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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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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家国记忆》白区工作时的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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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伯 于 2019/11/19 14:15: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家国记忆》白区工作时的接关系      

    事情源起自文革后期,造反派活动的重点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批走资派转向夺权,这时对那些打倒的和没有完全打倒的领导干部,无暇顾及。他们有的被挂起来,有的靠边站,一般任其自由活动,很多人无事可做,也开展了大串联。老领导、老部下,老战友,彼此之间相互拜访。他们以前曾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这次通过文革的审查干部的历史,为他们互相知道工作地点提供了方便。他们见面后相互了解情况 ,各诉冤屈 。同时也共同回忆昔日艰苦年代引以为荣和自豪的事迹 。这里记述的事情,就是那时父亲在与他的一位老战友闲聊时聊出来的。

    这些事情在党史中没有记载 。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一般都经过艺术加工、讲的几乎都是党员、他们如何忠于党的事业,与敌人做坚强的斗争,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也是各取所需或是加工创作的,为所塑造的人物和情节服务,并非全是历史的真实。至于当前影视作品中的谍战片,几乎都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

    这篇回忆文章的目的,是想通过普通地下党员的活动,介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抗战前的社会生活和在白区的普通地下党员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情节的叙述很平凡,设什么引人入胜的夸张 ,因为事情的本身就是如此。党的事业的成功,既靠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也靠广大党员的齐心努力,归根结底还是无数普通党员的普通工作积累成的大厦。

    我父亲是一位级别不高的老年干部,在中央部门工作多年,没有被彻底打倒,也没有被三结合。家住北京,自然是老战友愿意来的地方。

    有一天,我去父亲家里,见室内有一老者 ,年纪与父亲相仿。见我一个年轻人进来,仍然坐最在哪里,巍然不动, 俨然一副老领导的派头。如果是父亲单位里来的人,父亲是不向我做介绍的。此人不同,叫我过来见见。父亲说这是王伯伯。按传统规定。在家庭和亲友中比父亲年长者叫伯父 ,年幼者叫叔父。在平民生活中,把上年纪的人叫伯伯。在革命队伍里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与干部的级别联系起来,对级别高尽管年龄不太大的也称伯伯。父亲叫我称他为伯伯,级别自然不低。我规规矩矩地弯腰低头,口称王伯伯 。父亲向王伯伯说,这是我家老大。王伯伯猛然一愣,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双手先是扶着我的双肩,拍拍我的肩膀,然后竟用双手抱住我的头,注视着我的眼睛,尤其对右眼仔细端详 。我感到吃惊,我是一个大人,怎么会有人像对待幼童一样亲昵于我。

    端详我半天,王伯伯终于说出一句话,就是他。啊,三十多年了,长大成人了。我一片茫然 ,他是谁,是我吗。这时父亲走过来说,就是他。更增加了我的疑惑。我怎么了。我到底是谁呀。王伯伯把我拉到沙发前,叫我坐下,他也坐下来,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手拉着我的手,述说事情的原委。父亲坐下来微笑地看着我们,也参与谈话。王伯伯和父亲的讲话,不像是首长在工作场合那样,慢条斯理,一字千金,是放松的,不拘谨的。可以如实地说出事情的原委。就像年已长大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谈话时 ,用的还是童年在一起生活时的语言和表情 。

    那时,经过文革的洗礼,人们见到陌生人,是要警惕的。他见我的样子,不像是个激进的造反派。又联系到我的身世,可以无所顾忌,随便说话。我的社会处境也的确如此。当时盛行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也有逍遥派。还有一派特殊,自称是保爹派。他们是一般领导干部的子女,在文革开始时属于红五类,随着走资派的被打倒,有的又归入黑五类之中。那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采取两面应付的策略,在学校或是在单位也高喊文革的口号,在家里并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而是处处保护父亲,照顾父亲的身体,给在牛棚的父亲送食品,传递消息。 在单位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那派都不得罪。处处小心,别再给父亲添堵。

    父亲和王伯伯谈论的是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事情。时值我党处于最为困难时期,左倾盲动主义,城市暴动的失败,致使地方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如何恢复与上级组织的联系是迫切的任务。        

