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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风雨北大水木清华》残缺十年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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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斋云客 于 2020-01-05 15:34:3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风雨北大水木清华》残缺十年为哪般?
最近,受鼓励阅读之惠,在图书馆的新华书店外设新书室里,选借到一本刚出版三个多月的《风雨北大水木清华》。所谓"选借″,是只要有图书馆借阅证的读者在这里选中的新书,简便手续后即视同图书馆的库藏书籍。
这本书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的,社址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书号之类一应俱全。全书257页,在散文、小说类里属中篇范畴。作者虽算不上特别显赫人物,但也是这两学府中现职的名流。正象封面外套折页醒目介绍的那样:"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一个国家需要真正的大学″"于百年风雨中回望,追问大学教育的本质和意义″,真是开卷有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奠基先贤们的艰辛,培植养育、呵护成长的诸位大师之德风,无不透过纸背、沁入读者心脑。此书不仅拂去了为实现两校校训呕心沥血而不应该忘却名字上的尘灰,而且发掘、归纳披露了两校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如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为延请王国维到校担任导师的时候,到王国维家里,行三叩首礼,王国维很感动,觉得吃哈佛大学"洋面包"的这个年轻"海归″还很尊重自己,所以就很痛快地上任了。1928年,沈崇诲考进清华,读的是土木工程,与航空和军事无关,但临国难当头时,毅然投笔从军。"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空军英雄沈崇诲因飞机故障,无法正常返航,便驾机直冲日军旗舰,壮烈殉国。那天一起执行轰炸任务的还有六位飞行员,他们清晰看到,日舰倾斜,舰尾沉没海水中,随即是火药库爆炸的巨响,一切化为灰烬。书中大者如两弹一星功臣中的师生校友、科学经济文化各门类各行业巨匠们的着墨,细微处乃至北京大学朗润园池中盛开的莲花成了空塘,季羡林先生用洪湖莲子播撒塘中,四年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莲池,人称"季荷″等等,无不尽揽其中。
《风雨北大水木清华》读完,感慨良多,回味无穷。不料抚卷之余,发现其中1966~1976年的概况和若干重大过往竟然残缺了!真是莫名奇妙。此书其他史料图文详实、人物典型传神,断不可能是作者笔力不逮而成。如果是出版管理部门删节所为、似乎也不至于如此,《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文有典呀。另外,书中所提到名姓的两校师生校友,杨绛《干校六记》、韦君宜《思痛录》和季羡林《牛棚杂忆》等公开出版物在购书网站均能买到。相信这些书籍记载的那十年等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份量也肯定大大重于现在的这本书。原因如何,真是不明觉厉。这些感想,或许出自浅陋,或许在旁人看来是又一种世说新语和笑林广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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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05 16:04:1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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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大”的教职员工下放劳动数年的“五七干校”曾把1个冬瓜分给150人作为他们3天的菜![转贴]

   张思明(见上图),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副校长。原为全国自学成才的先进典型之一,1985年靠五年的自学考试获得北大数学专业本科毕业证,1993年获“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2000年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参见教育部的官网中的这个网页上对他的简历和先进事迹的介绍:http://www.moe.gov.cn/s78/A10/s8350/lssj_gzdt/201006/t20100629_90495.html) 他父亲是北大的教师,不过1970年就在五七干校死于事故,因公牺牲了。他们全家是1969年到北京大学设在江西省南昌市鲤鱼洲的著名的五七干校去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鲤鱼洲纪事》里收录了他写的一篇回忆当年他们家在北大的五七干校劳动、生活的经历的文章《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其中就讲到了当年在五七干校的北大的教授、教师及其家属们,曾经150人平分同一个冬瓜作为他们连续三天的菜!

