪的漠北草原游牧民中,个体经济相当发达,分散经营趋向明显,同时其家族凝聚力则大为逊色,常常一家、一族人互相争斗,甚至分属于不同的部落集团。在成吉思汗的创业过程中,所依赖的家族成员主要只是母亲和几个弟弟,亲近如叔父答里台、堂兄弟忽察儿都曾站在他的敌对阵营,血缘较近的主儿乞氏撒察别乞之流,也成为他的翦除对象。与家人相比,血缘关系不存或疏远的“那可儿”对他帮助更大。其主要创业功臣“四杰”、“四狗”等人,都来自其他氏族。
    由于上述情况,大蒙古国建国时并不存在一个像金初那样强大的宗室贵族集团,而是一开始即呈现汗权独尊的局面。至于汗权独尊的意识形态根源,除上下主从等级隶属观念外,再就是草原游牧民当中普遍存在着对绝对权威的需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自古便有君权神授意识(如匈奴单于即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蒙古人“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大汗(皇帝)被认为受天之命君临下民,其绝对权威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成吉思汗的建国进一步改变了草原上的等级关系。建功立业的那可儿们与归降的各部旧那颜被授以世袭千户、百户之职,共同形成了大蒙古国新的那颜集团。对普通牧民哈剌出和孛斡勒来说,这些那颜是高高在上的“官人”,而对成吉思汗及其家族而言,包括各部旧那颜在内,他们都不过只是大汗的那可儿或家臣,是与哈剌出、孛斡勒性质相近的属民和仆从。
    姚大力精辟地总结了蒙古社会关系中“主奴观念泛化”的趋向,指出蒙古建国后“那颜和哈剌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孛斡勒的状况并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那颜、哈剌出本身的名分却又都向着孛斡勒跌落”
    无论那颜、那可儿、哈剌出、孛斡勒,大汗对他们同样拥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大蒙古国成员对此可能视作天经地义,习以为常,但来自外部环境的观察者却感到惊讶不已。1245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反复记载说:“鞑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别的人更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对主人们表现极大的尊敬,并且不对他们说一点谎话”;“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不管他给予他们什么命令,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管这命令是要他们去作战、去生或去死,他们都绝对服从,没有一个字的反对。即使他要求他们的未婚的女儿或姐妹,他们也把她奉献给他,不出一句怨言”;“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都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当皇帝宣布了他的决定之后,任何人要对任何事情提出任何意见,是不可能的,也是风俗所不许可的”。
    时代稍晚一些的波斯人志费尼也评价大蒙古国臣民“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的身上取走金子”。
    志费尼的记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范祖禹、苏洵等人对北宋中央集权制度的描述。但范、苏所言,是宋初“防弊”之政、“祖宗之法”长期实施的结果,具有复杂的技术设计、操作背景,大蒙古国实现相同目标,则似乎要简单得多。
    在当时蒙古人的意识中,第一个“朝代”就是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而且无疑成吉思汗后裔将会永远统治下去,不存在汗统易姓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成吉思汗家族在蒙古人中享有的崇高、核心地位能够长期延续,有“黄金家族”之美称,即使元朝(及北元)灭亡后汗统一度中绝,仍能复振。蒙元君主这种特殊的家族Charisma,是其他朝代君主未能完全具备的。这对理解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色十分关键。
    “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18]这是治蒙元史者极为熟悉的一条材料。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仅以父权大家长的身份行使最高统治权,而且还按照草原游牧民的分产习俗,将大蒙古国这份庞大的家产在家族内部进行了分配并世代承袭。这也是蒙元王朝家天下政治的重要内容。如志费尼所说:“他们(按指蒙古统治者)后来始终遵守这个原则,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成吉思汗的诸子、诸弟都各自从大蒙古国百姓中分得一部分民户,称为“忽必”(汉译“份子”),稍后又具体划定了地域。诸王的草原分封实体又称为“兀鲁思”(汉译“人众”或“国家”),他们对兀鲁思属民有绝对支配权,可以在兀鲁思领地内将属民再行分封给自己的子弟。