    这时 我父亲在北平工作,有正式职业,还有工资。家住北海后门附近的后园寺,组织关系属于北方局的北平市系统。接关系不是他的本职工作。恰巧有一中学同期入党的老同学,他所在的地方的党组织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组织委派他设法与上级联系。这对当时环境来说,可非容易的事情。派他来,是因为北平有他的中学时期的同学。或许能找到其中的党员,接上关系。

    他来到北平以后,通过同乡找到了我的父亲。 几年不见,没有联系, 彼此不明底细 。但老同学见面还是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相互之间自然都有所提防。但都知道两人都未曾被扑过。因为唐山兵变中有四个同学被扑,一直在关押。 但都介意想知道。唐山兵变逃离学校后的情况。是否仍从事党的工作,有没有党的关系。在各自简要叙述了几年的经历,自然会转到党的关系上。父亲开始并没有说明自己有党的关系,只能说向老同学打听打听。同学走后  立即向北平地下市委汇报了情况。经过几天的时间,上级通知,有关领导也急需与此地的党组织联系,并指定该地区负责人 亲自来北平与上级联系。父亲找到这位同学,说明情况。临走时商定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暗号。

    鉴于当时的局势极为杂乱。随时都有不测的事情发生。接头的地点当然不能在家里,确定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面,时间是星期天的下午四、五点钟,那时正是游人多的时候,也有携家带口的。有一暗号,规定的是父亲带一三、四岁的小男孩,那就是我。与众不同的是 ,我的右上眼皮有一很细的疤痕,犹如双眼皮,仔细端详,两眼比较才能分辨出来  如果这个星期天没有成功 ,则移到下一周。给双方以观察的余地。因为通过接头被敌利用不乏其例。被指定接头的人都是有经验的,要反复观察和捡验才能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

    父亲的同学走后,大概半个月以后,父亲开始单独一人于周日下午去北海公园在白塔前面做一般的观察,记住附近游玩的每一个人。那个时候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的衣着打扮是不相同的,派头也不一样, 如商人无论是掌柜,账房先生还是店员学徒,一年四季都穿大褂长袍,只有东家掌柜可外加马褂,店里的伙计则是一身短衣裤褂。学校里则复杂多样,尤其是大学。,学生既穿操衣(三个兜的学生制服),又是西装革履 ,还有的穿西裤长衫的,一般不见中短衣裤。老派教师着长衫,新派留洋的则是西装革履加礼帽,有的三四十岁竟持文明棍。

    来接头的自然不是商人,工人,农民,也不可能是在校学生。可能是小学教师,公司的小职员 或者是靠富裕家庭过活的公子哥儿。至于周围有没有便衣(特务),那可是事关重大。当时北平地区的便衣也不是像现在影视剧里面的那样,一身短装,歪带着帽子,一双斜眼滴溜溜乱转的流氓的模样。那时的便衣特务,一般二三十岁岁,打扮与常人无异,做派端正 。但是逃不掉有多年基层地下工作的党员的眼睛,从后面也能一看便知,详情难以用语言表达。父亲对他们的这种印象,还是在中国大学上学时获得的。那时的大学与现代的不同,学校可以随便进入,可以进教室坐下了听老师讲课,没有什么点名制度。在学生运动激烈期间,会不断有警宪当局派便衣特务装做会客或听课,实则是打探消息。这种陌生的面孔,尤其是与学生的不同风度,能很快被辨认出来。在其他场合也是如此。

    此外,在接关系时,还要留意有否表情与着装有点特殊的人,他们是被扑投降的原共产党里的人。他们在便衣特警的押解下,在特殊场合指认共产党员。最为特殊的是脚穿一双笨重的铁靴,走路非常费劲,更跑不动。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如果恰恰是接关系的人叛变,那可事关重大。

    在第二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还是一个人去北海公园,环顾四周,寻找上次见到过的面孔。从中可以初步断定接关系的人 。到第三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带着我这个三、四岁的男孩来到了北海白塔的脚下。只见被父亲上次断定是接关系的人,他坐在小路旁的长椅子上。父亲带我走了过去,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的两个大人之间。这时他转过身来拍拍我的肩膀,亲昵地朝我微笑,注视我的眼睛。发现我的右上眼有一短细的疤痕。暗号无误,他们又说了什么,我无从得知。 随后便离开了北海。他们的关系接上了,我作为难得的信物的职能也结束了。

