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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我的电影我的团 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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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nzi 于 2020-01-14 16:27:2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影视评论
    我的电影我的团  ——红色影像的开拓者“延安电影团”  来源: 北京日报     2020年01月14日         版次: 17     作者:

    

    1938年,延安电影团在清凉山拍摄。上层岩石右立者为袁牧之,举摄影机者为吴印咸,中间坐者为叶苍林,下层岩石左一立者为李肃。徐肖冰摄

    

    伊文思

    

    青年时期的吴印咸

    

    袁牧之,摄于1936年

    本报记者 孙文晔

    《马路天使》的导演为何在当红时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术场景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南泥湾事迹是怎么传扬开的?说起红色延安的记录者,我们总想起埃德加·斯诺,想起那些冲破封锁的外国记者,却往往忽视了延安自己的摄影摄像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

    抗战初期,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最早的延安电影人。

    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用最简陋的设备,质朴地记录延安抗战岁月。这些影像资料,尽管画面已不甚清晰,声音也偶有中断,但对领袖风采的准确捕捉,对战斗瞬间的真实记录,更衬托出其珍贵。

    当胶片成了历史,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大多离世了。为了填补这段电影史上的空白,他们的后人,两位退休老人,重新拾起记录的力量,努力还原了这段传奇。

    《风云儿女》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延安影像,如白求恩在手术台上的镜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镜头,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诸多生活照片,用光讲究,构图精当,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记者的手笔,其实,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

    抗日战争初期,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几位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红色延安记录者。

    从1938年抗战到1946年挺进东北,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资料,但记录他们自己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著名摄影师吴印咸的女儿、延安娃吴筑清,搬出厚厚一本延安影像集,但影集里鲜有父亲在延安的单人照。“可惜啊,他们拍了延安八年,但却不舍得把镜头对准自己。”

    当时胶片有限,电影团有“不准给自己人拍照”的纪律,幸亏几个年轻人练手时偷偷拍过,给电影团留下了几张照片。更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只零星散落在回忆录中,因为没有完整的述说,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空白。

    “电影团的这段历史本该由父辈来书写,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了,眼看着这段历史越来越简单模糊,甚至常常被忽略,我们只好拿起笔。”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前夕,作为第二代的吴筑清和张岱,又重拾了老一辈的信念——记录是一种力量。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仅仅三个月的密集采访中,这个几十人的小单位就有三人陆续离去。如今,健在的电影团成员只剩下张岱的母亲、百岁老人张建珍了。

    不过,也许正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很多历史文献已经公开,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吴筑清家,当两位老人对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一个个人物、事件又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我俩的父亲,一个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一个是剪辑师,当时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们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许幸之这样的引路人。”吴筑清和张岱对历史的追寻,是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的。

    1931年,战争的阴影投向中国东北,即使是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侠、风花雪月也不再受观众欢迎。中国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穷则思变,向几位新文艺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

    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先找到安徽芜湖的同乡钱杏邨(阿英),邀请钱杏邨和夏衍、郑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帮资本家拍电影呢?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共产党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何不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中共中央“文委”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别看这个小组才5个人,但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和形式,却给当时奄奄一息的电影业,带来了生机。1933年,上海的“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共摄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响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电影在民众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国民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没底线。1935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过,电影小组没有气馁,他们又另起炉灶,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商业电影公司。为了办好“电通”,“左联”把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袁牧之输送到了电影界。

    袁牧之本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他从小痴迷戏剧,甚至不惜跟家里断绝关系,也要闯荡上海。有一次,一家照相馆要拍橱窗,袁牧之只用一套西装,一条领带,一顶礼帽,就创造出卓别林等西方十位电影大师的形象,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因为善于化装造型,袁牧之在戏剧界有了“千面人”绰号。

    电通公司成立之初,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这时,刚从戏剧转入电影行业的袁牧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出了《桃李劫》。

    许多青年唱着其中的《毕业歌》,“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主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也因此一炮而红。