    成吉思汗的兀鲁思分封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蒙古人的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趋向较为发达,家族凝聚力也因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成吉思汗分封时却仍然鲜明地贯彻了重视父系血亲的宗法原则。既视国家为家产,则分配“家产”只有家庭男性成员才能参与。异姓功臣虽也多被授封千户,但其名分低于亲族的“忽必”,称作“莎余儿合勒”(汉译“恩赐”)。他们只是作为世袭行政长官替大汗管理“家产”——千户内部众,并不具有兀鲁思“封君”的地位。第二,最初获得兀鲁思分封的亲族人数不多,只有诸弟诸子共八、九人。旁系同姓亲属则因未参与创业,甚至曾与成吉思汗敌对,并未得到分封。第三,用于兀鲁思分封的民户比例不高,大部分草原民户作为家族“公产”,仍隶属于由大汗直接统辖的“大兀鲁思”。拉施特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 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21]。如此则大蒙古国“家产”中用于分配子弟的部分尚不足22%。也可以说,这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分产”。其所以如此,可能根源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突出父家长权力并保持政权对外威势的需要。上述分封特征对大蒙古国、乃至随后的元王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其他北方民族政权初建时相似,大蒙古国的政体属于“前官僚制”的贵族政治形态,其中宗室贵族的地位又明显高于异姓贵族。由于旁系宗室凋落不振,成吉思汗时期的宗室贵族并未形成庞大集团,而且有地位的宗室成员非其弟侄,即其子孙,对成吉思汗的父家长权力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成吉思汗死后,情况变得有所不同。一方面宗室繁衍,人数增加,行辈上升,另一方面汗位继任者在宗室成员中不可能再拥有成吉思汗那样的超人威望和特殊地位。换个角度说,尽管成吉思汗子孙继承了特殊的家族Charisma,但这种Charisma作为家族共同体素质,只相对于异姓贵族才有优越性,本家族成员彼此则无明显优劣之分。在这里大蒙古国遇到了与其余北方民族政权初期相同的难题,即由于个人继承权的不发达,导致君位传递并无固定原则,必须采取“世选”的方式加以解决。
    蒙古的“世选”是通过诸王大会“忽里台”(汉译“聚会”)进行的。即使前任大汗已经指定继承人,也必须通过忽里台会议的拥戴才能正式即位。如因各种原因无法马上召集忽里台,甚至不得不让汗位暂时虚悬。“独尊”的大蒙古国汗权,唯独在选择继承人方面具有缺陷,不能像处理其他事情一样完全遂已所欲,即使“超人”型的成吉思汗也不例外。由此造成的汗位争夺,成为大蒙古国乃至元王朝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情况早已为史家所熟知。
    然而,汗位争夺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汗权本身。胜者为王,无论经过多么复杂的斗争过程,新汗的统治权一旦被确认,就拥有了父家长式的生杀予夺绝对权力,敌对方只好甘为鱼肉,听人宰割。如果说大蒙古国“独尊”汗权的产生并未依赖中原政治传统的话,其保持、延续则对汉族社会的政治资源颇有借重。
    由于大蒙古国“分产”的不彻底,事实上没有一个宗王的实力能与大汗抗衡,即使全体宗王的力量加起来也仍处于下风。随着蒙古对外征服的扩展,大片农耕地区纳入版图。同样是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坚持下,农耕地区的分封并未采取与草原相同的“裂土分民”模式,而是照顾汉地传统(特别是参考辽金二税户制)制定了五户丝制食邑分封制度。这样总体而言,农耕地区仍属于家族公产“大兀鲁思”,是大汗的直辖区,诸王封君不过只是分享其租税收入而已。尽管成吉思汗死后大蒙古国逐渐出现离心倾向,但庞大“大兀鲁思”的存在,仍使大蒙古国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使其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着形式上的一统,并未很快趋于瓦解。这也是大蒙古国能够持续缔造辉煌武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分割家产又不全部瓜分,既分封宗王兀鲁思又保存大汗大兀鲁思,致使大蒙古国出现了家臣执政的局面。
    大蒙古国(以及元王朝)的贵族集团,就身份、地位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宗室贵族作为“黄金家族”男性成员,以分割家产的形式拥有独立性较强的兀鲁思领地(其中成吉思汗嫡系子孙在理论上还都有被拥戴为大汗的权利),最为显贵。其次是外戚贵族,主要包括弘吉剌、亦乞列思、斡亦剌、汪古等部落首领,他们或因历史渊源,或因投附有功,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了称为“安答-忽答”(汉译“义兄弟-亲家”)、比较固定的姻亲关系,因此地位也较高。再次就是普通的功臣贵族,他们在平民百姓眼里属于高高在上的那颜,但从大汗的角度看不过只是私人依附性质的那可儿,或者说相当于家臣。上述三个层次的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颇有不同。


