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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秦晖:社会发展为什么要尽力避免大盛大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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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600 于 2020-03-14 21:48:4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1.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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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1:52:01    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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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1:57:28    跟帖回复:
3
    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02:00    跟帖回复:
4
    3.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08:09    跟帖回复:
5
    4.

    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12:05    跟帖回复:
6
    5.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人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28:38    跟帖回复:
7
不是有理论说 —— 波浪形前进、螺旋性上升嘛?
(都想三点一线直来直去貌似不妥哈)
(笑)


谢谢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33:04    跟帖回复:
8
    6.

    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

    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人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36:48    跟帖回复:
9
    7.

    没有人性,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和宽恕,人对人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可见的将来还会是这样。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39:29    跟帖回复:
10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 “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 “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

不民主、不理性的 高效 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 “迟早都是要还的” 。


节选自:刘瑜《民主的细节》——越民主,越低效?
http://reading.caixin.com/100134/100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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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氏威权体制的建立

20世纪初,除了“每年进行一次改选”之外的《人民宪章》条款被吸纳到代议制(由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民主中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那些追随者们——开始构筑起形形色色的“真正民主”,代议制民主则被他们斥为“形式民主”。

查韦斯的手法也莫过于此。他将自己要打造的政治体系称为“参与制民主”,并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能使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无法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查韦斯利用了多次公投和立法来构建他的“参与制民主”政治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构筑了整个委内瑞拉体制框架的还数1999年宪法的通过。不过,这部世界上最为冗长的宪法主要反映了两种思维:一个是民粹,一个是集权。

以公投取代议会政治是查韦斯“参与制民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该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发起四种公投:罢免、批准、废除和咨询,这为查韦斯后来废除任期限制等扩权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公投这类做法在拉美政治中并不新鲜,从左翼的智利的阿连德、洪都拉斯的塞拉亚到右翼秘鲁的藤森、哥伦比亚的乌里韦、智利军政府统治者皮诺切特都对其情有独钟。

查韦斯曾宣称,加强集权是打破传统政党垄断政治所必需的。1999年宪法拉开了集权进程的序幕: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六年,原来的不得连任的限制被删除,但规定一个人总共只能任两届总统。此外,国会由两院制改为了一院制,也使委内瑞拉成为罕见的国会里没有各州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国会原有的立法权也被削弱,随时可以被总统宣布解散。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职务——公共辩护人被设立,其职能是监督总统和国会以捍卫公共道德和利益,这就更使国会权力受到扼制。法官也由原本的国会任命改为需通过公共考试才能上任。

借这股东风,查韦斯在2007年12月和2009年2月两次发动修宪公投后,废除了总统任期的限制,为自己的终身总统梦扫平障碍。此前,他曾四次获得国会授予委任立法权。在14年的执政期间,查韦斯享有这种至高大权的时间长达4年半。其间,不少备受争议的法律都是查韦斯利用这种权力颁布的,如《土地法》和《碳氢化合物法》。对于司法系统,查韦斯将最高法官的人数从20人增加到32人,还任命了9名亲信。至此,一个查氏威权体制完全被建立起来。

不过,一个1998年当选为总统的政坛“黑马”,如何能在一年时间就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改头换面呢?这还需要追溯起查韦斯上台前的委内瑞拉政坛历史。

1958年1月,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Jiménez)的独裁统治。当年10月,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等政党领导人签订了《菲霍角协议》。以此协议为基础制定了1961年宪法,规定委内瑞拉共和国永远是民主、代议制、责任制和轮换制的政府;总统由直选产生,任期五年,不得连任,并在任期届满后的十年内都不得重新当选总统。

这套民主制度在一开始就太过重视“民选总统”而忽视了权力的分散制衡。由于国会议员的个人作用不大,立法往往是政党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也没能形成成熟民主国家那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分野。前面提到的那种委任立法权,也是这一时期政府的一项创举,只不过查韦斯将其最大化地利用了而已。

1994年,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弗雷德里希·韦尔施曾研究过委内瑞拉国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他发现,国民对建制机构普遍不信任,除了天主教会和军队受到的信任比例超过不信任比例,其他机构均被怀疑,其中国会、政府、工商业联合会和工会得到的信任比例不超过三成。不过国民对民主本身的信心比例却上升了,近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或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是民主主义者。韦尔施据此认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会继续稳固下去。