现在我贴出那篇文章的全文(我是从“京东”网销售该书的这个“销售页”上获得该文的电子版的:http://item.jd.com/12352200.html)
    我的父亲张雪森,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4年到195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69年10月,在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农场工作、劳动。1970年12月5日,率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自农场赴井冈山修铁路的途中,不幸因公牺牲。
    1969年,在我12岁的时候,全家到了北大江西鲤鱼洲农场。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当时还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我们都住在四面漏风、漏雨的草房里。最艰苦的创业时期,一个冬瓜,150人的连队要吃三天,盐水泡饭是常事。(楼主批注:吃盐水泡饭时应该是没菜吃的,如果有菜吃,菜里有盐或酱油,就不用拿盐水泡着饭吃了!干体力活的人必须补充盐分,否则人会虚脱) 中文系在江西农场的编号为“七连”,七连驻扎在农场的西北角,种植并管理着数百亩水稻和十几亩菜地,当然还有一些接受“再教育”的任务。
    在农场,我先是和父亲住在七连的草棚里,后来搬到了农场的“五七学校”这样一个由孩子组成的连队。母亲和妹妹住在农场的小卖部,一家分成三处。农场的路况非常差,“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路很难走,因此全家团聚是件难事。我和农场的其他孩子的生活基本上也是劳动,经常要种菜、种水稻、挑砖、挑瓦、盖房子。(就是说,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作者和他的同学们大部分的“生活(内容)”不是在教室里上语文、数学等课,而是种菜、种稻、挑砖、挑瓦!) 记得我第一次劳动去挑瓦,当时个子长得非常小,只有一米四左右。别的同学都可以挑十块以上,而我去农场比较晚,只能挑六块瓦。一块瓦只有七斤三两,我挑着六块瓦走四里路就累得不行了,肩膀被磨得又红又肿。劳动结束后,我到父亲面前非常委屈地告诉他,我都累得受不了了,肩膀全磨破了。他看了看我的肩膀对我说:“孩子,这点苦都受不了,怎么能够锻炼下去,一定要挺住。”他给我找来了一个垫肩,告诉我,找扁担一定要找三节的,中间没有节,才能减少压力对肩膀的刺激。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又开始了劳动的锻炼。十天后,我就能挑到十块瓦,三个月后我就能挑起二十块瓦的担子了。
    1970年12月4日,父亲告诉我,他要带着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修铁路。出发前,他把我叫到身边,突然把他“贵重的奢侈品”—— 一个只能装五十片药片的小瓶里装着的一点点茶叶,和小半瓶红糖,以及家里的钥匙都给了我。我觉得很奇怪。
    第二天,从农场的喇叭里就传来了这样的消息:父亲带着工农兵学员在去井冈山修铁路的路途中,在鄱阳湖的大堤上,由于道路泥泞翻了车,他受了伤。那一天,我们也在修路,听到农场的广播要求所有的医生到指挥部去。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班主任缪老师叫住了我,对我说:“你父亲出发后,不小心在路上受了点伤,现在我和你一起去连队看看他。”
    从我们学校到父亲所在的七连,要走几里路。一路上班主任老师就问我,记不记得毛主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觉得老师是在考我的记忆力,就很快地把这段语录背出来了。老师又说,你知道北京最高的建筑是什么吗?我说不清楚。他说那是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它90多米的屋顶上有一颗五角星军徽,当年在安装这颗五角星的时候,就有工人同志献出了生命……老师在路上还给我讲了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和战友生死离别的情景。我跟着他,走着听着,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告诉我什么。直到走到父亲所在的连队,看到和他一起出去的学员们都回来了,看到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看到他们正在找着什么——在找我父亲的衣服和他的照片,我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的老师用力捂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要长大,你一定要坚强,从今天开始你必须长大。”我和母亲一起到百里以外的南昌向父亲做了最后的告别,在他额头下我看到了厚厚的绷带。他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一起去井冈山修铁路的路上,我父亲原来是向导,坐在驾驶室里,忽然有一位老师晕车,我父亲就和那位老师换了位置,从驾驶室里出来站在了敞篷卡车的车厢里和学员们在一起。雨后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卡车陷在了鄱阳湖的大堤上怎么也开不出来。后来,清华农场的拖拉机上来帮忙,用一根钢丝把车从泥潭里拖了出来。但是,钢丝是软绳,在拐弯的时候,拖拉机一拉,车就倾覆在鄱阳湖的大堤上。不少人跳出来了,我父亲却没能跳出来,经过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南昌冰冷的殡仪馆,我看到了他最后沉思的冰冷的面容,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给我,好像他是有先见似的。
    后来,农场党委做出了向优秀共产党员——我父亲学习的决定。在那时,我才了解到他一直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他坚持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小草棚里。他发现一位从南方来的学员没有厚的衣服,就把自己御寒的绒裤送给了那位学员。过节时分给他的两斤苹果和月饼,他都送给了其他同志。作为一名大学的老师,他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专著,却留下了在一盏小煤油灯下写的几万字的教材
    当我和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捧着他的骨灰再次回到北京、再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回到燕园的时候,我明白了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那是一种深深的期待,是一种冥冥的预见,是一种伟大的爱。每当我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总会想起他给我讲的贝多芬的故事:贝多芬在写《命运交响曲》的时候,实际上耳朵已经失聪了。一个钢琴家没有了听力,就像一个画家没有了画笔,一个战士没有了武器。贝多芬很痛苦,甚至写下了遗书。但是在那个时候,雷电使他真正明白了生活的意义,他发出了要扼住命运咽喉的呼喊。他用自己的嘴叼着琴杆,放在琴弦上用振动感受到了音乐,就这样谱写出了《命运交响曲》。
    虽然我和父亲仅仅共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但这短短的十三年却在我的成长轨迹中留有最深的痕迹。他是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对我教育的特点是行为管理很严格,兴趣发展很宽松。比如,在假期里,他对我的作息时间有很严格的要求,每天早晨起床后,除了锻炼学习以外,要把住地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扫干净,然后才可以玩。他非常注意锻炼我的意志品质,要求我很小就要独立生活。他还要求我不坐车,走着去四公里之外的颐和园游泳。我的兴趣十分广泛,又时常变化,一会儿养蚕,一会儿养小鱼虾,一会儿刻剪纸……他都接受。我还做过一些很傻的实验,比如把橄榄核种下等待发芽,用盐水泡干电池看看能不能充电……父亲也不戳穿谜底,而让我尝试“失败”。他也时常看我的作文,但并不改动一个字,错句和错字总是让我自己去找、去改。他常常问我,从别的同学身上发现了什么优点,什么地方比我强。有了矛盾,他不希望我表白和倾诉,而要求我自己努力想办法去解决。他从不给我买玩具,而是鼓励我自己做玩具。我的玩具,像有轨电车、罗马钟表、有皮筋动力的飞机和船,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一切使得我更加喜欢钻研。后来,我每看到一副新的棋,就一定自己把它做出来。现在,我给学生教课的教具里,还有自己做的跳棋。记得第一次做跳棋的时候,我经常去商店看跳棋。一次,两次……每次我都到商店里看那副跳棋,才明白棋盘应该怎么画。我用路边的柳树枝,剪成一段一段的,把一半的柳树皮脱掉,做成了棋子。还有很多飞行棋、四国大战的军棋,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我的要求总体上说是非常严格的,批评和训斥常常会出现。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两件事让他非常高兴。他有一本中国地图册,由于反复翻看,一页一页都脱落了,我就利用一个星期天,在反面非常仔细地把它一页一页地粘好。还有一件事情,我和他下棋,第一次把他赢了,我看到他非常高兴。
    ……(中略)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几年中,我有好几次考试没有通过,自己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就想起了他给我的鼓励,勇敢地面对挫折。经过五年的努力,最终拿下了数学专业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证书。后来又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1996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2004年当选“全国模范教师”,2005年获得“全国十佳中小学教师”称号。当我站在人民大会堂里接受奖章的时候,也会首先在心里感激他。希望我的成长对在天堂的父亲是一种告慰。
    父亲留给我的真正的“财产”,是他告诉了我应该怎样对待同志、对待事业、对待困难和挑战。