    就一般情况而言,宗室贵族平常都居于各自的封地,或是在外统兵作战,基本上没有参与中枢政务的机会。只有当因汗位交替等重大事件召开忽里台时,他们的“议政”作用才会体现出来。或许如李治安所说,这表明宗王是“超越官僚机构,从分享国家主权的更高层次参预朝政的”[23]。外戚贵族被授封的千户部众,其最终领属权仍归于大汗大兀鲁思,封地性质仅相当于一般贵族的“莎余儿合勒”而非宗王的“忽必”。[24]但他们在千户授封过程中被允许保持自己部众的相对完整,管辖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故而通常也是世居领地,充当大汗的“藩翰屏垣之寄”。在这方面,他们与宗室贵族扮演的角色较为相似,也因而得以与后者“通称诸王”。
    宗室、外戚大多数时候在外不在内,而汗廷和大兀鲁思又有繁杂的工作需要处理,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就只剩下第三层次的一般功臣贵族了。在大蒙古国,中枢行政事务主要是由也可札鲁忽赤(汉译大断事官)和怯薛(蒙古语轮值之义,指由“那可儿”发展而成的大汗护卫亲军)成员承担的,这些人都是一般贵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汗的家臣。这种由于宗室贵族分封在外而不得不用异姓贵族管理汗室“公产”的做法,在东亚古代的漠北游牧帝国中似乎早有渊源。马长寿曾经精辟地将匈奴国家管理方式概括为“同姓主兵封于外疆,异姓主政居于廷内”,并指出这“是东方国家的宗法社会安排政治机构的一个特点”。
    大蒙古国政治领域中存在着明显的“主奴关系泛化”倾向,功臣贵族作为大汗的家臣,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严格隶属关系和不可逾越的名分等差。在这一方面,他们与失去人身自由的孛斡勒(奴婢)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分,主人有时就径自将其称为奴婢。而从另一角度看,家臣有时又被视作主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当然是地位不平等的成员),甚至可以与主人兄弟相称。这一类家臣不仅属于大汗的亲信,其实际地位也会因附翼汗权而大大提高。在汗位争夺斗争中,亲信家臣还成为大汗镇压异己宗亲贵族的得力工具。尽管宗室成员出自“黄金家族”,此时也不得不听任地位低于他们的家臣处置。如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奉旨审讯反对蒙哥汗的宗亲贵族,多所诛戮,这些人虽然怀恨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忙哥撒儿死后“咸腾谤言”,称“尔亦有死耶”。蒙哥却为此专门降诏于忙哥撒儿之子表示安慰,谓“人则虽死,朕将宠之如生”。[27]很明显,家臣的权力本质上是汗权的外延,家臣执政同样是大蒙古国家天下政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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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办土地,住宅,黄金,多买一点值钱的东西,把钱变事物,永远不会错,哪个朝代都不会错。
    =====钱是身外之物,惊天动地之时,人口灭绝,90%的人都要死去。所以,灵魂的安宁,才是根本。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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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由此蜕变为汉地本位的元王朝。随着中原模式官僚体制的建立,元朝国家制度与大蒙古国相比有了显著不同。但就“家天下”政治格局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并无大异。在加上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式美称,辅以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式典制之后,汉地的尊君卑臣传统与大蒙古国汗权彼此结合,进一步保证了元朝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28]。
    与此同时,草原社会“主奴关系泛化”的倾向继续向汉地延伸,汉族百姓同蒙古牧民一样,被视为与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属民。元朝政府将他们根据职业标准划分为若干种类,称为“诸色户计”,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灶户等等,分别为国家承担不同义务,“各务本业”,“各有定籍”。[29]其定籍佥拨,不由自主,世代相袭,不得脱籍移易,反映出国家(皇帝)对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较之两宋明显有了强化。元朝汉语中有“怯怜口”一词,源于蒙古语,意为“家中儿郎”,特指蒙古、色目贵族合法占有的私属人户。而从更高的角度看,当时也已经有“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30]的说法。在至元十六年禁止回回人依本俗杀羊的一道圣旨里,忽必烈重申了蒙古诸大汗讲过的一段话,略谓“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31]作为被征服者,自然也就成了大汗的“奴仆”。这段话虽是针对回回人所说,但毫无疑问同样适用于汉人。


