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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个诗人,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 | 杨牧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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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zzr 于 2020-03-14 16:02:5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来源:凤凰网文化

    据台湾当地媒体报道,著名诗人及散文作家杨牧,2020年3月13日于台北国泰医院病逝,终年80岁。

    1940年杨牧出生于中国台湾花莲,本名王靖献,最早笔名其实不叫“杨牧”,而是“叶珊”,1966年赴美国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见证了1960年代的美国平权运动,并将笔名改为杨牧,尝试以诗介入社会。

    代表作有《柏克莱精神》《搜索者》《水之湄》《花季》《灯船》《瓶中稿》《海岸七迭》《禁忌的游戏》等,以及文学自传《奇来前书》《奇来后书》。作品曾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兰文,其译著有《叶慈诗选》《英诗汉译集》等。

    《联合报》在报道其去世消息时评价说“多年来,(杨牧)他一直被认为可能是台湾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在花莲听杨牧讲诗》

    选自《单读07:旁观者之痛》

    文 | 郭玉洁

    “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陈文芬

    0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秦风·蒹葭》

    两点差十分,系办助理推门进来,摘下石英钟,装上电池,时针分针拨到正确的方向,像两支张开的手臂。东华大学每个教室的钟都好些年未曾走动,行政人员懒于看顾,老师学生也不甚在乎,这天在302教室,石英钟“咔嚓”了起来。两点,一位老人走进教室。他步子徐缓均匀,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坐定,抬头正对着那面钟。

    上课之前,我已听过很多关于杨牧的传言。他是著名诗人,听说也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人们提到他,语带尊崇。又听说,他是处女座,细节处诸多讲究,一张桌子用来写诗,一张桌子写论文,散文则放在左边第三个抽屉。小道流言,又传说他“个性别扭”,不好相处。为杨牧作传的作者张惠菁前来采访,正逢他即将离开花莲回到华盛顿大学,有学生前来相送,情绪伤感似乎将要落泪。杨牧等学生走后,关上门说:“我就是不想看到学生哭。”另一个故事是,花莲诗人陈克华,也是一位眼科医生,为许多作家看诊,杨牧也在其中。一次他写文人轶事,纵论作家们的眼睛,说到杨牧有青光眼。从那之后,杨牧就换了眼科医生。

    此刻坐在讲台上的杨牧,戴着眼镜,灰白的头发干净、一丝不乱,脸上虽有皱纹,却和皮肤的肌理一般细致,颧骨上还有午睡方醒的红色。若说诗人,似乎有点太普通了,他更像一辈子活在书斋里的儒雅老者。他打开手中的名单,用手指点着往下数,又抬头数了数教室中的我们——U型的桌边疏坐十五人。杨牧开口说话,声音衰弱,中气不足:“我希望人数不要太多,最好在十一个人之内。”他手臂微微摆动,做着不灵活的手势,似乎在尽量避免消耗动能。

    这门课叫作“中西诗学比较”,是诗人、学者杨牧从美国华盛顿大学退休后,回到花莲开的第一堂课。接下来,他解释课程,“中西诗学比较”,不是真的要比较“诗学”——当代文学研究中,“诗学”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被解为广泛的美学理论,不,不是的,这堂课不讲理论,而是读中西原典,中文读《诗经》,“把两三千年前的东西拿出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英文读叶芝。因此这堂课又有一个副题叫“古典与现代”。

    杨牧请一位同学朗读《秦风·蒹葭》。四言诗重复回旋,五言句变换节奏。必得朗读,全心体会,时间延进以音乐叮咚,空间则铺开迷蒙图景,这首原本烂熟至俗的诗,突然展现美的本质:令人静默,久久不语。

    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翻译的《英译诗经》出版。在这本书中,高本汉把《诗经》中的诗歌编号,《周南·关雎》是No.1,第一首。在课堂上,杨牧使用了这个编辑方法,这样的编法让他想到《圣经》:“在我看来,《诗经》和《圣经》是一样的。”因此,《秦风·蒹葭》就是第129号。

    字辞易解,没有太多要讲的,杨牧微微抬头,看着教室里某一个虚空的点,像是怔住了。他想起读花莲中学时,有一天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给我们看,就是《蒹葭》, ”他回忆着,“老师用广东话念了一遍,那时候似懂非懂,完全不确定,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都不确定,和数学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可是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诗。”这是杨牧第一次读到《诗经》。二十岁时,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由父亲的工厂印刷,妹妹校稿,书名就叫作《水之湄》。