    1935年,《风云儿女》上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作者田汉在拍摄期间被捕,他在狱中写出了该片主题曲歌词,由探监的女儿偷偷带出,又由聂耳谱曲,这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26岁的男主角袁牧之,明知很危险,仍用意气风发的声音在电影中首唱了这首歌。

    同样临危受命的还有吴印咸,因为对光影特别敏感,又是美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电影经验的他,被导演许幸之推到了摄影师的位置上。

    演而优则导,在电通公司,袁牧之还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别看电通公司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正式出品的也仅有四部影片,但这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担任主创的就有三部,还把摄影师吴印咸等新人培养成了业内高手。

    1937年,山雨欲来,上海电影业也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电通公司办不下去了,就连明星公司也难以为继,重组,欠薪,陷入破产边缘。就在此时,《马路天使》横空出世,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巅峰之作。

    虽然“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但《马路天使》首映后仍席卷上海滩,创下了连放21天,10万人次观看的票房奇迹,片中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这部电影不仅是当年最卖座的影片,在艺术上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诞生至今的80多年里,它奇迹般地经历了各个时期,始终为人喜爱。

    著名演员周璇曾经说过,她一生没有什么满意的电影,除了《马路天使》;赵丹也曾经说过,他真正的演员生涯是从《马路天使》开始的。

    这部电影如此经典,其实不仅是周璇和赵丹主演,更是因为有袁牧之编剧、导演,有吴印咸掌机,有贺绿汀编曲,有田汉配乐,有钱筱璋剪辑,如此鼎盛阵容,怎能不好看?

    世界著名影评家乔治·萨杜尔曾在《世界电影史》中不无惊讶地写道:“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年仅28岁的袁牧之,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是演艺明星,更是集编剧、导演、文艺评论于一身的天才电影人。

    不过,《马路天使》是袁牧之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抗战爆发后没多久,这位鼎盛一时的大明星就“失踪”了。等到他再次回到大众视线中,身份已经变成了创立延安电影团、担任新中国电影局第一任局长的袁牧之。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有五尊“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塑像,其中一位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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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1-14 16:28:56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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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万人民》

    《马路天使》公映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一个月后,战火烧到了上海。曾经繁华喧闹的温柔乡瞬间被碾碎,生死之间,不仅演绎着一城一地的悲伤,更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上海沦陷后,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13个救亡队,将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撤出孤岛。袁牧之被编入一队,却没有随队出发,虽然摄影棚没了,但他仍然要做电影,而且要做新闻电影纪录片。

    电视出现以前,新闻最直观、真实的表现方式是纪录片。而最早表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新闻电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录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的陕甘宁地区,作为红军大本营所在地,却被“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特别是“如同坚石炮垒一样有效的新闻封锁”。此时,斯诺经宋庆龄介绍,走进了陕北。

    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随身携带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广泛采访的同时,他利用摄影机将苏区的生活第一次记录在胶片上。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也有红军步兵和骑兵操练、检阅及野战演习的场景。

    1937年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的临轩湖,举办了一个陕北采访的照片展览,放映了这些新闻素材影片,并亲自解说。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兴奋,她就是袁牧之的银屏情侣、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

    陈波儿此次到北平,原想在燕园演出左翼戏剧,却遭到当局阻挠。恰巧这时,她意外地看到了斯诺的展览,看到了红军领袖的形象和苏区的真实生活。陈波儿非常激动,回到上海就将所见所闻偷偷告诉了好友袁牧之。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力,斯诺这样的片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拍!”袁牧之和陈波儿一拍即合,又拉上剪辑师钱筱璋,相约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去记录真正的抗日力量。

    可他们当时赤手空拳, 拍片所需的经费和器材一无所有,怎样获得战地使用的轻便摄影器材?怎样深入到华北敌后游击区去?怎样组成一支甘愿冒风险的拍摄班子?这些都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在陈波儿的劝说下,袁牧之决定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