    何兹全先生说:“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元代社会是东亚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变局。……蒙古人……把人身隶属关系和奴役制普遍的披在汉人社会上面。他们把全社会的人民都看作皇帝、贵族吃粮当差的被役使的人户。”


    在政治领域,元朝的君臣关系像草原时期一样继续保持着主奴色彩。
    姚大力列举了蒙古、色目大臣及南宋降将向皇帝奏事时自称“奴婢”的事例,认为“它们反映了当时在蒙古、色目、南人,包括北方汉人官僚中十分通行的情况,……也说明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


    元朝的高官显贵,对于汉族社会而言都是“大根脚”的元勋世臣、高高在上的特权贵族,而在熟悉蒙古传统的元朝上层统治集团(包括皇帝和这些高官自己)看来,其显贵仅仅因为他们是皇帝的世仆家臣,是“老奴婢根脚”,所以“不比别个的有”。其中许多人任官的同时仍然隶名怯薛,要在规定的当直日期入宫服役。
    姚燧《牧庵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详细记载了担任佥书枢密院事要职的怯薛董文忠给侍内廷的情况,周良霄先生对其加以分析指出:“观此,知这个身任怯薛的朝廷大员,在内廷完全是操宦竖之所行。大臣体貌,已扫地无存。”他进而得出结论,元朝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这无疑也增益了皇帝的专制权威”。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君臣关系有时又被比喻为主人与犬马的关系。怯薛家臣参与决策,献替可否,即被看作“犬马思报其主”所应尽的义务。


    忽必烈用卢世荣理财,谕以“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


    联想到成吉思汗评价“四杰”等功臣“是我的前后的助手,是我的能干的、尽心竭力的奴仆,是我的神箭手,我的快马,我的手上的伶俐的鸟儿,我的拴到马鞍上的猎狗”[38],可知被比为“犬马”通常是一种明显的荣宠。不过如果皇帝径直称官员为“畜生”,那就代表着严厉的责骂。元末人叶子奇通过对比汉朝皇帝的“体貌大臣之礼”,感慨“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直牛羊尔”,很明显就有针对元朝的寓意。
    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宗亲分封制度的内容日趋复杂。在草原兀鲁思分封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投下私属分拨、汉地五户丝食邑分封、宗王出镇等不同的附属形态,并且通过参考汉地制度,增加了有关王府衙门设置、爵位等级诸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规则。尽管有上述复杂内容,但从本质上说,元朝的分封制度不过是草原游牧民分产习俗的遗存,是蒙元“家天下”政治在一个侧面的体现。
    就东亚历史的发展线索而言,则是对唐宋以来中央集权官僚制强化和分封制衰微(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家天下“色彩衰微)趋势的一种逆转。马端临概括说,唐朝“自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閤,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宋朝“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北宋中期甚至出现“宗姓几无一王”的情况。事实上即使封王,也如顾炎武所言,是“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
    反观元朝,则是“宗王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既优且渥”,“有分地人民赐与之厚,有车服官府符信封谥之贵,有使命往来之礼,有奉命征讨之事”,当然也“有训敕防禁之闲”。[42]其宗亲贵族的特权地位,较之唐宋明显多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较完善的贵族权力、爵位、财产分配制度”[43],元朝分封体系的发达,不仅超出唐、宋等汉族王朝,也超出了北魏、辽、金等前代北方民族王朝。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诸民族建国前夕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其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趋向发展不够,因此在建立“家天下”政权时,对庞大“家产”采取了比较集中和统一的管理方式,家族成员并没有像蒙古一样“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而是只“共享富贵”,未“各分地土”。有“各分地土”传统的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则又未能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这就使得元朝的分封制度即使在北方民族王朝范围内来看,也显得颇为特异。