    杨牧从虚空中收回眼光看着我们,仍然是沉思的,似乎不确定能否将当年《蒹葭》所触发的震撼传递给今天的学生:“二十年前,有一种理论是文学死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这真是一个蛮大的谣言,你们比较幸运,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

    

    图片来源:《他们在岛屿写作:朝向一首诗的完成》

    02

    在岛屿上,中央山脉耸起,纵贯南北,把台湾岛分成东西两半。西部面向大陆,是开阔平原,福建移民越过台湾海峡,登陆开垦农地,通商、修建工厂,西部向来是汉人聚居之地、台湾经济的重心。而东部的高山雄踞之下,平地狭窄,不利耕作,居住的多是原住民,刀耕火种,迎向浩瀚的太平洋。

    因此在台湾人心中,西部是“前山”,东部是“后山”。花莲就在后山,是山水壮丽的度假胜地,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偏乡。

    1940年,杨牧出生之时,更是如此,“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靠着太平洋,“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

    杨牧原名王靖献,祖父是菜农,父亲两兄弟在花莲开一家印刷厂。当时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已被统治了四十五年。他记得自己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在太阳光下飄着浮着,“那时不少张三李四已经改名为渡边田中,夏日里喜欢穿一条相扑大汉的白色丁字裤在廊下乘凉,以不标准的破碎的日语互相请安。”

    在他记忆里,花莲的日本人不多,只记得冬天的上午,寒气弥漫着太平洋的涯岸,峻岭俯视,峰顶积着白雪,他看到一个带长刀的军人,穿着军大衣在街上沉默地迈步,脸上似乎也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带着一种寂寞的傲气。

    当时日本正节节败退,1944年夏秋之交,美国飞机出现在台湾上空,一开始所有的轰炸和扫射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较大的城镇,有一天,轰炸机到达了花莲港口,杨牧随家人坐火车往南边去避难,再回来时,日本人走了,台湾“光复”。

    政权更迭,年少的杨牧并无所感,他只知道学校里多了很多南腔北调的老师。有的老师乡音之重,三宣其令,无人能懂。他记得,中学的老师分为两类,比较严峻的兄长型的是台湾老师,另一类就是漂洋过海的外省老师,他们比较放松,“有时带着难言的落寞的神情”。在这些外省老师那里,他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包括粤语念出的《秦风·蒹葭》。

    另有一位胡老师,是湖南湘西人,闲时谈天,他跟杨牧说,“赶尸”是真的。胡老师说得天花乱坠,杨牧听得张口结舌。为了转移话题,他说:“湘西出了一位大作家,对不对?”老师吃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留在大陆的作家,因为“附匪”已被国民党禁了。但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看杨牧每天借翻译文学,惋惜他没有机会读中国小说,于是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八骏图》,叮嘱他不必登记,也不要转借别人。第二天,杨牧去还《八骏图》,管理员从柜子里拿出了《边城》。

    19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是台湾现代诗的高峰。

    在这样的风潮里,十五岁的杨牧,写下第一首诗。

    二十四岁的杨牧回溯道:“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的?怎么写的?是什么力量压迫我、促使我的呢?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

    四十七岁的杨牧则把这个神秘的时刻归于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摇,摇醒了蛰伏我内心的神异之兽”,他目睹一个雕塑家如何将一块木头变成神像,这雕刻的过程,就是创造,而创造是多么迷人,“我将以全部火热的心血投入一件艺术品的工作……一个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在我内心滋长,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微弱地负荷着,在那遥远的时代,我知道我正在迟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别。”

    十五岁的杨牧,开始写诗。他把作品发表在自己和学长办的刊物《海鸥》上。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信中,他们都自称“寡人”(杨牧写道:“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然而无论是花莲,还是台中,都不是台北。台北,是一切热闹发生的地方,新锐的潮流,遽起的名声。杨牧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与论争。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敏捷应对外界变化,并非他的特长。无论是年轻时过多的感伤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启时刻,他站在潮流的边缘,勤奋阅读、写作,诗情在内心孤独生长。

    他决定,诗将是他表达世界本质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从这里到那里的关系,是这里和那里的对比,冲突,调和,于是就产生了诗……诗于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隐喻,你用它抵制哀伤,体会悲悯,想象无形的喜悦,追求幸福。诗使你现实的横逆遁于无形,使疑虑沉淀,使河水澄清,仿佛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诗提升你的生命。”