“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陳列館”及馆中陈列的一张老照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05 16:52:1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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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北大和清华各自在鲤鱼洲办的两所“五七干校”分别有十多名教职员工因劳动事故或生病而死在当地,没能最终回到北京;详情见下面这篇文章《鄱阳湖畔鲤鱼洲,激情燃烧的土地》(这里我只节选其中关键的内容;原文所在的网页的地址是:http://www.lotour.com/zhengwen/2/lg-jc-37132.shtml):

    这里是五星垦殖场的梅池村,以前这里是北大教授的教室和宿舍,现在已经布置成了展馆。(见下图) 初来鲤鱼洲时,老师住的都是茅草棚,这是他们在生活稍有改善后亲手建造的,院子里两棵法国梧桐和这棵樟树都是当年北大教授种下的。红砖很普通,但却沉淀着岁月的光泽,仔细看,屋子几乎保持着原样,这健身用的吊环还有满墙的标语都还是原装的,未曾改变过。

北大分校旧址


北大教师修建的仓库,一切都是原样

    当时干校是由军宣队负责管理,下设11个生产连和基建连等,他们已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但生活也绝非是单纯的体力劳动,白天插稻秧、修水坝,在极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从事农业生产,晚上要学习文件,斗私、批修,夏季要抢收、抢种,正时鄱阳湖水泛滥,还要搞洪抢险,冬季要修水利,吃住在十几里外,在廖无人烟的鄱阳湖畔修堤固堤。其中滋味可能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

    汤一介、冯友兰、彭佩云、厉以宁、季羡林等一大批知名人士,还有当时名声远扬的聂元梓都在鲤鱼洲生活和劳动过。2012年,北大师生和家属出版了回忆鲤鱼洲干校生活的散文集《鲤鱼洲纪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师生的生存状态。北京大学共有2400余教职员工在此下放,共有十多名老师因劳动事故或因病故,长眠在此。1969年9月11日,7名教师到湖对岸的余干县瑞洪镇去釆购蔬菜和日用品,归途中遇大风,船被掀翻,最终导致两人遇难!

五七干校的生活

    ……(中略)
    到1970年时,清华大学江西分校总人数有2128人。这是清华大学分校旧址位于五星垦殖场红井村的礼堂、宿舍和食堂,据说前些年这里曾卖给村民圈养鸡鸭,后来政府收回来,现在的环境根据布展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文革的宣传元素,一走进大门,即使没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看得出这里进行过投资和修复,曾经的游泳池变成了休闲区的荷花池,凉亭内清华教师们使用的水井还在,只是已不再有使用价值了。

清华分校旧址

    血吸虫对人的肝脏有极大伤害,在当时的中国被称为“瘟神”,鲤鱼洲一直以来血吸虫猖獗,清华分校染上血吸虫病的确诊者共有747人,疑似感染者1111多人,有十多人因而病逝,据说直至1997年,清华大学医疗保健部门还持续对昔日的血吸虫病患者进行复查和治疗。北大分校由于重视“血防”,因此得血吸虫病的人相对较少。

    哲学家汤一介的爱人,北大中文系的教师乐黛芸这样描述那时的生活:“我和丈夫带着十岁的儿子,在这个因血吸虫肆虐而被农民遗弃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我们虽然分组在不同的连队,但两周一次的假期总可以一家人一起沿着湖边散步,后来,几个连队还联合开辟了几间家属房,拖家带口的五七战士,可以排队轮换,三个月中可以到这间特殊的家属房里住上一个星期。看似平淡的文字,留下回忆的同时,记录下了历史。

    鲤鱼洲是筑堤围成的,丰水季节,围垦区内地势比湖面还低了十多米,站在堤内可以看到鄱阳湖里的船就在头顶上行驶,因此,排灌站就是沿大岸最显眼的建筑。教师们来到这里,在改造世界观的同时,也改造了鲤鱼洲的自然和人文,留下了大量人文印记,清华桥、清华排灌站,到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造福着生活在鲤鱼洲的人民。