    王伯伯对这次的接头,非常重视,牢记终生。他是个小学教师,在师范学校入的党,后来他又发展了几个党员,接受该地区住在城市的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可悲的是在立三路线时,上级命令要在城市武装暴动 。当他们几个人奉命进了城,到了规定的地点,没有人接应。上级级组织的领导人不见了,只好各自回家。与上级组织的关系也就此终断。何以如此,直到抗战开始以后,有一个当时的负责人找到王伯伯,要求恢复党籍,参加抗战。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同李立三路线有关,发动全国性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他们接到上级的指示以后,深感为难。全地区就那么几个党小组,工厂里是有工人,如果发动他们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是有可能的。如果发动他们武装起来攻打政府机关,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警方已经获得情报,关注着他们的活动,情况紧急。几个人商量结果是不能暴动,但又不能留在城里,于是他们各自回家,实际上是脱离了党的组织。 至于基层组织的党员,尽管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但都保存下来了 。

    这时父亲说,这倒不错,如果发动暴动,结果会更惨,他回忆起,自己也曾一度失掉关系,过了好长时间才接上关系。原来也源自李立三路线,上级派人发动唐山兵变,组织第九路军,建立京东革命根据地。要求车轴山中学的党员配合做宣传教育工作。父亲是学生党支部书记 。定于于 1930年3月4日凌晨3时正式发动。问题是暴动的前一天晚上走露消息,驻军团长紧急戒严,进行大搜捕。车轴山中学的四名学生党员被扑,其中两名下落不明,两名被关入北平草岚子监狱,成了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父亲和几个学生党员逃离学校,被通缉。

    父亲离开学校以后,也失掉了组织关系。经过很长时间费了好大的劲,冒着危险,才接上关系,后来到了北平。所以对接上党的关系是非常关注的。

    这次关系接上以后。王伯伯便被任命为该地区党的的主要负责人,尽管党员只有几个人,可是对该地区的以后抗日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

    建国以后他们偶然见过几次面,也没有谈过去的事情。文革到了审查干部历史的阶段,王伯伯被说成是假党员,他自己说的入党介绍人不知去向,没有任何入党的凭证。这时他想起了与父亲接关系的情节,如果不是党员,怎能与当时的北方局指定的人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写的证明材料说得很清楚,是北方局上级党组织明令他与该地区的党组织派来的人接关系。证明了王伯伯的党员身份。现代人可能不大清楚,从大革命到抗战,白区的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 ,入党就是靠人介绍,经上级组织的口头批准。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之类的手续,没有入党宣誓等仪式。也不可能有,书面材料无法保管,一旦被敌人获得可不得了。所谓组织批准,也是上级党员以党组织的名义批准, 使之具有神秘隆重色彩。所以文革期间,出现不少假党员,混入党内等,弄不请楚,不足为奇。

    王伯伯非常感谢父亲,在关键时刻帮了他大忙。接通关系之后他不仅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还当了地区的负责人,最后他上升到旅专级高干。文革中父亲为他写的证明材料,使他没有被完全打倒,挂了起来。

    走出北海后门,父亲雇了两辆洋车,也叫人力车,拉我们到事先安排好的一所公寓。当时北平有很多为来北平上学的人服务的公寓,比旅店便宜。包吃包住,按月结账。也有来北平考学的或会客的人暂时住几天 。安排好王伯伯以后,父亲便带着我走出来,这时王伯伯低声向父亲说,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多少了。父亲会意,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洋给了王伯伯。王伯伯理直气壮地接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有这种规矩,现在叫潜规则,党内同志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的,彼此之间不分彼此,钱是共同的财产,互通有无。这种潜规则一只延续到供给制的结束。随后父亲送我回家,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这次聊天,王伯伯还特别提到那两块大洋,用它做回去的路费。我问他,为甚么不向上级要点路费呢。他说,我口袋里的钱够用了,用不着再要了。上级同志没有社会职业,靠的是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不多。我们作为基层组织理应为上级组织提供一些经费,可当时没有这个力量。

    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看起来是小事,可是从当时的情势来讲,不比寻常。对党员来说,是将个人的生命与党的事业连接起来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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