    当时的台湾,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专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学”,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到老师说:“这个年头啊,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十五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新思潮与新创作,都发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台大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创办《现代文学》,和“现代诗”一起,成为台湾战后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杨牧也从东海大学历史系转到了外文系,他读加缪、英诗,而他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同时,杨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课。东海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大学者徐复观,他被称为“新儒家四杰”之一,曾写过《两汉思想史》等著作。徐复观用近十周的时间,讲解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仔细辨析字句、文法、结构。这对杨牧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他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中文要写得好,别无他法,就是读古文。”他说。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的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从一开始,中英文就并列交错在他的写作中。

    

    

    03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枌。

    ——《诗经·陈风·宛丘》

    在《诗经》中,这并不是一首有名的诗。有人解为讽刺诗,有人解为情诗,但都牵强。杨牧想象,这是一个舞台,有人击鼓,有人击缶,另有一人无论冬夏,手持缤纷的羽毛跳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陈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楚国,同样巫风盛行,举国痴迷歌舞。也许,这就是一个迷狂的舞者。

    杨牧问:“林怀民,云门舞集,你们知道吗?”1962年,杨牧赴爱荷华大学读写作班,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王文兴、林怀民都先后到达,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传奇的爱情也刚刚开始。台湾文坛璀璨的星空,年轻的人们发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着走着,林怀民冲到一根电线杆前面,绕了一圈。”杨牧干笑着。他是数学家一样的诗人,喜欢喝一点酒,但不过量,写诗时则一定不喝,理性、内敛,情感变化再三检视,表达时几度徘徊。《陈风·宛丘》中手持羽毛无论冬夏的舞者,让他想起林怀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现代舞表现《楚辞》,阳刚健美的男舞者在舞台上几乎全裸。杨牧坐在台下,觉得这很不对,《九歌》里不是这样的,楚国的男巫、舞者怎么可能是裸体?他写信给林怀民,向他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理我,后来的演出也没有改”。

    杨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说:“白先勇就是学张爱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个小说家郭松棻对坐,郭松棻说,先勇,你写的是通俗小说。“白先勇也不生气,就笑。我赶快说换个话题。先勇的风度很好,换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会生气。”

    年轻的白先勇以《台北人》出名,后来难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项志业:推广昆曲。在美国时,他就常随一些怀念中国的老先生唱昆曲,白先勇特别兴奋,杨牧说起来却皱眉:“我始终不大喜欢。你们有人喜欢昆曲吗?”

    有三两个人举手。

    杨牧问:“为什么呢?”

    有人答:“因为……昆曲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杨牧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也太美了。”年轻时杨牧着迷的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他读比较文学,“想把中西文化都解决掉”,关于戏剧,他想的是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挠头苦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和悲剧?可是,最终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写了一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其他统统没有研究,也不再感兴趣了。

    课堂上有这样小小的漫谈,尽管时间总雷打不动(两点上课,三点半休息,五点下课)。杨牧身后,午后的晴空下,窗外几只鸽子一直在咕咕咕咕地叫,扑腾着翅膀。这堂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又把我带回了文学。在话语纷繁的时代,能够沉静地读诗、谈诗,杨牧说,“阅读的乐趣大过了研究的乐趣,文学应该这样才对。”

    04

    1965年,杨牧收到徐复观的信,要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见陈世骧。

    陈世骧是海外汉学界的泰斗,他中英文俱精,曾与人合译《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是中国现代诗介绍到西方的首例。1940年代,陈世骧赴美国,协助筹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系,是早期漂洋过海的汉学拓荒者之一。1950年代初,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运用在中国古典诗歌,以一万多字,评析杜甫的五绝《八阵图》,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1971年,他第一次提出,与西方文学并列时,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从此,“抒情传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此时的杨牧,即将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他除了必修的创作和翻译课,又选修了古英文、现代美国诗、比较文学等。朋友们暑期去纽约打工,赚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转了一周,杨牧断定端盘子、洗碗碟不是理想的工作。很快有人找他翻译一本书,同时被邀的,还有张爱玲、於梨华。每天译书、写作、散步喝咖啡,他已放弃了大学时最爱的诗人济慈,专心精读叶芝全集。杨牧认为,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三十五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是三十五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认为自己是写诗的,又不是做学问的,去见陈世骧做什么?