清华教师设计建设的清华桥

    在鲤鱼洲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北大清华的老师曾经“斗胆”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请求把他们永久留下,以免以后来轮换的教职员工成为血吸虫病新的受害者。最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两校人员才得以全部撤回北京。这是否真是历史,已不得而知,但确实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教职员工受到的健康威胁有多么可怕。
   “林彪事件”后,存在了两年的北大、清华在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被撤销,两校人员全部返回北京。


清华分校旧址

    历史,对于鲤鱼洲的人民是一笔财富,2001年,在得到清华同方捐建教清华希望学楼的同时,原五星垦殖场子弟学校更名为“五星清华希望学校”,成为全国除清华大学外唯一以“清华”命名的学校。

清华实验中学

    在鲤鱼洲的土地上,北大还创造过独一无二的“草棚大学”,迎来过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1970年,在大学停招4年后,国家开始恢复招收大学生,但推行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首先在北大、清华两校试点。那一年,北大共招生2665人,江西分校也面向全国招收了9个系、13个专业共434名工农兵学员。就这样,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葩,鲤鱼洲北大草棚大学诞生了。不知什么原因,清华分校并未招生。

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不是单纯来念书,他们还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任务,老师们既是学员的老师,也是学员的改造对象。招收的学员中80%是初中毕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但当他们来到鲤鱼洲时,还是怀疑这里的老师是北大的“处理品”,甚至还要求到北京去上“真正的”北京大学。面对现实,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
    下面这张照片就清晰地记录了那段历史,站在前面讲课的是一位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经过工宣队挑选出来的老师才有资格和其他一些工农兵学员一起坐在下面接受教育,其他教师只能下田去劳动。第一排右第二位起依次为段宝林(戴眼镜)、严家炎(穿背心)、张雪森。被张雪森遮了半边脸的是陈贻焮,陈氏坐在这里可能是作为老教师一类的代表。至于学员,是从南方招来的那一批。

    草棚大学办了近两年,后合并到北大总校。1971年10月,北大、清华两所分校,随着全国五七干校撤销的形势也一并撤销了。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05 19:14:48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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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一些七十多岁的学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干体力活,其中76岁的语言学家陆志韦去了没多久就生重病了[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标题:《干校杂记》;转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温故》的第二十九辑;“百度”网的“阅读”频道的一个网页上有那一“期”、那一辑《温故》的电子版供大家免费地在线阅览、阅读,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kuaizhui.baidu.com/ebook/18c84ff8376baf1ffc4fadc0?type=cat(大家要阅读此文的正文的话,需要依次点击目录中,标题“特稿:干校杂记”下面,此文各个小节的小标题的链接)。作者是徐方,其实此文是由她的回忆录《干校札记》中第1-第15章的关键内容节选、改写而成的。在“当当网”上面销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的销售页上,“作者简介”版块里说她:“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随母亲张纯音下放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1977年考取兰州大学外语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先后从事英语教学和特殊教育研究工作”那个销售页的地址是:http://product.dangdang.com/23851120.html#catalog——大家点击这个网页左上角,此商品(此书)的封面图右下角,黄底的“阅读电子书”,就能免费查阅、试读此书的头十章的主要内容!

我在另一个“电商”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中搜索到的,一家旧书网店所销售的《干校札记》的实物照片:



我买的那一“期”《温故》的实物照片:


    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经济所”就是“学部”的经济研究所的简称。——楼主批注) 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董辅礽、吴敬琏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略)
    ……(中略)

一、整装待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学部”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楼主附注)。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部光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都开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十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略)
   ……(中略)

三、干校营地

   学部干校设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三百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量空地可以用来安置干校。造成地广人稀的原因,是1960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件。1959年,信阳地区因干旱而歉收,粮食产量仅及前一年的一半。但各县都虚报产量,信阳地区在河南省“放卫星”最多,说是又迎来一个“特大丰收年”,于是粮食征购就按照这个虚报的产量增加。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最后连农民的口粮、种子、牲口饲料粮都要上交,造成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农民之灾。刚到干校不久,经济所军宣队王副政委在作报告时,也隐晦地谈到了这一点:“这里,那两年劳动力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生产队的遗址。”
   当地农民开忆苦思甜会,一不留神就忆到1960年的苦。笔者后来在东岳中学借读,该校校长的前妻就是在信阳事件中死的。而他再婚的妻子,其前夫也是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略)
   那一带是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据说以前有树,大炼钢铁的时候被砍光了(用“土高炉”炼钢时,树木作为柴、燃料。——楼主批注)。……(略)
   由于既没有煤也没有柴,不能烧砖,当地人大多住的是土坯房。而没有树就没有木材,他们的房子只开有很小的窗口,却没有窗扇,甚至没有窗框。农民家里很穷,几乎没有木制家具,很多人家连桌子、凳子也是用土坯垒的。……
   ……(中略)

四、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人左右。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人。……

   ……
   经济所的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才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年3月25日,中贡中秧领导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进京,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燕大最终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则被调到学部语言所。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的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中年时的陆志韦