查韦斯正是利用人们对“民主”这个模糊概念的信念,轻松摧毁了那些不受信任的民主建制机构。这个政治后生在他政变失败后发表的那番“暂时没实现目标”的投降宣言大概并不足以为他赢得称赞,但当他以这种形象、配合看似美好的概念,攻击那些早被人们怀疑和忽视的建制机构时,不难想象委内瑞拉传统的民主制大厦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节选自:
《委内瑞拉:查式社会主义如何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2016年05月30日 08:32
来源:凤凰周刊
https://finance.ifeng.com/a/20160530/1443903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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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拉美国家的民主都有一个特征:它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查韦斯式民主就是这种瘸腿民主的一个典型,他频繁地诉诸各种公投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0年之内14次)。他将议会从两院改成一院、2/3投票制改成简单多数制,使国会成为他的橡皮图章;他将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并安插亲信,将最高法院变成他的队伍;他把军队控制权从国会转移给自己;他通过监管机制成了最大油企PDVSA事实上的CEO;他对公民社会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反对派电台被关、国际人权组织被驱逐等新闻层出不穷。就是说,民众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他,然后他用这个权力瓦解其他权力机构,有人称之为“竞选式独裁”。

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谛在于制衡,而不是民粹。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在于选举的“那一刹那”政治家是否赢得了高选票,而且还在于两个“刹那”之间的岁月里,能够有制度性制衡来推动不同机构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互动。一个只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许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节选自:
刘瑜:查韦斯式实验,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式民主
网易新闻中心
http://war.163.com/13/0105/16/8KFHIV0J00014OMD.html#from=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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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是一部高度纪实的影片,它逼真地再现了希特勒在柏林的最后12天。影片是从希特勒的秘书,记录过他的政治遗嘱的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回忆开始的,时间是1945年4月,俄国人的军队已经进逼德国首都柏林,整个德国已陷入了战争的火焰之中。希特勒的部下希望他考虑一下柏林平民的生活。希特勒说:“此刻德国人民的生活所需不应该再考虑,我们最好自己销毁他们,我们的人民这么懦弱,根据自然法则,他们应该灭亡。”“战争结束后,剩下的将只有劣等人群,因为优等人群已经灭亡。”

希特勒的这个念头,绝对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而是他精心构筑的计划的一部分。其实,对德国人民的屠杀,早在1944年就开始了。

1944年8月,希特勒在对地方纳粹领袖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如果德国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下引不注)对人民的屠杀,首先是从被征召的士兵开始的,因为战争,德国“15—18岁的孩子和50—60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都在搜寻入伍者。”

为驱使这些征召后就被送上战场的士兵投入战斗,1944年9月10日,纳粹二号人物希姆莱下达了一道命令:“某些不可靠的分子都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这命令带着威胁与恐怖的意味,它把被迫在前线作战的每一个士兵,与他们在德国的家人绑在了一起。这种“连坐式”的命令,已开始透露出,为了实现纳粹的理想,要把所有德国人绑上死亡战车的最终企图。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不同意这道命令。他给希特勒写了一个备忘录,提出“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在纽伦堡的法庭上,斯佩尔述说了这个“焦土命令”的详细内容:“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一旦这个命令得到全部落实,德国将回到中世纪。但希特勒给斯佩尔的答复,便是电影中的那一段话: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个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所幸的是,战争推进的速度太快,加上斯佩尔的拒绝执行命令,那些要化为焦土的设施,很多被保留了下来。即便那样,在战后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德国人依然度日如年。


摘自:《没有一个帝国为它的国民而存在》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2520980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40:21    跟帖回复:
11
循序渐进,是英国人的传统。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40:25    跟帖回复:
12
路过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42:05    跟帖回复:
13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07年提高最低工资的通过,经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06年那次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分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同时也要有所让。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始终不大愿意正视政治的"利益集团"特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宁愿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当纽约地铁工人以搞瘫全市交通要挟涨工资时,这些地铁工人固然是"人民群众",但那些怨声载道的纽约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美国的那些宗教右翼坚决反对堕胎时,他们固然是"人民群众",但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自由左翼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同理,北京上海人愿意维系本地人较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居民是人民群众,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政府向偏爱的大型国企贷款从而保护了国企员工的利益时,国企员工自然是"人民群众",但很多因此失去贷款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就不是"人民群众"吗?正是那种常见的"整体主义"的"人民群众观",那种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具有统一利益的幻觉,导致了那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似乎一个政治势力就可以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等于无形中增加这个制度里的"协商点",从而尽量消减公共政策中的专断性。从总统到国会,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从国会到法院,从政府到公众、到NGO、到媒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一个权力机构试图说服另一个权利机构为其倡议"打开闸门"时,都必须"给个理由先"。如果它无法做到"给个理由先",要么它必须将其政策修正到对方认为"合理的程度"(比如07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迫使民主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给小企业减税),要么该政策得不到通过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比如有很多州拒绝执行"爱国法令"中的"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死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之后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矿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质安全"的行业。"民主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经,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自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的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英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节选自:《民主的细节》
http://reading.caixin.com/100134/100204.html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44:42    跟帖回复:
14
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 吃饱穿暖都是奢望 历史书怎么保存下来  ?历史都是猜测的
回帖人: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20-03-14 22:48:04    跟帖回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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