    但他还是去了,带着两本自己的诗集,一路询问,准时站在陈世骧的办公室门前,敲门却无人应答。此时的杨牧仍有年轻诗人的傲气,觉得自己比张良还委屈。陈世骧来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在追悼陈世骧先生的文章里,杨牧仔细地描写了这次见面,他说,陈世骧先生并没有为迟到表示歉意。他捧上诗集,陈世骧随便看了一眼封面,开始拆信,不发一语,把杨牧丢在一旁发呆。杨牧的张良之情又油然而生。陈世骧读完信,拾起诗集,仍然不发一语,专心读了好几十页,忽然脸上有了新的表情,说了些称赞的话。二人谈论起来。杨牧说有意读比较文学,大讲对史诗和悲剧的看法,“这时,陈先生已经变成一位笑容满面的长者,快意地吸着烟,不时大声追问我的论断,又引述中西材料为我的畅言做修改,最后说,史诗和悲剧在中国文学传统里不曾发展成型,正是我数十年来时时思考的题目”。

    1966年,杨牧从爱荷华获得硕士学位,他收到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和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陈世骧写信给他说:“放弃哈佛,到伯克利来!”

    陈世骧的家在一座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楼房,松树环绕,号为“六松山庄”。这里经常有很多留学生高谈阔论,有时,他们会谈到张爱玲。1969年,在夏志清的推荐下,陈世骧聘任张爱玲,作为“中国当代语言计划”的研究人员。张爱玲的办公室,就在杨牧隔壁。同在陈世骧门下行走的刘大任说,张爱玲是中国研究中心的“灵魂”,因她通常黄昏将近夜晚时出现,挨着墙壁行走,早上离开,有如女鬼。陈世骧羽翼下的学生不乏张迷,但也有人嗤之以鼻,小说家郭松棻说张是“姨太太文学”,杨牧也不喜欢,谈到张爱玲时称“那婆娘”。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圣地,反越战争民权的中心,也是嬉皮灵药文化的首都,各类议题的政治斗争与思想交锋热火朝天。随后,在美国的台湾青年,又掀起“保钓运动”。左翼的金戈铁马中,张爱玲的儿女情长被看轻,也并不奇怪。杨牧并非各类社会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单纯是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语言的草创期,粗率不葺,只有湘西的沈从文,是个大作家。

    杨牧在阅览室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里,窗外隔着马路是英文系的大楼,再远些是总图书馆,更远是钟塔和山。他研究古英文、中世纪欧洲文学,他读《诗经》、《离骚》、《文心雕龙》、唐诗,学了德文、日文和希腊文,又对古希腊文学骤然产生狂热兴趣,几乎想要放弃英国文学,专攻古希腊文学。陈世骧敲着烟斗笑着说:“靖献,生也有涯……”

    在伯克利,有两位流亡学者,每周四杨牧都与他们聚集谈天。一位是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他曾有一首长诗,描写三人在一起谈天的故事。另一位是西方汉学界的怪杰卜弼德(Peter B. Boodberg)。卜弼德是流亡的旧俄世家子弟,精通十多门语言。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文章用英文写成,但是分析部首时常用其他文字注解,有时是希腊文,拉丁文,有时是俄文,德文。他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字传统,含涵深远博大,唯有用整个欧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传统,方能注解清楚。

    最初,卜弼德看不起杨牧,他认为比较文学不成其为学问,不过是巧立名目。杨牧选修了他的一门课,写期末报告时几乎精神崩溃,自认“读中国书以来,从未如此苦过”。结果,报告仍被卜弼德批得体无完肤。有了这次经验,杨牧心想:“以我的乡下人脾气判断,觉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对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们念比较文学的并不是完全不理中国的文字小学。”

    不久,杨牧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筹备成立,他向陈世骧说,希望卜弼德先生考他一门。卜弼德十分严厉,点上雪茄烟,问他:“刘勰说屈原赋‘金相玉式’是什么意思?”杨牧心知卜弼德意见与他不同,但还是好胜,当场顶撞起来,卜弼德气得不得了。口试虽然通过,杨牧仍悻悻然良久,觉得这个脸丢大了,非努力雪耻不可。于是,在博士论文委员会成立时,又执意邀请卜弼德加入。