    ……

五、认识顾准

   ……
   一来二去慢慢熟了,没人的时候他也跟我聊聊天儿(因中间省略了很多内容,所以我交代一下:这里的“他”指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楼主附言)。当时社会上正盛行“读书无用”论。我生性贪玩儿,觉得从此以后不用念书实在太好了。可顾伯伯却对我说:“你千万别相信这一套。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将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谁有本事谁上,你若没本事就太可悲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学习问题很严重。可是怎么学呢?他建议自学,说:“自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过去也没上过多少学,绝大部分知识是靠自学获得的。”于是我想办法找来一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开始补习。顾伯伯耐心地告诉我该学些什么,怎样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迈进一个崭新的世界。求知是多么美妙啊!我感觉自己懂事了,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不久之后,我们这些干校子弟被安排到当地公社中学借读。农村学校虽然条件很差,但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比城里少,教的东西深多了。干校子弟入学,至少要“蹲”一级,否则跟不上,只有我一个人例外。
   ……
   汪友泉阿姨是我们住在公社粮管所时的室友。下干校时她已经五十出头,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倒在床上唉声叹气。她是个直性子,敢讲敢说,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我聊天儿。
   汪阿姨在美国留学时学的是经济学,回国后到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她的文笔很好,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汪阿姨的丈夫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按说事业有成。可杨先生有化解不开的乡愁,他说:“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举家迁回。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
   土坯房盖好后,我们跟关淑庄阿姨同住一室。关阿姨个子很高,有一米七几,戴副金丝眼镜,满头银发,腰板儿倍儿直,一副学者派头儿。她讲话总是面带微笑,慢条斯理的。
   关阿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由于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占据“中国席位”,那些年她实际上是在为台湾当局工作。……
   ……
   关阿姨1956年决定回国,联合国秘书处为她送行,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把她家所有的箱子、家具、钢琴等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到达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那一带的交通都因此阻塞了。……
   ……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这时翻译赶过来帮忙,钱纳里笑了,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跟得过金钥匙奖的关阿姨在哈佛是同班同学。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再次相见,他们两人的境遇却有天壤之别。
   ……

七、安营扎寨

   学部干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的问题。前文提到,经济所刚下去时,只能安排男同志住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住卫生所、兽医院。我们这些人几乎占用了当地所有的公房,给人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借的,得尽快腾出来,于是干校把基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果直接建土坯房,一时备不齐料,且过于费时费力,不现实。为了早日解决住的问题,决定基建分两步走:先建临时性住所——席棚子,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土坯房。
   基建工作从1969年12月正式开始。当地划拨给学部干校八千亩地,人们先在大平原上选址,席棚就直接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席棚的墙也是用秫秸的把(bà)做的,外面糊一层泥,最外头围上席子,故称席棚。
   ……
   这新搭的窝住起来特别不舒服。首先,席棚面积有限,可每个棚至少要住进二十多人,比以前更拥挤了。其次,席棚盖在泥土地上,非常潮湿,箱子不能直接摆放在地上,否则很快就会发霉,得在底下垫砖。……
   春天来临,人们忽然发现床底下钻出很多嫩芽。原来这块地头一年种的是大豆,收割时散落下来的豆子,此时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真是春风吹又生! …… 到了夏天,箱子上居然还长出了蘑菇,可见席棚里面有多潮湿。遇到阴雨天,被子潮得恨不得能攥出水来。人们进进出出,把外面的泥水带进来,屋子里的土地变成了泥地,弄得到处都是泥,真成了“滚一身泥巴”。住席棚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厕所离住处太远,夜晚上厕所有困难,女同志只好以洗脚盆充当厕所。全宿舍的人都这么干,气味可想而知。
   ……

八、劳动锻炼

   ……
   学部这帮知识分子,做学问是行家里手,可干体力活儿就不好说了。特别是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体弱多病者甚多。经济所的人自嘲说:“我们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下至三四十岁的小伙子。”其中经济史组的人年龄最大。由三位老人组成的挑粪班,平均年龄竟高达七十三岁。班长严中平下干校时已年届七十,背有些驼,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英国留学,在中国棉纺织业史等领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他挑起两只沉重的粪桶,走起来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粪水溅了一身,一副斯文扫地的样子。
   当年经济所的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绰号“狗熊”)等人三十多岁,属于“小伙子”,是壮劳力,干什么活儿都得冲到前面。今天回过头想想,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
   其实,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感到难以承受的,绝非母亲一人。顾准伯伯在日记中也提到1970年那场麦收。他说腰实在弯不下去了,只好跪着割。 …… 那些日子他经常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那时他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
   劳动锻炼不仅苦,有时还险。一次,二排(政治经济学组)为了烧砖,要翻修当地农村废弃的旧砖窑。这种窑是向下挖的,有点儿像井。底部空间很大,一炉可以出上万块砖。基建任务紧,急需用砖。为了赶时间,头一天刚修好,里面的泥巴墙还没干,第二天就要进去抹泥。出发前排长沙吉才做动员报告。他这个人说话特别啰唆,人称“沙啰唆”,说起来没完没了。 …… 他花了四十多分钟,才把动员报告作完。于是大家排着队朝砖窑走,刚走到跟前,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刚修好的窑塌了,惊得人们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事后大家说:“真得好好感谢沙排长,他这一啰唆,救了二十多条人命,要不咱们都埋在里头了!”这是干校的一大事故。当年险些丧命的人当中,就有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学界的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
   ……
   学部干校最初的一年多,劳动非常辛苦。任务紧的时候,早上5、6点就开始干活儿,晚上9点多才收工。……
   ……
   东岳逢双日有集,农民把自家出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卖。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刚去时没事儿干,经常跑到集上转悠。我看到有人卖樱桃,心里痒痒的,便询问价钱。那人说一毛五一两,我还觉得挺便宜,就买了一两。他从筐里随便抓出几个递过来,我问怎么这么少,他说一两就这些。后来我们到公社中学借读,有个农民子弟抱怨:“都怪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人,把物价都抬高了。以前我们这儿的樱桃卖一毛五一斤,现在变成了一毛五一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十倍的价钱买了人家的东西。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
   ……
   1971年4月,干校从东岳搬到明港,住进一个军营里,条件大为改善。这时人们已不再干体力活儿,只是搞政治学习和“清查五一六”。……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军代表们似乎嗅出了什么,像泄了气的皮球,远不如以前那么神气了,对下放干部的态度缓和了许多。
   干校后期,食堂伙食越来越好,可还是明令禁止学员去集市贸易上买东西吃。一次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后不许再到集市上买老乡的花生,谁要是买了让我逮住,立刻没收!”刚开完会,他就找到当时在食堂担任采买的狗熊叔叔(楼主提示:前面的段落已经说了“狗熊”是学部的经济研究所的陈瑞铭的绰号,他跟吴敬琏是一个研究所的同事),说:“喂,一会儿出去买菜的时候给我带两斤花生。”狗熊愣住了:“您刚才不是说……”指导员打断他的话:“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不会悄悄地嘛!我马上就要探亲了,总得给家里捎点儿东西。”狗熊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军宣队也是人,也爱吃花生……
   ……