    大蒙古国在“各分地土”时,保留了比例巨大的家族公产“大兀鲁思”归大汗直辖,事实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分产。而分产之后,宗室外戚大多数情况下在外不在内,参与大兀鲁思中枢政务的机会明显低于异姓家臣。随着元王朝的建立及统一中国,“大兀鲁思”变得愈为庞大,再加上汉族模式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使得宗室外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更显下降。他们大都居于草原封地(亦有少数人留居于中原食邑),不时领取朝廷的巨额赏赐,并在自己家族内进行封地再分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就对朝政的直接影响而言,这些“皇亲国戚”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身分低于他们的“家臣”。


    在元朝,高级官职基本上都为出自怯薛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少数汉族勋贵所垄断。宗室、外戚既已各有封地,就不大可能自降身份投充“家臣”性质的怯薛,因而也自然极少有担任政府高官的机会。例如从“百僚之长”宰相的任职情况看,迄今还找不出元朝哪一位宗室成员曾经拜相,外戚入相者也仅寥寥数人[44]。忽必烈晚年赵天麟上奏云;“今国家内族星布,外戚云分,皆获食邑而不预大权,皆仰皇猷而各安常分,汉、唐以来未有之也。”成宗时郑介夫也说:“以今日之人事观之,……秉国钧者皆色目、汉儿,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奢僭,无有也。”[45]而在同属北方民族“家天下”政权的北魏、辽、金诸朝,由于分封制不发达,它们的君主家族成员主要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朝政,出将入相,把持要职,与元朝分产型的“家天下”模式具有明显区别。
    与宗室外戚“不预大权”、“各安常分”的状况相反,异姓家臣在元朝继续充当君主治理“家天下”的主要助手,其权势之膨胀又超出大蒙古国之上。元朝以中书省为一元化的宰相机构(个别时期曾设立尚书省),特别强调其“政本”地位,因而宰相(尤其是最高一级的右、左丞相)权力颇重。其中如世祖忽必烈朝的阿合马、桑哥,仁宗、英宗朝的铁木迭儿,文宗朝的燕铁木儿,顺帝朝的伯颜、脱脱,尤以擅权著称。面对这些受到君主信任、大权在握的异姓家臣,宗室、外戚有时反而不得不仰承鼻息,委曲求全。在某些“家臣”权力恶性膨胀的特殊时期,宗亲贵族甚至完全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地位。如元末伯颜专政,“构陷剡王彻彻笃,奏赐死,帝未允,辄传旨行刑。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辞色愤厉,不待旨而行”。其中彻彻笃是宪宗蒙哥曾孙,在习惯上被称作伯颜家族的“使长”,故时人称其事为“奴婢杀使长”。[46]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制《皇明祖训》,专门规定新天子即位后,“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如亲王不幸为“奸臣”所害,王府官员和护卫军有权“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47]这一规定似乎与元朝末年的经验教训不无关系。
    关于元朝宰相权重的原因,要言之,即政治生活中存在大量利于宰相专权的机制,与此同时从制度上对宰相专权所作限制却很少。
    尽管元朝皇帝不勤政务,时或有家臣专权,但从本质上说,家臣的权力仍然是皇权的体现。即使是燕铁木儿、伯颜之类已显僭越之迹的权相,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也“看不出过去(引者按:指唐宋)那些体现权力制衡的法定程序,有的只是对权力的窃取与滥用”。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元朝皇权毕竟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了一些上异于两宋而下启明朝先河的强化趋势。