    1970年,杨牧把博士论文全稿寄给卜弼德,卜弼德回了一封用绿墨水写的长信:“读完你的论文,我总算相信中西比较文学是一门可以研究的学问。”杨牧非常高兴,他听说卜弼德数十年来很少写那么长的信。但是他又听说,卜弼德用绿墨水写,是因为绿墨水不能复印,而且容易褪色,因此有朝一日,他所写的都会烟消云散。杨牧听完,又觉得怅然。

    1971年陈世骧先生去世,在追悼会上,卜弼德激动地抱住杨牧的肩膀说:“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对你很严厉,我要你知道,诗人是诗人,学者是学者,诗人要变成学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又说:“中国文学还是要你们中国人努力去开拓。”

    在伯克利的四年,也许是杨牧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曾放言说《诗经》不好,陈世骧大怒,说:“小子浅薄,不识古人深厚!”他亲自教授《诗经》,最后,杨牧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陈世骧和卜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认识文字的历史,同时,他在悼念陈世骧先生时写道,古典文学使他学习谦冲忠厚的人格,“诗教是可能的”。

    传统的与现代的,杨牧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晚清以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命题,一个古老文明遇到来自西方的强势文明,被迫改变、扭转方向。在“落后挨打”的逻辑下,一代代文学研究者痛心疾首,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史诗和悲剧?杨牧也是如此,最后他放弃了。这终归是一个伪命题。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昆曲?文明的发展不遵循同一条路径,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杨牧脱去背后的价值判断,平等而精深地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再是论文题目,它就深刻地盘错在生活的细节,熔炼出新的语言,广博、开放的文学世界。杨牧成为了世界诗人。

    05

    那年晚夏我们一起对坐:

    你的好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和你与我,谈话。

    我说:“一行往往必须好几小时;

    可是我们来回拆补的工夫徒劳

    假使它看起来不像当时顷刻即有。

    那就不如双膝跪倒

    厨房里洗地板,或像老乞丐

    且敲石子无论风吹雨打;

    因为要将上乘的音质整体展现

    比作那些工更加劳累,然而

    总被当作游手好闲,被吵闹的

    银行员,教师,神职人物之类——

    殉道者称之为世界。”

    于是这时候

    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为她

    许多人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

    如此柔美文静而怔忡于心)

    回答:“生为女人应该知道——

    虽然学校里不教——知道

    我们必须努力促使自己美丽。”

    (叶芝《亚当其惩》节选,杨牧 译)

    从伯克利毕业后,杨牧留在美国,教美国学生《诗经》、《离骚》。有时他回台湾,教英诗、莎士比亚。行政事务缠身时,无暇作诗,他就翻译。他曾翻译了一本《英诗选译》、《叶芝选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上课的教材。这首Adam's Curse,有人译为《亚当的惩罚》,杨牧译为《亚当其惩》,是在模仿《诗经》的句法。

    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惩罚夏娃生育之苦,亚当则要终身劳作。叶芝在这首诗里写道,诗人如同工匠一般,来回拆补,将上乘的音质呈现,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却要让人读起来像神灵附体偶得佳句。杨牧反复讲解,到下面几句,突然抬起头,有些困惑:“我听有的学者说叶芝是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这里说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是不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赞美。”同学A说。

    “我也觉得不是。”同学B说。

    我忍不住举手:“我觉得是。诗人认为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是啊。”

    杨牧有点惊讶:“你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心里想,我觉得是的,但我仍然喜爱这首诗,它让我晕眩和喜悦。

    当代读者无法逃离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毁了文学。学者们拆解、重构,运用理论话语,唯独忘记了美。布鲁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学作为人心、社会的镜与灯,又不能忽视其中的偏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叶芝对诗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赞叹,但是作为女性,我随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愕然不已。

    选修的同学最后留下了十个,有人本科读英文,有人来自马来西亚,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杨牧说,你们读英文诗不会输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因为你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学。美国记者何伟在涪陵教书时,有同样的评论。中国实在是个诗的国度,华人诵诗的传统,对诗的修养,是无愧于任何文明的。

    在课外,杨牧安排每个同学半个小时的面谈时间,以弥补他出外旅行缺的课时。“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让我太累。”他记下每个人的时间,一边抬头叮咛我们。那天下午,杨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隔着一张书桌,我们散漫地聊着,和上课时一样,口头表达不是他所擅长的,只泛泛地讲道,二十年前,他曾到过中国大陆,也认得我母校的老学者们。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师陈世骧,就来自这里。同行的外省诗人,如郑愁予,免不了经历亲人重逢、情绪起伏的场面,杨牧却感觉淡漠,他觉得这里的山水文化破坏得厉害,不是书中的中国,学者的不能自由发言,也令他失望。