十一、在公社中学借读

   刚下去时,我们这些干校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气,在外面惹是生非。经济所魏某某的儿子抓住老乡家的鹅,把翅膀绑起来扔到水塘里,差点儿把人家的鹅淹死,气得老乡到干校告状。领导很头疼,不得不认真考虑怎样安排这帮孩子。结果决定十四岁以下的到当地学校借读;十四岁以上的自己选择,要么去机务班学开拖拉机,要么到公社中学借读。我选择后者,于是跟其他十几个孩子一起去了东岳公社中学。……
   ……
   这是一所戴帽中学。所谓戴帽,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有点儿类似给人戴了顶帽子,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比较普遍。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学校没有操场,只在院子当中竖起一个自制的篮球架。作为教室的土坯房只开有门洞和窗口,却没有门板和窗扇。天暖和还好说,到了冬天就很冷。只能在窗口用块塑料薄膜挡风,可门还是大敞着,晴天的时候屋子里比外面还冷。有时上着课,农民家的猪便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老师见怪不怪,照常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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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学生,校长感到师资不足,要求干校支援。而干校正愁个别病残人员不好安排,于是派了两人到学校教书。一位是经济所的刘克祥,三十出头,搞经济史的,患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学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岁,搞生物学史的,因患小儿麻痹造成腿部残疾。到公社中学后,刘老师教语文,汪老师教化学。
   ……
   当地学生很朴实,我不久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班上有个叫崔明兰的女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明兰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纯朴,友善。……
   ……
   1971年4月4日,学部干校要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我向明兰辞行。她低头半天不语,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头来说:“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然后就飞快地跑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捧着用手绢儿包着的四个煮熟的鸡蛋,那鸡蛋还是热乎的。我大受感动,深知在这个贫穷的乡村,鸡蛋有多金贵。农民一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指着用它们换取食盐、灯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绢儿里包的哪里是鸡蛋,分明是她的心啊!明兰,我会永远记住你!

十二、非正常死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当时人们经常背诵的一段 语录。用它来形容干校生活,却实实在在。笔者在干校的短短两年,就经历了若干起非正常死亡。
   第一起死亡事件我亲眼目睹。郭谨仪阿姨是我们住进土坯房的室友,平时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食堂边上的一口井,宿舍里的人轮流去挑。1970年9月的一天,轮到郭阿姨挑水,正赶上下雨。东岳的黏土地在雨天变得异常泥泞,徒手走路都很吃力,更何况挑水。水井离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远,有一百多米。那天我们眼见郭阿姨吃力地把两桶水挑进屋,还把扁担挂在墙上,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同宿舍的陈长源阿姨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冲上去为郭阿姨做心脏按摩,并口对口地人工呼吸。她折腾了很久,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把人救过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
   郭谨仪阿姨是经济所的合同工,在经济史组整理图书资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来讲不是学部的人,只因在经济所做工,只好跟着一起下干校,结果由于过度劳累把命送了。
   第二起死亡事件发生在1971年初。这时干校已从东岳迁到明港,生活大大改善。工业经济组研究人员袁代绪那段时间在食堂帮厨。他四十岁上下,做事特别认真。春节快到了,为了给大家做年夜饭,他挨门挨户征求意见,问大家想吃什么。敲过几个门后,突然跌倒在地,很快就没了气息。待人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施救,却已无力回天。
   郭谨仪与袁代绪当时都是中年人,四十岁左右。两人的猝死或许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可要不是在干校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恐怕不会这么早离世。
   干校在明港期间还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考古所高××因“五一六案”被整而自杀。他先是割腕,没死成。于是又上吊,结果绳子断了,跌断了几颗牙齿,还伤了太阳穴。最后取来新的绳子,还是把自己吊死了,足见死意已决。
   “清查五一六”运动贯穿干校生活的自始至终,而且愈演愈烈。我那时候年纪小,弄不懂这个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叔叔、阿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有: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俞大章、张守一……其中一些“重点骨干”被关进干校牛棚,如吴敬琏、经君健、张曙光等。
   近日打电话给经君健叔叔,跟他谈起考古所高××挨整而自杀的事。他说:“这不奇怪。我自己当时挨整,逼我交代‘罪行’和同伙。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被逼不过,只好乱说、乱供,但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诱供的‘罪行’不断升级,上纲越来越高,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也曾经动了自杀的念头……”
   其他非正常死亡还有:开拖拉机翻车被压死的、看露天电影过程中猝死的,等等。
   以上这些死者都是学部普通职工,并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可是,当陆志韦这样的一流学者去世时,却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聚集了一批中国文科顶尖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宝,走一个少一个,对国家来讲是重大损失,为此专门批示,以照顾老弱病残的名义,将十一位一流学者提前调回北京。1971年元旦,这批人从干校返回,其中包括吕叔湘、丁声树、俞平伯、何其芳等。按说钱锺书先生绝对应该在这一批上调人员名单里,可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他。到了1972年3月,又调回了第二批。这一批包括一些二级研究员,钱先生和夫人杨绛随这一批返回北京。