    来自北方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头脑中并没有“刑不上大夫”的儒家教条,况且在蒙元“家天下”政治形态下,不论职务高低,为官为民,无非“皇帝之怯怜口”,因此对有罪官员采取简单直接、又便于显示权威的体罚方式是再正常不过了。元初,监察御史王恽上言,反对“一切内外职官如公私有犯,不听收赎,皆以的决(引者按:的决,金元习用语,即指笞杖)论罪”的做法,认为这样做“甚非待才能而厉臣节也”。但他对“相臣得罪,且受杖责”也没有表示明确反对,只说这是“出人主一时权断旧例,即非永格体制”。可见皇帝杖责宰相等高级大臣,在观念上已基本为人们所接受。按体罚臣下的做法并不始于元,在金朝即已十分常见。元朝在这方面与金朝的相似之处,不见得完全是受金朝影响,毋宁说同为北方民族“家天下”政权,两个王朝在这方面展示出了不约而同的共性。
    同后来的明朝相比较,元朝的君臣关系并不是经常显得剑拔弩张。这主要是因为皇帝对黄金家族的“天命”、“神授”地位十分自信,待下疑忌之心不重,而高官大多出自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通常也不会像富有道义原则和使命感的儒家士大夫那样坚持一种“以道事君”的斗争态度。
    明朝的皇权膨胀给人印象深刻,原因之一就是士大夫“以道事君”之后往往窜谪接踵、死伤枕籍。而元朝士人仕途不畅,报国无门,反而使得皇权少了许多显示“淫威”的机会。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对皇帝尊严、权威的细小冒犯或不敬都可以被用来冠冕堂皇地置人于死地。以忽必烈朝两大权臣阿合马、桑哥为例。阿合马倚仗忽必烈宠信,专权十余年,遇刺身亡。《元史》卷二○五本传称其死后忽必烈“犹不深知其奸”,稍后“尽得其罪恶,始大怒”,命剖棺戮尸,诛其子侄。而据《史集》所载,忽必烈的怒因主要是发现阿合马隐匿了一颗进贡的大钻石[52]。桑哥情况类似,《史集》称他被杀的罪名是家里搜出了宫中所无的珍珠和贵重物品,且隐瞒不向忽必烈呈报。藏文史料则记载忽必烈面数桑哥罪状,一是出外时在一棵大树下坐了大汗乘凉时坐的坐位,二是擅自吃了送给大汗尝新的果子,三是汉人工匠所织一种“无缝的衣服”献给大汗两件,桑哥手中却有三件。[53]阿合马、桑哥二人为忽必烈敛财,民怨沸腾,又擅权跋扈,营私舞弊,罪恶盈积,但忽必烈显然不愿意如实公布他们的全部罪行(因为这样会有损他自己的威望)。在他看来,家臣对主人细微的不忠已足以构成死罪,而朝廷上下似乎也乐于接受这一解释。英宗初即位时,出身怯薛世家的汉族勋贵贺胜在政争中被杀,罪名仅仅是“乘赐车迎诏,不敬”。[54]稍后监察御史锁咬儿哈的迷失、观音保、成珪、李谦亨四人上疏谏止英宗兴修佛寺,结果被政敌诬以“彼宿卫旧臣,闻事有不便,弗即入白,今讪上以扬己之直,大不敬”,前两人被杀,后两人被杖流[55]。后面一件事充分反映了元朝政治当中国事与皇帝“家事”混淆不分的特点。锁咬儿哈的迷失之死,与修寺的是与非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们作为怯薛成员,即使进谏也应当以家臣身份非正式地“入白”。现在公开露章陈述己见,冒犯皇帝尊严,即是家臣对主人的“大不敬”。在实行“四等人制”的元朝,蒙古人与汉人同罪异罚,前者轻后者重,但上面这次风波中汉人所受惩罚轻于蒙古人,则是由于同为家臣,亦有亲疏之别。蒙古人作为亲近家臣,其“不敬”行为较之疏远的汉人更应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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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明朝末年,净土宗与禅学,同时复兴,就是这个道理。多多念经,好好禅修,此乃根本之道。

    经济问题,是最真实的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但是种群文化的意识形态,确实一种以500年为变化周期的运动。元朝的快速兴衰,主要导火索就是货币政策的失控。明朝的兴衰,也是源自货币政策。东亚世界何时才可以合理适当的驾驭货币这条苍龙呀。

        明朝货币白银化,既是大明朝的救星,也是崇祯帝的上吊的绳索。白银化带来了万历时代的大繁荣,带来了西门庆潘金莲与金瓶梅,也导致了崇祯帝时代流民遍地战争四处兴起,诞生了李自成、张献忠与南明小王朝。最终大清朝建国,暂时终止了天下一切混乱。

        明朝固有的体制,导致了白银化的两面剑的锋利,明朝的藩王政策与皇庄的与民争利,宦官制度,养兵制度与九边的年例银,最终导致无法支付军队饷银,粮价暴涨、百姓流民化,最终就是李自成与满清的双重打击。天命天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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