    这些他都没有讲,只温和又浅浅地,问我是否读过《一首诗的完成》。我说读过。这是他写给年轻诗人的十八封信,我记得书中一个细节,是杨牧年轻时第一次读李商隐,一边读一边抄写,从午后直到深夜离开,觉得繁星虽美,古典诗歌更美。

    他点点头,说抄写是一个好方法,我在美国教《诗经》,有的美国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抄写了整本《诗经》。

    我说,大概也比较利于记诵。

    他又露出了那种表情,似乎满腹精妙的想法,无法口头表达,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说:记不下来也不要紧的。

    那什么要紧呢?在《一首诗的完成》里,他写到有一年冬天,独自开车在公路长驱,突然遭遇一场风雪,杨牧把车停在路边,等风止雪霁,眼前层云舒卷,散开,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广大的山谷,更远处是点缀了无尽白雪的蓝色山脉。他在心里搜索合适的诗词句子,“帮助我形容眼前的爱和美,让我把握那一刻的发现”。搜索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悸,瞬间觉悟:应该以全部敏锐的心灵去体验,必须于沉默中向灵魂深处探索,而不是搜寻有形的文字。古典诗词应该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若博闻强识缺少了转化融会的能力,就会变成束缚。

    杨牧看着钟,半小时过去了,下一位同学已经等在门外。

    06

    难以相信,杨牧经历的是这样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民主化浪潮……像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般,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远远地观望着。

    在伯克利读书时,他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他看到军方在校园大门摆了一张征兵的桌子,鼓励男生去登记。有一天,几个愤怒的学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来,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广场上都有人在演说,反复阐释不当兵的道理,学生坐在红砖地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听着。那时广场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厅,中午工人也坐在那里吃三明治听越战的呼声,三年后建筑物落成,工人都变成了反战专家,和学生联手对抗警察。

    教授中世纪文学的教授Alane Renoir,父亲是法国著名导演,祖父是印象派画家。他上课声嘶力竭,有时装疯卖傻,很像杨牧印象中中世纪文学专家的印象。有一天Renoir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军征服荷兰时,一位荷兰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在伦敦休假,虎口余生,伦敦记者请他发表谈话,对祖国沦亡之事稍做评论。这位学者拒绝发言,说:“我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不是现代史!”杨牧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编出来讽刺中世纪文学学者的,意思是学者不能不问世事,必须介入现实。

    伯克利所见所闻,让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可是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编辑“新潮丛书”。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杨牧应高信疆之约,在《中国时报》开专栏,写些评论的文章。有时针贬时弊,有时介绍新知,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敦厚蕴藉,不做惊人之语。

    1985年,他写了《赃》一文,批评“教育部”正在酝酿推出的《语文法》:“有一个朋友来信,责问我当此天下滔滔之际,遇到这么一件和文化命脉有强烈关系的问题,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确实是觉得说不出话来,有点想学鸵鸟将脑袋藏在沙堆里,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为这时代之粗暴野蛮感到俯仰惭愧。或者当我不要学鸵鸟的时候,忽然又想起这传说中的‘语文法’,辄陷入一种包含了愤怒和悲哀的休克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话说。”

    这篇评论,报社没有发表。杨牧觉得自己与报社两相不能忍耐,停掉了专栏。

    诗人与社会参与,始终悬在杨牧心中,是一个问题。1986年,他在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时会侵蚀诗歌,杨牧写道,白居易在主张诗的讽喻功能时,竟因此贬抑李杜的诗歌成就。反复思量,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掌握尽量多的文类,处理不同的题材,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一般。这是一种挑战,一条危险的窄路,不过,“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间,发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闯进政治犯林义雄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此案至今未破。杨牧在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写下了《悲歌为林义雄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接、这么大声的诗,同时,这也是一首坏诗。四年后,杨牧收到一封年轻人的信。当时他在台大教课,期末监考时,学生在答题,他在讲桌上写下《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像杨牧所有杰作一样,往复回旋,音韵动人。想获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他常常想到叶芝,这位爱尔兰诗人,钟爱革命者毛特·岗,为她写下许多情诗,包括著名的《当你老了》。但是毛特·岗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另一位革命者约翰·马克布莱少校。马克布莱死后,叶芝两次向毛特·岗求婚,都被拒绝。1977年,杨牧写下《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在文中书写叶芝,屡屡自况。