十三、重返故地

   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当年下放人员重返干校故地,笔者也应邀参加。
   在那次活动中,很高兴见到了不少当年一同下放的经济所叔叔阿姨,如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经君健、陈长源、方留碧等。……
   ……
   县政府与东岳镇政府为了举办这次活动下了很大工夫,除了召开座谈会,还安排我们参观干校遗址。
   ……
   在息县开完顾准纪念会后,东岳镇政府的贾书记很热情,问我有没有想见的当地人。我说希望找一找东岳中学的黄继斌老师和崔明兰同学。到底时代进步了,贾书记用手机几通电话打过去,就说两个人都找到了。黄老师已退休,还住在东岳;崔明兰嫁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目前在郑州打工。又过了一会儿,居然跟明兰通上了话, …… 明兰说她在郑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知足。
   ……

十四、后记

   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这不奇怪,当时最高层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幸好当时的总理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到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19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些1964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了之后先是搞“四清”,紧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干校,直到1976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后略)

“百度”网的“阅读”频道的一个网页上有那一“期”、那一辑《温故》的电子版供大家免费在线阅览,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kuaizhui.baidu.com/ebook/18c84ff8376baf1ffc4fadc0?type=cat(大家要阅读此文的正文的话,需要依次点击目录中,标题“特稿:干校杂记”下面,此文各个小节的小标题的链接);而“当当网”上销售那本回忆录的商品销售页的具体地址则是:http://product.dangdang.com/23851120.html#catalog——大家点击这个网页左上角,此商品(此书)的封面图右下角,黄底的“阅读电子书”,就能免费查阅此书的头十章的主要内容

我在一个旧书电商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中搜索到的,一家网店所销售的那本回忆录的实物照片(出版单位是“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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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吳官正,江西余干贫困农家子弟,他的《闲来笔谭》好文章真情义。学业有成科研结果,主政武汉、江西,百姓吃到活鱼、赣橙,抗洪有妙招、改革出业绩;手握反腐利器、自称天生脸黑,为民造福、为民除害;身居高位不恋栈,伉俪情深渡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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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周总理曾为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极度无知而痛心疾首、大发感慨[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事的:

   标题:我所接触的晚年周恩来总理;转自于“腾讯”网的这个网页:http://view.inews.qq.com/a/20170708A03D8C00

周恩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一行。前排左二为廖承志,后排右一为作者。图|作者提供

    我所接触的晚年周恩来总理
    周斌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7日总第811期《中国新闻周刊》
    周恩来总理的晚年,可以说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局面。这方面,已有很多专著、大作问世。
    作为一名普通翻译,我所知甚少,但由于多次直接接触他的便利条件,有一些亲见亲闻,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侧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
    招待会上替我解围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上面传达说,周总理近日严厉批评外交部,说两国复交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
    原因是,他从日本媒体的一则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国后,破例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招待会,邀请华侨总会和方方面面的在日华人出席,以表示祝贺和感谢。招待会气氛很好,华侨们都很高兴。
    周总理批评说,为什么田中、大平和日本外务省能够想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对日部门却不动脑子、不想办法,不努力开展广交新朋友的工作?
    听到批评后,外交部立即行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尽快在北京举行一次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庆祝招待会,邀请当时在北京访问、经商、旅游的日本朋友和常住北京的日本侨民出席。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两国各界代表近3000人欢聚一堂。80高龄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辞,接着日本友好团体以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界5位有影响的代表人士讲话,都是由我担任翻译。讲话过程中,鼓掌声、欢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眼看任务即将顺利结束,我高兴地跟随最后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当天清晨由大阪启程,途经香港,由深圳入境,再从广州飞抵北京。他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写在了香烟盒上。又说,他相信即使没有讲话稿,我也一定能够翻译好的。
    上台后,他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步跑到台前,大声高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听到喊声,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
    为了挽回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为之,我是用最激动、最有力、最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纲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
    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有意将“错误”说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
    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那天起,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常常回想起这几句温暖人心的话。
    ……(中略)
    一番伤心话
    周总理平时对人对己都十分严格,平时所说所谈几乎全是工作问题。但心情好时,偶尔也会主动跟人聊聊天。
    一次姬鹏飞陪他会见日本客人。客人离去后,周总理主动把姬鹏飞留了下来,对他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时政消息“×××到达北京访问,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听说北京大学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竟为你的姓名发生争论。一部分学生竟认为,你这位外交部长姓“姬”名“鹏”,是“飞”到机场迎接客人的。
    周总理感慨,大学生理应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文化、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而现在他们整天忙着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连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也可以说是无知到了极点再这样下去,我们中国怎么得了!