    在武汉,袁牧之、陈波儿主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这部影片是根据上海抗战中的真实事迹拍摄的: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八百名士兵(实际不足八百)在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一名女童子军冒着炮火游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送到军队手里。

    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把谢晋元强烈的爱国热情、大敌当前时的坚定,以及军人的责任感,都表现得非常到位。但讽刺的是,片子还在拍摄中,现实中的谢晋元却被关进了监狱。

    袁牧之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被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

    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新闻纪录片。没想到的是,周恩来为此亲自接见了他,更想不到的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设想——“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当时,共产党虽然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左翼电影,但是电影的审查权在国民党手里,连“抗战”二字都不能在电影里出现,更何况是无产阶级思想了。

    即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新闻纪录片也只能宣传国民党和蒋介石,这就使中国普通民众和外国人了解不到,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在敌后浴血奋战。

    更让周恩来深感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人员和设备,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因此,周恩来想要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 更是要着手建立党的电影事业。可是,电影远非话剧和文学那样,可以因陋就简地从大都市移植到山沟里,电影需要技术器材方面的准备,更要有一批专业人才。

    拍摄共产党八路军的电影,没有共同信念的人是拍不出来的;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拍摄,没有相当的艺术与技术水准是拍不出来的。而眼前的袁牧之,让周恩来下定决心,即使延安四面被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也可以有自己的电影机构。

    1938年初夏,袁牧之在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架二手的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近万尺胶片。这些器材现在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非常昂贵,在经济条件异常困难之时,党拿出这笔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回到武汉,周恩来又安排袁牧之与荷兰摄影师伊文思会面。

    伊文思是世界纪录电影大师,哪里在燃烧他就拍哪里。1938年1月,刚刚拍完西班牙内战的伊文思同两名助理,带着一架大摄影机、两台手提摄影机和2万米的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来到汉口。

    他原本准备立即奔赴前线,但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监视,不让他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争取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机会,并筹划秘密前往延安。但到西安后,国民党对他的限制更加严厉了,还要求他每晚7点以后不能离开旅馆。无奈之下,伊文思不得不返回汉口。

    伊文思在中国9个月,拍出了心血之作《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讲到拍摄受挫,经过秘密渠道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拍摄了一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会的镜头。

    即将离开中国时,伊文思表示想见一见中国的电影人,于是就有了与袁牧之的一面之缘。这两位电影人一见如故,听说袁牧之能够赴延安拍摄,但手头却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时,伊文思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留给他。

    这突如其来的雪中送炭,让袁牧之非常惊喜,但伊文思是临时起意,并没有把摄影机带在身边,于是两人握手、拥抱,约定明日再见。

    周恩来了解到这次会面的情况,非常高兴,但他不同意两人再会。他周密地考虑到,这次长谈恐怕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如果再会,说不定会有危险。周恩来提议,找个人替袁牧之去取摄像机,而且这个人应该很少在武汉露面。

    摄影师吴印咸无疑是这次行动的首选。他自入行以来,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都是与袁牧之合作的,袁牧之要想在延安拍出高水平的作品,自然也少不了他。而且,吴印咸在抗战爆发后,不避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中国万岁》。然而,这部片子却因为表现了“平型关大捷”而被国民党当局视作“宣传共产党的反动影片”,连底片都被烧毁了。另外,吴印咸刚来武汉,不易暴露。

    对于袁牧之突如其来的邀约,吴印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几十年后,他曾真诚地说:“我是个搞技术的,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也就是有点正义感。”

    正是凭着这点正义感,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一条马路边。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

    “延安!延安!”伊文思用生涩的中文低声说了这么一句,就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负片交给了吴印咸。那一夜星光黯淡,双方竟都未看清对方的样貌,直到1957年伊文思再度来中国,彼此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才在明媚的阳光下,仔细端详了对方的面容。

    1938年8月,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远处默默为他俩送行的,只有我父亲钱筱璋。为了不暴露目标,周恩来安排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的电影机构工作,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去延安。”张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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