    他说,叶芝是一位寂寞的人,被排斥的右外野手,孤独站在局外,嚼着地里扯出来的青草,看他的朋友们在局里商议厮杀,以血肉创造“可怖的美”。“我相信叶芝对爱尔兰的爱绝不下于马克布莱少校他们,可是他选择的竟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07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主孔阳,为公子裳。

    ——《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一首重要作品。士兵跟周公东征三年,终于能够回家了。杨牧要我们想象这是一部电影的镜头,士兵离家越来越近,他在旅途露宿,他想象家中荒芜,生了各种虫子,他想象妻子在家等待,他回忆起新婚之时,鲜衣亮马,当时如此美好,现在如何呢?——也许唱到最后,他已经到了家门口。

    诗中“熠燿”一词用了两次,形容宵行(萤火虫)和仓庚(黄莺),“可见以前的诗人是不怎么讲究的,不像现在这么累,不能重复……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了,当时文字还在形成中……最早编一本字典得有多难呢?”他沉吟,“有一次一个德国记者问我,中国有没有编过大字典?我气得要命,我们编字典的時候,你们德国文学还没有呢。”我们很少看到杨牧这样动感情,笑起来。他却很认真:“真的,德国文学最早是马丁·路德,之后几百年都没有,直到歌德,19世纪……18世纪好了,给它算早一点,我们《尔雅》、《艺文类聚》,早就有了。”他说着,微微地喘起来。

    一个同学嘎嘎笑起来:“老师,你真的很气耶。”

    杨牧缓慢地,不知如何应对:“啊?”半晌之后,翻书道:“我们来看下一首。”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用粤语朗读《豳风·七月》。语音铿锵,跌宕更甚。这首《诗经》中最长的诗,写的是周朝农作生活。

    诗中出现了两种历法,“七月”、“九月”,是夏历,类似农历,“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朝的历法。“有人说,这里面怎么有两个历法?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现在不就用两个吗?还三个呢。”杨牧说的是台湾目前既用西元,又用农历,又用“中华民国”纪年,他持续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不要怀疑文本,才是好学生”。

    虽然以时间开头,却又不是顺序叙事,诗歌内部时间交错,重复的频率也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杨牧想象,也许是大家坐在一起轮流唱,“第一个唱的人,也许是玉洁,她天份很高,两个历法都上来了,唱了十一句。第二个被点名的人,一时没有准备,就重复了前面两句,然后才开始唱自己的。第三个人,已经有所准备,就重复了一句。”

    今天人们没有耐心、也难以读懂这首诗,一方面是古文犹如外语,另一方面,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生活相去已远,我们不清楚荒年果腹的野菜,也不了解丰年酿酒的喜悦,不了解荇菜浮于水面、花开金黄色,也就无从联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是如何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耐心查阅字词含义,慢慢咏诵,以古老的阅读方式,看到两千年前人们的生活,悲哀与喜悦,歌与诗,原来与今天相通。朱熹注《诗经》,尽管常引向讽谏,有些无聊,但是字词解释极其详细,杨牧说,朱熹这个人很可爱,为了让大家读《诗经》,苦口婆心。如此说来,杨牧老师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苦口婆心,让我们理解《诗经》的美。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杨牧一直在教书。他每年重读《诗经》、《离骚》,仍有新的体会,他说,这是没有终点的诗,结局是开放的。

    1991年,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杨牧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芝。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静立在树下,忖度风吹叶落时宇宙的秘密。

    春天,在太平洋边的小城,师生们朗读杨牧的诗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前来访问,他正在将杨牧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此前不久,杨牧受邀到北京演讲,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难得有这样博学的诗人,杨牧的写作,让我们知道尊重知识,知道写诗有一种精神系统在里面,而不是一触即发的行为。

    会有更多的人们认识杨牧、会有更多的赞誉来临吗?他仍低调行事,不在任何风潮中心,一直地处边缘(花莲、台湾、美国……该如何定位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诗人?)使他的名声与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互联网时代来了,对纯文学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在这时,为何要读杨牧?台湾作家陈文芬这样回答:杨牧的诗歌有关雅言与口语、现代与传统,“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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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16:04: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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