    在我的印象中,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全国各地每日层出不穷的麻烦事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好,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却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次是他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
    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钱秘书只朝我看了看。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因为当天在场的几位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后来,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日本各界的悼念
    1973年初,中国在东京开设大使馆后,我被派驻东京,担任大使陈楚的翻译。
    经过十年高速发展,东京已经相当发达,但当时通讯也只有电话和传真。使馆规定,懂日语的近二十名中青年轮流在传达室通宵值夜班,以应急处理晚间可能发生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1月9日早晨6时(北京时间5时)传到东京的。1月8日晚正好轮到我值夜班。
    9日晨6时一过,东京华侨总会、多个友好团体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打进来,说他们从NHK等几家电视台播放的清晨头条新闻中得悉,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逝世,并问使馆何时可以接待他们前来悼念。
    对这个不幸消息,我其实早有预感,但真的听到,仍深感悲痛,泪流满面。
    预感来自近几个月,陈楚大使先后两次接到外交部发给他个人的密电。密电指示他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日本近期有无治疗膀胱癌的特效药,如有就不问价钱当场买下,并马上指定专人送回北京。
    由于陈大使不懂日文,便将这件要事交给我办理。密电虽未说明药的用途,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抢救周总理的生命。他还告诉我,我国驻美联络处、驻英使馆、驻法使馆和驻联邦德国使馆负责人也都收到过内容相同的密电。我接受重托后,四天跑了五家著名制药公司,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接了几个日本各界人士的问询电话后,我奔到陈大使的办公室兼卧室,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了他。他立即起身,并让我通知全体使馆人员马上到他房间开会。
    住在馆内的42位使馆人员(人数最多的商务处和记者站在别处办公),不到一刻钟就聚集到大使房间。大家流着泪投入到布置灵堂、准备接待悼念者的工作。
    刚过7点,我从值班室的窗口往外看去,发现使馆门前马路上已排起了近百人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竟是年近七旬、德高望重的日本著名表演艺术家泷泽修老先生,后面是松崎君代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老国手。
    当时我就听说,泷泽修是日共秘密党员,至少是日共的坚定支持者(我从未核实过)。“文革”开始后,中日两党公开决裂,双方所有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上面还多次告诫我们,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与日共党员接触、往来。
    看到这位日本家喻户晓的文艺大师身着薄薄的黑色风衣,站在零度左右的凛冽寒风里,我心想,即使他是日共党员,我也必须迎上前去,把他接进馆内。我毫不犹疑地打开大门,请他先进馆内休息片刻,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再去灵堂。
    老先生说,从清晨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悲痛万分,赶紧起身,来不及洗漱,就披上外衣,乘出租车来到这里。如果你们不方便,那就麻烦你小周先生,在周恩来先生遗像前,替我鞠个躬,烧支香,告诉他,日本的泷泽修祝愿他一路走好。
    我对他表示感谢,说我们没有任何不方便,陪同他第一个进了灵堂。
    日本官方对此也十分重视,多位国会议员、近半数内阁成员都来到使馆悼念,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连两天前来悼念。
    在悼念人群中,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大人物——时任日本内阁副首相福田纠夫先生。在中日两国知名度都极高的他,此前从未与新中国有过任何交往。他鞠躬、点香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在灵堂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太遗憾、太可惜了。
    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我便主动走上前去,表示感谢,并说:外务省中国课只通知三木首相定于上午11点来使馆悼念,而没有提到您,所以没能在使馆门口迎接您。他回答说:三木代表政府,我只代表自己,你们并不失礼。
    接着我把他领到陈大使办公室,两人交谈了十几分钟。他请大使转达他对中国政府以及邓颖超夫人的问候。
    当时在灵堂采访的一位资深政治记者对我说,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次精心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刻与地点,开始直接接触中国,肯定经过深思熟虑,可能背后还有能人替他支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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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06 10:57:10    跟帖回复:
8

1977年清华教授谈文革时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差 理科生不知道牛顿定律[转贴]

此文原本是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党史文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人民网”的“子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的一个网页上有此文的电子版,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212/c85037-26555906.html,原标题为:《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复高考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略)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参加。
    ……(中略)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楼主说明:“唐教授”是指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授)。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较好的一年,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1974年,连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还有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楼主批注:这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召开的,两个多月后的10月21日,我国各大媒体才发布将在一个多月后恢复高考,举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的消息。那次高考,全国各地的考试日期并不一致,但最早的地方,比如北京,也才是12月初举行考试的!)
    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后略)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06 16:50:33    跟帖回复:
9
领导召集教授会议,以前以为一般般,现在看要两个"敢于″:召集者要敢开,参加者要敢讲。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10 08:51:48    跟帖回复:
10
"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管多少年?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10 13:33:21    跟帖回复:
11
不明觉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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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原创]《风雨北大水木清华》残缺十年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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